袁光钰：清华六年（1957-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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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清华六年（一）





          参加反右运动


前   言





   在校六年，国家通过清华给了我丰富的科学知识，让我从一个中学生初步踏入知识界的大门。尽管社会动荡，但我仍然从清华接受了比较严格的学风和品质教育；国家也通过清华，告诉我应该如何对待党、国家和集体；应该抱什么态度去对待同志，服务人民，服务社会。这两方面的教育，对我此后的所走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从内心深处终生感谢国家和学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但如果说，这几年的教育也颇有不完美之处，恐怕主要在于无尽无休的政治运动及其对于广大师生的错误导向。这些运动花费了我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粗略地统计一下，在我们的六年学习期间，参加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的时间大约为两年半左右，教学学时数和教学质量受到很大影响。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偏激的极左思潮和红专教育、随后的大跃进等等，在广大师生中形成长期难以纠正的、畸形的人生观和事业观；在党和知识群体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融的隔阂。这种隔阂也是随后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重要社会根源之一。我想直到目前为止，在一些人—— 也许还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心目中，它的负面影响仍然没有被彻底消除。





   这也许是我愿意回忆它的一个重要理由。





***     ***     ***      ***





  1957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





  正值李政道、杨振宁等三位华裔科学家在1956年刚刚由于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而得到诺贝尔奖金，原子物理在中学生中间的身价猛然提高，工程物理系的取分也跃居清华首位。能考上这样的系，自然是踌躇满志，觉得只要努力攻读，没准自己将来也有望作个伟大的科学家。





  不料，在进校以后，迎接新生的最重要的课程并非任何尖端技术课程，竟然是反右学习和参加处理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此时已近反右运动后期，校园内到处张贴的大字报，已经转为清一色拥护党中央，批判右派言论的内容。部分被认为“牛鬼蛇神”所贴的“持不同政见”的和“反动言论”的大字报，则只是作为批判材料，少量印发并发给大家。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政治运动，实在是毫无心里准备，更不要说体会它的严肃性和理解它对自己的影响。以前虽然也经过了镇反、三反五反，公司合营等等运动、都只是在边上看看而已，但这次却是要亲身参加了。





  关于在宏观上描述和解析反右运动的文章，在各种网页和刊物上俯拾即是，我没有必要再去重复，这里我只想写点我在清华遇到的一些小事以及它们对我的影响。





  在运动开始以后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当然是毛主席的指示，最重要的几篇社论、反右派运动的形势、右派分子的本质，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等等。然后分班讨论。在讨论中最核心的题目包括：





   * 反右派运动的伟大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持什么态度去参加？


   * 究竟右派的性质是什么，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区别在哪里？


   * 反右派运动是不是一场可能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殊死斗争？


   * 右派的主要言论是什么？


   * 为什么会堕落为右派分子？                        等等。





   我不知道现在的青年人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多半是根本就不关心吧。但当时班级的党支部和班上的团支部就是根据每个人在会上的发言和参加运动的积极程度将所有同学划分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可以说，自此以后，班上的同学就“人以群分”了，不同群体同学之间的感情明显淡薄。也大体上就是由于这次划分，基本上决定了每个人在今后若干年，甚至一生的命运。





   那些讨论进行得十分严肃，但现在回想起来，大多数讨论的最终结论真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我就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吧。





   其中一个讨论题就是“右派分子”和所谓“中右分子”的划界问题





   在56年，毛泽东先生为了引蛇出洞，号召百家争鸣，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争相表态。既然是“百家”，自然各类鸟儿都争相鸣出各自的声音，其中有些从中央的角度听来，就不那么顺耳。但到真正要抓蛇的时候，究竟哪些是蛇，哪些是鸟，要区分起来，可就比在动物世界里作同样的事情难多了。毛泽东先生不知根据什么调查结果，提出一个“右派分子的比例为总人数的5％”的指示。而且，各单位都按照这个比例划定右派，如果在5％外还有差不多的，就定为“中右”。看来名称相近的这两个结果之间有天渊之别：右派是“内部处理的阶级敌人”，中右分子就只是作为人民内部的落后群众看待了。





   青年学生对于争论问题是最较真的，就是政治问题也不例外。因为很多“右派”的言论实在说不上是反党，例如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先生所写“花丛小语”，其实是给当时的北京市政部门提出了一些意见，兼之批评三门峡工程。从道理上讲，并非政治性文章。至于一些“右派学生”的观点，甚至还很容易让大家产生共鸣。比如说，一些学生对于太过频繁的政治运动，整天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政治口号当中，没有时间念书表示不满；也有人对于一些学生干部存在武断专行，甚至打击报复行为提出批评等等，他们的言论其实被大多数同学内心所接受。但这些人明摆着已经被打成了右派，成了阶级敌人，谁还敢表示一丝一毫的同情？他们所能作的，就是拼命强迫自己去认识：这些是实打实的反动言论，任何同情心理都是错误的，危险的。





   但事实毕竟还是事实，讨论起来，那些疑虑总还是会通过各种言论表现出来的。其中一个争论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有些定为中右分子的人，其言论和右派的言论如出一辙，甚至还更尖锐，为什么这个就是自己人，那个就是阶级敌人？





   不管是哪级干部，也不敢承认在右派和中右之间的画线，竟然是由这个强行规定的5％所决定。为了自圆其说，干部们不得不费尽心思编造出各种理论来教育学生们。有的说，要看这个言论影响面的大小；还有的说，主要看态度，有些人说的话开始时虽然凶一点，但是在党的教育下彻底悔悟了，有上乘表现甚至立了功，所以就算他中右；但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问题：到底怎么才算是彻底悔悟呢？如果有些人悔悟的程度刚好在“临界点”，他应该归到哪一边呢？右派和中右之间到底是不是“连续”的，有没有“间断点”呢？（那会刚好在学高等数学。）要是悔悟稍稍差了这么一点，老百姓就变成敌人，那不是很“不科学”麽？





   于是有个老干部就和学生们讲：你们怎么这样糊涂？这叫“量变引起质变”。举例说吧，要是你们去买五块钱的暖水瓶，带足了五块钱的就买成了，但带来四块九毛九的就买不成。难道主要问题就在于那一分钱吗？应该主要看那四块九毛九。右派和中右本来就差不多，其实怎么划都成。我主要问题是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到了“临界点”才想回头。





   这段发言是作为讨论总结安排的，于是就当然成为经典理论，被所有的人接受了。





   从教育学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上进，不要走上危险道路的角度出发，这个理论本无可厚非。但作为对于人的政治生命的处理依据，认为人民群众与反革命分子之间只有“一分钱”的差异，可就大有问题了。量变的确可以引起质变，但要判断这个过程，必须是确实引起了可以清楚地检验的质变。就像人的重心不断倾斜，到了某一个点，就会跌倒。其差别虽然只是一个点，但我们判断一个人是站着还是跌倒了，终究不是去测量重心点投影的精确位置，还是要看这个人到底倒了还是没倒这个事实。





   其实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左派”同学）岂止是弄不清中右和右派的界限，更多时候是把正当言论看作右派言论，并且无限上纲。曾参加过上一个年级的批判会，被批的是一个二年级的东北学生，好像名叫马经纬吧。他的主要罪名，就是说过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也有奸淫烧杀行为，还抢走了不少机器设备。大家从这个言论开始，不断追问根源何在，于是从上述言论开始上升到反苏、此后到反共、到反对毛主席、到拥护蒋介石、最后上升到“我想要骑到人民头上”这个阶级本性为止。





   我不认识这个学生，但看他那个样子还稚气未消，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居然企图要“骑到人民头上”去。但他自己却含着眼泪当场签字画押，承认是右派，接受一切处分。恐怕此后的20年内，他不会得到彻底翻身的机会吧。





   另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是：究竟反右派斗争是不是你死我活的、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斗争。





   当时已经是处理右派的阶段，在我们看来，胜负早已不是问题。清华抓出来的虽说有5％之多，但平心而论，充其量也不过五、六百人，且其中并无穷凶极恶分子，也稀有不同政见者。在学生中的右派里，更多的是因为平时喜欢发发牢骚、开开玩笑，或者玩世不恭、胡说八道；也有的是重复了别人的某些观点，有些甚至是因为和支部书记吵了架，就弄了一个右派身份。虽然运动组织者队这些言论大力上纲上线，但无论如何，说这些言论会导致亡党亡国，我们在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





   因此有人说，这些言论虽然都是不对的，但大多还是错误言论而并非是严重攻击中央政权的言论，更没有诉诸行动，经过一阵子批判他们就已经全部认错，党中央并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就得到了胜利。他们和镇压反革命时遇到的暗杀革命干部、防火烧政府大楼的国民党特务不是一回事，说不上你死我活。还有人说，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等相继发表，党中央完全是有计划、有把握的打这一仗，胜利是有一百二十分把握的，在这种局势下根本就不存在亡党亡国的问题。





   比起前一个问题，要大家认知领导的“亡党亡国”理论就更难了。因为事实上，运动组织者确实就是在小题大做，无限上纲。而广大学生要理解那些“右派学生”言论的真实含义，并不需要精通政治，只要具备足够的汉语知识就成了。同时，领导授意的一方“先进分子”，又拿不出像样的理由对不同观点予以有力的驳斥。于是，讨论了很久时间，绝大多数同学还是认为，右派言论确实有害，但远没有达到亡党亡国的程度。





   同学们的独立思考，让运动组织者们开始担心和恼怒。最后，一位总支书记作了一次极具威慑力的总结发言，拿出一顶大帽子解决了问题。他说：对于右派言论是否会导致“亡党亡国”这个问题的态度，体现了一个人对于党的感情。“如果你的母亲生了病，即使并不很危险，你也会觉得很危险；而对一个与党没有感情的人，就根本不会理解这种心情，更不会有这种感觉”。





   这无异是说：无论历史事实如何，如果谁再坚持“右派言论不会导致亡党亡国” 的言论，我们就认为他和党没有感情，不拥护党！面对这种巨大压力，大家还有什么话敢说呢，立即一致欢欣鼓舞地认输倒戈，以表达自己对党有着深厚感情。





   在我们入学以后开展的处理右派运动，大约持续了半年多，以划定接近600右派的辉煌成果宣布胜利告一段落。由于中央规定，对57年入校的新生以教育为主，不划右派，这使得57届的学生大大松了一口气，对有些发表过突出非经典言论的学生来说，就算是他们运气很不错吧。因为他们要是早来清华一年的话，真的会是“吃不了兜着走”！





   参加反右运动让我知道了参加政治运动究竟是什么感觉，但只有现在，我才真这真正认识了，当时我究竟从中学到了什么。





   因为班上大约1/3的同学来自高我们一级的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已经参加了整整一年的反右运动，他们的言谈举止自然比较老练，让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显得很幼稚。也正因此，虽然我也有时口无遮拦，但始终没人认为我这个小孩子有什么政治意图。所以，我在运动结束时，所处的地位大约是个中间分子：在政治上不先进，但也没有右倾言行。在有些人看来，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似乎没有触及到这些小孩子的灵魂深处。





   不过，我现在已经理解到，事情并非就这样简单。至少通过运动我已经懂得了关心政治的必要性以及在政治上走入歧途的风险性。如果说这是运动的正面效应，负面效应就更显著了。那就是，反右运动给我不少经验和教训，在我的潜意识中开始逐渐形成了几个十分有害的概念：





   *  政治不是科学和技术，有时候即使是事实，也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规律去理解，在处理时更不能以通常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往往更不能如实表达－－就是不能说实话。至于究竟如何判断和看待，则完全取决于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否则就可能犯严重的，甚至是敌我性质的错误；


   *  做事、说话要宁左勿右：如果你犯的是左倾错误，会被领导归结为与党的朴素阶级感情所致；而如果你犯了右倾错误，即使不很严重，也仍然反映了你的剥削阶级本性。二者的严重性是完全不同的；


   *  业务水平在领导对一个人的总体评价中只占有很低的地位，换句话说，业务好坏根本就无所谓。任何人只有在政治上被打了正号才能有生存的余地；如果被判断为具有右倾思想，就几乎必定会成为反动分子和阶级敌人。





   最后一个概念，在随后到来的红专辩论中，由于有关理论更被发挥到了极致，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也就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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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专辩论与教育革命


1 红专辩论





    1957年底至1958年初的全国各高校中开展的“红专”大辩论，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声势很大。但人的思想改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又由于运动所提出的口号过于偏激，效果可说是颇为不佳。红专辩论是在反右运动后期开始的，在时间上与反右有一定的重叠，其目的是巩固学生在反右运动中政治思想方面的收获。辩论大体上在班级层次上开展，偶尔结合全年级规模的大型辩论。后者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典型发言的形式来引导运动的大方向。





    所谓又红又专，是指要培养出的人才，应该既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又精通技术和业务。这个口号最早由毛泽东提出，其立意显然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辩论被引导到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出现片面地强调“红”而忽视“专”、片面把钻研业务归结为“白专道路”，对“红”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等偏向，非但没有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反而搅乱了人们的思想。





    为说明在清华开展红专辩论的由来和背景，这里要略为描述一下当时清华在教和学两个方面，在反右后期出现的新局势。





    在大多数学生看来，既然右派分子已经得到处理，运动已经结束，只要收收尾，就应该集中精力，转入课程学习。大家打开教材和自己的笔记，发现好多内容都似懂非懂，心里当然很是急躁，当然迫切希望今后能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补上政治运动对学习的影响。于是很多人开始每天从早到晚不回宿舍，整天坐在图书馆。大家日常所谈，也从“右派如何如何”变成这个定理，那个公式。





    总体上看来，在教师中凡被打成右派的，大多属于业务水平高、独立思考能力也强的那一部分人。再加上他们除去定期作作思想汇报、写写思想检查之外并无任何社会工作，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备课。所以例如讲高等数学的孙念增、讲普通物理的何成钧、讲无机化学的宋心琦等等老师，讲课水平就都相当高。他们讲课大多不用带稿，内容娴熟，条理也清楚。由于在运动中接受了经验教训，他们把过去可能有的凌人盛气也都收了起来，不但为人谦虚，对于答疑也分外耐心；反之，在教师中担任党支部书记、党委委员，即在清华一直被尊称为“双肩挑干部”的那部分人，由于他们整天浸没在政治运动之中，也许根本就没有把业务放在眼里，讲课质量和认真态度显然要差一些。记得当时有个讲电化学的党支部书记刘×先生，每当讲乱了阵脚，就嘻嘻哈哈地自我解嘲说，这是因为“谁都避免不了”的“言多语失”。；不止一次，因为刘先生自己弄不清电极的正负号而前后无法自圆其说，他就会强调说，这是因为“苏、美的电化学理论体系不一致，教材本身就混乱”。在明显的对比之下，大家不自觉地对那些右派老师产生了比较良好的印象。





    也许是因为学校及时发现了不少学生有一头钻进业务、忽视政治的苗头；更担心有些同学可能在思想上会与“右派教师”之间划不清界限等问题，及时发起了这场运动。但更可能的是，校党委对于反右以后可能产生的“回潮”早就有所预料，并及早对下阶段运动的安排制订了周密的规划。总之，红专辩论就在随后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似乎作为辩论成果的实际行动体现，在稍后又发动了所谓教学改革。


讨论的大题目大概有


   


     *  什么是又红又专；


     *  要不要又红又专；


     *  怎么才能又红又专；等等





    这些大题目的答案都极其明显，根本没有可讨论之处，更没有提出异议的余地和必要。当时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事实上一切知识分子都被列入了资产阶级范畴。面对典型的知识群体，有些人——主要是学生干部——发言就相当偏激，比如说，当时就普遍提出大学生要“通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全部著作”、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狠斗私心一闪念，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等理想化的口号。这些口号大家听了，觉得不很舒服，也很难做到，但都不吭气。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刚刚过去，我们都还有些心有余悸，谁还有心思去出这个风头？故此讨论好长时间以后，始终没有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所有人发言“坚决按照党的要求，作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毫无辩论的气氛。





    于是为引导辩论，当时的系党委也采用了一次小规模的“引蛇出洞”战术。由当时和我同系、同年级的伍绍祖出面，组成了一个所谓“西风团”站在代表坚决要“又红又专”的正统战线对面，发表了一系列“奇谈怪论”。在当时看来，那些理论既系统而又十分放肆，事实上是一般同学想不出来的。年深日久，有些言论现在有些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有如下几种吧：





   × 只专不红有益论：科技人员总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开展工作的，只要不对反党、反对社会主义，努力工作，在客观上一样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工作的。因此没有必要过分关心政治，更没必要大量学习马列主义著作；


   × 先专后红论：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钱学森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中的任何一个所走的都不是“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们的路可以称之为“先专后红”。这就是趁着年轻专心学好业务，学成之后再努力改造思想。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最可能成才，也最有可能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


   × 走粉红色道路论：科学技术人员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业务领域的成果。思想改造固然重要，但如果业务不强，就是改造得再好也没有大用。因此，在政治上只要能掌握大方向，不犯原则错误就成，科技人员的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到业务上去；


   × 政治理论无用论：这和只专不红有用论其实是一个观念的另一种说法。既然“只专”就可以，当然在“红”上就没有什么必要再去花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再说，思想好和精通理论也不是一回事：工农干部不就靠了思想好，他们中间有几个精通马列主义理论的？





    关于这些说法的正确与否，现在当然已经很容易弄清楚，不必再继续讨论。但在当时，提出这些理论意味着对于党中央“又红又专”号召的公然怀疑和挑战。伍绍祖同学竟然公开提出来，大家估计，为此给他带来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令人十分意外的是，在他带头在全系辩论的场合“大放厥词”以后，他和他的几个“西风团”员非但没有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批评和攻击，反而得到系党委的大力表扬。领导说，伍绍祖同志不愧是革命干部的子弟，和党组织之间没有任何隔阂。他敢于将心底最深处的思想彻底放在阳光下面而没有任何顾虑，正反映了他和党组织之间的深厚感情。相比之下，一些同学顾虑重重，不敢于提出疑问，更不敢提出不同看法，主要原因就是拿党组织当外人，是不可能改造好自己思想的。





    这次令所有人惊讶的表扬立即给大家带来新的思维角度，也给全系的大辩论带来新的局面。同学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与党组织的感情”问题：对呀！自己和家里和自己的亲人，在学校和亲密的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不是从来都对自己的亲人不隐瞒内心思想麽？在这里讨论有如此多的顾虑，当然是又一次说明自己没有正确对待党组织。于是，逐渐地，一些人开始和“西风团”的理论发出共鸣，开始表示同意他们的说法，然后又逐渐发挥出自己的见解。不知道是谁，还提出一些新的口号。像推崇“业务过得硬、思想过得去、生活过得好”，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个。





    青年人中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他们并不很习惯于认真考虑和总结，总喜欢走捷径，追时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浮躁”。受到当时那种气氛的激励，他们立即开始对自己进行一番搜索，在发现一些类似的观点、行为以后，就在会上积极发言，以便表示他们与党之间也存在着亲密的感情。更有甚者，还会编造一些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和理论，在会上“推心置腹”把自己揭露一番，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样一来，此后的辩论会果真沸腾起来了。会上不但有长篇大论的讲演，也有短兵相接、你来我往的即兴答辩。大家对于发言不再有所顾虑，一时间似乎颇有“百家争鸣”再现的景象。





    当然，和处理右派的运动一样，在大约三四个月的相持以后，“东风”观点逐渐占了绝对优势。最后系里校里依次开了总结会，推出典型发言，对“又红又专”提出了统一的概念和要求，批判了主要的错误言论。在工程物理系，以伍绍祖为首的 “西风团” 在总结了收获、经验和教训以后就悄悄地消失了。随后，各个班级曾经对西风团表示支持的同学，发表过类似言论的同学纷纷作了思想检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又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说，在这次辩论会上暴露了自己的错误思想，是改正错误的前提。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在思想、感情上对于“又红又专”这个伟大号召产生抵制情绪以及错误认识的根源是“自己的思想受到了资产阶级的侵蚀，是十分危险的” 。





    红专辩论作为反右运动的继续，显然把后者的各种副作用进一步放大了。辩论的直接效果，是在同学们中间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即“红”与“专”其实是对立的。“红”是党的要求，任何人都必须将其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而凡重视“专”的人，则必定是为个人名利，必定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辩论的筛分作用，把学生里面的左、中、右三个部分显现得更清楚了。





    至于伍绍祖同学，则通过运动，在政治上日臻成熟，很快就入了党。到我毕业时，他担任了工程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并在次年成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兼全国学联主席。





2 教育革命


   


    有些论述1958年“教育革命”的文章说，由于当时冷战阶段的国际斗争和新中国面临的种种压力，促使当时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不惜一切地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因此，1958年前后教育改革的失误并不是某个人或某届政府的问题，而是特定背景的必然结果。我不十分理解这种思路：因为重视政治并非同时必须否定科学和技术，那是毫不相关的两件事。历史上形成的错误该谁负责，谁还是要负责。





    由于前述种种背景和情况，政治与经济、思想与业务、红与专、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等各种关系，似乎都变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与封资修反动势力的矛盾对立关系和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阵营的敌对关系，一切都被粗俗肤浅的“两分法”搞得简单化和僵化了。1958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但在实际操作中“与生产劳动结合”被理解为“以艰苦劳动检验知识分子是否真红”，党的领导也从原则和宏观的管理泛化为事无巨细的取代，从多方面限制了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





    清华的教育改革初期再次以张贴大字报开始。北大带头贴出了19万张大字报，除去大量的表决心以外，还鼓励学生就学校的教育工作提出意见，基本上是越多越好。记得开始那几天，为了“向北大学习”，超过北大，全校学生几乎都没有睡觉，大家都聚集在宿舍里搜索枯肠，给学校提意见。但那是我们只刚上二年级，哪里有那么多意见可提？开始是把意见扩充到教师个人：制图教师刘××上课脸色过分严肃、动不动就瞪起眼睛批评同学；讲化学的孙老师总喜欢用“你犯的是概念错误”这个大帽子压人，教学也很不耐心...。最后，连这种意见也想不出来，只好胡诌乱写，有一个上海同学实在没有什么可提，写出一张大字报说，学校放电影的银幕已经太脏，应该洗一洗了。好像是四天以后，清华宣布以90万张大字报的优异成绩远远超过了北大。不过因为统计方法有些不依常规，我们觉得这个数字很有浮夸之嫌：学校规定，凡一个问题写了三张纸的，算三张大字报；一张纸上写三条意见的，也按照三张大字报计算。





    大字报中显然也提出了不少原则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了此后大家讨论和学习的重点。究竟都有什么问题已经记不清了，最中心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解放后这些年来的教育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驾驭出来的知识分子到底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





    几个月的讨论，大家接受了下面的几个结论：此前的教育既没有突出政治，也没有结合生产劳动，更没有“走出象牙之塔与工农结合，因此，教育出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严重，需要进一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否则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再去抓业务就会“迷失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封资修的苗”、这些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





    为了证明脱离政治和脱离生产实际的教育质量低下，大家也花了不少时间去翻课本和教材，但其目的不是学习，而是想用“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找出错误和破绽，以便加以彻底批判。但对于仅仅二年级的学生，要推翻经典学术理论谈何容易？反正“胡说不缴税”，提出的意见可谓千奇百怪。有的说，时空相对论根本就没有事实根据，一定可以推翻；也有人说，热力学的几个定律完全是故弄玄虚，是资产阶级学者不去结合实际生产活动，想用来吓唬人，以达到名利双收目的，等等。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系宣传队敲锣打鼓“批判旧教育制度”，说“资产阶级学者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编出大量难以理解的高深理论”，号召大家深入思考“为什么我们上课总是记不住、听不懂？”。大家听了暗笑，其实人人心里都有谱：老师不备课，学生上课打盹、下课不复习，要是都还能听得懂、记得住，那可真是奇迹了。





    自然此中也有些正经意见，不过充其量，二年级学生所能提出的意见，不过是教材编写中的瑕疵而已。没的说，这些讨论的最终结果大体上自然是“乱哄哄，一场空”。为了写这一段经历，曾经问过一两个老同学，他们都说没印象了，“谁还记得那些，整天开会、干活呗”。





    这里说的“干活”，指的是除去大量的政治学习以外，学校为了让我们“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为我们安排了大量时间参加劳动，其中包括58年夏参加学校锻造车间木工劳动、同年10月在北京氧气厂参加一个月劳动锻炼、自58年底到59年初到河南参加三个月的大炼钢铁等等。可以说一直到59年中，几乎所有课程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因为始终处于政治运动之中，不但没有心思念书，就是按时睡觉也已经与“不积极参加运动”甚至“逃避运动”划等号，大家即使没有事的时候也不敢睡觉，所以睡眠严重不足。很多课程都是处在半睡眠状态下度过的，课堂笔记记得东一句西一句，谁也看不懂自己写的都是些什么，何况在课后又难得抽出时间复习。到学期末，除少数课程仍旧举行考试，大部分课程均以考察方式通过。


   


    平心而论，参加这些劳动还是很有收获的。我们对于基层劳动者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与他们成为好朋友；我们对于“理论要结合实际”也有了新的体会。比方说，要建立一个化学工艺，比之原来只考虑原理，大家的思路扩充了很多，也明白了还要考虑操作的安全与方便、原材料的来源，要考虑运行成本、防止泄漏等等。在几年后我们参加了实际工作，这些收获转化成为实际工作能力，很快显现了出来。不过，理论学习不够踏实的负面影响就更大，在后来的工作中体现更加明显。虽然在任务压力下大家终究会在以后补上这期间形成的知识缺陷，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显然是回避不了的。按说这几届学生的业务质量都是不错的，然而当前统计一下，似乎在当前的高级学者、杰出工程师的队伍里，鲜有这个年龄段的人。恐怕不能说与这些人参加了建国以来几乎全部政治运动，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没有关系。





    最后，还得说两句关于我自己。





    因为在反右中已经基本确定了中间分子的身份，兼之在这两次运动里我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所以这种身份自然就延续下来了。不过，小时候家庭教育让我养成的很强的自尊心，它让我对于处于这种边缘状态逐渐不安心起来。这种情绪总在刺激我，督促我提高对于参加运动的积极性。不过从根本上对运动的不适应，对于致力于业务的渴望，以及对于某些同学以投机方式争取进入先进行列的行为无法认同，使得我在确定究竟面对无尽无休的政治运动采取什么姿态上，始终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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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华的反右倾和困难时期



清华的反右倾运动

    好像是大约十多年以前吧，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在我前面排着的，是一个比我大几岁的人。我无意中看了看他的借书卡，上面写着他的姓名：钱家骊，一个很熟悉的名字，我不禁多看了他两眼。他大概是对我的眼光有所察觉了，转过身来看了看我，大概是估计了一下我的年龄吧，然后笑着对我说：对我这个知名人物很熟悉，是不是？

   

    当然很熟悉，因为他是在1959年反右倾的时候，作为清华大学的重点人物被蒋南翔校长点名批判了多时的“教育界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回忆起来，他受到批判的原因，不过是坚持钻研业务，不愿意受政治运动的干扰而已。如果拿到现在来评价，说不定还可以作为一个十分严谨的学者受到表彰呢。



    在大跃进后期，其实很多人已经觉察到大跃进的错误和给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对于反右斗争，也开始觉得有些扩大化。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说：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右派分子，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指示》规定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条件为：一、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二、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指示》规定：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虽然到年底，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只有有28165人，占右派分子总数439305人的6.4%，但比起以前那种穷追猛打的严酷气氛，显然已经有些缓和。



    这种形势当然一定反映到学校里来。于是，清华园中很多教师和同学开始反思前面两年的生活：例如，对一些学生中的“小右派”有了些谅解、对于右派的“亡党亡国”危险性开始怀疑、对于大跃进提出不少疑问、对于当时的教育制度开始抵触等等。当然，并非大部分同对于政治动向如此敏感。对于我们并不那么热衷于政治的“纯学生”来说，最突出的体现是政治学习和各种会议以及体力劳动的频率逐渐降低、各类批判的声浪开始减弱。一些同学开始着手补习过去长期荒废的功课。还有一些同学甚至整天呆在图书馆，投身于其实在心灵深处一直魂萦梦牵着的业务。政治干部们这种现象是颇为不满的，但气氛既已如此，他们也无可如何。



    这大概是我们进校以来,班上第一次有点”学术气氛”。在这个方面我不得不佩服班上的一些同学：尽管他们嘴里也大喊大叫，批判“只专不红“、“业务挂帅”、“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对于十分致力于业务的现象也表示深恶痛绝，但他们却一直没有放弃对于业务上的努力。我想，大概对于一部分同学，他们从骨子里就觉得念书是学生的本分，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仍然不足以动摇这个根本的理念。但另外一些同学这样作，恐怕是由于比我们这些“小孩们”更有心机的缘故，他们嘴里喊的口号，专门是给别人听的，他们自己清清楚楚地了解，科技知识仍然是将来能端上“金饭碗和银饭碗”的本钱。直率点说，这些人心眼比较坏，颇有一点“两面派”的嫌疑。



    现在回忆起来，我自己由于缺乏生活经验，思想简单，对上面两种策略都完全考虑不到，学习成绩受到很大影响。我深信，如果不是在这段缓冲时间里着实认真的念了些时间的“圣贤书”，到自己毕业的时候究竟是个什么景象，还真的很难预料。



    正当此时，庐山会议吹响了反右倾的进军号，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把“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一个人的性格可能会比较偏执，对于常人来说，这仅仅是一个缺点而已。然而一个领袖的偏执，却可能给国家代来不可估量的损失。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讲话，谈了形势、团结等问题。面对大跃进给国家造成的重大损失，拒绝承认错误，仍然强调“总路线是正确的，从全局来看，成绩与缺点错误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批驳了得不偿失的说法。从1959年7月23日起，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直到全会结束。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毛泽东还严肃地提出了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



    这又一次的斗争自然也不打折扣的贯彻到了清华。回忆这一段的运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大跃进是不是得不偿失”的讨论；其二是批判在清华出现的右倾翻案风。



    老实说，包括一些学生干部在内，大家一直在各种运动中被政治旋涡冲击得头昏脑张，都已经感到疲乏，积极性早已大不如前。兼之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亲眼看到大量森林和其它资源被白白消耗，看到人民公社一个个穷得无法支撑下去，究竟大跃进是不是得不偿失，自然都会有各自的看法。但上面的观点和大批判的局势摆在那里，说真话的后果显而易见。不过，由于大炼钢铁的负面印象实在太深刻，我觉得大部分人在感情上去无条件的歌颂大跃进是有障碍的。所以大家都在歌颂“九个指头的同时，总忘不了捎带几句，检查检查自己的思想受到了“一个指头”的哪些刺激，有什么“错误”观点。在这些发言的字面上，这些表态自然都是诚恳的自我批评，至少也要声明，自己在河南大炼钢铁所见，是“一个指头”中的次要问题，“大跃进的成绩仍然十分伟大”。但其实在内心深处，这种却是表现了那种对于事实“不吐不快”，非要说一说的情绪。



    我真的不知道有些学生干部们自己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一个人总不能不承认那亲眼看到的事实，但他们中的有些十分偏激，听到有谁说点“不符合精神”的话，就会拿到班会甚至年级大会上去批判。从多年以后大家聚会时交换的信息看来，那些被认为“右倾”的“言论”，有些还上了同学的档案。在这种气氛下，左中右的界限越发清楚，班上的空气也就越发紧张。那些在反右以来一直以整人为乐，到那是自然也是支持一切反右倾运动口号和措施的同学，在我脑子里一直构不成良好形象。我觉得，直到若干年后，这种印象也还是若有若无地存在着。



    尽管上面一例推行对于右倾思潮的批判运动，但毕竟，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和彭德怀、周小舟等人没有什么瓜葛，因此总体上来说，反右倾对于学校的冲击程度，远不如反右派和大跃进。如前面所说，学校主要批判目标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唯心主义”，主要讨论的话题是“教育是不是要首先为政治服务？如何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那些认真钻研业务，尤其是理论问题的人，以及对于大量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运动不满和不消极的同学，又一次受到冲击。但不管如何上纲上线，充其量这些东西毕竟还是思想范畴的问题。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一般都是先汇报一下学习文件（或者听报告）以后自己对于其“伟大意义”的体会，然后批判一下那几个“典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言行，最后表表改造思想的决心。照我看，绝大部分同学已经都是在走过场，至少那次运动对于我自己的思想状况，是没有什么太大触动的。



    到了1960年后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糟，逐步进入困难时期，清华大学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在没有什么成果的情况下，无疾而终。多半是为了转移国民对大跃进造成经济严重破坏问题的视线，结合当时苏联要求中国归还50亿美元的贷款，在全国展开了国际反修大批判。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从“一评”到“九评”的系列批判文章。诸如赫鲁晓夫、尼赫鲁、陶里亚蒂等等都在受批判之列。不过，这和我们的具体生活与学习关系就更远了，政治学习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是学习社论，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至少在当时，不可能引起任何争论。虽然由于严重缺少粮食和其它食品，但比起前两年，大学生们的生活毕竟安定得多了。



困难时期的清华

   

    到了1960年底，食品已经完全实行配给制。每人每月除去32斤粮食以外，全部副食品只有4两肉、半斤白糖和半斤油，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学生们的体质迅速下降，部分同学由于营养不良，出现了浮肿症状。学校为减轻学生负担，取消了所有的“劳动锻炼”，所有又取消了全校的体育课，有些课程也减少了部分学时。自然，“反右倾”的口号也逐渐停止了。由于当时的宣传是把中国的经济困难完全归之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向我国逼债所导致，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也转向批判修正主义和与党中央一起艰苦奋斗，以团结起来共度难关来回击修正主义。

   

    我不知道如何来评价将实际上主要由于“大跃进”形成的经济困难宣传为完全来自于“苏修压力”是否正当。各国在国内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时，经常利用这种手段来转移民众的视线。但在61年困难时期，在这样的口号之下，绝大部分同学确实是对于中央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和全体人民一样，以良好的情绪克服着生活上的困难，并且以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这种策略单纯就其后果来说，是很成功的。现在想来，假若真的在中央将“大跃进”的负面作用在民众中如实检讨一番，恐怕“牛鬼蛇神”们必定乘机兴风作浪，中国的社会早就乱了。总而言之，民主也好，信息公开也好，恐怕在发展中国家里推行起来，还是有不少问题的。倘若中国在最近的将来还有类似问题出现，又倘若当权者撒谎的目的不是在于文过饰非而是在于稳定军心的话，我看再撒撒谎也未尝不可――自然，上层领导们最好还是谦虚谨慎一些，以不犯错误为好。



    小时候，老人就不断教育孩子们，粮食来之不易，所以吃饭以后的腕里，一粒米饭也不许剩下，一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保持着这个习惯。现在的青年人不必去忆苦思甜，也不太好想象那时的苦日子。大体上，每顿饭都只有4两主食，菜里没有油，当然更没有肉，所以只能吃个半饱，有时候吃完了饭，把食欲刺激起来，真比没吃还觉得饿。有个同学饭量比较大，在学校实在吃不饱，就把粮票拿回家去，每星期一从家里把一大包蒸好的馒头和窝头带到学校。虽然是冬天，在桌子里放到三天以后，馒头还是会有些馊。但他说，毕竟比在食堂吃要实惠一些。



    因为炊事员们吃饭是没法控制的，远远超出定量，他们有时候还连吃带拿，这就导致大家吃不到应有的定量。为了减少这部分粮食超支，每个食堂都大大减少了炊事员的数量，劳动力不足问题通过组织学生帮厨解决。那会儿，公共食堂盛行馒头“双蒸法”，清华的食堂也用过一阵，所谓双蒸法，就是将已经蒸得半熟的馒头捣碎，加一些水再蒸一次。经过双蒸的馒头个头特别大，不过拿到手里很容易碎。这当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后来大家反映不好，说更吃不饱，这种办法很快就不用了。



    下午没课的时候，不少同学没有精神整天念书，就在宿舍闲聊天，有事也畅想一下以前什么时候，或者将来有朝一日能大口吃肉的景象，那会这种活动被叫做“精神会餐”。偶尔有几次意外得到点吃的，能敞开吃饱一次肚子，那个巨大的满足感，可不是现在得了一笔外快所能比拟的。因为我们学的的专业是涉及开放型放射性物质操作的，每月有半斤油和半斤粮的补助，食堂开始那会是发食堂粮票，每顿吃几两自己决定，不少同学不善于控制食量，肚子太饿就免不了多吃一个窝头，可是一旦吃过了头，到月底可能就要饿两顿。后来学校就改用发餐票的办法，票上标明日期和粮食的两数，不许挪用，才解决了问题。



    显然，那会政治思想教育的标准不得不大大降低了。比较公认的良好形象的标准，是精神饱满，没有怨言，认真学习业务、学习反帝反修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没了那许多政治运动，学生干部们也不像前两年那样看谁都不顺眼，班上的气氛也逐渐平和了许多。偶尔有个别同学饿得太厉害，偷个馒头吃，或者在饭票上弄点玄虚，骗一顿饭吃被别人发现，也不像以往那样上纲上线，而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底下说说“青年人的意志要坚定定一些，以后再不要这样”等等也就过去了，绝对不会将其公之于众。之所以有这种转变，除了确实大家没有精神再说那些豪言壮语以外，我看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家厌倦了没结没完的政治运动和由此导致的紧张气氛。



    到61年暑假，学校从生产基地（好像是在昌平）弄来些自产的粮食，给每个同学每月补加两斤半，此外，还与四季青公社联系，运来大量西红柿充分供应，号召大家买了当作水果吃。领导干部们当然粮食也不够吃，有时就在基地召开个校务会议，党委会什么的，带着家属在那里放开肚皮吃两天。不过说实话，那会还是相对清廉的。后来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校党委还在全校就领导们的“多吃多占”问题，作了检查。



    六一年底、六二年初好像是最困难的时候，此后就逐渐好转。不过，整个中国的北方还是到了63年后半年，大家才算基本吃饱肚子。我们的学制长达六年，毕业设计从62年下半年开始要进行一年，所以整个毕业设计都是在很困难的时候进行的。那会不讲什么学生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带一个口罩就完了。记得一次实验室通风机坏了，我还在楼下实验室用硫酸和氧化剂加热溶解铀矿石。最后，在四楼上课的老师和同学被酸气呛得实在受不了，跑到楼下把我的试验强行停止了。不过，我的指导老师似乎对自己的身体比较注意，大概是为了节约能量吧，我觉得在我的整个毕业设计期间，他踮着脚尖到实验室只关心过我两次，还和我讨论过两三次，这就是他对我指导的全部工作了。



    我不知道在那种营养水平和基本上不讲劳动保护的条件下，那一年的高放射性工艺（要操作数以公斤计的铀化合物和裂变产物）试验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似乎也没有形成什么后遗症。看来人的潜在能力还是不小的。前几年看到一篇文章，说根据已经发表的数字统计，经过那三年以后，中国人口总数与正常人口增长曲线相比，比正常值大约减少了3500 万左右。这个数字不知道准确到什么程度，但我觉得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那几年的经历，让人们的思想冷静下来了，政府此后就再也不敢放松农业生产，大家也开始干点实事。所以，从1962年到1964年这三年中，中国还是比较稳定的。我在清华这六年里，除去一年级第一个学期还算好好念了念书，就是在62年到63年这大学期间的后两年中，才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功课。也许可以认为，就是产生了经济困难，也还是有得有失。要不是毛先生日又后发起了文化大革命，捅了更大的漏子，我想中国早就应该是世界强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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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如何看待大学里的这六年



    如今的青年人，不少都很偏激。一些人崇尚西方文化，动辄要求“民主”和“公开”，似乎“民主国家” 就不应该有任何国家和军事机密。他们对中国的几乎所有事情都看不惯，一天到晚指摘和牢骚不断。另一些“先进分子”则认为，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一块无暇美玉，你只要对党政发表一些批评意见，就是不拥护共产党。说实话，我觉得和这些人中的任何一种，都很难讲清道理。



    其实就其原因来说很简单，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没有经过60～70年代这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是大体相近的，他们都是不顾国家的现状和特点，自以为是地枉加判断。他们间也有差别，这就是：一个认为西方政府是神仙，另一个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神仙，仅此而已。



    但世界上却绝对没有神仙！



    作为一个长期落后的大国，在她艰难兴起的过程中，所有的胜利都是在很多次失败的基础上得到的。没有经过多次的错误，就没有人能够总结出正确的决策。毛泽东多次批判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左倾”和“右倾”，但其实他之所以正确，也正是因为从历次失败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无论是整个中国、教育界或是我个人，这几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费。经过这几年的教训，从此中国永远不会再次走上老路，不会再重复过去的失误。

  

    在中学毕业50周年的聚会时，一位同学问我，你觉得大学六年和中学六年相比，哪一段时间对于你更有意义？我当时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这两段时间不具有可比性。但后来我对此有了更深入点的理解：哪一段生活对你更有意义，并不取决于你在哪一段时间顺利，哪一段时间倒霉；或者那一段时间有激情，哪一段时间很平淡。精确点说，只要你能经常总结经验和教训，认真对待人生中的每一天，以往的任何一天都有意义，否则就甚至谈不上什么意义：一个60年代的精英一直没有显赫成果，但在80年代青云直上当了部长，又很快就由于经济问题受到严厉处分甚至被投入监狱，这种事情我们见到的难道还少麽？对于这种人，哪一段时间更有意义呢？是以往的平淡，还是后来的飞腾？



    无论如何，能够亲身经历多灾多难的祖国从遭受日本人残酷蹂躏一直到当前，目睹我们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全部过程，我感到很幸运。在这几十年，可以说是十分动荡的历程中，让我学会了很多宝贵的知识，让我懂得了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人生，对待社会和亲友。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明天我就“去见马克思”，也已经没有太大的遗憾。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其效果都是正负兼有的。就拿几乎一无是处的文化大革命来说也不例外。如果不是这场几乎让我国崩溃的浩劫让大家猛然警醒，中国绝对不会坚决地，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阻力地走上改革的道路。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是如此：这六年的大学生活不能说很顺利，也不能说很理想，但我毕竟在失去一些的同时，也意外地得到了一些收获。即使有些收获直到今天才得到，仍旧会使得过去的生活赋有新的意义。

   

    这就是我对这段时间总结的总结。



    还是说得具体一些吧。



    以往总说，要彻底改造思想，要脱胎换骨，但这一生中已经见过了数以百计的人，他们无一不是在20岁上下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除非遇到极大的挫折或者振荡，一个人的“秉性”，是极难改变的。这条普遍规律对我自然也生效：应该说，这六年就是我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大人的过程，目前我的大部分缺点和优点，都与清华有关。



    我不想从头列举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因为在随后将要写出的大量回忆文字所罗列的事实中，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它们。但我可以说，在清华所接受的六年教育，让我树立了为国家努力工作的志向，给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业务基础，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正是由于清华的教育，我毫无顾虑的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写上了这样的话：坚决服从分配，坚决要求到边疆，参加国防战线工作。也正是在清华的良好教育的基础上，在十年接受劳动改造期间，虽然在当时完全看不到任何再次应用专业知识的可能，我仍然坚持了外语学习，继续钻研业务，从而为后来回到清华任教提供了绝对必要的条件。



    所以我感谢清华对我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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