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简记（1965.11——19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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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
                                            一丁


     笔者从资料中整理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试图为人们了解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辟一扇视窗，同时也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较系统资料
本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965年11月至1969年10月。这期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初期发动到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开展，再到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至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召开，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基本告一段落。第二部分是从1970年1月到1976年9月，这期间发生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毛泽东逝世。从本文中可以看到，整个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行，每一个部署，都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尽管运动中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但毕竟是毛泽东为防止无产阶级政党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伟大尝试。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第一部分（1965.11—1969.10）。由于是初稿，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之本人水平有限，难免会有欠缺、谬误之处，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毛 泽 东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活 动 简 记
（1965.11——1969、10）
（初稿）

一九六五年
1965年11月10日
毛泽东批准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61年写的，主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精神。姚文认为《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当时对“单干风”、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毛泽东在不通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下，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观察全国各地报纸是否转载。后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的一场大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

1965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时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事做试验，但也要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
1966年2月至3月
毛泽东在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修改稿）上作了11处修改：将标题“江青同志召开”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还加了“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三月中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修改《纪要》，3月14日，由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纪要》的核心内容是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1966年2月12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2月12日，中央批转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1966年3月12日
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毛泽东提出农业机械化要以地方为主的原则，说：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对原材料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以后再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够打仗，……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个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一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
毛泽东两次找康生等人谈话，对彭真查问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何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一事，十分生气。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指责《二月提纲》。他说：《提纲》是错误的，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主要是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们扣压左派稿件，是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发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写出《对〈 二月提纲〉的几点意见》。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此后，批判文章大量出现在报纸上。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同时还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4月22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据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76人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事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草稿）》，对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作了彻底否定和批判。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基本通过了中央《通知》的草稿。这次会议就是按照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康生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1966年3月底的3次讲话后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讲话，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批判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会议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说：姚文发表以后，反映强烈，全国各地来稿来信1万多件。意外的是三件事，一.《北京日报》社有人给上海《文汇报》社打电话问姚文的背景；二.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谁向谁专政？三.12月30日决定印小册子，24日印出，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姚文进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统一布置，又有谁有这样大的权利，可以这样布置？
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会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的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彭真、罗定一分别作了检查；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通过的《5.16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5日
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7日复信林彪，信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是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几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结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通知》 说：《二月提纲》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通知》最后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曾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伟华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康生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大字报后决定向全国广播。6月1日，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此后，毛泽东还将这份大字报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6月1日向全国广播后，引起强烈震动，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

1966年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说：北京大学“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8月5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要广泛地进行抵制。”

1966年6月3日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关于运动的“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这八条规定没有成文，是口头传达的。这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刘少奇曾打电话请示汇报，没得到明确的答复。

1966年6月6日
西安较大发生“六.六”事件。交大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并贴出大字报，提出省委有黑帮。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省委、新华社等地提出省委工作组和省委有黑线，西北局办公厅负责人明确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山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学生们要辨别真假，不要上当。同日晚，驻校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不同意。7、8、9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学生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带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1966年6月9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毛泽东指示：不要急于派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

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在杭州与越南胡志明谈话。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中国现在也出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换他。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
毛泽东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在谈到当前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指胡志明）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毛泽东还说，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
1966年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中写道，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有用的新式武器”，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的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6年7月3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党的领导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致信江青。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18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买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的越高，跌的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信的最后说：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能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的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的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听取了中央文革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看了有关学校的材料。随后发表了谈话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还说，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毛泽东强调说，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该有这个准备。

1966年7月22日至26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江青4次来到北京大学。25日、26日两个晚上，江青等亲自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毛泽东亲自听了北京大学辩论会的录音，并看了辩论会上递的条子。明确表示支持反对工作组。

1966年7月24日
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研究工作组问题。毛泽东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障碍，要立即撤出。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1966年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届是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第一天，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们的革命战友们，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于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从新做人的出路。”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分别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1966年8月4日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讲话中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情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要求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

1966年8月5日
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1966年8月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共分为16条。决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策规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列举了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存在的问题，指出：“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软弱的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1966年8月10日
毛泽东来到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群众。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12日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要看以后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学生和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的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和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就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了？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到京串联的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讲了话。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干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大学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

1966年8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利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1966年8月31日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讲话，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的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走向街头，横扫‘四旧’。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周恩来在大会上也讲了话：“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来。”

1966年9月1日
毛泽东复信章士钊。信中说：“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致健康。”8月30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讲述了北京大学红卫兵如何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毛泽东便回了信。同时，周总理通知章士钊，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同日，周恩来按照毛主席的批示，拟定了一份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和干部名单。

1966年9月7日
毛泽东致电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信。信中写道：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要求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1966年9月15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群众约百万人。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话。他说：“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学们，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的队，做得好！”

1966年9月21日
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去世的公报。万晓塘在受到揪斗和关押后去世，有50万人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1966年10月1日
毛泽东在国庆十七周年纪念大会上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150万人受到接见。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了话，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叶剑英在当天第二组的会议上发言说：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访修反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动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16日，陈伯达在会议上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讲话中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陈伯达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点名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
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因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966年10月18日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150万人。此次接见前，发生了“口号”事件。17日，中央中宣部废除了16日为这次接见拟定的“标语口号”，，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删去了一些过长的文字，其中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案”改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删掉了另外4个口号。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起来“斗争”。18日晨5时，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身边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号”，并增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口号事件”归罪于陶铸、熊复等人。

1966年10月23日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作检讨。9月14日，毛泽东曾在刘少奇检讨初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注：即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刘少奇在检讨中说：“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他在叙述派了工作组，作出“内外有别”等规定，批发北大工作组关于文化革命的简报等项活动后说：“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决定。”“事实上就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了下去……，虽然才五十多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
毛泽东10月22日曾在邓小平检讨送审稿上作了批示，表示肯定。

1966年10月24日
毛泽东召开工作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些，上次是没有经验，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经验，一共不到5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28年，犯了过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乎哀哉。学生也犯了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我想在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到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1966年10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做的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的不那么好。现在这个第一、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在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了。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文化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跟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

1966年11月3日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有200万人受到接见。林彪代表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讲话还说：“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联的。”

1966年11月8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越南代表团感谢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966年11月9日—10日
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认为“工总司”是一个违反中央规定的跨行业组织，采取了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工总司”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市委领导拒不出面。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工总司”2000余人乘火车赴北京请愿。火车离开上海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安亭车站，“工总司”群众当即下车，卧轨拦截客车，致使沪宁线中断30多小时，制造了“安亭事件”。事情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汇报。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在问题解决不下的情况下，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处理这一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驱车去安亭和王洪文等“工总司”的头头开会，达成协议。13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5项要求：一、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11月9日的大会和工人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安亭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五、对“工总司”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为此，上海市委负责人曾打电话向中央汇报，并开会对张春桥提出了批评。但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张春桥的做法，毛泽东也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并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由事实，后有概念。

1966年11月10日至11日
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200万人受到接见。毛泽东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这次接见采用检阅方式，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

1966年11月25日至26日
毛泽东连续两天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250万人受到接见。从8月18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共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1966年12月3日
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指示中的三条意见：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二、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三、所有专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接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杨力。毛泽东在接见时说：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很不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造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了进来，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

1966年12月29日
毛泽东批示转发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27日，南京军区向林彪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林彪指示：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加强军队与学生的团结。……

一九六七年
1967年1月8日
毛泽东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问题发表谈话。毛泽东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还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1967年1月9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1月5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发表编者按语，这一按语经毛泽东审定。按语说：“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967年1月10日
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发动总攻击》一文和《紧急通告》写出批语：“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批语最后补充说：“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

1967年1月11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67年1月13日
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话。毛泽东派秘书乘车接来刘少奇，在谈话中，刘少奇说自己犯了错误，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职务，和妻儿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未置可否，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德《机器人》。临别时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会见时说：“我们党内的斗争，过去有些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1967年1月21日
毛泽东做出派军队支持左派的批示。当日，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批斗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保护现场，防止对立派的冲击。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电报上批示：“林彪同志：应该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毛泽东同时指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要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就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周恩来向军委碰头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次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的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1967年1月22日
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碰头会人员。受到接见的军队领导人纷纷向毛主席诉说挨斗被整的情况。徐向前说，造反派“要揪谁就揪谁”，毛泽东说：“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同时毛泽东要求军队干部在受委屈中取得经验教训，不要吃老本，要支持左派。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

1967年1月28日
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是由徐向前提议，林彪口授的。其中第八条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这第八条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等。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7000人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会，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我们只抓了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文化界的斗争，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泽东还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或者还要长。”“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1967年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举行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大会《宣言》称：“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谈话，毛泽东说，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示各地在建立新政权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称”。张春桥回到上海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在怀仁堂召开，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等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展开激烈斗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谭震林在会上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时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纪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条子：“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姚，听取了汇报。

1967年2月18日
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叶群是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谭震林也算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泽东还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党员来解决。毛泽东说完，就退出会场。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解决老同志的思想问题。

1967年2月19日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五所高等学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作出批示：一、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4小时；三、党、政、军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1967年2月23日
青海西宁市发生开枪流血事件。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是西宁地区支左工作联合办公室副组长，为了对报纸电台实行军事管制，赵永夫于23日调动武装部队，亲自任总指挥，组织夺占报社，但当时《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控制，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开枪射击，共伤亡377人。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死4人，伤26人。青海军区将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做了汇报。同日，叶剑英听赵永夫电话报告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组最初保持沉默，几天后，他们在《简报》上刊登红卫兵控诉武装镇压的来信，由张春桥等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于3月1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对青海问题的调查做了批示。根据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4日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审查，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着手筹备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文革结束后，赵永夫被平反，重新安排工作）

1967年2月24日
张春桥在上海“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毛泽东12日以来几次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内容。所传达的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发动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那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他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得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还是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还叫上海人民公社，有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一系列问题。

1967年3月6日
章士钊分别致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自信中国成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如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收到信后，于3月10日复信章士钊：“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吉安！”之后，毛泽东把当时中央整理的尚未公布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

1967年3月7日
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作出批示：“此件可以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批分期对大学、中学、 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8日，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支左、军管外，又增加了军训。

1967年3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两百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说。

1967年3月30日
《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上批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击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是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1967年4月6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护群众组织的10条命令。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命令要求全军：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十、对业已违反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

1967年4月8日
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该书的批判：“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1967年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时说：“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1967年4月23日
毛泽东在《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日，毛泽东又在成都军区的一个报告上批示：“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了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向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1967年4月24日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后，毛泽东等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1967年5月1日
毛泽东、林彪等和首都300万群众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

1967年5月3日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14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说：毛主席说过，农民亿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不下去，不调查，1961年以前实行高指标、搞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

1967年5月17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1967年5月19日
周恩来就所谓“伍豪事件”问题致信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67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67年6月6日
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在谈到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1967年6月9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见，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1967年6月16日
毛泽东、林彪观看又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参加了观看。

1967年6月22日
毛泽东、林彪观看又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

1967年6月22日
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接见参加赴越作战部队座谈会代表。这次会议是为研究改进高炮装备问题有总参谋部展开的。毛泽东提出：“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

1967年7月5日
毛泽东要求制止各地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现象。毛泽东在致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说：“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禁止。”

1967年8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中提出“批判军内走资派”问题。社论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是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提出“还我长城”。

1967年8月16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号召煤炭工业战线的革命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

1967年8月2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1967年8月30日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1967年9月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1967年9月16日
毛泽东南巡到杭州，了解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陪同到杭州的有杨成武、张春桥等。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舟山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军队的问题了解得很详细。当陈励耘政委汇报“空五军党委已做出决定，向二十军学习”时，毛泽东说：“你们空五军支左很有成绩嘛。”当南萍政委汇报二十军进驻杭州后，党委作出向空五军学习的决定，毛主席说：“你们二十军支左也不错嘛，你们要互相学习。”
当南萍政委汇报到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斗“走资派”还戴高帽、罚跪等时，毛主席说：“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我是一贯反对这样做的。我们有光荣传统，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回京后，决定浙江省军区、人武部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汪东兴当面向南萍、陈励耘交待，要他们把林岗（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成员之一）抓起来。9月18日林岗被送到北京。

1967年9月17日
毛泽东南巡到江西。当天上午在南昌接见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同志，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等。程世清等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边听汇报便发表看法。
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说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四万多支枪时，主席说：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答：”军分区、人武部发给保守派的”。
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说：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当汇报到他们组织了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毛主席亲自指出了抚州九个县的名字，并说：“从这一点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主席问：“你们定了没有?”答：“定了，是周总理批的。”毛主席说：“实际上是叛乱，是典型之一。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程世清插话：有的还一元），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时，主席说：“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报复情绪时，主席说：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指黄、刘、郭）对造反派群众要很好地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完全听。杀人总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高帽、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啦，这不好。
当汇报到前一个时期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主席说：出现这么一件事，恐怕不只是江西。
主席问:你们回来多久？答：一个多月了。主席说：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里，中央一个一个地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了，让他们自己去吵，看吵出个什么样子来。现在那一派（联络总站）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张春桥插话：保守派也要吸收他们工作，但数量不要多）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
当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做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抓走了，主席说：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当汇报到支左部队进驻抚州时，路上遇到保守组织的三道伏击，打了四、五百人时，主席关切地问了伤亡情况。（牺牲5人，57人受伤）
主席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去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答：“有些留下在地下活动。”
主席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据说，戴高帽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学来的，那时是为了号召农民起来斗地主，现在不同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能不教而殊，殊就是杀，不能不教育就处罚人。
当汇报准备在十月间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主席说：“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持保守派的，反对中央对内蒙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练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么看死，一训，就转过来。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面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哪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1967年9月18日
毛泽东南巡来到长沙，并于当天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左右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黎源、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等。毛泽东听取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对湖南省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立足于政治共识；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毛泽东说：湘潭经验很好。这样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当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攻打造反派，毛泽东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还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一元钱打一次。
当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主席回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一些行会思想，那时候入会每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是把枪发给造反派了。
当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解放军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主席说：这是一条经验。
当谈到极“左”思潮时，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当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习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性万（指万达）的吗？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主席说：等一段嘛。
当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主席说：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到湘潭的王治国时，华国锋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主席问：为什么斗得那么厉害？我知道他身体很不好嘛，有高血压。
当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种田嘛？（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过去搞精简，搞了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证明以后可以大大精简）。
谈到公检法问题时，主席说：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最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了错误向群众做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时，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红旗军的问题时，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张春桥插话：红旗军问题林彪同志去年十一月批过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该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主席说：都要做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做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一段），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的是上面有人蒙蔽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后来是自己犯了错误，才有两万五千里长征。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的抢就有三百万条。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1967年9月20日
毛泽东南巡到达湖北省，在武汉共两天三夜。毛主席乘坐吉普车看了武汉三镇的市容和大字报专栏。军区领导为了主席的安全，希望主席晚上去看，毛主席坚持白天去看。毛主席非常相信群众，认为坏人总是极少数。主席还访问了工人，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视察中还在武汉东湖边照了像。
毛泽东在九月二十日上午接见了武汉部队和武汉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等。以下是毛主席在武汉视察的指示精神要点（根据曾思玉、刘丰传达）
一、湖北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好的。
出现了“七.二0”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问题就是不破不立。湖北乱透了，问题就好解决。湖北问题已基本解决了。湖北将是第二批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毛主席三番五次谈到，你们可以三结合了吧，主席说：三结合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左派已定，军队支左，问题是地方干部没有把握。
二、要解放一大批干部。
主席从党的历史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到解放。主席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允许人家改正，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插话：今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是主席亲自批的），主席说，你们打倒你们的，我批我的。现在你们一提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怎么成呢？现在军队支左很多都犯了错误，但是一旦打起仗来，只要下一道命令，他们都能冲锋陷阵的。
主席问：对百万雄师怎么样？整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坏的只是一小撮头头，大多是都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
主席对刘丰说：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刘说：打倒没关系。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主席说：坏人总是极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三、要文斗，不要搞武斗。
毛主席说，体罚，我最反感。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样搞是会脱离群众的。“降落伞”是武汉的特产，“燕飞”是王光美在桃园搞得那一套。
四、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
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公式搞乱了，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分两派，我就想不通，要破私立公。你们跟他们（指造反派）讲一讲，过去一个苏区打内战无非是马列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毛主席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联合不起来，主席早就在武汉发觉了，在七月十八日就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联合不起来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第二是地富反坏右不甘心灭亡；第三是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

1967年9月21日
21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到达河南省会郑州。22日上午，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和纪登奎。以下是刘建勋传达毛主席接见时的指示。
当毛主席见到纪登奎时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
毛主席笑着问纪登奎：“你说一点好处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
毛主席说：“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个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当汇报到河南各级干部情况时，毛主席说：“这是何运洪干得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
当汇报到开封东郊的情况时，刘建勋说：“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
主席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大讲政策，随便打枪，有的地方打死人时，毛主席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都反对，就收场了。”主席又说：“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1967年9月25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视察各地的消息。报道说：“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现在毛主席已经回到北京。”

1967年10月1日
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讲话，说：“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及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1967年10月7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辩论”。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都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时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1967年10月12日
毛泽东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博大、康生、李富春等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3年，到今年6月1日算1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的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疼不痒的地方不好办。毛泽东还说：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他说：现在我们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他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桶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1967年10月20日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访问中国。周恩来、李富春、谢富治等到机场欢迎。23日，毛泽东、林彪会见达达赫总统一行。25日，中国、毛里塔尼亚联合公报发表。

1967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二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1967年11月5日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毛泽东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党纲要修改。”“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地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给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3年搞了个失调，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1967年11月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文章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审阅。文章首次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做了概括，有六个要点：“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辅币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967年11月13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

1967年11月27日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毛泽东在谈话时说：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1967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967年12月12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967年12月17日
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就“绝对权威”的提法作出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一九六八年
1968年1月1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和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代表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968年1月26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二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8年2月19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共约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参加接见的有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1968年3月8日
毛泽东、林彪等接见出席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学兵、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参加了接见。

1968年3月29日
毛泽东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做了批示：“一般地来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失当，使人看起来有强加于人的形象。

1968年3月30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说：现在，全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1968年4月10日
4月7日，聂荣臻就“杨余付”事件后，被暗示是杨成武的“黑后台”，并停发了应发给的一些文件和电报一事，致信毛泽东。信中说明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4月10日，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告诉他，毛泽东在聂荣臻写的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1968年4月16日
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毛泽东在声明中说：“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他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1968年5月8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了在京参加毛泽东学习班的解放军代表。陪同接见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被接见的还有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

1968年5月18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要通知》。《通知》说：“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的批评，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再用‘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说法。”

1968年5月19日
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做了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这一材料是姚文元5月13日呈交给毛泽东的。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5月25日，中央发出转发毛主席这一批示的通知。

1968年6月3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参加毛泽东学习班的军队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陪同接见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参加接见的还有李富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1968年6月30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解放军济南、广州、兰州部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等参加了接见。陪同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1968年7月28日
凌晨3时半到8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参加接见的还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分成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1968年8月5日
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1968年8月11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六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军队人员。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参加接见的有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968年8月15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首都工人毛泽东宣传队代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和北京卫戍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也参加了接见。毛泽东在接见时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你们有希望吗？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

1968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由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发”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斗争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通知》说：“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些，不会妨碍生产。……”

1968年9月2日
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军应派工人随同军官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1968年9月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二、选调工人，必须是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三、工宣队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好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持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1968年9月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批示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情况报告》反映，会议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工宣队、军宣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在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宣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决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

1968年9月14日
《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前言》说：“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院的亲切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96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题词的全文是：“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之命，书赠日本朋友们。”《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毛泽东在社论的初稿上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并且删去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文字。

1968年9月29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说：“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条件的单位进行，即大联合、三结合巩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得好，整党工作取得初步成果的单位。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接受新党员，必须本人申请，并有正式党员两人介绍。全市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不要预备期，以便即将行使正式党员的权利，今后发展党员还是应当有预备期。

1968年10月1日
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建国19周年。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其他出席大会的领导人的排名顺序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

1968年10月5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各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

同日，毛泽东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坏人手里。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等。

同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中披露了毛主席最近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968年10月13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讲话内容主要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文化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仪；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68年10月31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发表讲话。对于“二月逆流”，他说：“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每天都有简报。”“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吧，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一个‘准’字，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

1968年11月12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批准并转发有关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一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要求将原来确定的由县区传达到各基层单位，改为由市革命委员会召开1.7万人大会直接传达。另一份是张春桥的报告，提出四点意见：一、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传达不传达？传达主要的精神，十分必要，很有好处。二、要不要非党员参加传达会议？许多基层，掌权的是非党造反派，不向他们传达，他们领导讨论和落实公报有困难。这对培养一批新干部也是十分必要的。三、“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至于选“九大”代表，群众一方面认为陈毅不能当外交部长，不能当中央委员。另方面也说只要毛主席指示，我们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参加九大。四、决心把十二中全会的传达，当作一项政治思想工作抓到底。

1968年11月25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1968年11月25日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说，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说来，对工人运动说来，对学生运动说来，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壮大发展说来，再有五年时间，就会比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现在已经23年了，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吗？其实，在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

1968年12月3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报告》。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介绍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该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来，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68年12月2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毛泽东在这一《通知》中加了几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她们”。“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她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1968年12月29日
周恩来在关于“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报告上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李广桥支部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该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一九六九年

1969年1月1日
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中，公布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条指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过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969年1月8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部队二十军、空五军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的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会议的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并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二十军、空五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毛泽东还说：“省军区检讨我看过，二十军、空五军地检讨怎么我没有看到？”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说明。29日会议结束，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被留在北京做检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南萍、陈丽韫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969年1月29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发。

1969年3月2日
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冲突。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军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问题。

1969年3月9日
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28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1969年3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话。毛泽东首先谈了打仗问题。他说：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毛泽东说：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毛泽东说：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毛泽东还强调了政策落实问题。他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走资派嘛！死不改悔地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毛泽东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他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报告上（指九大报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毛泽东最后说: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二中全会（七届）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陪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同日
《红旗》杂志第3、4期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段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1969年3月31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九大召开前，根据毛泽东的临时提议，增加徐海东为主席团成员。

1969年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希望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回顾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说：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延安召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人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路线上，都搞得比较清楚。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大会秘书长。林彪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告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
11日，毛泽东在大组召集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
24日大会选举出由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1969年4月28日
中央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1969年5月1日
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与首都50万军民欢庆“五一”，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委员。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1969年5月17日
毛泽东对新华社报道外电作出指示。指示说：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可以了，这一指示是针对新华社1969年4月10日《内部参考》增刊第1256期登载5条外电外报对我“九大”的反应，有3条的标题有“妄评”的字样作出的。

1969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毛泽东审阅了社论文稿并批示：“可发”。社论公布了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毛泽东在审阅社论文稿时，将第二段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改为“建成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的自吹自擂。”

1969年9月11日
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见面。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同意柯西金前来中国会谈。

1969年9月17日
《人民日报》刊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周年口号”。口号共29条，其中第22条是毛泽东增加的，内容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1969年9月23日
毛泽东视察天津。他分别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郑三生、警备区政委刘政和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及驻天津路、海、空三军部队负责人。

1969年10月1日
首都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并检阅群众游行。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代表995人。应邀参加大会的各国贵宾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越南南方、柬埔寨、刚果（布）等国的代表团。林彪代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会后，首都40多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晚会，观看节日焰火。

同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了朝鲜崔庸健委员长，进行了友好交谈。毛泽东在谈到中朝友谊时说：咱们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同志长期和我们一起作战；反美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朝鲜同志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在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是一道走过来的嘛！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关于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反对反斯大林，这一点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错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基本上是好人。斯大林对苏联革命，对世界革命有贡献。反斯大林，实际上反的是十月革命后继续执行列宁主义路线。关于中苏两国关系，毛泽东说：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界已有十几天不打了，只有它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和崔庸健一起在观礼台观看群众庆祝国庆游行。

1969年10月11日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江青、李先念等。受到接见的有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代表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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