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祥
踢出校门
我上初中时,正赶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月。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严重歧视。有一次,我们班的同学下课玩踢毽子(用4个古铜钱和马鬃毛制作),有名同学因失误把毽子踢飞,击中了另外一名同学的眼睛。受伤同学的眼眶由红变得青肿起来,开口大骂那个踢毽子的同学: “你这个狗崽子,真是胆大包天,敢伤害贫下中农家的孩子,我非把你揍趴下不可。”说着便动起拳脚来。这名出身不好的同学哪敢还手,一边躲闪一边解释说: “我不是故意的,你就饶了我吧。”他的哀求一点用也没有,被对方打得鼻孔流血,身上多处受伤。事情并没有就此作罢,之后那个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又哭喊着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说那狗崽子故意伤人,还把他家的大人找来助威。他的父亲对老师和校长说道: “那个混蛋儿子是搞阶级报复,想造反变天,所以专门迫害贫下中农子弟。”他说了很多上纲上线的话,校方认为问题严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很快做出决定,将那名出身不好的学生开除学籍,踢出了校门。这位同学当年就因为踢毽子误伤了一个同学,就失去了读书的权利,如今想起来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祸从口出
1966年“文革”初期,我们这里的学生在课堂上都要搞“三敬三祝” (上课前,要全体起立高呼: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一天早晨,学生们正在操场上玩耍,上课铃声突然响起,有个学生听到后赶紧嚷道: “别玩了,别玩了,快给毛主席拜寿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知是谁向老师告状,说这名学生对伟大领袖不尊敬。第二天,老师把这名学生叫到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第三天,公安人员就把这名学生带走了,说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严加惩处。又过了一些时日,公安及校方人员来到班上,让大家揭发这名学生的其他反动言行。公开场合没人吭声,可有人背后打了小报告,说这名被抓起来的学生还侮辱过林副主席,说林副主席是奸臣、夹尾巴狗。这还了得,必须罪加一等。经有关部门审理,认为案情相当严重,这名学生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考虑到他家庭出身较好,判处有期徒刑15年。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这名学生在监狱里关了5年才被释放出来。
推荐上学
“文革”后期,开始在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那些根红苗正的青年便有了跳龙门的机会。我们连队有个叫王山的本地青年,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因老爸是铁杆贫农,叔叔又是连队治保主任,王姓还是一个大家族,所以被推荐上了大学。人们都说老王家是祖坟冒了青烟,王家更是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好不热闹。
王山进入大学校门后,因为文化水平太低,每天搞得晕头转向,跟不上课程。校方见此情况,本想让他退学,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也只能赶鸭子上架,指定一名教师对他进行专门辅导。可王山文化基础太差,学习能力也差,属于扶不起的阿斗,老师也无能为力。最头疼的还是王山自己,他在学校学不进去,退学回家又感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重压之下得了精神病,久治不愈命归黄泉。有道是乐极生悲,祸福相随。
打骂批斗
在“文革”的狂热年代,各种人物纷纷出场表演,捞取政治资本。尤其在批斗“牛鬼蛇神”时,谁嗓门最高、骂得最狠、出手最重,谁就被认为最革命。在一次批判“历史反革命分子”于某的大会上,由事先安排好的人做重点发言,向被批斗者开火。突然有个中年男子大步冲上前去,对着老于头“咣咣”就是两耳光子,并大声骂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竟敢与人民为敌,今天非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不可!”人们定睛一看,竟然是老于头的外甥吴二虎。大家以为吴二虎还有什么批判语言,都等着看好戏,可等了好几分钟也没听见他吐出一个字来,肿胀的脸憋成了紫红色。沉默片刻后,吴二虎又抬起手来“啪啪”给了老于头两巴掌,气呼呼地骂了一声: “我X你妈老于头!”然后转身离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批斗会斗得大家都没了亲情,真是“亲不亲线上分,打你骂你没商量”。
人马下台
有天晚上,连队召开批判“四类分子”大会,一些表现积极的人陆续登台发言,围攻“阶级敌人”,以表现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几十平方米的舞台,一会儿工夫就站满了人,秩序显得很混乱。主持会议的是“革委会”副主任黄大柱,面对这种局势,他也不好撵人下台。正在两难之际,他接到一张从台下传来的纸条,瞟了一眼,便大声说: “现在台下有人递了张条子,我给大家念一下, ‘台上的人马下来’。”台上的人听了一愣:怎么把人比作马了,这不是污蔑革命群众吗?批判会现场立刻炸开了锅, “是谁写的纸条?把台上的人当成了马,这不是侮辱革命群众吗?赶紧坦白交代。”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也顾不得那些批斗对象了。见台下无人应声,台上的人又继续吼道: “到底是谁写的条子,不说的话揪出来就是现行反革命。”原本乱哄哄的会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大约平静了几分钟,又听到台下有人喊: “那纸条上写的是‘台上的人马上下来’,是黄主任落了个‘上’字。”台上的人让黄副主任重新看了一下纸条,果然如此。风云突变,台上的几名活跃分子立即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黄大柱,说他有意念漏了个“上”字,漫骂革命群众,对革命群众批斗坏人不满。只一会儿工夫,这个靠造反起家的黄副主任就变成了被批斗对象。一次严肃的批判大会在狂热混乱的气氛中草草收场。
好草坏苗
在那个极左年代,一些植物也被赋予了阶级性,当时最流行的政治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当官的讲,普通群众也常常借题发挥。
每到夏锄时节,农工排都要头顶烈日给农作物锄草。有几天我们连续铲玉米地里的草,一名天津知青由于干农活不熟练,经常误伤青苗。每伤一棵玉米苗,他都禁不住“哎哟”一声,表露出惋惜遗憾之情。质量监督员见他伤苗太多,杂草也未能锄净,就对他说: “看你干的活儿,真是太不像话了,幸亏你家庭出身好,要不然就得给你治个罪,说你破坏生产,对社会主义不满。”这名知青听了很不高兴,立即反驳道: “我留下的是社会主义的草,铲掉的是资本主义的苗。”监督员听了气得张嘴结舌,不知如何应答。
拉拢贫农
我们连队有个叫孙秃子的人,是“文革”前下放到农村来的。此人游手好闲,以身体有病为由,凡是出力气的活都不干。他家人口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经常是东家借西家要,每年年底队里还得救济他。生产队见他这种情况,就安排他照看牲口,可他啥活也拿不起。书记老孟常常给他做思想工作,还把自己的钱借给他解燃眉之急。老孟是来自北大荒的转业军官,当时每月工资60多元钱,他总是尽力在经济上帮助困难户。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孙秃子每次从老孟手里接过钱时,都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动情地说: “感谢孟书记的大恩大德。”
“文革”开始了,孟书记被打成了“走资派”。这时,孙秃子跳出来了,别看他干活不行,嘴上功夫可不浅。他是贫农出身,摇身一变成了连队造反派的头目。孙秃子小人得势,忘恩负义,合谋将孟书记押解到会场,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进行批斗。孙秃子一改往日的穷酸相,以革命者自居,编织孟书记的罪状,其中有一条说他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孙秃子指着孟书记的鼻子骂道: “你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把我们往邪路上领,还用小恩小惠拉拢贫农,收买人心,都怪我当时没有看清你的嘴脸,今天我要擦亮眼睛,把你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你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孙秃子恩将仇报、落井下石的品行,让围观者感到愤怒,但迫于当时的形势,都敢怒不敢言。几年后,孟书记被释放,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孙秃子成了被人唾弃的跳梁小丑。
(责编:王容)
李祥.“文革”历“左”记[J].龙门阵,2011,(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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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4 21:5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