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红健：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我的父亲熊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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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

我的父亲熊曙东（字祖暾，又名熊源尚，化名颜帮立）1916年出生于重庆梁平县（原四川省梁山县）一个地主家庭，1927年11岁就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33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重庆川东共立工科中学读书时就在地下党员皮炽昌的指导下秘密组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列宁学会”，并被选为主席，在川东地下党的经济重点之一的大华炼油厂作党的负责人和总技师，并协助开办了云阳、广安、丰都、北碚等分厂，组织梁山进步青年抗日读书会，组建四川梁达虎南游击队、开江广福乡武工队、石柱江池游击支队，曾任地下党四川忠县县委书记。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大竹地委宣传科长、达县地委宣传副部长、万源县委书记等职，被人民群众誉为“草鞋书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1968年9月1日被达县军分区“支左办”秘密关押中被害于四川省达县地区汽车45队 （至今没有找到尸骨）。1981年才得到平反昭雪，1986年（被害后18年）才得到组织上正式的结论:

“熊曙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在敌占区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一定贡献。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农村工作和宣传工作方面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工作。在担任万源县委第一书记期间，为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穷落后面貌，跋山涉水深入边远山区调查研究，受到山区人民的爱戴和好评，被誉为“草鞋书记”。熊曙东同志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忠诚党的事业，工作积极，任劳任怨，团结同志，联系群众，生活简朴，是一个好党员，党的好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将熊曙东同
志以 “三老会”、“叛徒”进行批判斗争，建立专案组进行审查，致使
其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折磨和摧残，这是错误的。为了恢复和发扬党的
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决定对熊曙东同志
予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对强加给熊曙东同志的一切政治帽子、一
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消除影响。其遗属供养，按革命干部正常死
亡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文革十年中，我们全家因父亲的被冤、被害所受的苦难一直是我们其后几十年来不忍揭开的伤疤，家人几近疯癫，往事不堪回首，每每提及那段苦难史我都哽咽难言。今年是父亲遇害42年，他被害时不到52岁，我今年也满52岁了，仅以此文作为对父亲的怀念，希望苦难的历史不再重演，也希望晚辈们不忘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永远快乐。

   文革中家里被抄上百次，所有的书籍、信件、笔记本、照片被洗劫一空。这张照片是文革后从爸爸生前好友处翻印的。
一、爸爸被杀害

   1968年3月，四川省达县地委操场一派喜庆，大家都在欢送被达县军分区“支左办”选送去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三结合”干部代表（“三结合”指将组成新的政权机构的革命群众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解放军代表），爸爸也被“支左办”确定为“三结合”对象，我们全家也高高兴兴的到地委操场送爸爸到北京去学习。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爸爸同四川省的全体代表到天安门观礼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爸爸连夜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家人，信中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6月下旬爸爸学习结束，与学习班的全体同志返回成都，在成都听说达县地区有人向他发难，污蔑他是叛徒、特务、“三老会”骨干分子。一起学习的同志劝爸爸不要回达县，在外面躲一躲，回去恐怕会凶多吉少。但爸爸却说我一身光明磊落，清清白白，“支左办”总是要讲道理的，我坚决要回达县去把事情说清楚。

当爸爸他们乘坐的专车在离达县不到100公里的开江县任市镇时就被拦住，一伙人冲上车子，当场就把爸爸按跪在地上毒打，膝盖都跪破了。同车的人都不敢出声。这伙人把爸爸暴打之后，就把爸爸抓到另一辆车上，飞驰而去，爸爸由此失踪了。
   
     妈妈看到同爸爸一起去北京学习的人都回达县了，唯独不见爸爸，去打听才知道爸爸被一伙造反派抓走了。妈妈去找达县军分区“支左办”和地委的造反组织问爸爸的下落，他们都讲不知道。妈妈贴出大字报，让全城的人都知道爸爸被抓失踪了，希望有知情者告诉我们爸爸的消息，可是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许多人都象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们，唯恐避之不及。不仅如此，达县最繁华街道的地上用排笔写着比人还大的字：“打倒叛徒、特务、‘三老会’骨干分子熊曙东”，“打倒熊曙东，放血1000cc”等，街边的墙壁上、大桥的栏杆上也都写着“活捉熊曙东，放血1000cc”等标语。

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部分老同志被错误地打成叛徒、反革命、右派等。文革初期，由康生一手掀起所谓的“揪叛徒”恶浪，当时四川的领导人立即把矛头对准了地下党。1966年6月，在一个极端秘密的会议上，西南局主要负责人说：“川康地下党问题很多，叛徒不少，解放后未彻底清理清楚，这次要结合运动把川康地下党的问题弄清楚。地下党问题，不仅川西，川东也有问题，《红岩》小说是罗广斌吹起来的，……要审查”。还准备在这次文革运动中捉二十万右派。

所谓“三老会”是指1967年四川幸免于难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为被诬陷的老同志鸣不平，实则根本没有那样一个组织，是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强加的一个组织名字。四川“三老会”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江青1968年“三·一五讲话”钦定的，江青说：“‘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四川省委的某领导为了迎合中央高层的某部分人，我的父亲熊曙东就“被确定”为“三老会”骨干分子。
   
    过了好几天，达县地委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头头黄某某到家里来拿爸爸的《毛泽东选集》，我们才知道爸爸是被达县军分区支持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秘密关押着，并且还专门成立了整爸爸的“专案组”，每天都有人看守爸爸并逼迫爸爸写“交代”，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三老会”骨干。黄某某还恶狠狠地说不许我们打听关押爸爸的地方。又过了几天，黄某某又来拿大蒜、蚊烟和人体穴位图，妈妈就叫才14岁的哥哥悄悄尾随黄某某，看看爸爸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哥哥悄悄尾随，发现爸爸被关押在达县地区专员公署内一个秘密的地方。
   
    晚上，妈妈悄悄跑去见到了爸爸。爸爸讲：“在返回达县的路上抓我的人是军队支持的一伙叫‘联络站’的造反组织，他们说我是另一个造反组织‘造反军’的黑后台。而‘造反军’说我不是他们的后台，又从‘联络站’手里把我抢了过来也秘密关押，他们都天天逼迫我写交代，交代叛徒问题、‘三老会’问题。我不是叛徒，这是组织上早已作了结论的；‘三老会’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更谈不上我是骨干。他们成立整我的‘专案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文革”的逻辑是：我这一派抓住了一个大坏蛋，我这一派就是最最革命、最最忠于毛主席的造反派，与我对立的一派就是反革命派。


   
     这是爸爸在北京学习时所照，也是爸爸最后照的一张相。左胸前别的在北京学习班上发的毛主席像章和两支笔

爸爸为了让家人知道他被关押的地方，强烈要求看管到家里取他自己的一套繁体字的《毛泽东选集》学习，就是为了让我们找到关押他的地方（爸爸12、3岁起就开始给进步人士传递情报，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后来哥哥也悄悄去见了爸爸。我想去见爸爸被哥哥阻止，他说人多了会暴露，同意下一次带我去见爸爸。可是“专案组”的人很快就发现我们知道关押爸爸的地方，黄某某就把哥哥抓到一个黑屋子里关起来毒打。妈妈发现哥哥不见了，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到了第二天哥哥才机智地逃脱回家。哥哥本来答应下一次带我去见爸爸，可是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自从1968年3月在达县地委大门口高高兴兴送爸爸去北京学习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爸爸了，那时我仅10岁。

过了一段时间，军队支持的一派又把爸爸抢过去秘密关押，最后由达县军分区“支左办”直接把爸爸秘密转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位于达县城北外胡家坝的达县地区汽车45队关押，爸爸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被关押期间仍然有专人看守，并且每天逼迫爸爸写交代。

这期间，街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污蔑爸爸是叛徒、特务、“三老会”骨干分子，是党内最大的反动派，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要“放血1000cc”等。妈妈白天去看大字报常常被人殴打，只有晚上俏俏去看。有时上午贴出的大字报下午就被人覆盖了，下午贴出的大字报晚上又被覆盖了，所以白天哥哥悄悄去看大字报，然后回家告诉妈妈。妈妈每天晚上都要针对白天别人污蔑爸爸的大字报内容赶写反驳的大字报，告诉群众真相。如，爸爸从1933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一贯忠心耿耿，作党的地下工作从未被捕，根本就不存在叛变；爸爸的历史清白，有许多地下党的同志作证，省委组织部是作了结论的；所谓“三老会”，完全是子虚乌有，是派性斗争中被强加的。爸爸解放前为革命出生入死，把家里的田地都变卖了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自己的幼子都顾及不到，而交到陶行知办的育才小学，自己整天东躲西藏，提着脑袋干革命。解放后爸爸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踏遍了达县地区的山山水水，被人民群众誉为“草鞋书记”、“铁脚板书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就是这样可亲可敬的爸爸却被造反组织争来抢去，秘密关押，强迫写交代，辱骂、毒打，饱受非人待遇，作为证明该组织革命的证据。

1968年9月1日下午，妈妈正在煮晚饭，达县地委机关造反派头头齐某某把妈妈叫到我们住的院子外面，告诉妈妈：“熊曙东昨天晚上畏罪自杀了。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你和你的子女要与他划清界限，否则没有好下场。”妈妈问：“熊曙东何罪之有？”齐讲：“他是叛徒、特务、‘三老会’骨干分子。中央首长（指江青）都讲了，‘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你赶快去收尸。”妈妈听后大声说：“不可能自杀！我送走的是一个活人，要回来的也必须是一个活人。”妈妈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
晚饭后，妈妈担心爸爸出事，就到达县军分区“支左办”去问一个究竟，“支左办”的人开始推脱不见妈妈，后来在妈妈的强烈要求下，才出来一个军人讲：“熊曙东自杀了，我们找了公检法验了尸，还拍了照片。”（实际上当时公检法早已被“砸烂”了，不复存在）。妈妈听到后犹如五雷轰顶，大声说：“人是你们送去北京学习的，现在人死了，你们要负责任。”可是那些军人根本不理采妈妈，直接把妈妈撵到军分区大门外。
第二天一早，齐某某又来家里威胁妈妈说：“你再不去领熊曙东的尸体，我们就拖出去埋了。”下午，妈妈叫上哥哥、我和弟弟随着齐到存放爸爸遗体的地方——达县地区汽车44队。
原来爸爸最后是被达县军分区“支左办”清理阶级队伍小组直接押到汽车45队（不知一共换了几个关押地点），秘密关押在一栋平房中最南边的一间空屋子里，每天24小时有专人拿着冲锋枪严密监视看押，由专人看管并且每天逼迫写交代。关押期间严密封锁消息，不许任何人打听，饭是由专人送去，连大小便都只能拉在那屋子里的便桶里，每天天不亮由专人拿着冲锋枪押着到厕所里去倒，就连同栋楼的医务室、办公室的人都没有看到过爸爸。
齐某某讲爸爸是用双面刮胡刀两手交叉把自己颈部的两边血管、神经割断自杀的。爸爸的所有用品都是经过看押人员严格检查了的，凡是他们认为的危险品、违禁品都是收走了的，那张薄薄的双面刮胡刀是从哪里来的呢？齐讲，那张刮胡刀是蒲某某借给爸爸刮胡子后忘了收回去。蒲是汽车45队的造反派头头、革委会成员，专门看押爸爸的人员之一，那天晚上他照样安排了人在值班看押爸爸。爸爸刚死，“专案组”的人马上就破坏了现场，把爸爸的遗体从汽车45队搬到旁边的汽车44队才新修的一个很大的空车间里。爸爸是当时达县地区军分区“支左办”挖出的最大的“黑帮”，是当时达县地区的头号“大坏蛋”，在四川省革委都是挂了名的重点整治对象，达县地区军分区还成立了“熊曙东专案组”整，每天24小时有专人拿着冲锋枪严密监视看押，怎么会“自杀”得了？我们强烈要求看被杀的第一现场，但是被拒绝了。

第二天，妈妈到四川大学与李亚宁（他是爸爸的外侄，川大毕业在等待分配工作）商量，坚决要求省革委派人到达县去验尸，不然就到中央去告状。第三天妈妈又去找省革委，把写好的申诉材料交给信访办，再次提出爸爸一贯都是个乐观的人，一直相信组织上是会查清楚他的问题的，绝不会自杀是他杀，请求省革委派人到达县去验尸。信访办的人讲：“现在是文革运动中，省里的问题很多，你们所有的问题只有回达县去解决，把省革委开的介绍信拿回去，省里会督促达县解决。”在成都奔波、申诉了三天无果，妈妈想到当时气温高，爸爸的遗体会很快腐烂，加之牵挂着年幼的三个子女在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一定饥饿难当，于是只好拿着省革委开的介绍信和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票（当时重庆到达县还没有火车）非常失望地踏上返达县的路程。
重庆到达县有200多公里路程，妈妈开始还搭乘汽车坐了一段路，越往达县走武斗搞得越厉害，只有一路乞讨一路走。在回家的路上，妈妈一边走一边伤心落泪，想到爸爸解放前放弃地主家庭优越的生活，12、3岁就开始投身革命，1933年在读重庆川东高级工业中学时就在共产党员皮炽昌的领导下组织“列宁学会”并担任主席，积极宣扬革命真理，组织学生闹学潮，与反动派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亚洲民建小学、中学，积极发展党员，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在川东地下党的经济重点之一的大华炼油厂作党的负责人和总技师，从桐油中提炼汽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当上级失去党的组织关系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与同级和下级的地下党同志保持联系继续工作，同时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到重庆、到南京、到上海…；组建“虎大南游击队”，浴血奋战在华蓥山一带，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统治；在四川忠县作地下党的县委书记，积极组织工运、民运、武装抗敌，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这一桩桩、一件件，那一样都是杀头的事，可是革命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自己的母亲遭到连坐也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解放后一如既往地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拉帮结派、不争名利，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达县地区万源县作县委书记期间，带领万源几十万人民，建起五个林场，造林7.2万亩，穷山恶水变成青山绿水；修各种车路和公路3千余公里；冶铁业带动全县工业；关心群众疾苦，亲自带头重修护城河堤、修建堵截县城后山洪水的张家湾水库，修建了万源历史上第一个电影院、第一个人民医院，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在万源工作期间万源县委还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四川著名诗人、记者梁上泉被爸爸的事迹深深感动，于1959年8月30日写下歌颂爸爸的诗篇《县委书记》：

县  委  书  记
梁上泉
书记在那里？
书记在田间，
    记者追到田间去，
他又上矿山。

书记在矿山，
矿山都走遍，
记者才赶到，
    他又进山找水源。

记者再追赶，
    一路汗滴似雨点，
      听说他半夜又回县，
       书记真有双铁脚板——

     他一双草鞋一根棍，
     他一个挎包一把伞，
     到哪里热潮就涌现，
   周身似有红火焰。

   矿山公社大小山，
   一一摆在他面前，
    像摊开双手看络纹，
  山川河流指掌间：

哪些河道该通航，
哪些险滩可发电，
哪些山岭有宝贝，
  哪些铁山要冒烟……

说道一定要做到，
  记者将来会亲眼见，
并非书记是神仙，
  他带领山民几十万！
这是诗人梁上泉1959年8月31日因万源县委书记熊曙东的事迹受感动而写，这首诗收录在梁上泉的诗集《我们追赶太阳》里，由上海文艺社1960年出版。
在回家的路上妈妈想到，现在爸爸被诬陷、被杀害了连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妻儿背着黑锅抬不起头，还经常被人打骂，真是哭天无路，叫地无门。在路上走着走着，妈妈越想越难过，几次都想不活了，死了算了，但是想到要为爸爸申冤，要抚养我们年幼的三兄妹，于是妈妈只有强忍着悲愤，一路乞讨，神情恍惚地在路上整整走了三天。
妈妈到成都去告状前，嘱咐我和哥哥每天到达县冰糕厂背一块冰砖（妈妈走之前已预付了买冰砖的钱）放在爸爸的水泥棺下面降温，还叫我们到山上去割艾蒿扎成蚊烟熏蚊蝇，以便保存遗体，希望省里面派人来验尸时遗体还是完好的。
大概在妈妈走后第3天，我带着弟弟随着哥哥又到冰糕厂去背冰砖，一块冰砖大约有30斤重，冰糕厂到汽车45队有2公里多路，还有一段很长的坡。哥哥把冰砖放在背篼里的盆子里，路上不敢停歇，一来怕时间长了冰很快会化掉，二来背篼放在地上后10岁的我和5岁的弟弟根本就不可能帮哥哥提起来背在背上，14岁的哥哥很瘦弱矮小，只有咬着牙关非常吃力地一直往前走。我一手拿着艾蒿做的草蚊烟，一手牵着弟弟，跟随着哥哥去看爸爸。那天很热，我们一路走冰砖化的水一路滴，把哥哥的裤子都打湿了。可是当我们艰难地走到汽车44队的大门口时就被拿着枪站岗的军人给拦住了（之前并没有人站岗），站岗的军人大声吼：“干什么的？”吓得我和弟弟一下子躲在哥哥背后。哥哥怯怯地说：“去看爸爸。”那军人问：“哪个是你爸爸？”哥哥说：“那空屋子里放的那个人就是我爸爸。”那军人说：“那屋子里没得人了。”哥哥又讲：“有。我们昨天还来看了的。”军人又说：“那屋子里的死人已被抬走了。你们赶快离开。”我和弟弟、哥哥只好眼泪汪汪地背着冰砖返回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爸爸就遭整，经常都有各种造反组织的人到我们家里逼迫爸爸写交代，有时他们连爸爸写的材料看都没看就撕掉，还骂“不老实”、“顽固不化”，随时都遭扇耳光、吐口水，还经常拉出去游斗。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所有的笔记、书籍、相片、衣物、用品被洗劫一空，还拿到公园去展览示众，作为反面教材。煮饭的锅被砸坏，碗被甩烂，连灶台都被撤掉，我们只好用几块石头架着一个破锅煮饭。我们所住的地委家属院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和我家划清界限，不和我们来往。爸爸去世以后，家属院里的人更是经常欺负我们，甚至打骂我们。爸妈都不是本地人，我们在本地没有一个亲戚，非常孤立、无助。
很快妈妈走时留下的大米煮完了，开垦的一小块土地里种的冬瓜、面菜也摘来吃完了。家里仅有的钱妈妈去告状时都带走了，我们没有钱买食物，也不知该向谁借，我们开始饿肚子了。哥哥找出在达一中住校时买的饭菜票，但他不敢到学校去，怕别人认出了骂他是“黑五类”、“狗崽子”、“老汉自杀了”，甚至还会被抓住挨打。达一中的人不认识我，他就叫我去买饭，还嘱咐我，如果别人认出了我不卖饭给我，就赶快离开学校往家跑，来不及的话饭盆都可以不要了。还好我顺利的买到了饭菜，可是仅维持了一天，妈妈还没有回来。哥哥又从家里的一个坛子里翻出仅有的几把绿豆，为了能够多吃几天，哥哥就把剩下的冬瓜瓤子和地里的秋辣椒摘下一锅煮。虽然已经饿极了，可是辣椒太辣，我和弟弟都不吃，5岁的弟弟饿得没有一点力气，靠在床边耷拉着脑袋连话都不愿说。哥哥生气地说：“赶快吃，不然只有饿死。”我和弟弟只好含着眼泪吃一点。
这天下午，地委家属院里的小孩刘建民对我说：“你老汉自杀了，你妈还敢到省里去告状，哼！”我听到后立即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讲，赶紧往家里走。回家后，我把听到的话告诉哥哥。哥哥伤心地说：“妈妈一定是被他们抓住打死了。”过了一会，哥哥又痛苦地说：“妈妈不在了，饭也没得吃的，我还不如去杀人，杀了人被关到监狱里总还有饭吃。”听到这话，把我吓惨了，赶紧抓住哥哥说：“哥哥，你千万不要去杀人，你被关起了，我和弟弟怎么办？”我的双眼紧紧地盯住哥哥，生怕他跑出去再也回不来。我们兄妹三人坐在屋子中间伤伤心心地抱头痛哭，一直哭到天黑，弟弟哭睡着了，我也哭得没有一点力气了。我觉得那天下午好长好长，真是度日如年。还好，晚上妈妈突然回来了，我们三兄妹破涕为笑，一起扑向妈妈。妈妈摸着我们的头说：“我回来了，不怕。”
我们赶紧告诉妈妈，不晓得爸爸的遗体被抬到哪里去了。妈妈讲一定是杀人者知道我去省革委告状，要求省革委派人重新验尸，他们怕罪行暴露就毁尸灭迹。妈妈分析一定是 “支左办”派搬运社的工人把爸爸的遗体抬去埋了，于是妈妈就找到上次抬爸爸水泥棺的工人陈维新等打听情况，他们非常害怕妈妈去找他们，开始他们讲没有把爸爸抬去埋，叫妈妈不要问他们，后来在妈妈的苦苦哀求下他们才说：“你各自到汽车44队后面的花草湾去找。”（花草湾是专埋死人的乱坟岗，那些被枪毙的罪犯、无名尸都埋在那里）。于是妈妈就带着我们到花草湾漫山遍野到处寻找，可是根本找不到爸爸的遗体。妈妈对我们讲，爸爸被人诬陷，遭杀死了还被毁尸灭迹，达县地区军分区和四川省革委都不清查凶手，我们只有到北京去告状，叫毛主席党中央为我们申冤。

二、到北京去告状
我们在达县、成都告状无门，只好到北京去，把我们的冤屈反映给党中央、毛主席，希望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申冤。
自从妈妈从成都告状回来以后，就有人把我们监视了起来。大概是1968年9月14日凌晨4点多钟，妈妈把我们兄妹3人从睡梦中叫起来，说：“莫出声，赶快穿好衣服悄悄走出家属院去搭车，到北京去找毛主席为我们申冤。” 起床后，我们与平时一样，全家人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行了一个鞠躬礼。妈妈又忍不住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全家都是忠于您的。我们遭了大难，您晓不晓得哟？我们到北京来找您，您要给我们撑腰哦。”妈妈说着说着就跪在了地上不停地朝毛主席画像磕头，我们急忙把妈妈扶起来，然后背了一床棉被，拿上家里仅有的几件衣服，装上剩下的4、5斤面粉，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到北京告状的路。
我们搭乘达县到万源的汽车，因为害怕被人认出来抓回达县关起，所以中途都不敢下车上厕所。到了万源没有钱吃饭、住旅馆，于是找到我们在万源时的保姆陈祖碧阿姨，她说：“熊书记是个大好人，万源人民都晓得。我不怕你们背着‘牛鬼蛇神’、‘黑帮分子’的黑锅连累我。”她悄悄收留了我们，还给我们煮了一顿晚饭吃。第二天天不亮，陈姨又给我们买了几个馒头，还找了一辆开往陕西镇巴方向拉沙石的便车让我们搭乘了一段。
没钱买车票，又不熟悉道路，我们只能沿着北上的公路走，路途中要翻越大巴山、秦岭和数不清的山峰，我们只好一路走一路问。饿了就在农民家把我们从家里带的面粉做成面疙瘩煮起吃，有时农民看着我们可怜也给我们拿一点红苕，天黑了就在农民家里的柴火堆上蜷缩着睡。为了能够早日到北京，下雨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停下来躲雨，只能在泥泞的路上冒雨艰难行走。晴天，汽车一过尘土满天，呛得人踹不过气。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之爸爸的去世几乎把她完全击倒，才40岁的人看上去就像5、60岁的老人，背着一个包袱，提着一小桶面粉，非常吃力地蹒跚而行。为了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坚持走到北京，妈妈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爸爸的传奇经历。
妈妈讲：爸爸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可是在爸爸4岁和10岁的时候两次被土匪绑架，时间共达一年。这两次惊心动魄的痛苦经历，在爸爸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爸爸在自传里写道：“经过地主武装和土匪的仗火，使我变得胆大和具有冒险精神；白天黑夜和冬季在深山大雪中行走，使我能够吃苦耐劳；土匪仍是封建势力掌握的武装，但这段生活经历是我在地主阶级家庭中所不能得到的，使我当时提出为什么有人抢人？为什么有穷人和富人？这些疑问虽然得不到正确的解答，却引起我思想上的变化。” 爸爸被救回时身体极度虚弱，每次都医治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恢复。爸爸被土匪绑架时头上生的疥疮医了一年都没有治好，以至于后来爸爸的头顶都不长头发。
妈妈摸着我的头接着说：“你现在正好10岁，正在经历爸爸曾经的苦难，你们要向爸爸学习，做一个坚强的人。”我听到后使劲点头，柱着树枝走尽量不掉队，哥哥咬着牙背着铺盖卷默默往前走，5岁的弟弟听了也非常懂事地抢着提东西。

我们走到一块石头旁歇气的时候妈妈又讲：1927年爸爸11岁，正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你们的大伯二伯都参加了中共梁山地下党领导的“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在梁山和重庆读书时常常寄回一些进步书刊，如《拓荒者》、《创造月刊》、《洪水》、《向导》等，新书是白话文容易理解，爸爸从中接受了大革命风暴的教育，又亲眼看见了1930年梁山由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暴动，爸爸曾随大伯去狱中看望过被捕的同志，革命思想对爸爸有了启蒙的作用。爸爸非常机灵，大伯二伯被捕时，爸爸经常通过送饭给狱中的人传递情报，就像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一样。1933年爸爸在重庆川东共立工科中学读书时，自学了鲁迅、矛盾、郭沫若、巴金、高尔基等人的著作，长期订阅《现代文学》、《文学季刊》、《太白水星》，读《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教育。地下党员皮炽昌见爸爸是个革命积极分子就单独进行帮助，还悄悄拿恩格斯的《家族国家及私有财产之起源》、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进一步退两步》给爸爸学习，爸爸还找来威尔士的《世界史纲》阅读，初步懂得了社会进化史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皮炽昌还指导爸爸在学校秘密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列宁学会”并被选为主席，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开展活动。可惜皮炽昌于1934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后遭公开枪杀。
    妈妈接着讲：经过多年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爸爸于1938年在腥风血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是十分艰苦和危险的，在白色恐怖下爸爸不畏强暴，出生入死，随时都准备着为革命牺牲。爸爸常在家里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地下党员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歇岩洞睡草堆，身上常长满虱子，每次同志们去了家里，你们的婆婆都给他们做饭，还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用开水烫，木盆上面都漂浮一层虱子。一次，爸爸正在家里召开党的秘密会议，忽闻远处狗的狂吠声，凭多年的斗争经验，爸爸知道是“剿共团”的得到密报来抓人，于是爸爸立即组织其他人撤退，自己独自处理文件。眼看敌人已经包围了院子无法突围，爸爸急中生智翻身跳进猪圈粪坑里躲藏。敌人在屋里屋外搜了个遍，连谷仓、粪坑都用刺刀捅过，没有搜到一个共产党人，便气急败坏地把婆婆抓住逼问：“共产党藏到哪里去了？”婆婆坚决不说。丧尽天良的敌人用绳子把婆婆捆住吊“鸭儿浮水”，可怜50多岁的老妇人被折磨得一声声惨叫。敌人以为共产党都逃走了，只好鸣锣收兵。院子里的老乡以为爸爸被抓住押走了，赶紧解开绳子把婆婆放下来。当爸爸从粪坑里出来时，老乡们都吃惊地问爸爸藏在哪里的，爸爸讲，他是反扣在猪圈下面的木板上的，不管敌人用刺刀在粪坑里怎么搅都找不到。老乡们都竖着大拇指说：“共产党武功高强，真厉害。”

走到一棵桐子树下时妈妈讲：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封锁了海上运输，舶来汽油完全断绝，国民党曾呼吁节约汽油，提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民生公司花了很多钱，聘请在德国柏林大学理工学院毕业的洋博士搞了很多洋设备炼汽油也没成功。地下党的一位领导人钟纯乾只学了专科应用化学，利用土设备，就把植物油（桐油）提炼成无机油类—煤油、柴油，由粗分子变为细分子，由不能挥发、燃点高变为能挥发、燃点低的油类，在石柱建立了大华炼油厂。为了多方面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为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把爸爸调到大华炼油厂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并作油厂的业务主任，负责建厂、购销等责任。到了大华炼油厂，爸爸在技术上积极钻研，买来商务印书馆的《石油》等书认真研读，在分馏锅炉中第一次分解出汽油，使大华炼油厂的利润大大提高。后来爸爸又陆续担任技师和工务主任等职，负责精炼汽油的技术工作，并将柴油再行裂化再分解出汽油，使多产汽油。爸爸又进一步从技术上钻研漂洗汽油，提高所产汽油的质量，生产出来的汽油卖到梁山空军总站、军政部、兵工署、万县电厂等。这样一来使得大华炼油厂的名声大震，川盐银行董事长石竹轩也投资并把他的炼油厂与大华炼油厂合并在万县建立大华炼油总厂。爸爸又找关系陆续建起了云阳、北碚、广安、丰都、涪陵等分厂，为地下党筹措了大量的经费，开辟了活动空间。这些厂的发展，引起了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极大的重视，并亲自批示他的副官—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秘书袁超俊同志暂借款两千元办起了北碚厂。为了急需解决汽车所需汽油和柴油动力机所需柴油燃料问题，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940年还专门去大华炼油厂在江北相国寺的重庆厂参观，参观后决定由军政部贷款三百万元委托爸爸代办了四川的纳溪、贵州的普安、广西的金城江三个炼油厂。油厂发展的范围扩大，也为党组织开拓了更多的活动地区。同时炼油厂还隐蔽了地下党的领导人陈道远（即陈野萍）和刘大震，在国民党防空监视哨台工作暴露了的雷寄萍，从南山敌人监狱越狱跑出来的白仲山等一大批同志。爸爸在厂里还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开办工人夜校，进行抗日宣传，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从中吸收了一部分人组织了“工人武装班”。
妈妈接着讲：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和爸爸的努力下，大华炼油厂从1939年下年到1943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辉煌。最鼎盛时期建立了十来个厂，职工总数多达数千人，在重庆、万县还租了洋楼做办事处，购买了轿车、卡车。由于大华炼油厂里隐蔽、安排了大量的曾经暴露过的地下党员，引起了敌人极为严密地监视，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大华炼油厂重庆办事处有由国民党军政部派的大特务陈羲伯驻守，军统专员唐昌熙以同乡名义长期住办事处监视大华炼油厂的地下活动，爸爸总能够利用各种身份与敌特进行巧妙地周旋。1941年初，爸爸为大华炼油厂万县总厂在重庆购买了一部福特牌卡车，开回万县路过广安时借便去视察广安分厂，该厂厂长系杨森的大儿杨汉兴。时值春节，杨森部的师长杨汉域、叶余声轮流请爸爸赴宴，爸爸采取与他们推杯换盏、尽量吃喝的方法以麻痹敌人，保护自己。以后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爸爸外出联络总有三、四个特务更换着服装长期盯梢，爸爸总能够沉着应对甩掉尾巴，敌特没盯出线索。1941年底，敌人采取硬碰的办法，由万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行动科长（专管格杀摸打）曾宪国亲自出面试探，爸爸就陪他吃喝嫖。这个特务头子几次在酒酣耳热之际突然问爸爸：“你们厂里有好多共产党哟？”爸爸思想上早有准备，便镇静地回答：“油厂那些人你都熟，哪些是共产党我不晓得。”他还给爸爸讲一些特务跟踪时观察人的特点的技术，也摆谈哪次如何破案，如何严刑拷打被捕的人，一边摆谈一边观察爸爸的面容神态的反映，爸爸每次都巧妙应对了过去。就在特务严密监视的时期，爸爸照样还与石柱方面的地下党员秦錄廷同志联系。

我们一边走一边采摘公路边上野生的红子儿，也捡掉在地上的板栗充饥，很快带的面粉吃完了。妈妈一路上向修公路的道班工人哭诉我们家的遭遇，工人们都非常同情我们，把自己不多的食物省下一点给我们吃，有时也拦一辆顺路的车让我们搭乘一段。秋天的大巴山和秦岭的高山峡谷很冷，晚上道班工人就让我们在他们的工棚里避避寒气，我们四娘母往往蜷缩在工棚的一个角落里勉强睡一宿。
就这样一路哭诉一路乞讨，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铁路边。我们一看见往北开的火车就往上爬，我们爬过运机器、运煤炭、运水泥的车，也爬过运牲口的车。也不知道走了多远，走过了哪些地方，反正火车一停下我们就赶紧下车，看看火车头的方向，是继续往北开我们就又爬上去，如果换了车头的方向、或者判断不了火车是否继续向北开，我们就不再往上爬。火车的货车一般都不停在站台上，货车车厢的最后一个拉手离地面有一人高，我和弟弟根本就爬不上去，每次都是妈妈和哥哥把我们抱上去，有时候还没有爬上去火车就启动了，我们只好放弃，站在铁路边等待下一次机会。每一次从火车上下来那就更危险，一般都是妈妈或哥哥先跳下去，然后才把我和弟弟接下去，由于害怕我们还没有全部下来火车就开了将我们母子分离，所以每一次妈妈和哥哥都是从很高的位置上往下跳，常常都把脚、膝盖、手磕破。爬火车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有时一整天都吃不上一口饭，常常饿得头发昏、眼冒金星。
火车到邯郸的时候，我们被火车站的人发现了，说我们无票乘车，就把我们抓到收容所里关起，还说要把我们遣送回原籍。收容所里关了形形色色的一大群人，妈妈向收容所的人讲，爸爸被坏人杀害了，我们是到北京去告状的，实在没有钱才爬的火车。收容所的人听后非常同情，就把我们放了出来。
我们又一路爬火车一路乞讨，终于到了北京。和我们一起爬火车上访的人很多，他们讲不能在北京站下车，因为到了北京站会有人直接把我们抓进收容所里关起。于是我们就在北京站的前几站下了车，再徒步往北京城走。我记得，下火车的时候天还很黑，我们随着人流走了很久很久天才亮，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脚像灌了铅一样拖都拖不动。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食店，我们四娘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地走进去，服务员马上把我们往外撵，我看到餐桌上别人碗里的面条和手上的饼子，忍不住直吞口水。妈妈立即坐在一条空板凳上向服务员求情：“我们都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连水都没有喝过，给我们一口水喝吧！”乘服务员去端水的时间，妈妈迅速地把别人碗里剩下不吃的面汤端过来给我喝，我虽然饿极了，但食店里十几双眼睛把我看到，我怕别人把我当成叫花子（实际上我们当时就是叫花子），羞愧得满脸通红低着头躲到妈妈背后不敢看任何人，妈妈只好自己一口喝了。店里有一位阿姨刚好买了两个饼子，看到妈妈捡别人的剩面汤一饮而尽，就走过来关切地问：“你们从哪里来？”听别人一问，妈妈马上泪如雨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我们的遭遇讲给大家听，引得食店里的人和我们一起流泪。那位阿姨赶紧把她手中的饼子拿给妈妈，一位叔叔给我们买了一碗面，我们对好心人真是千恩万谢，大家说：“赶快吃，赶快吃。”妈妈把两个饼子分给我和哥哥吃，哥哥把饼子掰了一半给妈妈，妈妈推开说：“你饿了，快吃。”妈妈又把面端给弟弟吃，她看着我们三兄妹狼吞虎咽，赶紧说：“慢慢吃，别噎着。”我们一口气吃完了，而她只捡弟弟没有喝完的面汤喝。42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次吃饼子或者喝面汤我都会想起食店里的那一幕。这几十年，凡是单位组织捐物捐款我们都积极响应，看到周围有困难的人也主动前去帮助。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北京天安门上访人员接待处，妈妈对接待人员讲：我们是四川省达县地区的人，我的丈夫熊曙东同志是达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地下党员，党的好儿子，他忠诚党的事业，为革命出生入死，把一切献给党，把自家的田地、农场全部卖了交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在家人遭到连坐时仍然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解放后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农村工作和宣传工作方面为党为人民作出了不少贡献，他关心群众疾苦，工作兢兢业业，从不拉帮结派，一身正气，被群众誉为“草鞋书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被达县军分区确定为“三结合”干部。今年3月由达县军分区送到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后，在回家的路上就被达县军分区“支左办”成立的“熊曙东专案组”抓住关押，并被污蔑为叛徒、特务、“三老会”骨干分子，关押后再也没有回家，直到9月1日在关押期间被杀害。我们在达县地区和四川省革委申诉无果，孤儿寡母行程近2000公里一路乞讨到北京来，请毛主席、党中央为我们做主，把杀害熊曙东同志的凶手抓出来法办，推翻强加给熊曙东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平反昭雪。妈妈同时把申诉材料交给接待处的人，接待处的人讲他们要向四川省革委了解情况，让妈妈第3天再去接待处，同时安排我们住到和平里接待站。
和平里接待站里有很多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告状的人，有的是一个人，有的也象我们一样拖家带口，大家都是愁眉苦脸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只要一提起就泪流满面。大家都是想到北京来见毛主席，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够做主、申冤。有的人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到北京来告状。
接待站很简陋，很大的大厅里铺了很多稻草，我们告状的人就睡在地铺上，每天吃的都只有红苕和窝窝头，而且一天只有两顿。开始两天感到能够把肚子吃饱很高兴，由于每顿都只能吃红苕和窝窝头，连菜都没有，我和弟弟就不想吃了，妈妈每次都拿着窝窝头哄我和弟弟：“好吃，好吃，我们四川还吃不到窝窝头呢，你们两个快点吃。”
第二天，妈妈和哥哥去找了钟鼎明叔叔的舅子（钟叔叔是爸爸地下党时期的战友，解放后在达县地区的邻水县工作）—在新华社工作的刘芝寿叔叔商量如何才能为爸爸申冤，可是刘叔叔不在家，他家的阿姨鼓励妈妈要坚强，在北京多住几天，一定要为爸爸申冤。第三天，妈妈如期去天安门上访人员接待处，接待处的人讲：我们打电话问了四川，熊曙东是叛徒、特务、“三老会”骨干，与刘少奇一样坏，死了活该。至于子女的生活问题，只能回四川找省革委解决。妈妈要求见毛主席，接待处的人讲，国家的大事多得很，毛主席接待外国人都忙不过来，根本不会接见你们。又过了两天，要到国庆节了，北京要把上访的人全部撵走。我们全家四口满怀希望、历尽千辛万苦一路乞讨走到北京，希望党中央、毛主席能为我们申冤、洗雪耻辱，可是最后只能拿着中央上访人员接待处开给四川省革委的介绍信，带着接待处发给的北京到成都的火车票和一麻袋旅途中4个人够两天吃的面包，非常失望地离开北京。
到了成都我们找到省革委，省革委训斥我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去告状，仍然讲爸爸是叛徒、“三老会”骨干，自杀死了活该，至于子女们的生活费，只能由达县地革委解决（这时达县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地方上的事情都由地革委解决）。他们象踢皮球似的把我们一层一层地往下踢，我们又只好拿着省革委开给地革委的介绍信，更为失望地离开成都，准备回达县。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 之 替罪羊（1）

爸爸熊曙东从1953年起担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下年，地委决定要改变革命老区万源县的落后面貌，派爸爸作地委工作组组长对万源县进行调研。
万源县位于四川东北部，是达县地区最贫困的高寒山区县，地处大巴山腹心地带，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海拔高差大，相对高差达2000米，大部分地方海拔600—1400米，占幅员面积的83%。爸爸在万源县调查的半年多的时间里，踏遍了万源的山山水水，所有的公社（乡）都去过，就连海拔2380米的花萼山、海拔2413米素有川东“小西藏”之称的蜂桶山都去调查过。万源是革命老区，许多山民都是红军烈军属，他们的父兄姐妹或牺牲在固军坝起义中，或牺牲在万源保卫战中，或牺牲在西路军的战场上。战乱毁灭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参天树木烧光了，水源被炸毁庄稼不能种,野兽没有了不能狩猎。解放六年了，山区里的人还是刀耕火种，只有产量极低的洋芋（土豆）和苞谷（玉米）充饥，风刀霜剑中，山民们只能睡在铺着干草和包谷壳的地窝里（俗称“充壳子”），许多家庭一家人仅一条像样的裤子用于外出时穿。取暖只能用含硫高的煤，得佝偻病的人多，有病不能冶，自生自灭。老人们紧紧握住爸爸的手激动地说：“你是第一位到这高山上来看望我们的县太老爷。”此情此景，让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爸爸泪流满面，他把身上的大衣都脱下披在烈军属身上。爸爸连夜向地委、省委写报告反映高山上烈军属的悲惨生活状况，省委接报告后立即拨款拨物救济，使烈军属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
经过半年多的调研，爸爸对万源的山川河流、人文地理、动植物种类、矿产资源、教育水平、农业內部结构以及交通、运输、财政、工业、农业、卫生等，心中有数，向地委写了详细的调研报告，分析了万源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万源大有作为，提出了系统的规划方案和解决办法。
1957年初，地委研究了爸爸的调研报告，号召地委干部到老区去改变落后面貌。爸爸亲眼目睹了革命老区人民的艰难生活，以及红军烈军属的极度贫困的原始生活状况，发誓要改变万源的贫穷落后面貌，为老区人民造福，爸爸立即请求到万源工作，经地委研究同意，报省委批淮，爸爸到万源县带职作县委书记（未免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县委书记——这是党领导一切的一把手工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爸爸在万源工作期间秉承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不拉帮结派、不争名利，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爸爸和广大群众一道意气风发地工作，深入到基层去，足蹬草鞋，自背行李，经常负重走几百里路。为找铁矿，爸爸踏遍万源的几座大山，不仅依靠地质队，还向全县人民分发铁矿标本，三十万人一齐来找矿，在花蕚山上找出了厚两公尺的赤色铁矿体，还发现了硫磺、黄铜、金、冰洲石、陶瓷矿、耐火泥、皂钒、大煤田、大铝矿体等十余种四十多处矿脉。地上资源也初步找到了野生纤维三十八种，野生酿酒原料十九种，以及大量的木漆和多种油料、香料、烤胶及多种药材等野生植物的宝藏。
在大跃进的几年，爸爸和县委班子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事先全面掌握了情况，作了周密的部署，在骤然接到命令—各县几万钢铁大军奔赴万源（当时万源县仅30万人）的情况下，县委有条不紊地作好了恰当安排，保证了大上快上出好铁。爸爸又拿出地下斗争时期在大华炼油厂从植物油炼出汽油的钻研精神，依靠技术人员和广大炼铁工人在万源炼出有史以来第一炉铁，并创造了土铁炉750天连续冶炼的历史奇迹。爸爸在万源县委书记任上才一年多的时间里，较大的改变了万源县的面貌。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和先进的工作经验，达县地区多次在万源召开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交通建设等现场会，地委号召各县向万源县学习。爸爸还于1958年4月在四川省第一届第二次全省党代会上作了《我们是如何组织工农生产一齐大跃进的》大会发言，介绍万源县的经验。
爸爸在作万源县委书记期间，带领万源县人民，建起5个林场，造林7.2万亩，穷山恶水变成青山绿水；修各种车路和公路3千余公里，改变了仅靠“巴山背二哥”运输的原始状态；冶铁业带动了全县工业发展；他关心群众疾苦，亲自带头重修护城河堤、修建堵截县城后山洪水的张家湾水库，使洪水每年都淹没县城成为历史；修建了万源历史上第一座电影院，使万源县城居民告别了只能看“坝坝电影”（露天电影）的历史；修建了万源第一座人民医院，万源人民即使得了大病也不必翻山越岭、舟车劳顿送到达县地区医院救治。爸爸深受万源人民群众的爱戴，被群众誉为“草鞋书记”、“铁脚板书记”，在万源工作期间万源县委还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作过几任万源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李映君说：“熊书记来万源工作，有雄心壮志，有胆有略，特别爱钻研科学技术，敢想、敢干，无私无畏，万源县才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没有熊书记，后几任书记是造不起来的。”

爸爸的确是无私的，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高，他常说：“工作要向前看，生活要向后看。”为了万源人民的福祉，他披肝沥胆，对工作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连家人都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就是他自己生病了都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
1958年妈妈怀我的时候，正值大办钢铁时期，爸爸忙得极少回家。当时物质匮乏，妈妈在孕期同一般人一样完全在集体食堂吃饭，没有比别人多一点营养，身体很差。妈妈对爸爸讲，肚子里的孩子发育得不好，是不是去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爸爸讲：“现在全县人民都节衣缩食大炼钢铁，我是县委书记，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我，我怎么能够去给你弄营养品呢？”妈妈临产前爸爸一直在第一线指挥钢铁大军日夜奋战。由于妈妈营养不良，所以我出生时很小，像只猫那样大，手小、脚小，连嘴都小得可怜，所以我的小名就叫“猫猫妹”。我出生几天后爸爸才从炼铁前线回家，由于妈妈产后极度虚弱，浑然不知洪水淹进了家里，爸爸进门才赶紧抱起我，扶着妈妈离开进了洪水的家。妈妈在月子里仍然没有营养品，只是把每个月的19斤粮食的定量从食堂退回家自己煮饭吃。保姆黎婆婆心疼妈妈，天天都在院子里吵：“从来没有看到哪个生娃儿连鸡毛都没见一匹，蛋壳不见一个，书记家里都没得吃的。” 黎婆婆的话被农工部的干部张超听到了，他就到农场去买了10个蛋给妈妈补身体。爸爸知道了马上把鸡蛋退回去了，还说农场要繁殖鸡不能把鸡蛋吃了。黎婆婆实在看不过，就把他乡下弟弟家里的鸡蛋买了几个来给妈妈吃。由于太缺营养，妈妈的身体很差，都没有奶水喂我，每到当场天，黎婆婆就把我抱到街上找赶场的辅乳妇女讨奶给我吃，黎婆婆说我是吃千家奶长大的。
妈妈生了我还没有满月，爸爸就叫妈妈去负责接电话，宣传部、农工部、统战部几部电话满院子跑来跑去接、登记、转达。当天组织部的支部书记看到了就对妈妈讲：“你既然可以上班接电话，那今天晚上就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拉风箱队伍中。”妈妈考虑到爸爸是县委书记，自己必须处处带头，于是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晚上就去拉风箱。拉炼钢铁的风箱非常费力，要保证铁不凝结在高炉里而报废，就必须保证持续的火力，因此大家都喊起号子拼命拉，妈妈才拉了两轮就感觉下腹坠胀，实在坚持不住了，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由于产期没有好好休息、而且用了重力，得了妇科病，由于身体差又缺乏营养，加之没时间和条件治病，一直拖到年底，病很严重了才去治疗。
为了不影响爸爸妈妈工作，我和哥哥都是刚满1岁就被送进托儿所，不管我们如何撕心裂肺地哭闹，爸妈都是按规定在星期六下午才接我们回家。有了那托儿所的伤心记忆，当20几年后我的儿子出生了，我都不忍心送他进托儿所，只是在他4、5岁以后我才送他进幼儿园。
爸爸的确是无畏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愿肝脑涂地。在“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年代，虚报浮夸盛行，高指标，瞎指挥，动辄以“右倾”帽子压人，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当年在达县地区，万源县首当其冲。大办钢铁筑土高炉时，地委向万源县下达钢铁生产任务，要求一晚上筑成一百座土高炉。爸爸提出完不成任务，受到一顿斥责之后，只好大量毁坏即将成熟的水稻，在稻田中筑土高炉群，由于筑炉时间太短，筑炉过于粗糙，土高炉筑成后也是废品。几年之后，那些炉群地基还田时又花了大量的劳动力挑除筑高炉时留下的泥石。
爸爸对大办钢铁的任务，甚至上多少劳动力以命令形式下达，抱有抵触情绪。达县地委某书记来万源县，有次叫爸爸听省委的电话会议，绵阳地委书记李林枝调江油的几万人上钢铁迟了几天，省委主要领导在电话会议上对李林枝进行了声色俱厉旳斥责。达县地委某书记的意思是要爸爸以此为鉴，识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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