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整理：五八年一位北大学生的思想检查（周钦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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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林（melzhou）：五八年一位北大学生的思想检查（周钦祺）

整理者按：以下为家父五十年代就读北京大学时的自我检查，时维反右之后的五八年二月。现照录于后，仅改正了个别错字或标点，其中记录的人名有字迹难辨处，以方格号标出，并非为生者讳也。整理者且将检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革命同志”对于检查的意见。父亲真有心，将这些未必“光彩”的资料一直保存着，让我今天读来，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又：与这篇检查附在一起的，尚有一“毕业自我鉴定”，写于五九年七月，也有一定可读性，择日再行刊出。


　　（一）58年2月6日在团支部大会上的自我检查

　　今天晚上团支部和同志们专门为我召开了这样一个会议，我万分感谢。在我的生命中，到现在为止，像这种专门为我而召开的大会，还是第一次（确切地讲，应该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52年8月我入团时，离现在已经有六七年了）。现在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喜悦、温暖、悔恨交集。喜悦、温暖的是，有组织对我如此的关怀，同志们这样真诚地帮助我，我对我即将到来的进步，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悔恨的是，过去枉自受到党团八年的教育，自己却不争气，因而对人民造成了一些损失……
　　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一直认识不足，我力图回避，一直到最近批判陈德钧时，才像“一声春雷”似的震醒我的迷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击很大，心情很难过，不好意思见人，解放以后第二次流下了眼泪（第一次是在1951年3月），心灵非常痛苦，几天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安眠。
　　为什么没有认真地正视错误呢？在很大程度说来，是为了个人声誉，怕丢了面子，担心失去组织的信任。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又犯了老毛病，总认为这些问题比起自己的“进步”方面，还是次要的，何况还不定是根本立场问题呢。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真的是“中左”和“进步”了吗？真的好的方面比坏的方面多吗？大鸣大放时期自己的立场基本是站在无产阶级这方面，只是偶尔动摇于资本主义那方面去了，但一下又回来了吗？不，不是的。
　　去年五、六月的风浪，充分考察了我的立场、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这个考察暴露了我的许多问题，总之说明了自己的立场根本未得到很好改造，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不仅政治问题如此，生活情趣也如此。举若干事实来说吧：

　　对于党的领导和党支部、党员的看法和态度

　　对于党的领导，在来北大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动摇，也很少怀疑过。到北大后，因为每学期搞社会工作，时刻与党支部接触，久而久之，因为在工作中的个人主义未解决，反有发展，所以渐渐感到党支部是否管得太多了，对自己限制太严了，再加上入党问题久未解决，思想上确有不满（尤其在沈仁安、宋家钰、夏□□等人入党后，更有增长），而对于一些党员的作风（如高炳南、李克文、陈季梅、曲军锋、杨荫□等）也不大看得惯，慢慢地就形成了不满情绪，特别到考古班后，教学上的一些问题，老未如自己心愿，因为怪罪于党支部。大鸣大放时期，党号召群众提意见，要党员硬着头皮听三个月，自己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当积极分子）发表了许多错误意见：如班上党员大部分不能代表群众意见，不受群众欢迎；党支部管事太多，权利应多下放；选举班会不能采取“集中民主制”（在系座谈会上也提过这点）；党员不应该站在批判者立场说话，李克文为什么老“教训”别人；党委会对于右派进攻暂时保持沉默，自己也觉得是否领导不力，附合了庞卓恒的“要求中央派人下来直接领导”的言论，并向支部说了这个看法。总之，从鸣放以前的不习惯限制了自己，发展到鸣放时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从对某些党员的个别缺点（如丁则勤、曲军锋）而对他们讨厌，“救火队员”，陈德钧报刊稿签名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情绪，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站到资产阶级右派那方面去了。

　　民主、自由、个性发展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而未得到解决的。在机关工作时，因为集体生活显得不突出，所以并未过多地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到大学后，天天和集体在一起，上课、吃饭、睡觉都是十几二十多个人在一块儿，日子久了，自己渐渐地感到不习惯，散漫的生活受到约束，动不动就挨批评，每学期的意见中都有“自由、散漫、组织纪律性不强”这一条。整风时期，右派大肆标榜民主、自由，在学校中似乎也造成一种“民主、自由”空气的假象。在这些假象面前，自己迷惑了，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认为这是“思想解放”、“空气活跃”，心胸感到为之一畅，仿佛自己也“解放”了似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所以听了戴静华、赵松鹏、杜宇等人在系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上深表同感，很同情他们的“遭遇”，觉得以前可能是伤了他们的感情了，而尤其觉得对于戴静华这样有“才华”的人更不应该如此。又如对谭天荣开始反感极大，“第一株毒草”显然是在发洩心中怨气（当时的看法），可是当他们班上一些团员（可能是团支部）贴出为谭天荣叫屈的大字报后，自己又觉得可能以前该班对他的压抑太多了，这次能发洩发洩也是好的。后来，到了实习分组时，自己的“自由”思潮发展到最高峰，坚持提出“自由分组”的意见，当时的出发点有二：1. 迎合一些人（如陈德钧、徐光冀、王明哲、孙善德等）的口味，自以为这样一来能得到群众对我的尊重与信任。2. 也是我自己所好的，所追求的。当时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党支部的领导，认为支部的领导应该主动争取，假如群众信任和需要，就是不提这点也会实现领导的。更严重的是我还提出“今后班会的工作原则就是这样民主、自由，一直到毕业都是如此”，这个口号在当时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点。在实习期间所发生的若干问题，应该说我要负直接责任。

　　关于“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对苏联的态度）

　　从总的方面来说，我对学习苏联、一边倒是没有怀疑过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觉得有问题，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是不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全部否定了。有些事实可以说明我的思想错误：
　　1．罗蒙诺索夫石像搬出大图书馆问题。当时的思想状况是百分之百的同意，觉得这样作有伤民族自尊心。（整理者按：原文如此。）
　　2．中文系有人关于文学教学的大字报，本系有人关于世界史教学的大字报，前者并未签名，但思想是共鸣的。觉得道理十足，说服力很强。
　　3．西语系有一张大字报，关于对温特的照顾问题，也有同感。
　　4．对于我们考古教研室的教学计划只是依照莫斯科大学的计划，也很不以为然，认为日本、法国的考古也不错，为什么就不考虑一下他们的呢？尤其是这个问题，自己的思想很顽固，几次座谈会上大概都提过。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对学习苏联、一边倒是动摇的，思想上如此，政治态度上也表现出来。
　　对苏联的态度是革命、反革命重要标志（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对苏联的看法有这么些错误，分析起来真是十分可怕，危险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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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从上面这些问题看来，我的立场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出去实习以前），自己的立场基本上是同情和赞成了他们（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问题，如“胡风不是反革命”、“自由主义宣言”等等，自己并不同意，而且确实觉察到有问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自己的头脑也逐渐清醒过来，觉得不及时回头就会掉到崖下去，但是对错误的东西总是怕痛，没有十足的勇气，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曝晒一番。
　　从此可见，我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鸣放时期出了漏子，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还因为个人主义作祟，没有充分正视自己的问题，所以等到同志们的当头棒喝时，自己便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痛苦万分。
　　立场既然是资产阶级，主义当然从属于立场，所以在我身上差不多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最严重的却是个人主义。
　　我的个人主义由来已久，自参加工作后，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暴露，可是由于自己放松了严肃的自我改造，因此根子一直潜伏下来，有时虽然暂时压了一下，但是环境一变，又发出芽来。1952年8月在四川民政厅划清思想界限的学习中，自己曾专门就个人主义作了深刻地检查，不久便被吸收入团。从那时起，自己便认为这个问题已根本解决，即便以后还会有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了，并且自信立场、人生观基本确立，可以免去这分忧虑了。这算是个人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结果以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现象而暂告一段落。
　　经过一段潜伏期后，到了1953-54年在中央内务部工作时，又突然有了发展，因为环境一变，自己能力、水平一下跟不上，不是怨自己，而是怪领导不重视、不培养，工作中讨价还价，喜表扬，厌批评，严重时消极怠工，无病装病，因而遭到全司大会的指明批评。可是我并未以此为教训，努力进步，反而因为选拔留苏学生指到我时，认为自己还是不错的，全部几百个干部就挑中了我，可见我基本上还是进步的。因而大大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到大学后，环境大有改变。一进学校就抱着一付优越感，不仅对一般同学，就是对调干也是这样，认为自己是中央机关来的，见识广，而且自己参加工作也较早（相对地说，比如一解放就参加了革命），经过了一些重要关头（如土改、清匪等等）。因此在政治上、生活上觉得比人高明，看到自己的优点（其实也成问题）时多，看别人的长处少，对人可严，对己则宽，可以原谅也就原谅一下，不可以原谅，也不愿过分苛求。搞社会工作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出出风头，愿当领导，不愿当被领导，愿干光面堂皇影响大的事，不屑作细微具体不太被人所知道的工作。自以为有些毛病也不过是鸡毛蒜毛，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立场问题沾不上的。渐渐地别人的意见也就少听到了，群众关系大为转坏，可是我还怪组织为什么老批评我，太不用发展眼光看问题了，偶有点表面现象的转变便沾沾自喜，以为这下就好了。
　　整风时，这些东西都露了头，并且反而顽强地发展起来，觉得“民主、自由、个性发展”的时候开始了，今后便可以按着自己的道路去走，自己可以充分地安排，把握自己的生活，摆脱约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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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情趣呢，也是资产阶级甚至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有。喜欢“软”的东西，无论文艺、戏剧、音乐都是这样，常常有些无名的感伤，自己都弄得莫名其妙，有时喜欢孤高自赏，有时又恨自己为什么这样“俗气”。“多情自古伤离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句子常常使得自己心绪郁郁不快，极不开展。有时可以一个人跑到万寿山无聊地走上半天，有时可以在西郊公园休息的椅上，朦胧睡去……总之生活中脱离了集体，失去了蓬勃的朝气，丢掉了前进的动力。有问题不愿向别人谈，自己朝肚皮咽，难过一阵又强装笑脸镇静一番，表面上仍然若无其事，工作上也不甘心落后示弱，死要面子活受罪，硬撑着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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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次斗争，当然又有进步，但这个进步比之于思想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说来，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千万别又犯老毛病，又背上了这个进步包袱。

　　（二）对检查的意见

　　李作智：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只强调个人主义，而要归结到立场的问题。因为个人主义的根源是立场问题。如对党的一些不满情绪，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平常自我夸大，甚至觉得有些党员还不如自己。一方面批评党员是“批判者”、“教训者”，另一方面，自己对群众也采取这种态度。很难接受意见。分实习小组时，说明自己立场很坚持、顽固。甚至有对立情绪。“救火队员”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根本立场。当时思想很明确，所以有些事当时作了，过后就忘了。
　　对自己要求得更严格些，时刻警惕着这些教训。不要过早乐观，想得太好了，将来会吃亏的。

　　徐光冀：对党的看法提得明确些，是否仅仅不满。从小字、座谈会上的发言，性质就是反党，何必回避呢。
　　对于家庭出身的正确态度，否则就会认不清自己到底站在什么立场。

　　林□□：有些问题应该更进一步地认识。鸣放时自己由于是班主席发言多、尖锐，次数多与内容无关系，内容才是真实反映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认识问题应当看到这些深刻反映阶级意识的东西。两个包袱——出身、工作经历（进步）。自己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过工作不应该吹嘘。反对一些东西是有思想酝酿的，不要完全归结到个人主义。

　　张万□：长时期个人英雄主义发展很厉害，已到唯我独尊的程度，进步包袱也压得太重。唯我独尊集中表现在鸣放时期，很少考虑到党、团支部和班会其他干部的意见，不把一切放在眼里。反映同学的意见时有时还搀杂了个人情绪。进步包袱，出身好，过去还不错，于是长期不能认识解决。认识问题严重些，对自己的改造是有利的。平常商量任何工作时都有困难，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使人不好接近。个人主义应该归结到资产阶级立场。

　　邵望平：对党的看法，绝对民主、自由和反党情绪是有关系的，应当深刻认识。出身好，有时反而起副作用。历史上的一些工作好事，自诩于口，引起人们的反感，不利于自己的进步。定陵纠纷问题，和自己的情绪有关。教学上的问题，自己非常得意。有一次向裴文中先生提意见，态度很不好。“反右派斗争有一些成绩，但以后不能自满”，这实际上是沾沾自喜。

　　林圣龙：鸣放时在班上的作用，影响这个问题应该好好考虑，有“举足轻重”，有的东西影响很不好。实习分组应负主要责任（可是在整改时还是推到党支部身上）。实事求是地估计自己。

　　王明哲：对有些问题，尤其是阶级立场的分析，还应进一步认识。对两个包袱的分析还不够。仅仅认识还不够。今后如何改正注意得还不足。今后多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大家意见。

　　李德全：学习在论时也检查过个人主义，但不久鸣放开始就出了问题。不善于接受群众意见。根本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

　　夏超雄：服从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距离。“集中民主制”反映了对党的领导不满和对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很成问题。在工作中首先考虑到个人得失。如最近的一些工作，搀杂一些个人情绪，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了什么，为了个人名誉呢，还是为了事业。

　　王洪玲：今后更好的□□□。鸣放时为了起“带头作用”，看是什么带头作用。两个包袱问题，在这次说明起了极大的反作用。历史上找不出一点工人阶级的本质。平常不太愿意听反面意见，是把自己估计得过高了。今后应该看到自己不行，还落后，正确估价自己。

　　高广仁：不能认为检查满意，这样作还很不够。不能为此沾沾自喜。两个包袱，还有一个包袱——自己有些能力的优越感，应当抛弃。过去工作做了一些，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损失。自己不能容忍自己的缺点，若不改进，那就更危险了。深度还不够，突出的问题——群众观点，过高估计自己，组织、群众都可以不放在自己的眼里。

　　袁俊卿：这次不能又犯老毛病。政治上的清白，工作上的争名争利，两个包袱都要抛弃。定陵事件反映了自己的工作态度。

　　李克文：名利观点很严重。革命工作岗位又不是市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是资产阶级腐朽观点。发展下去是比较危险的。沙□□等人反党的来由，与此有很大关系。“这点事情不与我商量那件事不征求我意见”，斤斤计较。损害了革命工作可以提出意见，损害了自己就放弃，何必计较呢！
　　入党问题，应该多考虑自己的思想状况，自己到底在……（整理者按：以下佚失。）



附录：家父五八年二月于北大的自我检查中，提到“1952年8月在四川民政厅划清思想界限的学习中，自己曾专门就个人主义作了深刻地检查，不久便被吸收入团”。现将这篇检查附录于此。整理者识。

　　思想检查（划清思想界限学习）

　　我是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参加革命的（是成都县中军事代表刘文范介绍的）。解放前一直在学校读书。由于自己在旧社会中没有接触过新事物，所以对共产党是认识模糊的。解放后自己抱着一种“为个人找出路”和“替家庭减轻负担”（因为我父亲是工人，收入甚微，不足维持家用）的想法参加了革命。因为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为了个人打算，极端不纯，所以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毛病，更因自己在两年多来的过程里，主观上学习努力不够，小资产阶级思想未经很好改造，因此不论在工作、学习、思想方面，随时考虑个人利益，“我”为第一，而影响了工作，进而使“个人利益”成为我进步的绊脚石。
　　我父亲是工人，所以家庭环境是贫困的，因为工人在旧社会是被人所唾弃的，父亲便随时教育我们“好好读书，好给我挣口气”，母亲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凡事总不愿吃亏，所以使我也是好好读书，希望能达到父亲的愿望：于我有利的事，羡慕非常，人可吃亏，我不可失利。遇事计较个人得失的思想，在我脑海中扎下根子。成都解放了，我在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参加工作，在工作中，若是比较顺利，就凭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干下去（如在茂县征粮时，工作得很起劲），但是遇到艰苦复杂的情况时，就消极、畏难甚至于对革命动摇、退却了，如我调到松潘工作时，吃不下苦，嫌工作不合自己希望（在百货公司门市部售货），委屈了自己，部分少数民族被特务煽动，准备暴乱，自己害怕，在思想上想“溜走”，但又害怕走不掉受处分，即使回家，脸面也不光彩。最后终于向县委书记提出要求请假，经县书亲自给我讲清革命道理，尤其他谈到党及红军艰苦、伟大的事绩时，自己又凭着那种小资产阶级易受感动的心理，慨然的工作下去。
　　革大三月的学习，经领导上的启发教育，我才暴露了这些丑恶的思想，经过领导上及同志作的帮助分析批判，自己开始初步认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性。
　　革大毕业后，调我参加土改，由于自己参加土改是抱着锻炼自己，基本上没放弃个人打算，所以在石板滩土改时，没有从整个土改工作、群众利益去着想，而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当时同一个女同志一村工作，思想上曾很喜欢她，因此情绪波动不安），所以我那支点（我是副组长兼一个村的组长）的赔罚任务没很好完成，这种错误思想虽经队部领导上及时提出批评，也纠正过来，但终是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
　　个人主义在我思想上占的地位多，所以在工作方面表现了考虑工作按兴趣出发（如不愿搞财经嫌它死气），工作不主动，接受任务有价讲，强调困难。表现在思想方面即是：个性强，自以为是，对人不够虚心。自由散漫，组织观念不强（如批评别人时，不多当面提出，值班时去看戏等）。学习方面则是：自己爱看的书（文艺方面）就多看，自己不爱看的书（政治理论）就少看，即使看了也不钻研，所以收益不大。
　　总的说来，自己在两年多来的工作中，进步上看来，确实毛病不少，进度太慢（当然是有进步的），主要的因素，就是个人主义侵占了我思想上大部分领域，虽然嘴上随时肯说“为人民服务”，但实质上为自己服务的时候确实要多些。这种思想发展下去，还不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思想吗！它不特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更严重的会使自己葬送前途，脱离革命。通过这次思想建设学习，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使我更进一步看清了自己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它对革命的危害性。
　　今后自己只有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在党和团的教育下，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做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更多更好的为人民做事情。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



附录二：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陆平同志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记录稿，录自家父的笔记）

　　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在政治思想上必须彻底斗倒，使他们陷于孤立。斗争从严。处理则采取严肃和宽大相结合方针。一方面不宜过分，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分化右派。一方面也不能过宽，以免混淆敌我。情节轻重、悔改好坏从宽或从严。对历史上有贡献，社会上有影响或知识分子有真才实学，如悔改态度较好，处理时可酌情照顾。处理时查清事实，连同办法，经群众讨论来确定。国家薪给人员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多种办法——1. 劳教。2. 撤职监督劳动。3. 撤职留用查看，降低待遇。4. 撤职后分配待遇较低工作。5. 降职，降级，降薪。6. 情节轻微，悔改较好，免予处分。

　　高等学校学生中右派处理办法

　　1．情节严重，态度恶劣，保留学籍，送农村或其它劳动场所，进行劳动查看。其中特别恶劣的开除并劳动教养。
　　2．留校查看，继续学习。情节严重，但表示愿意悔改，或态度恶劣，但情节不十分严重。
　　3．机密性专业的右派分子属2处分者，则转系转专业查看。
　　4．情节较轻，态度较好免予处分。

　　斗争从严、处理从宽

　　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有两面性——对抗，非对抗。右派只有一面性，坚持立场，拒绝改造，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人民的敌人。和平过渡是根据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阶级斗争形式。右派的进攻绝不只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攻，而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反党。但是这次战斗，右派被歼灭了，可是这并不就只一次了，这还只是第一回合。十五年以内可能还会有几个回合。敌人在政治、思想上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就在这两方面打退它，彻底斗臭斗垮，聚而歼之，缴了他们的械。

　　右派犯了法，犯了大法，成了事则是“窃国大盗”。不法办重非因为罪不重，而是据中国现实条件，对人民有利，故不法办。宽大了右派实际上是宽大了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更有利。

　　处理从宽的理由

　　1．广泛地团结中间群众——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倾向于社会主义，但基本立场还未离开资产阶级立场。中间派和右派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思想、政治上又有若干千丝万缕的联系。中间状态并不是稳定形态，是一个过渡分化的过程，事物总是发展的。反右斗争后，思想觉悟大有提高，但这只是相对地说，比之于思想改造来说则大大地不够。70%留校。

　　2．为了孤立分化敌人，给以自新之路，重新作人。人民永远看未来，只有没落阶级才只看到从前，回首而观。留校查看要有具体办法，群众监督，才能改造。留下来有好处，可以唱对台戏，下学期社会主义大辩论，给右派以充分发言权，叫他唱一台戏。我们之所以有如此进步，应给右派记一功。

　　100万资产阶级，500多万知识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4000万，其中大部分是中间派。



　附录四：一九七二年十月给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信与复信，其中提到夏鼐先生的复信，整理者并未发现，恐已遗失。

　　（一）去信
　　敬爱的牛兆勋副所长：
　　您好！
　　去年七月卅日我曾经给夏鼐所长去过一信，后来夏老师在百忙中赐复一信（71.8.6），内言“如有意见，不妨向本岗位领导反映，组织上当能予以考虑也”。现在，我所以单位党组织同意我调出。
　　最近，我从人民日报上见到夏老师出国，到阿尔巴尼亚参加学术会议，临行时，您曾到机场送行，因而知道您现在仍在考古所工作，所以这次再去一信，还是提一个老问题，我想“归队”，为国家、为毛主席争口气，搞我的考古工作。
　　千万请您协助我，给四川成都去一个口信或便函也可（您是我在成都县中时的军代表，我参加50部独11军教导团时的介绍人），让我到四川省博物馆也行，在成都市文化局也行，在川大历史系也行。
　　千万请您帮助我说一句话。另外，务请赐复！！！
　　周钦祺上
　　72.10.1

　　（二）复信
　　周钦祺同志：
　　你好。
　　十月一号的来信收到。
　　关于你要求调动工作的问题，还是通过组织上解决。由个人出面不好办。现在四川和成都市博物馆和文化局的负责人是谁，我一概不清楚。若是认识的老同志提一提此事也可以，要是不认识，就不好冒昧的讲了。
　　你自己可以通过成都的同志们，先了解四川是否缺人？然后再请组织给以调动。
　　以上想法，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致以敬礼！
　　牛兆勋
　　十月九号



附录五：一九七八年五月致赵-zi-yang的信，赵当时主政四川。

　　敬爱的赵-zi-yang同志：

　　在您为全川九千万人民日夜操劳的百忙事务中，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干部，不揣冒昧地给您写信，抱着一线希望，恳求能得到一点帮助，实在是事出迫切，不得已而为之；此外，也是受到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第一版关于“四川切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报道的鼓舞。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西安研究室、本所学术秘书室工作。1961年5月由北京调呼和浩特市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考古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当年末内蒙分院撤消，我乃改行到了呼和浩特医药站工作，搞中药材业务工作。由于我的家在成都，有一定实际困难，早在1962年时，我就曾通过组织和老师、同学的关系，向川大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等有关单位联系过调返成都工作的问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曾多次提出过这个要求。但是，遗憾的是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殃民祸国，横行霸道，像我这类问题，根本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以至就延误耽搁下来。
　　以上简述随附呈上我手边尚保留下来的部分原始材料，请参阅之。我的问题未解决前，请经办同志代存之。
　　霹雳一声春雷，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全国人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真是老有所归，幼有所养，才有可用，人有可为！现在，党提出在公元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只要是一个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中国人，谁不为之欢欣鼓舞，谁不愿热愿把自己的一分精力和一技之长贡献给伟大的“四个现代化”？！
　　我学的是历史考古，对历史古笈和古典文学也比较爱好。虽然原学专业已丢生了十来年，但重新温习温习，还可以搞些科研辅助工作，或者在图书、资料方面还可以跑跑龙套、打打杂，可能差胜于“外行”。今年我才四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就是去年双脚因冻伤，作了截趾手术，行走不方便，可以走路，坐着工作没问题，此情请用人单位向我现所在单位党组织了解），如无“天灾人祸”，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再干十几二十年。
　　我的母亲王静轩现住成都市上池北街十九号（父亲是个老工人，一九六六年病故），哥哥周钦福，现在成都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妻子林永芳，已于1974年3月离婚，有子、女各一人，经济上皆由我负担。如果用人单位需就近了解情况，可到上述地址查询。
　　至于回到成都后，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我听从组织分配。
　　“毛遂自荐”，自觉才疏，迫切陈词，急盼指示！
　　敬祝
　　身体健康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生
　　周钦祺敬上
　　1978年5月8日

　　整理者按：据此信底稿第二段，写信人删去如下一段话：“我也曾向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内务部人事局以及我的老师、老首长夏鼐、牛兆勋同志、冯汉骥、杨建芳等先生请求过帮助。”现再将杨建芳先生一九六二年回信钞录于下。

　　钦祺同志：

　　接读上月廿九日及卅一日来信后，再次向我系党总支组织委员（专门负责我系人事工作）汇报请示。据覆川大方面不能先向内蒙历史所要人，因冯先生及我向上级反映之情况，仅係私人间之通信，不能视同正式公事。如贵所组织上向川大人事处联系，川大方面可予考虑研究，云云。希接信后，速向贵所组织上反映并进行联系。我个人所能尽力而为的，仅此一点。至于联系后，结果若何，则非所能逆料。然事在人为，容或有成功的希望。谨此预祝事情进行顺利。
　　祝好
　　杨建芳书
　　1962年4月9日
　　汝个人亦可直接向川大历史系党组织联系。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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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网上资料：

　　杨建芳先生，現任香港藝術館顧問，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及研究院(考古)，後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四川大學歷史系從事考古學研究及教學。1979年至199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及署理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退休，仍兼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席及香港藝術館顧問。專著有《安陽殷墟》、《玉器之美》、《中國出土古玉》、《中國古玉書目》、《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等及論文多篇。（http://www.cciv.cityu.edu.hk/cci ... g_kinfong/index.php）

　　冯汉骥先生：生于1819年，卒于1977年，原宜昌县小溪塔冯家湾村人，人类考古学家。1935年获哈佛大学人类考古学博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四川博物馆馆长等职，主持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对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族的研究，推断出我国早期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除黄河流域的半坡外还有一支应在长江以迤南，1973年浙江宁绍地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他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撰有《成都平原的大遗迹》、《四川古代的船棺葬》、《云南晋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探讨》等大量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



附录六：1958年1月8日江副校长作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记录稿）

　　我校12月23日进入整改阶段。50502条意见，意见中占第一位是关于对党团政治工作的，第二位是对干部作风，再次是对行政、总务的，据统计（1月4日）已解决88%多……解决问题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因此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由小及大，由易到难。

　　处理右派的问题

　　学校中从教职工、学生中不断要求处理右派，过去因为领导忙于整改，需要处理几万条群众的合理、正确的意见，满足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对右派的处理也是一复杂的问题，范畴广，处理需要充分地研究，反复的酝酿，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几个月，已有眉目，所以可以及时处理了，否则就会影响今后许多重大工作。
　　右派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反对人民的一种人，是人民的敌人，与人民作对，是反动派。右派分子企图推翻社会发展规律，把社会拉向后退。今天广大人民已认清了右派的罪恶，对祖国的危害性，因此才严厉地要求政府迅速处理。右派的罪行，简单地说就是反对党、社会主义，言行罪过归纳为下（划分右派的标准）：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否认革命建设的成就，把新社会描绘得漆黑一团，“今不如昔”，宣扬资本主义的制度、剥削，坚持资本主义的立场。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攻击外交政策、一边倒的政策等，攻击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大团结，攻击肃反，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攻击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党对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及其人员，诬蔑工农干部、革命积极分子，诬蔑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反对社会主义、党为目的，分裂人民内部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党、政府，挑拨工农分裂，破坏联盟，挑拨民族之间的关系，诬蔑社会主义的阵营，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5．组织、积极参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阴谋推翻某一单位的领导，煽动反党、反政府的骚乱。
　　6．某些右派更非公开活动、破坏，而且隐蔽，和其他右派通风报信拉关系，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活动，罪恶更大，危害更深。
　　极右派分子合符下列一条者：
　　1．右派活动中的□□人□□、骨干、主谋、为首的；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甚至阴谋实现；
　　3．反党反社会主义特别恶劣、坚决；
　　4．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而这次进攻中又积极进攻。
　　由此可见，右派就是反动派，右派分子就是反动分子，当然也可说是反革命派、反革命分子。之所以不如此称呼，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中的一种，和特务、间谍多少有些区别，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反革命派，本质上无甚区别，目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
　　右派分子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因而不仅要在政治、思想上加以斗争，而且组织上要加以处理，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表明社会主义事业的严肃性，不足以区别人民、敌人的界限。处理的方针：严肃、宽大相结合。严肃是因为对敌人……；宽大的理由：1. 争取中右群众；2. 孤立分化右派。右派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小部分反动派。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左派、右派，都是少数，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中间派摇摆，对社会主义不习惯，不够满意，个人利害还和集体利益有矛盾，对资产阶级民主还有某些留恋。对于中间偏右的还须争取，这些人和右派在思想深处有共同点，生活习惯、观点有许多地方相同。如对右派分子处理过严，这些中间偏右的人就会感到寒心，兔死狐悲。（土改时不能过分打击富农，以免影响富裕中农的情绪。）其次也是为了分化，孤立右派。同是右派，情况也有不同，罪行也有轻重。反右斗争后表现也有不同，有的服罪，有的顽抗，有的两面派的手法。真能认罪、悔改，从新作人，经改造后还是对人民有用处的，可以为人民作事。分化之后，就有一部分回头反悔，而一部分就会顽强到进棺材。
　　从宽处理有客观条件，一方面国内外局势对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绝对有利，国内所有制得到解决，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战斗，工农力量处于绝对优势，工人阶级领导绝对巩固的（指对全国），国家政权完全巩固。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右派也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可以信任。国际形势“东风压倒西风”。另一方面，右派的丑恶面貌已是暴露无遗，臭不可闻，人民认识清楚。但是，严和宽都必须适当，过严会增加右派的抵抗力，使中右寒心；过宽会混淆敌我、是非界限。
　　处理的办法，总合各方面的意见：
　　对教职员有六条：1．开除；2. 监督劳动；3. 留用察看（不一定是体力劳动，但无固定职位）；4. 撤消教师职务，或职员行政职务，另分配职位较低、待遇更低工作；5. 保留职务，撤消全部、大部兼职，降级、降薪使用；6. 免予处分。
　　1．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开除，实行劳动教养（不是司法处理，但不强制执行，拒绝则请便，但无论到哪里要受到政治上的监督，但不是管制）。
　　2．监督劳动。情节严重但表示愿意悔改，或情节不重但态度恶劣，则撤消职务后监督劳动（农村或其它劳动场合）。劳动期间，生活有困难，可据情给予补助。
　　3．留用察看。情节同上，但由于本人还有某些专长，或本人年老体弱者，则撤消职务后留用，待遇降低。
　　2．3本人不愿意拒绝，则开除之。
　　4．情节较轻，或情节虽同第一、二类同，但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需要加以照顾者。
　　5．情节较轻，或□上、社会上有影响、有专长、有成就。
　　6．情节轻，确有悔改表现，并参加反右斗争。
　　对右派学生的办法：1. 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作为“反面教育先生”；2. 开除学籍，劳动教养；3. 留校察看；4. 免予处分。
　　1．右派中可以留在校中作为反面典型，对群众有教育意义的人。以免我们麻痹，太平观念滋长。
　　2．拒绝者，回家自谋生活，受政治上的监督。情节重，悔改差，或根本无悔改□□者。
　　3．情节较轻，确有悔改表现。表现不好随时可开除之。
　　4．表现好或立功者免予处分。
　　以上只是初步意见，可讨论、研究。

　　如何对待处理右派分子的工作

　　绝不是简单的手续，而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和深入，使之作为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认真、严肃、深入、细致地进行这项工作。以自由争辩的精神，认真热烈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再次受到教育。首先要求宽严方针、处理办法取得一致认识，之前就要各抒己见，欢迎提出不同意见，通过争论求得统一。要有一个很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要有一系列的组织工作。核对事实，最后作出综合材料，主要罪行列举出来（一些非右派的言论，无关重要者不必列举，以免冲淡主流），作出处理办法，本人签字，不同意可保留，但仍依大多数群众意见作为材料。处理右派的工作应当作为一个严肃、细致、深入的组织工作、思想工作。
　　防止、反对温情主义，应该以人民利益为原则，抛开个人恩怨，反对重罪轻判（右派分子进攻绝非偶然的）。人民日报9月15日社论：“右派分子中有各种各样的人……问题。”有人认为右派分子有才气，问题在于敌我不分，同时把人的好坏抽象地抛开了社会主义大前提。今天看一个人的好坏，首先要看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培养敌人还是培养自己人？社会主义建设者呢，还是资本主义建设者？（工农只占19.5%）必须弄清我们学校的阶级路线，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也要反对简单、急躁的想法和作法，把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化了。我们今天处在革命时代（政治、思想），就应该全力以赴。
　　对右派说几句话：前途问题，“事在人为”。只要对人民□□作出有益的事，劳动人民不会□□的，问题在于坚决投降，认真改造，从新作人，人民是能宽谅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同样适用于右派。



　附录七：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北大江副校长作了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一月十日，历史系五四级部分学生举行了小型漫谈，以下就是当日的原始记录。

　　徐：处理右派对群众也是一个教育。右派是人民的敌人。是严肃的但又是宽大仁慈的，从具体办法就可看出来。原来想比现在严重，一般都要送去劳改。对学生的办法，可以细一些（如2、3），不然伸缩性很大。开除后应强制性劳动。

　　陈：处理标准，等级划得太多，很难比较，轻重可能就不适。领导放手交给群众讨论，说明把权利放给群众，发扬民主。故从总的情况来看划得太细不好。但仍可增加一个“记过”。立功者才免予处分。群众监督算不得处分，至少是“当众警告”——这□□代表大家意志的一种行政处分。对于处分右派的态度，考验一个人的立场。我们首先要想到是敌人，才会坚定。强制劳动不是办法，劳动可以改造思想，但用强制办法不一定可靠。不服从处理，当然机关不要，但农业社还是会要的。

　　王洪玲：听报告之前，没有想到太多的问题，以为行政命令一下就完事了，斗争后就完了。现在以为这是一椿严肃的事情，现在是让群众作一个裁判，这比斗争时更应该动脑筋了。处理的具体办法，感到不太厉害，太轻松了些（想右派进攻时猖狂劲）。完全应该强迫劳动，因为对阶级敌人怎么能给以自由，尤其是大右派。通过学习提高一步，补一次课。

　　袁□：以前以为宣布一下就行了，别的学校大的右派送去劳改，也不会停课。江副校长的报告还是合理的。对教员是宽大的。这种方法基本上是对的。条款还是分得较合理的。

　　夏□：以前也只以为出布告就处理了。对于一般右派分子，可以不开除、送去劳教，看悔改情况，再决定是否去留。

　　汪宁生：原来以为停二周课似乎太多，时间多是为了处理更细致些，教育大家。开除、劳教、降职降级都不算是办罪。拒绝劳教者，可能会使一些资产阶级殷实富户的子弟漏网，为社会增加寄生虫，故在这方面可以强制改造、劳动。处理不宜过分，以便争取、分化，可以感化右派中之愿改造者。

　　徐：第一条，可以留几个，确实可以达到“反面先生”的效果。劳教实际上就是带有点强制性的意义在里边。学生中右派不让其自谋生路。

　　王洪玲：“留校察看”，理科有些班很多右派（一班三十多人，二十人是右派），所以这一条是否能改造过来，不能让他们太轻松了。

　　汪宁生：大部分让其继续完成学业，对社会还是有好处，等于“利用专长”一样。（指对一般的右派分子，如对理科的一些右派。）

　　陈：完成学业也要看文科还是理科。劳改和劳教是不一样的，前者属刑事处分，要经法律程序，所花时间长。劳动是手段呢？是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和思想的主观能动性。处分不要单独限制在北大，而要看全国情况。充分估计到群众的思想觉悟，右派已基本处于绝对孤立，故可宽大处理，可以不剥夺公民权……。留典型的，有的右派是不可能改造的，留即是留他们，就无所谓趋向光明（接受改造）的问题。留下以后，同学们看久了，可能就疲沓了。

　　袁□：右派分子一般年轻的，一般都可以改造的。

　　任：留校察看，首先看其本质，是否□□“留校”的条件，而不应先看是否文理科。



更正：上文所有提及“李克文”处，应为“李志义”；提及“袁□”处，应为“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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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八：小型漫谈之二（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李志义：右派是特殊形式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不办罪。右派就是反革命分子，这个问题还值得好好体会、认识。

　　夏：右派、反革命都有罪，罪有罪恶、罪过之分，犯法的动机。

　　陈：犯法的效果，处理上有不同。右派仿佛是理论上是反革命活动，但与直接拿起武装有所不同，是违犯宪法，但又未构成刑事犯罪。

　　王洪玲：对右派的处理不按反革命，因为形势的关系，可能以后能够使它又转化为人民。

　　徐：七一社论左右，才明确了右派是反动派。右派可说是反革命，因其本质所致，但又不叫，是因为要和一般反革命区别开来。今天对右派的处理不像一般反革命，这是体现了宽大的精神，因为国内外形势所然。

　　王洪玲：我非常同意徐见。宽大是因为争取中间偏右，从国家长远利益来着想。

　　段：据国内外形势可从宽。我同意这点。劳教条例规定，反党反社会主义被开除者，或已犯罪但不到刑事申诉，社会影响已很重就送去劳教。右派对人民犯罪，但未能犯到具体法律条文。斗垮右派是通过社会舆论进行惩罚、制裁。政治监督是舆论上不再准其发表反动言论。

　　汪：右派与我们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反革命分子（当然与明火执仗的反革命有所不同）。处理的问题，不同意王洪玲的意见。要考虑到罪恶轻重，区别也在这里，本质上无区别，但量上有区别。但也可说是宽大的体现。右派猖狂进攻时，自己有些讨厌。反右斗争初期自己又有点同情。鲁迅“打落水狗”的观点，我当时不同意这点，正反映对敌人的是非观念不强。

　　任：反右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不是武装斗争），社论又一再提出争取中右。江副校长一再提到争取中右，考虑到有些右派的社会影响。打垮右派，也教育人民自己，这点是始终强调。对右派并不实行专政，仍给以公民权。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右派的处分，我是这样理解的。

　　陈：右派有些是可以改造的，有些是不可以改造的。处理右派文、理科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袁颖：我认为宽了一点，但总的从国家利益来看也无坏处。法律为政权服务。听报告前认为□□要□刑事处分，一般的也要强制劳动。

　　段：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我们的法律，自己规定，自己执行。

　　袁颖：处理右派的宽严，以人民意志为转移，而不受法律限制。人民要求严就严，要求宽就宽。

　　王洪玲：对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处理不同，是否就因为罪恶不同，才有所区别呢？

　　王文清：听江副校长报告后觉得有些宽。学生中的开除比教职员的开除要重些。对整个右派的处理又轻了些。右派学生中调干，假如在机关里就不会被开除，而在学校中就被开除了，可以讨论。又：学生中也有专长或才能者，也可和对教职员的处分一样适当考虑。

　　夏□：对右派的最高处分是开除，这是否叫专政，是否只有刑事处分才叫专政。

　　陈：右派的社会影响指的是什么？

　　徐：右派是触犯了法律，劳教正是体现了宽大，但必须严肃，不然容易混淆，不足平民愤。留校察看应当和我们的生活有区别。

　　陈：对给以处分的一般右派分子可以剥夺公民权，不然处理后，仿佛和一般人一样。

　　孙善德：处理右派的方法类似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斗争——团结。处理右派要考虑到国际影响（帝国主义、台湾对右派的支持），故采取“严肃、宽大”。过严则可能给帝国主义、台湾以造谣口实，在华侨中造成误解。

　　袁俊卿：右派分子利用合法的权利进行不合法的勾当——反党、反社会主义。

　　王明哲：前二条严肃，后二条宽大。



　附录九：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的讨论会（原文：第一次会）

　　孙：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不一样，对之也不如现行反革命那样恨。最初认为不一定一律开除，因为对反革命也有区别对待。
　　右派分子在本质上和反革命一样，但从表面现象不一样。
　　现行反革命直接与反动派有联系，公开进行暗害活动，而右派对此不同，只是提出一些具体问题。手段也不一样，用隐晦的手法。
　　对之处理不和反革命一样，因为国内外形势、条件所然。再次，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接触面广，如用镇压、宽大的办法，不一定解决问题，争取中间派。处理时也得考虑到有些“头面人物”的国内外影响。国内的影响指华侨、留学生（资）、科学家等的情绪，对祖国的向往心情。同时给帝国主义以造谣诬蔑口实。因之严肃、宽大政策是正确的、必要的。
　　这个办法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办法”不一样，因为本质不同，但又和反革命分子不同，“特定类型”的方针。

　　林：右派是反革命，但是现在仍有政治权利，和一般人一样。一般右派分子的特点：1. 目的是夺取政权的情况不明显，没有这个行动。2. 以合法的形式进行不合法的行动。3. 在目前他们主要通过理论斗争，否定一些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再逐步地或者夺取政权。这就是特定类型的含义。此外，右派都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出来的，有深刻的阶级思想根源，严肃、宽大是为了争取改造中间派，因为右派主要是进行了理论斗争，所以处理不能和一般反革命一样。

　　李德金：本质上看，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行动上来看也不只是理论斗争。右派早就等待时机反党反社了，有实际行动，他们用理论来号召，拉拢中间派进行反动斗争，理论斗争只是一个方法，而不是主要的方面。
　　“特定类型”：本质上一样，方式上不同而已。利用整风时期来进行攻击。

　　陈：“白马非马”，“马非白马”。右派分子=白马，反革命分子=马。右派分子具有的反动思想反革命都有，反革命的右派就不一定全有。反革命的现行活动，基本上右派是没有的，因此在处理右派时就采用严肃、宽大的办法。本质上一样，但是有区别。“特定类型”的处理的提法是可以的。

　　周庆南：强调“严、宽”，体现了战略精神，这是很重要的。江副校长的报告中也体现了战略精神。宽大的精神决不是考虑到罪轻的原因。这样作可以分化敌人，争取中间派。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必要考虑敌人罪恶情况轻重，一切要从对人民有利的角度出发。

　　林：严、宽方针，不仅仅是考虑到轻重、战略，而更重要的是对中间派是□革命的意义。反右斗争对中间派教育最大，而右派有的至今还未低首，这说明“严、宽”对中间派的思想教育。

　　殷：反右不只是思想战线——这只是一种工具一方面。这是阶级斗争，其中包括了许多方面，而思想也只是其中一方面。
　　不同意质、量上——不同。看效果好了，章罗联盟就是有纲领、有策略。特务、反革命——特定任务。右派——并无人指使，自己反动思想的暴露。这就是区别，而不是量的区别。

　　李作智：右派分子主要在思想上活动较多。现在的看法：对党对人民有利出发来处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不同，不仅是方式上不同（他们没有具体条件，所以方式不能一样）。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时机，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问题。

　　陈：右派分子是说了话，但毕竟还没有进行一般反革命活动，所以还没有行动。张元勋（注）被抓也还是在八人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后执行的。质相同，量不同。
　　对右派处理是敌我矛盾，但在处理是有许多客观条件，故可以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根本不考虑罪行轻重，不合适。“攻心为上”是厉害的，但究竟还是攻心和实际行动有不同。右派违宪，但未违刑律（根据刑律未发生直接破坏）。

　　汪宁生：先辩论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不同。

　　王洪玲：不同类型的两种反革命分子——右派；反革命。现在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对我们还是不更凶恶，更主要的凶恶的是右派。因为目前我们处在政治、思想上的革命，而不是武装革命时期。而右派在以前又和我们和平共处，故其影响更坏。右派、反革命不能比较，罪行一样。分子个人之间可以比较，有轻有重。宽、严的方针，丝毫也不意味着是因其罪轻，而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是战略问题。

　　高：本质上一样，只是形式上有区别，而不是量的不同。

　　徐：本质上一样，是没法比，但可以说是相同的。

　　（下午）

　　李志义：汪、陈提出一些问题，引起了我的一些问题。右派分子和反革命是有不同，但也不同意说右派罪恶比反革命还重，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变成右派，而不太容易变成反革命分子呢？汪、陈所提的分量区别，这个“分量”解释得尚不清楚。

　　邵望平：质上一样，不同点只需找各种反革命的特点就行了。资产阶级右派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阶级影响的，这就是特点。对资产阶级右派就不能实行专政：1. 因为他们曾和我们渡过民主主义□。2. 这些人对中派有影响，专政则使这些人寒心。反右争取中间派与此有关。镇压与宽大根本不包括争取中间派的意义在内，而严肃、宽大则充分包含了争取中间派的意义。量的不同是次要的。

　　张：区别在于活动的形式。罪恶的大小，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比反革命分子还要大，但从每一件具体事实来说，有的就无反革命那样大。质的不同是阶级、思想本质不同。右派、反革命的区别，在于前者无具体的反革命活动。——在反革命活动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右派、反革命罪孰重孰轻问题，我认为右派的危害性更大。之所以采取宽大严肃，是因为考虑到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从战略意义出发，可以起好作用，争取中间派。

　　李作智：右派就是有具体的反革命活动（和现行反革命一样），只是采取的形式不同。

　　陈德钧：行政的处分并不等于犯罪。他们有罪恶，但未采用刑事处分。是否除了质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属之（形式、罪恶轻重……）

　　邵：右派、反革命只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反革命。

　　袁俊卿：右派、反革命无所谓罪轻罪重，因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区别只是指在右派之中有首、次、轻、重。右、反主要区别在形式上不同，利用合法手段进行非法活动，活动形式不同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条件不同，采取的形式也就不同。反右派的重要问题在于争取中间派。

　　段：本质上是反党、反社，表现形式不一样，区别在这里。反对革命者即反革命，革命在各种时期的内容不一样，资产阶级右派任何时期都没有和党接近，罗隆基当时是资产阶级左派，而现在革命内容不同，所以罗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右派的危害性大，多出在知识分子中，可以争取中间派，值得深思。

　　王洪玲：罪：过错、罪恶不同，性质上不同，右派分子未判罪，并不是无罪恶。

　　林：段提工、农中右派分子少，我想这个提法不对，工农中现在还未听说有反右派斗争。

　　殷：其他班有把右派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相比较，即是反革命问题。

　　陈：没有判刑，并不等于不是专政，“无产阶级对敌人专政，可以采取不受法律制约的手段”。对右派的处理就是专政，专政所以有不同形式，而对右派的处理就是特殊的专政方式。

　　汪宁生：右派就是反革命，是有罪的，应判罪而未判罪就是宽大，但罪有情节轻重。
　　桌、凳的例子只是区别两个事物，前、后打人才是右派、反革命区别的不同。
　　右、反都是反革命，罪恶轻重有不同——量的不同，量是可以比较的。提出量的概念，也考虑到形式的，判罪大小也要考虑到形式。就是形式太绝对了些。
　　提到右派分子过去还是左派，我不同意，有些民主革命时就是右派，宽大因素不在此。
　　考虑右派罪行就是对现行。

　　邵：为什么不提镇压、宽大，而提严肃、宽大，强调一些问题如历史条件、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好处的，更容易理解革命的性质。

　　李作智：同一类型的反革命，有大小、治罪轻重不同，右派亦然。不同意用量的区别来区别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

　　黎：右派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右派有行、有言，构成现行罪，但和特务、行凶不同，故后果不同。从总的来看，罪行相等。内部可比，集团不可比。

　　徐：我们这样处理右派，不在于罪轻重，而在于思想上政治上争取中派。中间派现在还处于中间，故从严可能还会产生兔死狐悲，因为争取是十年八年，而不是一两天。

　　王文清：对量的理解，汪、陈认为罪行大小不同而来，故争论焦点在罪行大小，对此的理解。以罪行大小或其它条件来说“特定类型”吗？一方面要从形势，一方面也要从特定类型。

　　李作智：宽大并不是对反革命分子宽大。

　　张：“特殊”不在罪恶大小、处理不同，而在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不同形式。宽严政策的提出，主要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而不决定于其罪行大小。

　　汪宁生：反、右的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否罪的轻重？

　　陈：处理反革命、右派是不是要考虑到因罪轻重而宽严，这个论点不推翻，下面的问题就无法讨论。右、反，区别在哪里？

　　高：没有逮捕右派，并不是因为其罪轻。□□□的理由，是由于条件。我们强调不同是形式，而非量（或情节）的不同。

　　李志义：右派就是有反革命行为，而且是现行的。不能用逮捕与否而看其罪轻、重、大、小。


　　注：张元勋，祖籍江苏，生于一九三三年，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六年与同系女生林昭一道参与编辑校园文艺刊物《红楼》，五七年因主编学生刊物《广场》划为「极右派」被捕判刑八年，六五年刑满留队管制劳动。六六年五月前往上海以「未婚夫」名义探望狱中的林昭（林昭六八年四月被秘密处决）。文革开始再被投入劳改。结婚生子。七七年解除监管，七九年获平反，宣告无罪。安置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任教，九０任教授，九四年退休。（资料来源：中国新世纪读书网）



关于附录三、四、五：写信者为何从中科院考古所去偏远的内蒙，个中内情，整理者并不知道。不过，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一次座谈会笔录（地点可能不在北京，或在内蒙），可以见出一些端倪。当日参加座谈的有范文澜、翦伯赞、刘大年、翁独健、吕振羽、金灿然、王冶秋、韩儒林诸先生及民委副主任。从最后一位与会者看出，这个座谈会可能是与民族史有关的。下面就是相关笔录：

　　翦：最近在北京发动一些新的工作，如编写中国通史教科书和世界通史，可以采用，不采用也可以，但不如周扬同志所讲“比它好就可以不采用”。此外，还有资料等书。编书者曾到上海、广州、长春、四川等地开过座谈会。最近在北京座谈会，就是一部世界上古史（北大编），就提了二千多条意见。
　　我有八个方面的意见：
　　1．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
　　2．民族关系。
　　3．国际关系。这三个问题特别是国际关系在近代史上。
　　4. 如何对待发展的观点来处理历史问题。
　　5．全面观点。
　　6．人民群众和个别历史人物的问题。
　　7．政治经济与文化。
　　8．理论、史料结合，观点和材料统一。
　　今天就不细讲，以后找一个时间谈吧。
　　“融合”有平等精神。但照马克思的意思，“同化”以一个民族为主体，先进的经济、文化占主导地位。
　　“融合”，相互吸收优点，经过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斯大林说，要到共产主义才有可能。
　　“同化”向高级文化看齐，是一个进步现象，并非侮辱。
　　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是“融合”，阶级社会也是“融合”，“同化”一般带有强制性。
　　我看还不如叫“融化”。（范：我看您对“化”很感兴趣。）
　　民族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关系，但并不等于就是阶级关系。
　　否定了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就等于否认有民族存在。
　　有民族偏见的，不只是上层才有，但最浓重的是统治阶级。
　　民族英雄，在民族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如岳飞抵抗了金人。）在阶级社会找不出一个各族人民都承认的民族英雄。

　　吕：细石器文化分布广，很有工作可作，很值得我们去研究。我想绝非只是一个族，而是许多族所创造的。
　　民族地区大有可为，比内地的文章多些。
　　（民族史和全国史的关系。）

　　翦：世界史的中心是变动，并不能固定在西欧，也不能在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也是由德、俄、中等……。

　　范：我是“普通万金油”，两位特效药——翁、韩。翦、吕是高级万金油，金是药铺老板。
　　我在未接触马列主义时，很苦闷，看佛经，想当和尚。
　　不能光凭记忆，而要读书、写笔记。
　　汉族以人多。蒙族以气魄大，直达多瑙河。
　　扩张是自然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真理也要扩张到全世界。
　　扩张主义并不可怕。人家骂也没关系，你为什么不扩张呢？
　　（翦：拿破仑给成吉思汗擦马靴都不够资格。）
　　蒙族是世界民族，世界史不写蒙史就不成为世界史。
　　将来呼和浩特会成为蒙古史研究的世界中心。



附录十：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整理者按：根据家父笔记，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北京大学江副校长作了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后，一月十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历史系54级考古班的学生都有小型辩论，意在统一思想，认清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有关辩论的原始记录已见上列数则附录（十四日、十五日的讨论暂未整理），以下则是反右派斗争进入具体阶段的一些记录。

　　战斗计划：
　　二十一日：准备会——干部联席会（和史一（3））（整理者按：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北大五年》提到“57级最初分三班，我所在的三班被分配参加54级考古班的反右派斗争”。）
　　二十二日：上午酝酿，小组讨论六项标准，结合班上清查漏网右派。下午全班大会讨论六项标准，划清思想、政治的区别，把右派孤立起来，由群众中提出。（什么是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留出一个钟头，有几个人提出段的名字来（整理者按：即段静修，据《北大五年》：“54级考古班新增两名右派。一位是段静修，他后来改名一平，经劳改后，转到我们57级。他显然颇为桀骜不驯，其右派言论有讽刺一位党员女同学为母系氏族社会氏族长等。在批判的全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如今回想起来，是极为不易的。”）。同时提出主要材料和理由（先不谈历史，谈鸣放表现），不一定先扣上右派帽子。然后让其在次日检查。晚上出大字报。开团员大会。
　　二十三日：交代、追材料、揭露，对一些主要问题批判——肃反问题、等级论。
　　二十四日：继续批判，打垮态度，揭露历史上的右派行动，流氓、道德败坏适当打击，但不宜过多。
　　二十五日（星期五）：战斗告一段落，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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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上午座谈会要求：
　　1．从六项标准，右派是政治问题，从新温习一下辩论的收获，在阶级斗争面前思想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段是有意识的反党、等级论，而有些团员是思想问题。一定要划清政治、思想界限。
　　2．战斗打响了，一年级再过来。
　　3．斗争目标、攻击的焦点，集中在右派言论，不集中在历史、流氓、违反纪律。
　　工作方式——由近及远，适当揭露流氓面貌。
　　分工：
　　1．掌握总的情况，研究战略、策略，发动群众——王俊□、周、义、仁、卿
　　2．材料工作：记录，右派发言，外来材料，处理材料——301找两个团员、汪
　　3．宣传工作——大、小字报，广播稿——殷、张、高帮助他们
　　4．保卫工作：不要怕！提高警惕，防止万一！——夏



整理者按：这可能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某次批胡座谈会的笔录，原件没有标明年份，我是从笔记前后内容推算出来的。发言者包括向达、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齐思和、杨人鞭先生，然而笔记只记录了翦伯赞与齐思和先生的发言，现合并整理如下，括弧中的文字均为整理者添加：

　　翦老发言：胡适的思想不仅在文字上有其影响，而且在历史、哲学、语言学各方面都有其影响。胡适的思想不仅要在今天彻底批判它，而且还要在今后教学中、科学研究中去批判去揭露。“死狗”还是要打，因其阴魂还不散。我们今天要从根底上去研究它，因为我们要批评它。
　　胡适赞美秦桧的投降主义，一切都是西洋好。歌颂西洋的初夜权，日本的妓女好。中国印刷术发明得太早也是落后，（还有）中国语言文法。社会组织“因为在两千年（原文如此，可能是说两千年前）就脱离了封建社会”，所以社会较平等；□□□宗教气氛较薄，才比较好点。否认中国无阶级（应该是否认中国有阶级）。否定中国之后，于是就宣传西洋，投向帝国主义。“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祖先有罪，自己有罪”。
　　否定客观意识的存在，认为“历史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可以任人修改。
　　提倡“大胆假设，小心考证”，实质上即从观念出发，又回到观念上来。

　　齐思和：胡适在历史观点上的错误：
　　1．故意将中国历史缩短，从孔子开始。
　　2．怀疑历史，如认为屈原无其人，中国无井田制（即庄园制）。
　　3．诬蔑中国历史，说中国教本不如西洋，不如日本。



附录十一：反右派斗争（二）

　　整理者按：根据前面的反右“战斗计划”，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战斗”，乃是“交代、追材料、揭露，对一些主要问题批判——肃反问题、等级论”。这当然是针对“漏网右派”段静修的。这一天是星期四，段静修的交代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交代他在学校内部的活动，接着交代校外的，最后是与本系、外系及校外右派分子之间的关系。以下就是当日的笔录。又：根据网上资料，段静修现于长春市吉林大学考古系执教博物馆学（或已退休）。

　　段静修的交代：
　　（一）校内的
　　班座谈会发言的动机——攻击党的基层领导，挑拨党团员的关系，从生活细节来攻击个别党员（如王文清开窗户问题），利用团员的一些弱点来挑拨分离，把团组织对团员的教育说成是统治，说黄官锐是职业批评家。罪行符合三、四条。（整理者按：参见附录六“一九五八年年一月八日江副校长作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
　　在系里开的座谈会——利用助学金问题攻击李、高二人。当时李说“你不是自己人就不给你”，现在想来这话对。
　　在一些大字报上签名——“少搬教条，多作研究”，熊光祖的大字报上签名（我当时自己不敢写大字报），做为右派的帮凶向党进攻。在李铭清大字报上签名，质问党总支“王承□到哪里去了”，自己很同情王，想替他申冤，并要贴到党总支门口。在本班大字报上的签名。五年级一个同学找我要写一张李光海自杀的大字报，我虽不敢写，但留下来了，非常同情李光海。自己亲自写的“论官僚主义”一张，利用系里的官僚主义进行攻击。（因体育课不及格。）
　　给党委会写过两封信——1. 去年大鸣大放写的。2. 前一月寄出的。第一封有很多是错误的，自己初步检查，因此有第二封信。有些思想问题所以不在班上说，大部分是向党进攻的。第一封信进攻，第二封信初步认识错误，大家提了意见后再检查。（是斗争。——整理者按：“是斗争”三个字，或是“群众”所言，也可能是段的自我更正。）
　　在实习中的问题——分组时我在一个没有党员的组，当时感到非常合口味、自由，离党员越远越好。流露出对党不满。（岂止不满而已。——整理者按：这句话或是“群众”所言，也可能是段的自我更正。）在太原时，个人主义，不联系集体，不符社会主义立场……。
　　交出自己的日记。



　收藏～也不知后来楼主家父怎样调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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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melzhou 时间：2005-06-24 19:14:11
　　回楼上8guan3721兄：那些年同一城市调动工作都是难事，何况从边远穷困的“反修前线”内蒙古调入较为富庶的内陆比如成都，更是难如登天（我在内蒙呆了近一年，吃米饭的次数都没有几次）。调动不成，我估计有求告无门的原因，也有其人性格脾气等因素，总之很复杂。

　　谢谢兄的垂注，小弟去年有篇回忆文章，请有空参读：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 ... cle=51254&flag=



段静修的交代（续）

　　（二）在校外的
　　监察部雷成志处，散布校内右派鸣放情况。
　　人大校长办公室秘书处，散布校内右派鸣放情况。
　　（两人都是党员。）
　　在补习学校给校长讲（校长也是资产阶级），讲得很多。
　　（三）与右派分子之间的关系
　　本系、外系、校外
　　熊——经济往来，行动联系，对之很欣赏，但也讨厌。给我看一封信，石幼珊的妹妹与之决裂的信（大鸣大放之前），我给他保密到现在。另一件事是帮他在北京找房子。
　　大鸣大放时，支持他的大字报。实习回来，对熊说不出来的讨厌劲。前一个多月熊还向我借钱。
　　许——以前和许一道喝酒，臭味相投。去过一次许家（杜宇一道），来往甚密。许还鼓励过我向党委会进攻肃反问题，我写成一个“意见书”交到党委会。
　　实习回来后，许已成右派。许向我借钱，我就借了一元钱给他，他拿去喝酒了。又借许与烟斗。
　　胡——过去在班上骂胡琪，但是从个人怨恨角度出发，虽无生活上联系。
　　数四张四民右派——一年级同住，见面时爱开玩笑。反右斗争时，他问我不是右派，感到很奇怪。给他照过一次像。
　　法律系助教潘——中学时同学（一九四六、四七），解放后也同过学。潘的爱人，也是我的同学。在他家听过一次球赛的广播（以前往来甚少），其爱人又找我给他们照相。到他家吃饭。其爱人下放，在他家喝酒。直接单独来往共一次。帮他借一本小说给他。虽很同情，但也不敢一个人去。
　　江副校长报告后，我给她看记录，算是报告革命内部的消息。她还来信问我处理右派的情况。
　　山西太谷中学教员潘绍杰（过去的同事）——就写过一封信给我，让我介绍工作。
　　路宝峰（街坊）——民促成员。过去借书（小说、教课参考书）来往甚多。大鸣大放时来往甚少。这学期开学时来往较多。当时他对我说他是右派很冤枉。

　　（整理者按：以上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白天段静修的交代记录，他最后还谈了自己大鸣大放的动机，可惜没有笔录下来。当晚七点，又开了一次会，段继续交代和右派分子的关系等问题，比如与路宝峰的关系，“报告”和许南亭的关系。他引用一位潘姓右派的话，说五大运动“每次运动都要减少体重，少活几年”，段除了同意潘的话，并说自己“每参加一次运动，我就要失眠。……并用自己的情况来证明这个理论”。他还交代了收听“敌台”的事情：“在洛阳听台湾广播的动机，一方面好奇心，另一方面思想深处的一些东西（过去的反动历史）和台湾有联系。”还说自己“在班上‘报告’，就是公开攻击班上的党团员”。
　　（当晚参加“斗争”的学生，还包括历史系一年级的同学。与会者的名单，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根据记录，有的与会者批判段“在暗地里用阴阳扇煽动妖风鬼火，这只能说是更阴险、毒辣，更恶毒”。
　　（随后两天，段静修可能还有交代，但除了片言只语，详细记录欠奉。二十五日的笔记最后一行写道：“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晚七点半哭了，解放后第二次。”根据我的揣测，这应该不是在说段流下了悔恨的眼泪，而是在表示，这一次，轮到记笔记的人“过关”了（参见“五八年二月六日在团支部大会上的自我检查”）。）



附录十二：反右派斗争（三）

　　整理者按：批倒“漏网右派”段静修之后，从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开始，斗争的“火力”就集中到另一位“漏网右派”陈德钧了。以下是这一阶段的相关原始记录。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酝酿

　　潘：对党一贯采取对立的态度。有一次座谈他讲不愿入党入团。

　　文四（1）：右派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的大字报贴在文史楼，陈签“文学爱好者陈支持”。

　　周：学习□论时，匈牙利事件后他发表过什么言论？系里座谈会发表过什么言论？他说过曾经写过一篇带有修正主义倾向的文章，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这篇东西可让他交出来？

　　王：大辩论时他和汪宁生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右派犯罪，中间派受影响，应由自己负责，不应归罪于右派。”对揪出陈，感到突然，思想准备很不够，对社会主义负责心不强。
　　西语系开控诉会，陈也去了。我问他的意见，他只摇头，没说什么，叹气。
　　这些论点，面很广，以前不了解。知道了，很吃惊。结合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来看，可以说是右派。
　　△支持龙关华、写稿投校刊等在当时都是站在右派立场，是右派的帮凶。支持胡琪的社会民主主义党，也是一个立场问题，反对共产党。关于对肃反的看法，教育制度问题，都不是认识问题，也不是思想模糊。
　　△无论从其出身、个性和大鸣大放的表现以及一贯反对派的态度，都说明其立场是在资产阶级甚至在封建地主立场。对肃反的攻击是与家庭出身有关。
　　△“参加反右斗争是投机者”是诬蔑打击反右积极分子。性格和阶级仇恨有关，很深。

　　□□□：他有很深的阶级仇恨。对于谭天荣的支持，表明态度是右派，感情倾向右派。对肃反问题的看法和镇反有关，看成“生命当儿戏”。
　　对党、团员格格不入。

　　周：阶级仇恨很深，由民主革命起就是敌人。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敌人。大鸣大放时期他表现的东西比起思想上想的要少得多。好多都未表现出来。反对党的领导，很明确，不仅反对小单位的支部，而且对全国的领导也反对。在他眼内党员只有三类，没有好的，说党员不能管别人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他反对卫道者，实质上就是对党员的诬蔑。因当时“卫道者”中多党员。
　　否认《人民日报》对全国报纸在政治上的领导。
　　（反对《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批判。）
　　李作智的漫画揭去，他说“你很怕天下大乱吗？”这反映了阶级仇恨。
　　△性格和家庭出身要联系起来看。对每件事都要反对一下，这就不完全是“性格”了。
　　“天下大乱”一话，包含了许多意义在内，有仇恨在内，阶级感情的流露。
　　对《人民日报》的看法，也反映了对党在新闻界的领导的反对。
　　说党员只是多填了一张表，也说明了对党员的错误看法。
　　在反右斗争的表现中说是投机，中间派不□这样的，会向左转。而他却认为是投机。
　　△对《人民日报》的看法和储安平要《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的看法同出一畴。
　　家庭对他有一定影响。

　　黎：鸣放中，中间派的立场一般倾向党。陈却不然，支持右派，并未支持好的东西。对谭和张—沈的支持，反映了反动立场。（是时候了，第一株毒草都是极其恶劣的毒草。）
　　反对罗蒙诺索夫像，正是鸣放时期，因此就有了政治内容。
　　非走火而是放火，自觉地放火。
　　从家庭情况，阶级仇恨重。
　　反对反右斗争，如对《人民日报》社论的看法，在洛阳的言论。
　　△“党支部不能代表群众利益”，说明他的立场。鸣放中表现不多，由于长期压抑所形成，心内想得会更多。

　　黎：陈在反右斗争中，长期不清醒，可以说明问题。一贯对右派支持。

　　□：他这样一个阶级出身、性格的人，讲每一句话都要思索，害怕露底。
　　对苏联罗氏像，贴小字报在28斋，也是经过思考，配合进攻。
　　把党员分三类，只抓住缺点，而不看其它东西。

　　黎：坚决反对党委领导，主张教授治校。可以回忆一下（似乎在新教育讨论时争论过）。
　　（待续）



附录十二：反右派斗争（三）
　　批判陈德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上午

　　周：二年级住在一起，觉得他喜欢个人行动，性情孤僻，是否和他生过肺病有关。现在看来不对头，陈的爱好还是广泛的。假如个性孤僻是在土改以后形成的，则很明显。如是一贯如此，则值得研究。

　　潘：面广而深，好多重要问题都接触到了。个性与家庭出身是有关系的，鸣放中的暴露，说明阶级本能所致。
　　△陈当时也是首先把党员分类，为什么不把群众也分成类呢？

　　周：陈支持张元勋、谭天荣的小字报，反映了他对他们观点的支持。

　　黎：个性问题，以赵晓庭为例。不单纯是个性孤僻，对党、团不感兴趣，为什么对鸣放感兴趣。

　　周：陈在反右斗争开始后，反悔表现稍有进步（七月一日以后才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比较有些右派稍有不同。在大辩论中，有些话是出于思想的（无产阶级陈革资产阶级陈的命），可以看看感情形成的历史过程。很明显，这些言论肯定是右派言论，以后即使不划，也要清算，严厉批判，因为这方面我们以前一直没有严厉批判过。

　　黎：“反对人身攻击”的小字报，只是举左派骂右派的例子，所以已不是第三者立场。在鸣放中他从未支持过正面意见。
　　△《人民日报》七一社论后，他的表现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问题，因为一个中间派在那时就应该转变了。

　　王：平常生活问题上不大愿意发表意见，而谈到政治问题则有说的，并且充当反对派。

　　黎：“肃反给群众搞，‘拿着生命当儿戏’”，后一句话实际上是对肃反的攻击和否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晚

　　邹：可划可不划？应当充分辩论。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夏：陈在反右斗争开始后的表现，对《人民日报》社论，对控诉会，在郑、洛，在太原，大辩论时的表现，最近的态度。

　　何：对罗氏像的态度，不完全是思想问题，已是过之了。性格在一定的环境内造成的。

　　张贞（史一）：坚持反动立场。校刊稿陈是主动写的，情节就很重。对反右派的看法也是消极和反感的。实习小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排斥党团。
　　对罗氏像…..联系其他问题，则不同于中间派，对苏联有特别的反感。并不是一切都反对（校刊稿的立场就不是一切都反对，支持□、龙）。反右斗争以后他并未很快转变。

　　史一（三）：现有材料已符合二、三、四等条。反右后很少转变。

　　李杰：“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最重要”……他好多论调与社会上右派的论调相似。
　　陈对教育制度反对最力，赞扬过去的教育制度。“治标不治本”。

　　（整理者按：本日发言的还有几位同学，但笔记没有详细记录。经过两三天酝酿，对陈德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如下概括。）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上午
　　陈德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范围（主要的）

　　（一）对党的领导问题
　　对党、团的看法。对班上党支部、党员的看法。
　　分实习小组时的表现。“《人民日报》也是一家，《文汇报》也是一家”，“教授治校”等问题。

　　（二）对反右斗争的态度
　　a. 对右派进攻的同情、支持（校刊稿）
　　b. 对“控诉会”
　　c. 对《人民日报》反右社论
　　d. 在太原时的表现（“投机者”问题）

　　（三）对党的一些基本政策
　　肃反问题。教育制度问题。

　　（四）对苏联的看法
　　出兵匈牙利问题。罗氏像问题。
　　对中文系右派薛鸿时大字报的支持等等。

　　（五）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看法
　　文艺观点上的，修正主义……。（让他自己交代）
　　△特别注意一点：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渗透了很深的阶级感情。他的爱憎是分明的。个性是从属于阶级性，实质上就是阶级性的表现（人性亦然）。
　　△分析陈的问题必须一贯地从历史观点去看问题。
　　△对于他的每一个问题，要从纵、横方面来看。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晚

　　邹：可划可不划？应当充分辩论。
　　_________

　　更正：“邹”应为“邵”。



附录十二：反右派斗争（三）
　　批判陈德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为家父笔录的“漏网右派”陈德钧罪状之一——小字报“坚决反对无耻的人身攻击”（括弧中的更正单字为整理者所加）：

　　“坚决反对无耻的人身攻击”

　　“大字报”的出现，对活跃民主生活，帮助领导吸收群众意见，无疑地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在一部分大字报中，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人身攻击。这说明在一部分同学中，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他们分不清是非所在，而采取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以图能压住阵足（脚）。

　　对“是时候了”的某些（如第一篇）评论，已不是文艺批评，而是用自己想像（象）来换掉客观的事实，用主观的推论来代替作者的思想。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既不符合文艺批评的原则，也不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

　　对谭天荣的某些“批评”更远离了与人为善的原则，公开号召“不要理他”；怀疑谭的政治面貌，甚至觉得称一声同志或同学也沾（玷）污了自己；在辩论的场合下，限制谭天荣同学的发言，而用执（质）问来规定命题；有的不懂装懂，明为反驳，实漏洞百出。……这些“铲除毒草”的呼声，只表明自己无能为力，恐慌，害怕毒草，拿不出正面反对意见。最可恶的，有的以“卫道者”的身份出现，指责谭天荣否定一切，而在他们自己的言论中，对谭天荣却正是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

　　漫画如何正确讽刺人民内部矛盾，是全国漫画界都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人挑剔漫画，加以胡乱引申，得出荒谬绝论（伦）的结论（如对“狗咬式理发”）。

　　这种人身攻击是极端无耻的！对鲜花毒草都不应如此。

　　“与人为善，以理服人”。

　　“毒草”应自由地放！

　　为了及时指出问题，不能具体深入分析，特致歉意。——谨此

　　陈德钧执笔



附录十二：反右派斗争（三）
　　批判陈德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整理者按：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晚举行了批判会，陈德钧自我检查如下：

　　由于出身，同时在各项运动中又未很好改造，资产阶级立场未改变，所以在鸣放中犯了政治错误。
　　所以鸣放中，认为什么都可以谈，首先谈到教研室的教条主义，并且谈到团员有两面派。
　　第三次座谈会与党员有对立情绪，进城参观车上，对胡琪的观点，承认，支持。
　　对《广场》的出版，也认为可以出，从错误立场出发。
　　长期以来，不愿搞政治，专想业务，也长时期苦闷过，觉得第三道路走不通。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
　　5.19对龙英华大字报的支持，当时认为很客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立场，幻想绝对民主、自由。
　　另外，对罗氏像问题，两方面大字报都看了，自己觉得很公正，发表小字报，认为放在外宾参观处，不恰当。
　　对中文系文学史教学的大字报，也表示反对盲目崇拜苏联，表示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而是较长时期存在的问题。我们是大国，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搞，用不着别人。
　　人身攻击问题，谭是第一个进行人身攻击者，当时有一些人反击时，认为不够冷静，现在想来绝不是人身攻击，而是他们立场鲜明，当时好像是客观，实质上是没搞清根本问题，支持了敌人进攻。对谭也认为一个理科学生可以把马、黑学说夸夸其谈，可以谈上一些，有一套，但又觉得骂倒一切。
　　关于肃反问题，我也参加了肃反，本身对之无意见，可是当时右派猖狂进攻时，由于自己立场不对，所以发生了怀疑，觉得“有错必纠”，同时觉得错在用群众斗争方法，容易伤感情。
　　实习分组时，明显地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与组织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找了一个乌合之众。想绝对民主、自由。实习的结果，给自己一个严重的教训。
　　立场不对，观点方法也是错的，在很长时期同情和支持了右派。个人主义也很严重。同时自己也受了一些社会主义教育，所以还未坚决支持右派，只是碰到了一些就说上一两句，虽不积极，仍支持、同情他们。《人民日报》社论后，仍惶惶不解，对矛盾性质不了解。《人民日报》发表百花学社反动消息后，才大吃一惊，与右派分子就差一口气，当时也不甘心反党反人民。
　　实习回校后有了转变，开始向左移动脚步。
　　觉得旧社会比新社会生活要差，在学校中□□把病医好。地主出身，但在学校中未被歧视。
　　生活为个人，对不起党和人民。
　　性格问题，都不成立，实质上说明立场未得到改造。要革自己的命，敌人很强大，自己力量是如此单薄。
　　自己对错误认识还不深刻，开始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

　　（整理者按：陈德钧检查完毕，接着是“群众”发言，其中史一（3）班同学的发言记载最详，至于其他同学的发言，则只有发言者的名字与简单的主题，兹不一一钞录。根据记录，第二天（二月一日）还有一次批判会，可惜记载不详，但陈德钧终于低头了：“面对着这些事实，我承认自己是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大家的分析批判都是事实。”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史一（3）：检查中力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中间群众，而不是右派。只搞业务，不管政治，为什么在大鸣大放时期如此积极呢！另外，他说自己在鸣放时以公正面目出现，但从给校刊稿中的态度却又那么鲜明。支持谁，反对谁是很清楚的。
　　把自己说成是爱党、社（会主义）的人，不是右派，仿佛未向党、社（会主义）进攻似的。
　　陈对反右斗争是有反感的。
　　假惺惺的态度是得不到同情的，右派还是右派。
　　陈对罗氏像的攻击，是利用民族尊严来达到中苏关系的目的，其狠毒可见。



附录十三：

　　毕业自我鉴定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双反运动以后时期

　　一九五八年的双反运动是一次异常深刻的思想革命，对于我是一次起死回生的革命教育。当时由于有党的耐心引导，自己也觉得资产阶级立场实在太危险了，个人主义也确实有些丑恶，因此向党交了心，进一步彻底地暴露了自己的立场问题和错误思想，并且在组织和同志的帮助下，进行了较全面、深刻的批判。

　　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立场，思想上存在着严重个人主义，而且犯过错误的人来说，思想改造的任务本来是十分复杂而艰巨的，绝不应该放松任何警惕。可是，双反运动以后，我却以为经过暴露、批判，而且有了一定的认识，还订了红专规则，随着双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自己“红”的问题似乎也基本上解决。自己总是看到些微进步时多，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又放松起来，早经多次批判的个人患得患失、自以为是等毛病，又开始复发。实际上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自己的思想觉悟还没有紧随着双反的胜利而提高，何况暴露问题不等于彻底认识到了，更不能说就解决了。这种表现实际上是思想上还只是满足于“□□”，怕触及痛处，不愿将思想斗争深入下去；有些企图改正缺点的行动，但因出发点不对头（个人得失），所以也多是改良、妥协、回避、姑息的办法，如怕多讲话，不愿意多搞社会工作，尽量少和群众接触等等，真实思想上害怕再暴露缺点于群众面前，以为只要大家看不出什么缺点，问题也就好办了，这实质上是想用个人主义来解决个人主义，逃避同志的帮助和监督。

　　个人主义的再次抬头，充分说明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还未根本改造过来，对于接受工人阶级立场还是有意无意的存在顽固性。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团内组织处理阶段时，思想波动很大。觉得由于自己的错误，必然要受到处分，受处分后，面子也丢了，而且历史上染上了污点就再也洗不掉，工作、群众关系可能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总之一句话，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面子、历史、前途。很清楚，自己要的是资产阶级面子，而不是无产阶级面子，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已经给团组织丢了面子，应该扪心引咎才是，反而斤斤计较着自己的面子。再说个人历史是自己写成的，就是有污点，也是客观存在，自己负责，只要引以为戒就是了。当时为什么不是首先从积极方面去考虑问题呢？有两点原因：一是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这是根本方面），因而看问题出发点不正确，捨不脱“小我”，不是以共产主义“大我”为重，总怕自己得到损伤；二是思想方法，认识问题片面、幼稚，把思想改造看得简单化了，认为双反运动一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运动一过胜利凯歌，自己也基本上得到改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处分阶段时，有时还冒出委曲情绪的缘故（如认为既然已有双反的批判，现在又要处分，是否会把改造成绩抹杀一些）。经过党团组织的反复教育和同志们的热心帮助，自己也决心要到实际中去锻炼，接受考验。一九五八年暑期的科学大跃进和华县实习期间，自己和大家一样有一定的收获，初步克服了一些缺点，在思想改造的进程中取得一些进步，这主要表现在：

　　对党的领导进一步有了认识，树立了较正确的态度，这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亲身感受到党对科学和社会运动、工农业生产坚强领导所产生的良好效果，特别是实习队党组织在开展两条道路、两种方法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自己在工作中也较从前能依靠组织的领导和帮助。

　　对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因而在劳动中尚能积极参加，并以之为改造思想、培养劳动人民感情的有力手段。

　　工作中初步树立了不计大小、轻重、主次的正确态度。

　　有这一些进步，当然和自己的主观努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还是组织的教育和群众的监督，当自己有些微进步时，组织和同志总是关怀备至，一再鞭策和鼓励，不遗馀力地把自己朝正确的方向推进。

　　但是，由于自己长期以来思想进步迟缓，缺点较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虽然双反后经过一年多的教育和改造，但毕竟是万里长征，还只跨出第一步，有好些缺点还附着在身上，需要继续不断地清除。从华县实习□至目前为止，自己还存在一些主要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应该坚定工人阶级立场，充分看到个人主义的顽固性，继续对个人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时刻防止个人主义的再抬头，敢于在冒头时大胆暴露，及时批判，勇于改进。工作中的冷热病，实际是个人患得患失的产物。做工作往往不是从革命事业的大利益出发，而是搀杂着个人的利害得失。如在这次编写教材中，因为时间紧，担心任务完不成，首先不是想到如何提高效率，改进方法，而是怕写不出来，群众反映不好，对领导交不了帐，自己的面子有损。有时侯还因为一些生活上不愉快的事而影响情绪。今后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注意克服。

　　其次，应该更无保留地坚决依靠组织，主动争取帮助，听党的话，时刻按照党的要求去办事。目前自己在这方面还是作得很差，有时侯对组织还信任得不够，怕组织不能很好信任自己。

　　第三，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这个方面自己是不太注意的。华县实习和回校后学哲学都存在着轻视理论学习的现象，有时不愿动脑子想问题，怕艰苦。

　　第四，真正树立群众观点。应当首先充分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就个人思想改造来说吧，如果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和帮助，即使自己的主观努力了，也是收效不大或者缓慢曲折的。自己过去往往（现在也未彻底转变）看见别人短处多，觉得比自己也好不了多少，听见别人对自己有意见时，首先不是考虑正确的部分，而是想是否是成见或不适当的地方，这样就把意见拒于门外，或者半推半就，严重时甚至采取消极态度，不大愿听；要不就疑神疑鬼，总怕别人把自己看“扁”了。其实，只有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中，才能更快地改正缺点，踏踏实实地进步。

　　第五，在业务学习上，应当端正态度，弄清楚提高业务水平是为的什么，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这就需要加强革命事业心，树立高度的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精神。防止从兴趣出发，注意多学基础方面的知识，并力求广博，然后才可能“专”一两样。（整理者按：毕业自我鉴定到此为止。原稿多有修改，估计为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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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补遗：第一部分第三段“何况还不定是根本立场问题呢”，紧接着应有“因此在估量自己时，便放在中间偏左的地位上去了”一段话。

温特 美籍，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周先生文内提到的北京大学历史系54级部分同学后来任职：
　　
　　沈仁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宋家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孙善德 山东青岛市文物局副局长。
　　
　　戴静华 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徐光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组成员，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
　　
　　邵望平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林圣龙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李作智 吉林大学考古系教授。
　　
　　王明哲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高广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丁则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袁俊卿 上海大学考古系教授。

　周兄：惭愧，我的“人名考”绝大部分也是从网上搜来的。
　　
　　北大历史系从1954年起分考古学和历史学两个专业，五年的大学生活到了中期，正赶上“反右运动”，这一级的右派也出得多（著名的林昭是同级不同系的右派）。除了已知的段静修、陈德钧等右派之外，周老原文提到的高炳南、陈季梅等1954级系友，在校友录上竟被列为“情况不详”。哪位知情者能提供帮助，这里谨表谢忱。
　　
　　有趣的是，北大历史系1954级学生中，有一位叫“达赖”。

注兄：我没查看过校友录，估计家父也属“情况不详”一类。
　　葫芦兄：当时已参加“革命工作”，正忙于应付一帮来中国买飞机学技术的巴基斯坦空军。我那单位是政府事业性质，有武警驻守，远离市区，省委省政府的高级小轿车怕被“别有用心的人”破坏，全开到那里躲避来了。

水中兄也来考人名了，多谢。再补充两条：
　　
　　张万□，当为张万钟，54级考古专业，供职单位待考。
　　段静修（一平），吉林大学考古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