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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者曰：此回忆录有两处地方刊载，出于完整性的考虑，选其中一个，另一个则作为链接附在后面。
<為了不被遺忘> (一）
我的中學語文教師樂可常，1961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中文係本科。1962年調入我當時的母校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任語文教師。1987年，被評定為中學語文高級教師。現退休。
樂老師文才出眾，博學多藝，很得師生讚賞；其教學方法生動活潑，曾得來校考察的專家讚譽：“後生可畏，前途無量”。就是這樣一個熱愛?K忠於教育事業的年輕有為的優秀教師，竟遭受接連兩次政治浩劫的無情衝擊，遭受了嚴酷的身心摧殘。如今，他已是“古來稀”之年，?K過著平靜平穩的退休生活，但“為了不被遺忘”，他願重新揭開心靈已愈的傷處，寫下這篇血與淚的回憶錄，以示世人。我為達成樂老師的願望，借萬維網這個平臺，將老師的心血結晶全文發表，?K衷心感謝眾網友駐足賞閱。如蒙點評，將第一時間傳與老師作複。
近年來，我感到記憶漸漸衰退，有些經曆，於己於國是不應該被忘卻的。趁著還不曾忘卻而快將忘卻之際，我忽然想到有將它化成文字的必要。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留下它，希望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不再犯那樣錯誤。盡管重憶那段舊事，無異於開裂我早已愈合的心頭的創口，我願意。進入老年後，一點激動，就會流淚，現在就是。才發了那幾行文字，眼框裏就裝不下那水份了。言歸正傳。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五日，一大批所謂＂黑五類＂教師遭受了精神和肌體雙重摧殘之後，被編成一個“牛鬼蛇神勞改隊”，每個隊員沒有了自己的姓名，隻有一個編號。而且，每個人都得自稱為“狗”。這種待遇，在人類曆史上，似曾讀到過。
我是“八號狗”。
“狗”太多了，誰是幾號？大多記不得了。要是早十年，我準能全背出來。現在最記得的是“一號狗”，又稱“狗司令”，陳乃智，前任校長，時任靜安區教育局長。
“狗”隊長梁祥禾，數學教師，他的曆史知識和犀利文筆害了自己。也許他還不屬罪惡淘天的要犯，紅衛兵小將欽點他榮膺此職。但他無意於此榮譽，任期毫無政績。
梁祥禾唯一的罪狀是參加了文彙報組織的<海瑞罷官>專欄討論，以“越舟”的化名發了一篇短文,與姚文元的觀點相左，屬反動言論。所以，他雖然進了“牛棚”，但無大罪，不曾受非人待遇。倒是兩年後，被人舉報他有反革命言論，兩次遭災，後果嚴重。妻子對他徹底失望，從無錫特地來到他身邊，同居一夜後，平靜離婚。他的案子把我也牽了進去，工宣隊硬說我是知情人，隱情不報。他們耐心勸導我消除顧慮，大膽揭發。有好幾天，搞得我心神不安，擔心演一出<二進宮>。所幸，工宣隊是毛巾四廠派來的，都是我親嫂子的同事，其中一位，還是我嫂嫂的嫂嫂，叫包寶香。就因為有這一層關係，他們向我透露內情.。
原來，文革之前，一次梁祥禾在辦公室裏閑聊，曾說及江青的一件軼事。上海解放不久，江青的老爸病死，江青調了一個團的解放軍組成大出喪的儀仗隊。事後被陳毅知道，一怒之下，將江青扣押起來。這故事當時有許多人聽到，何止我一人!梁祥禾也沒料到江青後來會成為權傾一國的“偉大旗手”，小故事從而升格為維護領袖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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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遺忘> (二）
“狗”友有多少？記不清。但是，主要成員，尚有印象。
裘某，女，中共黨員，校總務主任。年輕時，是上海頗負盛名的裘天寶銀樓女小開。數年前去了一次寧波慈溪老家，在她童年住過的老宅門前留連了一陣。這種依戀故鄉、懷念童年生活本是人之常情，但是那房子在土改時已經分給農民兄弟，這就有了準備反攻倒算之嫌。這是她一大罪。將她編入勞改隊的直接原因是剪報闖了大禍。她竟沒有註意到那報紙的另一麵是毛澤東的標準像，那像的半個腦袋被她剪了。這事被人發現後，激起群憤，認定她是發泄階級仇恨。老牌右派分子張厚墉得意忘形，說她是在刀頭上舔血，也挨了鬥。
我們這群“狗”的每天工作任務是拖地板，掃廁所，做好全校環境的清潔衛生。之後便回到稱之為“牛棚”的教室裏寫坦白交待。在“牛棚”裏，有裘主任在，大家不敢說出格的話（在那樣環境裏，說句生活笑話也算出格）。她的組織觀念很強，經常自覺向上麵回報思想。我到現在仍不知道當時由誰在監管我們，隻知道，隻要不是“狗”，人人都可監管和訓斥我們，指派我們去幹人最不願幹的苦活。“狗”隊長梁祥禾就因為管理不嚴被上麵的人訓斥過，我們都認為是裘主任去回報的，她有奪權之嫌。
朱佩玉，女，任教生物學科，區優秀教師。舊社會曾是舞女，共和國成立後，改造一批營業性舞女(舞廳還在營業)，根據朱氏本人意願，參加師訓班進修，結業後被分配到市一女中。從舞女到人民教師，是她人格的大轉化，也算得新中國的非凡業績。她工作盡心盡力，但在班主任工作上可能生硬些，使一些學生敢怒而不敢言，心生癥結。這種癥結很普通，在中小學裏更有普遍性。倘在正常的社會秩序裏，也就被時間消化了。而文革激發了一些學生的報複心理。當時，建國十七年的教育成績被徹底否定，由此推定，越是先進的教師越黑。1966.8.25那天，她從三樓辦公室被揪出來，頭上套著木製鬥型垃圾桶，推推搡搡下樓，一腳踏空，滾下樓梯，套在頭上的垃圾桶不定地碰擊她的頭臉。到達底樓，掀去那桶，向人群展示的是她充滿淤血的鬼似的青臉。我想起了電影<白毛女>中一句評語：“舊社會使人變成鬼；新社會使鬼變成人。”而朱氏的厄運分明是曆史的倒退。在勞改隊，她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吃飯請示的那幕灰色喜劇。
那個年代，大事無紀律，小事特隆重。吃飯要整隊，飯前有儀式。先唱<東方紅>，再舉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齊聲三呼"萬壽無疆"，三呼"永遠健康"。聽說在貴州還要加呼“敬祝李司令員比較健康”。因為“健康”這一席位隻能“永遠”既屬林彪，那位李司令員不過是貴州一把手，沒有資格與林某並起並坐，其“健康”程度不得已隻能屈降為“比較”了。現在學到了一個醫學名詞，“比較健康”就是“亞健康”,即不太健康。依此類推，縣級官員如果也要老百姓為他祝願，非得癌癥不可。貴州人真幽默。
我們勞改隊沒有資格參與那隆重儀式，但是也有規矩，進食前必須向“狗隊長”請示批準：“報告狗隊長,我可以吃飯嗎?”必須等狗隊長說過“吃吧”，才可動筷子。我估計那套規矩是紅衛兵小將們臨時編造的惡作劇。我不理他們，自管舉筷，沒有人罰我。但是在場的小將們逼著朱佩玉執行命令。
勞改隊吃飯的場地是個室外涼棚，有桌沒凳。梁站在我對麵，正悶著頭扒飯；朱在我左邊，她平時說話就有些結巴，此刻表現更出色，一句話十一個字，中間用了六個破折號，三個頓號，最後一個句號，神情恭敬嚴肅。梁知道自己是在被作弄，但不能不回答。他耷拉著眼皮，極不情願說了聲“吃吧。”我剛將飯扒進嘴，急轉身，噴了一地飯粒。除了梁和朱，小將們和“狗”們共享這幕活報劇。
在那樣處境中，要活下去，就必須麻木。過分自重自愛，很危險，死亡會幸災樂禍地向你招手。短短的三天，從八月廿三到廿五，老舍、上官雲珠、著名音樂家丁善德、年輕的鋼琴天才顧聖嬰﹐還有至今難以統計的各界精英，受不了人格的汙辱，一個個走上絕路，爭得靈魂的尊嚴和安寧。我給自己的身份定了位：小醜，馬戲團小醜，將每一次侮辱當作成功的演出。
最可歎的是洪丕然老先生，數學專業上很有造詣，對待學生誠懇和善，耐心教導，深得學生尊重。在人人自危的日子裏，居然沒有一個小將去惹他。這實在是個奇跡。但是，當紅衛兵運動將打擊對象由“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份子）擴大為“黑六類”後，洪先生自覺地來勞改隊報到了，他所穿的人民裝右（請註意：必須在右邊，否則要犯大錯誤）胸襟上縫了塊布片，上寫“資本家”三字。其時，全校師生沒人知道他曾做過老板。他的一百多公斤重的臃腫身軀在勞改隊裏做不了什麼，整天捏著塊小抹布東摸摸西擦擦。每見著我，就輕聲歎息，邊指著右胸前那布片。我才知道他在１９５４年與朋友合夥，開過一家五金商店。兩年後就被公私合營，收歸國有。沒賺著多少錢，卻贏得了一頂“帽子”。真是今昔兩重天呀！洪先生沒趕上好日子。如果能活到現在，經商，他是企業家；從教，很有資格被評上特級。
還有兩位，我很為他們惋惜，僅僅因為受不了幾張大字報的壓力，一個突然失蹤，一個去翻＜聖經＞。失蹤的跳西湖自殺去了，沒死成，三天後，被押回學校；翻＜聖經＞的，為求得靈魂的安靜，虔誠地寫了一句懺悔詞：“耶和華，迷途的羔羊又回到你身邊。”寫了，如果當即燒了，也罷了，她偏要把它深藏在枕頭芯裏。莫非每天晚上，頭枕著它時心可以靠近耶和華？那裏想得到，耶和華拒收“懺悔書”，反而被紅衛兵抄著了！也許是她心不誠，該懲罰。兩位都是無產階級戰士，男的是副校長，女的是副書記，這回可不妙，他們做的都是叛變組織的行為。於是，我們勞改隊的隊伍又擴大了。後來女書記還見過大場麵，全市批鬥賀綠汀，她做陪客。客觀地說，這兩位本不在紅衛兵打擊計劃之內，要找他們算帳的倒是我。沒有他們刻意整我，我不會受此磨難。但是，我原諒他們。起初，他們要是不害我，沒法向上麵交帳。他們要是早知道結局會同我坐同一條“板凳”，也許，不會加害我。世上高尚的人畢竟不多，何必苛求。現在，男的走了，當年，西湖不接納，現在，弄不清誰接管；女的，健在，將九十高齡了。不管生的還是死的，都需要靈魂的安寧，我就不提其名了。阿門。
（待續）
http://blog.creaders.net/u/5823/201201/101393.html
<为了不被遗忘> (三）
２０２教师办公室当年称它为“大办公室”，语文组和外语组合室而处，我因而能亲睹外语组的三位怪才。陶广川老先生很有来头，他乃兄陶百川随国民党政府逃台，是该党的中央委员。他本人是旧政权时的敬业中学校长，解放后被冠以反动校长帽子遭驱逐。有没有戴反革命的帽？当时我太年轻，无可奉告。市一女中校长惜才，将他挖来任教英语。我们同处一室整四年，未曾听到过他说一句话。文革前，他侥幸退休，毫毛未伤。这是奇迹。至于他在家里，有没有遭社会冲击，不详。王椒升老先生也该属退休高龄，他一生清白，也许正因为他的清白，反受其害。校方继续聘用他，迎来了文革。他家底厚，抄家风起，他首当其冲，被抄出了许多“小黄鱼（金条俗称）”。后来，设在大礼堂的抄家物资展览会上发生了黄金失窃案，失主便是他。我不知道他被定了什么罪，反正也就此编入劳改队。他平日就不爱闲聊，在办公室里，除了解答来办公室质疑的学生的问题，我从未见他与左右邻座同仁有过交流。在劳改队，他也特立独行，身材毕挺，目不斜视，面无表情，缄口不语，衣着端正，唯一的欠缺是刺猬般满脸白胡须，有失尊严。第三位是女性，谭梅。在办公室里，她只管抽烟，无暇谈话。她的烟瘾很大，几乎达到烟不离嘴程度，熏得她嘴唇发紫，一脸灰色。但她抽烟很有风度，一支烟，吸剩半支，就揿灭在烟缸里。不象教历史的唐老师，烟蒂不烧痛他手指，他绝不放弃。这细小处也可显示中西文化的区别。听说谭老师曾是美国驻沪军队的翻译，与美国人相处久了，难免受影响。我看到过的洋人瘾君子都只抽前半枝。我曾为此发奇想：将那些吸剩的半枝收集了送给我们的唐老师。谭老师进劳改队有现成理由，她是摘帽右派。一九五七年的磨炼使她懂得，反抗意味着更重的惩罚。红卫兵将她与副校长（男）绑在一起，她顺从；有一天，红卫兵叫她和我并立在教室里废水汀上，我觉得两人挤在那窄窄的水汀上不安全，就拒绝她登上来。理由充分着呢：我是革命群众，她是右派，我不能丧失立场，和她站在一起。我成功了。
还有一些老师是后来陆续补入劳改队的，因为他（她）不属“黄埔一期”，就从略了。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还不宜写他们。文革一劫，一生受累，有的匆匆组成家庭，纯属凑合。爱情对她来说，是那么遥不可及。看来，这辈子再也享受不到那难以言表的幸福了。这种苦处，有口难言。能够相守到老，已是不易。现在过得很平静，作为旁观者还要用文字挖她旧创口，也是一种伤害．
窥一斑而知全豹，看看一所学校的全部革命对象，就能明了文革是在革谁的命。那是一出巨型荒唐剧，内中包含了活报剧，悲剧，黑色喜剧，闹剧，滑稽戏，暴力戏，也有悲壮的历史剧：贺绿汀在杂技场上那次被批斗，他勇往直前同造反派抢夺“麦克风”大声争辩，他那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形象，应该载入史册。但是我并不希望看到那样的戏，代价太大。我欣赏谭梅老师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智，在那样环境中，保护好自己才是头等大事。那些日子里，当我看清我周围那些凶神恶煞的卑劣行径，我真的甘心情愿做我的八号狗”而不以为耻。但更多的人还是有良知的，他们在校时，大都远避我。如果有我在大楼长廊上拖擦地面，几乎没有人会在我身边走过。那时，我相信一句话：“不恶就是善。”还有一位绝无仅有的大善——吴增堤老师。她能平静地从我身边走过，速度不减，说明她不犹豫；姿态不变，说明她处事谨慎。她轻吐一言：“小乐，身体当心。”我照常划着拖把，头不抬，目不转，面无表情，但心在大震！六年前，我写到此，热泪畅流。吴老师的六字句，向我传递一个信息：我和善良的人们一样，都是人。
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此声音，绕耳不散．伴我终身。
我是怎样被编入劳改队并且很快被定为头等要犯的呢？从头说起吧。
我的童年在家乡渡过﹐小学是在宁波读完的。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儿童队（少先队前身）元老级队员﹐入队不久，即任中队长（膨胀一下：当时一所小学只建一个中队）; 因为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入队，学校还建立学生会组织（再膨胀一下：我兼主席。）由团市委主办的宁波市首届夏令营，集全市中小学少儿队干部于一体，我被任命为大队长（三膨胀）。这大概是我今生官运亨通的高峰。二十年前，我去宁波，拜访＜宁波日报＞总编辑方平（当年团市委少年部长，夏令营总辅导员），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临走时，送我一本精致的＜沙孟海画册＞。１９５１年９月初，我已经被宁波效实中学录取，但家在上海，父亲叫我回家，我不得不从。心里极不愿意，我爱家乡，爱我的少年朋友，我喜欢效实中学，但我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到上海后，有两年时间，我几乎夜夜梦回宁波。上海各学校都已开学，我被拒在校门外。次年春，我考进了光明中学春季班。进了中学，官运还在继续，直到进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前身），我还是共青团组织委员。我眼前的新中国，是欣欣向荣，阳光普照啊！我从内心深处爱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我还牢牢记得，小贩叫卖的五香茶叶蛋，一角钱能买四只。入大学不久，大鸣大放，接着是反右斗争，气侯大变。我为同班同学师以耀辩护，在两百多人的辩论会上，我两次上台，坚信师以耀不是反党的右派。可叹我孤立无援。运动后期，我被定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处分仅次于＂留团察看＂和＂开除团籍＂。在最近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一位知情者告诉我，我本来要戴右派帽子的，掌握生杀大权的年级党支部委员刘华珍（男，后改名刘剑）在支部会上说我是站错立场的好人，我才得已轻判，逃离阿鼻地狱。纵然如此，我还是背上团内处分的包袱走出校门。从此，总觉得见人矮三分。
自从到市一﹐文革前四年多的日子里﹐我过得很压抑。那不是我心理脆弱﹐空穴就是有来风。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有一天，在学校四楼阅览室的全校教工大会上﹐党支部副书记(是时,书记一职空缺)郑启如面带杀气﹐宣布小四清运动开始。我就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会后﹐天色黄昏﹐已是晚餐时间。那时﹐有好多青年教师寄住在教工宿舍。饭后无事﹐我和化学教师许俊良﹐地理老教师林茂一﹐还有是哪一位我忘了﹐在东办公室玩扑克。突然闯进来了政治教师、年轻共产党员王孝钊﹐他深得校长赏识﹐俨然以接班人自居。他见我们在玩牌﹐突然粗着嗓门﹐一顿训斥﹐出言很毒:”现在还有心思玩牌﹐一定心里有鬼!”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他是有所指。自那天后﹐学校的中心任务便是挖阶级敌人﹐把学校的常规工作丢在一旁。据我所知﹐"四清"的对象应该是干部﹐但我们领导说﹐教师都是干部。接着﹐揪出了第一个阶级敌人﹐他唯一的罪名竟是师生间的男女问题。那女学生在校领导反复引导后﹐痛哭流涕揭发了她班主任的兽行﹐而且将过程细节都描述了。那场面﹐我们好多教师是亲见的。但当事者坚决否认﹐校方苦无实据﹐难以结案﹐最后的处理是调离岗位﹐去教导处做事务员。
接着﹐要向我开刀了。事情真相大白后﹐我深感﹐那些领导不仅是草菅人命﹐而且暴露他们的灵魂是难以想象的卑鄙龌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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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 15: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