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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读到《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一文时（以下称《对》文或钱文），王立军事件已出，但尚未影响到薄熙来，而且崔天凯对中外记者也说了“事情已经解决”。彼时即想谈一点对该文的感想，但还是觉得需要等一等。为什么非要等更多有关重庆的消息出来之后再谈呢？因为感想是由薄氏而发。《对》文列举了多位老红卫兵，也提到了薄，但钱先生评析的主角似乎是二刘（刘源、刘亚洲）。犀利公认为，就已经在今天的中国所掀起的波澜而言，薄更具代表性。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戴红卫兵袖章
2、两步成人礼
特殊人格的形成，自然有其特殊的锤炼过程。在红卫兵肆虐的短短三年间（1966-1968），全国打死或被逼自杀的人数达几百万，仅广西南宁“四二二”武斗（1968年4-7月），就死亡10多万，失踪3万多。在老红卫兵开创事业的那个疯狂的“红八月”，仅北京一地，就打死1772人。
这是让人不忍卒读的一篇调查实录，叫《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上。作为宋彬彬当年的同学，王友琴女士如今也旅居美国，她从芝加哥大学发过来的这篇文章，让我们读到了与宋氏不一样的言说。文章（调查报告）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她们的副校长卞仲耘女士开始写起，详细统计了在“红八月”这一个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北京各中小学校的师生员工。一个显著的“案发特点”是，死者大多是女教师，而且这些女教师的“孩子们”，行凶的手段令人发指。另一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先生，在其所著的《文革大屠杀》一书中，也有相关记述。面对如此血腥的场面，一位读者留言道：这个民族，其实该叫血族。
顺着王女士文中所能还原的那些早已枯干的血迹，请允许我再登录一次死难者的名字：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中学老师】：
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女）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女）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张辅仁、张福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59中学），校长沙坪（女）、数学教师张梅岩（女）、
体育教师何世瑾（女）
北京八中，校长华锦（女）、历史老师申先哲
北京十一中，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图书馆员沈世敏（女）、数学教师杜兆南、
语文教师王景清、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校医霍岐、
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共九人被害。
北师大附属第二中学，教师樊希曼（女）、靳正宇、支部书记姜培良
北京二十五中，语文教师陈沅芷（女）
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师郑兆南（女）
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女）
北京景山学校，工友李锦坡
北京白纸坊中学（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
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教导主任姚淑嬉（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教员杨俊、郑之万（女）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157中学），教员孙迪
北京四十九中，语文老师郑育秋（女）
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马耀琮
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
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李培英（女）
北京工业学院附中，校长彭鸿宣
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萧静（女）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师曹天翔、语文教师董尧成（女）
北京65中，化学教师靳桓
北京四中，地理教师汪含英（女）及丈夫苏庭伍（数学老师）
北京四十七中，美术老师白京武
北京三中，语文教师石之琮（女）
北京矿业学院附中，语文教师朱鸿志
北京房山中学，校长王哲
北京通县一中，负责人程珉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
北京二中，数学教师路彦、地理教师袁之俊、电工师傅许殿举
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
北京清华园中学，军体知识老师李凯
北京十九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化学老师阎凤卿（女）
北京三十中，校长王生琯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小学老师】：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女）
北京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师鄂少琪（女）
北京永定门小学，教师冯杰民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谦光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蘅（女）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
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女）及丈夫孟昭江、教导主任吕贞先（女）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女）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黑五类”学生】：
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郭兰蕙（女），17岁
北京太平桥中学，初三女生，15岁，姓名已不详
北京27中，一名初中女生，年龄、姓名已不详
北京13中，初三年级学生武素鹏，15岁
北京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19岁。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毒打致死，图为被害时的衣物
王友琴女士在文末写道：“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颜昌海先生评析道：“红卫兵，实际上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一样。在希特勒走到最极端的时候，就发生一个烧杀抢掠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而红卫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造成了1966年的红八月。”（《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
红孩子的暴行，笔者不忍复述，仅摘录几例。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女），被红卫兵连续拷打至深夜。第二天上午，当着全校1600多师生的面被殴打至死，头发几乎被全部薅下，和着血洒满一地。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老师喻瑞芬（女）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老师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张辅仁、张福臻被打死。为了试验是否已死，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再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
对女人下手，与中学生的年龄和体格是匹配的。对处于心理成长期的14-19岁的孩子而言，这种邪恶般的磨练是可怕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在罪孽不被清算、恶因推给林-江、执政党动用国家的力量肆意制造文革遗忘的大环境下，40多年来，老红卫兵们，不仅彻底做平了心理账本，还练就了一副“文革后们”（文革中的小学生）无以匹敌的坚强神经，产生了中华人格史上最特异的突变。在他们的道德词典里，忏悔一词是不存在的。
弱者对弱者的群体性伤害，在极权主义宣传的煽动下，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花样繁多和极端残忍。在城内发生“红八月”的同时，北京郊外的大兴县，也在上演相同的惨剧，短短五天（1966年8月27日-9月1日），杀死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被杀绝。（《“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辛庄乡西白疃村村民韩玉春的老伴回忆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1967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历时66天（8月13日-10月17日），死亡4519人，有117户被杀绝，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或矿井，活埋，棍棒打死，勒死，烧死，其它。”（谭合成《血的神话》）大兴与道县惨案，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邻居甚或亲戚。对亲人下手，在老红卫兵中，更是司空见惯。刘涛、刘允真姐弟俩到中南海职工食堂张贴《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邓榕写《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薄熙来暴打薄一波，等等。“刘邓司令部”的这些孩子们，大行灭亲之举，纵然可以归咎于毛的洗脑与江的怂恿，但也看出，在重大利益面前，小贵族们也学会了按照现实去选择。
杀女人练胆，老红卫兵度过了心理关，这是成人礼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生理关。
1968年下半年，在完成毛泽东设想中的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刘少奇之后，红卫兵摘下革命小将的袖标，戴上知识青年的草帽，被迅速诱导到“上山下乡”的新轨道上，开始他们完成成人礼的第二步。这是艰苦而又漫长的一步，去处大多是山乡或边疆，短则三年（有幸被提干或推荐上大学后可以离开），长则十年，直到1978年才返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充满着愚昧与欺骗、纯朴与丑陋、苦闷与孤独、疲乏与饥饿、逃亡与禁闭、强暴与被强暴。在30年前的“伤痕”类文学作品中，以及近几年变异为“温馨”类回忆的文章中，都能读到知青们的生活细节。
这些在红卫兵和知青两大熔炉里炼就过的年青人，已经比他们那“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父辈们还要特殊。生理关已过，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只待父辈重新出山，“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与其说胡耀邦、邓小平是老干部的救星，不如说是老红卫兵的“好风”。尤其是后者，一句“让自家孩子接班”，贯彻至今，终于让老红卫兵们占据了中国党政军的“青云”阶层。平民子弟求进，只能去挤共青团这部狭窄的登云梯，苦煞胡温。薄熙来是我们见识的第一个登云者，但不是最后一个，还有更多。待胡温交棒之后，会有不同面孔的红袖标露出水面。即将全面出水之际，国人有必要重新认识他们，这是本文的题旨之所在。
3、义和团——一个世纪前的红卫兵
通行的说法是，红卫兵取名于张承志的笔名红卫士。张是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1966年5月29日，张和他的同学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领风气之先。
研读多种版本的有关“庚子之变”的史料，我一直想说，义和团才是最早的红卫兵。清末学者唐晏在《庚子西行纪事》中，记述他1900年6月11日在北京东城亲眼所见的义和团，“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陈恭禄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还记录了女义和团的打扮，“义和团中更有所谓红灯照者，其人多妙龄女子，身着红衣，手持红灯，自言能于空中掷火以焚洋楼”。当然，男义和团（拳）分坎字拳、乾字拳、坤字拳、震字拳四派，女义和团也有红灯照、黑灯照、青灯照三类，衣着打扮不全是红，年龄也不全是十二三到二十之间，但主体确实与红卫兵相近。为节约文字，兹列表对比。
红卫兵
义和团
衣着
红帽徽、红领章、红袖标、红宝书
男用红布裹头，女着红衣持红灯
年龄
十二三到二十岁
十二三到二十岁
活动中心
北京
北京、直隶
行为
打、砸、杀
打、砸、杀
最高领袖
毛泽东
慈禧
口号
捍卫毛泽东思想
扶清灭洋
功用
帮毛泽东夺权
帮慈禧杀洋人
最后结局
骗下乡
慈-洋联手，将其扑杀殆尽
目前尚无法考据，毛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思考用怎样的办法来夺回已经被刘周邓彭全面掌控了的党政大权时，是否参考了慈禧操控义和团的“不成功”案例。但怎样建立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之外的一套新的杀人机器，义和团的确极具参考价值。因为拥有青春期叛逆心理和缺乏理性思考的年青人，就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可以画最毒最丑的图画。毛没有如其所言画前者，而是画了后者。笔者始终认为，关于红卫兵的定义，维基百科的说法最为贴切——“红卫兵，是极权政治幕后操控者——毛泽东的杀人机器”。
4、军国主义——钱理群的担忧
《对》文用了大量篇幅，评析几位太子党和少壮派军官的言论与思想，提请世人警惕他们的军国主义倾向以及建立军政府的企图。钱先生说，“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笔者想就此谈四点看法。
首先，针对主权问题而发表的理性言论，不应被视作军国主义腔调。1949建政以来的60多年，中国的外交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作为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毛、邓负有主要责任。前30年推行革命外交（1949-1978），革命家热衷于送山送岛送土地。后30年推行韬晦外交，搁置争议，让人家开发。延至今日，周边矛盾积重难返，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近迫下，已成集中爆发之态势。遗憾的是，中国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相反，却在重犯李鸿章的战略失误，一个劲地将俄罗斯往家门口拉。在晚清中日博弈的过程中，李鸿章对俄国信任有加，屡屡拉俄抗日，结果却是没有抗得了日，反让俄国勒索了大量白银、割走了大片土地。其实，那时候正确的策略应该是联合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利用美国“利益均沾”的主张，对抗日俄两大恶邻。因为英法德美在中国只想保持商业利益，既不想推翻清政府，也无意割占中国领土、肢解中国版图；而日俄却一直包藏祸心。今日中美之争，主要是价值观之争，美国仍然没有侵占领土、奴役中国之企图，而日俄还有。“美国出面结算的大帐，乃是价值观之账。这出大戏当在十年之后上演，时机一定会选在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演进的关键时节”。当中国的政治转向民主、透明之后，中美互信就会慢慢增强，价值观之争也会逐渐淡化。而在这一条件尚未实现的近期，中国依然可以对南海、藏南和钓鱼岛问题，实施果断处置，而不是畏首畏尾，将问题拖大拖炸。因为在南海、藏南、钓鱼岛和朝鲜四个周边热点中，美国直接出兵干预的唯一地区是朝鲜。详细原因不再赘述，参见拙作《后金时代与中国绊索》、《由南海危机引发的思考》等。
其次，军国主义在中国尚不具备形成主流思潮的条件。国家主义与军人干政是军国主义形成的两个前提条件。国家主义（极端爱国主义）要想在民间社会占主导地位，其前提是国内真正和谐、没有官民矛盾，如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现阶段的中国，因权贵掠夺、贪腐失控和贫富悬殊所激起的官民对立，几乎可以触发二次文革，这也是中央处理薄熙来事件颇感棘手的原因之所在。未来5年内，贪腐仍将在现体制的支撑下，继续保持膨胀势头，而经济衰退更会放大贫富悬殊对民众情绪的刺激。尽管中国拥有极端爱国主义的庞大后备军（主要是底层青年），但要想掀起国家主义狂飙，仍然不容易。民生积弊与民主诉求，会长期压制极端爱国主义的抬头。军人干政的前提有两个，一是少壮派（特别是红二代少壮派）主导军委，二是军委左右“常委”。从邓提倡用自家人开始至今，经过20多年的演变，红二代升任中将以上高级军官的人数大大增加，但进入军委的还没有。钱理群先生所提到的诸多红二代将领，全部是政工干部，没有一人进入军委。军委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军事主官，政工干部只有2名。少壮派还主导不了军委。自刘华清卸任后，军人不再入“常”，这是第三代领导人的明智之举，并由第四代保持至今。因此，军委左右不了常委。习-李接班后，会否改变江-胡两代的这种安排方式，从而使得军人干政的第一个前提成立，不太好说，可能性存在，但不会一步到位。
第三，警惕日本的故事在中国重演。上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经历了极其血腥的过程。形成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即民间社会的极端爱国主义思潮，早就具备了。从1578年丰臣秀吉（1536-1598）提出“图朝鲜，窥视中华”算起，到1924年内藤湖南（1866-1934）发表《新支那论》为止，日本民间的侵华理论探索，持续了将近350年。在民间支持下，从1921年开始，到1936年“二二六兵变”时截止，少壮派军官共杀害了四位压制军国主义的文官首相。1921年11月4日，首相原敬被杀；1930年10月14日，首相滨口雄幸被打伤，几个月后不治身亡；1932年5月15日，杀死前首相犬养毅；1936年2月26日，杀死前首相斋藤实，现任首相冈田启介侥幸逃生，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治派”军人上台，日本从此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可以说，军国主义是被日本民众抬上政坛的。不是中国官方所说的一小撮，而是一大堆。反而是那‘一小撮’开明的政治家如犬养毅、原敬、斋藤实、滨口雄幸、高桥是清等人极力制止战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结局最终是两败俱伤。”（拙作《七七感想——羊化教育何时休？》）钱理群先生提到张木生等人，以中国“有100万亿的国内资产、100万亿的国外资金”做赌注，鼓噪红二代将领们干惊天动地的事，的确值得警惕。
第四，太子党左右中央，搞军事独裁，会有怎样的结局？先让我们接续第三节来说“庚子之变”。1900年（庚子年），在义和团势力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满清太子党认为其力量可用，便极力渲染义和团之神功，怂恿慈禧对外开战。端郡王载漪甚至伪造洋人的照会，以激怒太后宣战；并与庄亲王载勋一道，带领拳民入宫，企图捕杀不愿对外宣战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喝止。慈禧最终还是于6月21日颁布《宣战诏书》，对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同时开战。8月12日，通州失守，“太后言将殉国，并令皇帝自尽”。15日凌晨三点，慈禧“着蓝色夏衣，头挽便髻，一如汉人，近于乡间妇女”，带着光绪，逃往西安。城破后，权贵及民众均死伤惨重。仅举两例。同治皇后的父亲崇绮自缢，老母妻妾幼子被其长子活埋。醇亲王载沣未婚妻全家自尽。事后，慈禧以反过来帮助洋人剿灭义和团并签订赔银高达10亿两（含息）的《辛丑条约》为条件，换取八国罢兵。主战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载澜、溥静、刚毅、英年、毓贤、廷雍等，均遭惩办。幸运的是，清楚中国实力的地方督抚们，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并未响应慈禧的战争动员令，纷纷向各国重申和平诚意，发起“东南互保”倡议，避免了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争的泥潭。（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11-12篇）
事变倒逼着慈禧，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1901-1905年的五年，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连续颁布了一系列上谕，实行新政，史称“清末新政”。内容涉及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刑律、编练新军、兴办商务、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等多个方面。1905年，慈禧开始考虑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
回到现实。无论是才学还是资历，都不足以支撑他们指挥军队搞冒险的红二代，空有舍我其谁的架势，自以为拥有国家权力的天然继承权，实际上民众已经不买账。如果他们真的学习日本当年的少壮派或庚子年载漪、载勋之流的堂吉诃德派，冒然兴兵，一心上位，以实现其所谓的救党之宏图，其结局将会与庚子之变类同：中国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倒退），但会大大加快民主化进程。尽管这是一种最不合算的民主，但却比红二代们所追求的“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来得真实可信。
老红卫兵，是最早的红卫兵，也是最后的红卫兵。五到十年之间，当他们带着恋恋不舍的眼神离开上层舞台的时候，中国必将彻底告别红卫兵时代。告别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5、结语
杨恒均先生的父亲这样评价自己教过的老三届学生，“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杨恒均《生日感怀：后悔做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一位经常随团出国旅游的朋友，多次对我说：签证、登机、上车、吃饭、分配客房，等等场合，不守规矩的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也就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话虽有些绝对，但也揭示了某种现实。
对文革一代的现状与未来，犀利公有一个基本判断：文革中的大学生（65岁以上）已经基本退休；文革中的中学生（51-64岁），普通人大多已退休，但红色贵族出生的老红卫兵却将要登上中国的最高舞台，为红卫兵表演最后一场戏；文革中的小学生（50岁以下），也就是笔者杜撰的“文革后们”（1962年以后出生的），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担，他们是中国未来转型成败的关键力量之一。
如此高看“文革后们”，缘于几点判断：文革中没有罪恶、没受污染，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知识较新、眼界开阔、年富力强，对现体
制的弊端认识较深。活跃在网坛、致力于民主启蒙的像杨恒均先生这样的诸多“公知”们，也为我的这一判断提供了一些佐证。老红卫兵们即将全面登台，似乎不可逆转，但全面掌权却存在变数，不能忽视“共青团们”，也不能忽视“文革后们”。当然，中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80后们，他们的觉醒至关重要。他们学会争取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终将带来整个国家的自由。
就民族特性和公民社会的生长速度而言，依靠体制外的民主力量成长起来之后再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是相当艰难的，更不用说既得利益集团，一直在顽固地阻碍公民社会的壮大。因此，体制内的民主力量相当可贵，像胡德平先生，以及《对》文提到的秦晓先生，还有一些钱理群先生担忧的“面目含糊不清”的老红卫兵们，即便我们不能奢望他们加入民主宪政的阵营，但也有可能成为党内民主的推动者。
《对》文的末尾，钱理群先生注明的写作日期是去年的12月1日，即重庆事件发生前两个多月。钱先生谈老红卫兵的话题，似乎是因刘源及其幕僚张木生先生而起，犀利公想谈老红卫兵，则是因薄而发，并且早在2010年5月份写《冷眼看哥唱“红歌”》一文时，就有这个念头。那是我写的有关评析重庆红的第一篇文章，尽管感觉到了老红卫兵的经历与薄氏“新政”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忧虑一竿子打倒一大片，就没有从这个角度切题。本文将难以避免地挂到那些不能归于薄式老红卫兵之列的老红卫兵们，篇首先致以歉意。
拜读《对》文，能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忧国之心。在保持本文既定的结构次序下，犀利公将分散地谈一谈对钱文主要观点的看法。
1、特定词——老红卫兵
钱文的标题用了“老红卫兵”一词，从文中看不出，钱先生是泛指，还是特指。了解红卫兵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最早起来造反的一批中学红卫兵。主要成员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北京八中、八一学校、十一学校等贵族学校的学生，多为高干子弟，即今天所言之红二代。
文革初期，即1966年5月下旬，一些红色小贵族便开始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的暗中支持及公开赞赏，大搞红色恐怖，肆意打抓杀。很快又成立了“西纠”、“东纠”、“海淀分队”等多种组织，最终于当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的一间会议室里，酝酿成立“红卫兵第四司令部”，以抗衡蒯大富所领导的大学红卫兵组织中最强大的一支——“三司”。12月5日，最终定名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联动”甫一成立，便以其非凡的影响力，迅速在上海、南京、沈阳、武汉、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狂热的少年贵族，不仅拥有极强的优越感，更是怀着浓烈的历史使命感，要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激流中傲立潮头。一时间，风头无二。
之所以特别关注老红卫兵，是基于如下几点思考与忧虑：
其一，如《对》文所言，走过“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当政的胡温时代，中国即将迎来“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掌权的习李时代，在未来的5到10年间，没有大的意外，中国人只能面对这样的安排。那么，了解这些身处高位的红卫兵，特别是他们中衔“红”而诞的老红卫兵，对于前瞻中国的未来，不无裨益。
其二，文革中中毒最深的两群人中，20到30多岁的青年（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整顿，头面人物如“红卫兵五大司令”等，还受到了惩处。而14到20岁之间的中学生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们，没有受到任何清算。在同样对文革中的恶行拒绝道歉的现状下，如果说大学红卫兵还心存些许罪恶感的话，那么，中学红卫兵则连一丝愧意都没有。他们中的老红卫兵（红色贵族），甚至还因随后在父辈被打倒之后受到了牵连而心怀委屈，并一直以受害者的心态登上今日中国的上层舞台。前者如蒯大富、聂元梓，后者如宋彬彬、薄熙来。在回答“您对文革的作为忏悔吗？”之问时，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忏悔”（颜昌海《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聂元梓说：“唱啥红歌啊，这薄熙来是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韩三洲《聂元梓为什么不唱红歌》）而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却在参与打死副校长卞仲耘过后46年的今天，不远万里，从美国向中国发来文章，继续为其行为辩解（《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2012.02.07，共识网）。薄熙来，1966年北京四中的高中生，“红海洋”事件的策划人之一，不仅对当年的恶行毫无悔意，而且还在其执掌的重庆，再次为当年的红潮，操办声势浩大、糜费巨万、持续多年的40年大祭，并吸引了九常中的六常前去捧场。
其三，老红卫兵们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变异人格），社会至今还认识不足。钱理群先生有几点总结。（1）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遇事下得了狠手。（2）在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3）思想不透明，面目含糊不清，通常在执政的中后期才显露峥嵘，北京话叫“阴”。三种人格，几乎囊括了中华人格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成过程中所能沉淀下来的最负面的那一部分。深究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令人不寒而栗。重庆事件胜过一部惊悚小说。不说谋杀海伍德，不说监听大内，不说策动军方，不说广结金主大肆敛财，单说唱红，即可看出：一个历经过文革磨练的老红卫兵战士，其胆识该是何等的惊人？一面纵容自己的儿子在英美疯狂派对，一面又号召儿子的同龄人——重庆几十万大学生，上山下乡。在实施赤裸裸的道德欺骗时，神圣庄严。在表白“全额奖学金”的谎言时，神态自若。富人喊穷，还知道披上一件旧衣，而老红卫兵，是不屑于套上马甲的。
| —— 原载: 共识网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April 24, 2012 | 关键词: 老红卫兵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5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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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2 13: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