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成：回忆汉寿一中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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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岁月————— 忆“文化大革命”


[编者按：“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11月，我校被当作典型的“修正主义窝子” 彻底砸烂并撤销停办。现在又是一个11月，我们特编发老校长杨克成同志的回忆文章，旨在激励我们全校教职工倍加珍惜现在这个尊师重教的时代，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育战线是“重灾区”，那时我从事教育工作，感触极深。时间虽已过去三、四十年，但其时所历、所见、所闻，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人不堪回首。今忆其片断，追记如后。

“文革”兴起

1966年春，农村“四清”运动尚未全面铺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来，让人无所适从。这年5月，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随后各地组织开展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的批判。我县教育战线各单位都抓出1—2名“小邓拓”当活靶子进行批判，全县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场了。

6月9日，县一中高中部一学生仿效北京大学写出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县内文化大革命逐步升温。

6月中旬，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通知》，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县里掀起批判“三家村”的高潮。

我所在的县二中，校领导穿梭于学校与县委机关之间，参加会议，再回校传达精神。会议—传达—会议—传达，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也是这个月，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时，省城大学生纷纷来县演讲、串联，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不久，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各中学指导学生“停课闹革命”。

此后，“破四旧”在县城开展起来。县一中教师高晓岚是常德地区乃至省内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因有“历史问题”，他书写的招牌全被学生捣毁。我几次看到，学生们背着长梯，手持钉锤等器具，爬上高处，对招牌疯狂地进行敲打，直至全部打掉。只要有人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人们就可去砸。随之各地自然出现打、砸、抢等严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

8月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正式公布，全县学校都建立起“红卫兵”组织，全部停课闹革命。在社会上，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或观点相同、或感情相知、或性格相投者，各自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都想在县里或单位里大干一场。甚至一个家庭的成员也分成几派。

至于它们的“头头”，有的由成员们推举产生，一般多为这些组织的始作俑者担任。平时名不见经传的人，一跃而成“群众领袖”，风光无限。

在县里群众组织之林中，声势浩大的是“湘江风雷”、“红旗公社”，以及“工联”、“红联”、“红旗军”、“南湖激浪”、“北京公社”等。至于其他组织，名称五花八门，数也数不清。我记得校内有教师的“7.31”和汉剧团的“独立大队”。这“独立大队”，名符其实，仅有一名成员，他制作了一面队旗，固定在自行车上，骑着满街跑，人们也不知其底细，甚至有的上千人的大组织，也畏惧它几分。

人们依据各组织对县里或单位里当权派的态度等情况来划分其性质。趋于温和的派别，人们称其为“保守派”，如一中的“六.九兵团”。

内乱爆发

没多长时间，我们这座小县城几乎沸腾起来了。校内从揪本校的“三家村”开始，几十名干部、教师被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被揪斗、挂黑牌、戴高帽、剃光头，游街示众，他们的人格受到百般侮辱。我记得第一个戴高帽上街的是年近6旬的高晓岚先生。遭受这种命运的一、二中教师达数十人。

这高帽子，酷似电影里看到的大革命时期农民给土豪劣绅戴的那种，也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到的那种。

校内师生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这可以从二中学生、该校校长的妹妹给当时正在外县搞“四清”的哥哥的信中看出。信的开头写道：我不相信你是走资派。可在信笺的上下左右空白处，对其兄是指名道姓分别写上“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打倒黑鬼×××”、“打倒阶级异己分子×××”四条标语。“运动”可谓使人“众叛亲离！”

各单位“造反派”组织的游街也相继进行。县人民很银行副行长刘棣华被游街后，回到住室，用秤砣吊在自己的颈项上自缢身亡。

他游街的情景，我亲眼目赌过。银行里的造反派特制两条大横幅，令几个游街示众的人用手提着，左边一条，右边一条，内容大概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牛鬼蛇神！”等，副行长等人头上戴高帽子、颈上挂黑牌子、手上提着横幅，低着头被人押着走在大街上。

人们不会忘记那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时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炮打九级司令部的说法，即炮打生产队（组）—大队（村）—公社（乡）—区—县—地—省—中央局—中央的当权派，在全国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12月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消息很快传来。一段时间后，县内各派组织，以对当权派的不同态度自行分化，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

我对形势发展很不理解，决定不参加任何组织。对于这场运动上面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认为，不一定“要执行”就非参加群众组织不可，不加入也可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天晚上，我已经熟睡，有人敲门将我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本校的二位炊事员，他们都背着长枪，威武雄壮的样子。嗓门高昂的刘大胖子师傅先开口：“杨老师，你看不看得起我们工人阶级？”

“当然，当然看得起，这还用说！”我揉着眼睛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湘江风雷’？”他欣喜地握住我的手。

“我们邀你参加，是我们工人阶级看得起你，知道不？”站在一边的周师傅热切地望着我。

接着，他们坐下来，跟我一起学习在群众中流传的毛主席语录：“大师傅是不好惹的。”看来，他们既是动员 ，也似乎是威胁。

我的回答是：“让我考虑一下。”

他们在我的桌子上丢下一个“湘江风雷”红袖章，高兴地离开了我的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工人们在校内放出消息：杨老师参加了我们“湘江风雷”。可在早餐时，我将袖章退还给了他们，并致以歉意。我还作了许诺：如果我参加了别的组织，而不参加你们的“湘江风雷”，你们可骂我。

我理解工人们的举动，他们是为了增加他们那个组织的份量。

我当时还年轻，在运动初期也佩戴过“红卫兵”袖章，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时尚。红布上印上黄字，“红卫兵”三个字是毛主席的字体。

1966年8—11月，毛主席在天安门连续8次举行规模盛大的接见红卫兵活动，每次接见的人数都在百万以上。第8次接见的时间是11月25日。在此前约一个星期，我受师生们的推举，与一中一位教师带领数百名师生代表赴京接受接见。这支队伍按当时的风气，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住到哪里，无需带一分钱，可谓身无半文，走遍天下。我考虑到旅途劳顿，学生难于组织，还可能发生不测事故，责任重大，所以心里并不十分想去。但上京一睹领袖的风采和不辜负师生们的信任的想法还是有的，便带着几百名师生背着行李，浩浩荡荡出发了。

可乘船路过益阳时，当地给我们送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合红头文件，指示各地红卫兵停止赴京，正在途中的立即返回原单位。我们决定执行中央指示，耐心说服学生，率队伍打道回府。

再说说驻校文化革命工作组。一天晚自习时，工作组召开班主任会说：学生对有的班主任不下到班里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有意见，今天晚上你们全部下去，接触学生，征求意见。18位班主任先后走进教室，学生即发动突然袭击，各班响起一片“打倒×××”的口号声，这些班主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斗争。

我还算幸运，仅一名学生向我提出质问：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宣传？

又是一个晚上，工作组的人对着广播室的麦克风大声疾呼：彭海陵 （教导主任，主持学校工作）要放火烧死全校的女同学，我们要起来同他斗争。不明真相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其住处，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头上，有的揪住他的头发，往砖墙上撞。这位主任还不知是哪里来的风，就经受了一顿饱打。

后来我们听说，原来是一名工作组的组员，听到几名女生在走道上议论：阶级敌人可能要放火烧我们的寝室，这寝室全是木板，那我们会不会有危险？他马上回去报告说，彭要放火烧死女同学。

夏日炎炎的一天，工作组组织教师去城内开会，要求与会者一律打赤脚，以体现“革命化”。站在滚烫的水泥地上集合，有的被烫得叫起来。工作组居然认为这也是对教师进行改造的一种手段。工作组一位成员在一次教师大会上说：×××老师昨天姓“资”，今天姓“无”，态度不好的你永远姓“资”。

1966年8月7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发表，指出：中央有人派出工作组，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种背景下，驻校工作组在一片“滚出去”的口号声中撤出学校。

反复无常的争斗

1966年9月，县委文化大革命小组办公室成立，藉以掌握文革发展情况，领导全县运动。不久文化大革命出现反复。9月24日，省委书记张平化发表讲话（时称“9·24报告”），报告中有的内容我还记得：我们对那些炮打九级司令部的造反派，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也要让他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要把那些跳得最高闹得最凶的人抓出来。其后开展了“反右派”斗争。1967年春，全国上下掀起针对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此后局势左右摇摆、更加混乱。

二中有一名“左派”教师，一下成为众矢之的，被视为县里的“大鲨鱼”。人们从他书架上的一本古书中找出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作为“确凿证据”，仅一个晚上，针对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县委书记詹顺初亲自找我等3名教师谈话，动员我们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对其揭发批判。我思想深处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发现“真正的敌人”，也写了一些大字报批判他。过去他天天批判别人，今天却遭到别人的批判，不过无人对他动武。

后来弄清事实真相。那封台湾的来信，信纸已经发黄，是1950年寄来的，当时这位教师才13岁。他哥哥的女友后来嫁给一个国民党营长，信是这个营长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后写给妻子的，被夹在这位教师从这个女人处拿来的古书内放在书架上，一直没有翻动过。

二中的校长被造反派“停职”，我当上了“文革主任”，这是一个非官方任命的职务，我也不知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不过，我一直不予接受，教师中有人来问我什么，我予以婉拒；有什么事要我拿主意，我说：这是校长的事，你们不要找我。

有一次，学生请我出面组织评定本期助学金，我当即把这件事交给校长。负责任的校长从反省室出来，主持了这项工作，学生们喜笑颜开。可一教师贴出大字报，说这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讨好学生，保护自己。他还搬来一张四方桌放在大字报的前面，叫校长站在上面，一边念他写的大字报，一边接受批判，过往师生都不屑一顾。批判的一人，挨批的一人，没有一个观众，这是文革中学校里绝无仅有的一次。

事后，我找到这个教师说，这件事是我委托校长办的，且有关学生的利益，你这样做是很不合适的。他对我的意见表示“持保留态度”。

人们都在校内“抓革命”，校办农场无人问津，可望收获的农作物将付之流水，我应校长之邀前往守护。后他被造反派揪回挨批，自然我也“搭火烧煤炭”，被含沙射影地遭到批判，我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会后，一位出身不好的教师找到我：“我们这些人挨批判是家常便饭，你为什么挨一次批就想不通？”

学校教师的两派斗争，首先是出身好的教师整出身不好的教师，大批出身不好者被关进“牛棚”。

一位当过伪宪兵的体育老师，在运动初期第一次游街，吓得浑身发抖，次数多了，看到县里的大小当权派也在游街之列，思想上倒轻松起来。但不尽然，有的被斗得很苦。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语文教师因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立场不稳”，而被一部分人视为“现行反革命”，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游街。批判他的大字报似雪片一般，我也写了一张，没有署名，大意是：此人不是现行反革命，系属与剥削阶级家庭严重划不清界线。在部分的教师中引起一片哗然，认为这是一张“右”的大字报，到处打听书写者是谁。我即站出来说：这张大字报是本人所写，仅代表个人看法，绝不强迫别人接受。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教师对我反而产生意见，其妻子找我质问：你为什么说他与剥削阶级家庭严重划不清界线？我一直纳闷的是，别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成天被批斗，不表现出什么意见，反而对我“划不清界线”的看法如此强烈？

运动结束后，身为学校负责人的我向他提出这个疑问，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当时认为，将来二中的天下是你的，你的看法是带结论性的，而那些造反派说的是不能算数的。

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后来他们一直感谢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我能站出来，力排众议，是难能可贵的。几十年来，身为大学教授的他和我一直是好朋友。

人们大概忘却了我这个文革主任，学校一切事务，仍由几位“左派”主持，这是我求之不得的。

不知是哪里吹来的风，出身不好的那一派一跃翻了过来，大肆批判“反动血统论”，他们派人去我的老家调查，回来的人宣布：他的成分是中农，不是贫农。想来也很有趣，人们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血统论来批判别人的的血统论。

个人迷信盛行

当时，个人崇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处处是一片“红海洋”，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是。会画像的人一时成为走俏的人物，各处都来接请，忙得不可开交。据说，主席外出视察，看到人们的门片上也画着他的像，说：我就不想为人站岗。我曾看到厕所的外墙上也画上了像。

有一位教师遇到想不通的问题，就长跪在领袖肖像下，劝也劝不起来。

人们经常揣着《毛主席语录》红本本，不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必带之物。那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时代。开会时，举起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的讲话被称为“最高指示”。人们发言时，引用有关的内容，开口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从中找出依据，以此作武器，与人开展辩论。

每天都有“早请示”、“晚汇报”，这是雷打不动的。组织者带领人们拿着语录本，早晚列队在领袖像前，请示和汇报一天的工作，天天如此。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也就腻了，但任何人都必须参加，不得缺席。这项活动都由“左派”教师主动主持，为我代劳。我感谢他为我减去一项并不轻松的负担。因为我这个文革主任，对这项职责还是应该履行的。

第一次发表的毛主席讲话谓最新指示。不论白天夜晚，还是落雨下雪，只要接到通知或听到广播，人们都要集合起来，敲锣打鼓，去2里外的县城游行，庆祝最新指示发表。后来我当上学校负责人后，好不容易获得县里的同意，将游行改在校门外的河堤上进行。

最新指示发表后，连夜组织座谈，畅谈学习体会。一般很少有人发言，于是我委托几位积极分子，事先做好发言准备，以免冷场。每天第一节课时间为“天天读”，各班组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是雷打不动。还时常举行“活学活用”讲用会。

有一段时间，城内兴起一股黄帽子风，学生和群众组织成员，手臂上都戴着“红卫兵”或其他红色袖章，很多人头上戴着黄帽子，有的还不知从何处弄来“八一”帽徽别在上面，因为领袖戴着军帽接见红卫兵，检阅群众队伍，还或许因为当时军人是最风光的，所以人们把戴黄帽视为一种时尚。黄帽子为人所青睐，远比今天的手机贵气。

夜晚的街头或公共场所，黄帽被抢成风，有的乘机抢夺他人钱财，一时造成社会空气紧张。在学校通往县城的河堤上发生多起强奸、抢劫案。有关部门全力侦察，一无所获。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恐怖地带，人们称它是“鬼堤”。男学生出门结伴而行，女生一到晚上就不敢外出。

武斗骤起

1967年，社会上出现全面武斗的混乱局面。

早在2月间，酉港公社造反派抢夺公社武装部枪支98条，开了我县夺枪的先河。随后，各公社武装部相继受到冲击，大批枪支弹药被夺走。8月，县里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客观上支持了武斗。

8月5日上午，城内突然枪声大作，这是抗日战争后这座县城第一次响起枪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惊恐万状。

我出于好奇，邀了3位同事从郊外的学校进城看个究竟。我们只见所有商铺关上了铺板，街上没有一个行人，空气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我们来到十字街，看到很多人打着赤膊、背着枪，汗流浃背。有的一个人背上三、四支，有的扛机枪和自动步枪、背手榴弹，有的提手枪。他们行色匆匆，一路小跑，不时朝天开枪。经打听，原来是益阳造反派组织“海总”100多人来汉寿抢夺县人武部枪支。军人们根据上级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枪抢走。在一片混乱中，农具厂工人童自富中弹身亡。

这就是我县有名的“8.5枪声”。县内一些造反派组织也推涛作浪，到处挑起武斗，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拥有枪支的有“红旗公社”、“湘江风雷”、“南湖激浪”、“红旗军”、“北京公社”、“工联”等组织。他们在县城引发多起武斗。

一次是常德造反派前来寻畔，遭县里造反派狙击，在街头巷尾丢下几具尸体落荒而逃。县造反派将一中临街教室二楼的窗口处，作为制高，有人站在此处端起枪，瞄准从常德来的“敌人”，扣动扳机，瞬间，一名武斗分子应声倒在一个公厕旁。常德的一名机枪手，将枪架在城边的麻土里，正准备向无辜的人群扫射，被躲在暗处的汉寿造反派击毙，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第二次，常德造反派卷土重来，企图教训汉寿造反派。由于汉寿方面事先获得消息，提前疏散，使其一无所获。但他们还是在城区“威风”了两天。他们将其汽轮停泊在二中堤外的河边，天黑前闯入学校，首先射击校门，将其上方的五角星穿了十几个洞，然后入校搜捕“敌人”。

我从澡堂出来，校内已空无一人，只得跳墙而出，越过“封锁线”，躲到10多里外的校办农场去了。有几名教师就近躲进一个窑洞，被常德造反派搜了出来，做了“俘虏”，成为人们的笑料。

9月25日，一次可能发生的武斗被成功制止而化险为夷。常德300多名武斗分子，荷枪实弹，分乘几辆大卡车向汉寿县城扑来。县人武部政委曹德俭闻讯急率部分军人前往离县城10公里处的鸭东铺渡口劝阻。首先是喊话，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还挺起胸膛站在河边，向对岸汽车上的常德造反派大声说：“你们要武斗，就首先朝我开枪吧！”同时将两挺机枪架在他的左右，意在告诉对方：如果你们先开枪，我们就进行还击。这些造反派自已也明白，他们在军队面前根本不是对手，于是转向回常德去了。

这一消息迅速传向四面八方，人们都感谢伟大的“钢铁长城”和这位机智勇敢的人武部政委。

一些造反派头头，自以为谁得了枪，谁就得了天下。某组织的头目，别着手枪，在理发店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我像不像个司令？原来司令就是我这个样子！

另一组织的头头，逢人就要炫耀一番：现在本人就是汉寿县的“李县长”，我没有文化又怎么样？管理全县的财政，一样管得好。

还有一造反派头头，身挎两支手枪，招摇过市。他的母亲跪在祖宗的牌位前：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出当官的，今天我儿子当了大官，感谢祖宗保佑！

在城内，拳脚之斗，刀棒相争，枪械伤人之事，屡见不鲜。

9月22日晚，“工联”与“南湖激浪”等组织，在县委组织部办公楼的前坪进行“谈判”，忽然间电灯熄了，楼上有人向谈判者射击，27岁的“工联”成员鄢祖英中弹身亡。

县委、县政府和大小单位的负责人，不少被造反派停职，关押、反省，贻笑一方的是，他们有的还被群众组织“开除党籍”。

县长何秋舫和副县长朱堂等人，被手持机枪、冲锋枪和手枪的造反派解押着游街。一路上枪声不断，街上的行人吓得到处乱钻。为防止误伤群众，熟稔枪械的朱副县长，不时回过头叮嘱身后的造反派：千万别走火呀！每回过头来叮嘱一次就遭到一次辱骂或皮鞭的抽打。可他还是不停地回头、不停地叮咛。

一天晚上，学生造反派要校长批给经费，校长说：学校哪来的钱？突然电闸被关掉，造反派乘黑用皮鞭向校长猛力抽打。炊事员闻讯背上枪赶到现场，予以制止。这些工人师傅在文革中，对稳定学校秩序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中党支部书记吕志政，是省先进工作者，工作勤奋，生活简朴，人缘甚好，他所领导的学校是全省的一面红旗，曾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然而这样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也未能免遭厄运。1967年秋，吕志政到席家嘴守护校办农场。一日天黑前，“红旗公社”的一名学生骑着自行车来到农场，叫老吕回校一躺。这个学生戴小草帽，架墨镜，穿黑色便装，背着一支皮套手枪，活像电影里的汉奸模样。他转身离开时，反复叮嘱老吕必须在一个钟头内赶到学校。

当时，二中校长杨学恒和我也在此守护本校的农场，两校农场相邻，驻地相隔不远。我们劝老吕别去，去了要吃大亏，建议他躲起来。可他说：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我们所料，他去后被打得遍体鳞伤。有一次，造反派令他挂上黑牌，手提铜锣，绕城游街。边游边敲锣，还要高喊“我是走资派吕志政！我是修正主义分子吕志政！每到一处，务必请营业员签名，证明自己游完了全程。他受到极大的侮辱，几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完造反派规定的路线。

10月的一天大早，老吕的尸体在离学校几里外的内湖里被当地农民发现，但造反派仍不罢休，他们立即在街上刷出“畏罪自杀，轻如鸿毛”的标语，还宣布老吕被“开除党籍”。

不久，县公安局长陈立生，也被迫害在机关里投井自杀。

这一年，全县因武斗死于非命的19人，致残的达30多人。

“斗、批、改”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各地开展夺权运动。1968年3月，汉寿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随后，全县各公社及大小单位先后建立起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汉寿同全国一样，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所谓“斗、批、改”就是十六条中提出的“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产物，因此引发了新的混乱。

文革中，县一中被当作典型的“修正主义窝子”被彻底砸烂。1968年11月，县革委行文，宣布汉寿一中撤销停办，全体师生转入汉寿二中重新组建“汉寿县中学”。

1969年2月9日，县里的领导拿着已经打好但尚未付印的任命文件，来学校找我谈话，叫我出任汉寿县中学革委主任和党支部副书记（当时党内未配备书记）。

1969年6月，斗批改工作组入校。遵照县里的指示，全校100多名教师，一分为三：一部分留校任教，一部分下放农村公社中学工作，还有一部分继续接受审查。原一、二中的农村学生，原则上回原籍就读。

斗批改工作组主要抓两件事：调查整理被审查对象的材料和开展大批判。

基于原一中的情况较为复杂，自己又不甚了解，思考一段时间后，我和工作组商量决定将审查对象中的原一中教师交由原一中的几名骨干负责。我和工作组长则定期听取汇报。这样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避免自己犯更多的错误。

此时，县革委核心小组为我配了一名副手。这位同志农民出身，是从公社调来的。实际上是“掺砂子”。上面把知识分子比作黏土，掺进砂子是起改良作用的。组织上明确他主要抓运动，我则以主要精力抓教学和日常工作。

学校成立了批判组。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开批判会，都有被审查的教师受到批判。对审查对象，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所谓老账是指出身、历史等问题，新账则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搞得教师恐惶不安。如一位教师在反省室里说“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支烟了”。另一位说：“今后我没有必要再铺被子了。”还有一位在文革前曾将斯大林画像钉在办公桌前的墙壁上，其中一颗图钉恰好钉在画像的咽喉处，。被当成犯有严重罪行，批判组抓住不放，组织批判，花样百出。

自然，自己在一些问题上也看不清楚。有一名党员教师，在文革中不加入任何组织，不发表任何言论，不参加任何活动。他白天在后勤人员的安排下为学校喂猪，晚上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整党时，其党内外同事们，认为他不投身文化大革命，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作为党支部主要负责人，也持相同观点。因此，他久久未能恢复党组织生活。

“斗、批、改”阶段，形势仍然混乱。1969年5月23日，南湖渔场的“南湖激浪”头目无视中央下达的收缴民间武器的指示，秘密商量拒绝交枪，被场革委委员黄金玉发现，将他们扭至场部。一造反派分子引爆身上的炸弹当场死亡。在场的场革委委员邓世华和场核心小组组长刘迪华也同时被炸身亡。

清查“五.一六”

1971年上半年斗批改工作组撤离后，县人民保卫组派出的“清查‘5.16’”工作组进驻,形势更加严峻起来。当时公、检、法机关早被砸烂，新建的人保组代行三家职责主管清查工作，“5.16分子”被认定为敌我矛盾，清查工作严重扩大化。此时，我不但无法左右学校局势，连自己也朝不保夕，大有自危之感，一系列的事情接踵而至。

有人向我报告，说从反省室出来被安排在广播室值班的原副校长刘行素收听敌台并用高音喇叭播放。

联想以前曾发生在原一中的一起戏剧性案子，令我不得不慎重起来：一位物理教师晚上让自己的儿子在脸盆里撒尿，发出“滴滴”声音，文革工作组以为是敌人发报，而四处侦查。此次，我派人在师生中调查，并同时找副校长谈话，结论是那名教师过于敏感。

一天晚上，我从县城开会回校，见有两个教室灯火通明，正在开批判会。我看到有一名教师被按下跪在地上，有人揪住他的头发，并朝其脸部抽打。我不得不走过去，将被批教师叫起来，要他老实交代错误。待我第二次来到现场，他又跪下了。我觉得有必要找这位好动武的教师谈话，没有想到他拒不接受批评，反复表示“想不通”。我在支左的县教育局长支持下，对他提出公开批评。更没想到，其后他绝食数天，不起床、不上课。后来，“开门整党”时，他向我提出批评，说我“有些右”。

不久，县里某领导找我谈话：“你们的分工调整一下，从现在起，你抓教学和日常工作，某同志专抓运动。”

从此，我与某同志及人保工作组的同志，在对待一些人和事的看法上存在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身为主要负责人，对学校里发生的事，应负历史责任。

在对待一位任过伪职乡长的老教师的问题上，我有自己的看法。这位教师被开除回乡，“帽子”提在群众手里，如有不良表现，随时可以戴上。不久省里来了指示，对被开除的人员进行复查。我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大家在对这位教师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应该收回开除的处分。某同志因事外出没有出席，回来后意见很大，说我有意避开他决定重大问题。

一次我在农场收割早稻，学校办案人员带着那位教师的材料来农场叫我签字，所签意见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根据六厂二校的经验，此人可不戴‘帽子’，也可不予开除。”材料上报后，引起省人保组的重视，拟将其列入全省人保工作会议典型，予以宽大处理，以体现党的政策。一省人保组办公室负责人、支左部队正师职干部带一名秘书来县里调查、征求意见，先开党员会，再开教师会。某同志与省里的同志争论起来，列出那位教师的若干历史问题，坚持不同意收回原处分的意见。省里的同志认为：在旧社会有人为了当上乡长，罗织关系，花费大量钱财，干尽你争我夺之能事。这位教师在当地派性斗争中被推了出来当乡长。他上台后抓了5名壮丁，不久即主动辞职。他认为一年就抓5名，再干几年就得抓几十人，太不忍心了。这样的乡长在当时实在难得。至于他保存伪职委任状问题，根据中央精神，在处理结论前一分钟交代的，都算坦白交代之列。

我们那位同志讲不出什么道理，死扣住其历史问题，扬着手中一大叠材料说：“这就是他的罪行，这种人都不处理，还处理谁去？”就在会场上，他与省里那位秘书争吵，几乎动手打了起来，在我大声呵斥下他才退到一旁。有人向县里作了汇报，把“过错”栽到我的头上。

反省室里的另一名党员教师，我们支部研究后同意恢复其组织生活。不久，军方代表、人保组负责人将我叫去。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一面为我沏茶，一面满脸堆笑地问我：“×××是不是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没有？”接着他的脸突然一沉，好象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将茶几上的茶杯重重地一顿，茶水溅了一地，近乎怒吼：“是谁叫你恢复的？”

时年32岁的我，从未见过这种世面，也提高了嗓门：“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他道：“你负得起吗？”

我说：“我是按组织部门的意见，通过党支部讨论决定的。”

他缓和下来：“你应该与驻校工作组商量。”

我大为不快，越想越不通，大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还有一次去县里开会，县革委政工组组长指名道姓批评我：你们那里对审查对象搞武斗！我当场予以否认。回校后即进行调查，原来是工作组叫一名坐在高层床铺（当时的学生用床，分上下两层）上的审查对象下来，这位教师死活不肯。他们用纸堵住其嘴，用麻绳捆住他的脚，并用瓷茶缸敲打其踝骨，强行将他拖下来。这位教师写了一封信，设法托进城买菜的工友带出去，交到县领导手里。一天早晨，我去食堂用餐，这位教师乘看守人员不备，从反省室狂奔出来，欲向我跪下，求组织放过他，让我尴尬不已，因为我早已不负责管运动了。

一位原一中教师非要找我汇报思想，我顺便和他谈了几句：“你今后还要继续工作的，要如实交代自己的错误。”

这位教师又将我们的谈话向别人汇了报。为此，我先后遭到支左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县革委主任不指名的批评，说一名审查对象，本来交代问题的态度很好，但单位头头找他谈话后，就不肯交代了。军方代表、县革委主任讲到此处时，用力将桌子一拍，桌上的麦克风都“跳”起来了。

原县文教科的一名干部，因在文革中被迫将档案室的钥匙交给造反派，而调来县中当教师。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学校安排其刻钢板、排课表。不过几天，县人保组两位干部来找我，问我你叫他当上了教导主任？我对他们解释：“你们应该知道，学校的机构设置与文革前完全不同，只有革委主任，没有校长，更没有教导处，怎么会有教导主任？”

此后，我接待外来调查人员所签署的意见，也要被索回通过检查。

在清查“5.16分子”中，全校教职工中，8名被开除、5名被遣送原籍监督劳动、20多名被送至校办农场劳动改造、16人被送县“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

其实，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工作组和某些同志的言行也是不难理解的。那时，人们似乎认为，知识分子也应是运动的对象。如果我也是工作组成员，同样可能跳不出认识上的这个误区。何况他们也是奉命行事。

这几年里，实事求是地说，自己的思想也一直未能走出“左”的圈子，加上阅历太浅，没有工作经验，也犯过不少错误，对学校在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同样负有责任。

“四人帮”的挣扎

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教育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恢复汉寿一中。调我去筹备一中复办工作。

12月，我领着几个人正式投入一中的复办工作。开学前，校长到任了，是原二中的校长、我的老上司。他的思想方法、性格特点与我较为接近，我们一直是好朋友。我钦佩他的才能，十分乐意与他共事。我被任命为副校长。

师生在喜庆一中新生之时，焕发出一种奋力上进的锐气。全校呈现出井然有序的教学秩序和刻苦学习的良好风气。校长主持全面，我作一些具体工作，心情十分舒畅。

不过，人们有一种预感：即将又可能有一股恶浪扑来。

真是好景不长。1973年7月，江青等人通过《辽宁日报》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全校立即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浊浪。12月《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这股浊流推波助澜。此后大批“智育第一”、“三个中心”（课堂、教材、教师为中心）及“师道尊严”，标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学校复办以来，大抓教学质量的努力受到严重干扰。

1974年1月，江青一伙盗用中共中央名义，编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湖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进一步把“反回湖”的矛头直指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广大教师，校园再度出现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查的“三不敢”现象。个别人还开始造学校领导的反。

校长在学校复办一年后，被抽调搞中心工作去了，一直再未回来，沉重的担子又压上我的肩头，我重又处于欲干不可，欲罢不能的艰难境地。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全面整顿，开展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四人帮”对此猖狂反对，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报刊上不时出现“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字样，人们都知道，这是指的邓小平。

1976年4月5日，北京出现的“天安门事件”（即人民群众自发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定为“反革命”性质。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学校更加乱了起来。这一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四人帮”疯狂加快抢班夺权的步伐，全国人民处于悲痛和迷茫之中。

人们岂能料到，光明竟如此迅速到来！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终于被一举粉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全校师生员工欢欣鼓舞，庆贺学校结束十年磨难，重获新生。人们以新的姿态迎接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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