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云： 我寫《我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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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化大革命》一書的作者，是以「雲姊姊」筆名著稱的作家黃慶雲。她於1939年畢業於中山大學，1948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回香港創辦兒童文學專刊《新兒童》，深受小讀者歡迎。1950年代，她與著名文學評論家周鋼鳴結婚，雙雙到大陸工作和生活，經歷了「史無前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40周年之際，黃慶雲有感於年輕人「對文革愈來愈陌生」，將自身親歷文革的過程和感受，寫成《我的文化大革命》一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希望「起凝聚教訓、啟迪反思的一點點作用」。


《我的文化大革命》出版了，我重重的舒了一口氣。有人奇怪地問我：「為甚麼寫了一輩子兒童文學，這時卻會寫這麼一本書呢？」正因為我一輩子都投入兒童文學的寫作中，我才覺得有寫這麼一本書的必要。
認識我的人大都會感到我是一個樂觀的、開朗的、天天都會想明天會更好的人。長期以來，我寫的童話和小說，都像傳統的、一般的童話故事所有的結尾：「從此，他們生活得一天比一天的幸福。」即使是一個悲劇的結局，那也是一個悲壯或淒美的結局，比大團圓更激動人心，不是使人絕望而是留下無限憧憬的結局。
睹學生遊行　批鬥教授們
在實際生活上也是如此。舉一個事例來說，在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那一天，我到我爸爸的家。我爸爸的家在廣州市最繁盛的市中心北京路樓上，前面有大露台，每次甚麼盛大遊行或花車表演等，都路經此處。親友們常常蒞臨那大露台參觀呢。這天我忽然聽到街上口號沖天價響，往下一看，不覺嚇得了眼，原來是哪一間大學在遊行，人分三列進行。中間的那行是披頭散髮的教授們，脖子上吊一雙皮鞋，雙腳卻赤一步一步踏在那給酷夏的太陽照得熱氣騰騰的瀝青路上，而在兩旁的紅衞兵，就揮鞭子，幾步一鞭的趕他們前進。看到這情況，我慌忙跑回屋子，哄我爸爸到屋後面的廚房去，逗他說話，免得他看了難過。他也是一位老知識分子啊！我就是這樣的人，對孩子我不願他們的幼小心靈受到創傷，對長者我也只讓他眼不見為淨。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在一次作家的聚會上，我們劫後餘生的好友又在一起，我寫了一首詞贈給菡子、郁茹和陶蘋，詞牌是：「江城子」：
巨劫過後，重上征途，繼續發展積極樂觀的調子，在兒童心上播下美和愛，與對真理不斷的追求，就是當時的心情。
但是，用白了少年頭作代價，換來了一個新的情意結：就是詞所謂欲說還休、欲罷難休的許久都得不到解開的情意結。
歎五七幹校　害了年輕人
記得四十年前，我正在農村深入生活，廣東作家協會召我回去參加文化大革命，開始學習文件時，我的摯愛的人沉重地對我說：「將來受害的就是年輕的人啊！」他的話使我震驚，當時我並不理會它的深層意義，後來經過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特別在五七幹校度過了悠悠三年時間，才逐漸加深了體會。
到五七幹校去是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幹部的必由之路，最高指示對它的說明也非常簡明了，就是「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如是而已。但是我在五七幹校過的生活並不是在校內做做和學學那麼簡單，還要帶任務走出校外，搜集材料寫出假、大、空的作品（這我交了白卷），和到農村去推廣「農業學大寨」和鼓吹人們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所有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字進行的。五七幹校校內和校外的一舉一動，都撥動了我心的弦──這些對青年帶來甚麼影響呢？
於是，當我從內地回到香港之後，痛定思痛，我曾動筆開了個頭，把當時驚心怵目的一些實際情況寫出來，企圖給人們作反思的材料，但是那時的氣候是不適宜出版的，據說文化大革命是當時寫作的禁區。縱然香港沒有禁令，可我怎能冒回鄉證被沒收的危險，我愛祖國，我不能失去祖國的啊！
不讓十字架　壓到下一代
直到後來，巴金莊嚴地提出了建立一個「中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建議，我又動念把這小冊子完成。但是，那時我有很多東西要寫，只好又停下筆來。我想，這既是一個神聖的任務，我不寫，別人也會寫，而且會寫得比我更好，更深刻，更多面化。那麼，就等到那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放下奠基石之後，再完成也不遲吧。
等待復等待，時間卻不容許你等待了。現在，連那位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建議者巴金也逝世了，不少作家已不管甚麼禁區不禁區，也不理會那博物館能不能實現，他們就提起筆來，寫那並不如煙的往事，寫那懺悔式的思痛錄，寫那言簡意賅、刻骨銘心的對話等等……不論是正面反映，或是旁敲側擊，或是隱蔽於字行間，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這可怖的歷史悲劇不要重演。這是我們曾經親歷巨劫的人應該負起的任務，我們老了，生命不能 take two，但沉重的十字架決不能壓到下一代的青年身上了！
認識病毒是　免疫第一步
為害無窮的文化大革命，為甚麼當時它能把全國──特別是青年人都捲到這狂飆面去呢？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高舉「文化革命」這面旗子。年輕人的血是沸騰的，誰不願意為革命而貢獻一切？青年又是生命開花的時期，誰不想為祖國綻開理想與智慧的花朵？文革的執行者就是利用青年人這些特點，處心積慮地把他們鍛煉成革命者的冷血殺手，摧毀文化的愚昧罪人，以迷信代替真理，以獸性代替愛心，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唯我獨尊，唯我獨革，無法無天，愈亂愈好，中毒愈深則為害愈大……
文化大革命這毒瘤最終為人民切除了。但是病毒是不易那麼肅清的，有了適當的條件，這些病毒還會以變種的形態出現。我們只有為年輕人加強免疫力。而免疫的第一步，就得首先對病毒的認識，從而提高對它的警惕。
於是，我再不等待了，心的情意結，從欲語還休到欲罷難休的心路歷程解開來，把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冰山一角的五、七幹校的情況如實地暴露出來，希望對人們能起凝聚教訓、啟迪反思的一點點作用。這本書不是兒童讀物，但也是為了青年，為了少年兒童而寫的。
書寫的是昨天的事，我的信念，卻永遠是「明天會更好！」
（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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