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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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阳谋，更是阴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马达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江青、张春桥的直接策划下，姚文元秘密炮制八个月、历经十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也暴露了震惊全国的围剿知识分子的大阴谋。

我国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罢》），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写的。一九六一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学习“刚正不阿”的海瑞精神，提倡学习敢于讲真话，敢于反对贪官污吏，敢于为人民做事，不向困难低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毛泽东还极而言之地说，学习海瑞精神，就要“五不怕”（不怕犯错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到会的人听了，思想震动很大，留下深刻印象。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反映了明末海瑞任江南应天巡抚时敢于除霸、逼令缙绅退田等事迹，塑造了封建时代广大人民所称颂的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官吏最后还是落得罢官的命运。该剧演出四年多，观众反应热烈。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戏中写的“除霸”、“退田”、“修吴淞江”等主要情节，都明载典籍，史实清楚。为什么普普通通的一出京剧，会引出江青一伙的大围剿，造成惊天的大灾难呢？

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方可揭开其中的奥妙。一九六一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根据他下乡了解的农村刮平调风、共产风、浮夸风等情况，写了个“万言书”，向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结果遭毛泽东的压制，罢了他的官。一九六二年底，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点出，我们犯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更使毛泽东耿耿于怀。这时，海瑞已不是毛泽东当年鼓吹的廉正形象，而是包藏祸心的恶人了。毛泽东本来发起“四清”运动，要把他心目中的“走资派”清出来，可是他认为这场运动只清了基层，没有追到“根子在上面”，“睡在我们旁边的赫鲁晓夫”。当他了解到全国上演的海瑞戏有二十多出，就抓住吴晗的《海瑞罢官》来做文章，把一九五九年写的戏，与一九六二年彭德怀的“万言书”挂上钩，认为“要害是罢官”。江青一伙在上海，与张春桥密谋，由文痞姚文元制造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重磅炸弹”。这篇文章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先由文汇报发表，尔后在全国报纸上转载。说是一篇批判文章，其实是张开了一个大黑网，虎视眈眈地要吞噬广大善良的知识分子。

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夕，阴谋就已经施行。我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并随市委第一把手去中央参加会议，起草发言稿和会议传达稿。一天中午，我到张春桥的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是相连的），看他正埋头修改文件，我问张：“你修改什么文件？”张诡秘地说：“我在改《文汇白头情况》。”我听了一愣，我怎么没有看到过什么“白头情况”？我回到办公室问秘书，秘书说要问一室主任。当时规定，凡中央下发的电报、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报的情况，都要交正副秘书长传阅。一室主任告诉我：“《文汇白头情况》是张春桥亲自安排的，连标题、样式、字体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号，她正在上海）专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写作班子。上海只发张春桥、写作组两份，陈丕显发过两期，后来停了。据说连周总理也看不到。”说着，他把刚从市委印刷厂保密车间印好送来的《文汇白头情况》让我先翻一翻，我眼睛扫了一下，主要是批《海瑞罢官》的反应。

原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利用文汇报作为他们控制的工具，由当时文汇报负责人为首成立一个三人小组。张春桥每天和文汇报负责人碰头一次，传达“上头”的精神，布置采访对象的名单和要求，要报社在上海和驻北京办事处的十多名记者逐个去访问他们要访问的人。名义上是让记者征求对评《海瑞罢官》一文的意见，实际上是摸底，了解对方的思想动向，把采访对象的心里话掏出来，还规定“只听不说”，“谁泄密，要追查”，然后详细整理出一份份情况上报。同时，由姚文元拟出二十多道选题，要市写作组和报社针对采访对象的观点，准备批判文章。姚文元还特地交代，“批判时要用吴晗本人文章及为《海》剧捧场及辩护的论点，作为展开论战的对立面”，要“揭露它（指《海瑞罢官》）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说话的毒草”，要说明“这不是学术论争，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张春桥、姚文元事先已定下调子，准备打棍子，进行围剿。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见报后，当时并未引起读者关注，因为姚文元的名声不好，他的文章又强词夺理，因而青年学生中无人响应，知识界更不予理会。在二十天内，文汇报仅收到三篇来稿。张春桥本想在文汇报抛出这一黑文后就可以撒网钓鱼，可是只有马捷等几位作者发表文章，批驳姚文元不讲史实、任意扣帽子的文风。张春桥看了以后认为没有知名人士的文章，成不了气候，于是布置文汇报在上海、北京分别召开文学界、史学界等知名人士座谈会。会前说：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会议结束时，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到会者目瞪口呆，惊呼“上当”。张春桥、姚文元又布置报社“捉刀代笔”，“组织”了四封所谓的“读者来信”，张春桥还特地加了个“编者按”，假惺惺地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张春桥指令报社将这个“编者按”连续刊登了六天。暗地里，他们派记者去了解参加座谈会的人发言的动机和思想状况，把没有讲出来的话再挖出来。同时，按照论点排列归类，凡是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都被列为“右派人物”和“右派言论”。善良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料到：他们以坦诚的胸怀，以史实为据，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压制学术讨论，却一个个坠入了张春桥一伙预先设计的圈套。当这些知名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后，一份份按人头整理的所谓“右派言论”的《文汇白头情况》接连上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所谓批判“右派言论”的选题计划也一一布置下来。在座谈会开完以后，一场以“百家争鸣”为幌子的闹剧刚刚鸣锣，就草草收兵，而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战场却已经摆开了。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对文汇报记者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翦还公开声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不久，他便遭造反派揪斗，含冤而死。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报纸的做法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一、戏剧艺术和历史科学是两个问题，两个路数，戏剧和历史有关系，但关系究竟怎么样，可以讨论。二、清官评价问题，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对史学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以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呢？”他讲了大实话，可是被张春桥定为“坚决打击对象”，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造成全身瘫痪，从此卧床不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因不同意姚文元文章，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被姚文元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李平心临死之前，在病中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想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他满腔悲愤的话，是对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有力控诉。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建议，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一九五九年八月就上演了，比吴晗《海瑞罢官》早两年，跟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包产到户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而江青一伙硬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一“骂”一“罢”，南北勾结，向党猖狂进攻，周信芳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直到被逼死为止。张春桥正是在编审《文汇白头情况》中，给一个个所谓“右派分子”、“右派言论”划框框，定调子，造成遍及全国的文字狱。“文革”初期，张春桥在上海把贺绿汀、周谷诚、周信芳、周予同、李平心、李俊民、瞿白音、王西彦等八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在批《海瑞罢官》中蓄谋已久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五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江青、张春桥一伙策划于密室，利用手中的“尚方宝剑”和攫取的权力，抛出一篇又一篇黑文，煽风点火，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妄图全面夺权，改朝换代。借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一句话：“真是用心何其毒也！”

本文出自《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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