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干：与姚文元论战的斗士金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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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姚文元论战的斗士金为民


　　 姚文元棒打周谷城，金为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金为民原来是一名军人，上世纪40年代末参军，50年代入朝参战立功，当过志愿军文化教员，后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深造，毕业分配在江苏省话剧团搞编剧。
　　1964年，中国文艺界经过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等一系列运动之后，人们早已是惊弓之鸟，只有上海那个红得发紫的文艺批评“权威”姚文元继续挥舞着“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抡杀。5月10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一文，洋洋数万言，咄咄逼人，乱打棍子，虽然许多有识之士心中为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叫屈，暗地里咒骂姚文元这个文痞太缺德，但大都噤若寒蝉。唯独南京杀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金为民，居然胆敢向不可一世的姚文元挑战。他利用一个午休时间匆匆急就了一篇4000字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的信，尖锐批评姚文元的时代精神观点只是抽象不变的教条公式，缺乏历史具体性和辩证法，以革命臆想代替革命现实；把正面人物理想化，拔高历史和当代英雄人物，为反历史主义、反现实主义开辟道路。
　　信写完后，金为民立即把它投寄《光明日报》编辑部嘱转姚文元。因为不是投稿，当时又急于带正害伤寒的儿子去医院看病，他甚至都来不及把文章再认真地细看一遍。
　　出乎金为民之预料，此信竟全文一字未改发表于1964年7月7日的《光明日报》，8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并加了黑体字的编者按。最初，是以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转眼就变为全国性声势浩大的围攻和批判运动了，还要金为民交出他的“后台”，说出他的“政治背景”。
　　金为民此信虽然激于义愤写得匆忙，倒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确有他的“后台”，有他的“背景”。
　　他的“后台”是谁呢?“背景”又是什么呢?
　　在1962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委托陈毅副总理主持召开的文艺、学术界广州会议上，陈毅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在会上给知识分子行脱帽礼，宣布在文艺学术领域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提倡艺术民主、学术安全，重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批评了文艺学术界简单粗暴和过多的清规戒律，特别不指名地严厉批评了姚文元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乱抓辫子的文霸作风。金为民听了广州会议陈毅副总理系列录音传达报告，阅读了广州会议大量专题讨论资料之后，深受教益，他看到了希望所在，有了批评“左”的文艺观点、“左”的棍子文风的勇气和敢于说真话的胆识。
　　但是，金为民这个“书痴”恰恰没有注意到，广州会议后不久，八届十中全会又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文艺界再度“多云转阴”，冷空气南下了。作为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他猝不及防地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这个战士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棍子们”的团团围攻。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金为民在部队当文化教员搞创作时，就是个出格的书迷，迷上了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优秀文学作品，迷上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高尔基，迷上了苏联文学。即使在野猫式战斗机日夜在头上轰鸣的朝鲜战场上，他的背包里也带着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这些优秀作品中丰富多样、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深深渗透在他的心坎里。此外那些普通人的命运：他那苦难深重的浙南家乡的亲友、与他共同经历严峻岁月的普通战士，3年困难时期在矿山、农村同呼吸共命运的矿工、农民……，所有这一切，都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他看到60年代中国戏剧舞台和文艺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反映的现实，感到是那么苍白无力，肤浅雷同，虚假矫饰；尤其是那些“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一味唱高调的所谓“工农兵英雄形象”，更是对生活真实的阉割，在艺术上是毫无生命力的。
　　1955年金为民在志愿军政治理论学校当政治教员期间，曾公开对反胡风运动发出自己的“疑问”，除了不相信作为鲁迅的亲密战友、一贯追随共产党的进步文化人胡风，会在全国解放后成为“以恢复国民党统治为任务”的“反革命派别”之外，他还对胡风的30万言意见书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说对胡风批评文艺上公式概念化、提倡“写真实”、“到处有生活”这些理论不能一棍子打死，赞赏路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写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爱情的《洼地上的战役》很感人。金为民还对《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按语”表示疑问，他说有的“按语”似乎与胡风原意对不上号等……。他说的这些“真话”，自然是惹火烧身，招来一场批判审查，不过终于查不出什么政治问题不了了之。但材料被放进了他的档案袋，跟随他进了高校中文系，随后又跟他到了江苏省话剧团。
　　1963年10月，金为民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从“归家”评价想到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针对当时文艺评论界图解人物阶级性、无视人物丰富复杂内心、无视人物真实性的评论倾向，提出了问题。在当时，这是“开顶风船”的一种表现，尽管文字委婉，但还是立即招来不少文章的批评。
　　1964年在批评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员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闭幕式讲话时，手里举着登有金为民文章的报纸喊道，“不怕上海出个周谷城，就怕南京出个金为民”。从此全国大小报纸上批判金为民文章的调子一天比一天升级，措辞一篇比一篇严厉，一律不称他为同志了。这在当时就是“敌我矛盾”性质的信号，足以使任何人胆战心惊，但金为民却毫不在乎，在江苏省话剧团挨了7天批判、追查之后，他被责令到舞台部门装台、搬布景、跑龙套……但他全然不管这兵临城下的凶险情势，就在闹哄哄、乱嘈嘈的后台，在装台、搬布景、跑龙套的空隙中很快赶写出3万字的《关于新人、英雄形象塑造诸问题的质疑》，反驳《文汇报》上的批评，更加鲜明、大胆、系统地向当时越来越“左”的文艺评论挑战，坚持要求文艺真实性、人情味、人物个性的丰富多样，反对拔高英雄形象，反对只讲政治功利，无视艺术规律等“左”的理论、评论。《文汇报》于8月20日起接连3天登载了这篇《质疑》文章。后来，人们才知道之所以“发表”金为民的文章，是姚文元之流为了引蛇出洞当活靶子，供批判用的。
　　在这期间，江苏省文联接连召开了几次以金为民为反面主角的批判会，其目的原想是要让金为民“低头认罪”对上有所交代，另一方面也有挽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愣小子的良苦用心。谁知金为民全不买帐，在批判会上再三要求允许他回答批评。主持人没有答应，他立即抗议剥夺他反批评权利，还当众念了毛泽东主席的两段话：“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主持人无可奈何只好给他10分钟的时间发言。但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他气愤地说：“你们的发言断章取义、千篇一律，没有任何新东西，我不听也知道。我的看法又不让我说出来，这样的会我参加不参加都一样，不如回家看书去。”遂拂袖而去。
　　随后，金为民利用打杂间隙，在后台一篇接一篇写了10多万字针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上批判他的《疑问》和《质疑》的文章，进行反驳和辩解。当然他不可能再找到发表的地方了，其中另有篇1万多字《关于时代精神问题的几点说明》的文章被中宣部用3号铅字印成内参资料，下发到全国县团级党政部门。
　　金为民从此运交华盖，在农场改造，又被打成“三反分子”；“文革”开始，劫难不断，但他从未认错。
　　金为民如此“负隅顽抗”，结果自然要付出高昂代价。1965年春节前，他被送往苏北黄海边上的淮海农场劳动改造。一起被送农场劳动改造的还有江苏省话剧团的作家宋词(他因小说《落霞一青年》被日本共产党刊物译载，受到批判)。宋词先生有一首诗写当时农场劳动的悲惨境况：
　　荷锄归已晚，冷粥下咽难。
　　屋破雨惊梦，穿墙风觉寒。
　　邻儿啼夜半，饥鼠绕床前。
　　筋骨劳将折，亦无一日闲。
　　金为民受群众监督被分派包干14亩棉田的管理，劳动任务比一般人更繁重，每天两头黑，劳动时间长达10多小时。入冬后，农闲变农忙，大挖水沟，终年不得闲。淮海农场劳动生活之艰苦、紧张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超过了劳动改造。从朝鲜战场工兵部队锻炼过来惯于吃苦耐劳的金为民在劳动中毫不比当地农工差劲，而且毫无怨尤，使得农工们都忘掉了他的身份，差点要把他评上“劳模”了。如果他就这样干下去，也许不久就能“期满”回到原单位。可他偏偏不安分，忘掉自己“戴罪之身”，他在“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中，认为领导应当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生活。当他在田头听到农工群众经常埋怨农场领导不关心群众疾苦、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议论农场生产队食堂司务长有侵吞农工财物的贪污行为，就利用农场文艺会演要他写节目的机会，写了相声《食堂问题》，尖锐讽刺批评食堂，揭露农场存在的种种问题。尽管这些意见得到“社教团”领导的肯定，那个食堂司务长后来也因贪污被法办了，但金为民当时作为被打入另册的人物，“文革”初期还是在劫难逃，他被定为“邓拓式”黑帮人物、“三反”分子，遭到批斗。
　　在绝望的痛苦中，金为民偷偷地准备了1059剧毒农药。八月中秋夜晚，对着窗外的海上明月，痴想着远方妻儿，他泪流满面正要喝下剧毒农药结束自己生命时，农工们来敲他的门，给他送来了鸡蛋、月饼、芋头。农工们悄悄地告诉他，大家批判你、斗争你是农场干部发动和强制搞的，材料是你原来的单位（省文化局）提供的，大字报是干部代写的。农工们说，你在农场劳动表现谁都看到了，够评“劳模”了。那些“黑话”都是我们写的，没你的事，到时候我们会出来为你说话，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呵!
　　农工们留下刚煮好的一篮子熟鸡蛋，热呼呼的鸡蛋温暖了金为民的心。农工们走后，他发现床下那瓶1059农药不见了。从此后大家再也不让金为民干喷农药的活，而且每天晚间总有人来陪他下棋、聊天。
　　金为民对人生又恢复了信心，尽管这时的“三反分子”的帽子还压在他头上。
　　他得知农场之所以把他打成“三反分子”，其根据还是那个“时代精神”问题，就向农场“社教团”要求回到省话剧团去弄清问题，得到“社教团”的批准。
　　金为民回到江苏省话剧团。可他哪里知道，这时候的江苏省文艺界正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风暴的中心，他一回来无异于自投罗网!他立即就又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关进了牛棚。当时从省级机关的大字报上透露出一个内幕消息，毛泽东曾在金为民那篇关于时代精神的文章上加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另有一个说法加的批语是：“不怕上海出个周谷城，就怕南京出个金为民”。不管是哪种“版本”，也不管是真是假，反正金为民作为“钦定罪犯”是逃不掉了。他因此享受特殊待遇：多次被拉去和江渭清、陈光等江苏最大“走资派”同台批斗。一位在延安时期就受极左路线迫害遭冤案的老同志提醒他说：“承认吧，否则过不了关，你还有老婆孩子。”金为民哭了，思想还是不通，仍然坚持没反党反社会主义。果然，他的妻子因不肯跟他离婚、写大字报为他鸣冤而被从部队医院复员到一个条件很差的织布厂。从此埋下家庭悲剧的祸根。
　　1970年，金为民终于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对军、工宣队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个结论，要求重新审查。当时已开始动员上山下乡，金为民被下放到六合县北山区当农民。
　　金为民当农民后目睹生产队“一天工分几分钱，抠鸡屁股去买盐”的穷日子，又成天为改变生产队穷困面貌奔走劳碌、废寝忘食，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干群的好评。于是，金为民被起用安排到六合县文工团。说是搞创作，可他写的剧本，哪个领导敢点头？金本人似乎也“认命”了，在县文工团搬场、装台、卸车、打幻灯、跑龙套……照样很起劲。当时姚文元是中央“四霸”之一，谁敢重用姚文元的论战对手呢?更何况当时进驻文工团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想找一个“老兵新传”的典型报功请赏。还有人暗中造舆论说，毛泽东对金为民早有明确的批示。他大热天闷在室内研读马列文艺理论评论著作，笔者当时与他为邻，私下曾问过他多次：他们早就不搞马列了，你学这个有啥用?他笑了笑说，正因为这样，我才更要拿起这个武器啊!
　　“四害”垮台，金为民终被解放，一起“金陵奇案”使他再次陷入困顿之中……
　　粉碎“四人帮”后金为民很快被调回省城工作。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报刊接二连三地发表他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颇有影响。
　　1983年，金为民被调至江苏省委专案组调查与电影《欢腾的小凉河》有关的一起政治错案。“文革”后期江苏省文艺界一批同志因为对影片《欢腾的小凉河》提出批判意见，受到原先扶植《小凉河》的权势者先发制人的打击报复，无辜受到清查。此案也涉及当时的江苏省委少数人在“文革”后期的“风派”行为。
　　1984年5月，省委5人专案调查组查明了真相，并写出调查报告，且即将上报江苏省委及中共中央。就在这时，当时权势人物抓住金为民的婚变制造了一起“金陵奇案”，使得刚出头的金为民再次陷入困境。
　　金为民因坚持真理勇于直言和姚文元辩论“时代精神”遭受厄运16年，又因“金陵奇案”又陷困顿之中，前后30年命运坎坷，家破业毁，身心重创，晚景凄凉，孤孑一人，于古稀之年以病残之身在故乡温州打工谋生。
　　这位当年曾入朝参战多次立功的志愿军老战士、全国文艺界反对极左的先锋，“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在为生计劳碌之余，依然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评论和杂文，忧国忧民，求索反思，苦心不减当年。他已于1998年出版了35万字的文集《求索与反思》(漓江出版社出版)。他还有一个心愿，以卢梭的坦诚为世人留下一部新《忏悔录》，题名为《往事与沉思》。
　　20世纪60年代，拥有数十万文艺大军、数千万文化人的中国文艺界、文化界，面对当时文艺上概念化、图解化、脸谱化、雷同化，清规戒律泛滥，百家沉寂、百花凋零的局面，竟然只有金为民这样一个文艺新兵，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天真的小孩那样站出来“质疑”。但连这一个声音也很快在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中淹没了，他被剥夺了整整16年的写作权，还铸成他一生的悲剧命运。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后人掩卷深思，进而探究一番吗？！
　　　（原载《文史精华》２０００．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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