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常：惊悚故事集（文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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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常：惊悚故事集（纪实连载六）

戴着镣铐跳舞——文革篇缘起（惊悚故事之十一）

《惊悚故事集》按时间排序转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描述，“红色恐怖万岁”一文只是“四清”和“文革”交替期的个人回忆，充其量算我“文革”经历的序曲。由于文革是共产党历时最长、反复最多、矛盾最复杂最尖锐的一次运动，故事的起伏跌宕，惊心动魄也将是前所未有的。读者诸君如果对众说纷纭的文革有兴趣，不妨上网点击104万字的三卷本拙著长河系列小说《狂飙三部曲》。但这里只能摘其要讲述几个纪实故事。

却说骤起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热火朝天的四清运动。城里揭露的许多问题涉及四清工作团里担任头头的领导干部，烈火烧向山乡，被整肃的“四不清”干部乘机闹起来。四清运动匆忙结束。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我回过武汉几天。此前，在农村驻队时，我只是从报纸上了解文化大革命。进城第一次接触大字报，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有的大字报教我愠恼，如谭力夫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有的让我好笑，如叶剑英说，“毛主席已定下接班人，就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医学专家说，毛主席可活150岁，林彪同志也可活120岁。”120岁的人接150岁人的班？真够幽默了。

我被分配到枣阳县吴店中学任教时，社会上出现造反派和保皇派（后经周恩来改称保守派），当时我抱定超然局外的态度，即为文革中划分的“逍遥派”。眼前的闹腾，固然与我无利害关系，也由于对眼前一切信疑参半，从心里瞧不起两派鹦鹉学舌似地引经据典的争论。只高兴工资照发，自由自在，无人管束。

百无聊赖之际，我同三位刚分来的青年教师领上经费，开了介绍信，印好旗帜袖章组织“朝阳长征队”作游山玩水式“串联”。

我庆幸自已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心想，后世的年轻人真不知如何神往羡慕啊！除了飞机，坐火车、坐汽车、坐轮船，闯荡四方，悠哉游哉，有吃有住，不用自已掏荷包。真正做梦也想到的好事呀！我游历了广州、上海、杭州、苏州 ……但是，这些久闻其名、梦幻一般的城市，几乎没有可供游赏凭吊的胜迹了。破“四旧”的狂潮将数千年传承下来的美好东西，由一些无知的顽童摧残殆尽，扫荡一空！每每让我扼腕太息，惆怅良久。不如去人头躜动的街头浏览大字报。许多大字报披露的事实令人发指：有个生产队里十二名城市下放女青年全让队长强奸了，投诉无门，悲愤之下，集体吊死在山上；尸体是一个月后，由放牛老头发现的，已经腐烂。有具尸体被鸟儿啄成白骨，仿佛搭上破布的标本，在枝头随风晃荡；一单位书记以谈思想、谈工作为名，玩弄了一百多名女职工，没有谁敢揭发，倒是相互争风吃醋；县公安局长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害平民……。罪魁祸首都是当权派。我暗忖，这次运动该搞。可是，林副主席讲话：“小节是枝节问题”，普通百姓的性命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又让我糊涂了。

中共中央三令五申“停止串连，停止接待”，我才回来。串连途中我养成看大字报习惯，有了看大字报兴趣。并且连自已也没发觉滋生倾向，同情造反派。

文革中的造反派构成较为复杂，大抵分为如下几类人：

1、出身好，且系十七年来共产党的“红人”，关心政治，思想敏锐，性情耿直，一腔热血，有正义感，敢于说话。文革初，乃至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或因对照“中央精神”提了当权派意见，或因仗义执言，为人辩诬，遭受肃整。在批判资反路线前后，激昂造反。这即是所谓的“少数派”。

2、有理想，有才气，有追求的青年学生，如遇罗克、杨羲光、李一哲等。

3、运动初期，当权派大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三家村”，将矛头指向出身不好或历次运动里中箭落马者，乃至出身虽好，不听话的“落后分子”。批判资反路线后，这些早期被批斗、憋足气、胆大者也成为造反派。

4、一向看不惯当权派及其打手作风，有思想，有抱负的怀才不遇者。

5、有着利益诉求，巴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境遇者，如合同工，临时工，社会上被“发配”“支边”者。

6、共产党历次运动中蒙冤挨整者，包括他们的子女亲戚朋友。

细分下来，还能列出许多。同时，上述几类情形并非“泾渭分明”，往往相互交织，兼而有之。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造反派主体是当时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保守派的主体则相对比较“纯”，“出身好”，历次运动整人的打手，甚至就是官官们或与权贵利益集团有切身利益关系者。

我的划分，是有无数事实和故事作支持的。

逄先知说，文革是十七年来，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毛泽东曾这般解释文革中亿万群众的热烈投入：有些人官做大了，脱离群众，动不动喜欢整人，群众平时心里憋足气，趁着这次文化大革命爆发出来……从来的运动没有这次发动得如此广泛，连几十岁的老婆婆，几岁的娃娃也发动起来了。

可见，时下流行的“奉旨造反”只能说是当年的一部分现象，另有相当多的人是在特殊政治生态下的行为，借用闻一多的比喻，是“戴着镣铐跳舞”，是“借旨造反”，乃至不排除“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造反者。这点，可从当时有人将保守派指斥为走资派（应称作权贵利益集团）的“社会基础”，“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阶级斗争转化论”的提法窥出端倪。

故而，不妨说，造反派里，真心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者固然有之，大多数人却是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的反专制者，是当代民主自由派的先驱。

不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愿望如何，文革的历史事实和参加者的表现都证明，客观上存在着郑义先生所言的“两个文革”。我的朋友在平不同意这种说法，说，不管出于何目的卷入运动，最终汇进主流并由毛泽东操纵。故而只有一种文革。当时听了，我颇以为然，仔细一想，又不以为然：嘉陵江、汉江、黄浦江不也汇入长江么？能够忽视并否定它们的存在？再说，没有沿途支流的汇入，长江能有如此磅礴气势，如此波澜壮阔，如此万众瞩目么？杨继绳认为，“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N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的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他和丁东的论述仿佛是“终极解读”，字里行间却多少也隐含两个文革的存在，并透露出“未尽其意”的内心不甘和无奈。

作为一个深度卷入“文革亲历者”，我明白专政即专制，是实行绝对权力的独裁政体。而文革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当然是专政独裁下的革命。造反派以接受专制而反专制，以拥护独裁而反独裁，反对权贵集团，争取民主自由，该陷入何等悲哀的悖论啊！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他们在有利用价值时被利用，失去利用价值甚或成为独裁专制的绊脚石，就会被踢掉。即以文革始作俑者的毛泽东而言，蒯大富认定他“不乏真诚的一面”，有心整肃吏治，但以专制反专制，以独裁反独裁，同样力不从心，试想，自己抓着自己头发，无论如何劳神费力，能把自己拔到天上去么？一当毛泽东溘然逝世，尸骨未寒，他所发动的文革就被自己培植的权贵利益集团彻底否定了。

可见，文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造反派的悲剧命运也是注定的。

如此说来，是不是意味文革中造反派不识时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悲惨遭遇系咎由自取呢？非也。岂不闻，不自由，毋宁死。为着人生尊严，舍命一搏，是值得敬重的。况且，当年造反派的政治智慧，斗争勇气，组织经验，至今已成为反腐败，反专制，争取民主宪政的风起云涌维权群体的宝贵精神财富。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从2002年至2006年，我蛰居市郊，闭门谢客，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潜心打造了全景式的文革长篇小说《狂飙三部曲》。

今天，我再次以口述史形式回忆并陈述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始故事，同样出于上面原因。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故事。

路面上不散的阴魂（惊悚故事之十二）

自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由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烈属、工人、贫下中农出身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大搞“打砸抢抓抄”，目标自然是有“原罪”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亲属子女。不久，文革工作组进驻各单位，按历次运动标准和套路发动“积极分子”开批斗会，整材料，定“反动学术权威”，划右派，打反革命分子。闹得人心惶惶。

岂料，当年10月，风向变了，“上面”号召造“修正主义”的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所有被打成“黑帮”者“平反”，所整“黑材料”全部销毁。这样，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初期掌控运动的各级官员。于是，这些官员反过来受到被批斗人的批斗，连同跟着跑的“积极分子”也捎带上了。积极分子一向耀武扬威，心里不服，也组织起来，对着干。社会上由此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

在这场所谓“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两派经常就现实社会发生的现象进行辩论，或写大字报阐述各自观点。应该说，开始还比较文明，然而，唇枪舌剑激烈之际，免不了发急出粗口，进而推推搡搡，终至拳脚相向，发生武斗。11•1 12：31

1967年2月，全国造反派无一例外遭到支左军队整肃，打成反革命组织。但从当年4月开始，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为打成反革命的组织翻案，与保守派争夺广播站和张贴大字报的舆论据点，其间，常常诉诸武力，先是用洋镐把，继而打造铁矛，乃至动用枪支，改装“装甲车”，列阵对决。武斗骤然升级。

武汉的六度桥大血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1967年4月我因在学校书写《论东方红公社之争实质》，公开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东方红公社”翻案，受到支左部队和保守派攻击，流亡武汉。

6月17日这天，我正吃午饭，忽听得外面有人边跑边惊呼：打起来了，六度桥又打起来了！赶忙扒完饭，往六度桥赶去。14；51刚从利济南路拐入中山大道，只见靠南路边停满一长溜驶往六度桥的电车，明白那里确实打起来了。不由加快脚步。离三民路口尚有百十米，便看到黑压压一片人，同时传来震天吼声。我知道又是“钢八司”在为造反派助威呐喊参战。所谓钢八司，即被解散了的“工总”组织的原成员，还掺和有地富反坏右地痞流氓之类，他们痛恨当官的及其打手组成的保守派，每每趁双方武斗，帮助造反派，以渲泄内心郁闷。

三民路本来是条四通八达的马路，却为百万雄师扼守各要隘。成千上万的群众吆喝着，向他们扔石头，想打乱阵脚。如往常历次战斗一样，百万雄师撵来就跑，百万雄师收兵又蜂涌而上，投掷砖块石头。各个路口都在进行这样反复冲突的拉锯战；还有不少人爬上街道两边的屋顶，揭了瓦片飞掷下来。虽然“射程”有限，毕竟起了牵制作用。每座房屋成了堡垒，每条街道成了壕堑，每个人成了战斗队。我站在对面的前进一路路口，很是欢欣鼓舞。

突然，一辆解放牌卡车从中山大道急驰而过，车厢里没有一个人，只有驾驶室踏板上站着一个手握长矛的工人，车头插的小红旗猎猎作响，墨写的“新一冶”三字格外悲壮。新一冶是造反派一支精锐战斗队。两边观众不由拍起巴掌。踏板上的那人拉着哭腔喊道：拍么巴掌啊，人都死光了哪！

原来，以民众乐园为中心的水塔墙和三民路口的中南旅社，一直是汉口造反派的重要舆论据点，百万雄师如鲠在喉，早想拔除而后快。随着汽配、崇仁路中学、友谊路中学等外围呼应的造反窝点陷落，收拾民众乐园的计划提上日程。

这天，百万雄师以回单位闹革命为名，派人进驻中南旅社附近的江汉商贸大楼，造反派得知消息也派人抢占，不想遭到埋伏的两百余名百万雄师武装战士袭击。虽有闻风而至的钢八司支援，情势十分危急。

新一冶敢死队的余望生一行，接到情报，乘上解放牌汽车像愤怒的狮子出笼朝六度桥驰援！大街两旁的群众鼓起掌来。欢呼雷动。

六度桥屋顶和路口的群众，在欢呼、助威的同时，没忘提醒敢死队战士：“路两边停的是百匪的汽车啊！”余望生等人并没听到。敢死队的汽车刚开过去，停靠马路边的两辆空汽车发动了，开到马路当中头对头地停下，全是军用大卡车，又长又大，堵死敢死队汽车的退路。与此同时，埋伏的百万雄师从步话机得到通知迅猛扑出。无数大卡车满载战士由铜人像两侧，如出穴蚂蚁包抄而至！

造反派司机觉察对方意图，准备扭转方向盘左转，往清芬路西路口冲去，只因霎那分心走神，加之车况老旧，盘子打得过猛，汽车陡地熄火抛锚。

成群的百万雄师呐喊着扑上来。一个戴钢盔的高大女人冲近车头，用太平斧拨开车上下戳的铁矛，迸力挥斧劈下。随着玻璃“咔喳”裂开声，司机太阳穴被砍中，脑髓从车窗迸出，如小白鼠在水泥路面跳动。没来得及收回斧头，女人颈脖让人一枪挑破动脉血管，血如喷泉喷射而出。就在这瞬间，敢死队的汽车让高大军车团团围定。（2005年，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先生请我为其写自传时，告诉笔者，军区另送有他们四十辆新军车尚未启用呢。）军车足足高出“解放牌”半尺。车上的人居高临下提着铁矛乱戳。有辆车上尽是穿无领灰布衫的大汉，格外凶悍。造反派迸力抵抗间，只听得对方有人在广播里高喊一声：“放！”四周军车上的战士将铁矛如暴雨般投掷下来！余望生等三十多名敢死队员全变成红色剌猬。鲜血如瀑布泻流在地……16：11

六度桥血战仅仅二十来分钟结束。正如古今中外军事家异口同声认定，引发一场战争的过程较长；短兵相接，殊死搏杀，决战决胜总在一瞬！

六度桥血战以百万雄师大获全胜而告终。据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记载，那场惨烈武斗，死伤六百余人，年龄最小的仅七岁，年龄最大者八十二岁。我姨妈当年住利济南路安乐巷，她邻居家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当天因为喊了声“百匪！”被戳个后穿心，当即身亡，至今还找不到那杀人凶手。

晚来，下起通宵暴雨。雨点又大又密又急，天和地一片迷茫浑沌。形容水柱都不确当，简直如长江从天而降，落在地上轰然作响，把人的神经都震麻木了！

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天亮。六度桥一带的马路让雨水冲刷得泛出白色，一尘不染，指头抹不起灰来。夜间的大雨并未解凉，太阳刚露脸就闷热难当。天上不见一丝云彩。太阳的光芒如头天的铁矛直逼路人，炎威十足。

大血案震惊武汉三镇，远在青山的人不惮辗转车船，赶来观看现场。三民路上人山人海。

昔日的繁华不见了。马路两旁的店铺十有八九揭了屋顶，关门闭户；有的门户洞开，荡然无存。到处是砖头瓦块。人行道上铺满瓦砾。路边水沟让砖瓦填平了。毗邻铜人像的东风绸布店前近三米长的一段水沟积满血水，上面飘浮着半根安装矛头的木棍棒……

早晨，我和表弟看到劫后惨状，叹道：“历史上记载武王伐纣，血流飘杵。我一直以为夸张其词，真有这番景象呢！”

只一夜功夫，老会宾门前两具尸体被雨水泡胀，胖大无比；眦牙裂嘴，面目狰狞。并且，散发一股怪气味，吓得好多人捂起脸，跑得远远地一阵亁呕。

正午的太阳最毒，满街的人怀着“怕鬼又想听鬼故事”那种紧张兴奋、寻求剌激的心情，四处观看，四处探听。突然，“砰”地两声如汽车爆胎的脆响撞击人们耳膜，大伙不由惊惶四顾，以为又发生武斗，下意识趔趔身子，缩缩颈子，胆小者抱头惊叫着乱窜……

其实，是老会宾门前两具尸体经雨水浸泡，又被太阳暴晒，在高温里一沤，拿武汉俗语形容：“翻泡了”，即发酵、膨胀。肚子胀炸了，肠子、粪便、绿水、红血流淌一地！

两具尸体停放马路半月之久，无人认领。肚子炸开，衣服胀裂。成群的苍蝇叮咬，爬满条条拖尾巴肥蛆，左鼻孔出右鼻孔进；肚子上成团的蛆虫拱动，如同复盖一床惨白的裹尸布，臭气熏天，隔一百多米冲得人呕吐不止。尸体腐烂成豆腐渣，不能上手。最终用铁锨撮走。

此后，每逢暴雨冲刷，马路显现两具尸体躺卧的痕迹；轮廓分明，连手掌手指亦清晰可辨。有人解释，系尸水与水泥起化学反应所致；迷信的人则认定是死者阴魂不散，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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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常：惊悚故事集（纪实连载七）

杀人剥皮，熬肉卖骨（惊悚故事之十三）

从1968年底开始的清队，到1969年九•二七指示， 1970年批极左思潮、清理5•16、清理北决扬，1971年的一打三反，文革矛头由当权派转向下层百姓。1970年至1971年达到高潮。中共中央将杀人的审批权下放到省一级。每逢五一、七一、八一、十一乃至元旦、春节，这些节日都要大开杀戒。

杀人必贴“布告”。照例，布告最上面印有“最高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林副主席指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布告上，凡被处决者的名字用鲜红如血的大笔一抹或打上红勾勾，格外触目惊心，十分恐怖。该杀的人太多，布告一贴好几张。加之，各省市交换布告张贴，以是，隔三岔五，大街上贴满一排令人心惊肉跳的文字。恐怖归恐怖，却总围着密密匝匝的看客。有人老远望见墙上白瘆瘆纸张，以赶热闹赶迟了的口气惊呼，乖乖，又杀人了，好多哟！同时，加快脚步往人堆里凑。细细看完后，或吐吐舌头，或摇摇头离开，是惊诧还是叹息，不得而知。但瞧那好奇心得以满足的样儿，回去向邻居作为半日谈资是肯定的了。难怪，那年头，可供人们精神生活的东西太单调太贫乏了啊！

我也很注意那些索命文告，心里暗暗揣摩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和运动走向。每当字里行间出现“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大搞阶级报复”“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明白这人造过反，至少是对现实不满，同情造反的。并在心里掂量我自己最终结局。

其时，我早在清队中被“网”进去，只因发生造反派“反复旧”，又诚如姚文元形容“运动是温吞水”，官官还没来得及处理我，故而不时能够乘空回武汉。有天，我在汉正街淮盐巷毗邻的一间铺面门扇上看到一张判决布告。这是我看过的成百上千的布告中，印象最深的一张，以至几十年过去，仍记得看布告的地点和当时的感觉。布告记载，有个人由于投机倒把劳教过，释放后，又倒卖了八千双手套，被指控不思悔改，不堪改造而枪毙。

老实说，这在我看过的无数处决的人犯中，他的“情节”简单而平淡，即或加上“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起来造反”这么空洞一句，也应罪不致死。道理很清楚，他的主罪是倒卖劳保手套。年纪大一点在工厂干过的人都晓得，当年厂里发放的纱线手套，很多人舍不得用，或拿来拆成线织衣裤穿，或拿去卖了钱，有人收去卖给废旧回收点，赚取差价，这算犯多大法？再说，总共只八千双，就算一双卖两毛五分，也只能卖两千元，除去本钱，不过赚一两百元罢了。依照当年一条不成文法律，贪污一百元判一年刑，贪污万元才判死刑。如此合算，哪能要人家的命？肯定是造过反，官官们借机杀人！这么一想，我不由打个寒战，浑身起层鸡皮疙瘩，惊悚不已。但我没想到更令人惊悚的情节还在后面。

1976年，我在居仁门唐恒山家遇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伊风韵犹存，面目端庄，皮肤白晰，穿戴得体，落落大方，汉腔里夹带江浙口音，一看就知是个能干人。唐恒山对我介绍，她就是敖安秀，敖大姐。她爱人陈长根因为收了几千双劳保手套拿到上海卖钱被枪毙了。人枪毙了还剥了皮！唐恒山的话让我一震，没承想，会遇见那个给我极大震撼挥之不去的死刑犯的妻子，不由脱口而出：就是犯了死罪，为什么那样残酷，那样惨无人道？！老头子咬着牙，摇头无语。敖大姐回答：就因为陈长根参加九•一三造反组织，得罪当官的，找岔子，说他跑生意，判他劳教。他在劳教时本着对党坦白一切，讲出自己收了几次劳保手套，拿回上海老家卖钱。当时干部还表扬他。后来武钢发生锅炉爆炸，要为受伤人员植皮，军代表康星火就指示将他枪毙了剥皮，拿去给伤员植皮……敖安秀讲述时，嗓音嘶哑，面色戚戚地，眼神哀哀的，显见得，这个可怜的女人眼泪已哭干了，精神受到极大摧残，身心俱疲，同时，我发觉她叙说的事情缘由与判决书中大相径庭的节点，布告上不是写明，投机倒把被劳教过，释放后，又倒卖了八千双手套，被指控“不思悔改，不堪改造”，以为我听错或者她讲错了，问：什么，什么，你爱人不是劳教释放后又犯新罪，是自己坦白的？敖安秀说，是呀，是他学习时，自己坦白的。唐恒山这时从旁插话，就算不是自己交待，加上这条，也只能劳教三年，他们不总是对申诉的人说，判就判了，言下之意，不管轻重，说一不二，怎么判过多时，又加重处分？……我接腔，不是坦白从宽嘛！陈长根的冤杀很典型，是走资派迫害造反派血淋淋的案例，一定要写出来。敖安秀掩面而泣，呜咽道：就因为他造过反，又遇到锅炉爆炸伤了人，要人皮植皮……大约感激我的同情和义愤，敖安秀邀请我到她家，给我看整个案情的证据材料。

隔了些时，我同恩施梅忠泽等人找到中山大道永康里敖家。永康里正对中山大道，在如今佳丽广场斜对面，是条宽敞的大巷道，两旁排列许多小里弄，如上海弄堂格局，连房子也像上海民居风格。屋子住了好几家，厨房安在天井里。敖安秀带着三女一儿住在一间三十平方的房间里，除大小两张床，另用布帘隔开，布帘内大约是她的“卧室”。室内，一张方桌，几把凳子，不见多少家具。但迎门墙上挂着她的半身照特别显眼：梳起堆云发髻，高领衫镶了孔雀翎饰流苏的花边，她的脸儿掩藏在网球拍里……用现在的话形容，有着超前的时尚，但在当时属于离经叛道了。我们几个小青年不约而同地惊叹：哟，这相照得好！我们的赞美让敖安秀笑了，说，我讲过，谁要帮我丈夫伸了冤，我就嫁给那人！看得出，她是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心直口快的性情，与丈夫感情很深，只要能替他伸冤，什么也可以豁上。我为她执着绝决精神叹口气，暗忖：这不是个人与个人的恩怨情仇啊，面对一个横蛮无理的强大体制，谁有能力对抗，谁又敢对抗？

看过她出示的“材料”，我只能安慰她，我们这次翻过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那天，她要留我们吃饭，我苦笑一下，说要去别处有事儿，婉言谢绝了。她最大女儿不过十八岁，最小儿子只有七八岁，推算起来，陈长根被杀害时，最大的女儿不过十三四岁，儿子只有两三岁，仅从经济负担而言，真难想象，四个嗷嗷待哺的未成年儿女压在她柔弱肩膀上，是怎样走过来的！

第二次到敖家，是1977年春，公安部对我下了两道通缉令，眼见乡下藏匿不了又转回武汉，在“潮流派”朋友家轮换栖身。有天，我在友益街谈起敖家悲惨遭遇，不想，我的新朋友小向夫妇和小张都认识敖安秀，其时，四处在游斗人，四处在抓捕人，四处在枪毙人，弥漫一片“白色”恐怖，我们牵挂大姐安危，决定去看望她。到永康里，瞧见敖家所在里巷人来人往，其中，好多像居委会的大妈，我心里不免疑虑，说，不会有人检举吧？敖大姐安慰道，不要紧，街坊都晓得我的冤屈，很同情。有些人还因为欠我家血债，怕我，不敢来呢。

房间依然像我第一次造访时简洁朴素干净，挂在墙上网球拍遮面的相片，依然像几个月前那么充满希望凝视几个年轻的叛逆者，想起那天我说，“这次我们翻过来可以解决问题的”一句，真不胜世事苍凉之感。

敖大姐办备了丰盛的酒菜款待我们，这让成天惊惶度日的我，感到片刻宁静和温馨，一高兴，竟然喝得有点醉意。我摸着敖大姐儿子的头说，等这孩子长大，我带他去造官官的反，为他父亲报仇。敖大姐摇摇头说，还上那个当！将来让他移民，离开这个可怕的国家！小张听音不对，转个话题，指着她最小的女儿莎莎说，敖大姐将来会享这姑娘的福……

临别，我许诺过些时再来看望大姐，不想，没多久，在芦席街40号为胡珍珠夫妇出卖，锒铛入狱。

25年后的2002年，上百名因“文革”错杀错捕错判者及其家属聚集在朱裁缝朱汉卿家里商议，要向当局“讨说法”。 这天，我第三次见到敖安秀。

虽然年近古稀，岁月的风霜并未打蔫这位坚强的女性，仍然精神矍烁，说话铿锵。见到我，大姐很高兴，说，小王，我告诉你……原来，真让小张说中，她的莎莎去了加拿大，另外两个女儿，一个入了日本籍，一个嫁到香港……只是，陈长根的问题还没解决。我为敖安秀欣慰之余，听到陈长根一案更为悚人听闻的细节：1971年7月，作为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吴炎金、李想玉在讨论刑事犯罪案件时，听军代表汇报，陈长根主要问题是在劳教时，主动交待盗卖过8000双手套，劳教释放后，参加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中收监。当时武钢负责人沈因洛、军代表康星火决定从重打击，判他死刑。武汉警司头头方铭、张昭剑拍板对其枪毙。李想玉是武钢工人，了解情况，激动得站起来抗争：怎么够判死刑？这种标准不是依法办事，而是针对造反派。老保杀那多人，你们判了一个没有？不公平嘛！吴炎金也发言：即使根据法律，充其量判三年徒刑，判死刑实在没依据，说不过去。但不论李、吴如何力争，因为急于减小锅炉爆炸的“影响”，要杀人剥皮，尽管陈长根罪不当死，毕竟有问题，方张还是拍板予以枪毙。吴炎金在《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一书中说，“陈长根是被活活剥皮”的。武钢退休高工周岳来2008年8月2日亲笔写的证词：陈长根的尸体丢进武钢卫校一大锅内熬了几天几夜，由向进凯医生捞出一副骨架，以500元卖给宜昌卫校……

我以前只在小说中看过，德国法西斯将人皮做灯罩手套，日本侵略者剥中国百姓的皮，或用活体做细菌试验，未承想，就在我居住城市里，有人被活活剥皮之后，又将尸体丢进大锅内熬几天几夜，熬化肉身，捞出骨架，拿去卖钱……这等“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手段真令人毛骨悚然！上帝啊，请告诉我，受害者和凶手的灵魂什么时候才能安宁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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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常：惊悚故事集（纪实连载八）

大闹批斗会（惊悚故事之十四）

1968年年底，枣阳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到县一中搞清队。我所在的中学，以党支部书记李树清为首组成清队班子，骨干全是原保守派“革命教工”里人员。

对于这次运动，我思忖，至多打打死老虎，走走过场。所谓六厂二校的经验，我看过。里面说，有个姓马的反革命分子在杯底写上“傻马忍耐”，于是被发现，轻轻点他一下，吓得当场向革命群众下跪，竹筒子倒豆子坦白罪恶……几如儿戏般可笑！另一份材料讲到运动对象跳楼身亡：“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简直毫无人性。推敲样板经验报告，一看就知是“丘八”文风，半通不通，强辞夺理，逻辑混乱。只有在窒息人性的军队中才可能写出这种“奇文”。因而，开会时，我拣些不痛不痒的事儿发言。由于时见即兴幽默，妙语联珠，很让军宣队、贫宣队欣赏。

然而，一天下午，全体教师坐在床铺上开会，李树清端坐山墙边长凳上，小结前段斗争，说：“老虎有卧在火盆上不动的老虎，有一摸就跳的老虎。今天，先打只一摸就跳的猛虎……”我听他拉过门，知道又要揪谁了，万没料到李树清站起身，话锋陡转：“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仁昌揪出来示众！”最初一刻，我以为听错了，甚至怀疑李胖子说错了，眯缝眼打量他。但，李树清振振有词宣布罪状：“王仁昌读大学时思想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读书会’，企图叛国投敌；四清中，迫害共产党员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训练武斗队，毒打革命干部！”李树清宣布完，所有骨干步调一致地喊着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仁昌！”还有人兴奋地叫着：“站起来！”“跪下！”我这才知道，是有预谋的，并且，想以突然袭击方式产生“傻马”效应！内心愤怒几乎要爆炸开来，一个箭步跳到会场中间，指着李树清大骂：“你他妈的放什么屁？莫跟老子摸错胯子！”后一句是纯粹的汉口俚语，意即搞错了，太放肆了，小心点。李树清拿着材料纸趔到墙角边，他大约料定我会拼命。避过锋芒，稳操胜算地冷笑。造反派、音乐教师王存瑞瞠目结舌，平素同我走得近，竟吓得当场呕吐不止；昔日“战友”眼里闪露又惊诧又同情的眼光；原保守派头头、国民党复兴社成员骆思永嘿嘿阴笑。有人乱喊乱叫：“莫要假装镇静，坦白从宽！”“站好！”我轻蔑地扫一眼喊话方向，偏要坐在李树清刚才坐的长板凳上，跷起二郎腿，理直气壮地：“跟老子拿证据出来！”没听见李胖子回答，却有人在后面推搡。我坐不住了，转身看谁推我。后面的人见我转身，吓得连退几步。原来是昔日造反战友赵某。尖嘴佝偻的赵某是上海人，戴付深度眼镜，在一次同保守派学生辩论中受围攻；后又为造反的麻派学生关押，两次都是我奋力救出。看清是赵某，我更加怒不可遏：“你也落井下石？”赵某张皇四顾无言以对之际，我身后又高喊起：“打倒反革命分子王仁昌！”，并且有人义愤填膺地叫着：“太嚣张了！”继而，纷纷起身，捋袖揎拳，仿佛要冲上来。我侧着身子冷眼瞟瞟，像踢足球般用脚把长板凳挑飞半空，板凳凌空划条弧线，吓得那些乡村塾师般书呆子双手抱头，弯着腰躲闪不迭，顿时斯文扫地！

专案组常某摇摇头，捂着鼻子笑了：“我参加大小运动无数，从没见过这种亡命之徒！”眼见会开不下去了，他凑近贫宣队梁有祥队长和军宣队苟班长，耳语一番。于是，两位队长上前和气地同我打招呼。梁队长说：“小王老师，我们先出去谈谈，行吧？”考虑斗争双方只有这样下台，我便点头同意。

在一间小房里，梁队长赞赏我在斗争几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时的发言：“咳，我对李树清说你，简直像小老虎！”苟班长是个老实农村小伙子，笑着说：“昨天我俩还互留地址交朋友呢！”梁队长四十多，眉宇透着英气，很精明的样子。经过几次反复，官官们学乖了，这次运动启用较温和的造反派，梁队长是瞎派里一名造反派，枣阳七方人，生产大队大队长，家里一个老娘，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他相信我是好人。最后劝道：“既是运动，都有接受审查的义务。好的说不坏，坏的说不好。我相信你是清白的。有者改之，无者加勉。在会上再不要闹了，行不行？你应当知道，就你刚才态度，戴你一顶破坏运动的帽子也会吃不消，兜着走的！”祸及灭门的罪名，能“有者改之，无者加勉”么？我固然意气难平，他最后一句劝导让我气馁了，吁口长气，委屈地点点头。

就这样，我被打入牛棚，接受批斗。从此成了“老运动员”，灾难不断。后来才知道，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握十足，“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开始转移斗争矛头。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份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毛泽东在批示中没提“当权派”，而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清了并非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表明打击的重点回到“既定方针”，仍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普通群众。以“清队”为发端和其后的清理5·16、批判极左思潮，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长达八年半。这些运动以原当权派、原保守派为骨干力量，以各地“军管会”、“军宣队”“工宣队”名义进行。运动波及社会各阶层，是无产阶级政权官官对平民叛逆者的空想自由民主行为的一次彻底清算。随着运动的深入，所谓温和派也遭到清算，枣阳瞎派也被网了进去。各地血腥镇压，触目惊心、比比皆是，最为典型的是广西梧州湖南道县的集体大屠杀。有资料揭露，清队运动，全国有三千万人被揪斗，致使五十万人死亡。就湖北而言，在清理5·16、清理北决扬中，全省被批斗120万人，仅武汉即有42万人，逼死逼疯打伤打残30余万人，家破人亡者无计其数。有次，在谢保安家，李承弘回忆文革时，讲，难怪一些经过“延安整风”的干部就是不肯动，他们有经验教训嘛。杨尚昆在论及毛泽东曾说，他这人说话就是反复无常。说到底，在专制体制下，百姓毫无人权，专制者没有把人当人看，仅仅只是作为达到政治经济目的的“工具”加以利用。这便是当代中国悲剧的一切根源。

201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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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白骨，两根皮带（惊悚故事之十四）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在襄阳隆中劳动锻炼，继而到伙牌公社搞“样版田工作组”，这两次经历，让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生存状态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1966年春节刚过，我分配到随县搞大四清。住在随县一中集训。

集训期间，从领导的报告、农民的控诉、典型案例和阅读的材料中，惊诧地了解到，农村里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十分尖锐：队长、会计、保管勾结一起，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任意捆绑吊打群众，强迫命令，鱼肉乡里，通常只算一般问题。逼死人命，打死人，奸污民女也不稀罕。有个大队书记看中一家姑娘，趁男方迎亲时，派人“出工”，在半途抢走新娘，让儿子强奸并霸占了新娘。当男方告到“上面”。得到的答复是，“抢亲”系山区风俗，算不上犯法！

所有这一切，让我想起驻队伙牌时，一位老贫农的感慨：过去，地主最多只能在自家田地上耍性子；如今公社化，大队书记管的地盘比地主大得多，全大队里财产和人都成了他的。真比旧社会的地主还要凶狠威风呀。

当时我很佩服这位老人的睿智，话说得真精辟。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以至几十年都没忘记。在创作《狂飙三部曲》时，特地提到这句话儿。但，按当年阶级斗争观念辨析，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干部，是“懒馋贪占变”的逻辑必然。我只对“问题在干部身上，根子在阶级敌人身上”一说，颇不以为然。据当地许多老人讲，不少干部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完全靠“杀人养命”，用人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农民举证的大量事实，让我省悟，原来有的四不清干部本质即是如此，冠以“蜕化变质”简直在恭维这些家伙了呢！

因此，在我主管的生产队里，四清工作雷厉风行，巧妙地攻破一个个贪污分子的攻守同盟，整肃干部毫不留情。农民称赞我“是块硬柴”。

然而，正因为这样，本人差点遭到四不清干部的暗算。

我们驻点的村落属于大洪山余脉的随县环潭公社勇进大队，这个大队依山傍水，位于五加河两岸，多为叶姓农民。土改时，有三位河北籍工作队员在这里搞过土改。工作队主持镇压了一个姓叶的地主。一天晚饭后，准备处理这地主已满十六岁的大儿子。其时，工作队组长到随县城开会去了，由两个年轻的工作队员带领“贫农团”审问地主的儿子。两个工作队员居中坐在地主家堂屋里，贫农团骨干分列两边持枪站立。年轻的工作队员要地主儿子跪在案桌前，要他承认剥削压迫农民罪行，交待其父隐藏的金银财宝，如若抗拒，将是乃父的下场……一通声色俱厉的训话尚未讲完，背后响起两声枪响，两个工作队员应声倒在血泊里了。

等工作队组长从县城开完会回来，所有涉案人员早不知踪影。这就是震惊全省的“贫农团叛变事件”。十六年来，这桩血案一直是笔糊涂账，连牺牲的两个年轻工作队员的尸体也不知下落。我们进驻后，除开展四清，追查这件旧案也列为重点事项。后查明，连大队书记和副书记也曾参加杀害工作队员的叛变。并且在他俩指认下，从五加河沙滩挖掘出两个河北籍年轻人的尸体，当时，除一堆白骨，两根皮带，连衣服都腐烂了……由此可见当地宗族观念之强，民风何其骠悍。“四清简报”中，不时刊载“四不清”干部“狗急跳墙”，伤害甚至杀死四清工作队员的消息。因而，运动一铺开，工作队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缴封存民兵枪支。每个队员发一支步枪防身。

我驻点的生产队位于全大队最边远的山坳里。“扎根”一座傍山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周边林木茂密，十分幽暗。这家只两口人，一个患了血吸虫病，腿粗如柱的儿子，一个五十余岁的老妈。儿子睡在院落门楼里，老妈睡里屋，我则睡在堂屋里。房屋的“荆墙”紧邻后山梁，从山坡跨步便可跳上屋顶。

有个下午，我到邻队开会，耽搁点时间，队友要留我过夜。我却仗着年轻力壮，枪法好，又略通武功，硬是冒着弥漫的风雪翻山越岭往回赶。不料，刚上一座山梁，瞧见不远处蹲着一头狼。那一刻，可把我吓得不轻。我慌忙将子弹推上膛。然而不敢随便开枪。枪一响，如果不能命中要害，狼会迎着硝烟猛扑过来，甚至嗷叫开，召来狼群……再则，响了枪，惊动方圆几十里，造成混乱，免不了受组织处分。我只得一手挺着剌刀，一手提着枪，注意狼的动静，斜睨眼，提防着，从另一座山头绕道而过。好在，最终我和那畜生两不相扰。当我安全回到住处，里面衣服汗透了，全身乏软，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精神才恢复过来。从此，我更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连睡觉也将枪上膛放在枕头下面。

一天夜里，我睡没多久，忽听见房顶传来异常响声，似乎有猫咪爬动。仔细听听，想想，不像。猫咪脚步轻悄，哪会弄出声音？倒像有人在偷偷地揭瓦。有了这个揣测，我打个激凌，浑身起层鸡皮疙瘩。此前，“四清简报”记述过类似案件：一个四不清干部晚上揭开工作队员住房屋顶，从上面丢把铁锨下去，锋利的锨刃像切塘泥般齐崭崭将那队员头切了下来！

于是，我轻悄悄地从床边摸过三节电的手电筒，又从枕头下摸了枪……就在这时，里间房门开了，房东太婆扒着门框压低嗓音对我说，王同志，你听见没有，房顶上像有人呢！老人的话更加证实我的判断。我坐起来，压低嗓音回答，莫吭声，再听听。说话间，磨过身，伸脚趿上鞋，踅到大门边，将电筒夹在腋下，腾出一只手轻轻拉开门栓。这时，房顶上的瓦又响起来。这次听得格外清楚，绝对不是猫咪，而是有人偷偷揭瓦！我猛地拉开门，一个箭步跳到院落中间，转身对准房顶按亮手电，四处照射。雪亮的灯光里，我虽没看见什么，厉声吼叫道，谁？不许动，老子开枪了！随着灯亮和吼声，房顶上起了一阵杂沓响动，像是有人慌乱逃遁而去。这时，睡在门楼里的粗腿小青年也披衣起床出来，我们一道喊了贫协组长和几个“依靠对象”到屋后山坡察看。影影绰绰的灯光里，除了踩倒的青草和房顶两摞扒乱的黑瓦，并无更多线索和证据。

事后，工作队和贫协小组又反复作了摸排调查和分析，终因缺乏确凿证据，不了了之。这是文革前，我经历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使我难忘的倒不仅仅是那夜的历险。而是伙牌那位老贫农将旧时地主和现实农村干部两相比较的感叹。

在专制制度下，倡导“公有制”，只是一句空口号。缺乏自由民主的公有制最终会变作大大小小专制者横暴的“私有制”。即或有“明君”意图整肃“吏治”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遭到殊死反抗。四清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

四清运动比文革的终始更为复杂。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分析，四清运动的发动，虽然最初取得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高层头头的共识，后来毛和刘又因此而产生严重分歧，以至有“前十条”和“后十条”之争。并且，似乎成为文革的序曲和预演。再则，四清运动中，揭发出的农村和城市里党内“当权派”的问题，的确触目惊心，四清的目的是为平“民怨”。然而，那些“当权派”问题的形成又无不与历来运动，如合作化、公社化、大冒进，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既不好肯定，也不好否定，只好不提为妙。

早期共产党的干部大致是由这几种人组成：1、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2、受列宁斯大林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军人；3、寻找自身出路的社会闲杂人员，如流民、赌徒、土匪、兵痞、流氓等等。

1920-1927年间，共产党的干部以第1种人为主要成份。

1928-1949年间，共产党的干部逐渐以第2、第3种人为主要成份。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基本上是第2、第3种人掌权。嗣后，掌权者自然按照自己理念和秉性，选拔干部。凡稍带人情味即具有“资产阶级人性论”者，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遭到批判和清洗，难以幸存。彭德怀胡耀邦便是典型。

为了政治目的，打开“局面”， 农村中，从土改开始；城市中，从三反五反开始，总是挑选“勇敢分子”，即胆大泼皮、专会耍嘴皮，一味吹牛拍马，哪怕手狠心黑，四体不勤，六亲不认，品德败坏的人，作为“根子”予以“依靠”，推进运动。这些勇敢分子的昧心言行，视为“阶级觉悟高”的表现，运动后期，顺理成章当上各级“官官”。截至提倡干部“三化”，共产党主要以这等标准来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接班人”。诚然，也曾提拔过劳动模范当干部，但这种只知“拼命干活”的人，大多不懂权术，性情谨厚，上位后，并不起主导作用，当当摆设而已。改革开放后，重视学历了，一度有过“民主选举”，由于一党专制，最终又回到“既定方针”。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前的干部喜好整人，改革开放后的干部“闷声发大财”。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0•29 9：51增改

*上期“几个右派的故事”里，“钱氏几兄弟”“钱老五”两句，“田”字笔误为“钱”字，应是“田氏几兄弟”“田老五”。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红色恐怖万岁（惊悚故事之十一）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时，我还在随县担任“见官大一级”的四清工作队员，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让我有种相对的安全感。即便如此，我也为“红色恐怖”震慑了。尽管中共中央要求将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尚未下达，在四清工作队领导下，贫协小组开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行动。这次斗争对象不是“四不清干部”而是地富反坏。除了家常便饭的开会批判，免不了一顿罚跪打骂。有个“地主婆”性子倔强，毒打之余，五花大绑，让人像牵着羊子游乡，游乡似乎还不解恨，贫协成员又拿来一只夜壶绑在嘴上，将夜壶口对着她的嘴加以凌辱。一路上，大队贫协组长不时使劲磕打夜壶，致使陶制的壶口将那女人碰撞得满嘴是血，嘴唇翻肿，尿液、血水和眼泪淋漓流淌，湿透胸襟，惨不忍睹……沿途群众敢怒不敢言。我实在看不下去，悄悄对同队的同学陈信忠（此人后来官至南漳县委宣传部长）讲，这样搞太过份了！陈信忠遂上前制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样才将那女人嘴前的夜壶拿掉。

我不知道，比起愈演愈烈的文革里发生的红色恐怖，这只算“牛刀小试”呢。

在汉正街临近江汉桥地段，有条宽敞的巷子叫万安巷，万安巷隔街对面有条窄小的恒益巷。紧挨恒益巷巷口右边的店铺，名为“梅竹百货商店”。

梅竹百货商店不大，开间只三米多，呈品字形摆开三张玻璃柜，卖点针头线脑之类家用小百货，店后是厨房，楼上住家。这种小商店在汉正街很寻常。

“三大改造”后，梅竹的铺面变作堂屋。堂屋里凌乱地堆放着一些日常家什，屋中间有张方桌子和几把旧靠椅旧条凳，临街的墙壁正中张贴起一张毛泽东肖像。梅竹商店旧日的老板娘在堂屋东边架张单人床睡觉。这样，铺面变成堂屋、饭厅、卧室“三合一”的房间。楼上住着儿孙们。

1966年7、8月之交，北京红卫兵发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刮到武汉，以“革命”干部子女为骨干，组成所谓“红五类”的“官办”红卫兵，到处抄家，到处打人，到处“砸碎”，到处批斗，到处揪人游街，大搞“打砸抢抓抄” ，顿时将三镇搅得天昏地暗，人人自危。十二华里长的汉正街有60%的家庭受到不同名目不同程度的冲击，大兴隆巷里约三十来户人家，被抄家批斗达二十余户。

梅竹百货商店按阶级分析衡量，成份只能算小商，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单干”过，被红卫兵视作“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遭遇格外悲惨。

红卫兵进门就砸碎了摆放商品的玻璃柜，而后，一拔人抄家，一拔人将八十多岁的老板娘剪成“阴阳头”，即一边头发剪光，一边留着。接着，揪起老人的半边头发詈骂不已，喝令她交出金子现洋。老人回答，没有金子现洋。这时，上楼抄家的红卫兵只抄得几包针线卡子，殊觉败兴，说她不老实，猛施一顿拳打脚踢。老人的儿孙见奶奶被打倒在地，想上前扶一把，为首的一个红卫兵喝令“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将他们驱赶到屋角蹲起。

忽然，“革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瞥见墙壁正中的毛泽东肖像从颈部破裂一道口子，“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满怀“革命义愤”，指着肖像裂口，厉声质问，是谁，是谁狗胆包天，怀着刻骨阶级仇恨，竟敢对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如此下毒手，犯下这种滔天罪行？！

其实，在这个红卫兵之前，同伴们早看到肖像的裂口，明白系张贴时间长了，纸张变脆，或因膨胀不匀，或因掸灰时用力不均而使之破损。不以为意。但一经有人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并提出质问，其时又盛行“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的思维模式，以是，所有人不顾事实，装作愤怒地吼叫开来：坦白！是哪个反革命分子，如此胆大妄为！

此前，曾有人因为将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报纸垫在地上坐起而遭到逮捕；有人打扫清洁时，移动毛泽东石膏像，将石膏像的耳朵揪着开玩笑说，您家先让一下，行吧？结果判刑七年。另一次，有人画毛泽东半身像，旁边有人问，他的肚子怎么这大呀？画像者回答，你不晓得他吃的东西多好啊！仅此一问一答，两人都被关进牢里。在肖像颈部“来上一下”，岂不是比上述情形更阴险恶毒？梅竹三代人被这突然加之于身、简直可以灭族的莫须有严重罪名吓呆了。

梅竹的孙女毕竟是中学生，分辩道，是打扫……她的话被革干子弟喝断了，给我住口！早警告过，不许乱说乱动！我们在审问资产阶级老婆娘！

梅竹老板娘颤巍巍地接过孙女话茬，是……是的，是我打……打……

革干子弟狞笑了，打断老人的话，好呀，你打的？你好大狗胆！游斗！

说完，这位革干子弟指挥同伙掰起八十多岁老人的两只胳膊，一阵劈头盖脸的乱打。老人被打得“哎哟哟”连声惨叫。梅竹的儿孙想上前阻挡，被红卫兵一阵拳脚逼回墙角，警告道，老实点！不准乱说乱动！梅竹的孙女急得直用头撞墙，哭喊着，别打我奶奶呀，是我打扫卫生时，不小心弄破的啊！

街上围观的路人看见这等惨状，有的摇头，有的叹气，敢怒不敢言。谁都害怕指为同情阶级敌人，立场不稳，惹火烧身！

将老人作践够了，革干子弟指挥红卫兵架起她游街。老太婆哼声连天，哪里站得住？完全由红卫兵架着拖起走，老人三寸金莲的布鞋也拖掉了。

时值正午，七月里武汉的太阳格外炙人，街面的麻条石晒得滚烫，赤脚一踩，灼得生疼。起初因痛觉反应，老人的小脚还一抽一搐，一动一弹，不一会，眼闭上，耷拉头，听任拖拉推搡，一动不动，连呻吟声也无有了……红卫兵架着梅竹老太婆游到利济路，路人虽然对他们畏惧，眼里却透着愤恨，这伙丧失人性的暴徒终于有点承受不住了，况且，感到累乏了，同时，发觉老太婆似乎死过去，为首的革干子弟扯个由头说，同志们，让老东西回去写交待！

这样，他们又将梅竹老太婆拖曳回，丢在万安巷口，虚张声势地说，不要装死，不写好罪行交待，还要斗！说完，扬长而去。

红卫兵才走几十米，背后传来梅竹儿孙的哭嚎：妈呀！奶奶呀，你死得好惨啊！革干子弟吐泡涎，轻蔑地骂道，资产阶级狗婆娘，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一个年届耄耆的老人就这样，在不到两小时内被残忍地折磨而死。

1972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发配车河农场监督劳动时，认识一位叫钟立畅的北京下放知青，他是工人家庭出身，曾吸收为革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据他讲，1966年6月，学校有位出身不好的老师，因为邮集里收有蒋介石的头像邮票，被抄出，指控成“盼望变天”的证据，遭到批斗。革干子弟的红卫兵头头剥光老师衣服，先用武装带抽打，打得老师动弹不得。然后，命令人捏鼻子，揪耳朵，用水果刀撬开老师嘴巴灌墨汁，墨水在老师喉管里咕咙咕咙作响。咕咙，咕咙，咕咙。红卫兵围着伸长颈脖，怀着好奇，要看他们的老师有什么反应。老师曾声泪俱下给他们讲述日本鬼子给中国人灌辣椒水的悲惨情景。而今，简直是现身说法呢！咕咙声响了好一阵子。一瓶又一瓶墨汁将老师肚子灌得圆鼓鼓的，像吹足气的汽球。革干子弟笑着说，牛鬼蛇神原形毕现，原来是个大癞蛤蟆！说着，他跳到老师肚子上用脚猛踩，当即听得卟地一声，老师嘴里喷出一股带血腥味的墨汁溅污他那崭新的军裤。革干子弟怒火万丈，双脚像蹬自行车般，一阵乱跺，直踩得老师七窍流出红黑的浓稠液体……可怜那位老师当场死于非命。革干子弟瞥见有人摇着头说，太恐怖了。逼上前怒斥那人“阶级立场不坚定”，随后，抓起老师衣服，沾着黑红液体，在墙壁上写了六个大字：红色恐怖万岁！

有文革研究者曾认定，革干子弟在运动初期的所作为是“为保其当权的父辈”，干扰毛泽东战略布署。这话虽说出一些真相，并不全面。

事实是，毫无自由民主的极权专制制度下，“红二代”认为，江山是父辈打下的，就归他们坐，他们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固然，社会上有“贯彻阶级路线”一说，工农子弟并不能同革干子女等量齐观，譬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管革干子女成绩如何糟糕，想上北大就上北大，想上清华就上清华；上山下乡时，他们多半以参军为由逃避了。而工农子女除了虚假的“政治荣誉”，没见有多少实惠的。到头来，只是为“红二代”拎草鞋，供驱使罢了。改革开放后，红二代凭借父辈权势，从心所欲地到英美“留学”镀金，回国来，不是董事长就是总经理，或“世袭”为官，肆意侵占全民资源，如石油，矿藏乃至国有企业，将搜刮的巨额财富转移国外，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从政治的“红色恐怖”变为经济上的“红色恐怖”。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2014•10•30 9：54

http://www.chinesepen.org/magazine/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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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文章亦可见：http://sz1966.blog.hexun.com/76276976_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