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和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不同, 一九七六年他的威望下降到了最低点.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反而提高了邓的威望, 是送给邓的一件政治礼物, 为日后邓的重新上台做了铺垫.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 标志着人们对文革的不满, 更标志着右派势力正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毛泽东对这件事是有所认识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的讲话中说, “另一件事, 你们也知道, 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这件事, 拥护的不多, 反对的不少.” 这话是实事求是的, 说明毛泽东知道时局的严重. 他在政治上处于劣势.
在这种情况下, 他对未来作出了许多预见, 从这些预见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冷静的, 对政治变化的观察是准确的, 依然坚持阶级分析不放松. 只是面对自己的老同志、老战友, 他无能为力改变这一切.
在前面 “最新的历史, 最新的教训” 一节里, 我们已经举了一些事实, 这里再试举几例, 看看毛泽东的预见还是满准确的:
从大局来说, 他估计: “这两件事都未做定, 这份遗产交给下一代, 怎么移交, 和平移交不行, 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 搞不好要血雨腥风”. 这个预见变成了现实. 不知算不算血雨腥风, 反正抓了人, 判了死刑(当然江青、张春桥未杀), 各地都有枪毙的.
对邓小平同志, 他分析说: “他不懂马列, 代表资产阶级. 说是 ‘永不翻案’, 靠不住啊.” 果不然, 翻案了, 而且真 “不懂马列, 代表资产阶级”. 又说: “小平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 不和政治局研究, 在国务院也不商量, 也不报告我, 就那么讲. 还是 ‘白猫、黑猫’ 啊, 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也说准了, 果不然, 一上台, 还是搞 “白猫、黑猫”论. 他还批评说: “小平从不谈心, 人家怕, 不敢和他讲话, 也不听群众的意见, 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1 果不然, “钢铁工厂”的残酷, 莫过于八九年六四, 敢在首都北京开枪杀人, 而他自己就没有一次到群众中去做点工作, 重演文革初期, 毛泽东批评的: “也不到群众去, 要去, 也是派个小官去, 自己不去.” 二十年后, 变本加厉.
评论江青, 也是一语中的. 如前引 “我活着, 人家敷衍你, 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怎么办?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一再说她 “不懂事”. 真是不懂事. 被抓了, 还在那里辩论, 不懂政治. “自比则天武后”, 比不了. 她对主席是忠心耿耿的, 但实际是帮倒忙, 是误国, 人民不原谅她. 作为一家之言, 江青搞戏至少可以有所成就, 不该参予政治. 她自己当然有责任, 但叫她出来, 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 也不合组织纪律.
毛泽东最深刻的预见还是关于反攻倒算的见解. 他是不赞成让步政策论的, 认为在大的阶级斗争过后, 哪里有让步政策, 只有反攻倒算. 在阶级斗争中, 局部的暂时的 “让步”是有的, 那是策略. 统治阶级政策的调整更是经常的, 那是最为有利的政治措施. 但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展开后的一般规律来说, 是谈不上让步政策的, 尤其近代的历史事实, 的确是每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过后, 出现的主要是反攻倒算. 当然这是学术问题. 有也罢, 无也罢, 小心反攻倒算, 是第一重要的.
文革后的历史, 却不再是学术讨论, 而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反攻倒算.
毛泽东刚刚去世, 王震这些人, 就违背党的纪律, 私下串连, 预谋搞政变. 毛泽东只是把领导权勉强交给了华国锋, 但是没有把政治形势的险恶和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 交待给华国锋. 对政治局也没有就后事做具体交待. 华国锋这个人, 缺乏领袖的水平、能力和品德, 看似老实, 实不老实, 有个人野心. 那个 “你办事、我放心”, 明明是对他汇报川、黔两省批邓不深入, 拟将两省造反派叫到北京集中搞批邓的回答. 而他却不说出为什么有这六个字, 故意给人一个印象, 这是对他的总体评价. 其实, 办事就是办事, 有啥大不了的. 但在那种对主席神话的情况下, 有这六个字, 也是一个政治资本. 而正是这种野心被利用, 在叶剑英等人的谋划下, 在关键人物汪东兴的协助下, 政变成功. 抓起了四人帮. 接着抓起了上海的领导人. 然后在全国范围里进行反攻倒算.
这段历史, 尚没有人实事求是地写出来. 一是执政者不允许, 一是有几多文人敢于冒这个险, 真正直笔书史? 这段历史, 只有留待后人. 我希望有更多的私人写的文革史留给后人. 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者, 趁还活着, 抓紧写回忆录. 给后代子孙以真实的历史资料, 让他们去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 别让谎言欺骗了他们.
反攻倒算的对象, 当然就是造反派和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 所谓清查三种人, 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席卷全国. “三种人” 这个帽子, 就是陈云同志发明的, 这是毫无法律依据、政策依据的迫害人的帽子. 暴露了陈云同志的右派本质. 他对赵紫阳、对六四的凶狠, 是不亚于邓小平的. 本来, 作为清算全面内战, 真要实事求是地算, 谁犯了法, 谁是罪有应得. 但反攻倒算, 是不讲理的. 谓予不信, 后人看档案就是了. 其实大的环节就是现在也是一看就清楚. 从1976年至1977年, 不知又制造了多少冤案, 不知又有多少替死鬼、冤死鬼. 至于那些在各级党委、各级军委操纵下的真正的 “打、砸、抢” 份子, 杀人放火份子, 不仅已经保护起来, 有的早已升了大官.
那段时间, 全国到处效法北京, 开批判大会, 公审大会, 枪毙造反派头头. 实在无法枪毙的, 都判处十几年以上的徒刑. 倒霉的五大领袖, 前边已经被毛泽东抛弃了, 已经受了处理, 现在全部重新来, 再判十几年的徒刑. 蒯大富像个小丑一样, 指手划脚, 在法庭上揭发张春桥同志, 好象他不是犯人, 还是当年的学生领袖, 写下了自己耻辱的一页.
在山东, 文革后期, 白如冰是跟中央很紧的. 四人帮一垮, 京沪鲁辽, 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地盘.
山东的造反派早已下台, 被中央抬出的张延成, 虽说是中央委员, 但运动初期不过是潍坊柴油机厂的工人造反派头头, 在山东的文革史上, 无甚作为, 曾经奉命带领省委工作组进驻山东大学去搞 “批项运动”, 但这决不是罪恶.
当时, 大家都觉得白如冰危险. 白如冰为了表示自己已经站到新的政权这一边了, 也要有所表现, 于是, 从早已下台的省级的老的造反派头头中, 抓起几个. 外省都在枪毙人, 山东也要杀啊, 杀谁, 只好拿当年文攻武卫的头头孟庆芝开刀. 据陪绑的济南铁路局的造反派头头孟宪奇同志事后对我说, 就在判刑的那天, 犯人已被集中起来, 蹲在墙边, 准备参加公审大会. 他问孟庆芝, 今天怎么样?孟还说, 不至于死刑吧. 或许是阿Q精神, 或许是真以为自己不够死罪, 更可能是不懂老同志手里的 “无产阶级专政” 的特殊意义. 等待他的实际是立即执行, 枪毙. 其余的一些头头, 或等下一批, 或判死缓. 幸好全国形势没再发展, 不然有几位朋友, 近年也就无法见面了.
斗争的方式, 还是挂牌子, 喷气式. 泰安山东农学院的国恕连同志, 不低头, 就打昏在台上. 最后也判死缓. 活下来了, 出来了, 我们会面, 他还是谈当年在北京参加解决山东问题的会议, 周总理夸奖他会说顺口溜, 云云. 在狱中, 还搞什么发明创造, 就好象开公司一样轻松.
我的老师朱永嘉、王知常同志是罗思鼎最初的五人成员(金冲及、朱维铮老师幸免), 也判了十五年左右的徒刑. 朱老师告诉我, 在狱中, 一天二十四小时, 开着雪亮的灯泡照着你, 夜里睡觉只好用一块毛巾遮在眼上, 不愧是邓小平的 “无产阶级专政”, 但要加 “法西斯” 三个字. “梁效” 的范达人同志, 则被万人大会公审后, 送进监狱, 好在没判刑, 使我们有机会日后一道搞了点教材编写的合作. 打球的、唱歌的、跳舞的, 全没跑. 庄则栋同志上吊自杀, 断了绳, 留了一条命, 使日后小平的孙子还可以跟他学打球(小平同志的住处离他任教的少年宫很近). 这些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仅有的, 主席叫这些奴隶们造反干嘛, 害了他们. 说也怪, 就是今天, 我见了这些从监狱里出来的老朋友, 没有一个埋怨毛主席的, 还是那么尊敬毛主席, 有的练书法, 竟也写一手毛体. 而对邓大人则大不敬, 幸亏这些人已经老了, 不然还是颠覆的种子. 枪毙算了, 叶帅说得好, 除恶务尽, 可惜不尽, 春风吹又生呢! 这就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 毛泽东说: 小官、学生、工农兵, 不赞成大人物压他们, 一万年以后, 他们也要革命呢. 看来, 造反自有后来人.
这些人, 错误可能是有的, 武斗中或其它的事件中, 有死人, 他们应负领导责任, 但直接致死人命的已经处理, 再枪毙他们或判死缓, 是毫无道理的, 更何况当时还有已经结合的干部和军代表, 要算责任, 大家都有份. 但实际是不讲道理了. 如果说有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反攻倒算的道理, 要出气, 要报复. 谁让他们跟着主席曾经让老同志狼狈过呢.
文革的事实是, 自68年至69年全国除了上海以外, 造反派基本上已不处在掌权的地位. 随后, 在 “一打三反”, 抓 “五一六”, 清理阶级队伍, 等所谓 “伟大部署” 中, 造反派和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 一轮又一轮地捱整, 死人的事, 太多了. 直到最后的清查, 还在死人, 而整人的办法, 依然是违法的一套. 运动初, 还没有造反派的时侯, 全国抛出了多少所谓反动权威,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那可都是在省委、高校党委领导下干的, 那时打人、致死人命的人的罪责, 追究了吗?没有.
已经出版的有些文革史, 完全是颠倒历史, 无非是为官方的调子做注脚, 和过去的影射史学, 没有差别. 像我们复旦大学的陈传纲副校长, 老同志, 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 可是, 运动初, 被上海市教委党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扬西光同志这位五七年在复旦打右派的英雄抛了出来, 六月即自杀. 文革后, 平反昭雪, 开追悼会, 杨还送花圈, 被陈夫人(运动初是上海外语学院党委书记)丢了出来. 应该(当然, 扬西光同志后来也遭到残酷地批判、斗争). 这种情况在运动初, 在全国, 太普遍了, 一看当时的报纸, 一清二楚. 这个账算不到造反派头上.
趁文革混乱, 动手打人, 犯法的人, 的确都应该制裁, 可惜, 事情不是这样. 遇罗克同志、李九莲同志是那样被残酷折磨后枪毙的, 残酷迫害张志新同志的犯罪人员无一个接受法律制裁, 却出于政治需要, 拿了个主席的侄儿、烈士的儿子毛远新同志判刑出气, 小平、陈云等老同志也太狠了吧. 运动初期, 在北京, 在各地, 打人, 甚至致死人命的, 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他们本来就是享受特权的. 不允许的只是贱民的造反, 杀一儆百, 杜绝后患.
文革中的抓五一六份子, 是全国范围里的第一次对造反派的清算, 随后, 经过一些反复, 造反派想重新走向政治舞台, 中央也有一些不成功的部署. 就是到了最后, 毛泽东还说, “不要轻视老同志, 我是最老的, 老同志还是有用处.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不要动不动就 ‘滚’. 有时他们犯错误, 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 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1 毛泽东想让大家在他的路线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话语之中, 已经不是六六年的口气了, 有一点请求老同志宽容的味道. 但是, 老同志连毛泽东都不能原谅, 更何况整个造反派. 陈云就代表了这种势不两立的情绪. 这是贯串整个文革的矛盾, 是无法调和的.
所以, 文革的损失, 本来主要应该是毛泽东负责任, 共产党负责任. 而且一般来说, 除林彪叛逃, 是犯法的事情, 应该以法论罪外. 其它的问题, 都是政治问题, 应该以政治方式去处理. 但到最后却滥用法律的形式去处理, 这是迫害, 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最终会做出结论.
真正犯法的, 打人、折磨人的, 致死人命的, 并没有受到处理, 更没有绳之以法, 照样升官、提拔, 不说别的, 那么多专案组, 其成员哪一个受到多少一点的审查?而他们常常是逼死人的直接的凶手. 例如翦老之死. 本来毛主席都讲了话了, 翦老听后也感到有了希望, 可是专案组谈过就自杀了, 而且是和夫人一道, 这么明显的迫害, 清查了吗?c向全国人民交待了吗?这种冤案太多了, 打手也太多了. 他们表面似乎是跟党走, 实际是跟错误路线走, 跟封建专制一套走. 如果他们讲坚持 “社会主义”, 那肯定是坚持封建性的、法西斯的 “社会主义”, 那我们宁愿走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之路, 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要杀人, 还有个手续, 更何况现在他们大多已取消了死刑呢. 所以, 毛泽东说党变修会 “变成法西斯党”, 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文革出现的问题和灾难, 本来更应该看到和总结教训的, 是我们的制度的弊端, 应该在制度的改革上多研究、多用气力, 不应该在出气、倒算上下功夫, 但是, 这是不可能的. 反攻倒算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改革留待后人.
我们在前面批评了文革在做法上的错误, 但是, 十分明显, 在反攻倒算的过程中, 仍然使用的是和文革一样的错误的作法, 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文革初期就想抓右派, 但没想到毛泽东这一次是义无反顾, 抓右派落了空, 反而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 这个账是一定要算的. 毛泽东希望的 “高抬贵手”, 成了空话. 所以在全国范围里展开了反攻倒算, 这部沉重的血污的历史, 留待后人研究, 好在最后都不是戴帽子, 而是进监狱, 判刑. 将来只要看看那些判刑的卷宗, 就可以明白我今天对大的线索的分析是正确的, 也让后人知道, 在当时就有我这样的看法.
我这里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就关于 “四人帮” 的处理问题说点实事求是的公道话. 我认为, 第一, 华国锋、叶剑英等搞政变本身就是犯法. 两、三个常委背着其它常委, 动用警卫部队, 抓了四个常委, 这既不合党规, 也不合国法, 是犯法的. 第二, 将他们判刑, 是政治的需要, 不合法律程序.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 执政者为什么不敢向全国人民转播实况. 当时, 张春桥同志表示了, 如果向全国人民实况转播, 他讲话, 否则不讲. 执政者是没有勇气向全国人民转播的. 就是江青的申辩, 也从来没有向全国人民公开. 这是做贼心虚. 一开始说江青是叛徒, 张春桥是特务, 后来怎么不说了? 还是那一套, 歪曲历史, 搞诬陷. 就是判刑, 哪一条真正够量刑的标准呢?本来是党内政治斗争, 按党内政治斗争处理就够了, 但气出不够, 非要把他们推上断头台, 但又不敢杀.
有人会说, “四人帮” 错误严重, 但错误和犯罪不是一码事. 谁没有错误, 文革的错误, 主要应该毛主席负. 要说罪责, 他最大. 要判死刑, 他是第一个. 这才光明正大.
有人会说, 你为 “四人帮” 翻案. 我看, “四人帮” 的提法, 是毛泽东在党内对他们的批评, 对不对都是党内的事, 不是罪名. 对他们判刑, 显然是不合法的. 那些罪名是站不住脚的.
最可惜的是对张春桥同志的摧残. 他是有精神准备的, 是准备献身的. 对个人来说, 这种牢狱之灾就是牺牲, 他也的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但对我们党、我们国家, 是一个损失. 他是在当时跟着毛泽东的领导人中间, 唯一一个在理论上比较好的人, 是真正接受毛泽东思想的人. 本来, 可以通过党内斗争的形式, 互有补充, 也许更可以有利于路线的端正.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 阶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是无法调和的. 张春桥同志只能扮演一个在反官僚特权斗争中失败的英雄的角色. 后人会对他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 他在狱中所表现的信念的坚定, 对毛主席的忠诚, 对人民命运的关切, 对未来的充满信心, 必将受到后人的尊敬, 并会在中华民族英雄的行列中给予崇高的地位.
对于这段十分清楚、十分简单的历史, 很遗憾, 在这样一个大国, 有这么多人口, 除了都会跟着说, 竟然没有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历史学家们, 整天讲直笔书史, 可是直到今天, 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放下私心, 就对 “四人帮” 的错误处理方式表示一点意见, 就对造反派的处理方式表示一点意见. 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诺大民族, 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 可悲! 文革中不知开了多少万人批判大会, 不知有多少无辜的老同志、老学者被残酷地批斗、污辱, 可是当时有几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而又有多少人像看热闹一样, 看着这悲惨闹剧的发生?! 这使人想到了鲁迅在《药》中所深刻讽刺的落后的中国国民性. 多了残忍, 少了良心, 多了麻木, 少了觉悟. 遗憾地是, 直到今天.
对 “四人帮” 的错误处理方式, 是共产党执政过程中一直使用的、成了传统的错误作法的延续, 是一个至今甚至还没有认识清楚的问题. 这种你死我活的目无法纪的斗争形式的完全避免, 只有一条, 就是靠民主制度. 谁也不能靠情绪, 靠自己的权力, 去伤害别人. 一切是否能够行得通, 得拿到民主程序上来. 通得过, 你可以出口气, 通不过, 你气死也没用. 这就是制度制约人, 而不再是人去治人.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 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 才能和这种随便草菅人命的作法划清界线, 我们似乎还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一个对民主没有迫切要求的民族是不会获得民主的, 所以, 还要为此奋斗. 但是, 这是必须做到的, 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是最可靠的对人民、对所有人的保护手段.
节选自《论毛泽东历史思想 兼为阶级斗争理论正名》项观奇著 200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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