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良：斯特朗沉痛反“文革”（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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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朗与“文革”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是美国的一位进
步作家与记者，1925年起多次访华，1946年毛泽东曾向她
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1958年后在中国
定居，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的国际友人。《炎黄
春秋》今年第四期刊登武际良的文章《斯特朗沉痛反“文
革”》，现摘登如下——
    1966年，中国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斯
特朗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赖，她在《中国通讯》中，用
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 她向国外的读者解释
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
立新世界的梦想”。
    但是，到了秋天，斯特朗对“文革”的态度谨慎了，
斯特朗看到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批斗老师，她称这是运
动中“最具有混乱性的特点”，看到“和平大院”里的花
匠师不再修整花园，盛开的鲜花凋零了，她怅然若失。当
有人对她说，毛主席认为养花丧志，她生气地说：“果真
如此!那么毛主席要吸烟，我可不打算吸烟。 ”她满怀怒
火地写了一封信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领导人
廖承志，没有回音。接着，她又给其他的中国朋友写信，
表示她对这场运动的忧虑。中国朋友只是劝慰她说，“新
生的婴儿总会有幼稚举动，你不能因此就把她扔掉”。斯
特朗写了一篇批评“文革”的长文，准备寄给《卫报》，
并征求几位中国朋友的意见，他们都不赞成在国外发表这
篇文章，她只好作罢。
    斯特朗日夜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文革”运动，从她的
老朋友陆定一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到国家主席
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一批老共产党员、老干部—
—她在延安时的老相识，被打倒，更加使她坐卧不宁了。
    1968年10月，当刘少奇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
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消息传来时，斯特朗写道：“
昨晚我一直呆坐到大约凌晨一点钟。我在书桌前稳坐不动，
除了思考着其他问题以外，还想到我在中国再也没有安全
感了，想到我那么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奇妙感受……已为混
乱不安的感觉所代替……”
    对于大搞个人崇拜，斯特朗秉笔直书说：“从人们熟
知的毛的一切言行来看，他是赞成不同意见互相争鸣的。
但是，中国现在逐渐把他神化了……这种崇拜狂会把我看
成持异端的异教徒，因此使我心绪不宁，甚至失去了安全
感。”
    随着“文革”大动乱的越演越烈，已是耄耋之年的斯
特朗，精神越来越不痛快，她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69
年1月，斯特朗去南方过冬时， 她期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
写作她的自传。
    6月份，斯特朗的一个侄孙约翰·斯特朗， 要到东南
亚旅游，打算到中国来访问，看望她这个久别的老姑母。
斯特朗为约翰获准访华，连续申请达5个月之久， 而有关
部门却一直不予答复，气得斯特朗说，“中国人都有一种
我们西方人不能理解或不大喜爱的习惯，他们从来不说不
办”，还说，“中国一贯被认为是善于区分美帝国主义和
美国人民的，我属于美国人民，我的侄辈也是，我打算始
终这样。”11月2日，她被唐明照告知， 约翰不能获准访
华了。斯特朗大为生气。她打算到金边去会见侄子，然后
返回美国。她写信给唐明照说：“这是因为我不愿意留在
像今日中国这样难以捉摸的国度里。它拒绝承认我的任何
美国亲属和朋友，而我想在去世前能看到他们当中的某些
人。我不像主席那样年轻，也不像他那么乐观。我并不指
望活着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末日。因此，我最好能回美国贡
献出我还有的微薄力量，在那美帝还起作用的唯一一块土
地上，从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点滴斗争……如果我能活得
更长，我很可能乐意重返中国。
    斯特朗的侄孙约翰在国外拍电报给她，希望能在柬埔
寨会见。1969年12月，斯特朗写信给周恩来说：“请原谅
我纯粹为私事而侵占您的时间。以往我曾多次麻烦您帮助
我解决个人处境问题。而今，我不晓得我还能找其他什么
人。”但周恩来未能作出答复。
    1970年，斯特朗的病情迅速恶化。她既拒绝吃药，又
拒绝住医院。到了3月，连呼吸也吃力了， 她被送进协和
医院(当时被改名“反帝医院”)治疗。许多中外朋友来看
望她，劝她进食和静脉注射营养剂，她拒绝了。医生劝她
不要同探望者说话，她就生气。她的老朋友马海德博士也
告诫她不要多讲话。她说：“我不打算让‘医生专政’代
替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周恩来来到斯特朗的床前，轻柔地握住她那枯
枝般的手，耐心地劝导她吃饭、服药。斯特朗看着周恩来
那温和的脸，点了点头。周恩来又俯下身，微笑着对她说，
“为了我们，为了全世界，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周
恩来这段话，是重复了23年前，在延安将撤退时，动员斯
特朗离开延安，回到美国去的那些话。
    周恩来离开病房后，立即到医院的接待室会见一直等
在那里的柯弗兰。柯弗兰是斯特朗在中国结识的朋友，她
一直十分信赖他。周恩来问他是否知道斯特朗的侄孙约翰
现在何处，并指示唐明照说：“请他马上到北京来。”唐
明照和柯弗兰立即发出电报请约翰速飞香港与中国旅行社
联系飞北京。
    周恩来探视后，斯特朗遵从医嘱接受治疗和进食，尽
管她吃一点东西需要一个多小时。她精神好了一些，对柯
弗兰夫妇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像过去多年那样。她催
促柯弗兰把最近的国内外消息告诉她，她惦念着《中国通
讯》第70期的撰写出版。
    1970年3月29日下午7时，斯特朗的病情突变。她令人
惊讶地一鼓劲儿从病床上坐了起来，缓慢而坚定地环视病
房四周的医护人员，用十分清晰的英语说了一句：“这可
能吗?”然后就瘫倒在床上，不一会儿， 她的心脏停止了
跳动。周恩来要求医生们尽一切可能挽救斯特朗的生命，
等待她的侄孙到来。深夜11点钟，医生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说，经诊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去世了，这一天正是
基督教的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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