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父亲的革命江湖（上、下）

yangharrylg

父亲的革命江湖(上)
刘水
共产党是父亲的教父。

本文试图廓清父辈是怎样被共产制度愚弄，这是我对父辈的义务。

——题记



父亲刘彦虎，1924年11月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萧咀乡湾子村。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之后，这里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1942年，18岁的父亲参加八路军，东渡黄河在山西前线抗击日军；国共内战期间，参加延安保卫战和解放太原、西安和兰州的战役；1949年加入中共；1952年在西北军区司令部（现兰州军区）后勤部任助理员，后在兵役局（现武装部）服役；1955年被授予中尉军衔；1958年共军大裁军，父亲转业在地方政府、粮食部门工作；1970年代初始，全家下放西北农村十年；1986年父亲离休；2009年父亲遭遇暴力拆迁，险丧性命；2012年父亲88岁。

一

爷爷早逝留下的几亩薄田不足以养家糊口，父亲打小就干农活、打短工，没有上过一天学。1942年的一天，父亲在萧咀乡赶集，正逢八路军招兵买马，声称有饭吃有衣穿，于是父亲瞒着家人参加八路军。而他参加的中共部队，并不属于国共抗战国军序列第八路军的三个正规师，而是共军的独立部队。父亲像一粒沙子，糊里糊涂被吸纳进革命潮流，这一年他18岁。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感谢日本人的进入，我们才有机会扩张势力。这就明确了中共所谓革命的目标就为夺权，无关于民族独立和国土完整。费正清指出：“（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些当然都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藉以在举国抗战的崭新形势下趁机扩张中共的势力。”（《美国与中国》第四版，2001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下同。P272）

吃饱肚子，是父亲那代人参加共产革命的直接动机，而中共也正是以此蛊惑并动员底层民众加入革命队伍。那个年代个人选择极度狭窄，革命成为一种无法拒绝的流行病，不惜以身家性命下赌注。夺权成功即为胜利者，个人服从党的指挥然后得到益处。而这个党当初的所谓平等、自由、尊严等革命口号，成为革命动员的手段，而不是其目标。这其实跟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利用妖术和邪教动员社会，手段是一致的，只不过共产党人拿来西方自由与民主标签，用以蒙骗社会大众。我们必须指明，共产党人仅把自由与民主当作口号来喊，而在制度层面并未有符合人性文明的设计，并且钳制、剥夺公民自由与权利有甚于它所反对并推翻的国民党政府。他们将民主抽象为党内民主。所谓党内民主，那不叫民主，而是政党利益共同体服从个人权力意志的表决；人民始终是被权力奴役的对象，而不是分享并主宰权力的主体。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反动。民主是国家“主权归民”、人民通过全民投票让渡部分权力组建政府而实施多数人统治，并尊重少数人利益的制度安排。

父亲与他的战友，在蛮荒的黄土高原驰骋。他们常以炒面果腹（用小麦黄豆等炒熟、磨粉，用水搅拌成糊状而食）。即使到“抗美援朝”，志愿军也是以炒面作为军粮。父亲说，战争期间随时会断粮，饿肚子是常事。

国民政府非经全民选举产生，同样没有权力来源合法性，因此共产党的造反和革命便被赋予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共产党造反的唯一目标就是夺权，只要能夺得权力，哪怕血流成河，任何手段都被虚构为崇高的革命意义。幸存者成为权力统治者或维持权力运转的无数螺丝钉，然后权力变成维稳控制、贪腐自肥和阶级斗争互害机制，并伴随着领袖独裁，与当初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员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个人自由、政治权利和个人私产被限制和剥夺，所谓民主协商机制、人民当家作主都成为空头支票。

八路军地方部队与国军制造摩擦，专干抢占地盘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区”的绿林营生。国军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决战，部分在黄河以东抗击日军西进，捍卫国土；共军以实力和地盘最大化作为抗战目标，当然也有小规模的游击抗日。这个时期，父亲所在的部队，在陕甘宁边区西南边缘的游击地带，与“西北王”马家军展开拉锯战。国共红白两区，在此犬牙交错。

父亲偶尔会给我们讲故事。在庆城县赤城争夺战中，他们一股八路军被马家军骑兵包围在城墙围子里。马家军骑着高头大马，挥舞大刀，轮番冲击。八路军不支，突围出城。父亲扛着掷弹筒奉命在后掩护。等打光炮弹，从城墙上翻跳下来，马家军骑兵已从西门旋风般冲进城墙。背后马蹄哒哒，杀声震天，眼看大刀就要落在头上，父亲侧身用掷弹筒架住砍刀，就势滚落黄土沟，才留下性命。

文革期间，我家下放农村，发配在赤城公社白马大队。大队部与公社所在地相距20里，一条黄土公路南北相连。我等代表所在的白马初级中学，参加全公社学生田径运动会，步行到公社所在地。赤城中学设在原来的城墙内，师生就住在城墙上挖出来的一孔孔窑洞里。我的兄姐都曾在这所中学住校就读，运动会假此举办。我好奇地独自跑去瞻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城墙坍塌，荒草萋萋，已无任何战争遗迹。父亲也曾短暂在赤城粮管所工作，我家仍借住在白马大队老乡的窑洞里。我清晰地记得，父亲调回白马粮管所那天，一位老乡赶着毛驴车将父亲和行李送回。

二

中共军队固然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但军粮和军服摊派，让贫困的西北老百姓不堪重负。部队下达每户的军鞋任务，老百姓根本没布料完成，于是用玉米棒包皮填充鞋底做鞋充数。这种鞋子很快就会破损，父亲与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取下绑腿裹脚，几乎赤脚在雪地里行军作战。

黄仁宇分析蒋败毛胜原因：蒋介石仅完成作为独立国家的高层军政权力架构，广阔的乡村仍被地方军阀割据，严格讲蒋介石并未统一中国；毛泽东通过土地革命，收买工农，及时完成基层权力建设，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得政权。汉纳·阿伦特将社会主义斯大林与纳粹希特勒等同，她使用“共产极权”描述全球共产社会主义实践的残暴与独裁。中共取得基层政权，正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暴力手段，切断乡村自治和乡绅耕读传家的自然人文格局。中共取胜还在于竖起共产主义乌托邦天梯，自己踩在土地上，以美好的未来做诱惑，将人等同于低等动物驱使、将人体能量发挥到极致，让人们攀爬上毫无尽头的虚幻天梯，然后数百万、成千万地献身死亡，最后换来的却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一旦邪恶思想与战争结合，人类将万劫不复。

中共早期承诺“耕者有其田”，动员民众夺取政权，极有可能在“耕者无其田”、“居者无其屋”的谎言中结束统治——中国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城市居民商品房只有建筑所有权却无楼下土地所有权。所谓宪法权利“主权归民”实质是“主权归政府”。这不仅违宪、违背民意，而且触犯天条。实际上中共自1927年南昌和秋收起义之后，朱德与毛泽东建立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也就预示着中共作为小农意识浓厚的组织，对土地和财富天然具有侵占欲，颇得历朝农民起义的真传。

“朱毛”在井冈山踞险称王，尽管出于生存需要，但靠武装暴力收编地方武装，打破了当地原有社会秩序；后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排挤、迫害建立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如出一辙。费正清评价：“毛在那里（井冈山）集结了叛乱力量的源泉即人力和粮食。”、“红军作为政党的阶级队伍，（在苏维埃政权）尤其享有特权。为了确立政治控制，他们既采取古老的农民起义方式，又以阶级斗争名义，用暴力重新分配了土地。”（《美国与中国》，P268、269）。中共建政后，将私人土地和住房全部收归国有（实为政府所有）。近年遍布城乡的暴征血拆，同样都是对土地与财富的贪婪掠夺和疯狂占有，近乎于公开抢劫，这在暴政逻辑上前后是一致的。

当需要普通工农打江山时，中共跟工农站在一起，化身为工农的一分子；当夺权成功，工农便被抛弃，曾经承诺的自由和土地等统统反悔；曾经承诺解放全人类，结果首先通过频密的政治运动将自己的同志抛弃和消灭。革命的过程，不光血腥暴力，而且贯穿着等级制度。那些居于权势金字塔顶者，被认为是最为可靠和忠诚的同志，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自授权位，同时享有婚配的性特权。性混乱，多婚，子女被送往苏联避难并接受良好教育。中共高层的性特权，不仅表现在对中低层官兵实行禁欲主义，而且映射出封建特权阶层的男权思维，这跟后来他们建立的共和国靠暴力实行人治，一脉相承。在夺权时，许诺民主，夺权后，实行专制，这是共产极权的最大特色之一。

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个人才智，在杀戮——夺权——统治——权力倾轧的敌我不安全感中虚耗，而不是造福国家、服务社会、保障民权。用权利制约权力，将统治者关进笼子驯服，今日的台湾就是如此，中国大陆一定也有这一天。

普通工农卖命者，没有这种特权，死后连名字都不会留下。没有比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冷血的革命记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生命成就虚假的集体记忆，少数中共高级官员对应着数百万死亡的无名集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践踏着无数同志的尸体，登上天安门城楼，竟然舍不得记载那些倒下的同志姓名，并在夺权后抚恤他们的亲属。不仅不会抚恤死者，反而把那些幸存战友，通过政治运动一个个消灭。

中共党旗确实是血染的，不仅有同志的鲜血，而且还有被称为敌人的人的鲜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中共迷信暴力最为赤裸裸的证词和实践。

三

1942年，父亲随部队东渡黄河，赴山西临汾前线抗战。八路军此举是战略警戒，以确保陕北延安根据地东翼安全，也不乏觊觎阎锡山地盘。在惨烈的临汾城守卫战中，父亲腿部负伤。国共惨败，八路军退却。当时中共在临汾附近设有一所抗日军政大学，父亲就此边疗伤边识字脱盲。他们露天席地而坐，手拿小树枝，在地上写字识数。1950年代，父亲先后在西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和甘肃财经学院受训，学习初级文化和财经知识。

在我童年记忆里，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家中有个暗红色、镶玻璃双门书架，高高矗立在一台三屉桌子上。书架里摆放着用黄色牛皮纸包皮的全套马恩列毛全集、毛主席语录、《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怎么办》、《新华字典》、医书《汤头歌》、《解放战争回忆录》、《解放兰州》、《刘志丹》等一排书；即使在1970年代下放农村期间，父亲靠72.5元月工资独自负担全家七口人生活的情形下，还自费订阅了《解放军报》。父亲在藏书书页上留有划线和心得，年代久远字体很难看清楚。父亲的藏书，我小时候大多看不懂，乱翻一气，加上兄长的一箱小人书画本，都是我最早享有的课外读物。父亲写的字独成一格，我数次坐牢，狱警审查来信，皆因不认识父亲写的字，都例外交给我。

在半文盲的国家闹革命，这也是中共能够采用肤浅口号成功动员社会的主要因素。只要给予社会底层百姓看得见的利益，他们就会踊跃参加和支持革命。但当夺得政权后，前三十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清算工农、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然后清洗军政高层，最后发动文革让人民自相残杀。

国共内战，无关乎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两支党军为争夺统治权力在广袤的土地上厮杀四年（加上新疆和西藏等，实际上不止四年）。数亿中国老百姓被裹挟进去，内战遗祸于这片国土上每个普通老百姓。

家中有一只军队配发给父亲的棕色牛皮箱，精致考究，里面保留着父亲的全部军人家当：三枚军功章，内衬钢圈的大沿帽，牛皮武装带，红边银星肩章，红绒领章，八一帽徽，一套夏军服，一件军大衣，一双圆头高帮黑色牛皮鞋；十几颗铮亮的手枪、步枪和机枪铜壳子弹，其中有几颗日军三八大盖步枪子弹；皮箱上盖绸套里，插着父亲的许多军旅照片、荣誉证书和军人通行证等；几大册解放初期军内印制发行的精美彩色《解放军画报》，里面记载四年国共内战共军毙伤和俘虏国军资料，以及缴获的各式武器弹药统计数据，没有记载共军伤亡人数。

牛皮箱装在一口大木头箱子里，母亲有时会把它拿出来在太阳下晾晒。我上幼儿园放学回家，从皮箱里翻出照片问母亲“这是谁”，招来母亲一顿臭骂。读小学时，排练舞蹈《我参加了解放军穿上了绿军装》，母亲把兄长的红卫兵旧绿军装改小给我穿上，父亲拿出他当年的帽徽领章给我缝上。但是，这些帽徽领章跟1970年代解放军军服太大不同，因此，同学们都喊我“国民党”。后来，帽徽和领章被我玩丢了。兄长上高中、插队时，把父亲的军大衣、皮鞋、上衣都拿去穿了，很是风光了一阵。剩下一条黄色棉质军裤，我上高中时穿着，皱皱巴巴。我考上大学，父亲把皮箱奖励给我，陪了我几年。1989年， 兄长探监时顺便把存放在学校的皮箱拎回家，又交回给父亲。父亲留存在皮箱里的子弹，我在读初中时偷偷翻找出来，用钳子轻轻旋出弹头，把弹壳内的黑色火药收集起来，掺杂石子铁钉，再灌进大的步枪空弹壳，最后在弹壳屁股上接上鞭炮捻子，安放在水泥地上，对准一大群飞来飞去觅食的麻雀轰炸。

父亲的军旅照片大多都是1955年授衔以后拍摄的。年轻时的父亲，全副武装，英姿逼人。父亲在战争年代，只留下一张与战友合影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刚解放的庆阳照相馆拍摄的。他们穿着灰布棉军衣，戴着带耳棉帽，腰扎皮带，裹绑腿，脚蹬布鞋或胶鞋。父亲左腰斜插一支手枪。父亲说，这支手枪是在1947年延安保卫战中，他亲手从国军胡宗南部缴获，不久就上缴了，当时他当排长还不够资格使用手枪。华池县城战斗是一场恶战，胡宗南部经此进攻延安，共军重兵防守阻击。县城被夷为废墟。父亲负伤昏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返回残部。半年后，父亲随部路过家门口，老奶奶曾听信同村共军逃兵讹传，早以为父亲在华池城战死了，哭瞎了双眼。

四

1949年，父亲随部在西北战地与国军厮杀，参加了几座省会城市战役。可能打得比较顺利，主要是未负伤，他倒是很少说起。1949年父亲加入中共，党龄与中共政权同岁。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父亲随部开拔到陕西省武功县，按原计划他们将在西安集结，然后开赴东北入朝作战。在此，部队接到新的命令，西北边境后方空虚。于是部队再次掉头西进，步行1000多公里、翻越六盘山抵达兰州。兰州是西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组建而成，统辖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军事，彭德怀任司令员。父亲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彭德怀已接到毛泽东命令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秘密潜入朝鲜。

据解密的军史记载：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出兵当口，瞒着中共挑起韩战初胜的金日成，已被联合国军从半岛南端追击到鸭绿江边，部队几乎全被歼灭、打散，他基本上是个光杆司令。危及中国东北，情势非常危急。彭德怀仓促率领参谋警卫员和司机，四人驾一辆苏式嘎斯吉普车，单车穿越鸭绿江大桥，四处寻找被联合国军击溃的金日成。因共军是秘密入朝，所以他们实施无线电静默，双方不能联系。

父亲讲述，部队在挺进兰州途中，一路上逃兵不断。既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全国已“解放”，那么作为农民子弟兵的普通士兵有理由放下枪弹回家种田，这符合中国人不问主义、只管吃饱肚子的生存逻辑。这些逃兵逃跑时都不敢携带武器，抓获被关禁闭后继续随部开进，倒没有受更严厉惩罚。下放农村读初中时，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回老家探亲，翻沟越峁途中，他淡淡地指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高原沟壑隘口，白军保安团设有关卡，搜查共匪和鸦片；马莲河是红白两区的分界线；那座沟腰窑洞庄院，他们行军在这家吃过饭；靠近家乡，对面沟坡有一个塌毁的土洞，跟他同年参军的一个同村伙伴，当逃兵藏匿于此……

两支党军与现代职业军队差距尚远，共军靠口号吸纳农民子弟参军，并且效仿苏军政委制实行党控军队，士兵被以符合政党利益最大化而洗脑；国军靠“三丁抽一”或抓壮丁。两军勉强维持配给制，从未实施军人薪酬制。战死就白白死了，不会留下姓名，也不会通知家属，更没有抚恤，士兵就是名副其实的炮灰。个人激情和理想会被政治利用，个体生命被视同为猪狗，不被珍惜。这不是“人口众多”能够解释的，中国文化极度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关照。尽管如此，在建政后的前三十年，农村青年只有当兵和考大学两条出路，才有可能改变阶层身份，其间仍有中断。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死亡士兵抚恤金仅有350元。这种落后的党化军队制度，很难走向军队国家化，除非改变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

父亲作为中共下级军官和政治运动幸存者，关于中共的不是，他从不会讲。他崇拜毛泽东，认为共产社会制度总是好的，错在各级执行人；不是他不敢讲，而是从未觉醒或说彻底被洗脑，意识不到暴力制度会吞噬每个人。因个人不公待遇，他敢拍桌子叫骂、用烟灰缸砸领导。我不知道父亲算不算既得利益者，如果是，那来自他的愚忠而得到的回报；如果不是，则源自他的耿直。比起同龄的战友，他幸运地在枪林弹雨中存活下来；比起同时代人，他的公开身份是等级制度上端的“国家干部”。打我记事起，父亲单位同事都尊称他“刘老干”。但他看不惯的工作事务，都会说出来，所以官位不能升迁，也算体制内的异类。逃兵故事，是他几年前遭遇拆迁迫害躺在病床上，才偶尔讲给我听的。

国共内战的祸害，不因1949年海峡两岸分治而结束。但是，同文同宗的台湾人民，带给专制中国一个意外惊喜：中国人有能力也有权利实现民主制度。龙应台作为退居台湾国军的后代，进行了反思国共内战伤及敌人也残害自身的深度思考。“成王败寇”暴力哲学，带给普通个体和家庭无尽的苦难。她运用现代文明政治质问取胜者——除了权力赋予胜利者利益和特权，留给两岸人民的只有苦难，那么政权的合法性、道义性和价值何在？费正清指出：“这种关于解放的精神概念，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力因素，并且按照事件的必然逻辑，也成了新党专制的理论依据。”（《美国与中国》，P283）

共产党人用国民党的方式，反对并推翻国民党，注定会重蹈蒋介石覆辙。中国传统上，儒家学说是为统治者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使其符合所谓自然法则进而将“君权天授”合法化；儒家学说从来无力解释以暴制暴的朝代更替，尤其是近代儒家从未能为制度提供终极的君权民授和普世价值等文明内涵。因此，儒家极力维护“君权天授”，这不叫合法化，而是假借天意，将暴力合法化。近现代以来，统治权力来源合法化唯一通道——作为国家主权唯一享有者的人民，通过全民选举，让渡部分权力给执政者，由此构成权力来源合法化，这就是民主制度。作为儒家核心的“仁”和“礼”等道德说教，仅仅用诫谏而非用法制限制统治者，尤其是在保障民权自由方面，一片空白；无论对皇帝天子，还是普通个人，倡导空泛的道德修为，抛开契约、规则与社会担当意识。所以，儒家学说带来一个恶劣后果，就是逼迫老百姓不断造反，用暴力制衡统治者；儒家往往对“成王败寇”视而不见，这时候道德判断消失了，功利性选择占了上风。儒家学说显出极大的局限和落伍，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

无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以至他们各自建立的政权，均受教于儒家统治思想。然而，他们的大脑并非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难以抵制不择手段获取个人成功和专制帝王的巨大诱惑，同样是杀戮——夺权——专制帝王的路径依赖。与其说他们个人因夺权成功而被写进历史，不如说他们本就是儒家谬种流传的必然人选。他们无疑是儒家失败在现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儒学并不是一种教义，新人通过效忠表白就可登堂入室；它无疑是一门道德教育课程，目的在宣传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准则。因而它也是一个精心设计、高度发展、持久存在的垄断社会和政治利益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为掌握了基本文化技能的人所享用。”（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P260，261）

所以，中国社会看似在缓慢演进，但国家制度一直是在暴力怪圈里恶性循环，靠暴力造反起家的中共也不例外。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5期  2012年4月5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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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革命江湖（下）
刘水
（接第75期）

五

部队驻扎兰州，父亲旋即被选派到设在甘肃省临洮县的西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补习文化。军事训练与文化课同步进行。中共意识到夺权之后接管政权管理国家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不像夺权时文盲炮灰卖命即可。有机会学文化，不能不说是父亲的意外收获。但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军政学习，兼具识字启蒙、强制洗脑和绝对服从的三重功效。两年后结业，父亲被调入西北军区司令部后勤管理科当助理员。他们负责调配武器弹药、军用品和新兵。

我真正了解父亲的过去，是从家中镜框里的照片开始的，他很少讲述自己的过去。通过父亲和家庭的遭遇，我触摸中共政权的真实历史，由此获得的常识，与教科书产生冲突，促使我早熟和叛逆。

父亲保留的一张大幅黑白照片，上端题写“西北军区后勤管理科全体干部合影”，跟其它军旅照片一起，或嵌在两个镜框中，或压在桌子玻璃板下。我曾经特意询问父亲为什么当兵的叫干部，他告诉我，在1955年前还没实行军衔制，干部就是军官。跟他同期参军的几十名同乡伙伴，除战死的或当逃兵的，其余都在解放后陆续复员回乡当农民，只剩下他一人继续当兵。也是在一幅后勤管理科战友合影照片上，几十号人，父亲蹲在前排，腰板笔直，唯独他手拿钢笔、膝盖上垫放纸张，摆出写字的姿态。我小时候看到父亲这个模样，觉得有些好玩和好笑，可没敢说出来。在我成长过程中，常常无意间胡乱翻出父亲写在香烟盒和废旧日历，甚至我们用过的作业本背面的日记、读书心得和报刊摘录。父亲八十多岁，每天还在读书看报，写写记记。我逐渐理解了父亲先天受教育不足，他内心该有多大的苦楚。

父亲在司令部服役期间，第一次获得探亲假。他背着行李和步枪，先搭车后步行，千里迢迢返回陇东家乡。几十年后父亲有些困惑地说，全国解放都几年了，部队竟然允许他探亲时荷枪实弹。返家后他突然厌倦了军旅生活，想安安稳稳当农民。可是家乡虽然获得解放，人们依然吃不饱肚子，跟解放前并无两样。他没说出的是，他将近30岁，也该成家立业了。

1950年代军人非常吃香，可能出于军人的优越感和荣誉感吧，最终父亲还是按期返回部队报到。父亲的同母异父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以后凡来我家，常常流泪埋怨父亲。她说父亲那次探亲返回部队途中，路过她出嫁的新家门口，她正颠着缠过的小脚，推着门口的石磨碾小麦。父亲打个招呼，也没停下脚步进门喝口水，竟扬长而去。原来父亲回家闻讯她嫁到了山沟沟里，非常不满意。黄土高原平原地带意味着富庶，山沟沟代表贫穷。共产党人主张男女平等，但农村妇女对婚姻却没有主导权。伯父和家族做主，将姑姑许配到她不情愿的人家，换回几十块银元。父亲当兵单身，倒是时不时接济家人。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天下太平，父亲被调离司令部，分遣到平凉专区兵役局（现武装部）继续服役。1955年，共军才有财力仿照苏军实行军衔制，父亲被授予中尉军衔，连职军官。共军开始实行薪酬制。

其后，父亲与20岁的母亲结婚。父亲年长母亲11岁。这是父亲一生最为风光的年代。不是他有多大的官位，而是共产制度赋予军人的集体优越感。那些进入城市的中共军政中高层干部，纷纷休掉农村老婆，娶年轻有文化的城市小姐，这几乎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集体行为。最为臭名昭著的当属解放新疆而后戍边军垦的王震部队，将湘沪鲁等省市十多万名十多岁的女中学生（包括来自上海收教从良的妓女），哄骗她们当兵建设新边疆，实则提前就设定她们专为解决大龄官兵的性与婚姻而特召入伍。她们甫到蛮荒的戈壁滩军营，就被论相貌配属官阶不等的官兵，大多住在新挖的地窝子里。近年，这些已届晚年的新疆建设兵团中学生才有回忆文章在网络流传，军史和回忆录亦有简略记载。以自命的“人民大救星”姿态，掠夺和占有人民的一切，包括身体，这就是暴力夺权者为所欲为的草莽本性。

掌权政党之集体罪恶，被严密地隐藏起来，无从追究，滴血的专制恶之花绽开在时间里。每个人晕眩在战争与革命的大幕里，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跟对共产党，就是胜利者；跟错国民党，就败落台岛。在战乱年代，站在国共哪边全靠机缘运气，跟主义信仰无关，也与个人家庭无关。然后，个人依存于政党，身家性命系于夺权或守成是否成功。当整个国家民众都被绑架卷入内战机器自相残杀时，无法用正义评判两个政权属性，这样造成扭曲的国家价值观——崇尚暴力和野蛮。以什么方式夺得政权，就会以什么方式统治国家。平心而论，没有太多理由谴责普通国共士兵，他们为政党卖命打仗，最该受到谴责的是邪恶的政治制度。

六

母亲家境小康，没读过几天书。父母婚后，好景不长。1958年中共大裁军，父亲脱下十多年的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政府部门和粮食局等处任职。蛮有意味的是，父亲当初是为吃饱肚子当兵，1970年 代落足粮食部门直至离休。粮食部门向来是中共的核心机构，收购农民公粮，供应城市居民，另外一个功能是储备战备粮。中共政府向来有危机意识，随时准备与可能的敌人发生战争。母亲常抱怨父亲，从来都是党让去哪里就去哪里，绝对服从党的安排，从无二话。父亲在政府专给城镇人口安排工作，母亲要求进入国营工厂工作，父亲不同意，让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媒妁之约，母亲经济不独立，这也为后来父母不合埋下隐患。父母吵了一辈子。这种中国式的饭碗家庭非常普遍，对孩子心理伤害非常巨大。

虽然父亲资格足够老，官却越当越小。中共盛行官本位，资格老没官位，利益照样会被侵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国家领导人，喜欢垂帘听政、培植亲信或让子女占据垄断行业的原委。“太子党”进入权力核心，与权力在党内代际传承，是两条平行不悖或时有交叉的奇特现象，这也因此构成专制权力非法化的依据。

1957年“反右”是针对知识分子，父亲不够格，未受牵连；“大跃进”父亲被分派农村督促炼钢；“三年灾害”时期，父亲工资尚能养育三口之家。母亲后来常给我们念叨，一次刚在街头给我几岁大的哥哥买来一个油饼，转眼就被乞讨小孩抢夺而去。直到1990年代，家里节省的面粉和旧衣物都用来接济农村亲戚。

“事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如何记忆的。”中共显然精于此道，数千万人的死亡，硬是被归罪于自然灾害，今天依然蒙骗公众。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写作《墓碑——三年自然灾害纪实》一书时，查阅当时原始气象资料，这三年期间各地降雨量跟往年相当，并无巨大自然灾害发生。他分析指出：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并非天灾。此前“大跃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于是政府加重收购囤积粮食，偿付外债和外援，进而在河南信阳等地发生人吃人的惨祸。据他分析，在三年期间全国饿死和因营养不良该生育而未能生育人口，高达6000万——7000万。然而，中共高层干部却享有特供优待，当新中国人民饿殍遍地，人民公仆却在特供商店购买高档食品和烟酒，这就是他们自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少数人享有特权。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特供制度，实乃社会等级制的最佳注解。

“三年灾害”期间，父亲还未调到粮食部门工作，全家跟普通城市居民配给粮油、副食品标准相同。亲戚中没人饿死，城乡讨饭的人不少。饥荒信息封锁，他们哪能知道外地大规模饿死人的真相。如果不是彭德怀庐山会议万言书公开遭批，透露出些许饥荒端倪，全中国人都被蒙在鼓里。陇东高原虽然贫瘠，但地广人稀，这恐怕是很少饿死人的主因。令人不可思议，这三年竟没饥民造反。足见前期“镇反”、“反右”和农村集体化等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农村精英荡然无存。

七

文革前奏“社教”运动，父亲被抽调到农村对口帮教。家中人口已达五口，他一个人收入维持家用已感吃力。

毛泽东一辈子都沉醉在寻找并企图消灭他的敌人的死结里——可能是同党战友、政党对手或帝国主义，甚至他的人民。未夺政权，他渴望杀敌夺权；夺得政权，他害怕失去权力。他惧怕别人像他当年造反一样推翻他。这是所有独裁者的宿命，也是专制制度短板所在。他频繁制造政治运动，摧残所有人，其实就是在找寻内心的安全感，他哪来作为人的幸福和快乐。中南海其实就是毛泽东自我囚禁的墓地，或许借助于古代帝王的余威，他晚上才能睡着觉。

文革肇始后的前五年，我家尚住在庆阳地区行署所在地西峰镇（现今庆阳市），这也是我的出生地。姊妹五个，兄长刚刚十岁出头，小弟刚出生。我大约三四岁时的一天，母亲后衣襟拽着我和姐姐、怀抱妹妹，路经城中心小什字，突然遭遇武斗两派开打，母亲将我们掩在怀里，就近躲在马路边木头电线杆后面。子弹嗖嗖直飞，打在电线杆上，木屑唰唰掉下。这就是我降生后，新中国给我刻下的第一次清晰记忆。我上幼儿园，老师教我们的第一课，就是用玩具枪玩杀敌游戏。权力者的敌我阶级意识，通过社会、家庭和学校强制植入每个人大脑。

固然，早期中共在少数精英领导下，从中国底层社会隐秘发育，受到极度压制和摧毁，因此他们对支撑统治权威的财富和知识的仇恨，渗入骨髓。一旦夺权，对代表财富和知识拥有者的工商业者、地主和知识分子，强制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以期消灭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强力挑战者。费正清所言“无产阶级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实则是中共对所有人民实行人治。人民被划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富农和地主等阶级成分。血统论和阶级论，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嚣张的表达。他们控制所有国家机器还不放心，还要管住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譬如办理结（离）婚证、出差或探亲住宿旅馆，必须出具单位（或村委）盖公章的证明，出省还需带上全国粮票，这实际上是管制老百姓的隐私权和人身自由。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即为“社教”失败，庞大的行政官僚不听话，以及幻觉中的敌人带给他的不安全感。于是他绕过党政体制，发动并利用无知的红卫兵造反，试图打倒并摧毁一切。十年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革命实践之一。前有斯大林，后有柬共（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他们与人民为敌，大肆杀戮，将反人类兽性表露无遗。

八

随着文革深入推进，老干部靠边站，父亲被支派到山区粮管所工作，我家也被赶出公房，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搬住在窑洞里。珍宝岛之战和林彪叛逃，激化毛泽东的好战性格。“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城市人口被强制疏散到农村。

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一辆载运粮食的解放牌拖斗卡车，搭载着我家全部家当和几口人，被遣往庆阳县赤城公社白马大队，临时落脚在大队部兽医站后院破败的地坑院窑洞。土炕泥灶，煤油灯照明，深沟挑水饮用。

下放疏散一来就是十年。父亲在白马粮管所当保管员。夏天验收小麦，秋季验收秋粮，期间也在壑口生产队当驻村干部。我家还保留城市户口，在粮管所买面买油，除了没地耕种，其实跟农民没啥两样。北方农活我都会干。最刻骨铭心的是，在学校因家庭出身、衣服补丁比同学少，受到老师和同学歧视。父亲的工作在几个公社粮管所间调动。父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每次搬家，都借住在老乡的窑洞里。

渐渐长大，我们问父亲为什么不回城，父亲常常沉默不言。在我的记忆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父亲从不会苛责打骂我们几个孩子，可能跟他中年成家有关。与其说父母让孩子自由成长，还不如说，他们没有精力管教我们，任由我们兄妹五人野性长大。父亲垂身示范我们，要做正直、诚实的人，不要讨好阿谀权贵。寒冬长夜，父亲常在家庭会议上念叨，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供养我们五个孩子高中毕业，他超额做到了。每天两餐，一张小饭桌摆放在窑洞厨房泥地中间，四周摆上小板凳，全家一起吃饭、交流，建立长幼平等和自由关系。下放期间，兄姐先后插队当知青，然后被政府安排工作。

1984年全家返城，住进粮食局家属院，父亲也年届60岁，到了退休年龄。他坚持工作两年才办理离休手续。离休后闲不住，他又担任街道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常常召集党员老头老太在家里客厅学文件、读报纸。母亲因我1989年入狱罹患心脏病，需要静养，于是父母常闹口角。母亲不幸于1994年早逝，当时我在海南岛第二次面临牢狱之灾。

1989年9月，小妹陪着65岁的父亲，从千里之外的陇东，辗转抵达设在山区的甘肃省劳教所探望我。那天刮着大风，我正与其他犯人在篮球场筛煤，满脸黑灰，饥肠漉漉，喀、喀地咳嗽。走出大铁门，父亲和小妹远远站在一排飒飒摇摆的杨树下，大风刮起了他们的衣角，黄尘扑面。站在亲人面前，我咬着嘴唇，说不出一句话。父亲沉默，小妹在旁边嘤嘤哭泣，管教在旁边看守。过了好大一会儿，父亲破例递给我一支香烟，平静地问：“你咋不给家里说一下？！”我参加学运从未告诉家人。

2002年，我让父亲和家人赴深圳游玩。除了1950年代去过云贵一带征兵，这是父亲几十年后再次来到江南，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一天，父亲点名要去深圳莲花山瞻仰经济特区设计师邓小平铜像。邓小平下令六四屠城，而我参与那场民主运动，被投进监狱并开除学籍。76岁的父亲拉着我的小外甥女，拾级而上。阳光赤灼。父亲满脸汗水，恭立在邓小平像前，静静地抬头仰望；我背向铜像，倚靠在石栏上，眺望自由香港。此刻，我与父亲都若有所思，却是多么的背道而驰！

两辈人的信仰如此不同。多年来父亲试图说服我放弃异议言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好在时间可以疗治伤口，我与父亲，彼此宽容、妥协和尊重，才维系着浓浓父子情。

2005年11月，我第三次入狱获释后返家探亲。回家刚坐定不久，父亲即拿出一个褐色木盒子。原来这是抗战胜利65周年、中央军委颁发给参加抗战军人的纪念章（健在的国军抗战军人无此殊荣）。我能理解，这是父亲作为一个抗战军人最为自豪骄傲的功勋认可。我当时想，如果当局真正关心抗战军人，那就提供维持他们生存尊严的生活福利。小时候，我们常从父亲的那口皮箱里翻找出三枚勋章，当玩具玩。

父亲平静的晚年生活，终在2009年被打断。家属院面临拆迁。庆阳市政府派出市、区老干局等各路人马，上门动员父亲搬迁，称父亲作为老革命、老党员，要带头配合城市规划，甚至匿名打电话威胁父亲，如不按期搬迁就停发离休工资。他们避而不谈如何解决后续住房。而以父亲近年提升的每月四千多元离休金，也无力购买高价商品房；其次，按照国家离休干部待遇规定，要由政府解决住房。

一拨拨政府和拆迁办人员，轮番登门，恐吓威胁，软硬兼施。父亲带领家属院住户，阻拦推土机开工，但是，却无法挣脱政府人员戴给他的“老革命”、“老党员”的大帽子。父亲维护政府面子，从未告诉家人他因心理压力大引发陈疾的实情，终于被摧垮住进医院。父亲昏迷在病床，每天全靠十多瓶营养液维持生命。医生多次下发病危通知。家人已通知外地亲戚最后一次探望父亲，并着手准备父亲的后事。而在父亲被政府迫害、生命垂危的关口，他所维护的政府和一生愚忠的党，早已遗忘了他。这到底是谁的悲哀？但我明白，这是父亲在共产制度下必然的结局。

父亲终于从死亡边缘坚强地复活过来，这年他已85岁高龄。家属院被铲为平地，父亲自后租房居住，保姆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他不愿意与子女合住在一起。

在血肉战场，父亲刚强如铁，从不曾屈从死亡；而他曾用生命誓死捍卫的党，却在他的晚年，无情地将他摧残，令他居无定所。

2011年初稿，2012年3月定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6期   201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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