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效仪、张炯之：对成县文化大革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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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县文化大革命的回忆
来源：成县文史资料选辑二

对成县文化大革命的回忆
郭效仪 张炯之

成县的“文化大革命”要从“四清”运动说起。一九六六年二月，地委派曾祥云 (副专员)为“四清”工作团团长，马宜超、赵国诚为副团长，在成县的县级机关和城关、支旗、抛沙、店村、红川等公社开展“四清”运动。工作一开始，原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一律靠边站，由“四清”工作团 (队)代替一切工作。不久，宣布赵国诚同志代理成县县委书记，停止了郭效仪县委书记职务，接受批判检查。在各级机关“四清”中，以王芝英 (女)为首的一伙盗窃剪角布证的盗窃集团被揭出来。此案涉及到副县长张珍、李世荣的生活作风问题。随之张、李二人都下了台。“四清”工作团，前后认定郭效仪的错误有三条：一是同意并支持汪中璞 (副书记)在纸坊庙下大队搞的“包产到户”，搞单干；二是去过鸡山庙会，支持了封建迷信活动；三是在一九六二年群众生活困难期间给群众借出的集体土地太多。
成县“四清”运动还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革”一开始，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各级党政机关不能正常工作，“四清”工作随之也开展不下去，只能不了了之。“四清”工作团的人都陆续溜走，郭效仪也回到了地委。
一九六六年八月，县委机关群众组织又将郭效仪从武都地委揪回成县，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斗争。开始指控郭效仪是“三反”分子、是成县最大的“走资派”、是刘少奇在成县的“代理人”。同年九月十日被限制自由，由群众组织管制。不久又宣布“郭效仪是大叛徒、大特务、大汉奸”等。从此，他天天脖子上挂着牌子，被架上“土飞机”游街示众一，在各种大会上进行批判斗争。有些人在批、斗会上和游行途中，对郭不是拳打便是脚踢，抓头发、揪耳朵。当时任何群众组织都有权单独进行批斗。在批斗中随意打骂、污辱，“车轮战”、假枪毙，整夜轮番批斗，不准睡觉。这些作法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有些群众组织为争名义、制服对立的群众组织，对郭进行刑讯逼供，强迫郭承认“问题”，如不承认就打 (承认则挨另一派群众组织的打，挨打总不可免，所以不是事实，就绝不能承认)；有些机关干部因平时工作不好受过批评，或者没有达到自己的某种要求，就趁机进行报复；有些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对“走资派”批判斗争得越凶就越革命，因此，不分是非乱打一顿了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郭先后遭到十多次毒打，批斗四百余次，被三次抄家。
原县委、人委的领导班子共有八人，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斗争下台的就有七人，只有县委副书记高平同志一人幸免。在“文革”中原县委领导干部都在劫难逃，遭受揪斗、挨打、游街示众。县委副书记郝建宁，群众认为是成县“二套班子”的首领，在游街示众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若逢天雨，他被推拉成泥人。县委副书记汪中璞同志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被称“三反”分子，遭受批判斗争。当时总称“郭、汪一小撮”。副县长张烈同志，被认为是“二套班子”的成员，多次被逼打，后上吊身亡。副县长张珍、李世荣同志，在“四清”中就下了台，县长杜启荣也多次被斗打，游街示众。县上的科部级领导干部和公社书记等也多被揪斗，认为这些人都是郭效仪的“黑干将”。总之打击面很大。
在成县“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对各级领导干部揪斗、打骂，司空见惯。1968年十月份，违法乱纪行为最为严重。清理阶级队伍和刮“十二级台风”时，十月九日和十二日两天，将揪出的所有“走资派”、“叛徒”、“特务”等一律集中，挂上大牌子，架上“土飞机”游街示众。仅原县委干部中一次就揪出二十三人，约占机关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郭效仪“保护伞”下的“一小撮”，被架“土飞机”，给群众“请罪”。在此期间，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对本单位的“走资派”进行毒打、逼供，昼夜折磨。短短三、五天内就发生了上吊、跳井、在自己头上钉铁钉、用小刀割自己的脖子等多起自杀事件，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成县“文革”期间多次发生武斗。“文革”中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逐渐形成两大派，即“红委会”和“联总”。两派群众组织因观点不统一，互相攻击，都有枪支弹药，都有武斗班子，经常发生武斗。严重的一次是“红委会”向驻扎在上城的“联总”发起猛烈的攻击，最后将“联总”从成县赶到了县外。还有一次是在小川，两派下属组织发生武斗，打死一人。在纸坊公社也发生打死人的事件。
成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下旬，将已’揪出的“走资派”等送“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郭效仪和汪中璞二人除参加劳动外，还要在全县范围内被巡回游斗。一九六九年五月份游斗停止，十一月份宣布解除“群管”，一九七二年九月被分配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人，究竟有几个是“三反”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 ? 不仅成县没有，全地区、全省也没有。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打内战，破坏了党风和党的政策，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影响。
十年坎坷，受尽了磨难，尤其在去各公社、大队游斗中，深深体会到广大群众、干部及青年学生都是好的，是通情达理的；也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发展起来，主要是迫于形势，不少人是随波逐流；另外有些人是属于动机不纯，想升官发财、混水摸鱼捞一把。有的则是社会沉渣泛起，有些是过去在各种运动中或在工作中受到过打击或批评，趁机打击报复。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也有些人是“风派”人物，见风使舵，投机取巧。
在“文革”十年的时间里，也不否认，确有些同志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在危机中能挺身而出，一身正气。那时怪事很多，非党一伙人一起哄，就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公检法”被打翻，可以私设公堂，给老干部定各种罪名，搞“群众专政”、“专案组定性”等等。但在当时，老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相信群众、相信党，经受住了考验。
资料撰写者：
郭效仪，山西省夏县人，1918年7月生，1938年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夏县抗日游击队十二中队班长，夏县牺盟会武装干事，后转人地下任情报员。一九四九年随军西进，解放后任天水县公安局长，天水地区公安处长，中共天水地委常委，地建委主任，徽县县委书记，成县县委书记，黄鹿坝电站工程指挥部副主任、主任，武都地区林业办公室主任，中共武都地区纪委书记，地委顾问等职。“文化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成县县委书记。
张炯之，生平事迹见《成县教育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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