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关于卞仲耘塑像的思索

yangharrylg

立像废史，复哀后人——关于卞仲耘塑像的思索

刘自立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老学生里，有人为其原副校长卞仲耘塑了一尊雕像。
　　
　　这件事情的动机，也许很复杂；不能排除树像者对尊师之悼念；但是，这种悼念，却发生一个严重的误导倾向。因为，在卞老师塑像上，只有简单的生卒年代，没有任何其他文字说明——这种不予谴责杀人凶手和掩盖文革真相的所谓悼念，因尊像的树立而欲盖弥彰。我们说，立像可以涵盖两种截然相反的文革判断——一个，通过立像，说明历史背景，谴责文革罪行，追究杀人凶手（起码在道义上，要给与谴责，揭露真相）；另外一个，就是立像废史，留下永久的遗憾，让以后的代代师生，不知道卞老师惨死文革的真相，做成后人复哀后人的伪证。
　　
　　我在事情发生后和王晶垚老先生言及此状。他非常不满甚至极带愤怒。
　　
　　他甚至认为，就连那尊像本身也有问题。
　　
　　历史上，碑文之类文字，多为定制前辈功过，且功过之功者，当为主旨；且说明各种生前后世之荣哀。无字碑不是没有，却多为当时人们难以言说死者一生荣哀、是非和功过而致，如，赫鲁晓夫墓碑。生荣死哀之说，多是这样无字碑形成的因由。于是，对于卞老师，是不是也要继承这样的不着一字之憾，之惑，之碑呢？也许，有人认为文革历史本来就业已结束，已经无话可说；中共也否定了文革，且给出不能公开研讨文革的禁区，屈曲就范。所以，卞老师即便立碑，也只能是无字碑——“卞仲耘1916，6，19——1966，8，5”。
　　
　　第二，还有一种说法，立碑比较不立碑，已是一种“进步”；比起一定要在碑面上铭刻文革之类文字，甚至写上受某某某迫害致死，还不如不着一字，是更好的选择。
　　
　　最后，就是我们坚持的看法——既然立碑，就要说明卞老师生之真相和死之真相。我们说，最差的选择，也要根据官方追悼会上对她的死难定性：被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致死——这样的字样都不予留下，就真是枉顾历史，辱没前人了！
　　
　　据笔者寡闻，有两个文革受难者立了碑。一个是遇罗克，一个是卞仲耘。
　　
　　前者之碑上有这样的悼文和诗句——
　　
　　“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遇罗克）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
　　
　　这在追悼者和遇难者亲友看来，是历史追忆和真相记录的好文字，好立意；而卞老师生前不能说话；甚至在其遭到几个小时毒打之情形下，也不能反抗，不能声辩，却在她遇难四十多年以后，其遗像依旧不发一言——这是极权暴政带来的特殊结果。
　　
　　如果说，极权主义研究家阿伦特说过这样的话，希特勒集中营并不准备给予任何死者以确切的身份认定和法律审判，他们是一群生前死后的无身份追认者，是鼠类、蟑螂；人们大概只是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吉普赛人，白俄罗斯人，等等——那么，卞老师遗像一言不发的状况，难道不是在继续这样的无身份认定之纳粹原则吗？她的校长身份和文革时期北京第一个死难者的身份，就在这样的有意疏漏中被蛮横掩埋和规避了。这种蒙混过关的做法，实在令人不齿。这样的塑像立与不立，难道二者有何本质区别吗？
　　
　　更加甚者，师大女附中以后的学生老师，在面对这尊立像的时候，难道可以从中看出任何对于卞老师的悼念——从而谴责文革的罪行和发动者的野蛮？可以见出任何文革历的细节甚至任何蛛丝马迹吗？没有，一点没有。于是，这尊遗像与其说是在悼念，不如说是在歪曲和掩盖文革的历史，纳粹的历史和中共的历史。和所有被掩盖的中共历史一样，人们从中看到的无字碑，只能是没有64的1989，没有右派死难和被迫害人的1957，几百万被整死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四十年代末叶、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等等。于是，卞老师遗像事件，和一切掩盖历史、涂炭历史和消灭历史的伪历史制造者，被划归一类。他们是历史这个极权主义天然敌人的做伪证者。他们的行径，应该受到指责和批评。
　　
　　但愿中国人有一天可以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为所有极权暴政的受难者，立起一座真正的纪念碑；其中包括卞老师位尊其中，且说明她如何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惨烈真相。而对于那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之人，可以撤下对其的所谓追念，还以公正的谴责。所有的罪恶制度和制度中做孽之人，难道可以剥丝抽茧，和所谓制度加以分离吗？难道希特勒，斯大林，毛，含红色高棉之泼霸和金世家之恶棍，可以从所谓制度中抽离出来，形成一种制度之孔穴，之真空，以做纯制度谴责和无敌人批判吗？世界上，自（人）做恶，不可赦，不是以制度之空，敌人之无，可以枉顾，可以谬对，可以空对空进行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荒诞论，正在完成诸如此类的卞仲耘遗像作业。其作为，就是要将所有肇事者逃脱法律的制裁和道义的谴责，制造一种无敌人假象，以惑视听。这些人可以是文革八一八的“要武”，可以是毛的御用之后，可以是一切文革和政权的和谐者与沆瀣者，却全然不是文革和暴政的批判者和揭露者。她们立像的用心，十分诡异而险恶。古语曰，“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此人人反对人人之文革，比起武曌，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再用文革时期语言言之，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退一步讲，鉴于当时文革的背景，在那时就看出毛之端倪和用心者，实属罕见。所以，不是追究那些红卫兵在当时的心理和行止；重要的是，在四、五十年以后，如果她们依然坚持毛主义和八一八之荣耀，其罪恶，就不是一个青年无知之说可以原谅的。就像人们要追究战后，哪怕是耄耋之年的纳粹。这不是一种以暴易暴，而是还原历史的真相和补正历史的惩罚。如果放任这样的历史罪行而不顾，其结果就是制造更多现今的罪行。这是起码的常识。

http://blog.tianya.cn/post-1818563-2481935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