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关于姜和平《一对小姐妹的惨死》一文的争论

yangharrylg

假作真时真亦假：谈辨别真假三窍门

世界上假新闻无日无之。最近，中国揭发造假、忽悠和骗子的消息多起来了，这是好事，但也让一些网友反而无所适从，不知该相信谁；也有不少朋友，从轻信谎言走到另一个极端，对真相也拒绝相信；甚至陷于虚无主义。这不由得让我省思：我们是如何判断真伪的呢？


◆高伐林


　　世界上假新闻无日无之。最近，中国揭发造假、忽悠和骗子的消息多起来了。这是好事，但也让一些网友反而无所适从，不知该相信谁；也有不少朋友，从轻信谎言走到另一个极端，对真相也拒绝相信；甚至陷于虚无主义。这不由得让我检视：当我，当人们得知某一条信息时，往往刹那间就要判断到底是真是假，值不值得相信。那么，我们是如何判断其真伪的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谈的是，如果无从实践呢？
　　这里有一个实例：
　　2007年2月14日，某家海外中文网站刊出了一篇来稿：《一对小姐妹的惨死——“文革”点滴记忆之四》。作者姜和平，讲述她的两个小伙伴、教育部职工的孩子，1967年五一节夜晚在天安门广场被争着要见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拥挤人潮踩死的惨剧。
　　事后看，这篇稿件，有个别地方的提法不是很准确，例如文中一开始说“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五一节夜晚”，这个说法就不是很确切。我们知道，“文革”中毛泽东于1966年8月中旬－11月底八次接见红卫兵，一般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给人的感觉是指这八次。而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意在与民共庆劳动人民的节日，而并不是特意安排接见红卫兵。作者文章中这样说，有可能被人误解。
　　作者在发表前给我妻子发来这篇稿件，我也读到了，但上述微瑕，我也忽视了，没有看出来提醒作者订正。
　　这篇文章刊出后，读者不少，几个小时后就登上了这个流量非常大的网站的浏览排行榜第五名。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文章竟引起很激烈的争辩，焦点是：作者究竟是回忆还是造谣？

　　署名为“实事求是”者写道：“作者你当时在场吗？你看见死了人？要知道当时的老毛接见红卫兵组织的很好的。你的道听途说可以休矣。”
　　署名为“老汉”者写道：“老毛接见红卫兵在66年8月份，五一节上天安门是71年事，以后这种文章要注明是文学作品。”
　　署名为“实事求是”者又写道：“版主写文章请先查查资料，搞清楚日期再编，本人作为红卫兵，参加了3次，亲眼目睹。写文章，办报纸都要实事求是。”
　　署名为“无稽之谈”者写道：“就象说刘胡兰是乡亲们铡死的一样，造谣者总是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事件下手；但谣言永远都是谣言。”
　　一未署名网友写道：“目前在美国生活的当年到北京串联的老大中学生还多的很，什么时候听说有很多人被踩死了？”
　　又一未署名网友以恶搞的口气讥讽道：“我们家就跟（文中所述死人家）张家住对门，当时觉得姐姐们都是欢蹦乱跳的回家的。人家现在孩子都开始找媳妇了。”

　　我统计一下，重复的不算，一共19条跟帖，其中9条表示不相信这是真事儿，认为是“文学作品”或者造谣、编造；8条表示相信作者所说。
　　署名为“智叟”者写道：“张家在五一节痛失二女是事实。他们家当时住教育部的西跨院，和我的一亲戚同院。当时传出的消息说在同一事件中一共死了三十几人。我曾亲眼目睹众多伤者被送到长安街边上的临时急救站。”
　　又一网友写道：“我是在教育部大院长大的，张家姐妹死于天安门广场的踩踏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记得事情过去好久以后都不敢面对她们的母亲。”

　　作者姜和平也看到了这些评论，次日给我和妻子发来一封邮件。我征得她的同意，将信中提到的人名做了模糊化处理，摘要刊载如下：

　　……我立即看了那些评论。作为笔者，最关心的莫过于读者的反应。我深深感谢支持者的进言，特别是这句评论更具分量：“把亲身经历写下来，不仅是我们的权利，而且是责任。”而质疑者的留言却更坚定了我想写的愿望。
　　拙文所写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文革”时我们还小，没有成为当事者。但是作为旁观者，尽力搜索记忆把自己的见闻写下来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这篇记叙的字字句句全是真实记录，决无杜撰。两位死难的小姐妹是我从小熟识的伙伴。她们的姐姐张×是我的同学。妈妈白××老师是我们的小学老师。那位邻居阿姨叫潘××，是教育部医务室的大夫。潘大夫的女儿也是我同班同学。五一节后在八宝山开追悼会，一个深绿色的大面包车坐满了人，司机班的王××叔叔开车。王叔叔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邻居。参加追悼会的很多同龄小朋友和我既是邻居又是同学。
　　而且，1967年五一夜晚我就在天安门广场，其拥挤程度令我后怕许久。我在1965（文革前上小学时），1967和1968年国庆日都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组字和组花边的活动。每逢游行一结束，广场上的人就开始边喊万岁边涌向天安门城楼，形成高潮。我牢记着人们的告诫，决不敢弯腰提鞋，但又怕鞋被踩丢，每次都事先把鞋脱下来拿在手里。每次游行完毕被踩得生疼的脚都让我呲牙咧嘴，袜子被踩得肮脏不堪，再穿上鞋一瘸一拐地回家。五一节夜晚毛泽东下天安门城楼前，我和几位同学在二龙路学校学生的大圆圈里跳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你睁眼看一看”的造反舞。这个歌舞节目是节前我们刚向负责我校军训的解放军西城
指挥部学的。五一节白天我们在北海公园拉成圈游园，表演的也是这个节目。我相信，对提到的这些，亲历者和我一样都有着刻骨铭心之记忆。
　　自从张家失去两位爱女，白老师不仅决不许唯一的女儿张×再参加任何庆典活动，而且下乡劳动也不让她去。67、68年国庆组字，原本是我们这个年级全体同学参加的活动，只有张×一人例外，老师特许她可以不去。1968年夏，有一次在教育部大院内的“逸仙堂”放电影，放的纪录片是《1967年五一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我特别注意到白老师神情黯然失色，马上离开了。（后略）

　　我相信姜和平所述是真实的。按么，我为何会相信她呢？这里检视我自己的内心，理由有三：
　　（1）我当年就得知毛泽东每次接见红卫兵后，现场捡到的鞋、《毛主席语录》、笔记本、书包、帽子和其它杂物，就要装几卡车——姜和平所述当时情况，与我的记忆相吻合；
　　（2）因为我的妻子也是教育部职工子弟，在读到姜和平这篇文章之前，我就听我妻子说过这件姐妹俩同一天被踩死的惨剧（只是妻子年龄更小，当时所知的信息远不如姜和平所述的这么完整、具体）；
　　3）因为我对姜和平有所了解，知道她确实是教育部大院的职工子弟，她在美国一个机构有一份与政治无关的技术工作，不是那种要靠哗众取宠来赢得众人注意的人，更不是热心政治的人。她没有理由去编造一个故事。

　　在我看来并非编造的回忆，竟有那么多人并不相信，斥为“编造”。
　　我感慨：要想让人们了解“文革”的真相，是一个何等艰难沉重的使命！姜和平的回忆，在我看来无疑基本是事实；但在这个谎言充斥的世界，讲一段真实的“文革”经历，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下一代，难以让他们相信；对于经历过“文革”，但没有亲历她所述现场的人，也未必让他们相信；对于即使就在现场，但没有亲眼目睹姜和平所述这一幕的人，又真的能让他们相信吗？！
　　这其实涉及人类的一个永恒命题：人，根据什么相信别人说的是真话？追寻真相，是否确实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再进一步追问：人究竟根据什么来判断一条信息的真假？又如何让别人相信你所认为的真实？
　　诚实人固然坚持讲真话，但骗子也信誓旦旦宣称自己讲的是“真话”；
　　诚实人想方设法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例如姜和平文中和信中举出很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和实例），但高档的骗子也会将细节编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诚实人会请有公信力的人物或者媒体背书，骗子也会花言巧语地蒙来名人为之站台——“君子可欺以方”么！我买过好几本很不怎么样的书，都是我一向敬佩的学者推荐的，他们或则写书评，或则由出版商将其褒奖之词印在“腰封”上，让我上了当。
　　难怪有先哲感慨：人，都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东西！

　　回答“如何相信别人”这个问题，超出我的思辨能力。上升到哲学上说，这是人类的基本困境之一，是有史以来未曾解决的难题，当今世界上的许多火爆的热点，不也就是源于这个难题么？
　　北京和台北之间，平壤和首尔之间，巴以之间，印巴之间，中日之间……这些多年宿敌和对手且不用说了，对对方的话肯定是持高度怀疑态度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俄国人、与越南人……难道能彼此放心地相信对方的承诺、保证？还有，官民之间、汉藏之间、汉维之间……对某一事件的陈述，难道不也是各说各话的“罗生门”，都自称掌握真相，斥对方为谎言？

　　我们有成千条政治、经济、哲学的理由去不相信人。我们从小到大、从早到晚受骗受得太多了，“真诚”是紧缺物资，“明察秋毫”就更是非同一般的技能。更何况，就算真诚，还会有自身受到的各种限制：听错了呢（自己的耳朵就那么值得信任？），看错了呢（自己的眼睛就那么值得信任？），记错了呢（自己难道没有选择性记忆？），表达词不达意呢（自己的所指与能指、说出来的你心里想的不可能绝对同一吧？）。
　　这里我还没有说到语境、语种、方言、年龄、成长环境、文化教养等等的差异，造成的信息的扭曲、失落、衍生等等造成的麻烦呢。
　　我还发现：信息只要转述一遍，可信度就至少衰减一半。你的妻子对你讲述她亲眼目睹的景象；你的妻子转述她的同事亲历的事件；你的妻子转述她的同事所讲的其同学的经历……你的疑惑、你的质疑必定成几何级数增长。

　　面对这样的难题，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应该怎么办？
　　2007年2月15日我给姜和平回信时说：
　　说实话，如何让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明白那个年代的真相，这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们受了太多的骗，所以听到真实的东西，也不肯相信。看到人们不信真的东西，与看到人们深信假的东西，都让我深感挫折。
　　我没有别的锦囊妙计，只能是就像您这样，尽量如实讲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有时间，有地点，有人名……不煽情、不夸大。慢慢地，至少有一些讲述者能树立“不说假话”的公信力。

　　在写完上述三条我何以相信姜和平所述是真实的理由之后，才发现这三条大概也有普遍意义。归纳一下，我们究竟相信、还是不相信别人的讲述，就是这三条：

　　1）有赖于自己的生活经验、记忆来验证；
　　2）有赖于对信息发出者的了解和信任；
　　3）有赖于有公信力的人、媒体和机构、至少是自己信得过的人作证。

　　有这三条，靠得住吗？难说！（上面所举的不相信姜和平的叙述的人中，不就有声称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根据者么？）但是有三条，总比没有好。

　　也巧，随后一位名叫钟逸的朋友写跟帖说：

　　（1967年5月1日）那天晚上我和同学徐先生就在金水桥南的现场，那天拥挤的情景虽然过去了40年，我们两人都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这一天，报纸上刊登了林彪四个伟大的亲笔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把个人崇拜的狂热推向了新高峰。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广场的秩序还是比较好的，人们狂热地呼喊着口号，可以说是狂而不乱。但是当毛、林乘坐的两辆敞棚北京吉普从天安门下的金水桥开出来时，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始躁动起来，两边的群众拼命往中间挤，巨大的推力一下子就将中间原本留出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我那年17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的五脏六肺都快被挤出来了，人象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不由自主地一会儿被挤向东边，一会儿又被挤向西边。毛、林两人的车子就困在人群里不能动弹，我们就在离他们十几米的距离观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这样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在现场解放军的奋力解救下，人群终于让出了一条通道，两辆吉普车终于沿原路返回天安门城楼里面。我不知道当年死人的事情，但那样的场面死几个、几十个人是完全可能的。

　　很巧，我也认识曾为武汉“造反派”红卫兵一员的钟逸；我以前就得知他在1967年被造反派组织派到北京联络站工作，但不知道他那天晚上竟也在场。他的这一回忆，给姜和平的文章提供了旁证。

　　追寻真相，澄清谎言，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各位有何高招呢？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504178#

yangharrylg

由上海踩踏惨剧想起1967年北京类似一幕

要想让别人了解某个事件的真相，是何等艰难！讲一段真实的“文革”经历，对于没经历过的下一代，难让他们相信；对于经历过“文革”，但没来到现场的人，也未必能让他们相信；对于即使就在现场，但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幕的人，又真能让他们相信吗？这其实涉及人类一个永恒命题

◆高伐林

老高按：今天是2015年元旦。向各位读者拜年！
迎接新年的喜悦，由于昨夜上海外滩的踩踏惨剧而受到极大的影响。想想那年轻的再也看不到2015年的36位死者，想想那留下恐怖记忆的47位伤者，想想他们听到晴天霹雳的家人，痛惜的心情难以言喻！在此向死者表示哀悼，向遗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希望上海当局妥善善后，希望所有要举办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吸取教训。这样的事情绝不要再发生了！
由这件事，想起47年前——1967年“五一”之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类似一幕。我的一位朋友的回忆，堪称惊心动魄：
……当毛、林乘坐的两辆敞篷北京吉普从天安门下的金水桥开出来时，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始躁动起来，两边的群众拼命往中间挤，巨大的推力一下子就将中间原本留出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我那年17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的五脏六腑都快被挤出来了，人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不由自主地一会儿被挤向东边，一会儿又被挤向西边。毛、林两人的车子就困在人群里不能动弹，我们就在离他们十几米的距离观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这样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在现场解放军的奋力解救下，人群终于让出了一条通道，两辆吉普车终于沿原路返回天安门城楼里面……
那次踩死和挤死了多少人？我没有查到。“文革”期间，外地到北京串联的学生和群众甚多，非常混乱，很可能对人命损失并没有准确统计和记载。但至少有两位死者——两位花季姐妹，是被记载下来了。由此还引起了一场网上争论。我觉得这场争论很有意义，牵涉到很多很基本的问题（“涉及人类的一个永恒命题：人，根据什么相信别人说的是真话？”），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在这个“老高的博客”。不过，今天我回头去找，很不走运的是，竟然找不着了——我已经发现，可能是万维博客的系统中有些漏洞，我已经丢了一些文章（已经发现的有十来篇）；但走运的是，我在谷歌上用“1967年5月1日 天安门”来搜寻，又找到了这篇文章，被网友转载到别的网站上了。于是失而复得。下面将这篇文章重新刊出。


假作真时真亦假：怎么办？


世界上假新闻无日无之。最近，中国揭发造假、忽悠和骗子的消息多起来了。这是好事，但也让一些网友反而无所适从，不知该相信谁；也有不少朋友，从轻信谎言走到另一个极端，对真相也拒绝相信；甚至陷于虚无主义。这不由得让我检视：当我，当人们得知某一条信息时，往往刹那间就要判断到底是真是假，值不值得相信。那么，我们是如何判断其真伪的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但是问题是，如果无从实践呢？
这里有一个实例：
2007年2月14日，某家海外中文网站刊出了一篇来稿：《一对小姐妹的惨死——“文革”点滴记忆之四》。作者姜和平，讲述她的两个小伙伴、教育部职工的孩子，1967年五一节夜晚在天安门广场被争着要见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拥挤人潮踩死的惨剧。
事后看，这篇稿件，有个别地方的提法不是很准确，例如文中一开始说“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五一节夜晚”，这个说法就不是很确切。我们知道，“文革”中毛泽东于1966年8月中旬～11月底八次接见红卫兵，一般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给人的感觉是指这八次。而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意在与民共庆劳动节，而并不是特意安排接见红卫兵。作者文章中这样说，有可能被人误解。
作者在发表前给我发来这篇稿件，我也读到了，但上述微瑕，我也忽视了，没有看出来提醒作者订正。
这篇文章刊出后，读者不少，几个小时后就登上了这个流量非常大的网站的浏览排行榜第五名。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文章竟引起很激烈的争辩，焦点是：作者究竟是回忆还是造谣？

署名为“实事求是”者写道：“作者你当时在场吗？你看见死了人？要知道当时的老毛接见红卫兵组织的很好的。你的道听途说可以休矣。”
署名为“老汉”者写道：“老毛接见红卫兵在66年8月份，五一节上天安门是71年事，以后这种文章要注明是文学作品。”
署名为“实事求是”者又写道：“版主写文章请先查查资料，搞清楚日期再编，本人作为红卫兵，参加了三次，亲眼目睹。写文章，办报纸都要实事求是。”
署名为“无稽之谈”者写道：“就像说刘胡兰是乡亲们铡死的一样，造谣者总是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事件下手；但谣言永远都是谣言。”
一未署名网友写道：“目前在美国生活的当年到北京串联的老大中学生还多的很，什么时候听说有很多人被踩死了？”
又一未署名网友以恶搞的口气讥讽道：“我们家就跟（文中所述死人家）张家住对门，当时觉得姐姐们都是欢蹦乱跳的回家的。人家现在孩子都开始找媳妇了。”

我统计一下，重复的不算，一共19条跟帖，其中9条表示不相信这是真事儿，认为是“文学作品”或者造谣、编造；8条表示相信作者所说。
署名为“智叟”者写道：“张家在五一节痛失二女是事实。他们家当时住教育部的西跨院，和我的一亲戚同院。当时传出的消息说在同一事件中一共死了三十几人。我曾亲眼目睹众多伤者被送到长安街边上的临时急救站。”
又一网友写道：“我是在教育部大院长大的，张家姐妹死于天安门广场的踩踏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记得事情过去好久以后都不敢面对她们的母亲。”

作者姜和平也看到了这些评论，次日给我和妻子发来一封邮件。我征得她的同意，将信中提到的人名做了模糊化处理，摘要刊载如下：

……我立即看了那些评论。作为笔者，最关心的莫过于读者的反应。我深深感谢支持者的进言，特别是这句评论更具分量：“把亲身经历写下来，不仅是我们的权利，而且是责任。”而质疑者的留言却更坚定了我想写的愿望。
拙文所写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文革”时我们还小，没有成为当事者。但是作为旁观者，尽力搜索记忆把自己的见闻写下来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这篇记叙的字字句句全是真实记录，决无杜撰。两位死难的小姐妹是我从小熟识的伙伴。她们的姐姐张×是我的同学。妈妈白××老师是我们的小学老师。那位邻居阿姨叫潘××，是教育部医务室的大夫。潘大夫的女儿也是我同班同学。五一节后在八宝山开追悼会，一个深绿色的大面包车坐满了人，司机班的王××叔叔开车。王叔叔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邻居。参加追悼会的很多同龄小朋友和我既是邻居又是同学。
而且，1967年五一夜晚我就在天安门广场，其拥挤程度令我后怕许久。我在1965（文革前上小学时），1967和1968年国庆日都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组字和组花边的活动。每逢游行一结束，广场上的人就开始边喊万岁边涌向天安门城楼，形成高潮。我牢记着人们的告诫，决不敢弯腰提鞋，但又怕鞋被踩丢，每次都事先把鞋脱下来拿在手里。每次游行完毕被踩得生疼的脚都让我呲牙咧嘴，袜子被踩得肮脏不堪，再穿上鞋一瘸一拐地回家。五一节夜晚毛泽东下天安门城楼前，我和几位同学在二龙路学校学生的大圆圈里跳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你睁眼看一看”的造反舞。这个歌舞节目是节前我们刚向负责我校军训的解放军西城
指挥部学的。五一节白天我们在北海公园拉成圈游园，表演的也是这个节目。我相信，对提到的这些，亲历者和我一样都有着刻骨铭心之记忆。
自从张家失去两位爱女，白老师不仅决不许（剩下的）唯一女儿张×再参加任何庆典活动，而且下乡劳动也不让她去。67、68年国庆组字，原本是我们这个年级全体同学参加的活动，只有张×一人例外，老师特许她可以不去。1968年夏，有一次在教育部大院内的“逸仙堂”放电影，放的纪录片是《1967年五一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我特别注意到白老师神情黯然失色，马上离开了。（后略）

我相信姜和平所述是真实的。那么，我为何会相信她呢？
这里检视我自己的思考过程，之所以决定相信她，理由有三：
（1）我当年就得知毛泽东每次接见红卫兵后，现场捡到的鞋、《毛主席语录》、笔记本、书包、帽子和其它杂物，要装几卡车——姜和平所述当时情况，与我的记忆相吻合；
（2）因为我的妻子也是教育部职工子弟，在读到姜和平这篇文章之前，我就听我妻子说过这对姐妹俩同一天被踩死的惨剧（只是妻子年龄更小，当时所知的信息远不如姜和平所述的那么完整、具体）；
3）因为我对姜和平有所了解，知道她确实是教育部大院职工子弟，她在美国一个机构有一份与政治无关的技术工作，她根本不是那种要靠哗众取宠来赢得众人注意的人，更不是热心政治的人。她没有理由去编造一个故事。

我感慨：要想让人们了解某个事件的真相，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任务！姜和平的回忆，在我看来无疑基本是事实，竟有那么多人并不相信，斥为“编造”。在这个谎言充斥的世界，讲一段真实的“文革”经历，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下一代，难以让他们相信；对于经历过“文革”，但没有亲历她所述现场的人，也未必让他们相信；对于即使就在现场，但没有亲眼目睹姜和平所述这一幕的人，又真的能让他们相信吗？！
这其实涉及人类的一个永恒命题：人，根据什么相信别人说的是真话？追寻真相，是否确实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再进一步追问：人究竟根据什么来判断一条信息的真假？又如何让别人相信你所认为的真实？
诚实人固然坚持讲真话，但骗子也信誓旦旦宣称自己讲的是“真话”；
诚实人想方设法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例如姜和平文中和信中举出很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和实例），但高档的骗子也会将细节编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诚实人会请有公信力的人物或者媒体背书，骗子也会花言巧语地蒙来名人为之站台——“君子可欺以方”么！我买过好几本很不怎么样的书，都是我一向敬佩的学者推荐的，他们或则写书评，或则由出版商将其褒奖之词印在“腰封”上，让我上了当。
难怪有先哲感慨：人，都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东西！

回答“如何相信别人”这个问题，超出我的思辨能力。上升到哲学上说，这是人类的基本困境之一，是有史以来未曾解决的难题。以毛泽东之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提出“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来识别“政治骗子”，却也受了很多蒙蔽，他也蒙蔽了很多人。而当今世界上的许多火爆的热点，不也就是与这个难题高度相关么？
北京和台北之间，平壤和首尔之间，巴以之间，印巴之间，中日之间……这些多年宿敌和对手且不用说了，对对方的话肯定是持高度怀疑态度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俄国人、与越南人……难道能彼此放心地相信对方的承诺、保证？还有，官民之间、汉藏之间、汉维之间……对某一事件的陈述，难道不也是各说各话的“罗生门”，都自称掌握真相，斥对方为谎言？

我们有成千条政治、经济、哲学的理由去不相信人。我们从小到大、从早到晚受骗受得太多了，“真诚”是紧缺物资，“明察秋毫”就更是非同一般的技能。更何况，就算真诚，还会有自身受到的各种限制：听错了呢（自己的耳朵就那么值得信任？），看错了呢（自己的眼睛就那么值得信任？），记错了呢（自己难道没有选择性记忆？），表达词不达意呢（自己的所指与能指、说出来的你心里想的不可能绝对同一吧？）。
这里我还没有说到语境、语种、方言、年龄、成长环境、文化教养等等的差异，造成的信息的扭曲、失落、衍生等等的麻烦呢。
我还发现：信息只要转述一遍，可信度就至少衰减一半。你的妻子对你讲述她亲眼目睹的景象；你的妻子转述她的同事亲历的事件；你的妻子转述她的同事所讲的其同学的经历……你的疑惑、你的质疑必定成几何级数增长。

面对这样的难题，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应该怎么办？
2007年2月15日我给姜和平回信时说：
说实话，如何让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明白那个年代的真相，这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们受了太多的骗，所以听到真实的东西，也不肯相信。看到人们不信真的东西，与看到人们深信假的东西，都同样让我深感挫折。
我没有别的锦囊妙计，只能是就像您这样，尽量如实讲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有时间，有地点，有人名……不煽情、不夸大。慢慢地，至少有一些讲述者能树立“不说假话”的公信力。

在写完上述三条我何以相信姜和平所述是真实的理由之后，才发现这三条大概也有普遍意义。归纳一下，我们究竟相信、还是不相信别人的讲述，就是这三条：

1）有赖于自己的生活经验、记忆来验证；
2）有赖于对信息发出者的了解和信任；
3）有赖于有公信力的人、媒体和机构、至少是自己信得过的人作证。

有这三条，靠得住吗？难说！（上面所举的不相信姜和平的叙述的人中，不就有声称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根据者么？）但是有三条，总比没有好。
也巧，随后一位名叫钟逸的朋友写跟帖说：

（1967年5月1日）那天晚上我和同学徐先生就在金水桥南的现场，那天拥挤的情景虽然过去了40年，我们两人都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这一天，报纸上刊登了林彪四个伟大的亲笔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把个人崇拜的狂热推向了新高峰。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广场的秩序还是比较好的，人们狂热地呼喊着口号，可以说是狂而不乱。但是当毛、林乘坐的两辆敞篷北京吉普从天安门下的金水桥开出来时，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始躁动起来，两边的群众拼命往中间挤，巨大的推力一下子就将中间原本留出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我那年17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的五脏六腑都快被挤出来了，人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不由自主地一会儿被挤向东边，一会儿又被挤向西边。毛、林两人的车子就困在人群里不能动弹，我们就在离他们十几米的距离观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这样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在现场解放军的奋力解救下，人群终于让出了一条通道，两辆吉普车终于沿原路返回天安门城楼里面。我不知道当年死人的事情，但那样的场面死几个、几十个人是完全可能的。

很巧，我也认识曾为武汉“造反派”红卫兵一员的钟逸；我以前就得知他在1967年被造反派组织派到北京联络站工作，但不知道他那天晚上竟也在场。他的这一回忆，给姜和平的文章提供了旁证。

追寻真相，澄清谎言，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各位有何高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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