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山人：从对聂元梓的采访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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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谁之罪——从对聂元梓的采访谈起




  最近看到一篇对聂元梓的专访，有话要说。
  由于中国政府对文革没有彻底清算、反思，所以聂元梓是谁？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了，只有中年以上者才知道。她是文革初期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食堂门外）的作者，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张大字报的重要意义，在于引发了毛《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中南海大院内）。
请注意一下聂元梓言论中的刷黑的字体。我认为，这是其肺腑之言。
  1，聂元梓说，在文革爆发之前，北大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其意为，这些主义都和GCD有关，也和1949年前的情况有关，更与后来文革中的造反、革命、批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等互斗、互殴有关。这些话，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
  2，聂元梓说，举手赞成文革的人反倒成了受害者。我认为，这是其有感而发。在聂元梓看来，举手赞成文革的有许多人，不只毛。现在的党史界、学术界，一般都把516通知看做文革的始点，这是对的。但通过这个《通知》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人，却是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除毛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以上17人为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以上3人为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以上6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按当时的惯例，是无人敢，也无人愿投反对票的。这就是说，516《通知》是这么多人举手通过了的。其中有毛、林，也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李先念等。该《通知》有两大内容，一是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组长、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及其办事机构，二是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后来的文革小组报请毛批准成立了。其成员如下：陈伯达组长，康生顾问、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刘志坚副组长、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姚文元等。
  聂元梓的言外之意是，这么多人都举了手，赞成搞文革的，也赞成新的文革小组建立的。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错误，若永远被栽在几个人身上，做替罪羊——尽管这几个人确实有罪，甚至罪不容赦——但其他人，包括那些本身就有罪的人，躲起来，根本不担任何责，不忏悔，甚至为自己的胆怯行为辩护，真无耻！发动文革时，毛73岁了，不是小孩子了，其他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等也都是几十岁的人了，也都不是小孩子了。他们既然愿举手，愿向毛的强权低头、让步，甚至愿向强权献媚，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文革负责，为自己受迫害负责，而不是躲躲闪闪，做缩头乌龟。他们不敢或不愿反对强权，所以，是他们自己亲自用自己手中的表决权把自己送进了文革的牢狱的。这怨不得谁！但后来，他们却都摇身一变，也都一概把自己打扮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被今天的某些狗屎砖家们、狗屎叫兽们塑造成了英雄——这些人及其子女也无不如此。这，可能使聂元梓不服气。但不服气也没用。上行下效，目前就连那些老知青老红卫兵们，绝大多数也都把自己在文革中打人、杀人的罪孽让毛来承担，让那个所谓的“时代”来承担，然后自己做受害者。天理何在？
  无须说，这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古代社会最纯正的儒家文化的传统。儒家文化从古到今都是如此，都是找几个替罪羊，把参与其事的其他的所有的有罪责者掩藏起来。

以下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722138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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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距离观察，虽说是年届九旬的老人了，但聂元梓的思维还很清晰，她说，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谛：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她解释参与文革的动机，“我当年来北大，是大哥聂真与陆平联系的，我与陆平本人并没有个人恩怨。”所以，对“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的恰逢其时的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疯魔般的效应，绝非今天一再重复地“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防修、反修”伟大号召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的积怨爆发所致。这多种合力的结果，才有了“第一张大字报”的出世。

  按照官方的说法，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浩劫、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为什么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举手赞同文革的有些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加害别人。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错误，能否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几个“造反派”身上。这样刻意营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现在不是说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吗？尤其是亿万民众所亲历过的文革史，更不应该是任人随意来曲解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一经回首往事，每每心有不甘。九十初度的聂元梓又说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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