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生：忆西电往事（1-3 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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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西电往事（一）
北京 李博生
一、报考军校
196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高考报志愿时，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算是指导吧，他要我报考大连海运学院，这是他的统筹计划。为了提高本班升学率，班主任根据班里每个学生学习情况，和各高校录取分数，再对当年报考冷、热点的分析，指导每个学生报志愿。他和我说海运学院是培养远洋船长的，要出国远航，要求身体好，政治条件高。我附和条件，同样的考分会被优先录取，比较有把握。我心里想这是二类学校，不太想报，没办法，不能不听老师的。
不久，军队院校招生组来了，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等院校。当时我非常想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因为哈军工名气大，但学校指定我报考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后来听说两个月前军队院校招生组已到学校，对学生进行了政审，我的档案早被西军电招生组调走了，军校组的军医又给我们进行了体检，万事俱备，就看考分了。
我们和大家一样参加高考，一个月后，我收到通知书，我被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录取了。军校发榜在先，军校录取的考生，地方院校就不能再录取。我没有去海运学院，成了军校生。
1965年8月16日，我提了一个大帆布手提包到市里军区招待所报到。报到已有十几个人，其中有青岛来的张小金、卢正勇，烟台来的邢健娜，济南的吴明亮、鲁爱华、杜群利和黄薇等。当天，我们登上了去徐州的火车。在徐州下了火车，停留一天，要与南方来的学生一起走，我们住在军分区招待所。
下午，南面来的招生组也到了，会合后第二天，我们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车。军校生坐在一个车箱，很热闹。上海来的男生陆秋根、钱俭，女生郑小培、王小荣、付新勤兴高采烈的聊天，他们后来和我们分到一个班。
二、初进西电　　
火车走了一天一夜，到西安下了火车，学院的大卡车早在等我们了。我们坐上卡车,驶向西郊边家村。老远就看到了灰色的一排大楼，气派的坐落的大地上，它就是我心中的圣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军队番号：总字411部队，名扬四海的“西军电”。大门口有打着彩旗、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我们下车排好队伍，有一个军官念名单分配，念一个，就有他们系的欢迎队伍来人把他迎接过去。我被分到4系651班。
我们班有60名学员，每12人一个小班，有四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分别学习两个专业。代号一专业是“自动化防空”，代号三专业是“电子对抗”，这两个专业是国防绝密专业，学员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男生一、二班学一专业，三、四班学三专业，女生两个专业各一半。
我们班是四班，班长叫燕庆明，和我同一宿舍，同宿舍的还有李民夫、马新民、黄绪友、程俊良、另一宿舍的有副班长南明德，学员刘增荣、陆秋根、邸振国、钱水春、姚振江。正、副班长是上级指定的。我们选邸振国为团小组长。吴明亮分在一班，他的班长叫李红放，李红放是班里唯一的学生党员。张小金和邢健娜在女生班，也分在三专业，黄薇是一专业。
我们班的指导员是朱绍光少校，班主任是姓侯的上尉，还有一名副班主任是姓余的中尉。我们入学的那年刚刚取消军衔，我们感到很可惜。班领导干部负责行政管理和政治思想教育。朱指导员负责思想教育，侯主任负责行政管理。第一堂三八作风课是侯主任讲的，他告诉我们为了保持军人的仪表，在公共场所，军人只能吃苹果，不能吃西瓜，我们牢牢的记住了。余副主任负责管我们的业务学习，排课表都是他的事。
我们651班相当团的编制，建立党支部、团委会，还有军人委员会（相当班委会）。党支部书记是朱指导员，只有四名党员，除三名干部，还有学员李红放。团委会委员是团员学员选出来的，大家选三班的白洪义为团委书记，我们班的李民夫被选为宣传委员。军人委员会主任是侯主任，委员是学员选举产生，我们班陆秋根被选为文娱委员。军人委员会和团委的选举不是很顺利，因为来的学员都是各学校的尖子，大多数人都当过班干部，党支部提出的名单一度被推翻了，选票很不集中。后来大家感到还是互不了解，由得票多的先干再说，总算认可了。
发军装时，同学们兴高采烈，订上红领章、红帽徽，试来试去。不知谁借到了照相机。刘增荣、马新民、李民夫和我赶快到大操场上照相。刚穿上军衣都很拘束，摆好姿势，照的总感到不自然。
星期天，我请假上街洗照片。当了兵，外出一次可不容易，每个大单位（班级），请假人数不能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我先向班长燕庆明请假，班长到侯主任那里为班里人员请假。批准的人可到值班员那里领出门证，领到出门证的方可外出，在批准的外出时间内，必须赶回来销假。我幸亏请的早，批了假，但下午四时必须返校。
入学第一课，是一个月的军训和野营。我们651班算一个连，由朱指导员和候主任带队。编两个排，一、二班在一排，三、四班和女生班在二排。班长由原班长担任，排长由院里军务部派来。一排长是院警卫连的班长，姓杨，二排长是院军务部军务干事，姓张。队列训练在大操场上进行，走正步、跑步、操枪，训练很严格。夏天烈日炎炎，我们穿的军衣都湿透了，很辛苦，我们军人素质提高很快。
半个月后，我们一千多人的队伍，背着背包扛着枪，就像当年的八路军一样开进了长安县细柳公社的一个村子进行野营训练，按班分开住进老乡家。我们抱稻草在屋里打地铺，整好铺位就扫院子，帮房东挑水。
白天在场院训练队列和步枪瞄准，晚上排班站岗放哨。晚上时不时的搞紧急集合，哨声一响，我们从梦中惊醒，摸着黑，打背包，穿戴整齐，扛枪集合，队伍拉出去行军。开始找不到鞋子光脚的，背包背上就散了的，笑话不少。有一次紧急集合回来，黄绪友感到屁股凉，大家一看，裤子前后穿反了，里面又没穿短裤。他是农村来的，晚上习惯光屁股睡觉，有了这次教训，不敢光着睡了。
最开心的是打靶，过去都是从电影里看打枪，这次自己真枪实弹的打枪，太高兴了。练了半个月瞄准，我步枪打了优秀。过去生活从没那么紧张过，但我们很兴奋。休息时帮老乡挑水、扫院子，心里感觉就像自己是当年的老八路，美极了。我们很快从一个生活散漫的学生变成了行动紧张有序的人。
三、学习开始　　
军训结束后，开始文化课学习。当时学习任务很繁重，上午、下午都要上课。下午四点后是体育活动时间，我个子比较高，被选进院篮球队。那时篮球运动是青年学生最喜欢的活动。我们院篮球队在省里都有名，主要是体育教研室有三名教员是八一队下来的，都是运动健将，号称三王（三人都姓王）很厉害。我们系652班的陈怡秋也是院男篮的，我们班张小金是院女篮的，我们班关英是院男排的，所以我们系65班的体育实力还挺强。每天体育活动不是班与班的比赛，就是系与系的对抗，再就是参加院篮球队的训练，忙的不亦乐乎。晚上两节自习课就忙着赶作业。
我们651班分两个专业，使用一大、两小三个教室，小教室是各专业课教室，大教室（阶梯教室）是共用基础课教室。平常两个专业都在小教室上课，专业不同对专业基础课要求不一样。基础课两家一起，在大教室上。小教室太挤了，自习时很多学员就到大教室去学习。
有一次晚自习，我在大教室做作业，同学们作完功课的都先回宿舍了。张小金做完作业走过来，看我还在做，就在我前排坐下，聊了会天。问我家里有没有来信，不一会就走了。当时前面还有一名男生在学习。
第二天，朱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晚自习都做什么了，我说在大教室做作业。朱指导员说学习任务很重，要好好学习，没说其他的。指导员想说什么，我心里明白。从此和女生接触拉开了距离。有时与山东老乡张小金、黄薇、邢健娜偶遇说话，也尽量拉上好友刘增荣、马新民，以免说不清。第一学期结束，我被评为三好学员，授予总政制作的奖章。我的发小赵征也被评为三好学员，我们一齐去市里照相馆照了张相留念。
四、第一个寒假　　
1966年2月，放寒假了。我第一次穿着军装回到济南。我们考上哈军工、西军电的学员在一起聚会，有人提议要体验一次生活。那时的青年崇尚董存瑞式的献身，雷锋式的助人为乐，时传祥式的平凡奉献。讨论结果，决定去环卫局当三天掏粪工。
第二天一群军校生穿着绿军装，带着红帽徽、红领章背着粪桶走街串巷为居民掏厕所。谭大新（在军工）、杜群利，还有吴明亮、鲁爱华等十几人都参加了，很多是高干子弟。
济南市是有名的双拥模范城市，这一活动在居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我们在前一家掏厕所，后一家人家把茶水都端在手上等了，有的大娘、大嫂拿着扫帚和我们一起打扫厕所，还有的抢着要自己来干。很使我们感动，第三天大众日报报道了这一新闻。
假期很快过去了，在回院的火车上我和吴明亮、邢健娜、张小金、黄薇以及4641班的谭大凯和他班一个姓李的同学相遇。列车员把我们安排坐在一起。邢健娜提议，帮助列车员送开水和打扫卫生，我们马上行动起来，有帮列车员送开水的，有扫地的。后来邢健娜提议，在车箱里为旅客演出节目，大家都同意。先由邢健娜向旅客宣布演出开始，邢健娜、张小金都是文艺骨干，唱了不少歌，还有表演唱。我没有文艺细胞，只能混在大家中间大合唱，吴明亮还说了山东快书。那年代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我们的演出使整个车箱里活跃起来，有一个旅客还主动出来说了一个快板。演出停止后，旅客们不过瘾，过了一会儿，有个旅客走过来说：“同志，再活跃一下气氛吧。”看来我们的即兴演出还挺受欢迎的，我们又给大家唱了几首歌。
五、社教运动　　
回到学院出了两件大事，第一，国防科委所属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西安的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南京的炮兵工程学院三所院校退出部队系列；第二，传达了毛主席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主要针对做好接班人的工作，毛远新是哈军工的学员，毛主席要求哈军工、西军电两校学员、教员下去搞“四清”运动，在运动中锻炼自己。
1966年3月除了当年的毕业班，几乎全校师生都参加了去陕北的社教工作团，由院长戴润生带队前往陕北。
　　15日凌晨3点，几千名干部、教员、学员都起来了，吃了早饭，打好背包，把背包放在卡车上，就整队出发了。由于人多车少，我们几千人排着队，唱着歌步行前往火车站。上了火车，几乎整列火车都是我们的人，都穿黄军衣，真有大部队开进的样子。到了铜川，下了火车，一排卡车已在等候，我们上了卡车，一路唱着歌，沿着延绵的山路向北开去。4系和5系的到了黄陵县停下了，这是黄陵社教工作总团的驻地。
我们4651班分到两个公社的工作队，棋盘公社和云梦公社。我与同班的刘增荣、马新民、郭仙风、邸振国、分到棋盘公社水沟门生产大队工作组，组员有一半是地方来的，工作组组长是志丹县团委赵书记，副组长是我院政治教研室的张教员。赵书记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干部，他工作积极，进步很快，当时就流传他是县委接班人。他的荤笑话很多，据说他刚脱产当干部时，第一次去县里开会。那时开会吃饭都是蹲着吃。他没见过女人穿裙子，一个穿裙子的女同志端着碗，在他面前一蹲，吓他一跳，他偷着往下一瞄，看里面有短裤，才放了心。集训时，赵组长组织我们学习文件，讨论下去后如何开展工作。也有一些大会，都是地委领导作报告。
黄陵县很小，主街长不过百米，有一个小百货店，一个浴室，街上只有卖醪糟的小吃店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其实就是一个贫穷的大村子。我们工作团伙食有辣子烧肉吃，算是很好了。星期天休息一天，听说本县有一名胜叫黄帝陵，吃过早饭我和刘增荣、马新民一起去玩玩。从县主街向北，走上一条石路，两边满是柏树，庙前有两棵巨大的古柏，两、三人拉手才能围住，有标牌写着黄帝挂甲树和黄帝拴马树，离开庙门很远就有石碑，上书：文武百官下马处。我们原以为是一座普通的皇帝陵墓，走到庙前，才知道这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老祖宗黄帝的陵园。由于知识的缺乏，我们竟不知道黄陵县就是黄帝陵所在地，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黄帝陵。庙宇已很破旧，上有牌匾书“黄帝陵”三字，庙后有路引进柏树林中，有一座直径达十几米的土丘，土丘前有块黑色的墓碑，上面也是书“黄帝陵”三字。站在高坡上，举目四望，黄土连到天边，唯有此处有一片翠柏，真是奇迹。我们的始祖在这荒凉的地方已经躺了五千年了，他的子孙好像已经忘记他了。
集训结束，我们乘卡车去工作的地方。到了水沟门生产大队，我们组的人下了车。水沟门大队就在路边的一个村落里。邸振国、郭仙风留在大队部。我与地方老张同志分到北山顶上的生产小队，叫北岭小队，刘增荣与地方老曹同志在我门山后的一个村落，叫张方梁小队。马新民一人与地方的同志在南山。分手的时候，我和刘增荣都看到马新民那无奈的目光，他年龄小，平常有点像女孩，好多事不会做，在校都是我照顾他，他把我看成大哥一样，这次我也没办法，只能用目光鼓励一下。我们上北山的四人上路了，我们背着行李爬了两个多小时。中途休息了一次，回头往下一看，水沟门村在山下大路边。对面山上的村子是看不见的，眼前晃着马新民无奈的目光，我也感到有点凄凉。到了山顶，我站下了，送走了刘增荣，我和老张进了村。北岭小队共13户人家，分散在四个洼地，穷的难以想象，一亩山地只产十几斤粮食，连水井都没有。这里一个贫农可能有几十、上百亩山地（大部分是荒地），可地主比内地贫农还穷。小队长是复员军人，小队会计是个小学毕业生，在当地是大知识分子了。
进村后我俩在队部住下，这是一间只有一个火炕和一张桌子的小屋。生产小队长来看我们，小声问我们需要什么。从他的神态看，十分紧张，老张只说晚上开全队大会。当晚开了大会，动员群众揭发生产队领导的问题。会后又把当过队干部的人叫到队部，集体谈了一次话。
那年我19岁，独立到社会上开展工作，很兴奋，工作没黑没夜的干。不断找人谈话，根据提供的一点线索，再找旁证，很快揭发了不少问题。但大部分是干部缺点，有些我感到是有人在利用运动对干部泄私愤。小队长、会计为人正直，能维护集体利益，可有人咬住不放，非说他们有四不清问题，不打倒不罢休。
社教的重点是整当权派，干部不“洗澡”不能“下楼”，为了能解放他们，有些问题一时难以搞清，但又不大，我就苦口婆心动员队长忍痛“洗澡”，队长明白了，一咬牙承认拿了队里50斤玉米，第二天把50斤玉米送到队里做了退赔。这个问题我心里明白没有证据，当地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拿出50斤玉米意味什么？我很难过，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放队长。我立即向赵组长报告：“小队长退赔了。”赵组长很高兴。当晚开全队大会，宣布队长四不清问题解决了，解放出来参加领导小组。队长参加领导小组后，生产有人抓了，特别是搞清问题容易多了。那些整人的人收敛了，不久会计也解放了。队长那50斤玉米的事也很快查清了，本来是“莫须有”的罪名，几个揭发人互相矛盾，最后都说是听别人说的。我让队长把玉米拿回去了。赵组长听到汇报，气得够呛，说我给干部翻案，还要来我们这里蹲点。　　
我们那时吃饭一定要到贫农家去吃，要访贫问苦，可我感到好像全生产队都是穷人，这里太穷了。有一天，我们在一家住窑洞的农民家里吃饭，大嫂抱着孩子给我们做饭。我看她脸色很不好，问她是不是有病，她说是的，有几年了，她公公不给她治病。我出来和她公公说，有病要去看，老人说：“有病就等（死）吧，这里都这样。”这情景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
六、文革风起　
我们出发去陕北农村搞四清运动前，文化大革命已在大城市开始了。开始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批判“三家村”，又接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来势很猛，各级领导都有点不知所措。我们在山沟里知道情况很少，只能听广播，看报纸了解情况。这时，学院开展文化革命的大字报简报，传到了工作队，学员们引起了是否回校参加运动的辩论。我是坚决主张回学校的。朱指导员召集学员开会，说服大家不要请求回校。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同学们希望听听在云梦公社的同学们的意见，选出我和郑小培等三人去云梦公社。　　第二天，同学们把我们送到大路上，我们出发去云梦了。朱指导员把此事报告了队部。尹队长要求查一下我和郑小培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有没有后台，矛头有指向朱指导员等学校领导的味道。朱指导员赶快给工作分团曲克拌副团长打了电话，他是我们四系的副主任，曲副主任赶到了棋盘公社，把同学们召集起来，严肃的批评无组织、无纪律。
我们刚到云梦公社，刘增荣打电话找我，告诉我，曲副主任到了棋盘，批评了我们，要我们马上回去。我和郑小培等只好马上回去。走了一天的路，回到棋盘公社，又累又沮丧，进了门，看曲副主任正和大家谈心。我们坐下后，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太多批评我们，只是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可是在参加社教的大多数同学要求下，总团发了通知，学员可派代表回学院，不久，又发来通知，愿意回校的都可以走。
七、下马威　　
我们坐火车到西安已是晚上十点，站前广场到处是乱轰轰的人群，大楼上贴满标语，地上满是乱纸，气氛紧张，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西安了。我们在火车站等我院卡车来到后，为了表示我们回来是参加革命的，上车我们就打出了准备好了的标语。没想到立即被人群包围了，说我们贴反动标语，车上车下展开了辩论。我站到车头上去，想解释一下，差一点被暴徒拉下车。我立时懵了，这是怎么了？同学把我拉下来，包围在中间，又把标语撕了，偃旗息鼓，不理会他们。其他车的同学，上车没马上打出标语，没多少人围攻。他们高唱革命歌曲，为我们打气。后来人群只围攻我们一辆车，要我们交出标语。其他车乘机开走。
十一点多了，来了一个戴红袖标的女孩。爬上来问了情况，又下车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动员大家不要围攻。围攻的人都听她的，我们才得以开车冲出包围。我们立刻高唱解放军进行曲，为自己壮胆。我们的车回到学院已经半夜了，我们在车站被围的事已传到学院，很多人在学院东门等我们。我们进门受到热烈的欢迎，从云梦公社先回来的我班同学都来了，黄薇人还上车来，和我们站在一起。车开到4系男生宿舍，高班的同学举着“欢迎参加临委会”的牌子要我们表态，并不断呼口号。大家不知如何应答，我感到车站的事有点怪怪的，不能马上表态，就建议：“我们回去睡觉，明天再说！”同学们松了口气，都下车回宿舍休息去了。
八、两个委员会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学院已经分为两派，分别成立了两个群众组织“筹委会”和“临委会”。我和刘增荣、马新民、李民夫商量，调查研究一下两派的观点。我们先找4系筹委会，可是他们连办公室都被抄家了，只找到61班老大哥同学谈了谈，可他的弟弟都参加了临委会，并补选为院委员，他也说不服我们。我们和他谈完，又到院里看大字报。很多问题很费解，我们越看越糊涂。我们调研了一天，回到宿舍，才发现大多数同学都已声明参加临委会了，我班成立临时小组。午饭后我和刘增荣、马新民正在说事，李民夫进来了，说：“我看不参加临委会不行了，我们已成了无党派人士了！”我们马上写了参加临委会的共同声明，四个人签上名，贴了出去。我还被推选到系分会当委员。几天时间，从社教地区回来的学员，几乎都参加了临委会。后来，最后从社教地区撤回来的干部、教员都随大流参加了临委会。
西军电是有着革命传统的军事院校，各级干部都是军队调来的，学员都是革命干部和工农的子弟，高年级学员中共产党员很多，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为什么会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个组织？主要是上面的政策出尔反尔，人们无所是从，茫茫然。筹委会成立在先，留院干部为了紧跟毛主席，纷纷加入。以学员为主的临委会成立在后，学员都愿意参加自己的组织。几千返院人员加盟临委会，形成了学院一边倒的形势，好像临委会是大势所趋。其实，当时中央内部总是发出不同的声音，群众的盲从，才是导致分裂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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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西电往事（二）
北京 李博生
九、“尽开颜”长征队　　
运动中各级党政机关都瘫痪了，群众只能机械的听毛主席的话，那时叫“最高指示”，从报上看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就马上写批判大字报。毛主席说“斗、批、改！”大家马上组织战斗队。每隔一段时间，毛主席就发出一段最高指示，号召干什么，群众就干什么。毛主席号召大串连，同学们都去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串连。我很少出去，在系里给大家当后勤。很多同学跑了许多地方，反正坐火车不花钱。后来交通压力太大，毛主席又发出指示，步行去串联。这一次我动心了，我和刘增荣商量组织一个长征队，计划先到湖南韶山，再到江西井岗山。队名叫“尽开颜”，取之毛主席诗句“三军过后尽开颜”。消息传开，加入的人很多。我们班里袁义斌、刘增荣、李红放、吕来旺、张金章参加了，经过陈德锦的介绍，611班的潘小平（女）、路红（女）、杨茂加入了，潘小平还带了上中学的弟弟，她的好朋友631班的罗文鹤（女）和5系611班的龚晓时（女）。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教员，跑来要求一起去，共14人。当时很多人想步行出去串连，但自己又组织不起来队伍，因此就打听谁在组织，就赶快去加盟。因此队里很多人我也是才认识的。当时我班女生符新勤和王小荣、张小金也曾提出参加。
大家推我当队长，潘小平当政委，刘增荣当秘书。我派李红放和吕来旺当先遣，每天先走一步。我们准备的比较充分，做了一面红色的队旗，正中是毛主席像，边上书“西军电尽开颜长征队”。每人两件雨布（可当雨衣，也可搭帐篷），一个水壶，被子和换洗衣服。穿棉衣或军大衣。借了军用指南针，两把工兵铲，一口饭锅。每人还带了“毛选”和一些毛主席语录卡片。每人负重30多斤。出发前一天，我们全副武装行军两公里，围学院转了一圈，试了试负重。11月20号我们长征队出发，早饭后，我带队到学院大门前宣誓。朱指导员和班里同学都来送行，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第一天我们走了30 多里，好像背的东西很重，在出西安市东南不远的一个叫塬上的村子住下了。男女分开住在大队部的两间空屋里，抱来稻草打地铺。因太累了，饭后，大家很快就准备睡了。可老乡找上门来介绍运动情况，我只好和杨茂、刘增荣去大队部，他们又带我们去了一个老乡家。我们听了半夜，明白了，他是要我们以红卫兵的名义支持他们几个“造反派”。回来我们一商量，杨茂的意思是，不要去管，我们没时间调查研究，别搞错了，我和刘增荣同意他的意见，赶快回来睡觉。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赶早起来，打行李，潘小平的小弟弟太累了，夜里尿床了，把杨茂的被子都尿湿了，潘小平不好意思的向杨茂道歉，说回去把尿被子换给她。我们想起床就走，可老乡早早在门口等我们了，请我们吃早饭。早饭很丰盛，有油饼、豆浆、包子、稀饭、鸡蛋，太丰盛了。当时规定城里接待站是免费吃、住。可在乡下，我感到还是该付点钱，我按社教时的标准，一毛五的饭钱，半斤粮票。老乡说什么也不收。一问，原来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学生来到村里，他们不敢收，那就算了吧。早饭后我们没提昨晚上的事，他们也没提要我们写大字报表态，我们马上走了。头几天走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大家又累又乏味。几天以后我们男生就自由多了，开始我们尽量排着队一起走，先遣队提前出发，负责安排住宿、吃饭。伍队走着走着就拉开距离了，特别是女生潘小平、龚晓时和两个教员常拉下很远。我们到了宿营地，我和刘增荣再回去接他们，有时接出几里地。她们女生带的东西多，背包重，脚都肿的像发面馒头，特别是潘小平，拄着棍子一瘸一瘸地走。我们接下背包，一边聊天一边走。几个高年级的女生，还有杨茂都是党员，他们从不叫苦。可那个女教员叫苦连天，我们都不愿理她，男教员陪着她，照顾她，两人老单独活动，好像很亲热。　　我们的长征队还准备了一些文艺节目，主要是毛主席语录歌，舞蹈动作简单，挥挥拳头，跺跺脚。每到一地，住下后，晚上参加各长征队的联合演出，有时也单独演给老乡看。走在路上，路过田边，在地里劳动的老乡有时也邀请我们演出。我们就在田边给他们演几个节目。我从小就没有文艺细胞，平常遇到唱歌、跳舞之类的事，我都躲开。可这次作为队长就得硬着头皮上，我是又参加合唱，又参加舞蹈，好在老农民不挑剔。
那天，走到蓝田的黑龙口镇上，天已黑了，我们住下了。晚上几个长征队联合演出，我们跳舞时，西北工业大学长征队的一个小伙子，看我跳舞，个子比别人高一头，张牙舞爪，他笑的前仰后合，说我像一棵大树，羞得我再也不跳了。刘增荣跳得好看点，但高年级的女生老逗他，要他跳时和舞伴脸对脸笑，他也不好意思跳了。后来我们就不跳了。
我们离开西安，往东南方向走，不久就进入秦岭，翻过秦岭就见到丹江源头，我们沿着丹江边沿走，风景是很美的。可是山里的农民，很少见世面。有一天，我买了一斤核桃，装尼龙兜里，拎着走。后来发现一个农民跟了我几里地，我们奇怪，问他干什么？他说要看看为什么我的核桃在手上不会掉下地？我给他看了尼龙兜后，他还是称奇，说没见过。到商南县城，我们休息了一天，开了小结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有人提议搞一次夜行军。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只有女教员不说话。我们进行了分工，李红放和吕来旺还是先遣队，一路上用白纸剪成的路标，贴在岔口和拐弯处。张金章打着手电筒认路标、领路，杨茂和袁义彬照顾潘小平和她的弟弟，男教员照顾女教员走中间，我和刘增荣与路红、罗文鹤、龚晓时走在最后。晚饭后，出发了。那一晚，天特别黑，走着走着，队伍又拉开了。本来我们断后，走过教员他俩时，他们叫我们先走，我们就走过去了。在过一片坟地时，远处有人在办丧事，点着汽油灯，吹着喇叭，呜呜的哭着，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我说等一下教员他俩人。正好有几个土包，我们背包靠着土包，就势坐下休息，一坐下，刘增荣说：“这是坟包。”大家一看，我们每人占了一个坟头，但已坐下也就算了，我们静静的等着。过了十几分钟，听到路上传来沙沙的脚步声，快到我们身边时，就听到男教员不断的安慰女教员，说不要怕，没有鬼！那声音又亲热，又发着颤音。路红忍不住先笑起来，我们一边笑，一边站起来。这一下，把女教员吓坏了，“妈呀！”一声瘫在地上。我们赶快去扶起她，安慰她。她好一阵才缓过来。
第二天，我们无论怎样向她解释都不行。正好有公共汽车了，两个教员离开我们回去了。送他俩上车时，我把几个胶卷托她带回院，后来她说胶卷丢了。想起此事，我就后悔不该交给她。听说女教员回去就和另一个处长结了婚。



我们一直沿着江边走，丹江上游冬天几乎没有水，过了丹凤县河宽了些，也有水了。过了商南县不远就到了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有名的荆紫关。这是一个建在半山上的一座城门楼，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山坡上住有一户人家，不知为何会住在这里？过了荆紫关我们沿着河南、湖北边界线走，一会在河南，一会在湖北的走着，挺有趣。下了山就进入丹江河川。这是未来丹江水库的库区，老百姓正在搬迁，一车一车的老乡走了，工人马上把房子拆成平地。我们在库底走到第三天，才到丹江水库工地。我们在工地招待所住下，参观了水库大坝。工人给我们介绍，他们已干了15年了，大坝建到了60米，要建到100米才完成。他们说他们一辈子也只能造一座水库。站到大坝上俯视坝底，远眺丹江，才真的感到战天斗地的伟大气势。
晚上招待所的女服务员到房间，给每人一个针线包。里面有几根她们剪下的头发，用开水煮过。她们说用它穿过脚上的水泡，两头剪断，留在水泡里，再走路就不会起泡了。后来我们试过，真的很灵。第二天我们不走了，报名参加了义务劳动，让我们的汗水也流在大坝工地上。
离开了相伴多日的丹江，过了古战场老河口，就走到襄樊。襄樊是蜀国名相诸葛亮的家乡，我们没有去古隆中寻找茅庐，但还是在襄樊住了两天，欣赏这已有江南气息的古城。襄樊是由一江之隔的襄阳和樊城组成，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是工业区繁华一些，樊城就古老一些，我更喜欢樊城的古香古色。
离开古城襄樊，就进入了大洪山区。天连降了几天大雪，我们踏雪前进。在这里虽降大雪，但并不很冷，树也还是有绿的。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山路上走着，鲜红的队旗迎风飘扬，一队穿着旧军衣的队伍，真有红军过雪山的感觉。刘增荣情不自禁的唱起长征组歌：“大雪呀，纷飞呀，为我洗征尘………。”忽然山上也传来歌声，并有人喊：“加油啊，尽开颜！”原来西工大长征队又和我们会师了，大家都挺高兴。我们找了一家农户，一起休息和吃饭。农户房子四处漏风，生活很苦。大洪山是革命前辈李先念战斗过的地方。晚上我们住宿时，见到一位中年人，穿着单薄，看我们都穿军装，就兴致勃勃的谈起李先念，谈起他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可他生活的窘困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老百姓为国家参军，去出生入死，复员回家依然面对黄土，背朝天，可他们从不怨什么。
出了大洪山区，走云梦，过孝感渐渐走出山区，进入平原地带，过了几道几里宽的围堤，就可看到大武汉了。有人提议我们带了米、饭锅、铁锹还没用过，我们中午野炊一次。在围堤里我们找来柴禾，埋锅造饭。做大米饭时，大家都没做过，放多少米，多少水，意见不一致，我很奇怪几个女生说法差距很大，也不知谁说的对。结果做出的饭，上面生，下面糊了。我要求大家都要吃一点，不要倒掉。每人都硬着头皮吃了一碗，饭有点苦，真是难吃。一个亮亮的新饭锅，也烧成了黑锅。
1966年12月31日我们到了武汉，决定在武汉过新年，休整几天，我们住进了汉口医学院。夜里，中央电台广播了“元旦社论”，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1月1日，我们开了一个会，大家感到走了很多路，已很疲劳，想早点回院。加上一路吃的差，消耗大，每个人都又黑又瘦。女生体质差，走得慢，我们每天来回接，很消耗体力。刘增荣提了一个建议，分成快、慢两个队。体力好的走快点，早点回学院，慢队还是照常走。大家讨论了一下，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这样定了。由我、刘增荣、袁义彬、李红放、路红、张金章、杨茂组成快队。其他人组成慢队，我把吕来旺留在慢队当先遣队员。李红放和吕来旺当先遣队是很辛苦的，他们每天早出发半小时，按计划到达宿营地，安排好晚饭，住房，总有一个人来接我们。吕来旺来之农村，不言不语，很能吃苦，身体还不太好。我这次把他留下，他也没意见。我们还轻装了一下，把锅、铁锹、雨布都留在接待站了。
在武汉我们又玩了两天，参观了长江大桥，武汉三镇。就出发了，分两队后，行军速度明显加快。可也有一件怪事，很多长征队，坐着货车走了。和我们一起表演过的西工大长征队，也坐车赶过了我们，还高喊：“尽开颜，坐车走吧，早点回去！”我们也动心了。到了北伐著名战场---贺胜桥，我们住下后，去看了北伐名将叶挺击败北洋军的古战场。又瞻仰了北伐纪念碑。刘增荣去车站找站长拉近乎，结果站长同意我们买学生票（半价）上车。车开不久，又看到北伐另一战场丁泗桥，但这次是从窗口一闪而过。不到五个小时我们到了长沙。
长沙是毛主席少年求学和革命的地方。我们先去参观第一师范，毛主席在这里上过学，他的课桌、教室都在。还有毛主席常洗澡的水井。参观的人很多，人山人海，看看就赶快出来。。我们又去了清水塘，这是毛主席早期建党时，区党委的秘密办公地点，杨开慧就长期在此工作。那时是在一个小弄堂里，十分僻静。自然也去游了岳麓山，品茶爱晚亭；下湘江，登上橘子洲头；去体会毛主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伟大胸怀。
长沙到湘潭是140里，我们决定强行军，一天赶到。早饭后，我们过湘江大桥时已九点了，一看，朝湘潭去的路上，长征队如林，黑压压的全是步行的学生。我们一行七人，穿着黄军衣，背着背包，打着鲜红的队旗，大步行进。一个一个长征队被我们超越，其他队对我们的速度无不称赞。这是我们走了2500里路，走出来的。晚上九点多，我们到了湘潭县，在县党校接待站（招待所）住下了。第二天，吃了早饭，又走了十几里，来到韶山冲。这是毛主席出生的地方。毛主席的家坐落在一个小盆地，三面环山的山冲里，房子土墙草顶，很普通，共有十二间半。屋后是依山的树林，房前不远有个池塘，小时候，毛主席常在那里游水。周围有很多水稻田，冬季没水了，露出收割后，剩下的稻茬子。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就诞生在这个普通的农舍里，就是从这个穷山沟里走出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领导中国人民挤身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主席故居。
我们决定不再走下去了，回学院。当时串连回学校的学生可以免票坐火车。我们从湘潭坐车到株洲，从株洲爬上去武汉的客车，车上人很多，学生占满了车箱。农民上车时，门、窗都关上了，农民愤怒了，用扁担打车窗。亏了马上开车了，不然农民非打破车窗，冲上来。
到了武汉，我们没出站，在一个女列车员的指引下，直接爬上停在车库里的去西安的慢车，她就是这车的列车员。不一会车进站了，学生蜂拥而上，我们因为先上车而有座位，但人越上越多，连站都没地方了。有的学生不听列车员劝阻，爬上行李架躺下，到是挺舒服。车走到半夜，有一个学生要下来上厕所，女列车员很凶的喊：“你下来干什么？上去，下面哪有地方？”那人一愣，傻傻的站在椅背上，往下一看，不敢下了，下来确实也无插脚之地。下面的人也帮着列车员喊：“快上去！”那人蹲在椅背上，手抓着行李架，哭丧着脸，完全没有上车时，谁也管不着的劲头了。我看着偷偷笑了，我估计列车员常常整这帮人。车十几里一停，两天一夜我们才到西安。我们谢了那位女列车员，下了车。
我们自发步行2500里路，经过四个省份，翻山越岭去体验长征，这件事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十、军管军训　
在我们离开的这两个月里。毛主席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最新指示。社会上西安交大和其他院校在成立省革委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分裂已经不可避免。西军电一派对西安交大采取静坐绝食以来的一系列极左的作法和口号不满意。交大认为西军电是右倾机会主义。在一些联合批判大会上，不是交大一派退场，就是西军电一派退场，到了誓不两立地步。毛主席针对学生运动分裂提出要搞大联合，指出青年学生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第一次提出军队介入文革运动，指示“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派军队进驻大学，对学校军管，分批对学生军训。
对西安的情况，中央、中央军委也作了安排，把野战军第21军调西安支左，成立了军管会。18师奉命进驻了西军电，其他各校也进驻了军队。对学校实行军管，对学生军训，帮助学生整风，以便更好的掌握斗争大方向。军队开进来时，我们系在食堂集结，只是集合待命。一个团长宣布各班、教研室进驻人员后，就宣布各单位带回，由军管人员主持开会。各班队伍带出时，朱指导员跑到我跟前，嘱咐我主动去团部请示工作。朱指导员从社教地区回院后，如同普通一兵一样，每天到班里来，和同学们在一起，主动帮大家取报纸、信件。同学们还是很尊重他。
各班都带回去了，我和陈德锦去了团办公室。就像北岭小队的那个小队长一样，尴尬的问他们有什么安排？团长说：“你们回班里参加军训去。”又问我开完会，找我的那个老头是谁？我说他是我班指导员。我院原来由省军区部队站岗，也换成21军野战军，第一天换岗，全副武装的野战军战士上岗，背着手榴弹，冲锋抢，子弹夹，水壶。警惕的看着每一个过路人。几天后才不佩带子弹夹、手榴弹。目光也客气多了。
当时戴润生院长安排在我班三同（同吃、同住、同运动），朱指导员也主动住到班里来了。21军一个班长负责我班军训。第二天，全院都到操场上走队列。戴院长和我们一起走，班长看到后，问我他是谁，我说是戴院长。他马上叫他出队休息。戴院长出列后，并没有回宿舍，而是一直立正，站着看操，我看他站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从心里佩服这位老红军。原定一周的队列，只进行了三天。军校生训练有素的队列，不比野战军差。相处二十多天，“军人”和军人比较容易沟通，他们对我们也了解了。大家就比较客气了。有一天21 军的所有军训人员开会。回来后，对我们非常热情。团长把我和陈德锦找去，让我们系临委会开展工作，有事与我们一起开会商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西军电与支左部队看法是一致的。对个别人提的一些过激的口号，21军支左人员也作了调查，对个别人也作了教育。
军训和军管没有解决两派之间矛盾。西安两派之间的磨擦也越来越大。大多数学生对无休止的斗争厌倦了。我哥哥约一帮同学、好友在大连玩。他写信来要我也去玩玩，说鞍山的很多小朋友都在。我以母亲生病了为由，请了假，先回济南看了母亲。又坐火车到了大连，住在舅舅家。在大连聚集了很多朋友，每天去海边游泳，一起玩。暂时把文革都抛一边了，因为家里和个人被冲击，好像人人都有不同的烦恼。可好景不长，我到大连才一个月，大连两派的武斗打起来了。大连两派都抢了枪，一派把大炮拉上大街，炮轰了对方的司令部。第二天，我们去看，小楼被炮弹打了两个大洞，这哪是文化革命？已经是武装夺权了。街上武装群众到处在戒严，不时打冷枪。舅舅怕我们有闪失，劝我们离开大连。
回到学院我大吃一惊，我回家才两个月，西安就像经过一场战争。大门外都是挖好的战壕。我马上去看大字报了解情况，知道西安两派，终于发展到了武斗解决问题的地步。回到宿舍听刘增荣讲了一下，才知道，西安确实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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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忆西电往事（三）
北京 李博生

十一、复课到逍遥　　
文革闹了一年多了，越闹越没结果，群众心都有些凉了，不免为前途忧虑。10 月，毛主席指示“复课闹革命”，这受大多数学生拥护。文革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突然要上课，教员、学员有很多分歧。还有的教员怕秋后算帐，拒绝上课。我们班希望上课的同学一起找了系教研室主任、教授蔡希尧，他是我国当时少有的雷达权威，号称“老K”，他十分支持学生上课，他对我们说：“你们不上课，将来毕业了，出去怎么工作？他们不给你们上课，我给你们上。”说的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可蔡教授本人还是被打倒的反动理论权威，正在接受批判哪！我和刘增荣、李民夫、关英、程俊良商量后，当晚写出大字报，大标语，坚决要求解放蔡希尧等教授，要求蔡教授直接给我们班讲课。蔡教授为我们讲了电路课，他教的课深入浅出，给人印象极深，这门功课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过去，只有高年级班学生，在上到专业课时，才能听到蔡教授的课，没想到我们竟听到他讲的专业基础课，还讲的那么好。
到了1968年6、7月，上海革委会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中央指示，在全国展开清理运动，我们的课又上不成了。我们学生对运动的积极性已不是很高了，有点消极等待，静观情况变化。实在无聊了，就出去玩一玩。有一次我跟我的哥哥一起去游华山，他是四军医大的，有四医大男、女同学八、九个人。玩的很高兴，我是偷着去的。
我失踪了两天，回来后，很多同学知道了，也很想去玩。刘增荣对我说：“大个，去华山玩玩吧，这几天大家都很烦的。”我就又约上袁义彬、关英、钱水春、奚震坤等人和我在鞍山时的朋友颜辽宁（在西安上中学）一起去。一天晚饭后，我们来到西安火车站货车场。打听了一下，找到向东开的货车，爬上去躲起来。一个多小时后，车开了，我们出来站在车箱楼梯口。两个多小时后，车开过了华山站，没停车，我们急了，这是货车，又不知道开哪里去。颜辽宁说：“跳下车吧！”我是领头的，不能犹豫，我想到了中学物理课讲过，跳下火车，要面对前方，尽量接近地面，因为惯性会使你向前冲。我按要领第一个跳下，果然没摔跤。落地后我感到火车飞快的开过，我抬头向前看，同学们一个跟着一个跳下来，有的摔地上，有的落地就翻了跟头。我心里紧张极了，赶快一个一个扶起来，好在都是皮外伤。我们休息了一下，大家都说没事，我们就向站外走去。后来每当我想起此事，还真后怕。我们连夜上山，那天天真黑，一路上遇到很多下山的学生，看来学生来玩的人很多。在北峰我们休息了一下，看到有人在烤火，我们也过去了。虽是夏天，山上的早晨还是很凉的，但看到了烧的木头竟是几寸厚的整扇的庙门，我有点吃惊了。问了一下，无人知道谁干的，因为这块门板能烧好几天，已烧不知多久了。后来听说，当年冬天，游人在庙里烤火，失火了把整个北峰几十间房子全烧了。
有一个小贩在卖稀饭，山下五分钱的稀饭，他卖五毛钱，气的颜辽宁把他的饭碗扔山沟了。我们又爬上了百尺峡，登上西峰，玩了一天。傍晚我们又连夜下山，爬上一列正在站内加水，向西开的货车。等到后半夜车才开，车上坐满了来玩的学生。到西安货车站时才三点多，我们出站后，还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坐在路边，太累了，就躺在马路上睡着了。天亮了，我被人吵醒了，才发现一大群人围着我们看，以为我们是叫花子，我赶紧把大家叫起来，坐车回到学院。
十二、工宣队进院
正当西安各院校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时，从北京传来工人开进清华、北大去制止武斗，学生与工人打了起来，后来大量的工人涌进校园，去打学生的消息。毛主席把几筐芒果送去慰问工人队伍，肯定了工人进驻。并称他们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又发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
1968年秋，十三化建工宣队正式进院。工宣队进院第一件事，就是接管党、政、财、文一切大权。那一天下午，我看到系革委会主任魏本涛两手端着公章，后面跟着两个工人押着，往4系办公室那个楼走去。去后把所有的办公桌、柜子贴上封条，由工宣队接管了。大门贴上封条后，全系在食堂集合，由进驻4系的工宣队队长老于宣布：“从今天起，西军电一切大权归工宣队。”
到我们班的工宣队组长是一个姓于的大个子，为区别系里于队长，我们叫他大于，还有一个不管事的小伙子。大于当过警察，搞专政、审案子有一套。学生们对运动愤愤不平，也很不安，常在一起议论形势。来的工宣总队对我们学院的清理阶级队伍很不满意，特别是专政手段太软。工宣队组织我们学员到武功县陕西化工厂他们的工地去参观，看看工人阶级是如何专政的。我们看到，他们把专政对象集中起来，像劳改犯一样，每人挂一块牌子，早、晚两次集体向毛主席请罪，每天在棍棒管理下，排着队去劳动改造。每顿饭只给两个窝头，比犯人还惨。参观回院后，工宣队在学院成立了院、系两级劳改大队，凡是问题已定敌我矛盾的，文革中揭出问题没定性的，都送进劳改队，也叫牛棚。没有解放的干部，都关进去了。每天排着队游街，集体向毛主席请罪，挂牌子劳改，吃窝头，全上了。
清华、北大学生与工人武斗后，毛主席对青年学生作了一系列批评，要“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们学生最希望的是能复课，可最高指示已下，复课仍无希望。
1969年9月，我们来到陕棉十一厂，分配到纺织工人里，排班劳动。车间里大部分是女工，工人是分四班倒三班，很辛苦。刚去时我们班的部分人安排在织布车间，织布车间噪声最大，每天下工，耳朵都听不见声音了。上班要堵上耳朵，说话要比划，像聋哑人一样。我们负责给织布机加梭子，织布机两边是放梭子的地方，一次可放五个梭子，快用完了，就要加上新梭子。一开始我们只能看四台车，后来能看十二台车。我们对“再教育”的说法是有抵触的，我们不好好干，常常放满梭子，就溜到茶水站喝水聊天。车间主任跑到茶水站大怒，说：“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气的关英差点抡拳头。车间主任把我们几个（刘增荣、钱水春、关英和我）调去细纱车间挡车，跟女工当学徒，这个活是不能休息的，因为纱线随时会断，断了要马上接上，我们被整住了，只有停车时才能休息。没多久我们成了熟练的“纺织女工”，从开始看两个床子到后来的十几个床子，连喝水上厕所都没时间了。在车间有一个休息的秘诀，就是上厕所。厕所都修的很大，除了蹲坑，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蹲着抽抽烟，聊聊天，男工就常去厕所抽烟休息。我们闻不惯臭味，没法享受。
在这里我们只劳动，不用考虑运动，上班干活，下班睡觉，休息时上街玩，我们感到挺好。我们接受了三个月的再教育，年底我们离开了纺织厂，回到学院过年。不久在校园里时常能看到纺织女工来访的身影，毕业时有不少学生与纺织女工缔结良缘。
十三、五七干校
1970年5月7日，“最高指示”要求办五七干校。干部大都被打倒了，得有一个收容改造干部思想的地方，实际就是劳改农场，各地马上行动。“臭老九”也是干部范畴，我院在陕西省眉县搞了块地办起了五七干校。工宣队又把我们在校学员，派去院五七干校改造思想。到了干校，我见到杨为本，他晒的黑黑的，他说：“我已经是彻底的农民了。”晚上干校开干部会，我和袁义彬、朱指导员参加。会上先念了一些红头文件，讨论时无人发言。接着安排生产，这季节主要是种油果，其实就是大花生，这次我才知道，小的叫花生，大的叫油果，可能产油多吧。这时大家对运动积极性都不高了，白天干农活，晚上聊天，我们全班男生住在一个大教室里，晚上比着讲故事。班里有个同学名叫王以维，会讲故事，挺受欢迎。我讲故事也是长项，晚上就比着侃。星期天更无聊，我班黄绪友因报到时，带了块怀表，得了个外号叫“老怀表”，他要去钓鱼，问谁去，没人响应，自己去了。下午回来，老怀表的桶里真有不少鱼，干校伙食很差，很少吃肉，大家看到老怀表钓到鱼了，有几人热情地上前招呼：“老怀表，我们帮你烧鱼吧！”晚上烧好鱼，实际就是清水煮鱼，放点盐，全宿舍男生都围上来了，都说鱼好吃。
运动了几年，国民经济也不行了。从1968年开始，买肉要肉票了，每人每月半斤肉票，在食堂买荤菜也要交肉票。每星期我们只能吃一顿荤菜。到了干校，吃饭没有肉吃，油水太少，劳动消耗体力大，大家身体顶不住。干校领导想了个办法，每周六到老乡家私下买个活猪（那时生猪由国家统购），杀了改善伙食。那天，管理员把活猪买回来了，几个在厨房干活的学员出来杀猪。我们都去看热闹。几个学员把着猪脚，一个学员拿了把尖刀，壮着胆子往猪脖子下面捅了一刀，“哗”的一声，流出了血，大家一松手，猪打了个滚，突然站起来了。几个人赶紧去抓猪脚，猪一惊，满院乱跑。女生吓的到处躲，我们男生乱起哄。好不容易抓住猪，又捅了一刀，把它杀死了。接着刮猪毛、剥皮，肉割开一看，是“米猪肉”，肉上有涤虫卵，像米粒大小，吃了会得涤虫病，不能吃了。大家真扫兴，有的人直喊：“倒霉”。在食堂干活的一个教员，不死心，找了本书研究，书上说三百度高温，几个小时可以杀死虫卵。他把猪肉切成小块，上笼蒸了一夜，第二天又用大锅煮了一天。星期天晚饭时，把肉做成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开始大家都不敢吃，他自己盛了一碗，蹲着吃。那香味太诱人了，几个在食堂干活的学员也盛了吃，几个胆大的男生一看说：“豁出去了！”也上去打了一碗吃起来。这一下，男生都冲过去盛了肉。最后，女生也忍不住了，赶快去打点肉，不然就吃不上了。那年头，想起这事就想笑。
十四、毕业
1970年夏天，上面决定把64、65届在校学生一起扫地出门。
　　我们从农场回来，参加分配。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生，还办不办大学谁也不知道，今后还会有大学生吗？一些技术敏感单位已感到人才断档。总参三部曾三部长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要求从西军电调走一批学员，补充侦察部队技术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海军、空军、军区都来要人，但大部分学生去了“新、西、兰”——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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