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李巢水：文革符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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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李巢水：文革符号 一个老红卫兵的记述（自序）

24式太极拳学不下去了。学到19式“海底针”的时候，师傅说，你怎么学了后面忘了前面呀？要想学的好，回家也要练哎。是的，我承认，我心不在焉。
今年五月，我刚搬到九莲塘附近的新家时，被这里的风景所陶醉，更被这里的锻炼人群所吸引，尤其是那个精干的小老头行云流水般太极拳招式。我托人找他，拜他为师。开头，学的很顺，师傅表扬我说，你有跑步底子，身材也好，我好好教你，以后有什么大型活动，带你参加。谁知道，八字不见一撇，出问题了。
问题出在我对文革欠了文字债。7月1日，我又想起母校黄麓师范的“七一行动”风暴，残酷批斗，教师自杀，还挖学校创办人张治中祖坟。记忆一发不可收。1966年开始的红卫兵运动场景，一幕幕在眼前闪现。弹指一挥间，已经50年了。本该尘封的文革记忆，就让它湮没在脑萎缩、脑死亡中也就罢了，却又因为读到当年的红卫兵宋彬彬、陈小鲁等回母校向当年受迫害教师和他们的亲属“道歉”的文字，尘封的记忆闸门赫然打开了。生命是鲜活的，想回避、掩盖历史，没那么容易。我读书十几年，唯有1966年的记忆最深刻，学生，却不读书不上课，造反，“史无前例”。1993年，黄麓师范60周年校庆前夕，王伯文校长曾找我，要求提供资料，编撰校史。当时工作确实忙，家里也乱，没有找到资料，也没有回母校参加校庆。后来我收到王校长寄来的校史，可惜，文革没有记载，连个大事记都没有。我在黄师上学4年，后两年遭遇文革，作为文革初期校革委会委员，后来的主要负责人，亲历了运动全过程，难道不应该写点什么吗？于是，我早晨照样去公园学太极，回家就敲键盘了。既然师傅已经看出我的心有旁骛，干脆向他请假，以后再学不迟。
记述当年亲身经历并不难，难的是大环境如何把握。现在，有关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文章很多很杂。要去伪存真，用事实说话，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还应该有自己的深度反思和评判，这就要花费大量时间，N倍于我自己的亲历文字。比如刘少奇1968年被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含冤死去，字里行间我是充满同情、扼腕叹息的。但是，我没有让情感无限放大而任性，过分责怪毛主席；我也没有采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纯洁性、反修防修的流行说法，而是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当时毛主席的处境决定了他要采取非常措施。毛主席是神更是人，他同样有着普通人的情感和思维；他是理论家，更是实干家；要扭转“大权旁落”局面，他采取行动了，就这么简单。再如，1966年7月1日，黄师红卫兵造反派发动的挖张治中祖坟这件事，2007年我回母校参观“张治中故居”，和管理员谈起40年前挖坟的起因和处理经过，他原以为是张治中老家造反派干的，误解几十年了。
有一个词，叫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特殊意义的标示，是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是文化内涵的载体和形式。我想，文革也是一种符号，叫文革符号。红卫兵的每一个“革命行动”都是文革符号。以我的亲身经历，将这些记忆碎片连接起来，融大环境为一体，客观真实，不说对历史负责，对黄麓师范负责，起码要对自己负责。一个学校一个老红卫兵的亲历记述，就是整个文革红卫兵运动的缩影。通过一代人的反思，使文革悲剧不再重演。这是我所追求的。还了文革红卫兵运动的文字债以后，我就可以安心跟师傅学太极拳了，那可是退休闲适生活的禅意境界啊。赶紧写吧。黄麓师范不是世外桃源，大字报、扫四旧、大批斗、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大串联、复课闹革命、大联合……这些文革符号历历在目。记忆的涟漪在脑海里荡漾，按时间顺序的章节已经了然于胸了。

作者与校长王伯文（右，1967年文革时，校大联委副主任，1983年任校长）    1989年摄

黄麓师范校景（包又仁老师国画摄影图片）

作者补发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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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上半年，我在省属黄麓师范读中师二年级第二学期。
黄麓师范是张治中1933年在家乡巢县西乡洪家疃创办的（位于合肥市郊）。那时，张治中的薪水和蒋介石一样多，钱多了办学校，是个明智的选择。1929年，张治中在家乡创办黄麓学校（有三个分校），1932年，留学的长女张素我回乡小住，兼授英语并创办了幼稚园。从创办黄麓师范后，这里就成为皖中农村教育文化中心 。巢县有东西两座黄山 ，学校坐落西黄山南麓，前临巢湖，是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从这里走出去的名人有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吕济民、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等。西黄山虽然没有皖南黄山名气大，但风景也是秀美的。学校与洪家疃村相隔一方清水塘，“张治中故居”就在清水塘边。当时的校歌朗朗上口，写出了黄师办学特色：“巢湖宽，黄山高，云绵绵，浪滔滔，自然是吾师，万众皆同胞。人人教我，我教人人，愿与大众向上进步，共学好。敬勇诚毅，人生之宝，从此建设，从此教育；复兴农村，复兴民族，哪怕艰苦和辛劳。衣食住行，与民同乐，礼义廉耻，与国永保，中国少年！黄麓少年！记取记取！人生之乐，和合与创造！”
1966年元旦是祥和的，快乐的。元旦晚会在校大礼堂举行，师生同台表演，其乐融融。语文老师童本庸扮演的圣诞老人向全校师生祈福时，向台下撒水果糖，令人难忘。副校长徐东月，军人出身，他自告奋勇表演“武松打虎”，举碗喝酒、挥拳打虎等滑稽动作一人完成，逗得台下笑声一片，这是徐校长的保留节目，他久演不衰，同学们久看不厌。
新年伊始，还迎来了教育部长的视察。
我入学后的1964年9月，学校实行半耕半读改制试点，省教育厅工作组驻校指导，后来成了教育部试点。1965年第二期《安徽教育》刊登了《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黄麓师范学制改革试点工作100天》等六篇黄师改制的文章，同时，转载了何伟部长的文章《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半（工）耕半读问题》。接着 ，教育部组织召开全国师范学校改制经验交流会 ，黄麓师范、泰州师范、黑龙江克山师范等参加，重点介绍了黄师的经验。此后，《安徽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教育》以及广播电台等媒体，相继刊登、播发了黄师改制的经验和做法。学校宣传橱窗里，不断张贴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的贺信，还有来校考察取经的各院校考察组，一时间，黄师门庭若市，络绎不绝。
1966年元月6日，教育部部长何伟一行中午到达，全校师生在副校长曹毅的带领下夹道欢迎。下午1时，在66届师三（1）班教室召开了学生座谈会，师三学生代表参加 ，我们低年级同学挤在窗户外面观看旁听。何部长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座谈会是问答式的，气氛热烈融洽。何部长说，你们有没有1943年出生的?  在我的印象里 ，你们这里当时到处都是战场，我对此地很熟悉。曹必应、陈继秀、庆祖威、李先玲、赵香春等同学回答了何部长关于教学改革、参加劳动、帮助农村办学等问题。接着，召开了教职工座谈会。数学教研组长丁润序、语文教研组长瞿成珠、物理教研组长徐良然、语文教师蔡宏淑、音乐教师汪士淮、附小教师吴英直等回答了何部长关于教学如何与实际相结合等问题。
下午4时半，在校大礼堂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 。何部长说：听了你们的座谈发言，我很高兴，印象深刻，你们学校革命气氛很浓。毛主席说，革命就能前进，不革命就不能前进，你们闹了革命，就前进了。……你们改制取得了很大成绩，教育要革命，改制就是革命。现在各条战线都在闹革命，你们也在闹革命 ，看来 ，师范改制改对了。今后，所有师范院校都要改为半（工）耕半读。毛主席对教育讲过很多，没有讲过全日制一句好话，批评了16年，我们不觉悟，可见知识分子多么顽固。……这一年我们抓了半工（耕）半读，现在要抓全日制的革命，从半工（耕）半读发现全日制的问题。……你们改制后的学生（土包子）可以分配到上海去，和上海的洋包子比一比。
下午5时半，何部长离开了黄师。
从何部长视察黄师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教育部对全日制改为半（工）耕半读非常重视，视为教育革命 。他口口声声离不开阶级斗争和“革命”，似乎预感到革命风暴到来前夕的某些征兆 。果然，四个月后的1966年5月16日，在中南海，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拉开了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通知”宣布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新的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要求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向党、政、军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何伟部长在座谈会上问同学们有没有1943年出生的，原来，1943年皖南事变后，何伟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不久任中原局皖中区委书记，对皖中的巢湖地区很熟悉。何伟1947年10月任牡丹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期间，领导这里的土改和剿匪工作，他派出精锐小部队进山剿匪，迅速荡平了匪寇。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何政委的原型就是何伟。文革一开始，何伟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教育界的总代表，受到残酷批斗，1973年3月9日含冤离世，年仅63岁。黄麓师范视察成了他的告别之行。其实，何部长是1964年夏才调任教育部，上任还不到两年，就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如果何伟在驻越南大使的岗位上多呆几年，不到重灾区的教育部，或许不会遭此厄运；他完全可以再活二十年，看看由他们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真正走上国泰民安的小康之路。文革过去50年了，写下这段文字，表达一个学子的缅怀之情。
我们67届是改制试点年级，教学、劳动各占一半时间。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从全省抽调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上课，提纲挈领，举一反三。还有一半时间是劳动、社会调查、办耕读小学等。黄师的农场很大 ，除了原有的450亩小农场外 ，1964年又接受了1650 亩“黄麓园艺场”土地 ，搞园林、大田植物实验，养猪，粮、油、棉农作物和蔬菜都有，每个班轮流去农场劳动，收获丰盛，食堂伙食很好。在农场和农村劳动，除了增强劳动观念以外，还要忍受精神方面的煎熬。成年男女那种过分的风流玩笑话以及出格的挑逗打闹，常常令我们学生脸红，躲也躲不掉。校园里，是温暖的大家庭，充满着生机勃勃的朝气。66届师三有个学雷锋小组，学姐陈继秀等常常找到篮球场，要给我等拆洗被子，同学关系和谐融洽。除了打篮球，我还喜欢游泳，乘中午午休，遛进农场、农田里偷吃瓜果，补充体力。
改制期间 ，学校结合“四清”运动 ，在学生中开展批判“饭碗主义”思潮 。但是 ，批判不彻底。因为我们农村孩子都是从 1960 年粮食关过来的，饿得皮包骨，奄奄一息，记忆犹新。我们班的45个同学就有 4 个是孤儿 。当时有句顺口溜“没有饭，考师范”、“进了师范，饭碗就装在荷包里了”。校领导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争夺青年一代；我们是革命接班人，要树立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台湾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等等。其实，当时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可见，脱离实际的政治口号是苍白无力的。我们的检讨没有触及灵魂 ，因为谁也不想再过一次“粮食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饭碗”是生存的最低要求。人生不必贪婪，吃饱肚子才能发展。
我们每学期有一次下乡，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画朱岗村村史。在访贫问苦的基础上，美术老师包又仁指导我们美术组绘制了32 幅水墨连环画 ，配以文字说明，1966 年元旦前后展出，反响很大。尤其是包老师绘制的私塾先生形象 ，惟妙惟肖。一次，我在包老师房间里看到他刚画好的一幅水墨山水画《峨眉胜迹》，老师说，礼拜天送到寺庙里去，他们索画索了两年了。那天早晨，我想跟老师一道去寺庙，只见教务处陶光、校医管亚农等来到包老师房间，然后出门走了 。我没好意思跟着去 ，就准备了一本用白报纸装钉的大本子，晚上送到包老师房间，请他给我写几首毛主席诗词。我喜欢毛主席诗词。童本庸老师上语文课讲解毛主席诗词时，总是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歌唱一遍，加深了对意境的理解，诗歌，本来就是歌唱的。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36首我几乎都能背诵。我选择了六首，包老师很快就写好了。至今，我还保留着包老师的书法墨宝（落款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常水同学，又仁）。
1966年的“五一”劳动节也是难忘的 。学校将清水塘旁边的小水塘水抽干，包括省教育厅工作组丁冠英处长在内的工作组和校领导、老师，都卷着裤腿，用脸盆把塘底污泥运走。排成两队，站在塘底的人挖满一脸盆塘泥 ，一直往上传 ，上面的人把空脸盆传下去 。接力传递 ，硬是把塘泥挖得干干净净 。5月份天气还比较冷，有的老师冻得发抖，很感人。这方小水塘是学校食堂的饮用水。
我们学生下乡劳动，吃住都在贫下中农家里。我和吴桂云同学（男生却起了个女名）分在洪家疃，串门时，发现隔壁有户人家从北京来了个了不起人物，原来是张治中身边的人，回乡省亲。张治中是从这个村出来的，发迹后，提拔重用了许多同乡人。我一眼就看出这人的与众不同，红光满面，穿着、气质，非同一般。他特意谈了学习《毛主席语录》的体会，手握红铅笔，划着红杠杠，还背诵了几段语录 。我感到新奇 ，因为当时《毛主席语录》还只在军队中发行，他是怎么弄到的呢？1964年5月，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部队内部发行。有意思的是，总政请林彪为《语录》题字，建议他写雷锋自勉的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很快写好，却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总政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写的时候，有人就提醒少了一句，林彪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了，就用三句话好了。题词除了少写一句话外，“听”字还多了一点，写成“口斥”。1965年8月《语录》再版时才作了技术处理。看来，那第四句话没写，是林彪主观故意不写的，“他有他的考虑”，有什么深意呢？我等不便妄加评论。1966年8月，文革高潮时，《毛主席语录》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全国发行，纸皮封面改成红色塑料皮封面，很快风行全国，传播世界，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小红书》。有人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背着毛主席搞的，其实，非也。有几件事可以说明。《毛主席语录》刚出版，中央办公厅就打电话向总政要了去；1965年11月19日，办公厅给总政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毛主席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1965年12月28日，杨成武给总政写信，说毛主席指示陈伯达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计划编写六万字（因大而全不易编写传播，未编成），说明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
访贫问苦是劳动中的一项任务 。一位老贫农社员生病了 ，我和吴桂云同学上他家看望，回来后，吃派饭的房东大妈对我说：“他要把女儿说给你呢。”我指着吴桂云说：“你搞错了，是说给他吧。”大妈说：“不是，是你。不过，我已经说了，人家是学生，以后还不知道分配到哪里，你真是想的出来。”当然，这是句玩笑话。可以看的出来，这位社员很高兴，觉得受到了尊重；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家几代贫雇农生活，旧社会受苦受难，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他家，使他家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也受到了一次忆苦思甜教育。
这次劳动是“打换肩”挑塘泥，就是把抽干水的池塘淤泥挑到田里做肥料。池塘与农田相距里把路，二十几个社员拉开距离排成一排，每人挑一段距离，重担子交给前面的人，同时接过倒掉塘泥的空担子往回走，像接力赛一样传递。这就叫“打换肩”。虽然重担子在肩上只有几分钟时间，但是，几天下来 ，我俩的肩膀还是被扁担给磨肿了 ，疼痛难忍。劳动结束，我深有体会地写了篇稿子《接担子》，记得尾句是：我们是革命事业接班人，可不要把“担子”接迟了。校刊《黄麓青年》刊登了，校广播室播送了好几遍，还加了编者按。
    学校有个惯例，如果某一学科好，又红又专，可以作为特长生推荐上合肥师范学院。此时，我萌生了人生第一个梦想，就是上合师院，中文系，或者是艺术系美术专业。然而，我的第一个梦想被我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给击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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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工作组被赶走，学校领导岌岌可危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首先发难，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从标题可以看出，是炮轰北京大学当权派的。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还有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文革初期的一系列工作，并派出工作组。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做报告。会上，毛主席的批评讲话越来越重，并于8月7日印发了他在8月5日所贴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不长，字字珠玑：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主席的大字报标志着他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冲突公开化了，并且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择手段“炮打司令部”。
“大字报”提到的1962年右倾，主要是指“七千人大会”，就是行政17级县委书记以上七千人在北京开会。毛主席主持，刘少奇做报告。文革中，有人说，刘少奇的报告攻击了毛主席。其实，并非如此。我反复看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觉得报告和讲话体现了一个国家主席的理论水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当今的历史学家提起刘少奇的历史功绩时，都要提到这次讲话。那次会上，对三年困难时期怎么看？是必须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刘少奇婉转地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就是这么一句实在话，获得了与会者长达10分钟的掌声。中国是个农耕社会，从县委书记到中央首长，都对农村很熟悉，如果解释说是自然灾害引起的，是说不通的。中国这么大，年年都有自然灾害，但那是局部的，不可能全国都是大灾害，而且连续三年。说自然灾害引起全国性大饥荒饿死人，不是自欺欺人的大笑话吗？肯定是工作中的失误。对于浮夸风，刘少奇没有直接提到或者批评“亩产万斤粮”，而是批评了一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跃进前期，刘少奇是冷静的，后来也跟着发热了，在江苏视察时，当听说“亩产万斤粮”时，他说，能不能再高一点。钱学森测算说，应该在三万斤以上，不搞农业的科学家，头脑也发热了。农民种田没有发言权，产量由干部定，于是乎，粮食收割后，不留口粮和种子，全部缴公粮还不够，农民不饿死才怪呢。
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回答得很巧妙：那封信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可见，刘少奇不但没有为彭德怀平反，还给彭德怀留下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果然，彭德怀上书八万字说明他没有“小集团”，没有“里通外国”；毛主席看后说，彭德怀想翻案，不可能。在大局上，刘少奇的报告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人民公社是正确的，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这些，实际上是维护了毛主席的威望。讲话没有就“七分人祸”展开追责，主要是讲清问题，统一思想，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尽快扭转困难局面。此后的分田到户、责任田，很快就度过了“粮食关”。刘少奇在家乡视察时曾发过一个毒誓：给我两三年时间，保证你们能吃饱饭，如果做不到，你们挖我的祖坟。刘少奇做到了，不但他的家乡，全国人民都吃饱饭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和此后的责任田，毛主席都是默许的。问题出在彭真和林彪两人的讲话上，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彭真放炮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林彪则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大字报”最后一句话是指1964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发生的冲突。会前，邓小平对毛主席说：“这会不重要，您不用参加了。”意思是说，这样的会议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毛主席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开中央常委会时，刘少奇主持会议，说“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叉着。毛主席插话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马上插话说：“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两位主席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第二天，毛主席拿着党章和宪法来到会场，抗议说：“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说完，扬长而去。散会后，毛主席把与会人员招回来继续开会，亲自主持，重新制定了《二十三条》，对刘少奇前半段主持制定的《十七条》来了一个否定。一个会，两个主席开了前后两次，形成两份文件，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岂不是一个天空两个太阳，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又出了一个毛泽西）。这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毛主席觉得大权旁落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文革初期，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是听刘少奇的，向学校派出工作组，压制革命师生，所以，毛主席把他的文革五人小组组长拿掉了，重新成立文革小组。开会解决不了问题，就采取非常手段起来造反。毛主席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手指头就把他打倒。会后，刘少奇的位置由第二降至第八；林彪从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都是支持毛主席的，因而取代了刘少奇接班人位置。邓小平曾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两年后的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开除出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在132名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委员一人没有投赞成票。康生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她说：“这是我的权利。”后来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陈少敏同志相当了不起，是有很大的勇气”。 胡耀邦说了大实话。当时大家没有抵制，束手就擒了。当广播里说“全票通过”时，陈少敏用拐杖敲着地板说：“全票个屁，我就没有举手。”大喇叭对着关押刘少奇的窗户反复广播说“全票通过”，历数刘少奇种种罪状，给他致命一击。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含冤死于河南开封，须发一尺多长，姓名都是假的。毛主席得知后，说了六个字：“自作孽，不可活”。六个字中的关键字是“可”；不可以活，只有死，没有第二种选择。可见，毛主席写那张大字报的决心。
按说，“全票通过”的是党纪和行政处分，并没有判刑，那么，刘少奇就是普通老百姓，过普通人生活。可是没有，继续关押一年多，直至死亡。王光美出来后，理应去拜访陈少敏，可是没有。王光美牵头，刘、毛两家后人聚餐，选择宽容、和解，或许是一种高风亮节，无可非议；但是，对陈少敏的拜访也是必须的，因为这是良知和正义所在；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正义和良知。陈少敏当时孤身一人，且一身的病，她豁出去了，置生死于度外，紧要关头伸张正义，这就是伟大，是楷模！（陈少敏1977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陈少敏，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副书记。

     胡耀邦在为刘少奇平反的同时，又检讨说“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这是伟大政治家的高风亮节。 胡耀邦是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这段语录很感兴趣：“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刘少奇的死，不是一句“四人帮迫害致死”能够解释得了的，它是留给后人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试想，如果“我们大家”不犯错误，“决定”没有通过，那么，形势将会逆转，文革就会早点结束，少受损失。刘少奇束手就擒了，骨牌效应有了，各个击破了。所以说，政治人物的“正义感”是何等的重要！王光美也是政治人物，“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她都是参与的重要人物。回顾这些，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文革并没有因为刘少奇的死而结束，它像一个自由物体，偏离了轨道，“天马行空”，拖着耀眼的光芒，直至物体自身燃烧殆尽而停止。
毛主席为什么看中聂元梓等6人的大字报？不是因为聂元梓本人是哲学系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其他几人都是哲学系老师），而是大字报的内容，正好提供了符合毛主席所期待的、可以向全国推广的运动形式和样板：炮轰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动学术权威”。1966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毛主席也许没有想到，火烧大了，灭起来就难了。一时间，大字报在全国普遍开花，铺天盖地，所向披靡。

1966年6月1日，黄麓师范和其他学校一样，仍然在上课。但是，反复广播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以及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令“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生震惊、烦燥、一头雾水。
政治学习的时候，指导员程丽娟也只是念了一遍报纸，没有进一步说明。
程丽娟是我们年级政治指导员，副校长曹毅的夫人，40岁左右，高挑白皙，衣着朴素，有慈母心肠。师一开学不久，她就暗访了我们班有几个同学不刷牙，自己掏钱买来牙膏牙刷和毛巾，每人一份。我也有一份。那时候，我们农村孩子没有刷牙习惯，洗脸的时候，用毛巾抠抠牙床，再用清水漱漱口就行了。1966年元旦前后，程指导又给我们做棉裤。棉花是学校的，买来布料请裁缝剪了大样，她和女同学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其实，我冬天不穿棉裤。我父亲就是裁缝，棉裤、夹裤都有（夹裤，就是不加棉花的双层单裤），我从来不穿，因为好动，不感到冷。但是，这两件事赢得了全年级同学的好感，我对程老师的印象也极好。
6月9日上午第三节课，在文白科学馆（丁字楼）一层阶梯教室上物理。后排桌上立着两个标注了许多穴位的男性模型，大概是上生物课用的。我进去的时候，钱大金同学正在给模型贴纸条，遮住下身。我找座位坐下来，他贴好后坐到我旁边。我没搭理他。他喜欢做这些小儿科事情，为塑料人遮羞。
上课铃响了，物理老师张光三走进教室，云里雾里地讲了十几分钟的样子，程丽娟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轻声喊我的名字，并向我招手。我赶紧走出教室，程老师说：“你的小字报写得很好，到校长室去，抄成大字报贴出去”。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布置写小字报，要求联系实际，批判封、资、修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我想到，黄师图书馆藏书是安徽省中等学校最多的，这些藏书，是封、资、修最集中的地方；开放时间，可以进阅览室阅读，不但有新到的报刊杂志，二三十年代的杂志也有，我就看到过“蓝苹”（江青）的剧照。凭借书证一次能借两本书，没有其它限制。我觉得，宣扬封、资、修的书籍不应该借出。我还举例说，我正在看废名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桥》，全是封建迷信和中间人物，没有英雄人物形象。其实，我是从报刊上读到对这部小说的批判文章，作者废名也是师范毕业，有些好奇，从图书馆借阅的。周作人曾说：“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我戴着有色眼镜，在那个年代，怎么能够正确评价这部小说呢？
校长室在最北边一排房子，我跟着程老师往北走，心里有一丝高兴。因为我写应试作文得心应手，常常得到老师表扬。两年前初中毕业，中考前夕猜作文题，老师将我的作文“给县委书记的一封信”作为范文，召集两个班同学加以重点讲评。果然，那年中考作文题真的是写一封信《给邢燕子的一封信》，格式会了，但有的同学孤陋寡闻，审错了题，说燕子每年春天都飞到他家屋梁做窝，用拟人的口气给燕子写信，说如何的喜欢燕子，希望它每年都来，云云。
到了校长室，笔墨纸张都准备好了。我开始抄写。发现稿子改动不少，原来的题目是“小字报”三个字，现在是“图书管理员”如何如何（没有点名，但谁都知道）。程老师站在旁边说：“你就按照改过来的抄，抄好贴出去”。终于抄完了，她领我来到68届师一年级教室山墙下，说：“就贴山墙上，这是路口，看的人多。”我从教室搬来一条板凳，先刷糨糊，然后站在板凳上贴好大字报。送板凳回教室的时候，下课铃响了，这是最后一节课，午饭开始了。
我从食堂吃饭回教室的时候，发现山墙下围着许多同学在看大字报，还有几个老师。下午，学生会、团委和各年级各班都写了大标语，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的拥护、支持。
“坚决支持李常水同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坚决拥护李常水同学的革命行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封、资、修宣战！”
除标语以外，还有揭批家庭出身不好、历史上有问题的学校老师的大字报。
当天下午，学校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大字报一贴，全校师生都认识我了，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以这样的方式一举出名，天晓得！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标志着黄麓师范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老同学见面常常会说：“黄麓师范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你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我没有否认。但是，我承受不起。我只是一名普通学生，没有那么大能量说“停课”，说“开始”。我是主持学校工作的副校长曹毅手中的一颗棋子，为了保住当权派，曹毅转移了大方向。就像北大、清华，还有许多中学，文革一开始，当权派和工作组总是想捂住“盖子”，但随着运动的深入，“盖子”终将被揭开，当权派也终将被打倒。因为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伟大部署。国家主席刘少奇尚且不能自保，一个学校和各部门的当权派岂能逍遥法外？

上图：科学馆（丁字楼）一层是阶梯教室，1966年6月9日上午，在这里上了最后一节物理课，下午就停课闹革命了。现在是学校办公室。                              2015、9、16 摄

上图:1966年我们上课的教室还在，四排平房；树长高了，房子陈旧了。
下图：我贴第一张大字报的教室山墙。                                  2015、9、16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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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之后的第二天，即6月10日，全校停课，副校长曹毅宣布成立黄麓师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自任组长。因为从1964年开始，校长杨济人等一批教职工和部分高年级同学参加“四清”运动，由副校长曹毅主持学校工作，为了掌握主动权，他拼凑了几个人成立了文革领导班子。学生代表除我外 ，还有66届周传海、67届程千武等。文革开始后，学校属地化归巢县领导，派出的工作组、军代表，几进几出。
6月上旬，课程基本结束，各年级正在准备复习考试的时候，在曹毅的精心部署下，课堂被大字报所代替，没有表示抗议的声音，转换得不见波澜。我们把教务处准备印期末考试卷的白纸拿出来分给各班，几天功夫，几栋教学楼的山墙，篮球场旁边的总务处山墙等显眼处，都贴满了大字报。揭批对象，除了理论上批判封、资、修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内容，首当其冲的是打过右派、出身不好的教职工。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图书管理员王公武，除了向同学们兜售封、资、修大毒草图书外，还揭露他的历史问题；说物理老师自制发报机和台湾特务联系，里通外国；沈其修老师是上海人，有年春节写了幅对联：“此地无限好，苦了无家人”，说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校团委书记唐承卓和语文老师蔡宏淑是夫妻，他们谈恋爱的情书也拿来批判。
此时，省教育厅工作组已经撤走，只留下张世鲁一人。一天，突然出现了他的大字报：“向大色鬼张世鲁开炮！”“色鬼张世鲁滚回去！”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其他大字报。几天后，我去合肥新华书店买（请）毛主席像章，在教育厅食堂吃午饭时，他说他奉命留下，是准备当副校长的，找女同学谈话，是想了解同学们的思想动态，这个女同学家在外省，也表示一下关心，谁知道贴出了大字报，使他非常尴尬、难看。他决定不去黄师了。一张大字报就把他给轰走了。
从合肥回来，在大食堂，我告诉同学们，新华书店出售毛主席像章是有时间的，不是天天卖。正在此时，一位语文老师手里拿着收音机，边走边听地过来说，他明天要去合肥办事，负责打听出售时间，起早排队，保证能请到。于是，大伙儿登记交钱，他认真地记了名单。可是，此后，这位老师不见了，像章没有，钱也没退；后来复课闹革命时发了通知，他也没有回校，当起了逍遥派，要是回校，肯定挨批斗。我只知道他是福建人，刚分来不久的一个年轻男教师，教过我们语文，解释字词出处，喜欢从甲骨文讲起，给人的印象是迂腐。姓什么，记不得了。他也许在66年文革没有大乱时调走了。
令我吃惊的是，我班徐胜玉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旁边挂着一幅画，正是包又仁老师那幅送到寺庙里的《峨眉胜迹》。他正站在那里指指点点，作批判演讲。我不屑一顾地从他身边走过，心想，他怎么知道的呢？是我无意中说出还是从别人口中知道的呢？学校附近有相隐寺、圆觉庵等几个寺庙。他是从哪个寺庙里抄来的？不知道。从感情上说，我接受不了。这是“四旧”吗？至于这幅画后来的去向，不得而知。徐胜玉有没有抄寺庙里的“四旧”？估计没有，他只带了几个同学起早去的，中午就回来贴出了大字报，好像是专门抄那幅画的。还有几张大字报，说包又仁老师画的山水画没有突出政治，甚至把横七竖八的树枝拼凑成反动标语加以批判，无限上纲，对包老师是极大的精神打击。
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表态和家庭划清界限。陶姗姗同学的父亲陶光前些年被打成右派，在教务处打杂，她写大字报声明，和右派父亲断绝来往，脱离父女关系，并且改名跟母亲姓。顾耀宗同学写大字报声明，改名“顾兵”，和封建思想“光宗耀祖”划清界限。同学中，掀起了改名高潮。女同学纷纷剪掉了长辫子。我班男生在教室里为三个女生剪去了大辫子，剪得很丑，女生却笑得合不拢嘴，认为扫了头上的“四旧”，就是红卫兵了。大字报落款大多不写姓名，写临时改的笔名“一兵”、“卫东”、“同学少年”、“井冈山战士”等。我没再写大字报，利用休息时间看大字报。校文革小组天天开会，学习报纸和最高指示，静观动态。
正当同学们口诛笔伐进行“四大”的时候，7月下旬的一天，66届刘永普等同学回校说，合肥、巢城的学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佩戴“红卫兵”袖章游行、“扫四旧”。这一爆炸性消息令同学们兴奋不已，立即到小卖部把那一卷红布买来，请大礼堂旁边的张裁缝缝制。由于数量多，只把袖章接头处用缝纫机扎一下，两边没有锁边，有些毛糙。我和几个同学找来硬纸板，将毛体“红卫兵”三个字拼凑起来，刻成镂空字体，那个“卫”字是繁体字，有点难度。然后用刷子将黑油漆刷到红布上，一只红底黑字“红卫兵”袖章就做好了。红布不够，有人说，现在合肥、巢城街上红布很难买到，赶快到附近黄麓镇（当时叫烔阴镇）去买。红布买来了，继续做袖章，还做了面校旗和横幅标语，准备上街游行“扫四旧”用。做横幅的时候，我们就把校名改了，改为“安徽省红卫师范”。从这一天起，黄麓师范改名为“红卫师范”，并且刻了公章：“安徽省红卫师范学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外调和革命大串联都用此公章。
我们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宗旨，佩戴“红卫兵”袖章，在洪家曈村游了一圈（这个村比较大，像个小集镇），觉得不带劲，临时决定走到烔炀河车站上火车，是北上合肥还是南下巢县城？合肥是省会城市，学生多，“扫四旧”已经先行一步了，就南下巢城吧。到了巢县火车站，听说巢县一中红卫兵正在焚烧巢县庐剧团才子佳人服装道具，水曼丽等演员游街示众（水曼丽号称巢县的严凤英，非常出名）。我们只在街上游行喊口号，一小时后，我们决定去和县城。66届同学李和民是和县人，由他和几个和县籍同学带队。
到了和县城关，前面有同学举着“安徽省红卫师范”校旗，打出“扫四旧”横幅标语，接着是女同学大显身手，跳秧歌，腰系红绸带，手舞足蹈，缓步起舞，后面是男同学，边走边喊口号。街道两边是欢迎的小学生和好奇的群众。来到县委招待所，推选了十名红卫兵代表进会议室座谈，县委主要领导接待，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座谈中，我发现墙上贴的四幅毛主席语录中，有三幅错了几个字，一经指出，领导立马叫工作人员取下改正。要是在八九月文革高潮期，就要打成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由于没有具体“扫四旧”目标，准备不足，我们谢绝了县领导的留宿挽留，表示下次再来，当晚返回学校。
“红卫兵”在文革初期风行一时，连外宾参加接见等活动都戴。平时，我们不是天天戴，把袖章装在口袋里，需要的时候就戴。学校执勤，是必须佩戴的。一次，李家平老师的爱人从芜湖来探亲，怀里还抱着个不足一岁的孩子，执勤红卫兵硬是不让进，说没有证明。我知道后，问她姓什么是干什么的？她说姓杨，是芜湖市二院医生，我说医院医生是可以信任的，就让同学去把李老师喊来，让她进门了。后来，杨医生来学校探亲的时候，自己做了红卫兵袖章戴上，畅通无阻了。
实际上，“红卫兵”并不是青年学生的统一组织，只是学生参加文革的代名词。红卫兵也有很多派别，互不隶属。出身好的，认为自己是红卫兵那就是，出身不好的，觉得自己不佩，甚至连造反派组织都不敢参加，怕连累别人，很自卑。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正规报道是“革命师生”，如果只限于“红卫兵”，就会引起各校学生之间内斗。后来，王洪文曾想用“红卫兵”代替共青团组织，并且写了提案，还没等到开会就流产了。所以，“红卫兵”只是昙花一现的文革符号。
文革初期，有一个红卫兵斗同学的实例，其实，是个恶作剧。1966年8月4日，北师大女附中初二（4）班共四十多名同学，其中10人来自革命家庭，自封当然的红卫兵，戴着红卫兵袖章，在班上开批斗会。她们让10名出身不好的“狗崽子”站在教室讲台上接受批判；20多名不红不黑的学生坐在地上接受教育。10名红卫兵坐在后面的板凳上，先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这10个“狗崽子”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然后动手打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最后，强迫每个“狗崽子”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当时的中学生想象力真的很奇葩，人小胆子大，年少点子多。
“红卫兵”袖章不是上级布置的，没有现成品，是学生自发想象出来的，不可能做得那么精致。有的甚至套个红布袖章，一个字没有，也是红卫兵。后来的文艺宣传队、影视作品中的红卫兵，都佩戴精美的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章，那是宣传需要。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开始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她献给毛主席的红布黑字“红卫兵”袖章，是临上城楼时同学送给她的，虽然有字，但没有锁边，很毛糙。报纸发表出来的图片，袖章成了红布黄字，很好看，那是经过艺术加工做出来的效果。“八一八接见”轰动一时，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影响深远，但并非特意安排。
宋彬彬和我是同龄人，1947年生。当时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高三。1966年6月2日，在听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后，她和另外两名同学贴出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标志着该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作为师大女附中40名学生代表之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接见。
　2012年，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是这样说的：
“8月18日那天，是由刘进带队去的，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字（黑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时，同学们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男记者来采访我，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一个同学也说，怎么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
现在重读那篇《光明日报》文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这哪是我能写得出来的？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文章。从此，宋要武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我往学校写信，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同学帮我改名，翻字典翻到‘岩’字，就改名叫宋岩了。”
文革符号（三）黄麓师范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岁的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宋彬彬，给毛主席献“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宋答：“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说：“是。”毛主席又说：“要武嘛。”接见轰动一时，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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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下旬，黄师红卫兵到和县“扫四旧”游行，算是预演，回校后，学生开始成立造反派组织，酝酿扩大战果，策划实打实的“扫四旧”行动。当时“扫四旧”盛行，附近农村也成立造反派。8月31日，农村造反派到附近一个寺庙“扫四旧”抄家之后，到洪家疃村，准备挖张治中祖坟，他们派了两三个人到黄师来串联，红卫兵造反派立即响应，分头行动，逼着教师去挖张治中祖坟。中午，参加“四清”运动刚回校不久的校长杨济人、教导主任夏光等，也被从家里强行带走。村里造反派指任了张治中祖坟，否则学生不知道。但挖的时候，是学生逼着教师挖的。一场“扫四旧”挖坟行动开始了。下午，我们正在学习，大概两点钟的样子，有人来向曹毅报告说：许多学生红卫兵到附小那边挖张治中祖坟去了。来人说完就走了。曹毅回到座位上，沉默了好一会，突然说：李常水，你去看看。没有作其他交代，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也没有问，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头脑还没反应过来，就出了门。
张治中祖坟位于附小和校医室之间的坡地上，要经过篮球场、食堂旁边小门（西门），过清水塘梗，就是附小，再往右拐就到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几百米远，我走得非常艰难，脚步迈不开挪不动，就像猪八戒翻筋斗云，功夫不到家，踩在云朵上晃晃悠悠的。经过篮球场，我忽然想到，1964年刚入学的9月，我们新生男队和校女队打篮球，我们赢了。赛前，女队劲头十足，说三个月前的6月份，她们和教工队比赛，把教工队打输了。那场比赛是特意安排的，张治中回乡视察黄麓师范，观摩了这场比赛。比赛中，俩教师的眼镜被碰掉了，女生队加大进攻，结果教工队输了，张治中站起来喝彩说：“今天女生队智胜眼镜队，可嘉，可贺！”张治中1964年6月回乡，在故乡住了两天，视察了黄师。
我想起来了，1964年6月，我在巢县柘皋中学读初三。有天中午，听说张治中在柘皋饭店，我们跑过去，他正好从饭店出来，向围观的我们挥挥手，上了轿车。张治中回乡视察，路过柘皋镇，我幸运地见到了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有一个动作我印象深刻，就是张治中钻进车门的瞬间，旁边有人把手放在张的头上。多少年后才知道，那是保护首长的手势动作，怕车门碰了首长的头。我当年暑期毕业就报考并录取了黄麓师范。入学后，我更加喜欢打篮球，因为作业负担比初中轻，但自6月9日停课闹革命两个月时间里，我没进过篮球场，忙什么呢？不知道，只觉得头脑晕晕乎乎的，不适应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
篮球场旁边的总务室山墙上还贴有许多大字报，其中就有写省教育厅工作组和何伟教育部长视察黄师讲话的大字报，但是，没有贴张治中的大字报。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扫四旧”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革命行动，是革命大方向，但内心深处还是觉得不妥。我该怎么处理呢？我想了想，有三种选择，一是到现场看看挖到什么程度了，有哪些教师？哪些同学？回去向曹毅汇报；二是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继续挖，直到挖出东西来（成果）；三是劝阻、制止，也许要和造反派发生争吵、冲突。
我一路往前走，首先想到的是，张治中祖坟是“四旧”吗？谁家没有祖坟呢？《人民日报》文章中提到的“四旧”没有说到祖坟呀，毛主席赞成吗？忽然想到张治中与毛主席的关系。1945年重庆谈判，有人比喻是现代版“鸿门宴”，毛主席如鱼游釜，有受蒋介石“扣留”的危险，国民党高层也不乏“亚父范增”。是张治中用智慧和诚意保护了毛主席。张亲自到延安专机接送，谈判期间，毛主席一直住在张治中公馆桂园，张把家属安排到别处居住，全力保证了毛主席的安全，这在中外谈判史上绝无仅有。所以毛主席说，张治中是他的“右派朋友”。张治中和周恩来也是老朋友。黄埔军校共事时，张治中主持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1949年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不动声色地派人把张治中家属从南京接到北京，使张深为感动。从这一层考虑，挖张治中祖坟有些过分。
我走过食堂旁边的小门，过清水桥，就看见附小了。当年的附小叫黄麓学校一部，创办之初，张治中回乡在村里敲锣，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读书。“鸣锣招学生”成为一时美谈。后来的民谣这样说：“洪疃张本尧，捐资办学校；老人齐欢喜，儿童哈哈笑”（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如果没有张治中创办黄麓师范，我们能在这里上学读书吗？现在却要挖他家的祖坟，情以何堪！
再说，张治中还是个出名的孝子。三十年代，他在母亲坟边盖了三间小屋，叫“张母堂”。他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书录了“咬口生姜喝口醋”横匾，挂于堂上，两边是对联：“堂上春晖遗训在，人间慈母苦心多。”他每次返回故里，必在这间小屋歇宿，回味母亲送他报考安徽陆军小学时再三叮嘱的话：“你在外千万记着，咬口生姜喝口醋！”生姜是辣的，醋是酸的，穷人家的孩子要不怕难，肯吃苦。后来，“张母堂”改建做了学校的医务室。为了纪念父亲张桂徵、叔父张桂荣，他还在黄师建了座“桂翁堂”。这些，都是为了缅怀父母的养育之恩。抗战期间，日本鬼子烧了张治中故居后面两进房子，据说是报复张治中“淞沪抗战”的。那时，治安很乱，应乡亲要求，张治中派了一个连保护家乡和黄麓师范，1949年，张动员这个连参加了解放军。
我一路走一路想，脑海里翻腾的是张治中正面形象，促使我终于下定决心，劝说、制止挖坟行动，准备和造反派辩论。我想好了和他们辩论的第一句话：“张治中创办了黄师，我们才有机会来这里上学，现在挖他家祖坟，对得起他吗？”
走到附小，就看见许多人围成一个大圆圈，真可谓里三层外三层。最里面一圈是刚挖出来的黄土，有几个同学站在土堆上，指挥着下面的老师挖土；外层是围观的同学，也有村上的造反派。我又往校医室那边走，没见人，判断只有这一处在挖坟，又返回来。气候闷热，树上的知了一个劲地狂叫，愈加感到烦躁。我挤进去，站在最里一层土堆上一看，已经挖了一个大坑，老师们在坑底低头挖着，有的挖土，有的装筐。已经挖了有一人深了，不计土堆的话，也有半人深的样子，但还不见棺木。老师们都穿着背心，挥汗如雨，不敢抬头；同学们也都不讲话，只听见树上的知了鸣叫；骄阳似火，又无风，空气显得格外沉闷，使人感到窒息。站在我旁边的是我班同学王正权，他脖子上挂着口哨，他是年级篮球队长，有时当裁判，喜欢挂哨子。我伸手取下他的口哨，他很配合地给了我。我吹了一声口哨，只一声，老师们便都抬起头来，惊讶地望着我，杨校长、许定九老师的目光正好和我对视。我说：“不挖了，都上来吧。”老师们这才明白过来，松了口气，慢慢爬上来。我说：“恢复原样吧。”我顺手拿过一把铁锹，往坑里铲土，老师们也都动手填土，有几个同学也帮着铲土。没有争吵、没有辩论、没有反对的声音，非常顺利，出乎我的预料。
我很奇怪，挖那么深，怎么不见棺材呢？腐烂的木料也应该有的，却什么都没有。我平时路过这里，看见过土坟，不大的圆土堆，是我们皖中常见的土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许是挖错了位置。不管怎么说，挖祖坟，是民间最忌讳的，即使是在极左年代。造反派做了件叫人戳脊梁的事。
学生和老师都散去了。我不放心，又到校医室那边看看，没有发现异常情况，然后走进附小大门，穿过院子，只见最里面办公室一名教师在值班。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班一名女生一直跟在我后面，看我神经兮兮地东张西望，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但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对我的制止行动持赞同态度。
第二天会议室学习的时候，我简单地作了汇报，曹毅听后不置可否，以后也没再提起这件事，好像没发生一样，我很不理解。后来，有人分析说，当时形势还不稳定，曹毅不好表态，他也是在刀尖上过日子；造反派不追问便罢了，要是追问他为什么制止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造他的反呢？他可以说，是李常水个人行为，不是文革小组的意见，他就有回旋余地了。李家平老师说，你做了件好事，为曹毅解了难。否则，上面怪罪下来，他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派你去，派别人去都不合适，他自己更不能去。我想起来了，8月下旬，学校组织一批红卫兵去北京见毛主席，就是8月31号挖坟的这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校文革小组周传海、程千武也去了，我要求去，曹毅说，不能都去，你下次去。我当时非常有意见。没想到发生了挖坟事件，我派上用场了。
1989年秋，我回黄师补办毕业证书，特意看了张治中祖坟，土坟上长满青草，坟头竖一块普通石碑，刻有：“张治中祖坟，张治中率后人立”。我触景生情，写了篇《母校寻秋》，提到挖坟的经过； 2007年，我再次回黄师，参观“张治中故居”，同洪馆长（张治中夫人洪希厚的本家）谈到文革挖张治中祖坟时，他这才知道这一完整过程，他原以为是村上造反派单独干的，误解了几十年。



文革“扫四旧”时，造反派挖坟事件时有发生。全国最大的挖坟事件是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干的，她挖的是孔子的坟。
谭厚兰出身贫农，曾经是个优秀生，1958年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北师大政教系学习，1966年6月，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领导和工作组；8月组织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10月，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亦说是戚本禹授意)。11月，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带领井冈山战斗团的200余人，到山东曲阜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万人大会，逼着经学专家周予同教授到现场参加挖孔墓，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曝尸批判；押着学者高赞非和当地干部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令人瞠目结舌！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29天，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国宝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
1968年10月，谭厚兰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6月，她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后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以反革命罪批捕，在狱中，她痛心悔过。1981年检查出患有宫颈癌，保外就医。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作出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1月，谭厚兰走完了自己的悲剧人生，终年45岁，一生未婚。
谭厚兰到曲阜浩劫性造反，是全国“扫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很多古迹就此消逝，一去不复返，损失无法估量。有人用毛主席评价刘少奇之死的六个字对谭厚兰作盖棺定论。我觉得过了，因为谭的“曲阜浩劫”是受人指使，不是“自作孽”；既然前提不存在，那么就不是“不可活”。她如果活到现在，面对“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将作何感想呢？她也许要去做义工，将功折罪。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作为一个文化人，骨子里应该有一种对孔子的敬畏之心，怎么能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地破坏呢？少破坏一点，对主子有个交代，也坚守了自己的底线。作为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是承上启下的，比北大的聂元梓资历要浅些，年龄小16岁，但比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年龄要大10岁左右，既是干部又是学生，老成许多，所以，康生才找她完成这么一项可以任意发挥的大逆不道任务。
北京“五大领袖”均获刑，谭厚兰因患病而免予起诉，短命。另一个女强人聂元梓，算是“五大领袖”之首，唯一的教师，北大中层干部，文革后判了17年，两次婚姻均失败，诸多磨难，但她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承受击打能力强于谭厚兰；在我写此文的时候，她还活着，1921年4月出生，95岁了；她不像谭厚兰那样“痛心悔过”，在回忆录中，她坚称自己无罪，等着“平反”呢。
从聂元梓回忆录“文革部分”得知，许多事她是受指使，属从犯，有错无罪；但是，第一张大字报是聂元梓“主观故意”写出来的。毛主席当时在杭州，是康生告诉他的。受聂元梓大字报启发，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宋彬彬、谭厚兰等各校的第一张大字报，都是受聂元梓大字报影响贴出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虽是校领导修改，但也是受聂元梓大字报影响的。但我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没有参加批斗和任何打砸抢活动，还制止了挖张治中祖坟，算是立了一功，这个功没有别人“指使”，是我自己凭着良知、冒着和造反派辩论甚至被打的危险做出的正义之举。“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是错还是罪，要看危害程度。一般来说，犯路线错误是不治罪的，但路线错误往往和刑事犯罪交叉，很难判断。历次路线斗争整死人的事例很多。所以，聂元梓以文革“老佛爷”年龄来等“平反”，恐怕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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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革命师生凯旋而归了，欣喜若狂，溢于言表。没去的同学都非常羡慕。程千武给了我一张合影照片，是在照相馆照的，说没来得及到天安门广场拍照，就离开北京了。照片上有一行字：“我们见到了毛主席，66、8、31，于北京。”程千武、周传海、政治指导员程丽娟、总务室干部李善传、金永康等5人合影。“8、31接见”是毛主席“8、18”接见北京市学生代表后，首次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代表，黄麓师范不甘落后。程千武和周传海在会议室向校文革小组汇报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说北京大字报很多，到处都在召开批斗会、大张旗鼓“扫四旧”。新闻纪录片播放这次接见的场面激动人心。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主持大会，副统帅林彪讲话，周总理也讲了话。3人讲话都非常热情：同学们，北京欢迎你们，毛主席欢迎你们，对同学们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的坚决的支持。特别是周总理说的一句话：北京的学生可以走出去，北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分期分批到北京来串联。这句话最吸引人，因为大家都想去北京。林彪和周总理都用了“四个伟大”，都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解说词用了两个“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听后、看后，热血沸腾。我甚至想到，我不配去北京见毛主席，我阻止了造反派挖张治中祖坟的革命行动，和北京造反派批斗打死人相比，挖坟算什么呢？真的，那时在心里有些自责、自卑。
1966年8月，是北京造反派掀起的又一个革命造反高潮。8月1日，毛主席亲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说：“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共分十六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说：各校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等新的组织形式，是文化革的权力机构。以学生为主成立的学校文革组织，得到中央认可，这就有了尚方宝剑，采取造反行动更具权威性。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宋彬彬时说：“要武嘛”，被媒体过度解读，反复广播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中央文革小组1966年9月5日简报《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统计，1966年8月后半月，北京市有1772人被批斗打死。（注意，是作为战果统计的。）著名作家老舍，就是1966年8月24日，不堪忍受残酷批斗投湖自尽的。尽管《十六条》和林彪在“8、31”讲话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由于没有后续措施而不被造反派所重视。
从文大革策源地北京带回的讯息是：造反有理，批斗有理，“扫四旧”有理，同学中，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原有的组织扩大了，比较大的组织有：井冈山兵团、东方红联总、长缨在手兵团、驱虎豹战斗队等，家庭出身好的教职工也加入了造反派组织。食堂职工耿声振一人成立了“孺子牛战斗队”，还做了面小红旗。有几个组织邀请我参加，井冈山兵团司令宫为铭给我写了5张纸的信。我考虑再三，一个都没答应。身为校文革小组成员，怕别人说闹派性。
造反派组织采取行动了。1966年9月5日，爆发了全校性的大规模抄家、批斗。首先是抄潘素老师的家，他姐姐原先是国民党一个军官的小老婆，整天不说话，不开笑脸，都认为是疯子，作为家属，一直跟着潘老师过日子。潘素老师、图书管理员王公武老师等住在学校后门外大操场北头的一排平房宿舍里。果然，在潘老师家里抄出了金银首饰和旗袍等衣物，挖出了一个国民党官太太、资产阶级臭小姐，于是公布示众。从校长杨济人到普通教师，几乎都抄家了。校团委书记唐承卓和爱人蔡宏淑老师的来往书信被抄出，批判是资产阶级情调，语文老师李家平的笔记本被抄出，发现有这样的句子：“狂风过校园，头昏目眩，……愁雨涟涟。”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李老师解释说，是上大学时写的失恋诗。造反派不依不饶，要批斗。曾经演过圣诞老人的童本庸老师，因将笔记本用水浸泡倒进厕所被发现，作重点批斗，被监视，并且不允许在教务处上班的老婆沈时文（曾经打成右派）回家居住，就住办公室。
临近中午的时候，抄家升级了。造反派首先将教师的头剪成阴阳头，集中到“牛棚”（一间大教室）训话，历数他们的“罪状”，然后押到篮球场。校长杨济人、教导主任夏光、团委书记唐承卓、办公室秘书王伯文，许定九、李家平、管亚农、包又仁、徐良然、张光三、瞿成珠、潘素、陶光、童本庸等几十名“牛鬼蛇神”到篮球场后，接受造反派惩罚，叫他们趴下，用滚热的糨糊刷在背上，贴上“打倒黑帮某某某！”之类的标语，杨校长背上贴的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杨济人”；多数老师只穿了件背心，烫起了水泡，不敢吱声，任凭摆布；最后叫他们在篮球场爬行，从这个篮球架爬到对面的篮球架。篮球场不是水泥地，是沙土地，有许多小石子，许多人手掌和膝盖磨出了血，在爬的过程中，还免不了挨打。……
这是我事后听说的。当天上午，校文革小组照例在办公室开会学习。但是，这么大的批判行动，难道曹毅不知道吗？显然不可能。篮球场离我们开会的会议室只有几百米，肯定会有人来向曹毅报告。曹毅开头可能不知道，但事态如此严重，他老婆程丽娟也会来报告的。校长杨济人挨批斗，他副校长怎么去面对？她老婆程丽娟从北京带回来的讯息就是抄家、批斗，这是革命大方向。所以，曹毅闷着头不作声，生怕自己挨斗。那天，没有看见程千武和周传海。曹毅很久才离开会议室，他不走，我也不便走。我离开会议室回寝室拿饭盆，再到食堂打饭，已经快下午1点了，路过篮球场，没有见到老师，只见我班同学王正泉和另一个同学拎着糨糊桶，匆忙地往食堂水池边走去。食堂也没有吃饭的人了，我打了饭，边走边吃，回到寝室，寝室无人，我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发呆，干脆起来到会议室去。下午才听说发生了篮球场批斗会。
我不知道的原因是我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批斗会没有人喊我。曹毅没有被抄家，但是，他心虚，开始销毁笔记本了，他是公开烧的。他说有些案例材料属保密文件，不能被造反派抄走，让同学帮他烧掉了。抄家批斗后，学校气氛很紧张，教师被监视。我有次去食堂打饭，路过校长杨济人家门口，他老婆匆匆走到我身边，刚说了句杨校长被监视不让出门时，就被执勤造反派战士看见，拉走了。
几天过后的一天下午（也许是晚上），有人到会议室向曹毅报告说出事了，曹毅立即领着我们往学校后门走。出了后门，来到操场北面的平房宿舍，开门一看，图书管理员王公武老师身穿一套白色衣裤，吊在屋梁上。王老师的子女不在身边，他一人住在这个单间宿舍里。曹毅上前摸了摸，已经断气了，他站到板凳上解开绳子，有人帮着抬到床上躺平。谁也没有说话，我们默默地出了门。我第一次看见如此惨景，心里怦怦直跳，真的有点害怕，一连几天睡不着，心想，怎么会有如此悲惨结局？显然，大字报、抄家、批斗，导致了王老师的轻生。物理老师徐良然压力更大，校邮政所无中生有地贴出大字报说，徐老师有发报机，里通外国，是特务。徐老师也自尽了，就是半年前向何伟部长汇报的那个物理教研组组长徐良然。因为大字报和激烈的批斗，导致两位老师轻生自尽，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悲剧，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巨大伤害。作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老红卫兵，我对王老师、徐老师的不幸离去，表达我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也希望当年参与抄家、批斗的同学勇敢地站出来，反思文革，表达自己的歉意。
曹毅对这两起自尽事件有着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当然，学校造反派组织都是自发成立的，不在校文革小组登记，造反行动也都是自发的，不需要请示批准。校文革小组形同虚设。但是，《十六条》已经公布学习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曹毅是知道的，从抄家、批斗、体罚、监视，任其发展，酿成惨剧，曹毅没有派人劝阻和制止，是有一定责任的。
就在黄师“9、5”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前的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批斗行动，直接打死人，酿成惨案。虽然全是女生，但手段残忍程度，远远超过我校。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里，是这样叙述的：
说“1966年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暴力行为导致卞仲耘副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游斗校领导，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我们赶快跑到操场，看到卞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头上扣着纸篓，手里拿着簸箕，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们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她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也不能打人呀。我们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校领导被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抬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她们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8月5日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我们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必须抢救。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我和在场的6个学生也写了名。大夫这才开始抢救。一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我很害怕。刘进说赶快向市委汇报，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接见了我们。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不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了就死了……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回校后，大家心里很乱，几个人坐了一夜。现在虽然上级讲话了，但‘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该怎么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该怎么理解？我们又该怎么办？但无论怎样，应该尽快将卞校长死亡的消息和吴德讲话传达给全校师生。刘进是原学代会主席，她说就由她来说吧。第二天早上，刘进通过广播向全校宣布卞仲耘死亡的消息，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还说以后不许打人了。”
2014年1月，宋彬彬等老红卫兵，自发回母校参加见面会，为卞仲耘之死道歉，得到了当年老师和亲属的谅解。其实，当时的中学生，多数还不足18周岁，属未成年人，追查谁是打死卞老师凶手，意义不大；她们也是受害者。当然，反思还是必要的。
又是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9月16日，我回母校寻秋。秋的萧瑟隐藏在内心深处，外在的秋，是暖阳和花红叶绿，还有崭新的校舍和阳光的学生。9月21日，我分别看望了家住巢湖市的老校长杨济人，王伯文，并和居住上海的原教导主任夏光、合肥的许定久老师通了电话。我对杨校长说：“当年没有保护你，使你挨了批斗。”他豁达地说：“那时批斗是正常的，不批斗才不正常呢。”杨校长今年96岁，没有三高病，身体非常好。


张治中，安徽巢县人，1916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8、13”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淞沪抗战”；抗战胜利后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参加1945年国共谈判和1949年国共和谈；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69年逝世，享年79岁。塑像于1990年10月28日张治中百年华诞在黄麓师范揭幕。
下图：作者2015年9月16日回母校留影。
                     ——摄影：田素青（68届，巢湖一中退休，现为省摄协会员。）

老校长杨济人，文革后任巢湖市教委主任，今年96岁，没有三高病，身体非常健康，百岁可期。  
                                                          ——2015年9月21日摄于杨校长家中。

王伯文，文革最早结合的革命干部（原校长室秘书）1983年任校长，今年81岁。
                                                           ——2015年9月21日摄于家中

上图：黄麓师范图书馆早就拆迁了。模样已经模糊，忽然找到当年画的一副素描，原来是这样的。画的是后侧面，正面有大门，但全是树，遮挡视线。
下图：学生时代的肖像画（碳粉画）：斯大林、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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