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文革中向达的受辱和几十年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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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国
    北大历史系教授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 北大“牛棚”一角》今年(2014)年一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公司出版，立即在网上引来不少关注和评论。托人从香港订购来，再寄到美国家中，手不释卷地读完，感触真是良多。
　　关于北大“牛棚”的反人类的暴行和受虐者的心境，季羡林的《牛棚杂忆》(1998)写得也十分细致，但《流水何曾洗是非》与之相比，不仅涉及一个人自己的经历，还有众多中国一流学者的群像，他们中有向达，邓广铭，周一良，罗荣渠，邵循正…也提供了更多关于暴行的细节材料。作者对于几个当年作恶多端的北大学生红卫兵，直称其名，决不用XXX代替，让人感到畅快。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文革中的一系列现象进行的剖析和反思，使得这本书的深度超过一般的回忆。
　　作者亲眼目睹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的奠基人向达在1966年的一天的受辱经过：红卫兵抄了向达的家(行话曰“采取了革命行动”)，发现向达的茶几上放着毛泽东瓷像，对面桌子上是一只张着嘴的老虎。红卫兵(注意此处不是中学红卫兵而是北大的学生)坚持认为老虎张着嘴对着毛主席，说明向达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
　　作者描述出身湘西土家族，性格倔犟刚毅(书中有例子，此处不重述)的向达此时“讷讷无言，没有分辩，没有反抗”，“屈倒双膝，跪倒在毛主席像前，并遵照学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口念: ‘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四十年后，郝斌对这一幕的反思在于几个方面：一，对于学生的思维逻辑。郝斌写道：
　　“…也许有人会问:是这两个学生智力低下?还是他们无理取闹? 我们可以断然回答: 都不是! …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 甚至向达先生本人，凡是亲临其境的,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两个学生是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说话，呼吸，都有一股堂堂浩然之气…我们深知，这不是个人行为，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全校的学生，乃至千百万的同龄青少年。”他认为，学生是被控制和操纵的：“在那个年代，在为理性的温床已经形成之际，偏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以为民心可用的权术之士，从中操纵，上下其手…他们的推波助澜…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绪和暴力的群体性综合症。”
　　二，对于责任，可能针对前两年有人就红卫兵暴力问题提出追究老师的责任，郝斌指出，如果个别学生有不良行为，老师难辞其咎，但当时的青少年几乎个个如此。他质问：“这样的责任，是几个当老师的能担当得起来的吗?”
　　三，对于向达表现出的和本人的见识，阅历，以及“为人憨直，是非分明”的个性不相符的忍耐和顺从，郝斌的推测是：除去无奈以外，“向先生深知，他面对的不只是两个无礼小子， 而是一种社会和时代的病症!在他一位饱谙世事的老人眼里，那两个年轻学生，精神已经处于非常状态，病得不轻，他心生几多怜悯也说不定，有哪家的长者会跟自己的病态孩子去较真呢?何况，这还是一种配以暴力的‘红卫兵文化’与弱势的正常文化之间的冲突!”郝斌最后把向达的表现解释为一种“胸怀。”
　　向达下跪请罪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旁人都只能推测。在我看来，“胸怀”说可能稍微拔高了一些。我想，当一个铁骨铮狰又饱谙世事的老人，一个学养深厚的智者最后变得如此“讷讷无言”，“屈倒双膝”，可能仅仅是出于体弱多病的老人对暴力的恐惧，郝斌在书中描述，在几个小时的罚跪之后，时年66岁的向达已经无力站起来…也可能，向达对他所受到的质问所体现出的荒谬和愚昧程度感到震惊和绝望。向达对于国民党政权和日本侵略者都作出过知识份子的鲜明回应，但面对如此愚昧的逻辑，整个时代深入骨髓的病症，可能会彻底失语。在经历了“集体拔草”的惩罚和那场著名的“集体罚跪”事件之后，他想必已然明白，他正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空前绝后的“病态文化”，而他自己所追求和代表的学术文化，正如郝斌教授所说，只不过是“正常”然而又多么“弱势”的。他已经不可能，也不屑于去回应那些无比荒诞的问题，更不可能去挑战铺天盖地的病态文化，只能选择一种“随你怎么说”的态度了。人面对纯粹的“恶”可能会挺身而出，面对“愚”以及“愚”和“恶”的混合物倒真可能束手无策，缴械投降。
　　向达于1966年11月24日因病重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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