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草：我的中南海机要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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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中南海机要员成为基督徒

n 加州   玉草

我曾经和毛泽东跳过舞

本文作者个人简历

本文作者1936年7月10日出生於上海，湖南长沙人。解放前就读湖南省一师附小，周南附小，福湘女中（初中二肄业），1950年1月10日参军，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第五大队学员。1950年11月调山东为“中央办公厅中央机要处培训队”，1951年3月参加工作，为中央机要处译电员（后改为中央机要局），1956年10月转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部国营774厂工作，历任工会干事、俱乐部主任、宣传委员。1966年至1978年受文革冲击，牛棚、下放车间、劳改，至1979年还未落实政策。1979年至1989年在774厂培训中心技术学校任教语文和政治，班主任，1989年7月到美国探亲，1990年5月获得美国绿卡，2003年成为美国公民，2003年7月成为退休老人。

前言：借着美洲文汇周刊《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说说半个世纪之前的经历。如今已过古稀，红墙内外已发生巨变，我想“保密”性已成为历史，命运的驱使使我经历了这些。又因有些朋友知道我的一些经历会有些不合情况的遐想，所以我就向大家作个交代吧！
特别要告知的是我当时的年龄是十五岁到二十岁。我一九五零年一月参军，一九五一年调到叫“八中”的机关，有军籍，六年半的军龄后转业在四机部一个大型工厂工作。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我是一个湖南妹子，抗日战争初期妈妈去了四川重庆，她是银行职员，先将我放到湖南同乡同事的家乡，后来就没有接走我。
直到解放，我已经初中二年级肄业，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在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当学员，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开始时，也就是一九五零年十一月的时候我被调到北京，开始在香山集训。
就在香山，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是作为一名“译电员”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虽然当时我是初中文化，但是解放初期十分需要稍有文化的人，因此，对我的政治审查进行了半年多，最后终于被分配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
我当时还未满十五岁，刚入伍我就将头发简短，像个假小子，虽然年纪小，但当时我已是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那时我们实行的是包干制，大家都穿蓝色的列宁装，有时我还是喜欢穿军装，也有老同志给我在延安时穿的灰布军服让我穿。我当时不修边幅，样子有些邋遢。
记得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毛主席来了，上山了”，而且他所在的位置大概在“双清别墅”，当时已是夏天了，反正我当时根本没想要穿什么衣服，总之就是一身不合身的衣服穿着二话没说，就跟着往山上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满头大汗……
当我撞到了那个院子内，已有不少人围在那里了，我只看见在一个竹制的躺椅上坐着一个穿着背带裤的男士！“啊！是毛主席！”
旁边已有人围着他，我不知道他看见我没有，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形象不是非常好，因此马上钻到人群里面，从人缝中看毛。因为我记得在张家口的课堂上，北大请来的语文老师（记得姓黄）他点名让我站起来，他点到我，我站起来说“到！”我旁边坐的男生忽然低下头突然又抬起头，“怎么这个名字像女生的？”然后他赶紧抬头看看我，引起全班哄堂大笑……因为自己在外形上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就没有勇气往前凑，后来我还是自己安慰自己，反正我见到了毛主席了！
我看到毛泽东的时候他看上去面色红润、和蔼可亲的样子，他躺在竹椅上，肚子微突，说明他比较胖。
一生中工作最紧张的记忆
我开始值夜班的时候是被老同志带领投入紧张的翻译电报工作的，因为我们当时用的是“密码”，因此，必须记字。
当时我们的的工作就是比记忆、比速度、比忠心的工作。由于我年轻，很快就进入了状况，电报分“平报”、“加急”、“特急”、“机密”、“绝密”……；我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受的教育是“一字之差，人头滚滚”，要求绝对准确，不能出错。
当然，发出的报和收到的报，有校对把关、有老同志把关，有股长、办报科最后检查送出去，但如果错了是会有损业务成绩的，所以我的心经常是紧张的，但又很困，下了夜班往往一睡就能睡到下午四点，起来之后马上又去办公室工作。
因那时我们毕竟太年轻，有时还会搞恶作剧……
有一天，我和同事干完活就回寝室睡觉去了，大约晚上两、三点钟，当时值班班长是“西北台”杨组长，我是“中南台”的，我和一个同事、外号叫“小蛮子”的是同宿舍的，床也是并在一起，我和她一同在杨组长脸上画着大花脸（他当时睡着了），我们画完就走了，等有人翻好电报，要组长审查时把他推醒，结果引起了众人的捧腹大笑……他们说：“这两个小蛮子真调皮！”
笑话还多呢！有的人因犯困，本来嘴中应报码子（即数字），而说出“天气很冷”，因为当时刚好有人一掀门帘风吹进来了。有个同事叫“金豆子”的，一次，因为她太困了，在收到的报上画了许多打瞌睡的线条……像一条条小虫……
我当时最高兴的事
当时因年轻，思想单纯，记得最高兴的事是如下几项：1.吃夜宵；2.看电影；3.跳舞，这些事情的详细来历请看我一一道来：
1.吃夜宵
虽然是五十年代，我可还是有口福，我参军在张家口，一周只打两次牙祭，平时都吃小米饭、窝窝头。但一进了北京城参加了工作，值夜班是很累，但一过十二点就有夜宵吃，而且夜宵都是细粮，花样不少，如炸荷包蛋、馄饨、饺子、肉丝面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凭夜餐票就可以吃。
记得机关的食堂大师傅是两个胖子，一个姓高、一个姓王，因为当时我们的年纪小，他们对我特别好，时常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对我们说：“小鬼，多来点！”
他们是北京郊区的贫下中农，满口京腔。
我还记得那个姓王的大师傅抻面做得很好，他胖得上公共汽车都困难！对于当时的他们我至今记忆犹新！
２.看电影
那时一到周末我们这些人不是有看电影看，就是有舞会，真是高兴极了！机关里放电影有时在食堂、有时在操场，场地不讲究，有长条板凳即可。
记得看的电影以苏联电影较多，都是非常好看的。我记得要说看电影还是五十年代最多……如《乡村女教师》、《列宁在一九一八》、《没有说完的故事》、《第四十一个》、《攻克柏林》、《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武训传》、《居里夫人》。
记忆最深的是进中南海勤政殿参加舞会，按照一般的惯例跳到十二点还有“小电影”看。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好坐在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的后面，那天看的是原版《居里夫人》。少奇同志一般都较少来跳舞，来的时候也有时来的较晚，而且经常是和夫人二人一起都来，他们喜欢看电影……
那天，只听王光美在他旁边讲悄悄话，因为她英文好，正在把电影中的情节翻译给少奇同志听。我坐在后面也沾了光，所以我本人对那部电影印象很深……
⒊跳舞
我所说的“跳舞”，指的是跳交际舞；我在迎接湖南和平解放时会扭秧歌，也是女扮男装（我上的中学是女校）。刚参加工作，在香山就有舞会，进了城，每周末也有舞会，我们的机要处长李XX就很爱跳舞，他个子不高，跳起舞来微闭着眼睛很有风度。
当时的跳舞服装大概是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吧，女生穿“布拉吉”（裙子）。跳交际舞是很时髦的，我爱唱爱跳，很快就学会了，还会带人。
我在勤政殿看到了谁？
我们机关紧连着“中南海”，都是在红墙内，但里面还是隔着另外的红墙。首长们工作十分辛苦，周末放松一下理所当然，而我们这些“译电员”是可靠的，周末都是由机关俱乐部的负责人领进去参加舞会。
中南海的舞厅并不大，约可容纳百把人，由警卫团和乐团伴奏，还有警卫文工团团员，加上中南海内部工作人员和机要局的人员就不少了。
我当时是共青团员，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我下半年也入党了。又是文娱委员，十分活跃。
我只同毛主席和朱老总跳过一次舞，同毛主席还是在北戴河海边舞厅跳的；同朱老总却是在中南海舞会上跳的。他们在跳舞时会同我讲几句话，我的印象是朱老总因年事已高，不能跳得太晚。记得那一次他刚同我跳了一场舞，我的印象是跳慢四步，但是速度同走路差不多。跳舞的时候我很小心，怕踩到他们的脚。
朱老总问我“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做什么工作”。我的第六感觉得他特别慈祥、和蔼可亲，像长辈。但只到了八点半就有警卫上前向他行军礼，这时候有人送热毛巾让他擦脸。只见当时的老总站起来就同警卫员走了……
同毛主席跳舞则是一九五四年夏在北戴河，我因工作出色被评为“模范工作者”，上级奖励我十天假期。我休假期间在海边沙滩舞场见到了毛主席，我不知为什么对他老人家有敬畏和恐惧心里，不少人争先恐后请他跳舞，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请他的。和他跳舞的时候我只能靠着他半个身子的一边，他厚厚的大手很温暖，他也问了我的姓名，他说：“你也是机要局的？”
我说：“是！”
我觉得他老人家已经很累了，就跟着他走步，生怕踩了他的脚！当时的我除了十分紧张，也十分兴奋！
另外，我在“勤政殿”看见江青，还有少奇同志的大女儿，她们只在舞厅内找一般人跳舞。记得当时的江青穿黑色长裙。
在厅的正中有沙发和桌子，看到毛主席来了，乐队就奏慢四步，舞曲奏到毛主席的坐椅旁边即停止。杨尚昆的夫人是戏剧学院的院长（一时忘了她的名字）（《美洲文汇周刊》编者注：杨尚昆夫人名为李伯钊，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北京市文委书记、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等职）又留过苏，她常跳完舞大步走向毛主席身边，与他亲切交谈。但是我的确没看见毛主席同江青跳过舞，或者江青曾经坐到毛主席身边，究竟谁是江青还是别人指给我看的。
我在舞厅没有见过小平同志，但是周恩来总理我见得最多，他的舞跳得太好了，一般他来得迟，一来就要乐队放快步：“来个新疆歌！”
在舞会上他大多是同文工团员跳，我根本不敢请他跳，怕踩到他的脚！
一件最难忘的事
在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成长最快的时期，我从见习译电员到正式译电员到独立工作者、班长，我转业时是正排级。在工作上，我从翻普通电报成长到翻“绝密报”。我工作的电台是“中南局”、“中南军区”电台，有时还是“志愿军司令部”。
后来，我所工作的三科几乎全部入朝，而我留了下来，但同朝鲜每天都有电报来往。记得有一天我已回宿舍睡觉了，又有人叫我回办公室说有“特级绝密报”。当时翻译绝密报是指定的人，我当时已是班长兼绝密报翻的人员。我十分紧张地奔到办公室，看到电报是从香港发来的，当我译出其内容时心中既紧张又害怕，内容是：已截获台湾已派特务要炸飞机。
这一次，就是总理周恩来要去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一次。
我忘了我是如何很快地把电报翻译好，马上送到楼下值班的送报员，经过审报后，送报员会马上骑摩托车送进中南海。
在这段工作期间我常亲自发出毛主席亲笔起草和批出的电报，他老人家常是用铅笔在纸上龙飞凤舞，我也习惯看他钩来转去的字句，基本上能看清并较准确的发出。
记得在奠边府战役期间，也由我来翻译，绝密报是另外的密码本，翻译员要对部首（如同字典）十分热悉，才能又快又准地翻译出来，如果是特急报，要翻一百字，送一百字。
有一次，工作出错了，当时，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回去准备休息后又把我叫回来，说有错误，这件事惊动了局长，但又是一查不是我的错，而是拍电报的拍错，对我而言实在是一场虚惊。
我还记得一件外交部译电员出的事，出事之后通报全体译电员要以此为戒。就是“中印联合公报”登在报上，由印度方面找出一处错误，经查是译电员的错。当时周总理十分生气，本来要处分那个译电员，因这位人员平时工作态度好，才改为通报批评。
要细说还有很多生动而有趣的事情，但限于篇幅，只能就此打住了。
我二岁离开生母，他们后来去了台湾，在文革中因有海外关系我被批斗，经过风风雨雨，一九八九年七月来美探亲，与生母团聚。如今她老人家已走了五年了。
我如今是基督徒。
完稿于11/27/2007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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