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清：我难忘的大炼钢铁和挨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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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培清简介
        四川乐山人。1965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数学专业，同年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
先后在该厂半工半读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子弟中学、“七、二一”大学和电视大学从事
数学教学及学校管理工作，副教授。2002年退休。
　
一九五八年过去已经50年了，在我人生的记忆中，始终难以忘怀。
五八年秋，我考入乐山一中高中部就读。我们初中班全班同学30余人，进入高中和中专学习的不到10人，能够在郭沫若先生就读的过的学校学习，也算是荣幸了。
刚初中毕业的农村娃娃，除了读书学习，对其他的事情其实是很懵懂的，直到有一天，从家里返校途经乐山电影院门口，看到乐山师范校的宣传车架着高音喇叭在大街上高唱，“春雷一声震天响，骑上快马飞向前，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赶上英国用不了十五年......才突然觉得这世界变了，变得好象到处都在动一样。似乎这才发现到处都是“高举三面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夺高产、大放卫星”类的标语口号。
返校第二天下午，学校就召开了动员会，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全校师生积极投入大跃进运动行列。学校作息时间和课程作了调整，暂时取消星期天、每周参加劳动两天、每天下午开展放卫星及创造发明活动、晚自习後还加一节课让大家进行诗歌文学创作，歌颂大跃进。这时候，电灯是不能用的了，要确保钢铁冶炼用电。
在煤油灯下，我们冥思苦想，搜索枯肠，寻找歌颂的题目和创作的灵感，以完成每天至少两首诗的战斗任务要求。记得我曾根据在家看到社员摸黑干活的情景，凑出的四句“夜来灯火撒田园，疑是众星访人间，天亮好奇跑去看，又插油菜一大片。”
此诗歌居然还上了学校的板报。那时候的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写，哪有那么多可写的？後来连“小小油灯不简单，照着我们干得欢......”都写来充数了。
一天下午，记得我们正在开“反对右倾保守、积极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为1070计划胜利完成作贡献”的动员会，母亲见我月底没有回家，就给我送伙食费来了。
她告诉我，我们家乡已经转成人民公社公有制了，农民也是象工人一样发工资了。母亲是半劳力，每月发12元，父亲算是一个全劳力发20元，以后我的伙食费不愁了。要知道，当时的小学教师一般每月也才挣二十多元，这多么诱人和激动人心啊！
可惜的是，工资也就发了一个月，就再也发不出来了。
动员会的第二天，全校停课，汇入千军万马大炼钢铁的洪流之中。我们先是开赴沙湾（郭沫若老先生的家乡）炼钢战场，记得当时我们是住在一个粮库里。我们参加过炼焦，运过铁矿石，进二峨深山背过杠炭，在大渡河边抬过木头……
返校以後，除上午上课外，下午和晚上还要参加大炼钢铁的辅助工作，还要继续放卫星活动。
我拉过风箱。那时学校没有鼓风机，炼焦时需人工鼓风。大风箱四人拉，拉不动了就由别人替换。每人当班2小时，下来後可以到食堂加餐吃一顿红苕，可以不算定量内。我还作过铁匠炉上的掌钳手，其任务是把收来的锅、铲等等各种铁制刀具、铁钉、铁丝等放到炉里烧红，趁红锤打去锈，以便煨钢。
高三年级同学和老师一起在操场上建起了土高炉，将几十里外运来的铁矿石和学校自己烧的焦炭下到炉里炼起了铁，硬要证明鸡毛能飞上天，用实际行动回击“秋後算帐派”的右倾言论。
记不清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开了几次炉都没有铁水流出来，最后好不容易在炉渣里找到一块半斤重的铁铊，便说是“出铁了”，敲锣打鼓地向党支部报喜，学校又向县里报了喜，算是完成了一项历史任务。 我们班放卫星项目列了好几个，记得有造电动机、打谷机、小麦高产试验田......
在造电机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除了在物理试验中看过模型外，真实电动机还从没见过内部构造。
我们小组到电机修理站看了一回，回来後就提出要用铁片代替矽钢片造出电机的想法。班主任老师为了鼓励大家敢想敢干的精神，还带领我们参观通江公社一个发电站，那里的水轮机是用木头做的。
尽管如此，这个项目就在我们剪了几张铁皮圈圈後就无声息了。
小麦试验田在生物老师带领下掘地三尺，把下面的生土翻上来，灌满大粪（人类大小便混合物，在当时是最好的肥料），作为密植肥源，倒了几十斤小麦种子下去，硬要它放出卫星来。我是农村出来的，见过肥多了沤烂秧苗、秧苗太密沤黄的现象，就问老师“这行吗”？
生物老师出身不好，明知不可行也要行之，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即使以後颗粒无收，（後来的结果确实如此），他也不会有多大错。如果他不积极响应号召，高唱夺高产、放卫星，恐怕右倾帽子就躲不掉了。
当然，这是後话。
当时他默然了一会，说：“按照钱学森的计算，太阳射到地面上的阳光，如果大部份都进行了光合作用，亩产几万斤都是可能的。”
总之，即使能放出卫星，那也是明年开春的事，解决不了目前的需要。於是班主任就指望打谷机放卫星了。
最後，我们在圆木棍上插上一些粗铁丝，算是打谷机的主件完成了。其他班的卫星差不多都放出来了，眼看我们就要沦为下游，只好用它报喜了。 我们全班同学抬着这个木棍，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敲锣打鼓地向党支部报喜。
学校党支部书记是个文人，看了一眼我们的卫星，也还通情达理，说了一番鼓励的话。重在参与嘛！
公社化以後，办起了公共食堂，一般叫“伙食团”，说是自愿，实际上是必须加入。干部们把各家各户的锅瓢铲钳都收了起来，支援国家大炼钢铁，或者干脆就把社员的锅砸烂断绝自家开火的念头。全队在食堂一起吃一样的菜，说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萌芽”。
记得当年有篇报导叫做《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记述的就是大食堂初办时的盛况。
初时，公社尚有较多物资支撑，全队人在一起吃得热热闹闹，隔三差五还能打牙祭（吃肉），按当时一般农户的标准，算是不错的。
伙食团成天都有饭菜供应，就跟馆了一样，随到随吃，敞开肚子吃，还不收钱。
为了吃集体食堂，住家也要相对集中起来。我们家乡生产队把坝头十多户人拆迁到坝中住家多的地方，各家腾出一些房屋供其居住。我们家虽然人多，也被指定让出两间，供迁下来的一个三口之家居住。较之被拆毁了房屋的他们，我们算是较为幸运的。虽然这样，不少家庭吃饭仍要走不少路程。那些丘陵山区就更不消说了，吃饭干活都要走好远，甚至要翻山越岭。
公共食堂除了毛泽东在推荐时列举出的节约人力物力、节省燃料等优点外，对生产队干部还有更实惠的好处。开社员会、分工派工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四处喊叫了，吃饭的时候全队老少一个不差都会自动按时到齐，在食堂一讲，大家就都知道了。而对於那些不服从干部或者违反规定要求实有缺点错误者，或者令干部们不满意者，干部们又拥有了一个比其他方法更为有效的惩治手段，那就是控制其吃饭。
後来，当饥荒降临的时候，不少干部还意外地发现公共食堂是他们防饥的盾牌，以致後来发生那么多多吃多占的事情。
公共食堂一天要做几百人的饭菜，不可能象单家独户做饭可以利用禾柴杂草、枝丫落叶，又没有煤炭可烧（工业都不够用），那就只有利用最为现成而又不用花钱的树。反正已经公社化了，树木都是公社的，管他什么树，大家都不会心痛。
我们家所在村子，是岷江河中的一个岛子，周围环水，河边种满树木、竹林，用来保护河岸，减轻河水的冲刷，其枝丫落叶也是农家的燃料。由於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的需要，树木被砍伐殆尽，後来岷江沿河土地被洪水卷去不少，亦加重了两岸人民的困难，这恐怕也是倡导公共食堂的人始料不及的。
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都上山炼钢去了，留下老弱病幼在家，该收的不能及时收起来，该种的迟迟种不下去，我问一个和我干线很熟悉的队长：“这样不会有问题吗？”他说：“上面说了，粮食连续大丰收，仓库里有的是，就是十年不种地都有吃的，大家放心上山。上面说了：现在大炼钢铁是超英赶美、快步跨入共产主义的头等大事，一切都要给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不然就要犯大错误。”
这也难怪，毛泽东在四川郫县红光大队视察时还担心粮食生产多了仓库装不下咋办的问题。
五九年是持续跃进的第二年。头年没有放出高产卫星的干部已经醒悟过来，找到高产卫星的”窍门“了。
学校组织我们到附近的通江公社参观小麦高产卫星田。我们看到，这个田里的小麦杆挤得密不透风，在上面坐个小孩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发现，这些麦杆脚上都带着方泥块，块间界线分明，显然是刚移来不久。我问一个社员这是怎么回事？她悄悄告诉我：“我们苦战了好几夜才从那边移过来呢！”
还有不出十天就要收割的小麦，花这么多劳力铲移过来，弄不好还要沤烂好多，这样放卫星，现在的人们看是不是有点活见鬼？可那个时候是政治的需要。假如这些麦田是社员自家的，恐怕打死他都不会这么干。
我的一个亲戚给我讲了一个他参加抬猪的故事。他们公社为了向上级考察学习团彰显副业发展的成绩，弄了一头几百斤重的大肥猪，选了十多个年青小伙专门抬这头猪在一个大队养猪场向学习团展观後，迅速翻山越岭赶到学习团到达前把猪送到下一个预定猪场。
就这样，这个所谓”考察学习团“就这条就看了同样一头猪四、五遍。不知他们是眼花，还是根本就没有很好看，还是有其他问题，总之，众人沿途都是称赞。参观结束後，这些抬猪的小伙子们被公社干部们表扬了一通，不但记了双工分，还在食堂喝酒打牙祭，狠狠地撮了一顿。
如果说组织现场展示需要费点事的话，那么放数字卫星就省事多了。层层加码、层层虚增高报成了累见不惊的心情。後来，人们都当成了数字游戏，你高，我比你更高。谁胆子大、谁唱得高，谁就会得到上级表扬，保守务实的干部免不了受批评。到了按产征粮的时候，下面的百姓可就大难临头了。
饥荒，还在高唱“连续三年大丰收”的时候，就开始显露狰狞了。我们学生的定量（每月）从32斤减到29斤，肉也难得吃上一次了。学校的领导是这样给我们解释的：“丰收了，我们要储备防灾，以丰补欠；我们支援世界革命。”“世界四分之三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这是革命领袖的教导，其言下之意，在他统治下的我们，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有时想，既然我们这么好，为什么不见外国老百姓投奔我们的报导？倒是在街头张贴的布告中，常常看到有人“投敌叛国”。
当时所讲的主要是指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粮食是非洲国家的主要支援物资。
後来才知道，四川增加了100多亿斤的外调粮。当时四川省（包括重庆市部分）农村产粮区人口可能也就五、六千万吧，100多亿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掏空他们的所有粮仓、粮袋。
或许当时的四川省负责人李井泉也知道，所谓“千斤地”、“万斤田”都是迎合上意吹出来的，但他们在顾全大局的压力下还是答应下来，在全省推行强征强购，把四川人民推向灾难。追加的征购指标下到县，县再下到公社。县里、社里为了完成任务，把社队干部集中到公社“上楼”办学习班，要“下楼”回家就得完成征购指标。这些大队、小队干部，有多少能为本队社员的肚子去牺牲自我的？於是回队以後就把社员口粮、甚至於种子都上交抵征购了。试想这些粮食如果存於农民自己家中，恐怕就是抢，也不一定能办到。
通过公共食堂把农民口粮都控制起来，这或许就是领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管理模式吧。“政策制订以後，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人们又一次体验到这句名言的权威性。所以当安徽省书记张凯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时候，毛泽东是何等震怒：“我怀疑此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下场可想而知了。
我们家所在的生产大队全部是旱地，不产水稻，而且因为人多地少，政府核定粮食生产自给自足，公粮都折算成钱交，国家不征也不供。为了解决这些旱地区农民也能吃上一些大米，政府搞了一个调剂办法，即让大家先把粮食（小麦、苞谷）交上去，顶替水田区的征购粮指标，待水稻成熟征购下来，从中拨出相应数量返销给这些旱地区农民，叫返还粮（大米）。
五九年麦收後，政府即悉数征购，人们还梦想今年有更多的返还大米呢。可是不久发现，粮食象突然蒸发了一样，生产队的粮仓空了，乡镇的国家粮库也空了。父老乡亲也被拽进了大饥荒的队伍。
公社化运动的一个最深远的结果，就是农民从此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使用和价值取向完全成了政府和干部的事情，土改时颁发土地证书成了文物。
而且，政府还可以通过公社毫无障碍地调动和劳务性地使用农民的劳动和资源。通过公共食堂这种形式又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储粮於民”这种说法，而把农民生产的全部粮食归集体（仓库），完全由於干部掌控实际也就由政府掌握，农民自家存储粮食成了如果说不是非法，至少也是非正当的，这就造成後来面临饥馑时农民们只能眼巴巴望着伙食团的瓢瓢活命，而不能自救。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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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期）
六零年是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年。我当时在学校，受影响要轻得多。
当时我的定量一度减到19斤（大约两月後又恢复到29斤），菜蔬也少了，难得见到油星，更不要说肉了，半年都难得一次。同学和老师中得浮肿病的人多起来。
吃过饭，大家立马上床躺着，难得有人还会饭後百步走。英语老师劝导我们：“还是活动一下好，你们躺在床上不动，全身血液都集中到胃里消化，不是更快吗。”
我们的学校上午上四节课，最难熬的是第四节课，肚子咕咕叫、眼睛饿得发花，老师讲的什么都听不清了，只盼快点打下课铃。要是第四节课是自习，那就早早拿上碗筷，只等下课铃声一响便冲进食堂，按照事先的分工安排，排队端饭端菜舀汤。
舀汤是个人行为，去得早拿到汤瓢就掌握了在菜汤中捞几片菜叶的优先权。汤瓢往桶底一伸，向上一拨一撩，可以多捞得一些菜叶，这一顿就比别人“巴实了”（四川方言，意得实惠的意思）。
以前上体育课，老师一般要领着大家跑一阵，先做做预备活动，然后再进入正题开展器械或者垫上教学活动。现在就简化多了，懒洋洋地伸几下手、动几下脚或者打两式太极就算完成，丢几个球在地上就让大家分组活动，直至下课前几分钟吹口哨叫大家把球交回去。实际上，球在脚旁都难得有人踢一下。多数人在分组活动後就回宿舍躺在床上“打精神牙祭”去了。
真的是全身没劲啊！下午三、四节文体活动时间，更是大家受饥饿熬煎的时候。这时候的大家就各显手段了，有的拿出家里带来的小吃吃几口，有的喝几口酱油水或者盐巴水聊以解饥，有的甚至还买些润喉片，饥饿难耐时含上两片安慰肚皮...…
我们班上有两家家境比较好的同学受不了学校半饥半饱的日子，也在这时缀学回家了。
学校为了让大家过得好一些，也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火米饭”：先把谷子蒸一下，让米在壳内膨胀半熟，又再晒干，再进打米机脱壳，这样得到的米粒完整，没有糠麸。
“火米饭”又松又脆，看起来是显得多一些。可能是过程中的损失多於表象的膨胀罢，吃了几天也就停了。
由於分饭常常引起矛盾，在同学们的要求下，食堂蒸起了“碗碗饭”。同学个人自备一个蒸饭器具，铝盒、盅盅、小盆盆一类的容器。由於搪瓷一类紧俏，大家用得最多的是用红土烧制而成未上釉的所谓“土耳其钵钵”。
炊事员把米分装到各个容器中（理论上分量都一样），吃饭时各端各的，省却了分饭的麻烦。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故，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盆盆饭”分配法，一桌一盆饭，还是自己分去。同学们为了减少相互间的猜疑和纠纷，想了不少分法，其中比较普遍而简便的方法是：推定一人（此人一般是分割水平较高的），用竹片或竹筷把盆饭分成八瓣後，一人转身背对饭桌，同桌另一人将竹片随意地插到一份饭上。然后叫背转身去的那个人用手比个数，例如5，那么从插有竹片的那份数起，第5份便是他的了，其余的也就按在桌上挨他的顺序定下来了。
这样一来，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分得哪一份，所以分饭的人总是尽可能分得平均一些，而其他的人也认运气而心安理得。不少桌甚至把此法运用到分菜、分红苕上。日子虽然过得苦，大家因此也还和睦。
我们班有个出身富农家庭的同学，在日记中发泄了对学校取消碗碗饭分配法导致他吃不饱的不满，不知哪个看到了报告给了学校，其结果是在全校进行“背靠背”的批判，开除回家。班上就此专门开了班会，进行小组讨论。
在小组会上是每个人都要发言，表明态度和立场的。发言内容不外乎是谴责他经不起考验、留恋剥削阶级家庭解放前的生活。语文老师还以此事为题布置我们写作文。我在作文中用了个排比句“没有了满桌的鸡鸭鱼肉，没有了天天的山珍海鲜......”，居然还被老师选作本次作文讲评的范例。
我们学校不远处有一家王浩儿饭店，有时卖的叶子菜，可以出售给不在该店吃饭的人（吃饭要粮票）。我们晚饭後，如果有钱，常大家会去花两角钱买份老白菜叶充实胃肠。那时候，几个月见不到油荤，肚子里没油水，人失去了饱的感觉，肚子就是胀圆了，也不觉得饱。
六二年开卖高级（高价）肉，西南民族学院有两个干训班的学员买了一只羊，十多斤的羊肉，两人竟然一顿吃完。只是尔後胃受不了，在四川医学院挨了一刀，才挽回性命。
不管怎么说，即使是在最严峻的时候，城市学生和居民的基本定量还是维持住了的，哪怕是今天只能买明天的口粮。最苦的还是农村，学校为了减少农村现况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出於对学生的爱护，平时严格控制学生离校。
有个星期六，为了回家拿伙食费，经班主任老师签字同意我於下午二节课后离校回家。回家的路程不到20里，我在途中竟碰到两具倒毙路旁的尸体。沿着岷江河岸，不见了往日川流不息的船只和高昂激越的川江号子，偶尔见到一、两只，似乎也是无精打采，他们在寒风中喊出的号子格外悲凉。沿途的岸边村庄没有了犬吠、炊烟，失却了往日的生气。
六零年春节寒假回家我与家人共渡了十多天农村伙食团的日子。家里人在伙食团吃的是青菜汤，搅拌一些苞谷粉而成的糊糊清可照人，一人两瓢。当时感觉肚子是塞满了的，但一会儿肚子就扁了。
我的家里人由於长期这样进食，面带菜色，肛门失禁，人们往往大小便同泄。
我和家人“同甘”了几天後，肛门亦出现失控现象。母亲和七弟都得了水肿病，从河边到家不过半里路，七弟走一趟要歇两次。那些青壮年社员大跃进中战天斗地的豪气现在荡然无存，挑半担粪水尚且战战兢兢、虚汗泉涌、上气不及下气。
那时候，我的八弟年纪还不到三岁，晚上饿得睡不着，整夜哭叫“要吃饭呗！要吃饭呗！”
叫得人揪心。
一次，母亲带着八弟到乐山看病，顺便到学校看我。学校守门的女人不让家长进门，母亲在门外一家茶铺候着。当时正是吃午饭时候，学校规定学生吃饭不能出食堂，更不能出校门。我把饭盅藏在衣服下，趁守门的女人不注意溜出校门。
八弟见到久违的米饭，足显动物在饥饿下的本能，竟不让母亲吃一口。
我（後来的）老岳父的母亲，在解放前，按当时的说法那可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在那年月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对队干部说：“土改分的田我不要了，请你们把我自家的田还给我自己种，要得不？”干部们念她是老贫农，年纪又大，不与她计较，只说：“你老讲黄话哟。”（意思是说她“不懂政策”。）
那时候，当炊事员是很受人羡慕的职业，有顺口溜云：“......饿不着的炊事员，称三两，扣五钱！”人们甚至羡慕起我们当地渡家场劳改农场内的犯人，说他们每月有定量（供应），有时还能吃上肉，比无定量可吃的农村社员强。
春节後，队里食堂连菜糊糊也开不出来了。黄队长把全队人召到伙食团开会，因假期未满，我也参加了这次会，又受了一次教育。记得队长讲的大意是：现在伙食团没粮开伙了，粮食哪里去了呢？上头说了，这是有人把粮食弄回家了。大家要明白，大河没水小河干，锅里有了碗里才有，大家把粮食交出来，伙食团不就有了，就可以开伙了。一人吃饱不算饱，要大家吃饱才算饱嘛。
自办公共食堂後，生产队就没有分粮这个事，社员家里有无粮队长比谁都清楚，我想他可能是做给上面看的罢，也许是上面转移矛盾的策略罢。
会後，上面组织民兵挨家挨户搜，我们家是被翻了个遍。结果早已是预料之中的，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什么规矩、礼仪都有，就是没有立过关於抄家的法。其实有法也没有用，领导、官员一句话，什么抄家、搜身、捆人、斗人都不犯法，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没有不合法的，事实上也无法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离开了家，当时一门心思就是发奋读书、考上大学，心里觉得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让自己跳出父辈们遭遇的苦难，至於家人们现在怎么过，既无力帮助，也就不去想了。
其实，对於象我们家乡那样土地肥沃、适於蔬菜生长的坝子，还算是相对好一些，毕竟还能有些许蔬菜可维持，那些贫瘠的田坝山丘地区就更苦了，既无粮又乏菜可代，在那里，吃草根、树皮乃至“神仙土”的现象极为普遍。
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未考上高中）家居茅桥山区，他告诉我他们家乡把可食树皮都剥光了，挖“神仙土”的人络绎不绝。“神仙土”就是铝土矿，除了骗骗肚子外，根本谈不上营养，吃多了大便困难，还会危及生命。他给我吃了一个“神仙土”和糠的混合馍，我吃了两口就偷偷丢掉了。
进大学後，听来自涪陵、达县地区的同学讲他们家乡有的村甚至难找人掩埋死人，几近“万户萧疏鬼唱歌”，唏嘘感叹。
六零年麦收之时，在我的家乡竟然出现政府和村民争相收麦的罕见现象。村民和政府官员心里都清楚，村民不会再信“返还粮”之说，政府也知道大家不会主动上交粮。饥饿的农民争相把麦子装进自己的肚子和粮袋，而政府为了抗击城市和其他非产粮区的饥荒，也急需这些粮食。在当时的情况下，公社干部（也是政府官员，所谓政社合一）也不敢强征强购，这些村民既是父老乡亲，也是他们的下属社员，弄不好引起强力对抗，无异於引火烧身。
於是，一边是征粮干部带着人一面收割一面现场收购，大队小队干部也在一旁吆喝，虚以应付；另一边是村民们不待队长安排就齐心协力、日夜鏖战，把尽可能多的麦子运回收藏。
这一场关乎生存的竞争进行得十分平和，直到所有麦地收割完都没有发生一点冲突。理解万岁！
六一年我幸运地考入西南民族学院（现在的西南民族大学），算是提前脱贫。政府对少数民族给予特别照顾，我们汉族学生也跟着沾光，定量从29斤一下提到34斤，有时还能格外吃到糌粑面什么的东西。一年後我的体重从高考体检时的84斤增到116斤，整整长了32斤。
我的一个本家老乡在本院实验室当实验员，他给讲了他的一个真实经历。那时西南民族学院在茂县白虎山办了一个农场，距茂县县城有几十里山路。六零年他们安排到农场劳动，农场场部设在白虎山上的一个庙子里，周围林木参天。一天，炊事班为了让大家吃得饱一些，在山上采摘了一些据当地人认为可食的树叶，加工混和面粉做成有半斤一个大的窝头，每个只收一两粮票，这东西一出来，购买自然涌跃。当天下茂县县城办事回来晚的两位老师没有买到还有意见，发了牢骚。
可是吃了这些窝头的人几天都拉不出大便。最後还是到县城买回泻药，才集体解除大家的痛苦。没吃着的两位老师暗自庆幸，意见顿释。
六零年，时任中央检察院院长、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王维舟莅临学院，看到师生们脸浮脚肿，说：“吃得这么孬，怎么不肿嘛！”
那时候，大家明知水肿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但象这样敢於当众直接讲出来事实的干部，其实不多。由於王维舟的到来，省里特供了一批肉和副食，让师生们饱餐了一顿。
听说34斤月定量就是那次作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照顾而定下来的。
六三年王维舟又来过一次民族学院。我们全院师生在草堂里听了他的报告，内容都忘记了，只记住了他开头几句：“前几年我们党犯了错误，让全国人民受苦了，也让你们受苦了，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检讨......”
六三年冬，我们系全体人员被安排到龙泉驿（成都市的一个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期宣传。我所在的大队为了配合宣传搞了个忆苦思甜会，意在通过忆旧社会的苦提高社员群众的阶级觉悟，谁知发言者忆着忆着，不知不觉就忆到了六零年，忆到了共产党的头上。还是该大队大队长的觉悟高，他立即打断发言者的话头：“六零年那是天灾造成的暂时性的困难，与旧社会穷人吃不饱饭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大饥荒在六二年得到初步的遏制。整整三年，我们国家饿死了多少人？当时及後来几年都没有人敢去统计，因为这统计本身就意味着你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变成革命的敌人。从後来人们对有关数据的对比推算中，三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不会少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战争中国人的死亡人数。
在战胜大饥荒的斗争中，大包干、小包干、三自一包、解散公共食堂等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刘少奇为提前结束灾害、减少群众死亡、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提升了他在人民群众和干部中的威望，甚至出现了“一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抵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的传言。六四年以後，市场物资和人民生活甚至超过了大跃进以前。就在大家为生活好转而展望美好前景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中国人民带进持续时间更长的另一场大灾难。
不知是我的孤陋寡闻，还是消息闭塞，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整整三年的漫长岁月，竟没有看到和听到国际社会对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们处於挨饥受饿这样的大灾难表示过同情和友好帮助，听到的是（原）苏联撤专家、毁合同、逼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挑衅，我国以万吨粮（原本是自己的救命粮）援助非洲人民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
我想，如果当时我们能如这次汶川大地震一样，把人的生命看得高於一切，得到和接受世界善良人们和政府的同情与援助，能够早一点解散公共食堂，还人们一个自救手段，饥荒根本就不可能蔓延这么广，持续时间这么长，我们将挽救多少人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的声望就不可能受到近乎致命的损伤。世界也许因此会是另一个样！
(全文完)

http://www.sinotimes.com/398/up_art/p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