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锐：父亲的身份与我的中学时代

yangharrylg

1947年2月生于中国广西南宁。父亲为国军军医，1949年去台湾。雷锐被留于大陆，为姑姑抚养长大。1957-1960年读初中，1960-1963年读高中。1965-1970年下乡插队。1970-1979年侥幸抽上工厂职工子弟学校当教师，从小学教到高中。1979年以同等学力考取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又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一直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出版过文学研究专著多部，论文数十篇。2007年退休。2009年开始来美国探亲。
　[size=;font-size: 20pt,20pt]《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我自己生命印象中最早的痕印很难清楚，似乎是模模糊糊的一片风声水光，间或是一些俯下身来的蒙胧山影：我坐在奶奶怀里，奶奶坐在一条木船上，木船吃力地行走在一条河中，我们乘船溯西江而上。
        那时我才两岁，根本没有记忆。这些影象多是长大些后奶奶的叙述激发起来的。
        时为1949年夏初，华夏大地上正隆隆行进着改朝换代的巨轮。飓风横扫大半个中国。华南一带风声鹤唳。其时我们一家正在广州黄埔。
        身为国军军医的父亲急于逃回老家广西，不等带女儿返娘家告别的母亲回来聚齐，便将我和奶奶交给一位南宁同乡，乘便船先行，约下他们伺后再赶来。
        于是，尚在孩提的我便随着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踏上回乡的路程。当时并不知道这是长达几十年的云山相隔，长风猎猎，沧海茫茫，直到40年后我和父母才重新见面！时代根本无视尘埃小民的命运，完全将之视作蝼蚁啊！
        木船沿珠江进入西江，两岸的山影多了起来，江风更凉，白色的水鸟时时在水面上飞掠而过：航船已进入广西境内。而土匪也多了起来，不过到底是土匪还是溃兵也说不清。
        不时有“啾啾”的子弹啸叫着划过木船上空，留下阵阵痉孪的余音。奶奶紧紧把我搂在怀里，仿佛是我的坚强堡垒，但我自幼就贫血体弱，又离开父母，周围的一切分外冷凛肃怖。直到上到贵县，被当时在卫生院当护士的姑姑接下船，我都浑浑沌沌，记忆中只留下一片雾霭沉沉。
幼小的心灵中，唯有一种讲不出的痛苦不时热辣辣地烧：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怎么会不要呢？但是时代的罡风吹得那样凛冽，人的命运之线又那么细弱，不经意间，我就象一只断线的风筝，吹离了父母双手的牵引……
        贵县的日子没有一点印象，到记忆中有图象显影时，我们已随姑姑工作调动来到宾阳，大约五岁多就送上小学了。
        学校门口挺立着一株大树，护卫着教室传来我们稚声奶气的朗读：“又黑又瘦的蚕姑娘，吃饱了桑叶，就睡在蚕床上，一动也不动，变了变了，变得白白胖胖。”
        蚕姑娘变了又变，吐出亮闪闪的丝，变成肥嘟嘟的茧，最后化为蛾，咬破蚕茧飞出来。这种语文课很有意思，难怪今天我还记得。
        还有：“我把地图画，画好墙上挂。一只小蚂蚁，沿图慢慢爬。”
        这只小蚂蚁从亚细亚，爬到欧罗巴，又爬到阿非利加，爬到亚美利加……“爬遍五洲四大洋，终于走完回家啦。”
        那时的教科书可能还沿用着民国时的课本，很多适合小孩趣味，绝少大道理教训。半个世纪前新宾小学啊，在我记忆中总是绿荫浓罩，孩子们的喧闹声将天上地下的绿溅出水花般的影。
        忽然“叮铃叮铃”的校工摇铃上课声响起，不一会，学校就沉浸在一片宁静中，而知了的叫声就“枝，喳”得意洋洋地跳了出来。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大约是1954年春，我们从宾阳迁到南宁,我也转学到离地医院最近的秀田小学。學校前身大概是万秀乡某家族的祠堂，因为有一个四角飞檐翘起的戏台，建在一棵大榕树侧面，对着一大片空地，这当然就是学校的操场了。
        进秀田小学第二年，戏台拆了，却在台基下挖出一个铁盒。几个小朋友争相打开盒盖，“忽”地飞起：一堆废纸，后来听说是几张地契房证之类的东西。
        那时毫无“阶级斗争”意识，否则定然发现是某地主家的“变天账”无疑了，却被我们乱搅一通，随风飞散。
        我们在操场做操、跑步、集队，在榕树下打闹，做游戏。常见的是“拍公仔”,还有“掷揽核”、“打玻珠”。
        这些玩意凡男孩子都试过的，也因此弄得手上时时脏污土灰，一听到上课钟响，便往衣服上擦擦，一身污糟一头汗腥地冲回教室。“红花长在绿草地，草原显得更美丽。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坐在一起。”课文里的诗歌不再是“蚕姑娘”、“小蚂蚁”，而多和共产党、毛主席连在一起。儿歌自然多了起来，唱的几乎全是儿时的快乐幸福：“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象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风吹拂着我们过节日，绕了一圈还是吹回毛主席身上：“敬爱的父亲毛泽东，和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
        五十多年后的不久前，我在电视上又听到孩子们唱这首歌，不过歌词变成：“敬爱的叔叔阿姨”，叫人失去了好些“父亲”什么什么的“怪异”！
        最将人吹得舒畅的风当然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那时我们只有“拍公仔”、“打玻珠”的闹耍，全是野孩子的玩儿，哪有湖上荡舟歌唱的高雅？但看到电影上的小朋友一个个穿得整整齐齐，    红领巾在白衬衫上随风轻飘，真是羡慕得不得了，心中突然很想要一条红领巾。
        可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只有各方面表现好的小学生才能当选，有资格戴上这“由烈土鲜血染红，象征着红旗一角”的圣物。
        象我这样的学生，虽不调皮惹事，却也参与过爬上天花板上掏鸟窝、用棍子戳伤食堂养的猪眼睛等坏事，因此直到小学五年级都没能戴上红领巾，只能眼馋。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到了，这年的“六一”，学校举行“小学生作文比赛”。忽然之间我不知脑子里哪一点开了窍，摸仿着“红花长在绿草地”，无师自通地诌出一首叫作“诗”的东西，题为《老师，你辛苦了》。
        这篇参赛作文写什么，今天已全记不得，但从题目可知绝对是讨老师喜欢的。有十几句，其中某句可能是什么“老师啊，星星都困得睡去了，你窗前的灯光还没有熄”，颇能显示出不到十岁时的我，居然有着许多同龄儿童未有的浪漫和聪明，或者狡黠。
        语文老师“发现”了我“神童”的天份，建议授予“优秀作文”二等奖。
        好事接踵而来，我不仅获得一张奖状，一本儿童读物奖品，还突然地入了队，成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我终于带上红领巾了。虽然这块三角形的红布带上脖子热，夏天易长痱子，但也不错。对着班上一半多光脖子的同学，感觉自己颈窝很充实。
    尤其是此后老师不时拿我的作文在堂上读，我的耳轮背、后脑勺常常微风似地接收到一些女生温热的视线，令人十分舒服。
        有一个北方转来的女同学，家住地委大院，说着一口脆生生的京腔，经常穿着其他女生没有的花裙子；每到老师表扬我的作文时，总爱扒着课桌，侧着脸望我，叫我不得不强作矜持，正襟危坐地十分难受。
        几十年过去了，小学同学的名字都被岁月的潮水抹得一干二净了，唯独这位女同学的芳姓，还深深印在我脑海中，她姓裴，一个十分稀少的姓。
        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好象是一股生命中冥冥的风，推着我如饥似渴地找书看，当然是有故事的书。我八、九岁时，连《三国演义》、《西游记》也从一位张姓伯伯家借来，硬着头皮囫囵吞枣地读完，甚至再读第二遍。
        虽然半懂不懂，却知道了人和人之间要讲计策互相暗斗；诸葛亮多智，关云长重义，尤其常山赵子龙，武艺高强一身是胆。
        而孙悟空七十二变让人羡慕死了，只消拔根毫毛，放到口边一吹，什么都可以变出来。
        我常常冥想，捡到齐天大圣几根猴毛就好了，可以变出一支漂亮的钢笔、一块鸡蛋糕或鹅油酥饼，那实在是比“红花长在绿草里”似的“和伟大领袖坐在一起”还幸福几分！
        猪八戒不成，他虽然也有三十六变，但身上的毛多是硬矗矗的，大概变不出糕点之类油软的食物，难怪小说里也从不见他拔毛变东西。
        六年级下学期，突然从学校图书室里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全新的、另一种情调的“革命”，象疾风一样横扫过我的感受：保尔戴着一顶尖顶护耳、红星贴额的军帽，肩挎钢枪，手执一把马刀，用力向下斜劈，掠出一股骠悍的风声！
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风啊，红色的风，将我的少年时代深深地卷进进去。

“一日东风风三日雨”
带着少年时代的迷懵，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秀田小学，怯怯地走进了南宁第一初中（后改为南宁九中）。
        第一初中学校大门很窄，进去之后先穿过一幢教学楼，眼前才算开阔出一间初中的校园。三栋两层楼的教室，L字形地围着几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几排平房，分别是教师宿舍、住宿生宿舍、图书馆、食堂、水池。学校后门，居然傍着和平溪（即后来的朝阳溪）边。
那时溪水还没臭到后来似的难忍，但偶尔东南风一起，送来阵阵垃圾的腥味，令人多少有点不快。
        1957年的秋初好象多雨，老话说：“一日东风三日雨”，那时似乎刮的就是东风。而旧时这句气象谚语后多数还接两句：“三日东风无米煮，五日东风卖儿女。”可见东风刮久了不是什么好事。
        果不其然，一入学校，好象就感到暗风搅起周围气漩的波动。迎接我们这批新生的校园，除了几栋教室楼外，最显眼的就是两排用竹笪拉起的新通告棚，上面贴满墨迹淋漓的大字报。
        大家好奇地浏览，却是几个“右派”老师被“革命师生”批判的文章，看得我们心脏有点发紧。
        后来听说，教我们语文的杨老师，一个国字脸、戴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好象以前当过报纸编辑的，就成了大字报上被点名者之一。
        果然，他教不到半学期，便不知去向。问，其他老师也不知，或者知也不讲。
        我们的音乐课才将五线谱教得两节，就被“右派右派，象个妖怪”的愤怒歌声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激昂代替。幸而几个月后大字报棚就拆了，似乎全国的反右斗争取得全胜了吧，我们的课程算是得到一段时间的正常。
        《对花》、《花儿与少年》之类佻荡的歌曲又唱了起来。毕竟是初中，与小学不可同一日而语。
        单是语文，便分为《文学》和《汉语》，而前者的课本，足足有两寸厚！翻开来，从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有代表作，二十好几首，绝非小学的“红花长在绿草里”可比。
        《汉语》则此较枯燥，老师讲什么，现在全忘了。
        小学时的《算术》，被一本厚厚的《初等函数》取代。这门课让我们都买了一块曲线板和不少图象表。
        当曲线板在表上滑来滑去时，令人油然而生数学家的感觉。最叫我终生不忘的是《平面几何》，不仅多购置了圆规和三角板等必备工具，任课老师第一堂课就叫我们这些新生小子肃然脖硬、不敢旁视。
        他铁划银钩地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大名“吴乐----”，第三个字潇洒地一笔滑成，仿佛一只大头蝌蚪拖了一条长长尾巴：原来是个“亨”！
        吴老师当时在学校当副校长，他教敝班《平面几何》真是我们这帮小子莫大的荣幸，讲得又清楚又简明，严厉的话语挟着一股煞气，利刃般刻到你脑中。
        我从课中不仅懂得了这门学科的基本知识，而且半猜半醒地悟到逻辑证明的思维方法：逆向推导，正面论证，层层演进。吴老师今天若还在，应该有九十开外了吧？
        班主任黄老师大概刚从大学毕业，身上还带着大学生的稚气。仿佛她每天上、下午分别穿不同的衣裙，两条辫子粗长地垂到胸前背后，很领导着当时一初的审美时尚，使我们心中总有点小小的骄傲，但也招来一些“小资”的背后议论。
        好象是半个学期后，宿舍失窃，她保管的班会费被盗，哭得梨花带雨。后来破案，竟是班上一位足球踢得甚佳的同学作案，后来他被“劳教”，离开了一初。
        这件事让我很惊讶：人怎么这样复杂？黄老师象每个新参加工作的老师一样，很关心班上的学生。她发现我的家庭情况栏里没填父母，便好奇而热心地写信给我姑姑，问为什么不让爸妈亲自教育我：殊不知这正是我明白一些事理以来心中最大的伤痛，更是后来青年时代到处撞壁的天生软肋！黄老师的好意当然也不了了之。
        初中以后，填表渐渐多且复杂起来，我也对此越来越厌烦且害怕。每张调查表都要填“成份”，这还好：可用爷爷、奶奶的“城市贫民”搪塞，虽无工人、贫农似的“闪光”，也不算“污脏”。但要填“社会关系”就极费踌躇，我们家亲戚没两个“辉风”的。
        “海外关系”则令人头痛，父母亲怎样写呢？填表前老师反复强调要对“党”忠诚老实，偏偏此时我一个表姐从香港与我们联系上，来信说爸妈“现在尚好，希勿念。”
        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手中的笔真有千斤之重！填“不详”，必遭追问；填“台湾”，则形同特务，且又并不确定。最要命的还要填对种种不良关系的个人“看法”。
        我只好自以为“聪明且老实”地填：父亲1949年被征入国民党军队，任军医。他虽然不愿为反动派服务，却也为他们的军队扶死救伤，实际上充当了他们的工具，犯下了反人民的罪行。
        我姑姑读到我的“看法”，很不高兴，说你爸只是一个医生，不过是谋生而己，哪有什么“罪行”！
        我用橡皮擦掉这几个字，问怎样写？
        姑姑半天也想不出。我虽然小学得过“作文比赛二等奖”，同样找不到“合适”的填法。此后，这个问题便如一条毒蛇一样纠缠着我，不时在噩梦中伸出火红的舌头，让我大汗淋漓地惊醒，直到我的成年。
　
“跃进，跃进，东风是翅膀”
        入初中第一学期末，南国初冬，难得的暖暖温阳。全校师生突然集合起来，排队到人民公园脚下。
        通往镇宁炮台的几条路都站满了神情激动兴奋的人，学生居多，不少红旗在微南风中软软地飘。过后才知道，是毛主席主持南宁会议之余，接见各界代表。但我们傻尕尕的，根本没有知觉，离会见核心公园顶又远，至少二、三千米，可说是外围的外围。我和一个同学则在地上大画什么“鬼仔”漫画。小学课本上的“红花长在绿草地，……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坐在一起”，忘得一干二净。
        毛主席当然不知道一个初中生的忘不忘记，他在人民公园的接见，乃至在邕江冬泳，其实是为南宁会议造势，大掀跃进东风。1958年的日历刚翻过没几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旗就呼拉拉在中国大地飙卷。
        各条战线都疯狂起来了，报纸接二连三放“卫星”。
        1957年苏联“老大哥”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刺得资本主义阵营一片“哀嚎”，中国“小老弟”暂时做不到，就放工业、农业、各行各业的“卫星”，让社会主义大家庭上空群星灿烂挂满。
        广西虽僻处南疆，却也不甘示弱，放出了那年最出风头的一个特大“卫星”： 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全国第一，远远把那些亩产一两万、三五万斤的小土豆“卫星”甩在后面！
        报纸上还刊出记者“实拍”的照片：两个五、六岁的小孩，笑嘻嘻地坐在一片稻穗上向人招手，根根稻杆硬笃笃的，一点微弯都不见，让我们不禁心生上去翻两个筋斗的念头！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http://sinotimes.com/527/up_art/p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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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期）
        初中离和平路近，天天听见锣鼓声响，多是向市政府报喜的队伍。最威风神气的是一辆辆红旗飘舞的汽车，隆隆而过，卷起串串炽热的旋风。
学校的面貌在一夜之间变得雄赴赴气昂昂。几栋教学数侧边的山墙令人瞠目，都画上大幅宣传画。最气势磅礴的一幅，画面上一位头扎白羊肚手巾、剑眉大眼的青年农民，打着赤膊，双臂粗壮如檩，肌肉楞起，用力一撕便撑开两座高山；两条大腿凛若树干，踩在一条苍龙的头上，让它呲牙裂嘴，吐出一道长河。画上方配着鲜红的大跃进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正常功课自然上不下去了，全校师生都卷入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海洋中。髙年级的学生（其实也不过初三）是“主力”，负责砌高炉、炼钢铁。他们由几个化学、物理老师带领，在篮球场上用耐火砖、洋铁桶，矗起了个乌黝黝黑塌塌近两米的小高炉，从各处搜罗来一大堆破铁废钢（据说有同学还砸了家中“多余的”锅）塞进炉膛，再填进一团团焦炭或煤块，泼上汽油点燃炉火。
        入夜，高炉上火舌吞吐，红光四放。看着师兄们拉着土风箱，手持长长铁钎，一付炼钢工人的架势，我们都心痒痒的。但一靠近高炉，就被“师傅”们挥手斥“走”，很没面子。没有资格上第一线，怎样也要为“超英赶美，誓夺1070万吨钢”略尽绵薄之力。
        我和两个同学挖了个树洞大小的坑，用砖头在里面鼓捣了半天，砌得象个烂鸡窝，又有点象个破木箱，就是怎样看也不象个炼铁炉。只好被分配到望州岭挑耐火泥去，任务是一天100斤。挑着一对泥箕，赶到足有十三、四里地外的望州岭，早上吃的两碗稀粥不知肚中还剩有半碗没有，而太阳也已快升到中天。装泥的师傅看我身条瘦伶伶、薄兮兮的，每边只铲了半箕。但才挑起来就打个趔趄。好不容易控平了身体，迈开几步便觉得腰痛。摇摇晃晃走了一小段路，腿又痛起来。没奈何，只好停下休息。走走歇歇，不知休息了多少次，反正肩膀两边火辣辣的，小腿好象抽了筋，而学校还在遥远的前方。这耐火泥沉死人。我心中想：100斤不敢说，这担80斤总有。走了一阵又想，80肯定不止，至少90；95，97……，我腰塌了，肚也空了，肩头都起了泡，100，肯定100！拖拖挨挨总算回到学校，办公楼前的挂钟短针已经划过了下午两点！鼓起最后一口气，驼着背、弓着腰挑到收泥处。一位高年级师兄用一把大秤钩起我的两个泥箕，视线随便扫过，吆喝一声：“21斤！”
“什么？”我眼泪立即子弹般标出眼眶:“看错没有？”
        师兄看着我一脸汗水，两眼泪光，语气悯缓下来：“算25吧！”
        找出初七班的名单，在我的大名旁轻轻写下“25”。
       “大炼钢铁”轰烈而起，悄然而落，大概一个多月。学校篮球场上的小高炉烟消囱塌，后来终于清到垃圾堆去。但我们的功课还是上得不正常。语文课甩开《文学》教科书，从报纸上选了一些拼命鼓吹的诗,記得其中一首是：“蓝天，艳阳，大地更新装。白帆，碧波，漓江运输忙。脚手架，望不尽，何止十里长！春风一吹，遍地是工厂。跃进，跃进，东风是翅膀！鼓足干劲，乘风破浪！”大家刚背熟，又全部投入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中去。
赶麻雀最好玩，全校学生撒布到人民公园脚下树林中，一见麻雀空中飞过或树梢歇脚，就猛敲手中的铁桶铁盆，“砰砰嘭嘭”的声浪直冲云宵，吓得麻雀脚颤筋麻。但赶了一天也没一只麻雀坠落我们的阵地周围，令人有点失落，又有点莫名的轻松。
        还是打苍蝇好，心无半点顾忌。这些家伙太可恨，成群结队“嗡”的一声撞上来，总叫人防不胜防,既肮脏又讨厌。现在毛主席命令向它们开战，实在英明之极！我们每人手执一苍蝇拍，再手持一小盒，内放一小撮石灰消毒，用来存放蝇尸，以备数数统计战绩。一时之间，长枪短刀到处可见。食堂的苍蝇很快肃清。每人日歼一百的任务无法完成，于是转向垃圾堆，甚至厕所也强忍其臭。
        “除四害”高潮刚过，“扫盲运动”乘风而来，我们几个嫩萝卜似的初一生，被分到对河西园乡，当起许多文盲大叔大婶的小老师。
        白天要劳动，待村民们晚饭后集中到我们住地，就开始装模作样的“扫”他们的“盲”了。“学生”们积极性很高，蚊叮闷热也不在意，“老师”们却教不到半个钟头就呵欠连连。常常是我们点头如捣蒜似地打瞌睡，“学生”一次次地推搡唤醒“老师”提问。
        有好几次，“学生”在一旁默读和书写，“老师”我被瞌睡虫叮得眼前一片迷离，头忍不住一叮一叮，朝面前的油灯作鸡啄米的动作。
突然灯囱窜起一线红焰，燎向我的头发，“嗤”的腾起一阵焦味，惊得大家手忙脚乱，我也猛然惊醒。就这样熬了几个晚上，不知是学校有什么新指示，还是大婶大娘们无心将“盲”再“扫”，我们就胡里胡涂地收了兵。回校不到两天，我们的“勤工俭学”新浪又到。
所谓“勤工俭学”者，不過是用初中生的廉价劳动挣点班会费小钱而已。我们曾经远征到望州岭外的二塘，在丘陵野地上寻找扫把枝（一种茎长枝软、叶呈针羽状的植物），学农民在市场上扎成扫帚出售。这种“勤工”颇有意思，形同今天中小学生的郊游。但是早上七点出发，下午五点返校，每人割回的扫把枝还不够扎两把，市场价不值一毛钱，自搭一个午餐不算、几个同学还累得发了痧，额头上揪得蓝一道红一道。
        去过二塘两次后，老师就毅然决定不去了。于是在学校周围寻找一种叶微红、茎生刺的野苋菜，将其连根拔起，晒干，烧至灰烬，用水过滤几次，据说便可获得一种浓度颇高的碱液，可代替中和酸的食用纯碱使用。远近的野苋菜很快就断子绝孙了，我们生产的几大桶碱水却仍无人问津。只好转向原料比较易找的造纸，当起蔡伦的不知第几十代弟子。收集一大堆烂纸、纸皮、纸壳、稻干、麻屑，先丢入水池中泡浸，到一池大料成浆，稀稠合适拌均匀后，取一纱网框慢慢捞起一层，再一层，小心摊到板上。层层叠之，至五、六寸厚时压上大石，再加扛杆人压，令其排水、漉干；晒在太阳下几天，层层撕开，一张张纸便诞生了。可惜都黄傻傻、粗拉拉的，只能当厕纸用。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蔡侯作坊”没多久就倒闭，让“勤工俭学”中我们最感兴趣的一“学”无声无息而去，真是遗憾。
　

“俭学”不大见效，“勤工”依然继续。
        从第二学期开始，报名交学费时必同时带上一套劳动工具：锄头一把、扁担一条、泥箕两只，否则不予注册。苍蝇拍、扫帚之类小工具不在此列，随时增需。单看这些工具磨损之快便知其使用之频，往往一学期未结束泥箕便漏了底。记得59、60年修邕江桥，我们到江边挑了很多次沙石。不仅泥箕耗费，鞋也穿帮快。那时南宁全市动员，多数市民都上过大桥工地，热闹而混乱，风卷红旗展两岸，人声如潮歌如浪，内中不乏其趣。
而到五里亭劳动麻烦就多了。记得一次连打几天泥砖，连续五、六小时赤脚踩在黄泥浆中，我得了沙虫脚（香港脚），脚丫间黄水浸流。晚上回家洗净，第二天老师关心嘱我不下水，但在“岸上”十只脚趾却沾满黄泥颗粒，个个肿粗如蓖麻蚕，又痛又痒。还是回家采来乌桕树叶煮水泡洗，再涂上什么药水，七、八天后始消。
至今我虽然十分注意卫生，脚气病还是象老友似地不时光顾，不知是不是当年结下的革命“友谊”？
乘着东风作翅膀，我们的社会活动几乎占去上学时间的大半。除了集队全市游行、分组上街宣传、敲锣打鼓庆祝等等之外。
        记得清填西壕塘为时最长，这是当时拭擦南宁市容的一个重要举动。一初中离西壕塘不到五百米，与其垃圾污秽臭味相邻多年，饱受其苦，出“兵”参战当是义不容辞。然而围剿也殃及了塘边一圈凤凰树。这种南宁最有名的风景树，虽然盛夏时满头红花，灿若火焰，但花落叶枯之秋，不仅一片肃索，还有许多毛毛虫伞兵般悬丝而降，跌入行人脖颈与你亲热。
我和同学们曾多次毛骨竦然地除此“五”害，这次好了，连它们的老窝都砍掉！每当一棵棵凤凰树在园林工人的利锯下呻吟跌倒后，我们便一拥而上，刀手齐用，收拾树枝兼大踩毛虫。
西壕塘填了好几个月，一初军团也出征了好几次。不知为什么，几年后，南宁市的凤凰树陆续斩尽，另换新种，让“凤凰城”这个艳丽的称呼失去了颜色。我们一边在市内砍树，一边在市郊“绿化”。记得有次全校师生到皇帝岭种树，坑没挖得两个，泼瓢大雨突然袭至。几百人撒在光秃秃的荒山野岭上，无处可躲，指头粗的雨鞭无情地抽下来，大家象蚂蚁炸窝般乱窜。不知是哪位同学来时带了只脸盆，准备给树苗浇水，此时灵机一动，翻转盖在头上，雨声在盆底上滂沱作响，他则在盆下得意大笑。旁边一个同学见状也不傻，“嗖”地低头缩到他背后，企图也沾点脸盆的光。没几下，这种“舞狮”般的避雨法便被周围几个同学发现，他们蜂拥而上，一个接一个地粘起来，后一个力图用前一个的背作伞挡雨。高举脸盆的同学见状不妙，左奔右突，怎样也甩不掉身后那条长尾巴，“舞狮”变成了“舞龙”。虽然不无童趣，却冷得一个个面白唇黑。大雨整整下了近一个钟头，大家突围回到学校后，第二天班上病假了三分之一。“绿化”的任务，当然草草告终。
　

穿行在时大时小的东风中
        学期就这样在时起时伏的“运动”中穿行。许多教学计划都半途夭折。但初中毕竟是初中，视界比小学宽多了。首先学校有一个图书馆，至少有一、两万册书，让我大饱眼福。我阅读的范围从此泛滥开来，《水浒》、《三侠五义》、《说唐》等经典和杂书都囫囵吞枣，不少苏联战争作品象《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也流入我的眼眶,科幻作品开始摄入我的视线。
出校门往右，跨过和平大道，踏着凤凰树的细碎落荫，走进西关路，花八分钱买一碗粉吃光,将碗底最后一小口汤都吮尽，恋恋不舍地走出店门。左拐，再右转入新华街。这里有全南宁市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进去两次后，我便理直气壮地成了书店的常客，也就是看白书的常客。
        在这里，我大快朵颐地扫荡了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批“红色经典”的出版：《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三家巷》、《苦菜花》等等中国革命的风吼雷鸣，在我少年稚白的心灵上涂上了一层红色。书中色彩缤纷的画面，令人恨不得时光倒流回那个红色年代，自已也成为猎猎红旗下的一名持枪呐喊的战士。
“红色经典”还让我感悟到革命文学原来都这样写：革命最后一定胜利，主人公最后一定在和反革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完胜。小说无论如何曲折，结尾一定大快人心，至少让人长吁一口气。
一年多里，每逢不用劳动，差不多每天中午一个多钟头，我都流连在这里，看下至少四、五十本长篇小说。售货员也很有人性，熟视无赌我和一帮囊中羞涩的大小书虫“蹭”书看，许多新书都卷了角污了页也不斥赶。
新华街的新华书店啊，你是我少年时代孕育心灵文艺种籽的一块沃土！
很快初三下学期就要过完了，大家却有点怅然若失：好象没学到什么，初中就到头了。突然57级增加一项课程：毕业实习。我们班分到南宁化工厂，全班同学肩扛背包步行到跑马场（今天南宁市运动场），住在空荡荡的司令台，打地铺。整整一周，我们跟在工人师傅身后，看他们怎样操作仪表、开关阀门。初三化学刚学完纯碱制造，记得著名化学工程师候德榜，30年代就发明了联合制碱法，直至30年后，当时世界各工厂仍循此法生产。看着排排高耸的钢塔、个挨个庞圆的铁罐，经过十几道工序才将白中带黄的碱粉源源析出，忽然想起我们勤工俭学生产的“碱液”，觉得真是小屁孩撒尿和泥耍。
实习确有课堂和劳动不可比拟的趣味，但伙食连吃了几天蒲瓜做菜，椐说此物易使人肌体发软，正有些惶恐时，老师忽然宣布实习“胜利结束”。我们又打起背包，集队返校。
走进熟悉的九中（此时我们当年的“一初”已更名）大门，经过五、六十米吊钟花、夹竹桃相夹的“甬道”，欢迎的锣鼓声迎着我们。
        穿过如城门般的办公楼中间，空中忽然洒下星星点点的彩纸屑碎，抬头望去，是校长和书记在楼上各人手持一小盒，不时从中撮出少许，满脸笑容地向凯旋而归的我们抛放。一阵微风吹过，吹起一天花雨……
        记忆中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强劲地鼓荡、掀刮、吹飞，好象总没有轻飘的时刻。“乘风破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1957年到1960年，是中国大地上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比一浪凶猛的年代。“东风压倒西风”，为毛主席大加赞扬又大力掀起的东风，始终是天空中的主流风。我的少年时代当然被东风推着走，十岁到十三岁，小巴拉豆子一颗，哪能分辨这东风是凉还是热、寒还是暖？
有些风，很能煽动少年人的天真：“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勘探队员之歌》开头的“风”便让我们神往。电影《风从东方来》的“风”使人眼馋，里面的主人公是选派到苏联留学的幸运儿。“依依垂柳，随风飘荡，享受着春之光”，朝鲜三千里江山吹来的“风”却是那么悠扬舒爽。但这些少年时代的风都被东风卷裹其中，改变着风向。
东风浩荡，报纸上、画报上、宣传画上、黑板上、墙头屋角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招展，熠熠闪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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