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千：我爸爸在肃反运动中是怎样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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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高级工程师，辽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著名笛子演奏家，其生平业绩于1982年8月载入中国百业艺术家之辉煌殿堂《中国民间名人录》上卷之中，1998年5月《美国音乐研究学会》（AMC）推出其笛子独奏专辑《辽北之春》。2003年旅居美国，现担任洛杉矶中华文化学院国乐教授。
　[size=;font-size: 20pt,20pt]《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阳历年过完了，五号早晨（1950年1月5日），爸爸经营的“东关小茶馆”该开门了，我拎起妈妈炒好的油茶面，正要去东关。突然闯进来个身穿旧军装的人，爸还在瞇觉，我仔细地打量来人，好像认识又想不起来，赶紧捅醒爸爸，我爸揉着眼睛看了老半天，那人大笑起来，他拍着爸的肩膀，喊着：“朱老板，你不认识我了！”
我爸一听声音，马上也喊出了：“王守信，快坐！快坐。”
我放下东西赶紧去烧水沏茶，等我把茶端上来，就看到他俩唠的前仰后合的那个乐啊！我一下想起来了，原来这个人就是伪满时，我爸“德记运输公司”的二掌柜王麻子，他整了个甚么“人力车联合办事处”把拉带车子的人联起来了，给解放军送煤，穿了件军队下来的旧军装，混的很不赖！那时候用带车子拉脚的人太多，政府也希望管理起来，正好王麻子找到了好时机 ，弄个盖着手工业管理局公章的营业许可，就在老北站，火车站东边租了门房，大张旗鼓地干开了。
车站的活，小件运输也都包给了他，他这是老本行了，轻车熟路，把那些拉带车子的人管理的条条是道，他就从揽活中抽头捞钱。我爸听他一说，就问他有甚么来意，这王麻子很鬼，沈阳市这么大，拉带车的人少说也有几万，他算计好了，要多搞几个点儿，钱不就来的更快吗，他要拉我爸出马，和他一起干。
我爸这一年来极不顺利，拖着个瘸腿，累没少挨，是他赚钱最不容易的一年，他累苛了！叫王麻子这么一穿弄，就上套了！
“人力车办事处”当间添两个字，“人力车西关办事处”牌子就挂在西下洼子了，我爸朱树人任办事处主任。
朱主任一上任，作为他的孩子我马上就自由了，我也就进了“小西完小”念了三年级。
1950年一开场，轰天憾地的镇反运动开始了，我下了学，会和几个胆大的同学跑到十瓦窑地去看枪毙人，回来就给大人讲，我爸听了很不在意，他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换代都要杀人，晚上还给我们讲《说岳全传》，他讲到秦桧怎样陷害忠良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啊，得意当权时要做善事。如做坏事，杀人放火都会有报应，那些挨枪子的人都是坏人。”
他信道教、道经和德经，早就在他脑子里扎了跟。镇反运动没有扫着他，他自己觉得老天有眼，他所作所为坦坦荡荡，他打娘肚里出来五十七年，他全为了别人没有为自己。他尽力要把这个办事处干好，大西门外到西下洼子起码要走半个小时，何况他是个瘸子，柱着只拐杖，一条胡同的人看见他都要晃脑袋。自从他当上这主任，我们家生活也没见好多少，只是，他上下班要经过回回营，差不离每个周末他都会带回些牛羊杂碎，自己端端小酒壶而已。
腊八过后，一个寒冷的深夜，门外传来粗暴地敲门声，妈妈急忙下地去开门，进来两个便衣人，一人拿着手电筒，另一人挎着盒子枪，挎枪人指着正在穿衣的爸爸，喊着爸爸的名字大声说：“我们是大西门派出所的执勤，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猫在被窝里，看到爸爸很惊讶，看他睁大的眼睛，好像要问问干甚么去，但他看到来人不是太友好，怕把我们吓着，张大的嘴巴又闭上了。
我听到爸爸小声对妈妈说：“把棉大衣帮我穿上吧，你要好好照看孩子们，注意自己身子。”
穿好大衣，他回头扫了一眼拼排躺在炕上的我们姐弟六人，手柱拐杖、叼着烟斗跟便衣人走了。妈妈坐在炕沿上，呆呆的想啊，我爸也没干什么其它的事啊，他每天都忙忙火火的上下班，这是怎么回事，派出所深更半夜的把人带到哪里去啊！
姐姐安慰妈，搂着她的脖子劝“妈快点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呀”！我们谁都相信爸爸不会有啥事。可是一连过了三天，甚么消息都没有，姥姥家也来了不少人，我妈眼泪老是挂在腮边，她也没心去上班了，到派出所去问，都说不了解情况，一连两个星期啥消息都没有，妈妈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她还怀着身孕，呕吐的很厉害，二姨整天整夜地陪着她。
我的一岁半的小弟弟（朱鸿镇，小名叫牛锁）可得着妈妈了，她趴在妈的怀里这个乖呀，他呀呀呀的哄着她、啃她的脸、亲她的嘴，越这样妈越伤心。她从箱柜里找出爸爸保存的麝香，趁二姨不注意咬下一块吃下去了，爸告诉过她，那药可以打胎，二姨一转身发现她手拿着麝香眼睛发傻，赶紧敲她后背让她吐出来，都已经咽到肚了，还能吐出来？！
可是也许是那药太香，刺激她又开始呕起来，吐的全是绿水，二姨抢下她手里剩下的药，藏了起来。终于来了消息，派出所送来一张“第二监狱接见通知书”。大舅来陪妈妈去了第二监狱，那座监狱座落在大西门脸，南顺城路，是日伪时留下来的屠杀爱国人士的炼狱。她们进了南门接见室。在接见铁窗里，当兵的按了一下电铃，我爸瘸步走过来，他伸出手拉住妈妈，告诉妈他没事，是王麻子被工人（拉带车的人）捡举了，说他们克扣工资、贪污公款剥削工人，所有办事处的头头都被押起来了，等几天审查清楚就会放他回家的，让妈妈放心，我妈和姥姥给爸带的吃的，监狱不准给，妈只把毛巾和肥皂塞给了他。
妈这才有点放心，她没哭，她怕爸爸上火，她强装微笑告别了头发和胡子都很长了的爸爸。可是我们等着爸回来，直等到1951年过了新年也没有他的消息，家里阴云密布了，为了我们有饭吃，妈妈天天去被服厂做工，有时还加班，白天黑夜连轴钻，我每天傍晚都背着个小木箱，走街串巷去卖‘青头箩卜’，那年水果少，青萝卜便宜，老人晚上啃它还能压咳漱。
我带着支笛子，吹吹喊喊，连唱带吆喝，那些主顾都熟悉我的笛声，小买卖做的还挺顺，给买主打皮时我留个心眼，把皮打的很厚，不但萝卜不辣了，而那皮，还是我们就饭最好的菜。每天都能给妈妈赚几角钱。为这个，妈总夸我。
春节到了，姥姥把我们全家都接去，舅妈给我们包饺子，我们过了个很窝心的除夕，妈妈很刚强，她没有眼泪了，但也没有了笑容，她对我们很严厉，我们谁也不敢惹她生气。
有一天，我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到一个油纸小包，爸的东西平时我们是不准碰的，我好奇的打开它，我看到了一只带枪筒的玩艺，像手枪，又好像一把精致的玩具，电镀的很白亮，因为我印象里的枪，应该有个枪把，握在手上还应有勾手（板机），这些它都没有，它的形状是一个像火柴盒似的方形，枪筒只在角上露出半寸长，方盒的后面有一条稍稍突出的卡座，握在手里枪筒就从食指和中指之间穿出，手掌压一下卡座它就会咔咔的击发，真好玩！
纸包里还有几十颗铅头的小子弹，我一看有子弹，那是真枪啊！我赶忙把它按原样包好。
晚上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妈妈，爸爸被带走以后，妈除了睡觉和照顾小弟外很少有时间翻东西。听我一说，她马上就去看，她捡查了那个抽屉，回手就给我一个耳光，妈妈打我们她是不准我们大声哭的。她问我还有谁看见过那物件，我捂着脸晃着脑袋，只见她沉思一会，急忙把油纸包好，拉起我，令我穿好棉袄，让我陪她连夜去姥姥家。她把那油纸包塞进提包里，拉着我直奔三经街走去。她一边走一边告诉我那把枪是我爸防身用的，已经跟他二十多年了，听说是在张作霖时从一个军官手里一百块现大洋换来的，那是一把德制间谍手枪，打不远，十步之外打不进人身体，只有枪管触到人身上才有杀伤力。我心想，这都甚么时代了，我爸早就该把它扔了！
我和妈走到一经街和声喧里交口，那里有个公共厕所，妈妈停下来，向四周望了望，她拿出那包油纸，急忙忙把它扔进大便坑里，我看到那包里的东西，顺着便坑的斜坡滚到后面的粪池里，妈妈长出了一口气，拉着我急急忙忙离开那里。妈妈为什么这么着急去扔那只枪呢，她是记住了镇反时有些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条罪状就是私藏枪支。如果那把枪被政府翻去，爸爸可就没救了。
妈妈还照样每天去上班，小弟弟牛锁的身体太软弱了，几天来他一吃点东西就拉肚子，我和姐姐很担忧，妈妈每天晚上都把他放在炕头上，让他沾点热气，这天早上他哭的很厉害，妈妈抱着他悠着他，他赖赖叽叽小手拉着妈的衣襟，好像很不愿意妈妈离开。
妈这时候下地把一只鸡蛋打在铁勺子里，在火上熬糊发黑了，熬出了一羹匙黑乎乎的蛋油（是爸爸治拉肚子的偏方），吹凉了，强迫给他灌下肚，他气的够呛，妈妈哄哄他，又亲亲他，唉声叹气地匆匆去上班了。
我们小时候闹肚子也都是鸡蛋油治好的。妈走后，我和姐姐都起来各干各的活，牛锁又哭了，但哭声不大，他又拉肚子了！他把被褥弄得很脏，姐姐把他抱起来，把着他的两只小腿蹲在炉坑旁给他把大便，我帮着搞卫生，我看见他拉的全是黄水汤子，他一边拉一边哭，姐姐耐心地等他便完，就把他放到炕上，给他擦屁股，擦完了他就不哭了。等姐姐把他翻过来，准备给他盖被子时，我们发现他脸色发青，眼睛翻白了！唉呀！他这是怎么啦！姐姐急急地轻拍他喊着：“小弟啊！小弟，姐在这呀！”
我马上冲出门，一劲地猛跑跑到大西门里一个私人门诊所，双手猛敲那扇铁门，高喊着：“救命吧！救命啊！”
一个年轻的医生跟着我跑回了家，那医生拿听诊器往小弟胸上一听，他心脏已停了，没救了！姐姐大哭起来，我也傻了，怎么办哪？！也不知道妈妈的被服厂在哪里，上哪找妈妈呀？这时天刚刚亮，邻居老崔家找来喷漆铺的一个老工友，赵大伯 。赵大伯拿来一片草廉子铺在炕上，姐姐把小弟的小被铺在上面，我们看着他可怜的小模样，不忍心让别人抱走啊！
赵大伯要把草廉子卷起来，姐姐怕草棍扎着小弟的脸，她把爸在她过生日时给她买的花手帕，轻轻地盖在小弟的脸上。
小弟的尸体就被卷走了。
炕头那儿一下空了！我搂着姐姐，我们怎么向爸爸、妈妈交待呀！我们盼哪等啊，妈妈你能不能快点回来啊？！
等到妈妈下班时，已经是天黑了，一进门她就急急忙忙打开提包拿出一小包“抗痢灵”往里屋炕头跑，她没看见孩子，回身却看见我和姐都跪在地上在呜呜的抽泣，姐一把搂住妈的大腿，放声大哭起来。妈妈把我们搂在怀里也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叨咕着：“牛锁啊！牛锁子，你走吧！早点去天上享福吧，妈妈对不住你呀！”
家里少了个小弟，姐姐相对负担轻了些，最小的蔓华也四岁了，她整天柱着个大鞋拔子，崴着脚里外屋晃个遍，但她不闹事很听话，不咬尖儿，只要给她一个窝窝头，她就会啃半天，她很机灵，还会唱《两只老虎》、《大红花开满地》好几首儿歌。
三弟鸿镶很鬼、有心眼儿、不吃亏、吃的很挑剔，他和我一起上下学，我得总看着他，他爱和人打架，还打不过人家，老鼓求我替他报仇。
二弟最憨厚，不爱吭声，是家里干活的好手，借带车买媒，打媒坯，掏炉灰，倒垃圾，都是包给二弟的活。妈妈上班，家里就是姐姐领着我们一帮小兵伢子，忙活的常常忘记了爸爸还在监狱里受诛联。
弟弟妹妹们不了解大人的心情，整天就是上学、吃饭、游戏、打架，姐姐就是家长，我们告状，她就是法官。谁犯毛病就要挨掐，我已经十一岁了，不和弟弟、妹妹一样，我很想念爸爸，我认为爸是无罪的，我爸留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是无瑕的，他一定是冤枉的。
看到妈妈腊黄的脸色，肚里揣着孩子，没白天没黑夜的，仅靠飞针走线来维持我们姐弟五口人的生计，她才三十六岁啊，多好的年华，她牺牲了宝贵的青春，为了我们几个儿女，孩子们就是她的希望呀！
1951年四月，派出所突然来了两个女民警，打开牛皮纸的口袋拿出一摞写满字的信纸，没让我妈上班，要求面对面的问话，一边问还要一边记录，她们先谈些家常话。她们一进门就看到这么一大帮孩子围着一个女人要这要那很可怜，都是女人，她们看到我妈这么年轻很惊奇，她们可能是来了解我爸的历史情况的，她们没想到我爸会比我妈大二十一岁。
她们以为我妈可能是爸的童养媳吧，就给我妈上了政治课，给我妈讲了很多旧社会妇女如何如何被欺凌受压迫的事，我妈心里明白，知道她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敷衍着陪着笑脸哼哈的应答着，她们讲很多，也没听到我妈有甚么表示就单刀直入的审问起来，她们问：“家里有没有藏着甚么重要的东西？”
我妈想是不是找金子甚么的贵重物品？别说金子就连好衣服都拿去换粮食了，我妈答：“没有啊。”她们没往下问，还让我妈“别急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派出所，她们站起来摸摸蔓华的小辫，四周看了一遍，很客气的告别走出去了。
我妈和我核计，她们是来了解甚么呢？我安慰妈，她们可能是派出所新来的民警，了解了解情况而已。我妈可犯了嘀咕，她觉着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忽然想到箱子底下还有一摞我爸买地的地契，那可是我爸朱树人财富的凭证啊，我看到妈翻出了一打半寸厚发黄的花边纸，那纸好像奖状那么厚。妈告诉过我，这是咱家的老本啊，她把那些地契一张一张放进地炉子里，盯着燃烧激烈的火苗，沉思着，良久良久才站起身来，掏出手帕嚓嚓眼角。烧了地契，她好像平静了很多。我忽然想起了扔枪的事，小心地问问妈，妈“嚯”的一下站起来，脸色煞白，她手捂着脑门，张嘴啊了一会儿，她想坏了！准是老头子把那把枪，给坦白出来了！这可怎么办？枪已经扔了啊！
果然，正如妈妈所料，第二天派出所就通知我们，我爸明天上午会回家来，叫我家人在家等着。我们一听，爸爸要回家了，非常高兴。
姐姐不在家，那时二姨在塔湾干休所当护士，已把姐介绍到所里当了佣工，（我姐才15岁），我就顶替她成了家里的管家，我觉得爸爸要回家了，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是晚上妈妈拉着我的手却流泪了，妈嘱咐我，“爸回来不问你的话，不该说的不要说。”
我问她：“你不是也在家吗？”
妈摇着头说：“你爸一定是回来找那把枪的，咱们俩把枪扔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他们会把我带走的，我走了你们吃甚么呀？”
我明白了妈的心思，心里立刻就冷了。
天没亮妈妈就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领走了。
剩下我自己了，我想不明白，妈为什么还把弟弟、妹妹也带走呢？可能他们太小，妈妈怕吓着他们？也可能不愿意在他们幼小的心里，留下这个家庭，悲惨历史的一幕。
妈妈躲起来走了，我心里也突突直害怕，他们一走，我就开始收拾屋子，想着爸爸现在会是个甚么样子呢？
约莫九点多钟，一辆敞蓬马车赶进了高台庙院子里，两个兵架着我爸就把他送进屋来，那兵没有进屋，而是站在屋外厢房廊守着。
我看到爸剪了很短的头发，满脸的黑胡须，下巴那一撮已经有半尺多了。他没有柱拐，爸爸把脸凑过来想亲我，他为甚么不伸手搂我呢？我上去搂他的脖子亲他，闻出了他身上有很浓的烟味，他从不抽烟啊，可能是呆在吸烟人堆里熏的吧。
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我端到他面前，他操着手，示意我喂他喝，我很奇怪，他的手怎么了，为啥不能自己喝呢！
他“唉”了一声，把双手举给我看，啊！爸爸的手是被手铐铐着的，我上去要把它拽开，他竟笑了，他告诉我，不可以拽，越拽会越紧的。
他问我：“你妈呢？”
我没按妈妈教我的话，我告诉他：“妈吓跑了！”
他跺了一下脚，问我：“为啥跑啊？”
我就一五一十的把丢枪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只见爸一屁股坐在藤椅里，眼里涌出了泪花，我头一回看到爸爸哭，我也忍不住直嚓眼泪。
爸又问：”鸿铠、鸿镶、蔓华呢！”我把情况都给他说了，爸唉声叹气好半天，当我告诉他小弟的遭遇后，爸眼泪又流出来，我赶忙找来毛巾给他嚓，那是嚓不干的眼泪啊！
爸爸眼神呆滞了，他佝偻着身子萎顿在藤椅里。他其实明知道回家找那破枪，即使找着了谁一看都会明白，那只不过是个吓唬别人，自己解心宽的玩艺而已！那不算甚么武器。他真实的回家目的就是太想念他的太太和幼小的孩子们了，他们是他的心肝啊！那是他今生为之受苦受罪奋斗得来的宝贝呀！政府说他剥削了，他今天可以认帐，但他不能失去他的亲人哪，他要看看这半年来，他们靠甚么生活。
我把妈在被服厂上班和姥姥家的人接济我们的情况，都告诉爸爸了，当把我卖青萝卜的事也告诉他时，他皱起了眉头，不高兴了，他刚要瞪眼睛，却马上把脸转过去，随后用膀子碰碰我，还问我挣不挣钱。我心里立刻感到爸爸真好！他没责怪我。
我问他甚么时候能放他回家，他平静的说他没事，今年肯定会结案的。
外面的一个兵，进屋来催他。他点点头说他要上厕所。我看出来，他是想磨时间，多和我了解点家里的情况。
我端来便盆帮他解开裤子，可是他坐了很长时间也没便，他问我家里有钱吗？
我好后悔为甚么没和妈要点钱呢，我不能让爸爸失望，我问爸，你要多少钱？
爸又笑了，他说我要钱干嘛，家里有咸菜吗？我一下明白了，他是想带点小菜回监狱。我到邻居老崔家，借了两角钱，急急忙忙跑到大什字街一个酱园子，老板给我捞了两大串酱玉瓜头，拎回来，爸爸让我帮他放到马车上，我看他又唉声叹气起来，望着爸爸一瘸一拐的背影，我的眼睛漠糊了，两个兵又把他架上马车，车把式一抖缰绳，马扬起头，车轮动了。
我忽然看到爸爸回过头，努力挺直上身，向我喊道：“听妈妈话，好好上学啊！”没想到这竟是今生爸对我最后的嘱咐。

晚上，妈妈带着弟弟、妹妹从姥姥家回来了，她带回一帽兜子炒花生，我把爸来家的情况讲给她听，她问了句，那两个兵打没打爸？打没打我？原来她是最担心我们会挨打，才把小弟、小妹带走的。
过了几天派出所那两个女民警又来了，妈妈无处躲了，老老实实把我们扔枪的过程“坦白”了，她们做了笔录，还让妈按了手印，派出所并没让妈去，妈妈忐忑的还上班，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一挂马车，车上有俩个带手枪的警察和一个女民警。
他们很严肃叫我和妈妈上了车，马车直奔一经街那个公共厕所，到那一看，后面粪池已经加了盖板，他们拿出照相机把我们扔枪的便池各角落都照了像，让我把后面的粪池木板打开，虽然那很脏，我哪敢不干啊！
妈妈瞅瞅我，给我一支白手套，那木板很沉重，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它翻过来，一股臭气熏得我差点晕过去，我立刻就眼泪鼻涕全流了出来，那俩警察就让我妈指出扔枪时，枪滑进粪池的可能位置，他们让我妈去捞。五月的天气还很冷，粪池里尿水已经化开了，警察们躲的老远的，我妈一没家伙，二又是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她急出了眼泪，怎么捞啊！
看到妈妈哭了，我的头“嗡”的一下响起来，我浑身的血液可能全都冲到脑袋上了。
我挽起裤腿，用毛巾把嘴绑严实，扑通，就跳进了粪池，甚么臭啊，脏啊，恶心啊，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我就是不能让妈妈流泪！爸爸嘱咐我要保护好妈妈啊！我伸手在粪汤子里摸呀摸，一把一把的捞，诺大个粪池，想找到火柴盒大小的枪，摸过几个来回也白搭。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人们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粪水里磨摸时都很气愤，就有人骂政府了，有好心的人还拿来铁锹、耙子递给我，我那时才感到，粪水太凉了！我开始哆嗦起来。
那两个警察一看这事要闹大，冲我妈喊了一声：“上来吧！”
然后他们在本子上写了甚么，叫我妈按了手印。一看我又脏又臭，他们捂着鼻子赶着车都走了。我光着脚，哆里哆嗦走到井管子那儿，妈妈借了个水桶给我洗了洗，顾了辆三轮车赶回了家，拿来洗衣盆，弟弟鸿铠给烧了热水。
我一边洗一边呕吐，无论怎么洗那大粪味儿就是洗不掉，我坐在院子台阶上心里憋屈，眼泪巴哒巴哒掉下来，还想念爸爸还埋怨爸爸，甚么破枪！早就该扔了！
枪也没找到，我爸可能又要加一条罪状了，他这是想孩子想我妈想痴了，他明明知道这找枪就是个借口，他又耍了小聪明，这回叫政府抓到了把柄，说你私藏枪支。
王麻子很不是东西，和我爸在一起创业几十年，我爸把他当成亲哥哥一样，竟没看透他，到了生死关头就劳燕分飞了，他把我爸伪满时栓大车的全部过程都供出了，这么一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
1951年6月份的一天《东北日报》沈阳消息版（我记不清是不是那个版面）注销了大约五、六百字的消息：《... 沈阳市打掉了一个封建把头集团.......他们长期剥削运输工人》。其中就有朱树人，王守信等人的名字。
我妈一看，这可完了，都登报了，我给她念完报，她好像傻了，她一想镇反时枪毙人的场面，朱树人可能会被拉出去处死吧？妈妈吓昏了，她肚子剧烈的疼了起来，她要临产了。
妈妈又给我们生个小小的妹妹，这个叫做“梦生”（爸爸没看见过）的女孩，她来到人间时还不到四斤重，但非常秀气，可是她命太苦了，她赶上了我家灾难最大的时候，妈妈差不离已经耗尽了她的心血，她哪还会有乳汁啊，这个小生命哭的声音里还带着颤音。
妈说她长大了可能会成为歌唱家，姐姐不在家，姥姥家的二姨、大舅妈都来了，大舅妈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她央求我妈，想抱回家替妈喂养，妈怎能舍得，姥姥也劝她。
妈想，如果身边带着这个女孩，她就不可能去上班了，一帮孩子吃啥呀，好歹上班还能挣口饭吃。谁喂也是喂，她大舅妈不是也带过孩子吗。
还没满月，舅妈就乐呵呵地抱走了我的小小妹妹，妈妈磨破了嘴，反反复复的嘱咐大舅妈，不要让孩子，饿着，冷着。
大舅妈光顾着喜欢了，也不知听没听懂我妈的话，她就记住了别让孩子冻着，每天都把孩子身底下的炕口袋放到炕头上，不几天孩子伤热了，浑身就出现了黄疸，要是今天新生儿黄疸不会是致命的病，可是那时那样的环境下，人们都束手无策啊，眼瞅着小女孩撒手人间了！
妈妈捶胸顿足地哭，她喊着：“老天爷啊，你怎么这么狠哪！我这是作了大孽了！”。
哭有甚用，喊有甚么用，妈妈还得苦苦的支撑下去啊！几个大的还需要她呀！妈妈又强挺着进了被服厂，她的心里还时刻掂记着爸爸的安危。
端午节是姐姐的生日，妈妈买了糖和馒头干，去干部休养所看望她。姐姐自从到那干活，甚么活都会做，又机灵又勤快，上上下下都喜欢她，干休所的政委，叫邬江东是个老干部，他找我姐谈话，就把她调到自己家里，给他家当了小褓姆，带孩子做饭，晚上跟孩子一起睡觉。
我妈到那一看，就火了！哪能让这么小的孩子给人家当使唤人，她说啥也要把姐姐领回来。
妈妈刚强，姐姐更要强，十五岁的姐姐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她就进了大西文化馆夜校，去学习会计，她珠算最好，算盘打的呱呱响，后来竟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市五金公司，正式的当上了十六岁的国家干部。
1951年六月，我爸的问题有了结论，他的判决书下来了，他的罪名是“封建把头”刑期三年，从1950年九月起起刑，他要到1953年九月才能期满。妈妈被准去第二监狱接见了他，给他带去了过冬的棉衣。他必须去“劳动改造”了。
三个月后，爸写来了一封简短的来信，我念给妈妈听：
树彬贤妻：我现在佳木斯改造思想，一切均好，鸿钤还卖萝卜吗？不要少给秤，有条件都让孩子上学啊！不要管我。
每念一句，妈妈都叫停，每句我都得重复几遍。妈妈跟我说：“你爸他叫我们不要管他，我们想管也管不了啊！”。
约莫又过了三个月，快过1952新年了，爸又来了信，他没问家里的情况，字非常简短，就是要棉胶鞋、棉帽子，如有条件最好给他做条厚棉裤。我立刻感到他那里一定非常冷，催促妈妈快快给爸邮去。妈给他买了双黑色新棉胶鞋，带麻绒的棉帽子，棉裤里子还缝进了十块钱。
很快爸回了信，这太出乎意料了！
我急忙给妈看，妈一看就回头跟我说：“你爸的字怎么这么草啊？”
我拿过来一看，爸的字变成斜体的了，横不像横，竖不像竖了，好像画出来的笔划，每笔都有波纹。妈妈仔细的看，她知道爸的书法相当好，字写成这样，他一定是拿不住笔了，坏了！他可能是有病了，接见时他还好好的，他是怎么了？！甚么病啊！怎么连笔都握不住呢？
在信里，爸爸嘱咐妈妈好好带孩子，鸿钤、鸿铠要学手艺，千万不可做买卖，大华不要早嫁人。
信写得太简单（可能是怕检查），我们很纳闷儿，他说这些干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不安，妈妈更像是丢了心似的，不知如何是好。
1952年春节刚过，正月十五（阳历2月10日）这天特别冷，马路上复盖了非常厚的积雪，这天是元宵节，赶上还是星期日，妈妈会咕噜元宵，他特意给我们做了山楂馅的，大家吃的很香，我还吃出了满身大汗，蔓华又哼哼呀呀的唱起来，妈妈心烦懒得理她，倒在炕上想休息一会，忽然有人敲门，又是派出所的那两个女民警。
这回她们很客气，还是先唠些家常，妈妈张罗着让我给煮元宵，等着听她们的来意，她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好像谁也不想先开口，沉默了好一阵子，其中一位，从皮夹中抽出一张纸，瞅着妈的眼睛递给了她。
妈妈是识字的，她只看一眼那张纸的头一行字，两条腿就瘫软了，妈妈跪倒到地上了，呼天喊地的大哭起来，我赶忙跑过来抢下妈手里的那张纸，五个大字《死亡通知书》进入我的眼里，唉呀！爸死了！
爸爸没了，爸爸回不来了，爸爸怎么会死呀？！
那个民警拍着妈妈的肩膀，悄声说：“朱树人是病死的，快去第二监狱领尸首吧！”他们又递给我一张《死亡证明书》，上面注明爸的死因，是因为肺结核病。
妈妈不哭了，姐姐扶起了妈，她呆呆的望着我们，嘴上不断的重复着：“他怎么会得肺结核呢？他没病呀！”
怎么办啊，得赶快给爸准备棺材，妈妈翻遍了背包仅仅拿出二十几块钱，姐姐还没拿回来工资，喷漆铺的赵大伯闻讯跑过来帮忙，他拉着我和姐姐跑到小南门外的一个棺材铺，对方好说歹说才答应我们先把棺材拉走，赊了口棺材，我们马上去二监狱。
那棺材，板厚才不过一指，棺材用红土子刷成赭红色，板缝很大，好像从外面都可以看到里面，但是我们总算给爸爸的冤魂找到了一个委屈的归宿。
我看到，爸爸张着嘴，好像死前曾经痛苦的喊着，嘴唇上有一片鲜血，眼睛留着一条缝，他没冥目啊！他浑身俘肿，双手握拳，他还戴着最近妈妈给他邮去的那顶棉帽，光着脚，棉胶鞋不知被谁扒走了，棉袄仅仅扣了上边的两个扣子，衣襟翻开露着肚皮，里面也没有衬衣，裤带好像才从棉被上撕下的布条，上面还沾着棉花，肚子瘪瘪的。
棺材拉回来，庙里的房东说啥也不让进庙院子，只好停在大门旁，妈妈哭喊着：“俊治啊！俊治，你怎么不管我们孩子大人了，怎么就狠心自己走啊！”。她扑到棺材帮子上大声喊着，捶着自己的胸，她嚷着叫我们把爸爸翻过身来，她不相信他是病死的，她想亲眼捡查看看爸爸身上有没有致命的伤痕，妈嘴里不住的问我和姐姐：“看没看到枪眼呀？好好看看啊！”
赵大伯把爸的尸体翻过来，掀开棉袄，我们看到他上身的皮肤很光滑，上面有些小疙瘩，我们猜测那可能是褥疮，妈妈要伸手去抚摸爸的脊背，院子里的女人们马上把她拉开，有人喊着：眼泪不能掉到死人身上！
赵大伯把爸的身体整理好盖上棺盖板，举槌钉钉子，他嘴里念叨着：“朱树人躲钉！躲钉啊！”
妈妈蹲下来给爸烧了纸，那纸灰随着呼啸的北风，徐徐的飘走了，飘向了遥远的天际。
赵大伯赶着毛驴车拉着棺材，姐姐头上缠着白布条子，坐在车的右边，她手夫着棺头，呜呜的不停地哭，眼泪都一滴滴冻在棉袄上了。
我走在前面，手举着灵灵帆，那是一根竹竿上面糊了很多白纸剪成的符签，我背了个撒灵钱的兜子，一路扬撒着纸大钱儿，踏着很滑的冰雪路面，顶着刺骨的北风，向西北方的塔湾走去。塔湾西北是沈城的公共墓地，城里人叫“乱坟岗”，它和居民区隔着一条小臭水沟，我们走了约莫一个多钟头才过了臭水沟的小桥，到了墓地。
解放后政府把墓地管理起来，有专门工作人员看守，还设有办公室，姐姐交了钱，领了一张《抬埋证》，证上记载了日期、死者的身份、指定的埋号，哪个区间？哪条路？给了用黑漆写着朱树人的一块木头牌子。
我们把驴车赶到了指定的坑位，墓地工人给那坑又刨一刨，我和姐姐用手清理一遍，捡出坑里的石头，冰天雪地里，我们的手冻得红肿了，我哈着气，看到那口棺材被黄土一锹锹掩埋了。
我和姐姐跪下来，姐姐给爸爸的坟磕了三个响头，我给爸烧了一沓黄纸，我心里默默地告诉爸爸：“你放心吧！远走高飞吧，我们会长大的！”。
我们无法知道爸爸究竟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具体死亡的时辰和地点，妈妈就把他的忌日定到1952年2月10日元宵节这天，是啊，元宵节这天，我们终于和爸爸团圆了。
后来，大约还不到三月，有一天下午，外面来了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他柱着拐杖来敲我家的窗户，他高喊着：“这是朱树人的家吗？他在家吗？”
我正在做晚饭，他这一喊把我吓了一跳，怎么还有人找我爸呢，把那老者迎进来。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爸好不好，上哪里去了？”
我把爸爸死的情况和老人谈了以后，老人一拍大腿说：“不对啊！他怎么会死了呢！”
原来，这老者姓崔在佳木斯劳改的媒矿，和我爸是狱友，刚刚期满释放回来。因为和我爸是同乡，睡觉还挨着，他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 ，朱树人腿瘸挖煤很吃力，他常偷偷的给他的担子里加煤。他们每天下媒洞子，每顿吃的仅是两个苞米面窝头，我爸哪受得了那苦啊，他一天天的支持不了啦，开始咳嗽起来，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吐血倒下了。
他一躺就病了半个多月，是老崔给他打水打饭的伺候着，维持着病情没有恶化，劳改营的上司看到朱树人病成这样子，也不能下洞子挖煤了，打了份报告，叫他找保回家就医，是老崔在保单上按的手印，也是老崔找狱友把我爸抬上火车的。
据他讲，爸爸是躺在闷罐车（箱式车厢）里，老崔给准备了一瓶子饮水和五个窝头，临走老崔拿出一封家信（可以躲过捡查）求爸稍回沈阳，我爸还欠起身和他摆了手。老崔也快要刑满了，两人约定在家乡再见。如今，人都没了，那封家信也不知落到哪里了！
崔大伯一番话，我学给了妈妈，我们推断出，爸爸不是10月2号死的，他可能是半路上在闷罐车里冻死的。后来，到80年代，有一次去佳木斯办事，我打听到了那个劳改营的准确位置，我站在那松花江的岸边，遥望远远江心有一座孤岛，那岛平铺在江面上，采煤的井架高竖在夕阳里，皮带运输机斜斜地爬上三角形的矸石山顶，江里运煤的黑色机轮，嘟嘟的响着气笛。
我终于看到了，生我疼我的父亲受苦受难的罹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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