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哥：四九年我怎样挤上了开往台湾的飞机

yangharrylg

【本文作者雷哥简历】
      1942 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宜宾。1949年底四川成都解放前，逃难到台湾。在台湾成长受教育，高中毕业投考空军官校，加入空军，接受飞行训练，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离开空军后，转业到民航公司，驾驶民航客机。一生从事空中飞行工作，一直到六十岁退休。1980年移民美国，现居美国过退休生活，除含饴弄孙，平日爱好书法，旅游及园艺。
　[size=;font-size: 20pt,20pt]《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每次政权更替的改朝换代，都是以战争的方式进行，这种战争每几百年就要进行一次，而每次这种战争，造成的大动乱，多少人逃离家园，妻离子散甚至失去生命，无辜的老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
使中国人民受尽苦难，长达八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在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而结束，人们好不容易盼到了胜利而欣喜若狂，因日本侵华战争而逃难到四川来的，被统称为“下江人”，这些下江人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老百姓以为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
万万没想到，国共两党为了争夺江山就在这时爆发了内战，内战的枪声，惊醒了人们和平美梦。阻断了回家的路，人们再次陷入战争的苦难。
内战一开打，呈现一面倒的熊势，人数和武器都占优势的国军，没料到却节节败退，短短的四年内，国共之间胜负已见分明。所以一九四九是中国历史上，重大转折的一年。
一九四九年底，国民党在大陆已是强弩之末，只剩少数据点之一的成都也被共军包围，仅赖空中交通与外界连系，市面上商业活动完全停摆。大街小巷冷冷清清，本来按时来叫卖的小贩，再也等不到他们了。
街上偶而见到的行人，都是低着头，匆匆忙忙的来去。人们碰面互相问候的话，就是“准备好了吗？”
大街上出现“欢迎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万岁”这一类共产党的标语。这种明目张胆的行为，本来是犯大忌的，现在也没有人管了。
警察不见了，呈现着无政府状态，学校里有些教职员，公然为共产党宣传，我们的老师不教课了，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说共产党如何“清廉又爱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不会骚扰百姓”，鼓励我们解放军进城时要热烈欢迎。
这些平时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现在像雨后春笋纷纷的冒出来了，这些人的行为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肆无忌惮，而这时国民党的士兵，就在不远的路口站岗呢。
成都人喜欢泡茶馆摆龙门阵，热闹的茶馆是重要社交场所，而如今茶馆都关门歇业，因为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已不再有泡茶馆的兴致。
商业娱乐中心的春熙路有著名的小吃，赖汤圆、八号花生米、百货公司，还有那时最时尚的电影院，本来人潮汹涌、人声车声交汇，而此时那宽阔的马路上空旷无人。辽阔冷落，建筑物都门窗紧闭，就像鬼城废墟。
各重要路口堆了沙包，架起机关枪，士兵两手端枪，枪上了刺刀枪口朝下，杀气腾腾，以这种态势看来，国民党不会放弃这个城市，决心和共军拚个你死我活。
在这战乱时，物价一日数变，通货膨胀钞票成了废纸，失去功能，买卖只接受以黄金、银元交易，捧着黄金银元抢购粮食，是当时的奇异现象。
晚上戒严，沉寂的大街上，只有那打更的更夫，仍坚守岗位报时。邦（敲打木棒）当当（敲锣）这是三更天，表示夜深了。邦邦，当当当。这是五更天，表示快天亮了。
天空厚厚的云层，庶敞了阳光，一阵一阵的飘着雪花，这个三国时代的古城，仅次于重庆的大都市，没有了原来的生气，周遭寂静无声那么可怕的安静，这种安静令人毛骨悚然，这个城市，现在就像一个大坟场，是鬼城异域，乌云缭绕屋顶，阴冷的天气更增加悲戚的气氛。
叔叔和大姐，不久前去了台湾。缠过小脚不识字的母亲带着小姐姐、我和弟弟，我们这脆弱的四个人只是因为稍一迟疑，没有跟着一起走，万万没料到瞬间就被困在这危城中了。
我们无可奈何的面对这场战祸，储存了粮食，把贵重财物在床下挖个洞埋起来，当时十五岁的小姐姐改穿男装、头发剪短、把脸故意涂黑，使她看起来是个又脏又丑小男生，母亲规定我和弟弟只能在自家前院玩，不准出大门。
这样无奈的等待，一天一天的过去，那是一个阴冷下雪的下午，我们正在屋子里百般无聊，突然听到外面轰隆轰隆的声音，一部军用大卡车忽然停在门前，警奇的见到大姐夫从车上跳下来。
大姐夫的出现，是我们的救星，给我们安全感。姐夫很着急的催促我们：“赶快收拾一下简单的行李，马上就走！”
“啊！去那里呀？”
“去台湾！”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们本以为只能在这里渡过战乱，别无选择。
姐夫从台湾飞来成都唯一还没有失守的双流机场，花了两百个银元，才有司机愿意冒险进城来接我们。可是母亲不在家出去了，姐夫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的在屋子里度步不停的看手表，在这等待的时候，司机已经进来催了两次了。
妈终于回来了，一脸警诧的问姐夫，能不能明天再走吧？这么大个家得收拾收拾呀，姐夫斩钉断铁：“不行，立刻走，不然就走不了啦！”
我们必须在五点钟戒严前出城，这时已经四点了，母亲急忙把床下的贵重财物，和一些必要的重要东西塞进一个皮箱里。
我们这个小四合院的家，床上被褥平整的叠放，柜子箱子里的衣物，屋子里的生活用品，一切摆饰，厨房里的粮食，就是平日我们生活的模样。
屋子里还留着我们的体味，看看屋子里一切，样样都舍不得，尤其是那部铮亮的，英国造的三枪牌自行车。那时代，拥有这样一部脚踏车，就像现在的宝马汽车一样，可是不得不扔下这一切，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只提着那只皮箱，穿过天井走出大门，回手把两扇大木门拉合上，根本就没有上锁。就这样慌慌张张的离开了以为一辈子是家的地方。
我们向隔壁邻居交代帮我们看家，还说不久就回来，去台湾我们认为是去暂时避一避的，不相信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强大的国军就这么轻易的输给土八路解放军？
带着狐疑眼神的邻居们送我们上车，还一再叮咛，“快点回来啊！”
那里会料到，在卡车轮子转动动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这一生命运改变的开始。更想不到我们会在台湾安家立户，成为台胞，经过了四十几年漫长的岁月，才能实现“早点回来”的诺言。
因为戒严，平民禁止出城，我们的卡车装满弹药箱，我们就钻在下面空隙躲藏，沿路受到盘查，到了城门口，路旁架设的机关枪口对着我们。士兵上车来检查，刺刀从弹药箱缝隙戳下来，几乎就要戳到我们，我们的心脏似乎要从口腔跳出来，好不容易放行了，吓了一身冷汗，喘一口大气，万一被查到，那后果不堪设想。
出了城，见到沿着路两旁向前线行军的士兵，默默的成一行鱼贯而行，身上的装备因磨擦发出卡拉卡拉有节奏的声音。
大炮和战车，堵塞道路，我们的卡车在这车阵中走走停停，本来一个小时的车程，第二天清晨才到机埸。
机场更是机枪大炮，深挖战壕，看这样防卫森严，料共军难越雷池一步。
机场里挤满了等着上飞机要去台湾的难民，只靠有限的空中运输，不可能运走这么多人。僧多粥少的情形下，我们能不能上飞机，也充满变数。
果然当姐夫请指挥官批准我们的登机许可时被断然拒绝，因为岳母和内弟妹、并不在优先序列中。
姐夫一筹莫展，只好用苦肉计试试看，他在零下的低温中，笔直的站在指挥官办公室外，直到次日清晨，嘴唇都冻黑了，指挥官诧异，他竟然这样站了一夜，被感动而批准了我们登机许可。
一拿到登机许可，立刻小跑步的奔向停机坪，去赶上即将起飞的飞机。
当机长坐着吉普车来到飞机前，发生了惊人的一幕。一群平民冲上来围住机长，手里举着一个小布包，向机长哀求“请你收下这个，带我们走吧”。
他们的请求被拒绝，卫兵驱退他们，突然一对夫妻和一个漂亮的少女从人群中转身跪倒在机长面前，哀求道“求你发慈悲，收下这些，把我们的女儿带走，她今年十六岁今后就归你了”。
他们以这样优渥的贿络，求给年轻的女儿一条生路，也没能打动机长。
这一幕让人看了心酸，这群人中发出一阵阵的啜泣声。在这战乱时，金钱也不是万能了。这些有钱人开着私家汽车，停在停机坪外，发现要起飞的飞机就来试试运气，这时他们口袋里沈甸甸的金银财宝，已没有意义，他们最羡幕我们能上飞机去台湾。
临上飞机了，机长宣布因为严重超载，只能徒手上飞机，不准带任何行李，大家警讶的面面相觑，终究生命更重要，还是扔下了行李，停机坪上散落着各式各样的行李箱包。
旁边那架飞机先经过昆明去海南岛，姐夫把皮箱托给那架飞机的机长，我们才能顺利的上了飞机。原以为我们先到海南岛去等我们的皮箱，还庆幸不必像其他人一样扔掉它。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是空军C46运输机。中间堆着很多铁箱子，大概就是这些箱子的重要物资，使我们超载。机舱两侧各有一排帆布椅，人坐上去屁股下坠，身体倦曲就像一只大虾子。
因为我们的飞机严重超载，第一次起飞，拉不起来，第二次起飞，飞机己冲到跑道末端线上，机轮才勉强的离地起飞了。
真是千钧一发，设想万一起飞失败，那是全载重全速冲出跑道，立刻一团火。
我们的确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沿途从机窗看出去都是一片云海。机舱内很冷还有一股怪味道。大约下午三点左右降落在海南岛的三亚机场。
当机门打开，一股炙热火焰般的热风扑到身上，看停机坪上来接机的人们都穿着夏季衣服，这里和成都简直是两个世界。我和弟弟立刻把棉衣脱了，妈和姐姐额头冒着黄豆般大的汗珠。
一下飞机就得到坏消息，带着我们皮箱的那架飞机，因云南叛变被扣押在昆明，我们的皮箱永远也回不来了，母亲听到这消息悲伤的哭泣，因为那个皮箱里，有我们全部的家当和一座传家之宝的小金塔，我们的证件和爸爸的抚恤令，这些全都丢掉了，现在我们是名符其实的一无所有。
我们被安排住在本来是停放飞机的大棚厂里，睡觉和吃饭都在地上。
机场里凡是能档风庶雨的地方，都睡满了人，挤满了等着上飞机去台湾的难民。
来到这里第一天晚上，被一阵一阵轰轰的声音吓到，还以为这里有老虎呢，第二天清早随姐夫去海边，第一次看到海，那蓝色的海水一望无际，海，真大啊。海浪一波接一波，冲上海滩，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此生第一次看到海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住在闷热的铁皮棚厂里，活动范围也不敢离远，因为怕轮到上飞机时，来叫名字不在，就失去了机会。
吃过晚饭，所有的飞机都走了，大家在外面乘凉，各自叙述逃到这里的经过，每个人都有一则惊险感人的逃难故事。
其中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县长带着全家逃难，当他们来到江边，付了很多银元，挤上一条木船过江，没想到船走到江中间，突然机关枪扫射，子弹像下雨一般从头顶上撤下来，顿时一片嚎哭喊叫。
不久船也开始下沉，他只抓住一个大木板，把两岁的女儿放在木板上，奋力游向对岸，当他耗尽体力好不容易上了岸，回头滔滔江水中已没有家人的踪影。现在只有他和女儿相依为命，盼望能上飞机，到台湾向政府归队。他的故事令大家潸然泪下。
等到第四天，终于轮到我们上飞机了，飞向台湾，大约在下午四点钟，降落在台湾新竹机场。
当我们走下机梯，踏上宝岛台湾的土地，终于远离战火的恐惧，结束了逃难。内心踏实的安全感，可是也接到难以置信成都失守的消息。
想一想在成都那些士兵，摆出严阵以待决一死战的姿态，成都城外源源不绝向前线行军的军队，战车大炮，我们亲眼见到的这一切，难道就这么不堪一击吗？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被打跨了？我们甚至不相信我们的耳朵，认为是谣言。
我们也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再晚一步，我们就被困在那里走不了啦。或者是因为不放心那只皮箱的财物，人和皮箱一齐上了另外那架去昆明的飞机，一念之差就改变了命运。还想到成都的老邻居们还平安吗？我们的家，不知道怎么样了。
在海南岛的那位县长，不知道上飞机了没有？国民党失去成都，意谓失去大陆整片江山。在这短短几天内，我们经历了历史改朝换代的改变。
我们到台湾新竹的那一天，是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十二月。天气温暖如春，我们坐上吉普车开向市区，沿路的景色，陌生又新奇，吸引着我们目不暇给，日本式的建筑物，对我们刚经历了抗战的人们，非常刺眼，柏油马路又平又干净。
到了大姐家一进门，妈和大姐相拥痛哭，从姐夫去了成都，战况每天恶化，又无法和姐夫连络，不知道他的行踪，饱受焦虑等待的煎熬，现在我们平安的出现在眼前，这样的相见恍如隔世，怎不悲喜交集。
到台湾的第一天晚上，大姐带我们去新竹最热闹的国民戏院，那里灯火通明，行人熙来攘往很热闹，可是我们听到四面八方传来“夸达夸达”奇怪的声音，我们问是什么声音，大姐指着行人的脚，原来满大街的人，穿的木拖板，走起路来发出的声音。
那时台湾人都穿木拖板不穿鞋。
台湾这完全陌生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榻榻米、纸糊的拉门，人们把冒着烟的东西塞进嘴里，那叫“棒冰”。钉在墙上的水龙头一扭水就出来了，一扭水又停了，像变魔术，我们把水龙头当玩具。
台湾人说话一句也听不懂。台湾四季如春，从来不用穿棉袄，永远不下雪，而这陌生的地方却取代了四川成都，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故乡。
我们在逃难过程中失去了所有的财物，留了这条命，来到台湾，到台湾的那一天，全部财产只有母亲口袋里的拾个银元，但是我们是千千万万的人中幸运者，因为在成都和海南岛还有那么多人上不了飞机。那些上不了飞机的人命运难卜，这短短几天内，我们经历时代变迁就像做了一埸梦。在大时代的变迁中，我们是缈小微不足道的，我们没有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受政治左右，被大时代所摆布。
国共两党，以无数的无辜百姓的生命为代价，发动这场自相残杀的内战。
战败的蒋介石带着两百万军民逃到台湾，这些人离乡背景无可选择的来到台湾，这台湾小岛突然涌进这么多人，物资缺乏，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而蒋介石到了台湾，还信誓旦旦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却始终是不能实现的梦想，也没能把两百万军民带回去。内战的结果使两岸分隔至今，两岸何日再统一，是一个难解的题。
如果不是姐夫在最后关头把我们从成都带到台湾来，我们留在大陆，因为政治背景以及有亲人在台湾，肯定被定为最低等的黑五类。历经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平安的活到今天，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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