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宇：携夫人去王光美家的那次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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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潘宇简历】


        60年代初毕业於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专业，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酷爱翻译和写作。曾出版译著近200万字，包括诗歌、小说和史地著作。他翻译的埃及国歌《我的祖国》被中国政府确定为埃及国歌的中文正式歌词。他翻译的埃及小说《六级官阶》已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年专家编选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现旅居洛杉矶。
　[size=;font-size: 20pt,20pt]《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有一个拜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愿望。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前夕，我们单位收到了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门赠送的一批由印尼对外友好人士编辑和出版的图书。其中有一本画册，详细记录了1964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访问印尼的实况。画册印刷精美，图文并茂。数百幅图片生动地见证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访问印度尼西来所受到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款待，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印尼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神采奕奕，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女士风度翩翩，一时在国内外传为佳话。
在此之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偕夫人一同出访国外实属罕见。刘少奇主席偕夫人出访印尼，一度改变了中国外交给世人留下的刻板和沉闷印象，他们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使者。此后不久，即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家主席刘少奇变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夫人王光美成了埋藏在革命队伍里的“美国特务”。
从印尼外事部门赠送来的这批记录刘少奇夫妇访问印尼的出版物，成为了刘少奇里通外国、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证，是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单位里的所谓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串通一气，除了将印尼赠送来的这批图书和画册任意践踏，肆意丑化外，还企图付之一炬。
在此危急时刻，我利用工作之便，趁造反派打派仗未设防的情况下，悄悄地从这批出版物中将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的画册抢救出一本，然后用报纸包好，装进一个牛皮纸口袋，在夜幕的掩护下带回家中，存放在卧室大衣柜的衣服里面，精心呵护和保存，十多年如一日。
在此期间我曾下放干校、两度搬家，但我都倍加小心、严格看管，害怕走漏风声。
无独有偶，当年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刘少奇和夫人访问印尼的纪录影片《访问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多次发文批判，指出刘少奇是帝修反的走狗、社会主义的叛徒。《访问印度尼西亚》纪录片是刘少奇自导自演并通过他老婆王光美出马督阵泡制出来的毒草影片。影片鼓吹议会道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是一部难得的反面教材。
好在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1976年10月，经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於结束了。
1979年，王光美解除了监护，恢复了人身自由。1980年，刘少奇主席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并恢复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正如1980年前后，邓小平主席在文革后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见到王光美时说的一句话：“人民胜利了！”从那时开始，我决心要把这一本记录刘少奇主席和夫人访问印尼的画册，转交给画册的主人公：健在的王光美女士手中。
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女士在文革中首当其冲，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人世间难以承受的折磨。在中国人民这段苦难历史翻过去之后，画册纪录的女主人公王光美如能看到当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为国拼搏的历史画面时，应该感到欣慰。文革之后我长期在国外工作，拜访王光美女士的机会失之交臂。退休后我又长年来美国探亲、旅游，不在国内，此事一拖再拖。虽然我居住的单位宿舍和全国政协机关宿舍在同一个大院，中间只隔着两个蓝球场大的花园，想联络王光美并不困难。从1988年开始，王光美曾是三届政协常委。
事情来得有些蹊跷：
1999年9月，在洛杉矶有幸邂逅到美中贸易公司总经理王先生。王总为人豪爽、热情健谈，且爱好和兴趣十分广泛。我们俩人又都来自京城，共同的话题自然更多，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温文尔雅的王先生出身在一个书香世家，名流尽出。王总的父亲是我国杰出的皮肤性病学专家、教育家，一生致力於我国皮肤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曾任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分会主任，他的胞妹是文革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
从这层关系可以看出，王总是王光美的亲侄子，王总的父亲是国舅级人物。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激起了我内心的一阵喜悦，正如中国明代一篇古文所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是年当月，我和王总先后离洛杉矶回国。离洛前夕，我把在文革浩劫中抢救出来的刘少奇主席和夫人访问印尼的画册一事告诉了他，想面交王光美女士，请他从中牵线搭桥。王总一听欣然答应。
9月未的一个下午，我如约来到北京西郊花园村华侨公寓王总家，将画册送了去，并在画册的扉页上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是由领导人用错误的理论，发动的一场极其错误的运动，祸国殃民。那些为创建新中国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的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军队总司令、元帅、将军和老干部，竟是一批叛徒、内奸、工贼、大军阀、大土匪、野心家、阴谋家和里通外国的特务，试想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蒋介石的强大武装，中国革命还能取得成功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今天，人民胜利了，共和国胜利了！人们永远怀念那些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创立了不朽功勋的先辈们！”
1999年的十月是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日子，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国庆阅兵式和盛大的国庆群众游行，中国人民沉浸在节日欢乐的气氛中。没过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是王光美女士亲自打来的，邀请我和夫人10月8日上午去她家作客，并告之届时会派专车接送，请准时赴约。
金色的十月，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加之北京刚刚下过一场秋雨，空气清新，人们的精神也显得更加振奋。当日上午九时，专车按时前来。我们上车后汽车由北向南驶去，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顺利到达了北京木樨地22号楼王光美家的住地。木樨地22号楼坐落在北京海淀区复兴门外大街南面，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街区的一个地标性建筑，颇具名气。当时北京的高层建筑很少，这座二十多层高的建筑非常吸引人们的眼球。它气势非凡，但并不豪华，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称它为高干楼。但因为国家许多先后过世的领导人的遗孀们大都住在里面。老百姓们都戏称它为“寡妇楼”。已故领导人的遗孀无论从资格还是年龄上都堪称“大姐”，所以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不敢称这座楼为“寡妇楼”，便称其为“大姐楼”。
千万别小看这些大姐们，从资历角度，她们堪称整个国家政权的大姐。熟知国内高层内情的人都知道，她们的“干政”能力并不亚如那些政治元老们，对子女们的庇护则更是不遗余力。
据说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家主席杨尚昆也要对这座楼里的大姐们礼让三分，甚至还要专门抽出时间请她们到自己府上搓几轮麻将，以示对早已去世的老前辈们的敬重。对她们的各种合理的或非份的要求，不说是有求必应也要尽量体恤。这座木樨地22号楼由武警战士保卫，我们的汽车迳直通过大楼围墙口的门卫，驶进院内，在楼门口停下。我们下车后，由司机指引登上电梯来到三层王光美的住家。王光美女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客厅门口号我们热情握手，表示欢迎。
服务员安排我们入坐，并送来茶水。看来王光美的住家是由两个四居室的单元组成的。客厅面积不大，大约30多平方米，布置和陈设都十分简朴。客厅的墙上挂着少奇同志年轻时期的一幅油画象和少奇同志抱着小女儿潇潇、两人头碰头的照片。据说这幅照片是他们家庭的得意之作。另外，在客厅的钢琴上，摆着一幅王光美和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合影。这些挂饰和照片显得家里特别温馨，也会使人感觉到全家人对少奇主席的深厚怀念之情。
客厅里还摆放着一大二小的三只藤椅和两件条纹布质沙发，和普通人家没有特别之处。地上还摆放着几盆绿色观赏植物。王光美同志特别喜欢绿色，那天她就是身着一件绿色毛衣接待我们。
谈话一开始，我简略介绍了这本记录刘少奇主席和夫人访问印尼画册的来龙去脉和收藏经过。我们打开画册，让她一页一页地翻看，仿佛把她带到了三十多年前的回忆中去了，神色有时严肃，有时露出微笑。王光美告诉我们，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本画册，以前从未看到过，非常喜欢。
我把自己在画册扉页上写下的那段文字念给她听，她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她说，她会把这本画册送到湖南湘潭花门楼刘少奇故居纪念馆展出和保存。
我们在这次拜访中，还和王光美谈到了她在文革中的几次著名“遭遇”。
一次是所谓的“智擒王光美事件”，轰动全国。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打来电话，诈称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要他们到医院来签字，把他们夫妇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才得以释放。
另一次是清华大学召开批斗王光美大会。1967年4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在学校主楼前广场，召开数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被押来陪斗的人有彭真、薄一波、蒋南翔和刘仁等等，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天北京万人空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西郊清华园。
我们告诉王光美，那天我们夫妇从市内骑着自行车也赶往清华，观看批斗大会的实况。她被两个红卫兵摁着头，弯着腰押到批斗大会的主席台上，身上穿着旗袍，脚踏高跟鞋，脖子上带着用白色乒乓球做成的项链，化装成出访印尼的样子，北京市和清华大学的当权派押到台上陪斗。台下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的呼叫声不绝于耳。
我对王光美说：“批斗大会上群情激愤，有很大的震协力，但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您在批斗现场不卑不亢，表现得大度、得体，仍然不失第一夫人的风采，赢得了不少同情。”
看得出来，她对我们评论表示欣慰，并说当时造报派对她还比较文明、客气，没有动手动脚。她还告诉我们，那时出访印尼的一些服装和佩戴的项链、耳环和手镯等等装饰都是从外事部门借来的，是出国访问的需要，访问一结束这些东西都物归原主了。
我们和王光美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谈话都非常直率和坦诚。王光美在家里是个贤慧和充满爱心的母亲。在众人眼中，她是一个相貌、气质、风度上均与国家主席相匹配的女人。她与少奇同志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都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如今都学有所长事业有成。
王光美告诉我们，儿子刘源当时是中国武警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中央把京城保卫工作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工作非常繁忙，一个月只能回家一、两次。大女儿长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插话说，“听说您有孩子在香港经商。”
她说：“是的，她们也要吃饭嘛！要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并感叹道：“我的命不好呀！”
对她这个突如其来的表白，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便未加思索地说，“第一夫人的命不好，还有谁的命好呢？”
事后我对这个回答感到愧疚，我只看到表面上第一夫人光环的一面，没有对她一生的遭遇进行历史的分析。
王光美於1921年9月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的书香人家。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物理学系，获物理学硕士学位，是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女硕士，并留校任助教。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谈判，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年青王光美，在中共地下党协助下，担任了中共北平军调处的英文翻译，放弃了前往美国读取博士的机会。尔后前往延安。
1948年8月与刘少奇结婚于河北平山西柏坡，并充当刘少奇的秘书。
王光美告诉我，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各种科技人才和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和她本人曾考虑回归科研战线，但当时各行各业同样缺少干部，最后组织决定她仍然留在中南海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因刘少奇冤案株连，王光美受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被诬蔑为美国特务、梅花党党魁，在秦城监狱拘禁长达十二年之久，险些被四人帮处决。
少奇同志迫害致死数年之后，她才得知消息。王光美从一名女学生变为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后，她的命运不再是一个普通女性的命运了。
在我们和王光美的这次交谈中她不时有点轻微的咳嗽，并向我们暗示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要把应该做的事抓紧时间提前做完，有一种对生命的紧迫感。
1980年王光美罹患乳腺癌，曾经历两次大手术，不久肿瘤转移，再次接受大手术，身体渐变衰弱。王光美还跟我们谈起了在中南海的生活。有一次，毛主席找她谈话，说江青这人群众关系不好、孤单，要她多和江青往来。她还告诉我们，她在家里和孩子们从来不谈国家大事，因为孙子们还小、辨别能力低，如把在家里听到的有些话传到学校去容易发生误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对他们讲的都是正面的东西”。
在谈到这些情况时，她语气显得很平和，态度也很诚恳，看不出她对毛主席和江青有什么不满和怨恨，显示了她的宽容和博大胸怀。
时间过得很快，墙上的挂钟指向了十一点，拜访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将带来的两件礼物拿出来送她，这是我在埃及工作时购买的埃及工艺品。一件是镌刻着埃及金字塔的园形铜质挂盘；另一件是镌刻着埃及古代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头像的圆形铜质挂盘。克利奥帕特拉女王出生于公元前69年，是埃及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才貌出众，风度优雅，聪颖机智，擅长权术，一生富有戏剧性。她为保护国家免受罗马帝国的吞并，曾色诱凯撒大帝和他手下大将安东尼，故后人称她为“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行为，并非全由情欲驱使，其政治目的就是要保卫国家免受罗马帝国吞并，但未能如愿，最后服毒自尽。直到奥帕特拉的传奇一生，并伴以种种传闻逸事，使她成了西方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著名人物。
美国、英国和瑞士等国曾以此为题材，两度拍摄了以“埃及艳后”冠名的经典巨片，影响非凡。
王光美女士把她多年保存的一块丝制头巾取出，回赠我的夫人，并介绍说丝巾是一位外国元首夫人送给她的，现转赠我们。接着又从文件柜中取出两个中国邮政为纪念刘少奇百岁诞辰而发行的信封，签上自己的名字，赠送我们留作纪念。
一次非常有意义和愉快的访问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曾相约对这次见面不对外发表文字。现在王光美女士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当时的情景和她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为了表达对王光美女士的敬意和怀念撰写此文，如她九泉有知，我想她是不会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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