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润民：宋天仪《文革日记》读后感（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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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文革”史料
来源：个人出书网编辑：木尧时间：2013/4/15 16:56:10
　　　　
　　——《文革日记》读后感（代序）
　　
　　田润民
　　
　　日记通常是个人隐私的记录，或者说是自己和自己对话的记录。一个人总有一些不愿意或者不方便对外人讲的话，文化人喜欢以日记的方式把这些不愿对外宣讲的话用文字方式记录下来。在社会动荡时局不安定的岁月里，中国的文人们往往多了一层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于是文人们的日记中少不了一些对时局的困惑、牢骚甚至不满。
　　
　　“文化大革命”曾经被称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于是，记录人们灵魂深处所发出的声音的日记一下子成了罪恶，“日记”和“反动”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初期曾经刮起一股搜查“反动日记”的狂潮，许多人因此而遭了殃。我所在的大学一位高年级同学因为在日记中写了对林彪的不满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入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位女生也因为在日记中发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言论而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无情的批斗和人格侮辱，最后被逼疯。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人再敢写日记了。革命革到这种程度，不可谓不彻底！
　　
　　看到宋天仪同志的《一名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文革日记》使我大吃一惊，在我原以为再没有人敢写日记的岁月里，他竟然几乎不间断地坚持写日记，把文化大革命中大到涉及全国的重大事件、中到涉及国务院部委一级重大事件、小到他所在单位发生的事件统统记录下来，为了解和研究“文革”史提供了一份比较完整和极其宝贵的资料。比如“文革”初期诞生“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成为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圣地和样板，作者在1966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记录下当时北京大学的情况：
　　
　　“上周，我和王淑凤等三人被推举为公司代表前往北京大学送声援大字报，顺便参观了这所闻名世界的古老校园—燕园：那里气氛异常紧张！上万张大字报，铺天盖地！一队队声援的队伍，有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敲锣打鼓，来来往往不断。正在从农村、工厂调回参加战斗的学生们，乘车归来，口号声不绝于耳！总之，这种场面与57年反右斗争一样。从大字报上看，学生们显然分成了两派，都在‘维护党的领导’，主要是他们搞不清谁是真共产党，谁是假共产党了。最近，北京市中小学都被停课了，从广播中可听到他们斗争的激烈情况，据说他们不知所措，分不清真假，只好回家问爸爸妈妈：‘我听谁的对呢？’然而爸爸妈妈也无法回答，只好告诉他们：用毛主席的话去衡量吧。据说有个别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了。”
　　
　　在8月20日的日记中，作者如实地记录下当时红卫兵“破四旧”的疯狂景象：“红卫兵大闹王府井！一昼夜间，他们把王府井、继而把北京市各大街小巷闹翻了天：到处张贴大字报、宣言、最后通牒、命令等；各商店、行业，将带有封建、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名、店名、字号改成新式的；不准留阿飞头，不准做港式窄腿裤等。……有名的商号匾额、霓虹灯等都被他们打掉、砸碎了，有的给换上新名，如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昨晚我路过王府井时，他们正在砸一个商店的霓虹灯，经理站在门口，哑口无言。旧书店已被封闭。有个理发店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推子要革命去你阿飞头，剪刀不留情专裁牛仔裤，横额：兴无灭资。刚才我们路过东四，又碰上了一场战斗：一个青年女子，穿着火箭鞋，被他们揪住用石头砸掉鞋尖，女子号啕大哭，瞬间围拢上千人，交通为之阻塞，人们拥挤不堪，有的闹革命，有的看热闹。最后那女子的鞋也被踏掉了，她拿在手里，在警察帮助下才解了围，挤上公交车溜之大吉了。今天很多人都上街参观，到处议论纷纷，皆言：上街一定要注意，衣帽、面容、言谈、举止等都要规范化，否则，红卫兵这一关就不好过，今天有个小胡子青年就被揪出来了。”
　　
　　伴随着“破四旧”而来的便是随意抄家、揪斗、打人，在8月26日的日记中作者写道：“我公司王某全家四人被红卫兵揪斗，被剃头、抄家，斗时还让他们穿着西服（说他们是洋奴）跪着，五花大绑，不老实时就用皮带抽打，致使他现在不敢回家（怕挨打），只好晚上睡在办公室内。我们怕出事不放心还得值班看守。现在正是我值班的时候，很辛苦，他倒舒服，正在睡大觉！不过他也不太幸福，今天下午红卫兵来斗过，让他赤足在楼梯上‘快跑’，从一楼到五楼往返多次，满头大汗，还用皮带抽了几下，之后又让他跪下训了一顿话，才让他打扫厕所去了。当时我们都在场，明知是武斗不合法，但不敢给小将们泼冷水，否则就是包庇坏人，破坏运动，会有灭顶之灾，这已经有先例了。”
　　
　　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是革文化之命。文化人首当其冲，文化界的名人遭遇最惨。作者在1966年9月2日日记中记下了他所看到的惨烈的一幕：“仍然有少数单位、少数人还在继续罚跪、戴帽、挂牌甚至抽打等，因为据说他们的逻辑是：打死才算武斗！文化部就是这样，每日照例两次让黑帮出来示众，跪一长行。……昨晚独自去文联看大字报，获得不少‘情报’，很多我熟悉的作家都被打成黑帮或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因时间关系，只走马观花地抄了几个名字：张光年、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萧三、严文井、侯金镜夫妇、李季、何其芳、张天翼、臧克家、田汉、阳翰笙、贺敬之、赵寻、吕骥、李唤之、盛婕夫妇，……，多极了！多极了！！文联的门大开着，那里也是人来人往，还有外地学生。我目睹了武斗张雷（《变天记》的作者）的情景，说他不老实、耍赖，如拖死猪一般，头上扣了个竹篓。”
　　
　　作者在1967年4月10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清华大学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情景。由于“文革”特殊年代和高压政治气氛，作者不可能在日记中用直白的语言去谴责这起暴行，而是用白描的手法如实地记录下当时批斗会的场面，读了这段文字，使得今天的人们对王光美同志不由得生起一股同情，而对批斗会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则感到厌恶乃至愤怒。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这一段文字中没有采用一句当时流行的批判刘少奇同志的官方语言，而且最后以贬义的口吻说：“一个20多岁的青年学生（指学生领袖蒯大富），主持几十万人批斗国家主席夫人，而且让几位副总理、部长之类的大官陪斗，真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天大的奇迹！！”实际上，这段话表达了作者当时对这种批斗会的不理解和困惑，作者连续用了两个“奇迹”和三个惊叹号来形容这个批斗会，实际上是讽刺和不满。
　　
　　除了首都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文革”情况外，作者还记录了一些外省市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有些读起来至今令人惊心动魄，甚至毛骨悚然，如1968年4月13-15日作者在长春外调期间的见闻：“在长春火车站广场，我看到了‘第二次辽沈战役’的痕迹。在两派武斗中，人民旅社等好几幢大楼被烧毁、轰塌！剩下一些残垣断壁，有些已变成了砖瓦堆，有点像电影里曾看到过的‘罗马废墟’！”“昨天下午冒大雨去地质学院。他们那里也是貌合神离，大联合不起作用，‘长春公社’和‘红二司’的‘不听邪’战斗队仍然势不两立，各占据一栋大楼，对两个当权派（郭思敬，彭山）各保一个，互相揪斗。据说达成了‘交换当权派’的协议，但不能兑现，正在扯皮，驻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解放军同志正在从中说和，因此害得我在那里等待三个钟头。地院的情况，可以说是吉林省目前斗争形势的缩影。
　　
　　“在地院，我‘有幸’见到了吉林省革委会青年常委XX，他原是地院四年级学生，在文革中一步登天，成为省级干部。据说他是‘长春公社’一把手，是一个拥有四、五十万人马的‘司令’。昨天他回母校和他的‘嫡系’部队处理有关协议问题，我看到他和解放军官员扯皮的情景。这位青年常委还派性十足。
　　
　　“在地院我还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地质宫广场一角埋着70多座新坟！70多个，一大片！！每个坟上都堆满了松柏、花圈！据说那是‘长春公社’的‘烈士园’，是武斗牺牲者的一部分！据说另一派的‘烈士园’在省委大楼附近，我未看到。真是罪过！目睹此情此景，实在使人寒心！为此，我浮想联翩，沉思良久，晚上久久不能入睡！这是为什么？谁应对此负责？”
　　
　　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竟敢在“文化大革命好得很”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文革”的阴暗面，把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丑恶的东西留在了笔端？作者出身于老解放区陕甘宁边区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小学入团，中学入党，196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遂分配到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所属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任机要秘书，可以说是生在老解放区、长在红旗下的一位单纯、正直而又诚实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他才28岁，他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当权派，是刚走出校门而走进中央国家机关不久的小干部。对于这场突如其来、急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他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和信任，抱着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热情积极地投入了。但是，他不是一个盲从者，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善于思考的头脑，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他对许多悖于常理违反人性的做法越来越不理解，越来越反感。这种情绪在他的日记字里行间有明显的流露，如当社会上开始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关于刘少奇的大字报很多，李雪峰已不在话下了。他们给刘算老账，从八大算起。对此，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66年10月21日日记）；当外事口响起一片“打倒陈毅”的叫喊声时，他说：“我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打倒’他，只能看和听。”（1967年4月7日日记）；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实际矛头指向周总理）运动中，他在日记中写道：“目前有三个人物被认为是反潮流的英雄：一是反孔的杨荣国；二是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插队知识青年家长李庆林，这是大家心服口服的；三是交了白卷而上大学的张铁生，大家有点评价不一。我无知，无发言权，正在思索中”等。
　　
　　作者当时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除了以隐晦的方式用笔把“文革”中那些他不理解的丑恶现象如实记录下来外，有时候也忍不住要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愤怒和抗议。他在1967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就他所看到的打人场面愤怒地写道：“看见两起很多人追打一个青年学生的场面：用带着铁环的皮带抽打，劈头盖脑！我不了解他们斗争的真相，不明谁是谁非，但我坚决反对这种违背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精神的恶劣作法。可以辩论嘛！他有罪甚至可以扭送专政机关依法治罪嘛！为什么要随便抽打呢？不可理解！我坚决反对！要文斗，不要武斗！”又如前面提到的面对长春地质宫广场“烈士园”70多座新坟，作者意味深长地责问：“这是为什么？谁应对此负责？”
　　
　　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作者一改过去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而以十分鲜明的态度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说：“近来社会上、报界在宣传法家人物方面有点脱离阶级分析、形而上学倾向，绝对化，法家越来越多，越说越高明，比马列还高明了，而且好像历史是这些人物推动的了。与此同时，在批林批孔过程中，对儒家全盘否定，批得体无完肤。对上述现象我有些不解。”这段话也如实地写在他1974年7月24日的日记中。
　　
　　由于作者对“文革”的困惑和不满，因此当“四人帮”被抓以后欣喜若狂，有一肚子话要说，立即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在1976年10月14日日记中他激动地写道：“下午听传达者以处为单位座谈，我的发言占了一半时间。感想太多了！”作者的揭批发言有根有据，很有分量，被立即整理上报中央，后来中央“四人帮”专案组还选用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给江青定罪的佐证，刊登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篇长达50多页“愤怒揭批江青‘四人帮’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滔天罪行”的发言，在对外友协揭批“四人帮”大会上引起群众和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作为对外友协唯一发言稿被推荐在外交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再次宣讲，影响很大。
　　
　　“文革”期间，有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要么上天安门，要么蹲监狱”。“文革”中确实有相当一些青年学生或者像宋天仪这样的年轻干部，运动初期上天安门，运动后期蹲监狱了。宋天仪同志是属于“根红苗壮”的一类人，没有历史污点，又是年轻的共产党员，这样的条件如果稍微有点私心或者想出风头，极容易被人利用，为那些坏人坏事推波助澜。可他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在1966年10月8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我对任何人不盲从，更不拿原则做交易。要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宁可还乡，也不屈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有可取之处。要永远使自己扪心自问而无愧。”正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做人的基本准则，尽管他积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后来也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但并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或违背良心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案组大多是声名狼藉、臭名昭著，因为这些所谓的专案组基本上是捏造事实，罗织罪名，整老干部和一些无辜群众。宋天仪同志“文革”中曾经担任过专案组组长，可他这个组长却逆当时的潮流而动，讲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尽量把被审查对象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不给戴帽子的尽量不戴，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尽量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了主持正义，坚持客观、公正，在定案会议上他与有关人员激烈争吵，甚至拍桌子、瞪眼睛。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到：“定案，关乎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一项极其严肃而又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是专案组负责人，绝不能有私心杂念，一定要主持正义，敢于坚持真理，不能在政治上轻易枪毙一个人。”在2月3日的日记中更进一步表示：“在定性阶段，我得一如既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人家骂我‘右倾’、‘保守’，也不怕丢乌纱帽。专案组长这顶帽子我随时准备被激进派摘掉，但我不能因此而放弃原则，否则就成机会主义了。”正因为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而不整人，就连对立面组织的群众也拥护他当专案组长，有些审查对象也点名要他去外调查清自己的问题。当他离开干校奉调回北京工作时，有些被审查对象主动地给他拿行李，送他上车。他处理的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原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办公室主任布某，布曾在电影《南征北战》中扮演王大娘，“文革”中被打成“特嫌”，原因是她参加革命前在学校曾参加过“复兴社”。在1969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宋天仪同志就布的定案问题专门做了一番表述，“以布某案情为例，和公司专案组专门解剖麻雀，边议边学政策。……定案是一项极其严肃而又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不能马虎从事，不能随随便便，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坚持真理。”在2月6日的日记中又说：“一个16岁的小姑娘，在抗日战争中出于抗日热情，上当受骗参加了反动组织‘复兴社’，而且一参加革命就交待了，没有隐瞒。像这样的人，给她戴上特务帽子怎么行呢？”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以属一般历史问题及时予以解放。作者一再强调政策，强调定案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充分表现出他对人的尊重和爱护，这在那个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德高望重的巴金老人是“文革”的受害者之一，他在晚年多次呼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巴老在他的《随想录选集》中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个‘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再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宋天仪同志的《一名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文革日记》，犹如一个缩小了的“文革”博物馆。作者从1966年5月“文革”鸣枪开始那天起，直到1976年10月标志着十年“文革”结束的“四人帮”倒台，再到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公审“四人帮”，最后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下称“决议”），以党代会决议形式予以彻底否定，为“文化大革命”画上句号，前后持续15年，较完整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当代史上“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引自“决议”）的全过程。对于青年朋友来说，读这本书就可一窥“文化大革命”的全貌，增加对“文革”的了解；对于经历了那场风雨的人们来说，在读这本日记的同时，应该像巴老所说的那样“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反思自己：“我当时在干什么？在想什么？”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文革”过来的人大都已经或者正要退出历史舞台，当年的红卫兵现在都是50多岁的人了，这一代人总结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目的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借鉴，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家谱传记出版机构下辖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香港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香港公司分支机构有：五家出版社（时代文化出版社、时代文献出版社、时代作家出版社、时代教育出版社、家谱族谱出版社）与中华姓氏文化研究院。
　　
　　北京家谱传记出版机构旗下三大网站：《个人出书网》http://www.grcsw.com/《家族出书网》http://www.jzcsw.net/《老人出书网》http://www.lrcsw.com/全国免长话费咨询：400-007-1120/出版热线：010-56032083/出版顾问：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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