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文革实际上并未结束

yangharrylg

文革實際上並未結束 — 由一次訪談繼續思考文革在西藏


1966年8月，在拉薩大昭寺舊日傳授佛法的講經場，召開批鬥“牛鬼蛇神”的大會。 （澤仁多吉攝影）

去年8月末，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之際，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對我的訪談，分三個部分連載：《鏡頭里的西藏文革（一）：跟隨父親的影跡》、《鏡頭里的西藏文革（二）：紅衛兵與女活佛》、《鏡頭里的西藏文革（三）：遺留的恐懼與羞愧》。一個多月後，紐約時報英文版發表了這個訪談的濃縮版：《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A Photographic Record》。中文版與英文版都發表了我父親當年拍攝的多幅西藏文革照片。並且，作為攝影者的我父親，他身為解放軍軍人的形像也第一次在媒體公開。

訪談具有重要意義，有讀者在網上留言，大意是說由我父親的攝影見證與我的文字記錄，了解到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給西藏帶來的災難之深重，確實填補了文革研究有關西藏這方面的空白。正如訪談開頭所介紹的，集合了我父親澤仁多吉於西藏文革期間（主要集中在1966至1970年，文革後期也有一些）所拍攝的近三百張照片，以及我依據這些照片從1999年起，在拉薩、北京等地訪談70多人，歷時六年多所做的調查、採訪所寫的十餘萬字，於2006年由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的兩本書，即圖文書《殺劫》與口述書《西藏記憶》，被認為是“西藏文革研究的破冰之作”，其中，《殺劫》是一本“用大量圖片揭露西藏地區文化在文革期間如何受到摧殘的書”（應該將“西藏地區”更正為圖伯特）。 2012年至2014年，我用我父親的相機，在他文革時拍照的地方再做拍攝。然後，將22張照片及補充的一萬多字收入《殺劫》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於去年5月由台灣大塊文化再次出版。

至今，《殺劫》已被譯成藏文版和日文版，《西藏記憶》已被譯成法文版。而今年內，在美國將出版英文版。譯者用了十年心力進行細緻入微的翻譯，修訂者是學識淵博並對西藏歷史與現實有著透徹了解的國際藏學家，我們在無數次的來來回回的討論中，除了發現和修正原著中的個別失誤之處，還發現和補充了原著中的疏漏之處。並對圖片上的細節也有新的發現。比如，有一張在大昭寺舊日傳授佛法的講經場召開批鬥“牛鬼蛇神”大會的照片，經放大圖片仔細檢視，發現之前被忽視的多個重要細節：在高台正中，掛著毛澤東的畫像及一條橫幅；毛像兩邊用漢文和藏文豎寫、橫寫“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橫幅上用漢文和藏文寫“鬥爭大會”；橫幅旁邊及下方置有多幅毛畫像；高台上正在批鬥的“牛鬼蛇神”是四位舊日的貴族官員，每人被兩位紅衛兵按壓。而這張照片值得注意的有兩處：一是四位被鬥者前面至少有兩人在拍攝，一人在錄像，一人在攝影；二是，也是至關重要的是，照片左上角，與講經場相連接的寺院建築的二樓拐角，至少站著三個頭戴帽子（不知是不是解放軍軍帽）、身穿制服（解放軍軍裝？）的男人，正注視著批鬥現場。其中一人背手站立，有著中共官員當權者的姿態。所以，與其說這三人是在註視批鬥現場，不如說他們是在指揮、控制、監視批鬥現場更準確。

也因此，英文版的《殺劫》將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完整的。

通過電子郵件、Skype、網絡電話訪談我的，是由中國去往美國留學並已定居美國的自由撰稿人羅四鴒。她的訪談提綱有水準，著實耗去我相當不短的時間來回复。主要包括了文革時期和近年所拍攝的照片內容，以及父女兩代人置身的不同環境的內在聯繫，特別是作為調查並寫作西藏文革的我，在心路歷程發生的某種變化，以及與父親之間真實存在的矛盾與糾結，等等。實際上我很感謝這位未曾謀面的訪談者。這些問題使得我再一次回顧文革對於西藏種種毀滅性的破壞力，並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延續至今。最後，再次更深切地認識到，如我在重拍照片時所感受到的，文革實際上並未結束，而今天我們在拉薩看到的是一種後西藏文革的場景。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很有見地的訪談也是讓我繼續深入思考文革之於西藏的一個機會。

（刊於作者網誌，原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hi ... WcqgWrKbN_0.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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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末，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对我的访谈，分三个部分连载：《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一）：跟随父亲的影迹》、《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二）：红卫兵与女活佛》、《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三）：遗留的恐惧与羞愧》。一个多月后，纽约时报英文版发表了这个访谈的浓缩版：《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A Photographic Record》。中文版与英文版都发表了我父亲当年拍摄的多幅西藏文革照片。并且，作为摄影者的我父亲，他身为解放军军人的形象也第一次在媒体公开。

访谈具有重要意义，有读者在网上留言，大意是说由我父亲的摄影见证与我的文字记录，了解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给西藏带来的灾难之深重，确实填补了文革研究有关西藏这方面的空白。正如访谈开头所介绍的，集合了我父亲泽仁多吉于西藏文革期间（主要集中在1966至1970年，文革后期也有一些）所拍摄的近三百张照片，以及我依据这些照片从1999年起，在拉萨、北京等地访谈70多人，历时六年多所做的调查、采访所写的十余万字，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两本书，即图文书《杀劫》与口述书《西藏记忆》，被认为是“西藏文革研究的破冰之作”，其中，《杀劫》是一本“用大量图片揭露西藏地区文化在文革期间如何受到摧残的书”（应该将“西藏地区”更正为图伯特）。2012年至2014年，我用我父亲的相机，在他文革时拍照的地方再做拍摄。然后，将22张照片及补充的一万多字收入《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于去年5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再次出版。

至今，《杀劫》已被译成藏文版和日文版，《西藏记忆》已被译成法文版。而今年内，在美国将出版英文版。译者用了十年心力进行细致入微的翻译，修订者是学识渊博并对西藏历史与现实有着透彻了解的国际藏学家，我们在无数次的来来回回的讨论中，除了发现和修正原著中的个别失误之处，还发现和补充了原著中的疏漏之处。并对图片上的细节也有新的发现。比如，有一张在大昭寺旧日传授佛法的讲经场召开批斗“牛鬼蛇神”大会的照片，经放大图片仔细检视，发现之前被忽视的多个重要细节：在高台正中，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及一条横幅；毛像两边用汉文和藏文竖写、横写“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幅上用汉文和藏文写“斗争大会”；横幅旁边及下方置有多幅毛画像；高台上正在批斗的“牛鬼蛇神”是四位旧日的贵族官员，每人被两位红卫兵按压。而这张照片值得注意的有两处：一是四位被斗者前面至少有两人在拍摄，一人在录像，一人在摄影；二是，也是至关重要的是，照片左上角，与讲经场相连接的寺院建筑的二楼拐角，至少站着三个头戴帽子（不知是不是解放军军帽）、身穿制服（解放军军装？）的男人，正注视着批斗现场。其中一人背手站立，有着中共官员当权者的姿态。所以，与其说这三人是在注视批斗现场，不如说他们是在指挥、控制、监视批斗现场更准确。

也因此，英文版的《杀劫》将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完整的。

通过电子邮件、Skype、网络电话访谈我的，是由中国去往美国留学并已定居美国的自由撰稿人罗四鸰。她的访谈提纲有水准，着实耗去我相当不短的时间来回复。主要包括了文革时期和近年所拍摄的照片内容，以及父女两代人置身的不同环境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调查并写作西藏文革的我，在心路历程发生的某种变化，以及与父亲之间真实存在的矛盾与纠结，等等。实际上我很感谢这位未曾谋面的访谈者。这些问题使得我再一次回顾文革对于西藏种种毁灭性的破坏力，并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最后，再次更深切地认识到，如我在重拍照片时所感受到的，文革实际上并未结束，而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很有见地的访谈也是让我继续深入思考文革之于西藏的一个机会。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8282017151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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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图1（我父亲1956年拍摄的蓝志贵）：1956年，在西藏边境，西藏军区政治部摄影记者蓝志贵与珞巴人。（摄影者：我父亲泽仁多吉）

图2（我父亲拍摄的女活佛挨斗场面）：1966年8月间，文革批斗”牛鬼蛇神“，女活佛多吉帕姆被斗，而她身后左侧出现的头戴鸭舌帽、身穿便装、一只手高高举起相机的人，正是西藏军区摄影记者蓝志贵。（摄影者：我父亲泽仁多吉）

这里要插入一个故事。而这将是在译为英文版的《杀劫》中新补充的一页。先说十多年前，我开始从事依据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在拉萨等地的采访与调查，为方便携带，更出于保护这批宝贵的历史照片的安全，住在北京的王力雄将底片冲洗出来，再把照片复印在A4纸上寄给了我。不过这样也就使得照片不够清晰，以致一些细节被忽略，直到原照片印在书上出版之后才逐渐被发现。比如1966年8月间批斗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珍的照片，直到几个月前在修订英文译本时，被细心的译者问道：“背景里那只举起的手中，那个方盒子可能是什么？你在高画质的照片里看得出来吗？”

而我这才注意到这一重要的遗漏。实在是遗憾，2006年出版《杀劫》中文版时忽略了这个人。这个在多吉帕姆身后左侧出现的头戴鸭舌帽、身穿便装、一只手高高举起相机的人，我仔细辨认，方认出他正是近年来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新中国摄影史中重要人物，二十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藏摄影的代表人物，创造了这一时期西藏经典影像的摄影大师”[1]，“亲眼见证并记录、拍摄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西藏社会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2],他的名字是蓝志贵。据介绍，1949年，在重庆照相馆当学徒的17岁的蓝志贵，参加中共进入西藏的解放军十八军，并于1950年随军拍摄进军西藏系列照片。而作为随军摄影记者，他“领到了全新的135莱卡和120禄莱福莱克斯”相机。1970年，他作为军代表被西藏军区派驻成都某工厂“支左”（我分析，作为最早进入西藏的十八军军人，他与我父亲一样，文革中，都属于支持十八军军长、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张国华的两大造反派之一——“大联指”观点那派）。1978年他在成都转业，不再是军人。

实际上我父亲与蓝志贵非常熟悉，他们都曾属西藏军区政治部干部，曾经共同拍摄过1956年的珞巴人群像、1962年的中印战争、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等。而在文革中，与我父亲一样，蓝志贵也同样拍摄过许多照片，而且，作为西藏军区政治部的专职摄影记者，他应该拍摄了比我父亲更多的西藏文革照片。据介绍：“1966年，文革初期拍摄了《西藏红卫兵集会》、《批斗西藏‘牛鬼蛇神’》。1966年，获得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直属政治部颁发的三等功一次。”[3]正如我父亲拍摄的这张批斗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的照片所显示的，他也在现场，而他手里高举的正是120禄莱福莱克斯相机。然而，直到他于2016年去世，他的有关西藏文革的摄影，只是在近年的中国网站上见到过寥寥几张[4]，属于群众场面，并无具体场景，并且，至少有三张照片的图说沿用了我在2006年出版的《杀劫》中的相关图说。比如这样写道：“1966年，文革爆发。藏地也未能躲过。跟内地一样，西藏地区也出现了红卫兵造反、批判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等情状。1966年8月19日，拉萨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后，红卫兵组织遍布开来。图为1966年，拉萨街头的集会。”“文革期间，西藏红卫兵也‘破四旧’。1966年8月24日，被誉为‘全藏最崇高寺庙’的大昭寺遭到红卫兵破坏。菩萨被砍倒扔进拉萨河里。图为1966年拉萨大昭寺，手持红缨枪的西藏红卫兵。”等等。

我也想起了1980年代，我在成都上西南民族学院预科高中时，我父亲，时任甘孜军分区副参谋长，带我去过蓝志贵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大院里的住处，这说明他们私交不错，只是我已不记得他们交谈过什么。

还要补充的是，如我在《杀劫》新版（2016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21页上图的图说中，提到拍摄僧侣辩经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藏人摄影师；在《杀劫》26页新增图片里，可以看到在拉萨举行的庆祝文革的大会上，至少出现了三位摄像、拍照的人，从左至右，分别为《西藏日报》的摄影记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藏人摄影师，以及很像是蓝志贵本人的摄影记者；在《杀劫》97页图说里，提到几个也在现场拍摄游斗“牛鬼蛇神”的人，包括了《西藏日报》、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摄影记者。然而，正如我通过对西藏文革的研究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但在当时的报纸上，我们却看不到一幅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实际上至今依然如此。

事实上，虽然当时并非我父亲一个人在拍摄西藏文革图景，更何况他并不是专职的摄影记者，他的相机是他自己用两年的军饷在拉萨帕廓店里购置的120蔡司伊康相机，而且他也并没有拍摄到西藏文革中所有的事件，然而，迄今为止，发布在《杀劫》一书中的近三百张由他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仍然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但很有意思的是，从中国网站上读到“西藏现代摄影史研究者”所述：“1951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和平进军西藏各地，随军进藏的有二十几位随军摄影师和随军摄影记者，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拍摄西藏的摄影人”，并一一列举了这些摄影者的名字。而这些摄影者当中，已经出版了数百张西藏文革照片的我父亲，却不被提及。我认为这是一种有意忽略，而并非不知情。因为如果是不知情，就不会在介绍蓝志贵先生的几张西藏文革照片时，沿用我在《杀劫》里的图说。

[1]百度百科：蓝志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 ... E8%B4%B5#reference-[16]-2067234-wrap
[2]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753db8dd01012u1p.html
[3]同（1）。
[4]1950—1970：老摄影师镜头里的西藏二十年
http://slide.news.sina.com.cn/j/slide_1_45272_75591.html#p=1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 ... 8%E8%A5%BF%E8%97%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