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珏 王力：从生活小事看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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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周恩来研究会   2010-06-13 13:56:28 作者:周尚珏 王 力 来源: 文字大小:[大][中][小]
(周尚珏  1950年12月至l956年12月任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保健医生，现年72岁；

    王  力  l950年至l958年任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理疗护士，现年68岁)

解放初期我们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六年，任务是照顾他和邓大姐的健康。他们工作上的大事我们从不去问，这是纪律，我们知道的都是些日常小事，但又都是我们亲身目睹的事，并从中感受到周总理的高尚品格。

我们初到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他正致力于恢复被国民党搞得千疮百孔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同时着手安排庞大的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那时，又爆发了朝鲜战争。这一切都要周总理去处理。那时他实在太忙了!当时他只有50多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真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无休息，也从无假日。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每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办公室是西花厅后院北房的一间不大的屋子，里边设备简单。办公桌上总是堆着大量等待处理的文件。办公桌的背面一排书柜，里边装满需要随时参考的书籍和资料。办公桌的前面是一个不大的长形会议桌，周围摆着椅子。这就是全部设备。它既是办公室，也是小会议室。当深夜批阅文件时，也常要找来有关人员研究问题，核对数字，地点就在这间办公室里。

西花厅后院西侧的一排房子都是秘书办公室。周总理办公时，按当时政务院各口分工的秘书依次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和研究问题。那时，西花厅的夜里总是灯火通明，直至凌晨。1951年冬，由于过度疲劳，周总理连续患感冒，以后遗留下慢性咽喉炎，每天睡觉前我要为他作治疗，那时时钟总是指在凌晨四点以后。

在一天里，周总理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和邓大姐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喜欢听陕北民歌，每当这时他总是要把留声机打开，边吃边听，还时常用手指轻敲桌子或是用脚点地，随着音乐打拍，面部露出安闲、愉快的表情。但就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当他想起要处理的事时，也常常把秘书找来。

在西花厅工作的一段时间，给我们的一生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那时是西花厅的鼎盛时期。伴随在周总理的身边，在他那精神焕发，忘我工作的影响下，大家都在为我们新生的祖国的兴旺发达而努力奋斗。事隔四十多年了，每当忆起那时的情景，总是感到兴奋、愉快，那才是真正的生活!

周总理很注意仪表，而穿着则又极其俭朴。

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六年，知道他只有两套料子中山装夹衣，一套是灰色的，是他白天工作时经常穿的，另一套是黑色的，是礼服，夏季他还有一套浅灰色派力斯中山装单衣，多半是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则只穿短袖夏威夷衫。冬天，他有一件蓝色夹大衣和一件黑色呢大衣，大概是去苏联访问时制作的。皮鞋也有两双，一双是黑色的“三接头”，另一双是棕色皮凉鞋。凉鞋是l954年为了与短袖衫配套才买的。这就是他的全部衣着。白天出去工作时，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夜间在家里办公时则换上延安时代穿过的那套黄色卡叽布制服和布鞋。内衣和衬衫则必定天天换洗，而每件则是穿破以后经过缀补再穿一个时候才换的。一天，他唯一的一双皮凉鞋坏了，而又要每天都穿，不得已，成元功同志只好乘总理在家时赶紧拿去修好。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4年周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才又新添了一套西装、一套制服和一件夹大衣。

周总理曾对我们说过：我国现在还是个贫穷国家，首要的是经济建设，但必须注意节约。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而今天我们应该如何作呢?

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期间，他曾患过三次大病。

建国初期，领导内政、外交和军事的重担主要都肩负在周总理的身上。后来又爆发了朝鲜战争。他每天都要等到凌晨，朝鲜战报发来，审批处理之后才能就寝。l951年冬，在长期的过度疲劳之后，他病倒了。先是不断感冒发烧，后来转为低热不退，但他一直坚持工作。直到毛主席批示他休息，才去大连作短时间的疗养。这是他l957年以前唯一的一次休息。精神压力减少了，身体也逐渐恢复健康。但他批阅文件却始终未停止。同时他还找来大连市的领导韩光同志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参观大连化工厂，视察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去探望了久病的徐海东同志。这次病虽然好了，但从此却遗留下慢性咽喉炎。

周总理第二次患病是1955年春天。就在万隆会议前不久，他突患急性阑尾炎。由于诊断和治疗及时，手术后健康恢复得很快。还没有等到完全康复，他就又风尘仆仆地先是去了缅甸，然后赶赴万隆参加了那个斗争激烈而结果圆满的会议，其前还发生了那起目的在于谋杀周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我们都为他的健康和安全而担忧，也都为他那临危不惧的舍己精神深深感动!回来时，他的体重又掉了几公斤。

第三次是患腹股沟疝，由于是在充分准备下做的手术，所以恢复顺利。

周总理平时很少生病，只是在冬季深夜工作时易患感冒，那时他都不找我们，总是饮一小杯茅台酒暖暖身子，然后继续工作。周总理平时是不饮酒的。

周总理反对特殊化，防微杜渐。

大约l955年或l956年，我在给周总理做治疗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小王，你们大灶的伙食标准每天是多少?”(当时，食堂分大、中、小灶。我们是普通干部，在大灶食堂吃饭。)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总理说：“你明天去问问食堂管理员，你们每天的伙食标准是多少，回来告诉我。”

第二天，当我把所了解到的结果告诉周总理后，他马上告诉我：“小王，你去告诉桂师傅，从明天起，我们的伙食标准要和大灶的一样。”听了总理的话，我当时就傻了。我想，总理每天那么忙，没白天没黑夜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怎能和我们年轻人吃一样的呢。

事后，同志们都埋怨我，我也后悔得不得了。当时还以为周总理只是想了解同志们的生活情况，谁知道总理是严格要求自己，他要以身作则和普通干部一样生活，不要特殊化。大概，常年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们，早就知道他想做什么，周总理大概也怕他们瞒他，所以才让我这个不知情的人去了解他所要的真实情况。周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是严格的，决不允许特殊化。举个例子：

跟随周总理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1955年评级时被评为行政15级，这在当时警卫人员中评级并不高。周总理知道后说：“那么年轻为什么评这么高的级别?”并了解了其他几位书记处书记的警卫人员的级别后说：“不能超过其他同等警卫人员的级别。”并亲自作思想工作，成元功同志心悦诚服地主动减为l6级。

再举个例子。

周总理和邓大姐喜爱小孩。每当节假日他们有空时，身边人员和秘书常把孩子带来看望周爷爷和邓奶奶。大概是1952年冬，一天有位秘书把孩子带来，孩子在育英小学(当时是高干子弟学校)读书。周总理看到孩子穿着一身呢料的小中山装，心里生疑问衣服是谁给买的?孩子答是学校发的。又问学生伙食怎样?孩子答吃的都是鸡、鸭、鱼、肉，学生吃腻了就丢在饭桌上。周总理听了十分惊讶!过后，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周总理有些空闲，就坐车直驱育英小学。到学校后校长迎接。周总理简单地询问了学校的情况后，直接提出学生反映的情况，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要好好地教育他们，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八旗子弟!”并举了斯大林教育孩子的例子：当年斯大林的一个孩子在学校读书，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斯大林的孩子。一次有个教师吐露了这个关系，并在学校里传开，斯大林知道了，严厉地批评这个教师说：“你有什么权力把他和我的革命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能让他特殊!”此后，育英小学就和其他学校一样接受了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入学。

忆昔抚今，周总理的话语犹在耳边!

周总理心怀人民，随时可见。

大约是1952年，周总理去杭州，在一夜工作之后已至凌晨，他兴致勃勃地说：“走，去钱塘江观潮!”但到那里时潮已退去，只见几个人在海滩上拾遗留下来的海味。突然，一个妇女跌倒，作了一个可笑的姿势。我们中间的一个人便笑了一声。周总理立即严肃地批评说：“笑什么?人家穷人为了糊口赶早拾些海味，跌倒了你不知道同情，还笑!”我们大家都哑然了。

大约是1951年的一个夜晚。我(王力)骑着自行车去给邓大姐治疗。那晚雨下得很大，我被淋成个落汤鸡。到了西花厅，我一面脱衣服一面抱怨说：“这雨真讨厌!”周总理听到了很严肃地对我说：“小王，你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真不懂事，我们等这场雨已经等了很久了，庄稼都非常需要这场雨!”从那以后，每逢下雨我总要问一下这场雨对庄稼怎样?他教育了我关心民众的疾苦，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也是在50年代初，一天，周总理在白天工作之后，晚上回家途中路经东安市场，他下车走了进去，随走随看不同的货摊和店铺，和他们交谈了解市场情况和百姓的购买力，并且进了一家小店请我们吃馄饨。这时有许多人围拢来向周总理问候，周总理便借机向他们询问家庭生活情况和对市场商品的要求，临走时群众都鼓掌欢笑相送。

周总理有时在周末夜里工作之余，喜欢去跳一会舞，活动活动身体，以消除夜间工作的疲劳。

一天，周总理去北京饭店跳舞(当时每周末在那里组织一个简单的舞会)。当他看到会场准备了丰富的夜宵时，立刻找来舞会的组织人，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浪费的作法，自己则一点也不碰这些夜宵。此后，舞场就取消了夜宵。

也是在这次舞会中，那位舞会组织者和一位女孩子跳舞，旋转得很快，以致使女孩跌倒。周总理看到很生气，立即批评了这位舞会组织人，告诉他要尊重舞伴。

周总理对身边人员的工作和作风要求很严格，而对他们的学习则很关怀和支持。年轻人在他那里工作几年后都送出去学习了。我在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喜欢外科。在学校时已经完成了全年外科实习医生的专业训练。但毕业后被调来作保健工作。周总理知道后找我谈话，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你可以到北医附属医院去作外科，医院离我这里只有一街之隔，我有事再找你来。”但因卫生部的领导不同意而没去成。六年后组织派我去协和医院进修，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这回你可以如愿以偿了。去吧，把外科学好。”但卫生部领导一定要我学内科，回北京医院后又作了保健工作。十年后，一次我陪一位外国元首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见到我问：“周医生，你的外科学得怎样了?”我据实以告，他不无遗憾地说：“可惜了!”

1956年初秋，一天清晨，总理刚办完公，到院里散步。当时陪同总理散步的有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和我，还有几位同志。平时，总理常常一边散步一边问一些外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不是住在西花厅内，而是每天到这里来工作的，所以每次陪总理散步时，他总要问我一些情况。记得，这时正值高考录取的尾声。在散步的时候，总理问我：“小王，你有没有听到有关高考的什么事情?”

我正要答话时，卫士长从背后使劲捅我一下，当时我就把话噎回去(当时我年轻，口无遮拦，成元功是怕我没轻没重的反映一些情况，影响总理的休息，因为这时已经是天亮了，可总理还没休息呢)。就在这时，总理突然厉声地对成元功说：“你在干什么?”然后，又对我说：“小王，你说吧。”

我就把当时从我小姑子那里听来的一件高考落榜的事情对总理说了。

听说，有一个姓张的学生，那年l8岁，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据说高考分数很高，但只因他有一个亲戚在台湾，所以不但清华大学没有录取他，就连其他大学也没有他的份。总理又问了我几个有关这个青年的问题，可是我却一无所知。最后，总理让我尽快去了解清楚并向他的文教秘书康英同志汇报。后来我从我的小姑子那里打听到张姓同学有个姐姐是北京公安医院的医生，从她那里才找到这位落榜的同学。向总理汇报后，他让我约这位同学到国务院传达室来谈谈，了解情况。后来，康英同志告诉我，经调查，情况基本属实。

结果是，在开学一个多月后这位同学终于被录取，进入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学习。这位幸运的青年恐怕到现在也不知道，在他的这一生中曾经受到世界当代伟人之一——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

周总理和邓大姐对人从不施以小惠，但在困难的时候总是给予实在的帮助。

我们结婚时俩人都是供给制，还要赡养各自的母亲，花费极为俭朴。周总理和邓大姐祝贺我们，并把一块从延安时代保存下来的土布送给我们作被面，并且说：“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但这对你们有用。”我们用它作成被子，精心地用了几年就把它珍藏起来了。

他们送给我的第二件东西是周总理在延安时代穿过的毛衣。就是当我陪周总理住院作阑尾手术的时候，那时天气还很冷，邓大姐看到我进病房后脱下棉衣就剩单衣，于是把这件毛衣送给我穿。这件毛衣我穿了好多年，后来在周总理逝世之后被革命历史博物馆征集去了。

1954年王力的母亲患食道癌，自厦门前来投靠我们医病，同时还带来小妹妹。当时每人的口粮是定量供应，而他们并未把口粮带来。我们正在为此而着急，周总理和邓大姐让成元功同志把他们自己节余下来的定量口粮买了10公斤大米送给了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周总理已经逝世21年了，邓大姐也已逝世5年，而我们离开他们整整40年，现在也年逾古稀了，但每当忆起这些往事，仿佛又看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好像又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时代中去。周总理的高尚品格和严于律己的作风，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虽然只在他身边工作过短短的六年时间，他的言传身教却使我们在那年轻的时候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成为我们终生的行动指南，是他造就了我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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