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宁：一个“红二代”对“红二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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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二代”对“红二代”的看法

王小宁

报载开国中将孙继先的儿子孙东宁说：我觉得贴“红二代”的标签，有点挑拨各个阶层关系的嫌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孬种儿混蛋”，红二代这种说法是“文革”思维的翻版，是另一种出身论，对红二代和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他还说：“红二代”的身份给人带来了荣耀和光环。此报道被刊登在多家媒体上，引起一定的反响。

在以前，对于“红二代”这个名称有过各种议论，或褒，或贬，其实都没有道理，都很过分，都是对“红二代”进行了过分的政治解读，甚至是乱扣政治帽子，乱打政治棍子。“红二代”就是一个名称。孙东宁对红二代说法是错误的。也许有人对“红二代”有各种联想，那只是他个人的认识，并非“红二代”这个名词的社会共识含义。“红二代”是指现实存在的一批人：新中国成立以前跟随共产党革命的那批人（红一代）的子女。如果不使用“红二代”这个名称，又如何称呼这批人呢？社会上有各种二代的名称。比如：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右二代、（57年右派的后代）国二代、（国民党二代）地二代（地主二代）等。这些都是名称，不应进行过分的政治解读。

我是一个“红二代”，我对红二代发表过很多议论，其中包括写过三篇文章《红二代应该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推动中国政治大变革》、《红二代在中国政治巨变中将起重要作用》、《攻击诬陷前中共领导人子女违背民主自由理念》。我所写有的文章都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红二代应该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推动中国政治大变革》一文，在我的微博上发表，阅读 6.0万，转发 163。此文被传播很远，被海内外多人评论，甚至被不恰当地称为《红二代宣言》。对于“红二代”的看法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在中国，红二代确实有很大影响，人数也非常多，它应该是中共最基本的力量之一。红二代的代表人物，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认为：红二代人数不多，总人数只是四万人。陈小鲁所谓的红二代是指的是文革以前局以上干部的子女。我觉得这个标准不对，红二代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跟随共产党革命的那批人的子女。那批人少说也有一千万人，他们的子女应该有四千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前跟随共产党革命的那批人不一定当很大的官，但是他们都是红一代，他们的子女当然就是红二代了。在红二代中，对外自称是红二代的人并不多。自称红二代的人不但表明他是红色后代，而且表明他要继承上辈人的革命立场、思想、精神。这应是“红二代”的真正含义。

讲到“二代”问题，就要讲家庭出身。家庭出身是客观存在的，父母的政治身份，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思想对子女会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并不决定一个人的政治选择。历史上很多革命者出身都不好，也有一些反革命出身很好。现实政治生活是复杂的、变化的，将家庭出身绝对化是不对的，血统论是没有道理的，对任何一个政党危害都很大。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一个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政党，但是在党内还有不少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很多成为共产党的领导和骨干。知识分子的出身大多数都不好。在解放前，中共并不那么讲家庭出身，否则它就没有办法发展了，更不会走向胜利。但是，解放以后，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了，共产党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反而大讲起阶级路线来了，阶级成份不能改变，家庭出身带有绝对的意义。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阶级路线的做法和认识已经很过分，伤了很多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由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提出了血统论，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了暴力阶级消灭。这些当时并没有得到上面的支持，并不代表中共、毛泽东的主张。这种把阶级成份、家庭出身过度政治化的做法确实不对，文化大革命后中共对它进行了否定，实际取消了阶级路线，不再讲阶级成份、家庭出身了。今天，我们对所谓“X二代”的名称，没有必要过分敏感，它说明不了什么，代表不了什么，更不会挑拨各个阶层关系，重搞血统论，重搞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红二代”就是一个名称而已。
　　
在此讲一个我看到的争论。在一次会议上，某位著名的维权律师发言讲到现在很多名词带有歧视性，他总结出这样的名词有一、二十个。他特别说，农民工这个名称是歧视性名称。还说，谁要再使用“农民工”一词，他就同谁急，他要到法院起诉某些单位、个人使用“农民工”一词。这位维权律师的说法遭到很多人反对，认为他太偏激了。有人问他，如果不使用农民工，那么用什么称呼这批人呢？这位维权律师用了大约十几个字的句子称呼农民工。当时有一个前北京语言学院讲师、有名的政治异议人士出来指责这位维权律师。他说很多名称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赋予了贬义，或者褒义。不要说“农民工”一词，就是“农民”一词也被加入了贬义。比如，说某人真够农民的，含义是说他没有文化、愚昧、粗鲁。但是你不能连“农民”这个词都不使用了。没有必要对名词进行过度的政治解读，否则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对农民、农民工的社会歧视不能靠禁用某个名词来解决。实际我们对“红二代”这个名称也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政治解读，不论是褒奖，还是贬低。

我主张继续使用“红二代”这个名称。红二代中有好有坏，好的是主要的。我认为红二代在今天中国政治巨变中将起重要作用，我写文号召红二代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推动中国政治大变革。对于红二代，我认为总体表现的是可以的。少数红二代违法犯罪，暴富腐败，败坏了红二代的名誉，再加上反共反毛分子对红二代的造谣污蔑，造成了社会上对红二代的负面印象。中共新领导上台以来，清查了大量腐败分子，但很少有红二代。这说明了两个问题：1、除了军队以外，红二代受到改革开放后新上来的领导的排斥，当官的并不多；2、多数红二代官员还是有底线的，他们没有腐败。红二代对中央反腐败的热烈支持，也说明了他们很少腐败。相反，反共反毛分子出于只有腐败可以打倒中共的想法，反而反对中央反腐败，并对腐败分子表示同情、支持。

我自称是“红二代”，并不代表我要得到什么荣耀和光环，更不是要挑拨各个阶层关系，甚至要宣传“文革”思维。我在文革中是反对“血统论”的，并且因此没有参加红卫兵。（由干部子弟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不要以为干部子弟都是支持“血统论”的，当年有不少干部子弟反对“血统论”。我后来知道我的妻子俞陵的一件事，1966年8月，一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辩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大会上，很多人上台发言支持对联。俞陵当时是北京二十四中初二学生，只有15岁，她上台发言，反对对联，认为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时全场一片打倒声、叫骂声。那些狂热的红卫兵认为发言人一定出身不好，喊着要报出身。俞陵说：我是革命干部出身，我父亲葛琛1932年参加革命，是交通部副部长。当时全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我当时是北京二十一中初三的学生，16岁。二十一中是一所普通中学，干部子弟并不多，副部长以上干部子弟好像只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按当时的做法，我如果参加红卫兵就会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头之一，但我没有参加。我反对“破四旧”，反对抄家、打人，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从来都不戴毛主席像章。我在1966年10月以后就认为毛泽东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到1966年底，老红卫兵组织了“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虽然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也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但认同反对党内的极左路线。我很早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但认为他们是功大于过。我对中共、对毛泽东是始终是肯定的，从来都没有反共反毛。我在文革中就开始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我接受民主、自由思想来源马克思。我在1967年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时非常震撼。马克思是个民主主义者。我查了很多资料，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年青时都是民主主义者。只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存在反动专政，只有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才更强调暴力革命。我还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的大旗，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主、自由思想是相通的，中共也有民主的一面。我的这些思想几十年从来都没有变。我从来都不认为只有打倒中共，中国才能实现民主。中共内部有民主派、红二代中也有民主派，我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充满信心。我十几年以来，写了大量文章，反对对中共、毛泽东抹黑，反对打倒中共、清算中共，反对分裂中国、搞垮中国，就是因为我是红二代。我以是红二代而感到自豪和责任。

如果前辈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功绩，参加了进步、正义的事业，得到了荣誉、地位，后辈为自己的前辈的功绩、荣誉、地位感到自豪，这是一种很自然、很正常的情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我就为我的父亲王立感到自豪。不是由于他当了五机部副部长，而是由于他对中国兵器工业、兵器科技发展的贡献。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干部，不能做正职，他从副厂长、副局长、到副部长，一直是副职。但是，他是兵器工业唯一内行的部级领导，是中国工业部门、科技部门少有的技术专家型的领导干部。兵器工业换过很多领导，但我父亲一直没有换，因为兵器工业离不开我父亲。他当了兵器工业三十年的领导，并且从1957年开始，长期主持兵器工业的业务工作。在，我父亲被公认是解放后前三十年对兵器工业、兵器科技贡献最大的领导人。兵器工业前三十年的成就绝不亚于两弹一星。新中国成立以前跟随共产党革命的那批人（红一代）太优秀了，不论是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还是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建设，都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在社会上，红二代影响很大，就是因为人民对解放前跟随共产党革命的一代人（红一代）的肯定、赞扬和怀念。红二代应该不愧于红一代。

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歧视、社会地位歧视并不严重，所以，很多人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并宣称是“X二代”。当然没有人表明是“汉奸二代”的，看来人们还是有廉耻的，但这属于个别情况。宣称自己是“X二代”，往往表明他的政治选择。

有个很有名的政治右派查建国，年青时是狂热的红卫兵，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参加过打人、抄家，批斗地富等。他作为知青下乡后，18岁就当了村长，后来入党，当乡、县干部，到1976年差点就被提升为副县长。那个时间能够当红卫兵、入党、提干必须出身好。查建国一直宣称他出身革命干部家庭，这并没有错，他父亲1940年参加新四军、入党。但是他隐瞒了母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的事实。查建国是二十年的中共党员，他在1991年退出中共，并逐步走上了政治反对派的道路。查建国在监狱里（2008年出狱）所写的《我的过去》一文中说：我的父母都是中共老干部，老革命。爸爸是一个知识份子型的中共干部。妈妈解放前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地下中共党员。亲外公钟皿浪，黄埔军校4期，大革命前的中共党员，北伐时任营长，后被派到安源煤矿组织矿工参加秋收暴动，为第1师特务营营长；秋收暴动失败，与组织失去联系，后在抗日初带部队起义，重回中共。离休前是北方交通大学副校长。继外公黎锦熙。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毛进京后不忘师恩，数次接黎去中南海一晤。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查建国到2008年前，还以自己是红二代感到自豪，并且以与毛泽东有某种联系而炫耀。此时，他已年近六十了。但是出狱没有几年，查建国变成了一个反共反毛分子，180度大转变，他对中共、对毛泽东全盘否定。查建国再也不自称是红二代了，而到处宣称自己是“右二代”。他背叛了自己的父辈，也背叛了自己几十年的历史，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查建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称自己为 “X二代”，往往表明他的政治选择。

在文章的结尾我还想强调：中国的“红二代”多数年纪已在55岁到70岁之间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不愧“红二代”的称号，才能对得起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才能真正对中国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不可否定有不少红二代思想守旧，认不清方向、真理，不知道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已经没有当年的革命精神和对国家责任心了。我希望多数红二代能够重新振作，能够转变，能够战斗，以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1、推动民主，反对专制；2、与工农站在一起，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3、促进中国的发展、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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