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初：忆母亲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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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初教育问题系列谈之144 忆母亲斯霞老师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和不屈不挠

孙复初教育问题系列谈之144

忆母亲斯霞老师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和不屈不挠

2004年1月，我敬爱的母亲去世，时年九十四岁。江苏省委员书记李源潮同志批示：“学习斯霞精神，做斯霞式的人民教师。”
母亲身材不高，体重也不到一百斤，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很高大的，她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学习母亲，学什么？除了她创造小学五年制实验班的经验，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以及她对学生无私的爱（即记者总结的“童心母爱”）之外，还有一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对我一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她一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无论长辈和上级领导说了什么，她都坚持原则，不动摇。这一点是报刊媒体在介绍她时讲得比较少的。下面我讲一下我所知道和我亲自经历的几件事。
1. 1927年，母亲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她立志以杭女师的老师为榜样，做小学教师。暑假回老家斯宅，一位叔公问她：“你毕业以后做什么？”母亲回答：“我当小学老师”，叔公不屑地说：“好好一个女孩子当什么小学老师，去吃粉笔灰，当‘孩子王’，没出息。我的女儿毕业后要去做官，或嫁给大官，做官太太。”母亲回答：“我才不去当官太太，不去做花瓶。”母亲一直坚持自己的诺言，做了七十多年小学教师。她说：“我为一辈子做小学教师感到自豪。”母亲对长辈一向是很尊敬的，但这次没有听叔公的话。
2. 外婆生我母亲时难产，生了三天三夜才把我的母亲生下来。外婆非常喜欢我母亲，母亲也非常疼爱和尊重外婆，非常听外婆的话。外婆送母亲去杭州女师上学，支持母亲当小学教师。外婆对母亲讲，做女人要自立、自信、自尊，不要总依赖自己的丈夫。外婆的这些话，是母亲一生的信条。但我也曾见到母亲也有不听外婆话的时候。那是1948年底，解放军打到长江北岸，我们全家随父亲机关迁到杭州，住在杭州云居山顶一间小房间里。母亲不肯再随父亲机关迁到绍兴。母亲不愿再迁，坚持要回南京继续教课。外婆听了许多当时流传的谣言，如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坚持不同意母亲回南京。外婆说：“你不怕死，你也要替孩子们想想”，外婆当时是流着眼泪对母亲说这番话的，几乎是哭着求母亲不要冒风险回南京去。我第一次见到母亲那样顶撞外婆。母亲坚持说：“我不信，我一定要回南京。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杀我这样的小学教师，共产党也是要办学校的。”外婆无奈，我们全家分成三路，母亲带我和二弟光初、大妹妹小平回到南京，父亲带大弟定初去了绍兴，外婆带小妹妹安安回到老家斯宅。
3. 1940年，妈妈随爸爸机关公路工程处，从雅安迁到西康天全。妈妈看到工程处员工的子弟几十个孩子在天全这个偏僻山区失学，心里非常着急，就找到工程处的总务人员。两人租到离住所不远的一个旧祠堂，把三间大房间改成大教室，小房间改为教师宿舍、办公室、活动室和厨房。并请来几个木工，妈妈亲自为小学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设计不同尺寸的课桌椅和黑板。又从县城邀请到两位从江浙逃难来的中年女教师。到雅安购买到小学1~6年级各门课程的教材，妈妈和两个老师每人带两个年级所有的课程。在逃难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短短两三个月，一所1~6年级的完全小学就白手起家创办起来。这所学校一直坚持办了三年多，到公路通车，工程处撤出天全的工作为止。
妈妈的一生一直坚持教学，有条件到学校教书，在抗战逃难的艰苦环境下，没有学校条件，也要白手起家办学校，创造条件进行教学，继续当小学教师。
4.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城內局势混乱，母亲和附小老师共同护校，天天晚上手持棍棒在校园內巡逻。4月22日夜晚，传来解放军进城的消息，第二天清早不到五点，母亲就带着我从大石桥唱经楼到大马路去看解放军。我们从整齐地睡在路边的一排排解放军战士身边走过去，母亲挺着胸膛从持枪的哨兵前面走过，脸上丝毫没有一点害怕的表情，一直走到鼓楼才回来，因为她根本不相信什么“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返回附小的路上，母亲对我说：“解放军很好啊！”天明后，母亲和附小老师马上投入欢庆南京解放的活动。
5. 1957年，南师附小一位优秀的美术老师杨鸿仪，因画了一张漫画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全家下放到苏北农村，杨老师的子女很多，家庭经济很困难，母亲经常给杨老师寄钱、寄衣服接济他们。有人好心地劝母亲，杨老师可是右派啊！母亲说：“右派又怎么啦，右派也是人，右派生活有困难也应该帮助嘛”！母亲不怕被人误解牵连，坚持帮助这些受难的教师。
6. 1958年，母亲接到南师附小五年制教改试验班的任务。班上来了一位六岁的女生，她的母亲是胡风妻子梅志的妹妹，1955年因病去世。这位女孩从三岁就失去了母亲，得不到母爱，进校后她从斯老师身上感受母亲的爱，成天牵着斯老师的衣角。斯老师走到那里，她就跟到那里。斯老师上厕所坐在马桶上时，她都偎依在斯老师身边。人们称她为斯老师的“小尾巴”。斯老师从思想、学习、生活和心理上全面关心这位小女生，使她重新得到母亲的爱和温暖。有人说：这个女生是反革命集团头子胡风的外甥女，可斯老师一点也不顾虑。1955年，胡风家属可是全国大清查的对象，是全国性肃反运动第一个大案，当时肃反刚过去三年，胡风案是20年后才得到平反的。但母亲不怕，母亲说：“胡风问题同这位六岁小同学有什么关系？不能株连九族嘛”。
7. 1962年，母亲因“童心母爱”问题遭到全国性大批判。《人民日报》发表几篇大批判文章，认为斯老师爱学生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母亲被停职检查。母亲认为自己没有错，检查写不出来。上面要江苏省委派人下来对斯老师进行“帮助”，江苏省委宣传部派来三位同志帮助斯老师写检查。斯老师问他们“我爱学生有什么错？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我这个小学老师为什么不能爱学生？” 帮助小组的三位同志回答不出来，三天后撤回去了。母亲当然知道《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受什么人的指令写的，《人民日报》当然是代表中央的意思，母亲也知道省委宣传部是代表省委领导文教的部门，他们派人来谈话是代表省委领导人。但母亲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我爱学生没有错”，“不管是谁认为我错，我仍然坚持没有错，不写检讨。”
文化革命黑色风暴席卷全国，母亲因“童心母爱”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被定为反动权威，修正主义黑样板，遭到残酷的批判。戴高帽、坐喷气式，在七八月的酷暑下跪在小学操场上曝晒，墨水从头顶上浇下去。即使如此，母亲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爱学生的信念没有错，一直不检讨，被批斗得几乎活不下去，母亲当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谁发动的，顶住不认错、不检讨是在顶什么？母亲是很清楚的。
1968年5月，我从清华武斗据点逃出来，在南大找到妹妹安安。安安约母亲和我，晚九点在南师附小校园西墙外的河边大树下见面。我非常担心母亲一个人在附小遭批斗，担心她的身体顶不住。母亲说：“我不怕，我挺得住，因为我没有错。”
母亲这时已年近六十岁了，两年多批斗的折磨使她更显得憔悴，身材矮小，有点驼背，步伐蹒跚，但思想仍然非常坚强。我这个也遭到红卫兵批斗的儿子，从母亲身上吸取了力量，母亲这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的威武不能屈，泰山压顶不动摇，没有错就不认错，不能检讨的绝不检讨。这样大无畏的硬骨头精神支持了我，给我很深的教育。母亲不愧是一位感动中国的英雄人物。
8. 1974年，上面下令妈妈可以上讲台恢复上课了。有人向建议：“南师附小把你批斗得那么厉害，你不如趁此机会换一所学校教课。”妈妈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坚持继续在附小，和同事们一道教学。妈妈很宽容地和曾经对她进行批斗的老师一道工作，一起切磋教学改革的方案。妈妈认为不能把文革期间批斗教师的责任归咎于这些一线的教师，使得这些老师都非常感动。
文革期间，妈妈常常在校园里看学生写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一天妈妈在看大字报时，写大字报的学生正好路过。妈妈把他叫到自己的身边，对他说，你这张大字报有两个错别字，你要把它改过来。文革后，这位学生流着眼泪对我妈妈说：“斯老师，对不起，当年我批斗您，给您贴大字报，您还指出我的错别字。斯老师，我太对不起您了。”妈妈却安慰他说，“你那时不懂事，你还小嘛。”这位小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在多次纪念斯老师的会上，流着热泪讲这个故事。使得台上台下的听众都为斯老师爱学生的精神热泪盈眶，掌声经久不息。
9.2007年，我陪南师附小前校长杨林国老师（现任南京教育局处长），全国语文特级教师袁浩老师，在斯宅的母校斯民小学，参加斯霞老师塑像揭幕典礼和斯老师教学思想研究会。该小学全体老师和同学许多校友都参加了。这次会上有多位领导同志讲话，会开得比较长，超过一个半小时，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杨老师走到我身边对我讲：“会开得太长，原定我和袁老师也要讲话，我俩决定都不讲了。当年我们和斯老师在一起工作，斯老师有一条原则，只要有小学生参加的会，都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不管台上是什么领导人在讲话，只要超时，斯老师都会走上台去，请这位领导别再讲了，请他走下讲台。我们学校一直按斯老师的意见做，”这样做是对的，这就是斯霞老师。母亲认为，保护小学生的身体比领导人讲话更重要。
10.1978年，南京市委组织部，南京市人民政府下达委任令，任命斯霞老师为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并在教育局布置了一间副局长办公室和一张办公桌。共产党员的原则是下级要服从上级，母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理应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但母亲一再向上级反映自己连校长、教导主任也没有做过，不会当局长，只会当小学老师，认为这样的任命不合适，即使当挂名的副局长也不合适。有人劝母亲，你不去当局长，挂个名也可以改善一下八平米的住房条件和工资待遇。母亲回答：“我做什么工作，就住什么房子”。她一再向上级反映，坚持一天都没有去局长办公室上班，连这间办公室也没有去看过。许多人说：斯霞真是一位给官也不去当的好教师。那些成天跑官、买官，被权欲、钱欲迷了心窍的贪官们，面对斯老师这样的精神，不知作何感想？
11.1989年，在南京青岛路，母亲和我对当前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交谈了很长时间。之后母亲决定，由她口授，让我执笔，写了一篇“减轻学生负担，救救孩子们”的文章，登在报纸上。文章中按母亲的原话写道：“中央一再提出减轻学生负担，现在负担还那么重，作业做到晚上十一、二点还做不完，孩子比我们大人还辛苦，这样下去怎么行”，“我希望各级党政领导注意，凡加重学生负担的经验，都不是成功的经验……”。母亲心里当然明白，这里各级党政领导指的是谁，当然不是南师附小，不是玄武区乃至南京市教育局。因为在写文章前，母亲和我在讨论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谈到：负担过重，乱收费严重，应试教育泛滥。大河上下，黄河两岸，都是如此。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属于全国性的问题，问题表现在下面，根子都在上面。母亲是一位为了全国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敢于站出来，敢于向全国直至中央的党政领导，提出自己批评意见的普通教师。
12.2001年，我和清华几位老师去常州参加一个大型教学研讨会。动身前，在门外拿到《南方周末》，头版刊登了黄冈高中毕业生反映的情况，记者用“是天堂还是地狱”为通栏标题写的报道。我当即给母亲打电话，征询母亲意见，我想在研讨会宣读并谈谈对这篇报道的感受。母亲肯定地对我说：“你要去讲，要去呼吁”。我在常州的这个教学研讨会上发言的最后，介绍了《南方周末》这篇报道，最后说：“黄冈毕业生认为他在黄冈高中这三年学习，过的是地狱般的集中营生活，目的是要能够进天堂，他们说的天堂当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为什么我国的学生为了考上大学，一定要通过像在太上老君炼丹炉，这样残酷的熔炼，把自己烧得皮开肉绽，这难道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优越性吗？老师们啊！救救我们在应试教育下挣扎的孩子们吧。”这时我听到台下有人问左右的老师，这个讲话的孙老师是谁，旁边有认识我的老师大声回答说：“他的母亲是斯霞老师。”回答的声音比较大，听见这位老师的说话后，当即响起热烈的掌声，会后好些老师来到我身边讲，孙老师你最后这段话讲的很好，讲出了我们教师的心里话。我说：“这是我的母亲斯老师要我这样讲的”。几位老师说：斯老师是我们江苏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不愧是斯老师，她现在一直敢讲这样的话。
13.母亲晚年，最担忧是我国当前的教育，她在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也是我国的教育。她每到一处，每见一位小学生，都要拎一下他们的书包。“小学生的书包怎么那么重，而且越来越重”？母亲拎学生的书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教育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母亲晚年有好些单位邀请她去参加教育研讨会，但她跑不动了，不能去。有很多人给她写信，反映教育的种种问题，但母亲也写不了回信了。直到去世的前一年，她来北京到我家住了几天。《中国教育报》刘堂江和农涛先生来采访她，最后向母亲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对当前应试教育怎样看”，母亲当时老年健忘症已很严重了，说话表达已很困难，她听到问的这个问题，嘴唇嗫嚅了半天，脸憋得很红，但话就是说不出来。母亲心里非常着急，客人走了后，母亲问我，“怎么我刚才心里很明白，有话就是说不出来？”我对她讲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母亲说：“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就是讲不出来，看来我真是老了，不中用了，你们这些做老师的要去讲啊！要去呼吁啊”！母亲讲这些话时，心情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母亲晚年的心情和忧虑，我这个做大儿子的非常理解。母亲晚年的这两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要去讲啊！要去呼吁啊！”这是母亲去世前对我的再三嘱托。因此我这两年，一直写博客，写教育问题系列谈，根据当前教育的情况，自己定题目，平均每个星期写一篇，这是母亲要我做的。
上面我写了母亲的十几段小故事，这是我所知道和亲身经历的真实事情。这些从几个角度反映了母亲斯霞精神的重要方面，这可能是比她创建的五年制实验班和斯霞之“童心母爱”更重要，更值得纪念的品质和性格。这也是像母亲这样一代九十多岁乃至百岁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优秀思想品质的一个代表。这一辈老知识分子为了祖国，艰苦奋斗，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他们在近百年的生涯中，始终保持和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泰山压顶也不动摇，直至生命快结束的日子里，还克服许多伤病的折磨和困扰，心系祖国和人民，忧国忧民，冒着各种风险，顶着种种压力，为祖国，为人民，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教育事业而不停地进言、呼吁。我在写博客和回忆时，一再被母亲这样一些老知识分子的精神所感动，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我深深感到同他们在思想上，在意志品质上，在对信念坚定上，在敢于冒险，敢闯禁区的精神上，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是我一定要把这些都写下来，用文字记载下来，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孙辈们都永远铭记在心，不要成为“历史盲”。过去这近百年，尤其是这六十年的历史，在他们头脑不要成为空白，忘记了他们老一辈经历的苦难岁月，忘记了这些年多少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有人希望我们下一代忘掉这一切。如果真是这样，这些苦难的历史，在气候、土壤等条件适宜的时候，完全可能重演，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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