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卜他生：我家遇到的“总理遗言案”

yangharrylg

看到2006年第6期《收获》由当年轰动全国的所谓“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之一袁敏写的《我所经历的1976》，才对当年这一段史实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为什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呢？就是当年也受到了一点点牵连。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人为周恩来灵车送行。这一年3月底，天安门广场出现群众悼念潮，清明节前后形成了高潮。4月5日晚上9时30分， “四人帮”一伙开始行动进行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开始了……而其中的“总理遗言”很快变成了惊天大案，成了全国的性追查的对象。
那时我姐正在南京大学临近毕业，那时的大学生大都是当年的红卫兵，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为民族愿抛头颅洒鲜血的满腔热情仍在，不管去不去北京，也设总理灵堂、抄诗写词，朗诵演说，也就会用家信向各地传递信息。
文革时我们住我妈单位的宿舍，也没门牌号码，当时信件都是寄到我妈的公司再带回来家拆看。大家知道那时的通讯方式主要是信件，一般我姐的信也就报个平安什么的，薄薄的没什么出奇也没人注意。可那一回也特凑巧，我妈单位的同事拿来信后有点好奇，说你家大闺女给你写什么那么厚的一叠？你女儿可有多少话说呀。我妈也奇怪，没当回事就说你们拆了看看呗，说实在那时人与人之间没什么秘密，也不敢有什么秘密，结果就是她抄回来的《总理遗言》！当时看的人恰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大姨大妈，看了也就唏嘘一番别的也没什么。但清明节后形势大变，“追查反革命谣言”很快就追到我们家里了。
我妈公司的女书记这时没了以往的“大姨”和蔼可亲，是代表组织的严肃的认真的追查行为，本以为证据确凿（好几个人看见的呀）立马揪出原件大功唾手可得，谁知功败垂成跌破眼镜：没了！怎么没了？就是没了。如何没了？烧了。因为有许多人看见了那封信，对信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只是一口咬定烧了。
不过事实上也是烧掉了。这时我父亲刚刚被“解放”（多么可笑的一个词）重新工作，以他这么多年被批判被斗争的经验，不可能嗅不到政治空气中的危险气味，褒义词可说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贬义词可叫 “狡猾的老狐狸”，反正当机立断，烧掉了关键的证据，就有了主动权。而可巧的是，父亲重新工作的第一个安排是做了女书记的顶头上司局里的一把手（可笑的是名称真谦虚，各局都改叫科，是科长），这事就没法追查下去，不了了之了。
当事我已到了一个偏僻的公社中学工作，追查“总理遗言”、天安门广场“反动诗词”也是每天所谓“雷打不动”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当时由于多年无高校毕业生补充，教师都是些“老家伙”（他们自嘲的），就我一个才分配来的，信件一来，同学的、知青的反正我的信最多。开会时就会“敲山震虎”，常说什么“有的人通信较多，要注意不要传播反革命谣言……特别是什么总理遗言……”而我虽然在家里看过，但我回校和谁也没说过（也幸亏没年轻人在一起说话儿），就故做镇静，做出一副无知的模样，反而问：什么总理遗言？主要是老妈单位没追查下去，不然两个单位一通气，就会有事发生了。
若不是袁敏的披露，我也想不起来“总理遗言”案，由于老爷子生前缄口不言，当时的具体情况已无人知晓（特别是怎么烧的，谁动手烧的，何时烧的，老爷子在单位里到底受没受到攻击等等），有些经过是在猜测的基础把已知的和模糊的连接起来而成的。
如若不是袁敏的文章打破迷团，我也不会想起这一大案，可惜我家的“事件”全貌也不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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