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卜他生：我的文革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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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那年的中秋

（也可叫文革前传）
“社教”运动那一年，我刚上初中二年级。由于父母工作紧张，我们姊妹数人都在学校食堂吃饭。那是国家刚渡过“三年自然困难时期”不久，好几年都没吃到过什么正经月饼了，前几年记得吃过南瓜月饼、山芋月饼，其实那都是大人哄我们高兴起的动听的名字。这年不同了，中秋节早晨，我们意外地发现桌上竟有两盒包装精美的上海月饼。妈让我们带到学校当点心吃，我就挑了两块我认为最好吃的“豆沙”“金腿”。
我一边走一边想，我一定要让小杨同志尝尝。
小杨同志是分管我们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员，现在想想她大概是才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让年轻人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是当时通行的做法。比起我们顶多大个四、五岁，在我们眼里不过是个大姐姐。自从到了我们班，从来都是笑嘻嘻的。她爱唱歌，也爱教我们唱。“‘毛主席著作闪金光，闪呀么闪金光’，‘么’要唱得轻，和‘呀’共是一拍，不要唱成两拍”，她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教，我们女生都喜欢找她玩。听说今天不停课，但和各班要开联欢会，我们女生早约好了，把自己家最好吃的东西带来，和小杨同志联欢。
下午上了一堂课以后，团支书宣布要开中秋联欢会，并说：“请红五类子女参加，是黑七类子女留在教室里，不许乱说乱动！念到名字的同学请到外面去！李＊＊、霍＊＊……”小杨同志呢？我的月饼是给她留的呀？……什么红的黑的，我不是红五类，谁还是红五类？……我爸爸那个工作队在邻县中学，那是海边恐怕有大螃蟹吃吧？……正在胡思乱想着，突然发现人几乎走空了，我慌了，忙拿上月饼就向门外跑去。
“站住！又没叫你，自觉点！”团支书堵在门口，粗暴的叱责象打了一个雷。我张口结舌，“我不是……小杨同志最清楚了，你搞错了吧？”“错不了，这就是小杨同志交代的，说你爸的单位来揭发了，你老子的历史不清楚，还要查呢，包庇四不清的坏人的事还不算。哼！”他掉脸走了，我楞在了门口。
外面，天是多么的蓝呀！人说十月金秋，天高云淡，一点也不假，阳光闪烁，失却了夏日刺人的光芒，只把一层金光均匀地涂在大地上，一切都罩在柔和的光明里。全班同学围坐在门口的简易乒乓台旁，各种各样的月饼、花生、栗子堆了一台子，他们在说呀，笑呀，他们的脸色都变成红彤彤的，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红五类呢？脑海里印着那些极熟悉而有极陌生的笑脸，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已经回到了座位上。
教室里真冷！毕竟是秋天了，阳光射不进来，教室里阴凄凄，地面上湿漉漉的，透出一股寒气。屋里只剩三个人。一个是县装部部长的女儿，前些时候她父亲到我校做革命传统报告，当他讲到用计骗出他那老财父亲的枪支时，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另一位家在农村，原来只知道他和寡母相依为命，家里很穷。我们三人坐在三个角落里，好象教室中间有一个不断增大的无形的冰块，压得我们不能说话，不能呼吸。没人做作业，也没人看书，更想不到吃月饼，象是三个失去了一切生活能力的傻子，也象三尊塑像。
募地，“毛主席著作闪金光，闪呀闪金光”的歌声起了，打破了室内的寂静，三个人同时把头低了下来，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终于，我的眼泪洒在捏得粉碎的月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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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我在文革中的考试和求学（上）

一九六六年四月，期中考试了，可后来却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那成了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次考试，也是我在正常的 “全日制”学校（是现当今讲究学历后的分法，以前可没有全日制、业余之类的区分）里的最后一次考试。
在考政治的时候，卷子上有一道教科书上没有的老师也从来没讲过的“偏题”（放在现在，就是放入正常考试范围的时事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政治意义是什么？这一题占四十分。毕竟是两年前的事了，多数同学做不出来，也就是大多数同学的卷面上不及格。而我平时并不十分关心政治（抱歉，至今如此），只是纯属巧合，前几天在阅览室翻杂志连碰到几篇这方面的文章，于是我得了全班最高分。不知是社教运动的成果呢，还是“史无前例”的先兆，班上的最高“政治首脑”居然通灵地预爆了造反派的脾气，坚决反对以卷面定政治分数，令人佩服地发挥了不久之后才能充分发挥的红卫兵领袖的政治才能，串联了各班的团支书请愿，要求按“表现”打政治分数。那已经是文革山雨欲来之时，请愿的结果皆大欢喜，校方立即决定：全校的政治分数由各班的团支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班主任被允许列席旁听。据说由于采取了“治病救人，不一棍子打死”的仁慈政策，对我还是很优待地给了六十分，而原先不及格的团支书是理所当然的最高分了。
记得我五岁时，父母就因工作忙而把我送入小学，那是把小学当幼儿园的应急措施，还说，不行就留级。但是我害怕顽皮的小同学也对我唱“留级生，爬板凳，掉下来，不吭声……”的儿歌，从不敢放松学习（但好象也并未刻意地去“刻苦”学习），居然一直混到了初二。我牺牲了同龄儿童的大部分乐趣换来的一点骄傲是，我的成绩从来都不坏。每当公布分数是看到老师嘉许的眼神，同学们敬佩的目光时，那失去的捉迷藏的快乐、跳皮筋的兴奋，在这一瞬间都得到了补偿。而现在，考了高分却成了群起而攻之的目标。这个世界颠倒了？
而这颠颠倒倒的一切毕竟是“后无来者”地过去了，无论是光焰万丈的红卫兵，还是满身污泥的黑小鬼都一起跌到了真真实实的烂泥里。当年绚烂的肥皂泡连一点碎片都不曾留下，而随肥皂泡消失的还有本来就不多的文化知识。在烂泥里抓工分的知青生活，使我连最流行的“东风劲吹红旗扬，贫下中农斗志昂”的革命文体都没学会。当七十年代初考中师时，（那一年恰逢所谓的“右倾回潮”，要推荐出差额经考试后再录取其中的大部分，是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用推荐加考试的方式，第二年这种录取方式就被反“右倾回潮”反掉了）面对着《记农业学大寨中一件事》的题目，只好真的老老实实写了一件事，心中直后悔，为什么不早一天看看报纸，来几句口号也是好的！
奇事！我这没有口号的记事居然得了全县最高分，我考上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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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我在文革中的考试和求学（下）

进了中师（说实在，当时被“推荐”上中师能离开农村也满足了，对被推荐上大学是有自知之明，不敢奢望），好象鱼儿游进了海洋。老师把我们引进了一个奇妙的文学大千世界。
说起来也是文革的恶果和怪胎，因文革中断多年大中专招生，而中学却“全面复课闹革命”，中学教师奇缺，我们这中师的培养对象定位于“中学教师”，就有了这中师中的“中文班”“数学班”“外语班”等等怪异，倒类似现在大学扩招后的中师里也开的大专班。
我贪婪地吸收着学到的知识，一点一滴都不放过。第一次学会“走后门”，以帮图书馆的老师打扫卫生取得她的欢心，从里面搞出不对学生开放的书籍。我惊叹老托而斯泰伟大的战争场面，也赞美屠格涅夫七月清丽的早晨，了解了唐宋八大家，也知道了戏剧几大师……
那是我最快活的几个月了。我无暇仔细地游览帆樯如林、落日溶金的古运河景色，也没有认真观赏一线飞虹、华灯璀璨的新大桥风光，只是觉得时间太快，当时想，要是我们的学制是五年、十年该有多好！
可是好景不长，“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工农兵学员”成了最时髦的称号，“上管该”成了最得意的大棒。象我们的班长干过临时工，当了几年兵，入学前是大队党支书，自以为是工农兵三位一体，自认为是响当当的掺进上层建筑里的“沙子”。他的聪明使他学到的是运河上船家吃的什么粮，缆绳有多粗；新大桥上灯柱多少根，灯泡多少个，只要下了课就满大街逛，好象在恶补城市规划知识，还美名曰“参加社会实践”。他们“上管改”的大棒舞起来所向披靡，学校里的一切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右倾教育路线回潮”的具体表现，而被开了头刀的就是我和我的入学作文。什么“不突出大好形势，时代感不强”，“贫下中农不背语录，是污蔑”，“对知青上山下乡心怀不满，没有战天斗地的豪情壮语”，一味的“小资情调”，“这样的作文评高分，是路线问题”等等，没完没了的批判，反而使我从痛苦不堪到麻木不仁。看看别人呢？我们的“文选”课老师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只因讲课讲到得意处用了个“摇弋生姿”（多么普通的一个词呀），就检讨了多次，保证今后“要用贫下中农听得懂的语言讲课”才算了事。对我的打击又算得了什么呢？后来倒能以平常心待之了。感到痛心的是我的后门关上了，图书馆彻底关闭，再也见不到狄更斯，再也看不见莎士比亚了！在这样的学校里，就是再学三年五年，又能学到什么呢？
“长铗归去兮”，学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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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最遵守规矩的红卫兵
昨天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四十年了。
六六年初夏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记得我们学校还是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按部就班地、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各级政府派“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有序地”开展，一开始学生们并无异议，愉快地服从领导，甚至加入“红卫兵”也是象加入共青团、少先队一样，由工作组层层审批，其实是一官方组织。虽然那时候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运动已经如火似荼，可是那时的所谓传媒比起现在落后了许多，揪走资派、怀疑一切的红卫兵之风还没有传到县城一级，县委工作组、校领导还有他们的权威。八月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实那就是红卫兵闹的结果，而我们却一无所知。等校方吞吞吐吐地传达（虽说有广播这一种传媒，但学生按时上课，半导体收音机几乎奢侈品，没人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些信息）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时，大约已经是第三、四次接见了。
按校方传达的精神，我们只能领会为最优秀的、表现最好的人才能得此殊荣，其实那时领导们声色俱厉地强调的主要是：要听话！他们不敢明着说，实际上怕我们也跑去。当时特别是我们低年级的确实也没一点非分之想。在我们的心里，对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就象现在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样，觉得那些被接见的红卫兵一定是一群高不可攀精英！
后来就传达了我们学校也可派红卫兵代表去被接见，我们激动了一阵又彻底失望了。原来那代表的条件非常苛刻，每班一至二人。当时每班的三好生每次是评八至九人，就是说比评三好生的比例还要少得多，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们这些出身暧昧的（在革命干部和走资派之间）小屁孩的。
我们的“赴京代表”（是他们被评选、去京、回来光荣地做报告时的专门称呼）是第五次被接见的。自从他们到处做报告之后，学校里就暗流涌动。我们属于小屁孩的当时是最稀里糊涂的一帮。后来不断地有令人吃惊消息悄悄流传：今天高二的说有两个学生莫名失踪了，明天又有初三的两个人失踪了，由于校方怕人心大乱，秘而不宣只是偷偷追查，我们也就懵懂无知地也把它当作谣言。直到有一天我们班居然也有两个男生胆大妄为地失踪了，校方到我班宣布了严厉的处理预告：私自跑北京的学生回来一定要把他们如何如何……到这时小屁孩一帮的才恍然大悟，他们都是偷跑上北京去见毛主席了！看到这么荣耀、这么崇高的被毛主席接见，居然能被这帮从来都不守规矩、调皮捣蛋的学生们占了先，我们遵守校规的全都无比失望，都有被愚弄的感觉。
直到外地大串联的学生到了我校，学校里的一切防范措施完全崩溃，这时不论哪一级当权的基本上都成了走资派，工作组也不再权威被学生们高叫“滚出去”时，学校进入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我们才开始准备去“革命大串联”。时间已经到了年底，“第七次”都已经过了，我们得立刻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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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最糊涂的“革命大串连”

为什么说“糊涂”呢？因为现在看到的老三届中的成功人士谈起大串联，都能说的头头是道。为了什么目的、怎么组织的、怎么出发、走什么路线都一清二楚。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稀里糊涂，总的印象是一直跟着人流走啊走，上了车就挤啊挤，只挤得昏天糊地，一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六六年年底，工作组“滚出去”了， “走资派”靠边站了，所有学生一心为即将去见毛主席的大串联而疯狂，暂时没人想夺权的事。一开始还有人嚷嚷要有组织、要开介绍信等等，还安排高三、高二的带着初一、初二的一起大串联，后来就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谁也不愿带一帮只能是累赘的小屁孩，大串联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象我们这样的一开始是以全班的名义一起走。那时农村的学生很清醒，没钱没粮无法陪“太子们”闹革命玩，早就自觉的回家种地挣工分了。班上剩下20个左右吃供应粮的，只有互相壮着胆子相邀一起走，已经乱的连某地某校红卫兵的旗号都想不起来打，什么向全国人民传播文化大革命、学习外地红卫兵的革命经验的大话也想不起来说，想的都是：快快，快去北京！快去见毛主席！也都知道中央已经下通知要停止大串联了。
一到火车站就觉得形势不妙。好不容易上了车，平时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开了一下午加整整一夜，每一站都要停个把小时还有红卫兵吊车门久久开不了。天亮才到了中转大站徐州。徐州站就更了不得，站内站外人山人海，谁都想挤上最近开的一班车。最要命的是我们每人都愚不可及地背了至少一床被子打的背包，按当时的经济条件又没人敢想、敢做把一床被子扔掉的事（我们有的农村同学全家只有一床被子）。因此就发生了最悲惨的事：我和我姐挤散了！本来我妈无奈放我出门，就是因为姐俩在一起有点放心的！其实就是挤散了，也是挤上了北上的车后才发现的，那时已没有任何退路，就连哭的机会都不给你了。
为什么呢？我们稀里糊涂地挤上的竟是一列闷罐车，就是没有车窗、没有座位、没有洗手池厕所、没有列车员，只有地板的车，现在想想仍有做噩梦般的恐怖。但这却是有生以来我坐过的、听说过的最拥挤的车。直至现在春运时说车拥挤，也还没有听说过挤到我当年那闷罐车程度的。
我被挤得大部分时间只能一只脚着地！后来说起这个问题总有人不相信，说不可能，说人的身体的横截面占的面积比两只脚大，只要人站立着，就能放下两只脚！但是他们忘了我们许多人背了背包，没有行李架只好放在地板上，还有先上车的能在周围一圈占地座下，因此地面上剩的空间有限，最好的时候是能两只脚着地站着！就这样在车上挤了多长时间（至少一天一夜以上），我自己感觉中间有几段时间就象是昏过去的，顶好的也是昏睡过去。不过不管你是什么状态都没有人过问你的，不是那时的人没有仁爱之心，因为人人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现在想想幸亏那时是大冬天，如是夏天非出人命不可。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进了北京，下车一点人数，只剩13个人，是个在西方人眼中不吉利的人数，尽管并不全是平时相处最好的玩伴，但我们再也不敢分开行动了。
说糊涂也真糊涂，直至今天我仍想不起来具体是几月几日走的，在北京住了大约十天左右,但具体是几天也想不起来了，反正赶上了 11月26日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被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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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大串联中最听话的红卫兵

其实所谓“革命大串联”，当时的正面解释是很伟大、很崇高的。外地学生来京是学习造反经验，第一次接见后，又为外地学生增添了 “到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的新借口。既然是以革命的名义，行动上要求学习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背起背包步行大串联才是最革命的。象我们班先期玩失踪的男同学，就是去参加步行的“大串联长征队”——正因为步行，他们早出发反而没赶上最后一次被接见——到我们走时革命的名义就不要了，就剩下火车最快，坐火车！
现在看到的资料说 196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宣布：“从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 毛泽东已明显表现出无奈甚至厌倦情绪。因此，他对红卫兵的后几次接见，只不过是为了“安抚”各地师生和红卫兵，想让他们尽快离京返校而已。我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了北京，不过当时却是一无所知。到的时间应该在11月15日以后。
那时的北京应该已经从对大批涌入的红卫兵手足无措到冷静应对了，11月的通知发了却作用不大，怎样让来京红卫兵不闹事、早点让他们返回就是大事。对付我们这批已是头脑冷静、应对策略成竹在胸，对付乡下来的小屁孩们更是小菜一碟。
到北京一下车，根本不容你去找什么天安门颐和园，“红卫兵接待站”的人员就围了上来，个别说要去天安门的，用几句“我们肯定会安排大家去的”好话一哄，立刻就装上大卡车，风驰电掣地被拉到一个地方下来了。当时也有些大串联的老油子，他们绕过主动迎宾的接待人员，自己跑城里找接待站住下，就真正自由的象旅游一样了。
一下车就傻了眼，我们来到了荒凉的农村（冬天的第一印象，其实到底是京郊，农民的生活比外地好得多），好象是叫丰台区莲花池公社办的红卫兵接待站。这时你就是想进城也不可能了，虽每天都有开往城里的郊线公交车，那还得走二里地去等，对这帮早已找不着北的小屁孩太难了，在接待人员热情的笑脸下，也没人能有那个勇气说要走，就只好住下了。
不要误会我要控诉进了集中营，其实后来我真的喜欢上了那一段生活，特别是人地生疏、第一次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们中间生活，我的遭遇、我们的遭遇都可以说是幸运的。
一进站我们就被按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最低一级是“排”，每排派两个解放军战士做排长（后来得知他们多是军事院校的学生），就知道我们的团叫“53团”，大约就是一个公社接待站的所有红卫兵。回来后看第八次接见的新闻纪录片，我一眼就认出我们的团旗：因为很特别，随着镜头扫过，全广场的红旗都是红色的写上字，只有我们的团旗是桔黄色写上53团的字样，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看起来不太革命的颜色。
为了使我们能听话地、安安静静地、不闹事地等待接见后顺利走人，接待站和解放军很动了脑筋。每天给我们安排了时间表，几点起床，几点上操，几点熄灯，这样当然安抚不住造过反已经关不住了的红卫兵，就每天安排一项活动：听老红军报告；参观伟大领袖领导下京郊农民的幸福生活；找老贫农忆苦思甜；可能实在没辙翻新花样，还领我们看了农民的自制煤球机的操作，看了北方火炕是怎样烧的，看了冬天的蔬菜暖房（象今天的蔬菜大棚，但规模不大）、地下菜窖，其实就是领我们出去玩儿，也还真的哄得我们很高兴！每天不用花钱却要跑点路，冬天的天又短，天一黑周围连灯光都很少，我们更不敢出去。
那么所谓的大串联应该去“交流革命经验”怎么办？“小将们”来了一趟连北京城是什么样都没见着也说不过去，中间就放假自由活动了一天！我们用发的“红卫兵乘车证”坐公交车进城，只记得去过沙滩一带，去了当时中宣部的大院，看了大字报，说实在根本没看懂，也没多大兴趣看，但别的地方一概人山人海，公园故宫等景点一律不开放，不过没来过北京的还是兴致勃勃，就一傻小子进城，看啥啥新鲜，只有我因十岁时在北京住过一段，看不到新鲜的就无精打采，只觉得又冷又饿。那公交车象沙丁鱼罐头根本挤不上去，回来时是一节一节走的，在冷和饿上又加上累。就这样接见前再也没进过城，那张类似月票的“红卫兵乘车证”，只用了一个单程，再也没机会用过。
我们就是这样极其听话地在北京度过了本应是轰轰烈烈的大串联时光，11月26日一被接见过，领了返程票就乖乖地排队上车回家了。
回来后常看北京地图。看到莲花池先是在很远的郊区，后了有了三环、四环、五环就被环了进去，再后来有了北京新建的西客站，就找不到莲花池这个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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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最荣耀但不敢炫耀的红卫兵

那个年代最荣耀的事莫过于“去北京见毛主席” 了。
文革前的北京人对去天安门广场庆祝国庆、见见国家领导人已经是心定气闲，见惯不惊。他们把那天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活动叫“去游行”，晚上的烟火歌舞晚会叫“去狂欢”，文革前，只要是正式国家机关、国营单位的职工一般都有去广场庆祝的可能。
1963年国庆节，我恰巧在北京的堂姐家。大姐一家当时在一个著名的大型化工企业工作（那时不管企业、事业，一样是共产党干部，哪象后来在企业就象落进了火坑），每年国庆，职工都可带一名上小学的子女，参加单位彩车后的游行队伍去天安门广场，所有中学生参加由学校组织统一的游行队伍，家长就不用操心了。大姐一家一商量，说我难得来北京一次，就顶替了她二儿子的名额，参加了她们单位白天的游行、晚上的狂欢。据说那一年例行的国庆活动，毛、刘、朱、周等国家领导人也都按例在天安门上，可惜我人太小，看天安门上的人也太小，只黑压压的一片。
文革时，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断升温，从“八次接见”到许诺“明春继续大串联”到彻底停止大串联，能在天安门广场被接见过就成了不可再得的荣耀。
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国庆和前几次接见红卫兵，我们可以注意到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每年、每次活动能在那上面观礼的一定是一些社会名流、劳模先进和特殊贡献者。可能是因为（我的揣测）“后几次接见，只不过是为了“安抚”各地师生和红卫兵，想让他们尽快离京返校”的原因”，再加上不断出现接见时踩死踩伤红卫兵的事故（当时是秘密），为尽量减少事故，就在各接待站遴选可能会被踩死的红卫兵上观礼台去被接见。这次没有政治标准，对大量的红卫兵也根本无法甄别，就只有肉眼一看的外观标准：身材瘦小单薄可能一挤就倒的去。我们的53团（至今我也不知全团共有多少人）一共选出2人，我就这样荣幸地（其实是丢人地）被挑上了，另外一个是武汉的 “红小兵”，才上到小学六年一级，但和我同年，至今还记得她的名字，应该叫胡秀芝。我看她真是又瘦又小，可能她看我也如是？
这挑选工作大约是由各排的解放军排长做的，哪怕你出身再好、造反中功劳再高也没门；也没有使用民主程序进行甄别评选，宣布之后立即引起极大意见，但由于是头天晚上公布第二天凌晨三点就出发，没时间提意见反抗；再者26日接见回来就发了返程票，各奔前程就是想造反也没有时间了。
变化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这十几个人中间。
本来这十几个人多是首次出远门在外，在徐州不仅是和本班，也和一个学校的人全部走散，大家在一起已有团结一心互相帮助的意味，但由于这个上观礼台的事件，从此我彻底孤立。
嫉妒是一服最毒的毒药！
从此再没人理我，哪怕是以前处的最好的朋友！说起话来都是夹枪带棒，连讥加讽，故意当面嘟哝“走资派”家的……那一种孤独，那一种被别人抛弃的凄凉，是那时我所有的收获。
后来想想也可理解，那时对“见毛主席”有一种疯狂的痴迷，认为是一种非凡的荣耀，从当时讲出身、讲造反功绩看，怎么也不能轮到我，又怎么能不把他们气得发疯？
以我小小的年纪却有着两次（10岁一次，13岁一次）被伟大领袖接见的经历，有一次还是在观礼台上！当时恐怕全县、全市都是少有的，应该是最最荣耀的事了。但就是由于嫉妒的毒害，我自己从不敢炫耀，而同行的十几个人都少有的一致地保持缄默，让我的荣耀隐入黑暗，一人独自咀嚼我的光荣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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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愿好人一生平安

在北京火车站下车后，懵懵懂懂地被拉到遥远的郊区的红卫兵接待站，就开始了本应是轰轰烈烈却其实是平平淡淡的所谓红卫兵大串联生活。
那时因为各地红卫兵大量涌入已使北京不堪重负，这接待站开到了郊区就是证明。住的地方是一些不知原来干什么用的大大的房子，在地上铺上麦秸上覆雨布，就成了长长的大地铺，没带棉被的可以用红卫兵证去接待站借被子，因为我们都傻兮兮地要学老红军二万五千里，每人都背了个背包，也就省略了借和还的程序。11月底北京夜晚的天气已是非常冷了，早上起床（铺）未免都萎靡不振，大约就显出了可怜兮兮的窝囊相来。早饭是稀饭馒头咸菜，中、晚饭是不变的切得很碎的大白菜加酱油煮的汤，每碗可找到比指甲盖还小的一、两片肉，加两个馒头。馒头倒是白面的，只是都是黄黄的、死趴趴的显得很小。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个做饭的大娘态度特好，几乎每顿饭时她都要说一堆道歉的话，是说第一次办接待站第一次做那么多人的饭，天冷面难发、锅小水难开、面多难使碱、找不到大蒸笼等等，经常道歉到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对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小地方的红卫兵，多数人是只要能吃饱就相当满意了。只是顿顿吃碱馒头，到后来就有点受不了。
这时，解放军向我伸出温暖的手。
我们的女排长也就是十八九岁的小女兵，不知她是通讯兵还是卫生兵，但从她对我那温柔仔细的态度，觉得她一定是医院的护士。每天早上点名前，她必定到我的“床”前看看，在出去排队前把我的扣子全扣好，生怕外边的冷风吹着。看到我头发乱烘烘的，还常常掏出自己的小梳子给我拢拢头发，甚至有一次还偷偷塞给我一块糖！那时所有的走资派打倒了，工作组早臭了，只有解放军的地位蒸蒸日上，特别是连毛主席也穿上了绿军装，红卫兵更认为自己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对解放军是无限崇拜，能被解放军战士眷顾也会感到荣耀。这时全团做排长的解放军只有我们排长是女的，所以当她们看到女排长对我特别照顾时，都非常的……也可叫吃醋吧，特别是我们一起来的另五个女生，更是直接表露出她们的不满。甚至故意在我面前学给我扣纽扣的动作来羞辱我，当然地认为我能上观礼台见毛主席是她推荐的（就连我自己都这么想），这一事件把对我的妒忌推上了最高潮。
11月26日那天在观礼台内（清楚地记得发的一张“票”，上写“西灰一台”），周围维持秩序、进观礼台把“门”验票的都是解放军。当毛主席向东西两侧来回走动到西头时，人们立刻涌到最南边，尽力踮脚举手呼口号，我和我们团的那个胡秀芝被人的手臂压在下面什么也看不见急得直跳脚，这时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就把我俩抱起来，举着我们往上看，直到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走向东边。就这样每当毛主席走到西边时，他俩就把我俩举上一回。
这到后来还闹了个笑话。多少年后有一次在单位聚餐，一时高兴说漏了嘴，结果听的人一个看着我狂笑，一个嘴里的酒都笑喷出来，看着我一米七的块头说“就你？”其实我那会儿个头不到一米五，体重不过六十几市斤。
大串联时社会确实是乱，坏人也不少，但在那个最乱的时候，我遇到的都是好人。接待站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可那里的大妈是最和蔼的；女排长和我非亲非故，却对我关心备至；解放军和我素不相识，他们本来也很难得在天安门广场，也很想多看看天安门城楼上面，但却多次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因此直至今日，我都在心底感谢她（他）们。
女排长名字叫汤光华。现在也还应该不到六十岁吧？最感到后悔的是，因为怕那些忌妒的目光，当时竟然不敢向她要通讯联络地址。
衷心地祝愿这些无私的、知名不知名的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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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还是好人多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直是人们的社交原则，只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更加严峻而已。但在我和陌生人的交往中，还并没有不愉快的经历。
十岁那年从北京回家，堂姐犯了难。那时的革命干部真是严格执行纪律制度，是不可能送我，就安排单位里一个到南方出差的人带我到徐州，由父亲接我中转。谁知忙中出错，记错了开车时间，到时火车已经开走了，只好改签第二天的。我大姐硬着头皮碰运气，送我上车把我托给了邻座的穿海军服的战士。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只为另一陌生人的一个嘱托，就尽心尽责地做起了一个陌生小孩的临时监护人。一路上他讲的故事都已忘记，只记得他把自己的一份早餐（不象自己买的点心，可能是部队配给的）——两片白面包夹果酱给了我，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这种“洋食品”是我第一次见到，于是不顾“小孩子不能随便吃别人家的东西”的家教，很丢人地吃了下去，正因为它的美味，所以至今还记得那当时难得一见的很白很白的面包和这么上不得台盘的事。
十三岁时去北京“大串联”，素不相识的女解放军对我呵护备至，帮我擦脸梳头扣纽扣，生活上无微不至；男解放军为完成两个陌生的小姑娘可笑的心愿，不断把他们抱起抱落，这是我上一篇文章的主题。
十七岁那年刚下乡，冬天无事回城，因为家里的事，母亲派我这个没班上的闲人去遥远的湖南探亲，我也乐得借机旅游一趟。其实那时告诫我的话就是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个意思，当时嫌她罗嗦，因为我生性就不爱和陌生人说话。
在西行的列车上，邻座是一个自称为采购员的人，热情爽朗自来熟，越是这样我就越紧张，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勉强回几句话。他给我的东西是坚决不吃的，对我明显的敌意他一点也不介意，照样谈笑风生。当时我的心理状态象乍起全身刺的刺猬，做时刻准备御敌状。到郑州一下车我立刻象逃跑一样离开了他，到处找中转的窗口签字。当我在各个长长的队伍间寻找的时候，只听有人在喂喂地喊我（因为我没告诉他名字），热情地向我招手喊“过来、过来！”当我犹豫要不要过去时，他着急地喊：快来！再不签就赶不上车了！我走过去他一把抢过我的票，把他的包塞在我的手里，就向前挤去，一边走一边说：我是去漯河，向南的都在这个窗口。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地名不念“累”，才知道他跟我并不是一个车次，是专门替我签的。他把签好的票给了我，又把我领到我那趟车的剪票口，向我挥挥手就走了。始终他没说自己的名字，也没问我的名字，我们一直是陌生人。
这么多年来，我好象一直没遇到过坏人，顶多犯过小人，所以我认为世上还是好人多。
至今我出门乘车仍然是不跟陌生人说话的，虽可叫防人之心不可无，但其实不是故意的，是习惯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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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一以革命的名义打砸抢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在干什么呢？就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打倒……”，一连串的打倒，可校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都成死老虎了，怎么办呢？就“输出革命”吧，到社会上各家机关单位去发动文化大革命去。
那时的社会可以说也比较“单纯”，连个体户都没有，除了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基本上只有国营、集体两大类，那时的企业干部全都是组织部派去，机关里企业里所有当官的一样牛气，不象现在企业里既使是党委书记也象后娘养的孩子，还不如机关里的一个小公务员的官腔打的足。
当时的“黑县委”也不知被各种红卫兵组织扫了多少遍了，因此我们的“输出革命”就转向横扫其他部门，那时的县城小，单位也少，红卫兵组织却多如牛毛，那革命就得横扫到一切单位，什么供电局，化工厂，连干体力活的搬运站也照去不误（不过被五大三粗的搬运工人们一顿臭骂，以后再也不敢去了）。
那时的单位没什么大小高低之分，全看红卫兵的情报和兴趣，或者说是兴之所至，想上哪儿是哪。去了干什么呢？那程序我们都成熟套子了。就是一群红卫兵不管人家单位在干什么，冲进去找领导办公室大喊一通打倒这打倒那的口号，（那时在任何单位已经是见不到负责人了）然后宣布夺权，交给工人阶级，其实就是把公章夺过来，气人的是跟着来的工人们或职员们并不领红卫兵的情，也就围在周围抱着个膀子看热闹，给公章人家还不要，各人该干嘛还干嘛。红卫兵只好自我解嘲地拿起公章宣布：暂时由红卫兵保管！然后就以革命的名义，把该单位的纸张、油墨、油印机、彩旗、宣传工具统统划拉走，说得好听叫“把保皇派的东西没收为文化大革命出力添彩”，但其实后来官方有个准确的定性：打、砸、抢！不过那是一开始，和后来比起来真可以说是温文尔雅的行动了。
我们干什么呢？先是随着领头的喊口号，然后就是帮着拿东西。我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一是彩纸，特别是一种当时称为“光帘（音）纸”的，就是上面有一层彩色蜡光、硬硬的那种，拿回来往往就被女同学们又抢了一回，因为那纸好折东西玩；二就是锣鼓家伙什，特别是所谓大小“洋鼓”系列，只要哪个单位有，一准被我们抢先拿到，一路兴高采烈、得意洋洋、敲敲打打地回了学校，根本不管路边行人那些或惊惧的、或鄙夷的目光。不过再玩的尽兴也只是那一会儿，第二天再去红卫兵总部，往往再也看不到那些东西，不过我们也从没工夫想那些玩意儿都哪儿去了，因为新的一天又有新的任务新的地点需要我们去“革命”，谁也想不起来去找昨天的玩意儿。
文革后看看那些报道，我们这些行动虽说从性质上应该定性为打砸抢，但比起那些真正的轰轰烈烈的打砸抢，——即一定要抓住“走资派”“坏分子”们痛揍一顿，把一切能用的东西全拿走，不能拿走的东西全砸烂，——真可以说是温和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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