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 沈志华：从民间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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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远 《 书摘 》（ 2011年09月01日）
    沈志华，现为华东师大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冷战史。著有《斯大林和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问题研究1917-1991》(套装共3册)等。


    再不想学数理化，要学马克思主义


　　1966年，“文革”开始。1967年，我在北京待了一年。1968年2月，第一拨儿征兵，我们班上选上了两个人，其中有我。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红卫兵，跟着别人一起去串联，开始还比较积极，到兰州、包头等地方，四处煽风点火。结果回到北京之后形势就变了，从11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母亲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的总支书记，那时就被打倒了。我的红卫兵生涯就这样结束了。1967年，我基本上就是一个逍遥派。我们家被贴满了大字报，我记得我去撕那些贴在我们家的大字报，被我父亲骂了一通：“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他们贴就让他们贴嘛，你撕了不是给我惹事吗?”我一生气，就又跟着别人去大串联了，基本上是游山玩水，两个月没有回来。那时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是针对我们家的，当然很心烦，不愿意待在家里。父亲后来也倒了，那是我当兵之后的事情，否则我当兵的事情也得泡汤。


　　我去当兵之后不到两个月，家里的哥哥就来信了，说：“爸被关起来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现在见不到人。”部队上也找我谈了一次话。父亲出事的时候，我正在教导大队学技术，因为我们是航空兵，这是必须的程序之一。


　　当时部队上的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像我这样从城市里去的中学生，有一定的文化，又肯学习，在部队也比较受重视。那时，我一门心思钻研航空兵的技术，觉得这样也能实现我的理想。我在部队待到第三年的时候，领导就开始找我谈入党提干的问题。但就在同一年，部队又突然提出让我复员。那年我还不到21岁，听部队念完名单，我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傻了!大家都散了之后，辅导员把我留下，说是要跟我谈谈。他跟我说：“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没有前途了。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将来你在地方，像你这样年轻又聪明又肯干的人，一定有前途，但部队的情况不一样。”那几天我天天喝酒，一个人到飞机场去，抱着飞机痛哭。我不理解，那么多人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那种环境，而我这么上心，却要被退回了!后来我们的大队长和副团长都找到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谁也没跟我说明白原因。


　　从部队出来后，我被分配到了石景山发电厂。我在供电厂待了七年，1974年，我被调进了政治部宣传科。1973年，工农兵教育回潮，“文革”中第一次通过考试招生。我报了名，参加了电力系统的统考。当时我报的是清华大学的热力系，考了四门，我全是第一。考完之后，清华大学的老师还找我面试了一次，他们很奇怪我怎么能考得那么好。那些题现在看起来特别简单，但是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学，考十分八分的人特别多。老师跟我说：“你就来吧，清华大学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我当时特别兴奋，回家还跟我妈说了。突然，出了


　　张铁生交白卷的事。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想清华大学不会跟着转吧?没想到，“六厂二校”中的清华大学是跟得最紧的学校之一。结果录取的时候，果然没有我，一个四科加到一起考了15分的起重工被选去读了清华。我听到这个消息，一把火把所有的书全烧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我爸讨论这事，父亲还是安慰我：现在还是不正常，你还是不能放弃学习，但是你不要关心这么多的事。


　　经历了这件事，我再也不想学数理化了，我要学马克思主义，我要弄明白，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考完试之后的下半年开始，我一本一本地读马列，我想弄清楚马克思设想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那一年，我23岁。书看得多了，自然而然地，就开始写一点东西。这一写，被我们厂里党委书记看中了。当时我们厂也是学大庆的典范，有一次工厂到大庆去总结经验以供我们学习，我也去了。回到工厂之后，我就被调到了宣传科。


　　第一次入狱


　　1976年，政治形势开始变得非常复杂，特别是1月8日周总理去世之后。当时我和政治部主任还有党委书记的观点都比较接近，觉得“四人帮”那一套简直是胡来。一天我们政治部主任找到我，没有多说，只是说最近情势不太好，你最近的言论比较多，还是避一避吧。就这样，政治部主任把我派到了广州。到了广州没多久，厂里去了电报，让我立刻回厂。我当时琢磨，可能是政治上出事了。我翻出当时的报纸，果然气氛不太对。我当时也想过跑，想来想去还是没跑，主要是怕给父亲惹事。再一想，我也没有说什么啊，要说对“四人帮”不满，对“四人帮”不满的人已经很多了，大家只是不敢公开讲。


　　回到北京我直接回了家，回家之后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我说可能有点问题，叫我突然回来了。父亲也没有说别的，就说：“你回厂吧。”大概还讲了“相信人民，相信党”之类的话，父亲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回到工厂，公安局和政治部的人就进去了。他们大概想谈谈就完了，但是谈了三天就谈不下去了，剩下的几天就没人管了。可是到了第七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几个人开着吉普车把我像押重刑犯一样押到了第一监狱，连夜审问，问的无非就是对张春桥等人不满的问题。我当时最担心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厂的党委书记，一个就是当时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当时我只和这两个人联系最多，谈得也最多。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夜里说梦话说出他们的名字。监狱里的人还拿出我的电话本一个个地挨着点，要我说出和我经常一起讨论问题的人。我什么也不说，就这样耗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们耗不下去了，也就不了了之了。


　　过了几天，我提出要看书，否则我就要闹。他们说：你看什么书啊?这里只能读马列。我说：我就看马列。我在那里关了五个月，把《资本论》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后来，看守监狱的找到我，说：“你回去吧，但你的事没完，你回到厂里继续接受审查。”我回到厂里，原来的党委书记已经被调走了。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是个造反派，让我到车间去劳动，并且要随叫随到。没多久，又被派到唐山去支援灾区，直到“四人帮”下台之后才回到北京。


　　考研究生，邓力群从反对到同意


　　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我报名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说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当时急了：我在监狱里都在看书，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凭什么不让我考?负责考试的人告诉我：你得找公安局解决你的问题。当时天安门事件中的人的问题都解决了。我找到公安局，公安局说你这不属于天安门事件，而且我们也没有你的档案，手续没法办。就这样，我没参加成1977年的高考。没办法，只好又在工厂里干了一年活。


　　1977年9月27日，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消息报道说北京市在工体召开了批判“四人帮”黑爪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的大会。消息虽然没有说到我的名字，但是中间有一段写我的，说北京市发电厂的一个工人如何如何，“四人帮”如何想在他身上顺藤摸瓜等等。我拿着这条消息找到了公安局。这次出奇的顺利，原来我的档案被刘传新塞到档案柜里了，因为他自杀了，我的档案就被发现了。


　　被平反之后，1978年赶上社科院招人，我报了名，同时还通过新华社的朋友报考了新华社。结果两个都考上了。


　　我当时跟父亲说：我两个都考上了。父亲建议我去社科院，因为他担心我到新华社会惹事。1978年12月我就到了社科院，开始的时候我被分到了编辑部，做的是一般的工作，校校稿子、跑跑印刷厂之类的杂活。


　　不久我就向院里提出要考第二年院里的研究生，院里说：“可以啊，只要你能考上。”


　　经过了一年的准备，我报考了院里的研究生，考试成绩特别好，但是没有被录取。因为又出了一件事。考完试之后党委书记找到我，那时离公布录取名单还有两天。党委书记说：“你的录取通知书就在我的办公桌里面，可是领导讲话，说不能录取。”我一下子急了：“为什么啊?”党委书记说：“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啊?”我一想，有这么回事。那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建国以来政策一直左倾的原因就在于超阶段了。这篇文章是我之前那几年读书思考的一个结果，当时登在了社科院的内部杂志上。


　　没想到登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马列主义所的《研究参考资料》、《哲学研究》的增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有好事之徒把我那篇文章给了邓力群，他当时是我们的主管正院长。当时的院长是胡乔木，但是具体的事物都是邓力群来抓。在一次全院干部大会上，邓力群就点了我的文章：“这还行?我们搞了四十多年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搞什么呢?听说这种人还考研究生，绝对不能收。这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科院是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是培养这种持不同政见者的。”邓力群说那番话的时候，其实通知书已经下来了。开完会，我们所的所党委就开会讨论了，经过讨论要执行邓力群的意见。但是我们所长很同情我的处境，经过讨论之后，决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让我自己去想办法。党委书记跟我说完了之后说：“党委跟你说这话，可是冒着风险的，你自己想办法吧，还有两天时间。”


　　我心想都走到这一步了，如果放弃了就太冤了。我找了一帮朋友，让大家帮我想办法。大家都说：“你直接去找邓力群，这是最快的了。因为这件事不是正式下的结论，只要他再说一句话就解决了。”我通过朋友找到邓力群的儿子，让他帮忙带我到他们家。他跟我说：“你要自己谈啊，我可不管。”


　　当天晚上我就让邓力群的儿子领着去了邓家。他儿子把我领到邓力群的办公桌前就走了。我开门见山地说：“邓力群伯伯，我找您有点事。”邓力群说：“你是谁呀?”


　　“我是社科院世界史所的沈志华。”


　　“哦，你就是沈志华!你看看，我正在看你这篇文章。”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邓力群讲了很多想法，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干部，有那些想法很自然。但是我也要让他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想的，我大致说了我的经历和想法。后来邓力群问我：“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我把我父母的情况说了一下，邓力群说：“自家的娃儿嘛。”他特别注重这个，一下子谈话的气氛就变轻松了。


　　邓力群跟我说：“你的文笔非常好，逻辑也很严密，但是你的结论有问题。你不想想，现在是什么形势?都在攻击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就说我们不是社会主义，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受多大的影响?中国都不是了，那越南古巴还是不是?大家都不是了，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吗?”


　　我说：“邓伯伯，我没有想这么多，我也不搞国际共运，也不懂政治，只是从理论上谈一点我的看法，我还要继续学习嘛。”


　　谈话越来越融洽，邓力群说：“你很有前途，要好好学习。”我紧接着话茬儿：“我是想好好学习啊，可是人家不要啊。”他一下子反应过来了：“你回去吧，明天我跟他们说一下。”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发到了我手里。邓力群的记忆力特别好，过了十多年，他还记得这件事。


　　远离学术界


　　读研究生的三年，我一直踏踏实实地读书，当时许多人关注的事情，比如说民主墙之类的，我都不去参与了，只想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心想以后学术就是我的归宿了。我的毕业论文提前半年就交了。但是没想到了1982年5月22日，离我论文答辩还有16天，又出事了!我又一次进了监狱。我在监狱里利用休息的时间看书，监狱里有个好处，就是晚上不闭灯。在监狱里，我把3万字左右的硕士论文，扩充成了40万字的一本书——《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发展道路》。书写完了，刑期也满了。1984年，我大概是第一个从第二监狱里走出来的人。


　　出来之后，我试着找了两个跟学术研究沾点边的工作，但没人敢要一个劳改释放犯。没办法，做生意吧。在大街上卖水果、倒腾三合板，我都干过。


　　1985年，我到了深圳，周围再没有异样的目光了。我穿梭在南方的几个城市，开始做一些生意，在几个公司之间转来转去。我曾经在1987年回到过北京。我原来在世界史所的朋友到了华夏出版社当总编，他策划了一套20世纪名著，邀请各界学者翻译国外的社会科学的名著。他给我写信，问我能不能回来帮他审稿，我当时喜出望外。我一直想着回到学术界。


　　那一年，我一个人审校了62本书，到了年底，我的眼睛都差点看瞎了。当时我一天最少看15个小时的稿子。我记得很清楚，到了第62本书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睁不开了，一睁开就哗哗地流泪，只能闭着眼待着。


　　我把情况跟朋友说了，我说：“我不能再看了。”这时候，已经是1988年底了。


　　我又回深圳待了几年，在一家公司做黄金生意。到了1990年，我挣了算是不少的钱。当时我已经40岁了，我想我再不回到学术界，就要掉到钱眼儿里了。这时候，我决定回北京。


　　重返学术界


　　我已经不想去什么单位了，我终于有钱了，我要自己做个研究所。1992年，我开始设想建立一个史学基金，资助学术出版。1994年，我在深圳召开了一个全国的苏联史会议，出钱给退休的人买飞机票。因为我自己是搞苏联史的。虽然我当时没有写出什么文章，但是在那个会议上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苏联的档案现在已经开放了，我们应该去搞档案。中国将来的苏联史研究的基础就在这里。”大家对于我说的都表示认同，但是认为难度太大，谁来组织，谁来出钱是个难题。我一看这种形势，就说：“要是大家觉得有必要搞，怎么搞由我来组织。”回到北京之后，我找到社会院的副院长王忍之，说了这个事情。王忍之也认为是好事，但是他表示社科院没钱，要申请到这样一笔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表示我可以出钱，社科院只要立一个项目，但是请人出国的手续需要用社科院的名义。这样，史学基金就建立起来了。


　　基金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苏联搜集档案。前后大概组织了四次，两次在苏联，两次在美国 ，都是我出钱，大概花了一百四十多万吧。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体制外做自己的研究，没有一个正式的单位。后来，华东师大要开办一个冷战研究中心。我正好研究这个领域，还算做出了些成绩，他们比较看好，于是我正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个朋友开玩笑地问我：“沈先生，你怎么也被招安了?”我觉得，关键是做事。


　　我多年积累的资料，关于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个领域内的档案，除了档案馆之外，全国乃至全世界我这里最全。很多俄国学者都来我这里复印档案，因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一些档案不再公开，在这一点上我很自得，我的材料谁来用我都欢迎。说到这一点我对学术界对于一些材料藏之高阁秘而不宣的做法是有资格说说话的。后来，因为来我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了，我就自己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这样别人查起来就比较方便了。到华东师大不到半年，我做了中国第一个冷战史网站，办了中国第一份《国际冷战史研究》杂志。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把我收集到的全部档案细目上网，谁需要的话，只要说出目录，我就可以寄给他。资料就是要让人利用，学术才能发展。


　　【侧记】


　　在学与商的领域内几出几入，对于构建一个人的多重价值好处良多，这样的人写出来的著作，与循规


　　蹈矩、按部就班读书出来的学者自有不同之处。沈志华最终回到了学术体制之内，从一方面来说，显示了当下


　　的学术体制终于表现出了迟到的宽容，虽然还远远不够。


　　（摘自《穿越美与不美》，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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