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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林煌:中国大陆教育问题课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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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6 01:26: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文科教育現況及其背景分析,1949-1997              
                                                                                   摘 要                                              [blockquote]
本文運用歷史研究法、文獻探討法并量化分析法,分別就(一)中國大陸教育經費之長期殿後,(二)大陸高校經費之短絀,(三)大陸高校學校數之消長,(四)大陸高校學生數之急增,(五)大陸高校教師數及其工資之偏低,(六)大陸重點高校之殊相,以及(七)大陸高校文史系所專業數之估算等七個面向,逐項分析大陸高校文科教育之現況及其背景。[/blockquote][blockquote]
本文之主要發現為:中華民國教育部暨其他相關政府機構學校倘欲檢覈并採認中國大陸地區普通高校歷史、語文、文學等系所所核發之學歷證明 / 畢業證書 / 學位文憑,則仍須投入更多之人力、經費與時間,訂定下列三大類評量標準:(一)上述系所之學制,包括其學生 / 研究生之入學資格、入學程序、修業年限等;(二)上述系所之課程設計、必 / 選修課程之規劃、學分數、修課條件、課業要求及其學生 / 研究生畢業所需條件(requirements)等;並(三)上述系所暨其所隸屬文學院之學術水準,包含其師資結構(人數、職級、年齡、學經歷、學術著作、教學及評量方法、待遇、地位、…)、圖書期刊(一般及專業圖書期刊)、非書資料(縮影資料、光碟、磁碟、影碟、資料庫、視聽資料…)、設備(校地、校舍、教室、圖書館﹝室﹞、檔案室、儀器、…)、出版學術刊物(綜合性、專業性、校內出版物卷期數、發行量、刊載文章或專書之水平、…)、以及其風評(自我評量并校外評鑑﹝教育行政體系、學術團體、傳播媒體、一般大眾、…﹞),並參考中華民國教育部高教司:《大學院校教育評鑑》(民82.1)所列評量標準,同時參酌中國大陸國家教委會等教育行政單位對其所屬普通高等學校之評鑑標準,及其每年公佈一次之大陸高校名單,再從事實地并全面之參觀訪問調查研究,方能建立一份具有客觀性、公正性、公信力之《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文學院專業認可名冊》。[/blockquote][blockquote]
關鍵詞: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文科教育、文史系所、文史專業、教育評鑑、專業認可[/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
一、前 [blockquote]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十年(1987~1997)來,台海關係解凍,兩岸民間學術交流頻仍; 頃者,滯留中國大陸台籍前國軍及其眷屬申請返台定居者,中國大陸同胞、難胞來台定居者,台灣地區人民前往中國大陸重點高校攻讀學位者,均呈遞增趨勢;最近,中華民國教育部又宣佈即將承認中國大陸高校學歷,於是建立中國大陸地區普通高校專業認可名冊,以供相關單位之參考,遂成一迫不及待之當前重要課題。[/blockquote][blockquote]
吾人欲建立此一〈名冊〉,自應先對其現況并背景加以分析。本文僅先探究中國大陸高校歷史、語文、文學等系所文科教育,俾供中華民國教育部暨其他相關政府機構學校檢覈并採認中國大陸地區普通高校歷史、語文、文學等系所所核發學歷證明 / 畢業證書 / 學位文憑之參考[/blockquote]
()、研究範圍、方法和限制[blockquote]
本文研究範圍,在時間上,上起1949,下迄1997年,殆近半個世紀;在空間上,以中共政權有效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地區為限,不包括外蒙和台灣地區。惟因資料限制,無法涵蓋全部地區和時間。[/blockquote][blockquote]
本文鑽研初期,原擬採社會及行為科為研究方法中之「問卷調查法」、「參觀訪問座談法」,前往中國大陸從事實地調查訪問,以蒐集第一手資料,但因限於研究人力并財力,無法進行,乃改採「文獻探討法」、「歷史研究法」并「量化分析法」。一方面就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文科教育有關之史料,包括其時空背景、教育思潮、教育政策、教育法規、教育學制、教育體系,以及大陸高校文科教育師資、圖書、設備、校舍、校地、課程規劃設計、招生制度、學位制度、畢業條件、畢業生分配 / 就業制度、等,進行探討;另一方面,參考時人相關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并高等學校之學術研究成果。惟著重於有關中國大陸高校之史料-校史、概況 / 簡介,以及《中國教育年鑑》、《中國教育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年鑑》,并《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教育法規彙編》等。[/blockquote][blockquote]
因限於篇幅,以下僅依序分別就(一)大陸教育經費之長期殿後,(二)大陸高校經費之短絀,(三)中國大陸高校數之消長,(四)大陸高校學生數之急增,(五)大陸高校教師人數及其工資之偏低,(六)大陸重點高校之殊相,(七)大陸高校文系所專業數之估算等七個面向,逐項分析中國大陸高校文科教育之現況及其背景如次:[/blockquote]
二、大陸教育及其高校經費[blockquote]
(一)、大陸教育經費之長期殿後
中國大陸教育經費,長期短絀不足,自1952年至1983年,其「預算內教育經費」佔GNP之比率,詳如下表 / 圖所列 / 示:[/blockquote]
1 中國大陸預算內教育經費佔GNP百分比率表
預算內教育經費 / GNP = 1.19~3.32%
[blockquote]
年份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預算內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  
1.59
2.31
2.27
2.05
2.56
2.62
1.95
2.32
年份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預算內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
3.23
2.81
2.54
2.52
2.54
2.20
2.17
2.12
1.65
1.42
年份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預算內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
1.19
1.38
1.57
1.59
1.85
1.81
2.01
1.93
2.14
2.32
年份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預算內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
2.56
2.59
2.67
2.72
 
2.70
    
[/blockquote]
  [blockquote]

[/blockquote]
1 中國大陸預算內教育經費統計圖,1952~1983
[blockquote]
資料來源:何祚庥、茆俊強:〈我國﹝中國﹞教育經費是否超過同等經濟發展程度國家的平均水平〉,《紅旗雜誌》,9(1988年):頁13-21;轉引自凌林煌:〈中國大陸教育變革、問題及其癥結初探,民國38-78年〉,收錄於氏著:《摸象集-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論集》,3冊(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民80),2:278;亦刊載於《中山社會科學季刊》,6.4(民國80年12月):頁113。[/blockquote][blockquote]
由以上圖表得知:此32年間,中國大陸「預算內教育經費」佔GNP之比率,大都在2%左右徘徊,除個別年份(1960年,3.23%)外,從未突破3%之界限,十年動亂文革時期,則大都低於2%。[/blockquote][blockquote]
又據1985 / 86年的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統計年鑑》,1985年中國大陸教育經費,僅佔GNP2.7%,同年匈、捷、保、蘇、南等共產國家,則分別為5.4%5.1%7.0%7.01%、及3.4%。可見中國大陸教育經費之低,低居彼等共產國家之冠。中國大陸全國比較教育學會副理事長 / 研究員金世柏甚且坦言:「1985世界各國之人均教育經費,中國是屬於最低水平者。」是年,世界各國教育經費佔GNP平均如下:全世界為5.7%;已開發國家6.1%,發展中國家4%;亞洲4.6%。[/blockquote]
()、大陸高校經費之短絀[blockquote]
在中國大陸教育經費長期殿後之大環境下,大陸高校經費亦呈長期短絀之窘境,其生均經費之增長率,佔人均GNP%、彈性指數,皆無法逐年成正比率急增,甚且1987年還出現負成長,此可由下表窺知一二:[/blockquote]
2 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生均經費佔國民平均生產總值比重表
[blockquote]
年份
生均經費(元)
增長率
(%)
生均經費佔
人均GNP%
彈性指數
1952
830.0
   
1965
917.7
   
1978
1844.0
 
462.2
 
1980
1752.4
 
399.2
 
1981
1752.8
0
378.6
0.003
1982
1922.4
10
387.6
1.43
1983
2185.3
14
398.8
1.27
1984
2228.6
2
342.3
0.11
1985
2477.3
11
312.4
0.50
1986
2564.1
4
288.8
0.33
1987
2314.7
-10
226.5
-0.67
1988
2610.1
13
204.6
0.52
[/blockquote][blockquote]
資料來源:茆俊強:〈關於教育經費短缺的定量研究〉,《教育研究》,1(1991年):頁52。轉引自朴福仙著,鄧運林校訂:《中國大陸普通高等教育﹝暨﹞成人高等教育之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82年),頁417。[/blockquote]
三、大陸高校學校數、學生數并教師數[blockquote]
(三)、大陸高校學校數之消長
中國大陸高校,歷經文革十年浩劫(1966~1976)後,快速重建并發展,由1977年之404所,激增至1988~1991年之1,075所,1992年起,雖出現文革後之首度負成長,減少22所,成為1,053所,惟以迄1997年,仍多達1,032所,其數量之消長變化,詳如下表 / 圖所列 / 示:[/blockquote]
3 中國大陸普通高等學校數消長表,1976~1997
年分
高校
總數
增減消長
年分
高校
總數
增減消長
校數校數 
1976
392
  
1987
1,063
+9
+0.85
1977
404
+12
+3.06
1988
1,075
+12
+1.13
1978
598
+194
+48.02
1989
1,075
0
0
1979
633
+33
+5.82
1990
1,075
0
0
1980
675
+42
+6.64
1991
1,075
0
0
1981
704
+29
+4.30
1992
1,053
-22
-2.05
1982
715
+11
+1.56
1993
1983
805
+90
+12.59
1994
1984
902
+97
+12.05
1995
1985
1,016
+114
+12.64
1996
1986
1,054
+38
+3.74
1997
1,032
-21
-1.99
[blockquote]
資料來源:1.《中國統計年鑑》,1983年,頁515;1984年,頁489;1985年;1986年,頁742;1987年,頁768;1988年,頁893;1989年,頁24;1991年,頁706;《中國教育年鑑》,1984年,頁965。
2. 轉引自楊景堯著《: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後之高等教育改革》(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年),頁117,表4 2:中國大陸普通高校學校數(1977~1992);朴福仙著:前引書,頁106,表4.3-2 大陸1976~1990年高等學校分類統計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大陸事務手冊》(台北:編者,民81),頁67,68,表四:大陸各級學校教師及學生數,表五:一九九○兩岸教育指標比較表。[/blockquote][blockquote]
說 明:1989年中國大陸高校總數,陸委會:前引書,頁67云:1,079所。
[/blockquote][blockquote]
2 中國大陸普通高等學校數消長圖,1976~1997
[/blockquote][blockquote]
資料來源:依據表3繪製而成。
[/blockquote][blockquote]
以上圖表顯示:近二十年(1977~1997)來,中國大陸普通高校總數之增減狀況,大略可區分為三個時期:(一)遞增時期,1977~1988年;(二)零成長時期,1989~1991年;(三)遞減時期,1992~1997年。前者以1978年急增194所最多,增加率高達48.02%,平均不到兩天迅即增加一所新高校,次1985年驟增114所,次1984年激增97所,次1983年突增90所,此三年分,每年平均增加100所新高校,大約「三天增加一所新大學」,自文革後十二年間(1977~1988)計增683所高校,平均每年增加56.92所高校;誠為人類史上破天荒之「奇特」現象
由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影響所及,遏制中國大陸高校快速增加之奇觀,其後三年(1989~1991年)轉為零成長,自第四年(1992)起,中共當局開始大肆整頓高校,或以師資、校舍等辦學基本條件與國家標準差距較大,或以其辦學績效、投資效益太差為由,而先予以「黃牌」警告,限制招生,或予以「紅牌」處分,暫停招生,限期整頓,逾期未改善者,則勒令停辦,或逕予撤銷或合併調整,或改辦低一層級之學校。
文革後,中國大陸高校之急增,其方式大約有四:(一)恢復與增設,(二)分校獨立,(三)升格,(四)短期職業大學。職是之故,其水準之參差不齊,自為意料中事。[/blockquote]
(四)大陸高校學生數之急增[blockquote]
隨著中國大陸高校學校數之急增,其每年招生人數亦大致呈現遞增趨勢,由1977年之27.3萬人,而1978年之40.1萬人,而1985年之61.9萬人,而1988年之66.9萬人,而1992年之75.4萬人,而1993年之89.6萬人,詳如下圖所示:[/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
3 中國大陸高校招生人數消長圖,1977~1994
資料來源:楊景堯:前引書,頁363。
[blockquote]
1952~1990年間,中國大陸研究生人數之消長變化,大致與高校數之增減成正比,詳如下表所列:[/blockquote]
4 中國大陸研究生人數消長表,1952~1990
[blockquote]
單位:人
[/blockquote]
年份
在學人數
招生數
畢業生數
1952
1957
1962
1965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2,763
3,178
6,130
4,546
10,934
18,830
21,604
18,848
25,847
37,166
57,566
87,331
110,371
120,191
112,776
101,339
93,018
1,785
334
1,287
1,456
10,708
8,110
3,616
9,363
11,080
15,642
23,181
46,871
41,310
39,017
35,645
28,569
29,649
627
1,723
1,019
1,665
9
140
476
11,669
4,058
4,497
2,756
17,004
16,950
27,603
40,838
37,232
35,440
[blockquote]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91年,頁691;轉引自朴福仙:前引書:頁204。
[/blockquote][blockquote]
(五)、大陸高校教師人數及其工資之偏低[/blockquote][blockquote]
中國大陸高校教師人數及其工資收入指數,亦無法與高校及其大學生招生人數并研究生人數成正比大幅增加,詳如以下圖表所示列:[/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
4 中國大陸高校教師人數消長圖,1947~1990
[blockquote]
資料來源:
1. 國家教委計畫司統計資料,轉引自Z. L. Yang等(1988), 頁220。
2. 《中國統計年鑑》編輯部:《中國統計年鑑》(1988),頁893。
3. 李健等(1989),頁162。
4. 《中國統計年鑑》編輯部:《中國統計年鑑》(1991),頁685。轉引自朴福仙:前引書,頁150表6.2-1 教師數的發展情況(1947~1990)。
[/blockquote]
5 中國大陸教師工資收入指數消長表,1978~1986

年份/項目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教師年平均收(元)
582.00
647.77
720.96
802.43
893.11
994.03
1106.35
1231.37
1308.00

國民平均GNP(元)
367.88
404.05
439.57
463.20
492.93
542.93
622.66
794.59
887.24

教師收入指數
1.58
1.60
1.64
1.73
1.81
1.83
1.78
1.55
1.54
[blockquote]
資料來源:何祚庥等:〈關於教師工資國際水準的研究〉,《求是》,5(1988年),頁30;轉引自朴福仙:前引書,頁291。[/blockquote]
四、大陸重點高校及其文史系所[blockquote]
(六)、大陸重點高校之殊相
綜上所析,中國大陸高校多達1,000所,學生數又呈激增趨勢,而在中國大陸教育經費十分短絀下,其校舍、圖書、師資、設備等方面自然無法隨之成正比急增,其辦學績效不彰,乃勢所必然。職是之故,中國大陸遂有重點高校之特殊現象,投入較多人力、物力、財力,以使重點大學成為「既是辦教育的中心,又是辦科研的中心。」自1954年至1979年,中國大陸先後確定之重點高校,計有98所。
名列重點高校者,雖大都為中國大陸著名學府,惟仍有「重點不重」學術水準特低者﹝江西農業大學即是一例﹞,以教學、科研儀器設備而言,若干重點高校亦不太好,甚至數量不足,殘缺不全,陳舊落後,若與世界先進國家著名大學相比,縱如中國大陸少數最有名之重點高校,仍然尚有甚大差距。
由於「書讀得越多越愚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文科危險」,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中國大陸重理工商輕文,重點高校理科教學科研儀器設備尚且如此,更遑論歷史、語文、文學等學門文科教育所需之圖書設備。[/blockquote]
(七)、大陸高校文史系所并專業數之估算[blockquote]
基於以上各種背景分析,本研究以中國大陸重點高校中之北京大學等18所綜合院校并北京外國語學院等3所外語院校為主體,次及其他重點高校中設有歷史、語文、文學等系所并專業者,又次方為非重點高校﹝亦即一般高校﹞中設有上述系所及專業者。茲先臚列前二者如次:[/blockquote]
6      1995年中國大陸綜合并外語重點高校設置
歷史、語文、文學系所及專業數一覽表
[blockquote]
類別
校名
歷    史
專業
專業
專業
18
 
 
山東大學
1
4
1
1
1
3
中山大學
1
1
1
1
1
4
中山大學
1
1
1
1
中國人民大學
2
3
1
1
1
3
中國人民大學
碩1
5
碩1
4
碩1
4
中國人民大學
博1
2
內蒙古大學
1
1
2
3
1
2
內蒙古大學
2
2
2
2
四川大學
1
3
1
2
1
3
北京大學
1
2
1
5
4
19
西北大學
1
3
1
2
1
1
吉林大學
1
2
1
2
1
3
吉林大學
1
1
1
東南大學
1
1
武漢大學
1
4
1
2
3
6
武漢大學
7
7
南京大學
1
2
1
2
1
6
南京大學
5
5
1
1
1
1
南開大學
1
3
1
2
1
3
湘潭大學
1
1
1
復旦大學
1
2
1
4
1
4
復旦大學
1
1
廈門大學
1
1
1
1
1
1
雲南大學
1
2
1
2
1
4
新疆大學
1
1
2
7
1
2
蘭州大學
1
2
1
1
1
2
3
上海外國語學院
9
14
上海外國語學院
1
北京外國語學院
9
47
北京外國語學院
5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3
10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2
18
12
51
18
8
46
44
18
150
[/blockquote][blockquote]
資料來源:據黃政傑等:《大陸重點高等學校現況調查研究》(台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民84年)整理、計算并繪製而成。
上表顯示:截至1995年,中國大陸18所綜合并3所外語重點高校,合計設置31個歷史系所并51個專業,26個中國語言文學系所及46個專業,并62個外國語言文學系所與150個專業。
復次,其他重點高校設有歷史、語文、文學等系所及專業者,則如下表所列:[/blockquote]
7      1995年中國大陸綜合并外語以外重點高校
設置歷史、語文、文學系所并專業數一覽表
類別校   名
歷     史
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
碩研博研專業碩研博研專業碩研博研專業

 
 

 
 

 
 
上海交通大學11
大連理工大學11
中南工業大學12
天津大學11
天津大學11
中國紡織大學1
中國礦業大學11
北方交通大學12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學11
石油大學1
北京科技大學11
北京理工大學1
北京郵電學院11
西北工業大學11
西安交通大學12
西安電子科技大                學11
合肥工業大學11
西南交通大學11
成都科技大學11
同濟大學11
東北工學院
1
河 南 大 學
1
3
青島海洋大學
1
南京航空學院
1
1
哈爾濱工業大 學
1
2
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
1
1
重 慶 大 學
1
1
重慶建築工程學 院
1
1
浙 江 大 學
1
1
1
1
清 華 大 學
1
1
1
1
華中理工大學
1
1
1
1
華東化工學院
1
1
湖 南 大 學
1
1
華南理工大學
1
1
電子科技大學
1
1
小 計
3
3
34
3
33
北京師範大學
1
1
1
1
1
3
北京師範大學
2
華東師範大學
1
1
1
3
1
5
華東師範大學
2
1
小 計
2
4
2
2
1
4
2
8
北京林業大學
1
1
小 計
1
1
華西醫科大學
1
1
小 計
1
1
國際關係學院
1
1
2
3
國際關係學院
2
小 計
1
1
2
2
3
中央民族學院
1
3
3
9
1
2
中央民族學院
2
1
7
1
2
小 計
1
2
1
3
3
7
1
9
1
2
2
合計36159811741748
[blockquote]
資料來源:同前表。
說明:研究所未言明為碩士班,抑或博士班者,以碩士班計。[/blockquote][blockquote]
由上表得知:1995年中國大陸理工、師範、農林、醫藥、政法、民族各類別重點高校設置歷史、語文、文學系所并專業者,合計10個歷史系所并5個專業,18個中國語言文學系所及17個專業,以及48個外國語言文學系所與48個專業。
綜之,兩者併計41個歷史系所并56個專業,44個中國語文系所及63個專業,110個外國語文系所與198個專業,總計195個文史系所與317個專業。
至於非重點高校所設置之上述系所并專業數,一因學校數多達近千所,一因筆者身邊並無其概況 / 簡介等相關資料,目下尚無法計算出來,容俟他日蒐獲相關資料時,再予補算。[/blockquote]
五、結論[blockquote]
綜合以上七個面向之分析,吾人或可暫時獲致以下之初步結論:
一方面在中國大陸教育經費長期殿後之大環境下,大陸高校經費亦呈長期短絀之困境;另一方面,自文革後,大陸高校學校數大量激增至1,000餘所,甚且1978年一年內即激增194所,增加率高達48.02%,平均不到兩天迅即增加一所新高校1983-85年,每年平均增加100所新高校,大約「三天增加一所新大學」。隨著大陸高校數之急增,其每年招生人數亦大致呈遞增趨勢。然而大陸教師人數及其工資收入指數,卻無法與前二者成正比大幅增加,其校舍、圖書、設備等方面,亦無法隨之成正比急增,其教學績效不彰,乃勢所必然,甚且尚有「重點不重」學術水準特低之重點高校,更遑論與世界先進國家著名大學相比。
1995年大陸近百所重點高校文史系所及其專業數,即多達41個歷史系所并56個專業,以及44個中國語文系所及63個專業,110個外國語文系所與198個專業,兩者總計195個文史系所并317個專業,倘若併計其他近千所非重點大學所設置者,約略估算則可能高達近2,000個文史系所與3,000多個專業,如此眾多之文史系所及其專業,其教研水準自然極為參差不齊,鮮有可達國際著名大學之水準者。
職是之故,中華民國教育部暨其他相關政府機構學校倘欲檢覈并採認中國大陸地區普通高校歷史、語文、文學等系所所核發之學歷證明 / 畢業證書 / 學位文憑,則仍須投入更多之人力、經費與時間,訂定下列三大類評量標準:(一)上述系所之學制,包括其學生 / 研究生之入學資格、入學程序、修業年限等;(二)上述系所之課程設計、必 / 選修課程之規劃、學分數、修課條件、課業要求及其學生 / 研究生畢業所需條件(requirements)等;並(三)上述系所暨其所隸屬文學院之學術水準,包含其師資結構(人數、職級、年齡、學經歷、學術著作、教學及評量方法、待遇、地位、)、圖書期刊(一般及專業圖書期刊)、非書資料(縮影資料、光碟、磁碟、影碟、資料庫、視聽資料)、設備(校地、校舍、教室、圖書館﹝室﹞、檔案室、儀器、)、出版學術刊物(綜合性、專業性、校內出版物卷期數、發行量、刊載文章或專書之水平、)、以及其風評(自我評量并校外評鑑﹝教育行政體系、學術團體、傳播媒體、一般大眾、﹞)並參考中華民國教育部高教司:《大學院校教育評鑑》(民82.1)所列評量標準,同時參酌中國大陸國家教委會等教育行政單位對其所屬普通高等學校之評鑑標準,及其每年公佈一次之大陸高校名單,再從事實地并全面之參觀訪問調查研究,方能建立一份具有客觀性、公正性、公信力之《中國大陸普通高等學校文學院專業認可名冊》
中國大陸教育變革、問題及其癥結初探[/blockquote]
壹、前
一、研究動機和目的
  自西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統治中國大陸以來,到一九八九年,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來,中國大陸教育問題叢生。是年三月,中共召開「人大」和「政協」,其討論主題之一,即為教育問題。中共總理李鵬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更以大量篇幅討論中國大陸教育問題。中共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映,也承認中國大陸教育發展,較其他方面落後許多。鄧小平並承認:中共過去十年來,所犯下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教育問題。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也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審備,並於次年七月,召開「中國大陸教育問題研討會」,總共有六十餘位中外學者與會。政大客座研究教授呂俊甫先生,並已在同年五月的《中國大陸研究》月刊,發表一篇宏文-「中國大陸教育的根本問題-以親訪大陸所獲資料論析大陸教育素質」,以其「親訪大陸所獲第一手資料,分析大陸教育的根本問題,亦即其素質問題。」(註一)
從上所述,中國大陸的教育問題,可說已成台海兩岸共同關注的論題,亟待探討分析。本文即擬就近四十年來,中國大陸教育發展的大勢,分析此大問題的癥結,進而提出可能解決這大問題的關鍵。
二、研究範圍、方法和限制
  本文研究範圍,在時間上,上自一九四九年,下迄一九八九年,長達四十年之久;在空間方面,以中共政權有效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地區為限,不包括外蒙和台海地區。但因資料限制,無法涵蓋全部地區和時間。
本文鑽研初期,原擬採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方法中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法」,(註二)藉以分析所得資料,但因本文所據資料,除時人研究成果外,以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所出版的報章、雜誌為主,但在當前國家處境特殊和政府管制大陸出版品政策的限制下,無法取得比較完整的抽樣(sampling)所需的群體(population),進而決定完整的類目和分析單元,也無法分析其效度和信度,所以仍採一般史家所常用的史學方法。加以能夠運用的時間十分有限,雖曾請國立中山大學兩位工讀學生花費一個月時間,在中山學術研究中心,代為影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大公報》(香港)、《紅旗》等有關中國大陸教育資料,再由內人吳倩蕙代為剪貼、整理、分類、勾畫重點,但仍無法一一詳加閱讀、分析,只能挑選出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資料,以為佐證,故名為「初探」,容他日再作增補。
大陸機關報章雜誌及香港左傾報章,一向報喜不報憂。但大陸教育問題的嚴重性,已迫使上述報章雜誌不得不時常加以討論,自此一觀點而言,其所透露出來的負面資料,可信度應該相當高。在此,筆者特鄭重呼領政府開放大陸出版品進口,也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中心及中央圖書館漢學研學研究中心等單位,開放「特種資料」,好讓學者能夠獲取較為完整的資料,才能提昇國內學術研究水準,也才會有較為客觀的研究成果。
貳、中國大陸教育四次大變革
  四十年來,中國大陸教育體系不斷變革,其中較大變動的,共有四次,每次都造成相當大的混亂,也產生許多問題,茲略述如下:
  (一)文革前的「學習蘇聯經驗」:一九五二-五八年間,中共教育大量模仿蘇聯。一因中共已由落後邊區領袖,變成全國執政黨,教育新形式必須要能適應更加複雜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一因理論上,西方英美科技精華已為蘇聯所吸收消化,直接模仿蘇聯是最快和最好的方法。(註三)乃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公佈「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強調教育要為工農開門,並注重技術教育。次(一九五二)年,又學習蘇聯經驗,對高等學校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與「教學改革」,公佈教學計畫,分設高等教育部和教學研究組。一九五三年更實施「向古雅麗學習」運動,教育學生要勇敢地死亡!(註四)
  中共大量採用蘇聯模式,俄化的結果,使中國通才知識份子轉變成現代專家,切斷了中國士人和任官的傳統連結,減少了專家的研究廣度。(註五)
  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乃是中共沒有考慮蘇聯體系的缺點,或它是否適合於各方面均較不發展的中國科學環境,即一味模仿蘇聯;同時,中共決策者,接受蘇聯建議,集中科學研究於專業化的研究所,而非大學。(註六)
  文革時,中共也自認此時的教育改革,乃是「照搬了蘇修的一套」,削足適履,格格不入,不是「徹底的革命」。(註七)以致當時毛澤東也不禁感嘆地說:「你們管教育,教育部是蘇聯教育部,還是中國教育部?教育為什麼不用老解放區的東西為藍本? 」(註八) 「重工業部門,文教部門抄蘇聯已成為了習慣,……工業部門,教育部門抄得厲害。……教育工作的教條主義也相當厲害,對於老區經驗沒有總結。」(註九)
(二)文革前的「教育大躍進」:一九五八年中共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十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政策,於是為結束蘇聯的直接影響,並開始新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教育制度的改革上,也來一次「教育大躍進」。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中央中委會和國務院聯合發布「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註十)要求批判、改革過去忽視政治、中共領導和生產勞動的錯誤,並對抗「為教育而教育」,「勞心勞力分離」,「教育只能由專家領群」等資產階級觀念。正式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強調要推行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教育制度;並規定各省市中共黨委及政府,有權對新學制進行典型試撿,以便取得經驗後,在全大陸推行,企圖將大陸教育,從俄化道路轉向毛化道路。(註十一)
此一期間,採用毛澤東「兩條腿走路」策略,因為它是能在合理期間內普及農工群眾教育的唯一方法。同時使用現代和傳統方法,以保證完成「多、快、好、省」的效果。傳統方法即是採用共黨延安經驗的精神和方式。所不同的是:現在整個社會和經濟正被動員起來。
  此時,由半工(農)半讀制學校和業餘學校,負責快速普及大眾教育和提昇工農技術水準,要在一九五八年後的三-五年內根除文盲,普及小學,每一農業生產合作社將有一所中學、托兒所、幼稚園;由全日制學校負責提昇教育品質,期能在十五年內,使每位夠條件而想接受大學教育的人如願以償,同時提昇大學品質。全國單一教育目標,在訓練具有社會主義意識和文化的勞工。
  為加強中共領導統御各級學校,設立學校常委會,以政治直接領導教育,教師升遷首重政治成分、知識水平和實際能力;學生評量首重政治覺醒和實際能力。
  各級學校課程引進生產勞動科目,每一位學生都必須參與勞動,為促進新工讀運動,在地方政府指導和協助下,學校開始經營農場和工廠。
  一九五八年,據說有六、○○○萬人參與消除文盲高潮,小學如雨後春筍般激增,到了一九五八年九月,三三七、○○○所新小學設立,小學生由一九五七年約六、四○○萬人,激增到八、四○○萬人或九、二六○萬人,小學總數將近一○○萬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以「民辦學校」方式完成,「民辦」方式也應用於中學,特別是農業中學,是此期一項革新,而最有創意且成功的實驗,就是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註十二)
  此時,「三三輪換制」被引介到高等教育機構,一九五八年採行大學入學新方式,取消原有大學聯考,恢復一九五二年前的個別考試,並增強政治標準,作為大學入學條件。
  科學計畫完成年限,則由十二年縮短為五年,研究機構競相超越進度,數百新研究機構設立,數千新計畫被推進,數千技工成為工程師或技師,數千農人成為科學家。(註十三)
  教育大躍進的結果,卻使大陸教育形成「亂、楷、偏」的狀態(陸定一評語),「學生程度每況愈下,比不上北洋軍閥和國民常時代好的學校,主要原因是領導不堅定,誰說什麼就改什麼,下面反映程度高了就砍,減了還是有意見,不滿意,似乎提高一點深一點就是不行。」(註十四)
  (三)文革時的「教育大革命」:中共於一九六六年推展「文化大革命」時,又發動一次「教育大革命」,強調「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表示「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宣稱「要把宣揚剝削階級世界親的一切舊教材統統埋葬」,「要摧毀從孔夫子以來統治了幾千年的剝削階級舊的教育思想影響」,(註十五)並且實行「停課鬧革命」,挑動學生鬥爭教師,攻擊專家學者,使大陸文化教育界立刻造成一片混亂和真空的現象。(註十六)
  在「文革」時,中共中央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發布「關於改革教育制度的初步意見」,強調要認真實施半工半讀制,同時要求:全日制中等學校改為半工半讀制,大學也改為半工半讀制;都市大學學校遷移到農村及郊外,先將文科轉移到農村,以加強勞動,當時大陸高等學校校長被毛派扣上「反對半工半讀制」帽子的,共有北京大學校長陸平,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等。(註十七)
  文革十年浩劫,由於中共推行的「教育大革命」,縮短學制,改變體制-實行軍事編組、建立政工部門,廢除考試,精減課程,改編教材,實行工管、軍管,迫使大陸學生的文化學習陷於自流,並使有些地方形成:學校無制度,教學無計畫,教師無教案,學生無課本的現象。(註十八)
  文革使大陸教育水準更加普遍降低,以致大陸教育界,於一九七五年曾掀起一種論調,認為自文革以來,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方向扭回去。(註十九)無疑地,中共在文革十年期間,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以致使得大陸文化混亂,教育低落,形成「文化真空」和「教育斷代」(中共評語)的現象。(註二十)
  (四)文革後的「教育大改革」:一九八年一月,中共教育部舉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當前教育戰線要抓好八項工作:(1)大力加強學校思想教育政治工作、(2)繼續普及小學教育、(3)推行中等教育結構的改革、(4)集中力量辦好重點中小學和重點中等專業學校、(5)發展高等教育、(6)積極發展國際間的科年文化交流、(7)加強邊疆民族地區的教育工作、(8)發展成人業餘教育。(註二一)期以培養合格人才,支援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化建設」。
  同年十二月,中共召開「全國教育工作座談會」,認為由於文革十年浩劫,教育事業元氣至今尚未完全恢復,遺留問題很多,仍然處於休養生息的恢復階段,「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任務很重。(註二二)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聯合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研討「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顯示中共已感到過去教育改革的失敗,輕視知識的惡果,並嘗試解決一些嚴重的教育問題。
  中共在「二○○○年中國的教育」研究報告中,就指出四項主要問題。
(1)中小學遍及大陸城鄉,但合格師資和教學設備嚴重缺乏,教學水平仍然很低;
 (2)職業技術教育和中等專業教育發展緩慢,技術崗位職前培訓未形成制度,職工素質較  低;
 (3)高等教育發展很快,但結構比例(率)失調,學校平均規模小,效益差,質量參差不  齊;
    (4)教育經費的增長太慢,與教育事業的發展相脫節。(註二三)
以上四項主要問題,前三項係指各級教育的現況,而後一項乃足大陸教育普遍性的問題。當前大陸教育體制的改革,除面臨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外,還有教育觀念不重,教育質量欠佳,教材教法欠妥等問題。足見目前大陸教育的狀況,距「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尚遠。(註二四)
參、中國大陸教育問題面面觀
近四十年來,中國大陸教育問題多多,論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分析其原因,仁智互見,歸納各家說法,較為嚴重的,約有下列各種問題: (一)教條主義、(二)教育經費、(三)教師質量、待遇、地位、(四)圖書設備、(五)課程設置、(六)教材編寫、(七)教學方法、(八)升學主義、(九)行政管理、(十)成績評量、(十一)五育成果、(十二)質量差距、(十三)學生棄學等。茲分述如次:
    [li]教條主義: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發表「關於教育問題的談話」,指出:「我們的教育正存在著很多問題,其中主要的問題是教條主義。以教育制度來說,我們現在正在改革,現行的學制,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很多是不好的,學生讀了本還是課本,學了概念還是概念,別的什麼也不知道。……採取的教學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啟發式;考試的方法是把學生當敵人看待,舉行突然襲擊。……現在夠多改革還有很多困難,有很多人就不贊成,目前贊成新方法的少,不贊成的多。」(註二五)
    在中國大陸各級學校,按照中共規定,星期二下午為政治學習時間。完全由上級布置,學校照辦,毫無自主權。學習方法是「滿堂灌」,一般是先唸上級發下的文件,更多的時間是唸報紙,然後,大家輪流發言,多半只是重覆報刊、電台宣傳過的觀點。許多學生認為政治理論課枯燥乏味,老師也有一套對付的辦法,就是:「熬、混、耗、溜、應付。」而一九八八年年底的國家教委會第十五次全委擴大會議,卻仍然要求高等學校,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學校管理和整頓秩序。會議認為,做好學校的各項工作,關鍵在於要切實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黨團組織的戰鬥作用。(註二六)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曾彥修在「十年辛苦不尋常-我們終於跳出了教條主義與僵化模式的框子」一文中,總結說:……我們在斯大林的教條主義之外,又加上了我們自己設置的一些教條;在斯大林的僵化模式之外,又加上了我們自己的一些僵化模式。因此,我們走過的彎路與遭受的損失要遠比斯大林給蘇聯造成的損失為大(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如果再背著中外教條主義和中外僵化模式這兩個沈重的十字架前進,那麼,再過四十年我們的成績也不會很大。(註二七)[/li][li]教育經費:[/li]
[blockquote]
中國大陸教育經費,長期短絀不足,而普遍發生隨便壓縮和任意挪用的情事。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北京《光明日報》即指出:按每人平均的教育經費計,一九七五年美國為四七一.四美元、日本為二四七.七美元、埃及為十八美元、印度為三.九美元、而中國大陸只有二.七美元。同年十月九日[/blockquote]
[/table]
香港《大公報》報導:目前大陸有一半學校除了教師工資外,連一毛經費也沒有;很多學校,除了教師、學生和幾冊課本外,一無所有。大陸教育經費特別低,在世界上倒數第三!
  大陸知識份子何博傳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發表專文指出「中國教育潛伏危機」,其要點之一:一九八二年,大陸人均教育費,只有人民幣一一.二元,還不夠買張學生桌用,為世界上十四個人均教育費不足十五美元的國家之一。
  中共前教育部部長何東昌,於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在「全國普通教育工作會議」上更坦白指出:教育經費和起碼的辦學條件得不到保證。學校危屋面積,小學佔一二.五%,中學佔一%。
  根據一九八五/八六年的UNESCO《統計年鑑》,一九八五年,中國大陸教育經費,只佔GNP的二.七%;而同年匈、捷、保、蘇、南等共產國家,分別為五.四%、五.一%、七.○%、七.○%和三.四%。(註二九)可見中國大陸教育經費之低,為這些共產國家中的「冠軍」;甚至中國大陸全國比較教育學會副理事長、研究員金世柏更明白指出:「一九八五年世界各國的人均教育經費,中國是居於最低水平的。」(註三十)是年,世界各國教育經費佔GNP平均如下:全世界為五.七%;已開發國家六.一%;發展中國家四%;亞洲四.六%(註三一)
  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的香港《大公報》,就以「永恆的問題」來形容中國大陸教育經費問題,報導大陸政協委員每次會議都昐望中共政權切實辦點事,希望能夠切實解決一些問題。(註三二)同年九月的北京《光明日報》,也特別開闢一個「關於教育經費問題的探討」專欄,連日刊登多篇文章,研究如何解決此一大問題。
  近年世界各國和地區的人均教育費,美國為九九六美元,加拿大九四七美元,法國五八四美元,日本五五五美元,新加坡二四九美元,香港一九四美元。而中國大陸一九八五年只有八美元,一九八七年更降為六美元。(註三三)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六日,中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教育組」組長吳福生,也在《光明日報》「教育部」所邀請的「教育經費問題座談會」中,剖析當前中國大陸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所面臨的兩大難題,其中之一就是教育經費嚴重短缺,中小學教育經費大部分用於人員經費,公用經費所佔比重下降,真正用於教學活動的公務費、業務費所剩無幾。據抽樣調查,中學每年生平均只有五元多人民幣,小學每年生平均僅一元多錢。(註三四)
  中共政權成立後,將近三十年時間,教育經費只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四-七%,而擠佔教育經費的現象又十分普遍。例如:一九八八年,各級幹部為吃喝玩樂,共花了六○○多億元,比一九八九年教育經費和城市建設的費用,還多出廿七億元。近年各級幹部的類似花費更高達八○○多億元,相當於三年多的教育經費!(註三五)
  大陸教育經費已是嚴重短缺,而地區分布更是十分不合理:佔大陸總人口八十%的廣大農村,卻只能分配到一○%的教育經費!(註三六)
  又根據何祚麻、茆俊強「我國教育經費是否超過同等經濟發展程度國家的平均水平」(《紅旗雜誌》一九八八年第九期,頁一三-二一),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八三年,這三二年期間,中國大陸「預算內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率(詳見下表)一直在三%左右徘徊,除個別年份(如一九六○年是三.二三%)
外,從未突破三%的界限。「十年內亂」〔文革〕時期,則大都低於二%。
 
   (三)教師質量、待遇、地位:中國大陸教師質量欠佳,待遇偏低、地位低落。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六日,北京《人民日報》透露;大陸中小學教師,大專和中師畢業的佔三分之一左右。不少教師是「中學程度教中學,小學程度教小學。」而高等學校的教師,不但有「教授不教,講師不講」的現象。而且有些教師紛紛想離開學校,成為「流師」。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何博傳也指出:大陸全部教師中,約有三分之一是不合格的。達三○○萬人之多,以玫造成可怕的惡性循環:不合格教師教出不合格的學生。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日,政委方明也於政協小組討論會說:「當前我國中小學教師存在數量不足(「七五」期間約需增加二○○萬人),質量不高(以學歷論,不合格的教師,小學約為三七%,高〔初〕中約為六一%,初〔高〕中約為七四%);學科不全(音、體、美、外語教師奇缺,相當一部分學校不能開齊規定的課程),骨幹教師不穩(學歷高、能力強的教師大量外流),后繼乏人(優秀學生不願報考師範學院、師範院校畢業生不願當教師)等嚴重情況。」(註三七)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的《人民日報》(北京)(第三版),有篇錢偉長的「從課外讀物說到國民教育」。文中有一段話,可見大陸師資的一斑:
……有些教師自己的文化素質就差。我聽一位中學生說,他的一位語文教師講《阿房宮賦》,說「阿房宮是秦朝開始建造到唐朝最后(後)完成",給項羽一把火燒了。」以這樣的教學素質,怎麼去培養合格的國民?
  由於教育經費不足,教師及一般教育工作人員的「工資」。自然偏低;加以額外的獎金少,中小學教師的收入還不及工廠中的工人,大學教師的收入,尚不及修自行車的文盲,乃有人大嘆「知識貶值」,「樣樣都漲價,只有教師和廢品跌價。」
據「政協」委員千家駒指出:目前大陸小學教師待遇只相當於香港小學教師的一%,大學教授的待遇相當於香港約五十分之一。無論大中小學教師的「工資」,若按實際購買力,都不到抗戰前中國教師的十分之一。(註三八)
  有的大學副教授只拿人民幣六、七元「工資」,還是助教的薪級。(註三九)
  據中共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七年的統計,中國大陸有關國民經濟的十二個行業,其職工月平均工次為一二三.七元(人民幣),而「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視事業」職工月平均工資只有一一三.五元,比上述十二個行業職工平均工次還低一.二元,排列倒數第二位。此外,當時中國大陸民辦學校教師三六萬人,待遇最低,每月工資只有一八-二元。(註四十)教師住房條件差,生活清苦。(註四一)
  一九八八年,大陸流行的一句順口溜說:「手術刀不如剃頭刀,原子彈不如茶葉蛋」,正是知識份子待遇偏低的寫照。(註四二)北京師院有位畢業生,分配在房山中學當教師,工資和其他補貼加上一起約一○○元,但與他在工廠工作的「愛人」相比,約少一半,逢年過節獎金、獎品差得更多。北京市宣武區康樂里小學有位美術教師,月工資八多元,他外流改行,當了服裝設計師,月工資一下子提高到二四元。(註四三)
  大陸教師由於負擔過重、年齡老化、醫療費少等因素,部分城市中小學教師健康狀況不佳,患病率少則五三%,多則甚至高達一○○%。(註四四)即使北京中小學教師,也出現了「看病難、吃藥難、住院難、轉院難、報銷難」等問題。(註四五)
  由於大陸教師本身訓練不足,加上待遇偏低,其社會地位自然低落,連師範生的身分也不如普通大學生,因此有人主張將師範大學改為綜合大學,以提高師範生身價。許多地方的中小學也發生「流師」現象,不少教師在「教書倒霉論」影響下。棄教從工經商。據某市抽樣調查,有五七%的教師,因種種原因不安心在普教系統工作。(註四六)
  一九八八年九月廿九日的《光明日報》,刊出應乃爾、馬黎的「全社會都應關心教師-讀《教師學》」,文中指出:
  目前,全國各地教師當中出現了種種問題,有的教師被侮辱毆打,有的學校停課,教師率領學生賣菜果,還有的教師棄教開店面、賣茶葉蛋等,引起社會的關注和不安。(註四七)
  可見中國大陸教師待遇菲薄、隊伍不穩定的嚴重性。
  (四)圖書設備:目前大陸各級學校,圖書普遍不足,大學圖書館藏書不多,國外新近書刊尤其缺乏。中學圖書少,小學更少,很多中小學未設圖書館。教學所需的儀器設備,亦多不齊全。(註四人)
  中共前教育部長何東昌,曾於一九八三年三月指出:學校危屋面積,小學佔一二.五%,中學佔一%。大陸尚缺課桌椅五千五百萬套。實際議器設備嚴重不足或一無所有的學校,中學佔八○%,小學佔九○%以上。(註四九)
  校舍不足,危屋眾多,是中國大陸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根據一個曾「在大陸生活三十五年,其中有十年在高中、大學及其他學校,對中共的教育並不陌生」署名為韌鋒的見證:
……難怪我在各地見到的農村學校,破爛得目不忍睹。由於教育經費不足,且被挪用,很多地方的學校甚至連最基本的設施也沒有。我在黃果樹就見到一群小學生自己搬著板凳去上學。
  江西這個窮省,一九八五年九月前的十八個月內,共進口一、五○○輛轎車(六○○萬美元),而江西省曾一再發生校舍危屋塌下,造成師生傷亡的事故。僅一九八七年一月南昌縣一校舍倒塌,就活活壓死二十八名學生。(註五十)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國教育會計學會秘書長禹厚祺。在「經費的增長還不能適應教育事業的發展」文中。也提出一些數據。可印證上述嚴重教育問題:
  ……按國家規定額計算,中小學缺校舍七、五○○萬平方米,高等學校教學、科研用房十分緊張。學生宿舍擁擠,教職工住房不足。大多數地方中小學現有校舍年久失修,不少學生至今仍在祠堂、廟宇和危屋中上課,目前中小學尚有危房四、五○○萬平方米,塌房死傷師坐事故時有發生。
  教學儀器設備短缺。目前,全國僅有四七%的中學和六%[的]小學建立了實驗室,按教學要求基本配齊實驗儀器的中小學不到一○%目前中小學尚缺木製課桌凳一、三○○萬套。除少數重點大學外,高等學校的設備不僅數量不足,而且陳舊落后。不能適應教學、科研的需要。(註五一)[table=100%,,,0]

中國大陸有些地方小學,窮到憑「三個一」教學。即教師一張嘴、一支粉筆、一塊黑板。又據一九八八年政協委員周克定的透露:「有的中小學困難到無錢支付水電費、粉筆費用。武漢市二百多所中小學無體育設備。只有一所中學有跑道,單、雙槓全沒有。」(註五二)
  (五)課程設置:中國大陸學校課程「少而粗鬆」,乃是文革後的普遍現象。文革前,毛澤東對於教學問題,就曾經提出若干意見:「現在課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近視眼天天增加,設備不好,光線不好」;「書不能讀太多,……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註五三)
  此後,中國大陸課程設置,就以「精簡減少」為目標。刪繁就簡,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理論聯繫實際和少而精的原則。有一中學,「毛澤東思想」課,竟達授課總時數的二分之一。(註五四)
  目前,中學無選修科目,大學選修科目少,且重理輕文,(因「文科危險」),不少高中將理科視為重點班,學業成績較優者編入理科班,否則入文科斑,小學至大學都偏重書本知識,課外活動不足。職業課程不受重視,致職業高中報考者少。(註五五)
  大陸高校課程,由於中共堅持「政治掛帥」,文法的內容,大都涉及政治性,甚至哲學也不例外。例如,所謂「正統的馬克斯主義哲學」,中共一直奉為「良方哲學」迄今仍佔據大陸高校講壇。中共還沒有產生根植於民族土壤而令人可以接受的新哲學。(註五六)
  (六)教材編寫:大陸學校教材內容「貧乏空洞」,文革時,猛批舊教材,濫編新教材。(註五七)按照「破舊立新」的教條去進行。結果「舊教材」全被廢棄,「新教材」並未編出,只得以「毛澤東著作」,「毛語錄」作為「基本教材」。文革後,「新教材」遲遲未能編出,大專院校的教科書,只得大都採用文革前的重版,以致造成當前大陸知識的老化。(註五八)
  一九八年秋季開始,大陸中小學全部使用「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學的全國通用教材」。近年來,這部通用教材卻產生兩種矛盾問題:一種是「五五制」的普通學校感到內容深,份量重;另一種是「六六制」的重點學校卻感到冊數少,不夠用。
  一般說來,大陸學校教材,內容陳舊枯燥,與實際生活脫節,不易學以致用。小學、中學教材量多質劣,學生難以消化。大學教材偏重課內筆記,缺乏參考書刊。政治教育由初中到大學,有八年之久,其教材不能引起學生與趣。(註五九)
  (七)教舉方法:大陸學校教學方法,文革時可說「光怪陸離」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如:「吃憶苦飯」,「押地主上課堂」,「用手積肥」,「官兵互教」,「師生評教評學」等。
  各級學校,特別是小學,大都具有多種矛盾:重高年級與輕低年級,重尖子與輕差生,重難題與輕基礎等:思想政治課程教學方法更不恰當,「蠻辦法不行,老辦法不靈,新辦法不明」。
  大體來說,教師教法刻板,學坐學習被動。從小到大,幾十年一貫的「講光抄、背多分」呆板枯燥的教學力法,使學生缺乏自動和獨立研習的能力。要是有老師使用「滿堂灌」以外的非填鴨注入式教學方法,不是被學生罵,就是學生不能習慣。(註六十)
  (八)升學主義:教育大躍進時,中共採行「兩條腿走路」政策,一方面藉半工(農)半讀制學校和業餘學校,以普及教育數量,一方面藉全日制重點學校,以維持並提昇教育品質,重點學校乃成大學預備班,普通中等學校以升學率區分為三類:升學率在七-九○%的學校,即被選定為重點學校,可獲最好師資、經費、設備、學生,一九六年代初期,中學排名制度普及全國,學校師生和教育當局,競相爭取成為重點學校。(註六一)
  目前,大陸中小學的教學,幾乎全以升學為主要甚至唯一目標,尤其是高中的教學,受此目標之影響最鉅。學校和班級之優劣,亦以其升學率之高低,作為評斷之準繩。(註六二)
  湖南師大文史研究所教授林增平,就指出中共對義務教育的普及不重視,只注重辦好大學。青年人考上大學包吃、包教、包分配,「入了大學門,就成為國家人」,所以形成片面追求升學率。
  (九)行政管理:外行領導內行,一直是大陸教育的特色之一,特別是在教育大躍進之後,「教育只能由專家領導」,「為教育而教育」,「勞心勞力分離」等資產階級觀念,大受挑戰。中共加強領導各級學校,設立學校黨委會以政治直接領導教育。中共中央於一九五八年召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必須由共產黨領導。」(註六三)文革以來,這個方針並未改變,只是最初未提「由共黨領導」,而後來則強調「由工人階級領導」。以「工人階級」組成「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代替中共佔領統治各級學校。
  目前,大陸不少教育行政幹部(如教育局長),不懂教育。各級學校校長權責受制甚多,管理領域狹小,大學系主任亦然,自主權有限,發展空間太少,行政效率低落。(註六四)
  (十)成績評量:一九五二-五八年俄化時期,大陸學校廢百分計分法,改採俄式五分計分法。在文革初期,則又廢除五分制,部分恢復百分制,後又提出「評定學生成緝要廢除百分制」的主張,特別是對於「毛澤東思想」課之學習成績的評定,不用分數評定,而採用評語和「講用會」方式,並著重學生平時的政治表現。
  學業考查制度,分為「開卷考試」、「閉卷考試」和「實際操作」等三種形式,並曾於一九五三年在高校推行以口試代替筆試的考試方法,到一九五六年部分課程又恢復筆試。
  招生考試制度則常有改變,一九五八年取消原有全國聯合大學入學考試,恢復一九五二年前的個別考試,並增強政治標準,作為大學入學條件,依其各人家庭背景而定,工農出身和革命幹部優先入學,甚至不必參加入學考試,只要推薦,即可入學。工農出身入大學者,一九五一年十九%,一九五七年三六%,一九五八年四八%,一九五九-六年五○%。(註六五)一九五九年又恢復全國聯合大學入學考試。一九六六年則又改為以「推薦和選拔相結合」的方法。
  (十一)五育成果:雖然小學至大學都有「三好」(德、智、體三育都好)學生的選拔,表面上三育並重,但實際上仍是狹隘的考試領軍的智育掛帥,德育偏重思想政治教育,流於說教。大陸並無「群育」(群性教育)及「情育」(情緒教育)之名,或謂「集體主義教育」,重集體(團體)和諧、集體利益及集體榮譽感,即為群育。美育雖然也有情緒教育的功能,但並未受到普遍重視,因此五育的成果,並不彰顯。(註六六)一九八七年,華東化工學院,就有三十四名畢業生因為成績差和思想品質方面的問題,被用人單位退了回來。(註六七)
  (十二)質量差距:一九八年十月十三日,中共前教育部長蔣南翔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曾坦白指出:「文革後遺症」至今還沒有得到解決,「長此以往,不但難以趕上國際先進水平,而且差距越來越大,這樣勢將危害「四化建設」。因為文革時的教育大革命,出現許多怪現象,使得「教育質量一落千丈」,形成「教育斷代」的局面。
  由於中國大陸人口眾多,學坐和學校也多,在量的膨脹方面非常驚人,例如:教育大躍進時,學生和學校數激增,一九五八年三三七、○○○所新小學設立,小學生由一九五七年約六、四○○萬人,突增到八、四○○萬人或九、二六萬人,小學總數將近一○○萬所。一九六年約有三○○○所農校,平均大約每公社一所,學生數達二九萬人。
  然而,在質的方面卻無法配合,兩者差距甚大。中共雖想藉「重點學校」以提高教育素質,但在經費、師資、設備各方面,無論是質或量,都被加強加重的「重點學校」,畢竟不多,百不及一,收效不宏。尤其是鄉村中小學,其素質較城市的中小學,相差更遠。
  所以,大部分農村父母,寧願送他們的小孩到縣城的正規全日制中學,而非離家較近的半工半讀制中學;他們也認為:與其送小孩到新的工讀中等農校,不如讓小孩在家全天工作,以貼補家用。
  (十三)舉生棄學:文革時,中共曾大造「知識有害」和「讀書無用」的輿論,藉以批鬥知識份子。近年來,因腦體倒掛,知識貶值,社會分配不公,「讀書無用論」又在大陸抬頭,以致學生認為「讀書多不如讀書少,不讀書也能掙大錢」,而紛紛棄學。
  上述現象十分嚴重,包括中小學生輟學,大學生厭學和研究生退學等問題。大陸中小學,近幾年來流失學生累計達五、○○○多萬人,平均每年約有一、五○○多萬青少年過早流向社會,致使大批文盲產生,造成社會勞動力下降,一九八七年大陸人口抽樣調查,文盲率仍達二.六。(註六八)
  自一九八七年以來,「厭學風」吹遍大陸各大學校園,各校學生都表現不同程度的「洋波」現象。「厭學風」正與「經商熱」、「社交熱」並行,許多大學生口將自己的「戰略重點」轉移到經商和社交上。因此,近年大陸大學生不但紛紛厭學,而且更逐漸退學離校。一九八八年四月-一九八九年三月,大陸有七○○餘名在校研究生退學,報考研究所人數,也正逐年大幅下降中。(註六九)
肆、結論-教育癥結
  一九八八年初,鄭仲兵在「百年大計教育為本」一文中,坦白指出:過去有人把教育看作是培養精神貴族,認為越有知識就越會脫離勞動人民,靈魂就越骯髒。並切中時弊地痛陳當前中國大陸教育問題癥結,在於領專和管理體制方面:(一)在垂直的封閉系統裡,各級政府利用行政權領群和管理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育依附於權力,失去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能力、無法成為獨立的社會實體;(二)教育機構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確立,仍有不少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視教育為單純培養道德、精神、知識的「消費事業」;(三)教育經費問題嚴重,影響教師隊伍的穩定和發展,甚至已是後繼乏人!呼籲中共必須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清醒地認識當前中國大陸教育存在的嚴重弊病,清醒地認識當代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戰略地位的變化,深化教育體制改革,以促進中國大陸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進步。(註七十)
綜上所述,或可發現:近四十年來中國大陸教育問題癥結所在-「四個堅持」:(一)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二)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三)中共領導教育→教育由工人階級領導。(四)學校是階級路線鬥爭的陣地。
中國大陸教育,以政治思想教育為主體。其目的表面上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群眾服務,實際上是為中共服務,尤其是為中共當權派服務,不久前,鄧小平所承認的這些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所指的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大陸教育在為中共當權派培養「黨的馴服工具」、「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其樣板就是雷鋒),並以政治說教製造盲從。(註七一)
  毛澤東說過:「書讀得越多越愚蠢,知識越多越反動。」(註七二)基本上,文盲越多(中國大陸文盲,一九八二年時約達二億四干萬;目前,估計已達三億,約佔全世界十億成人文盲的三分之一,堪稱是「文盲大國」(註七三)),盲從越多,越有利於中共的統治。因此,與其說中共不重視教育,不如說中共只是利用教育,以製造億萬順民和統治工具。
  一言以蔽之,近四十年中國大陸教育乃是爭權奪利政治的附屬品和犧牲品。只有讓政治的歸政治,教育的歸教育,中國大陸教育問題癥結,才可能有解開的一天。
[size=font-size: 14pt,14pt]附[size=font-size: 14pt,14pt]   [size=font-size: 14pt,14pt]註[size=font-size: 14pt,14pt]

1.[size=; font-size: 7pt,7pt]      呂俊甫,〈中國大陸教育的根本問題—以親訪大陸所獲得資料論析大陸教育的素質〉,《中國大陸研究》31.11(民國78年5月):37。
2.[size=; font-size: 7pt,7pt]      詳見楊孝榮,〈內容分析〉,在楊國樞等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上)、(下)冊,11版(台北:台灣東華書局,民國77年),809-31。
3.[size=; font-size: 7pt,7pt]      Suzanne Pepper “Education for the New Order,” in John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gen.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4 vols.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vols.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t.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ed.by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191.
4.[size=; font-size: 7pt,7pt]      Ibid,210;汪學文,〈共匪教育改革中的學制問題〉,《匪情月報》13.3(民國59年4月);汪學文,《共匪文教問題叢集》(台北市: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62年)(以下簡稱《文教》),52;白志忠著,《中共教育批判》(香港:自由出版社,民國44年),164-74,240-41。
5.[size=; font-size: 7pt,7pt]      Pepper, loc.cit, 199-200.
6.[size=; font-size: 7pt,7pt]      Suzanne Pepper, ”New Direction in Education,” in op.cit.,14:414.
7.[size=; font-size: 7pt,7pt]      《光明日報》(北京),1976年7月10日。轉引自《文教》,158。
8.[size=; font-size: 7pt,7pt]      1957年3月7日,毛對七省市教育局局長談話,載「北京市教育革命聯絡委員會」編印:《教育革命》,第七期(1976年6月),第8版。轉引自《文教》,157-58。
9.[size=; font-size: 7pt,7pt]      1958年3月,毛在「成都會議」上所講的話,轉引自《文教》,158。
10.[size=; font-size: 7pt,7pt]  全文見《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9月20日,第1版。
11.[size=; font-size: 7pt,7pt]  Pepper, “New direction in Education, ”400; 《文教》,52.
12.[size=; font-size: 7pt,7pt]  Ibid.,404-06.;王章陵著,《中共教育制度》(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8年),148-59,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13.[size=; font-size: 7pt,7pt]  Ibid., 400-11.
14.[size=; font-size: 7pt,7pt]  陸定一評語,1962年7月10日在中共宣傳部談〈普教十三年總結〉,原載《教育革命》,第4期(1976年5月,北京市),轉引自汪學文「共匪『教育革命』的前因後果」,載《文教》,36。
15.[size=; font-size: 7pt,7pt]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及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變教育制度〉,轉引自《文教》,18。
16.[size=; font-size: 7pt,7pt]  《文教》,18。
17.[size=; font-size: 7pt,7pt]  汪學文,〈大陸成人高等教育之改革與發展〉,《中國大陸研究》31.11(民國78年5月):29。
18.[size=; font-size: 7pt,7pt]  汪學文,〈八十年代中共教育改革之研析〉,《中國大陸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7年),48-51。
19.[size=; font-size: 7pt,7pt]  中共「北大清華大學批判組」,〈教育改革的方向不容篡改〉,《紅旗》12.(1975):5,轉字汪學文,〈十年來中共教育制度改革之研析〉,《中國大陸研究》31.6(民國77年12月),48-51。
20.[size=; font-size: 7pt,7pt]  汪學文,同上。
21.[size=; font-size: 7pt,7pt]  《大公報》(香港)1980年1月26日,轉引自同注18。
22.[size=; font-size: 7pt,7pt]  同注18,〈八十年代中共教育改革之研析〉,48。
23.[size=; font-size: 7pt,7pt]  《經濟日報》(北京),1985年11月9日,第3版,轉引自同注22,頁51。
24.[size=; font-size: 7pt,7pt]  同注22,頁51-52。
25.[size=; font-size: 7pt,7pt]  《毛澤東思想萬歲》(紅衛兵,1967年4月),引自《文教》,55。
26.[size=; font-size: 7pt,7pt]  桂挺宮,〈學校的政治學習要不要改一改?〉,《光明日報》,1988.12.1-1。
27.[size=; font-size: 7pt,7pt]  《光明日報》,1988.12.5.-1。
28.[size=; font-size: 7pt,7pt]  《人民日報》,1983年7月19日。
29.[size=; font-size: 7pt,7pt]  UNESCO, Statistical Year Book, 1985-86, N.Y. : U.N.,1988,轉引自陳安,〈通往通往中國民主之路〉,《探索徵文佳作選》(N.Y.:探索雜誌社,1990),17。
30.[size=; font-size: 7pt,7pt]  金世柏,〈關鍵在於轉變對教育的看法〉,《光明日報》,1988.9.27-2。
31.[size=; font-size: 7pt,7pt]  韌鋒,〈為當權派服務:大陸教育〉,《九十年代》(台灣創刊號),總244期(1990年5月):81。
32.[size=; font-size: 7pt,7pt]  《大公報》(香港),1988.4.4-1。
33.[size=; font-size: 7pt,7pt]  同注31,頁82。
34.[size=; font-size: 7pt,7pt]  吳福生,〈教育的首要地位應體現在的經費安排上〉,《光明日報》,1998.9.19-2。
35.[size=; font-size: 7pt,7pt]  同注33。
36.[size=; font-size: 7pt,7pt]  同上。
37.[size=; font-size: 7pt,7pt]  《人民日報》,1998.3.31-2。
38.[size=; font-size: 7pt,7pt]  張平力,〈又說教育—政協委員討論實錄〉,《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4.1-1。
39.[size=; font-size: 7pt,7pt]  中共《教育研究雜誌》2(1980):11。
40.[size=; font-size: 7pt,7pt]  《光明日報》,1988.6.3-2。
41.[size=; font-size: 7pt,7pt]  禹厚祺,〈經費的增長還不能適應教育事業的發展〉,《光明日報》,1988.9.14-2。
42.[size=; font-size: 7pt,7pt]  《大公報》(香港),1988.8.17-1。
43.[size=; font-size: 7pt,7pt]  李昌芳,〈外流:為什麼有教師想方設法擇高校—與教育人士談天錄(之一)〉,《光明日報》,1988.8.17-1。
44.[size=; font-size: 7pt,7pt]  《光明日報》,1988.7.20-1。
45.[size=; font-size: 7pt,7pt]  趙學禮,〈北京中小學看病難問題應予重視〉,《光明日報》,1988.6.22-1。
46.[size=; font-size: 7pt,7pt]  中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教育組」組長吳福生,〈教育首要地位應體現在經費安排上〉,《光明日報》,1988.9.16-2。
47.[size=; font-size: 7pt,7pt]  應乃爾、馬樂,〈全社會都應關心教師—讀《教師學》〉,《光明日報》,1988.9.29-3。
48.[size=; font-size: 7pt,7pt]  呂俊甫,前引文,38。
49.[size=; font-size: 7pt,7pt]  《人民日報》,1983.7.19。
50.[size=; font-size: 7pt,7pt]  韌鋒,前引文,82。
51.[size=; font-size: 7pt,7pt]  同注41。
52.[size=; font-size: 7pt,7pt]  《大公報》(香港),1988.4.4-1。
53.[size=; font-size: 7pt,7pt]  毛澤東,〈關於教育工作的春節指示〉,見紅衛兵編印:《參考資料》,26-28,轉引自《文教》,87。
54.[size=; font-size: 7pt,7pt]  《大公報》(香港),1969年7月7日。
55.[size=; font-size: 7pt,7pt]  同注1,頁38。
56.[size=; font-size: 7pt,7pt]  汪學文,〈當前大陸學生厭學與輟學之透視〉,《中國大陸研究》31.9(78.3):79。
57.[size=; font-size: 7pt,7pt]  汪學文,〈共匪教育改學中教學問題〉,《文教》,91-96。
58.[size=; font-size: 7pt,7pt]  汪學文,〈十年來中共教育制度改革之研析〉,《中國大陸研究》31.6(77.12):61。
59.[size=; font-size: 7pt,7pt]  呂俊甫,38。
60.[size=; font-size: 7pt,7pt]  呂俊甫,38-39。
61.[size=; font-size: 7pt,7pt]  Pepper, loc.cit.,421-22。
62.[size=; font-size: 7pt,7pt]  呂俊甫,38。
63.[size=; font-size: 7pt,7pt]  《紅旗》,第七期,1958年。
64.[size=; font-size: 7pt,7pt]  呂俊甫,前引文,38。
65.[size=; font-size: 7pt,7pt]  同注61,頁410-11。
66.[size=; font-size: 7pt,7pt]  同注64。
67.[size=; font-size: 7pt,7pt]  裘聲,〈『讀書無用論』再抬頭〉,《大公報》(香港),1988.8.21-1。
68.[size=; font-size: 7pt,7pt]  汪學文,〈當前大陸學生厭學與輟學之透視〉,《中國大陸研究》31.9(78.3):78-84。
69.[size=; font-size: 7pt,7pt]  鄭仲兵,〈百年大計教育為本〉,《人民日報》,1988.2.15-5。
70.[size=; font-size: 7pt,7pt]  韌鋒,前引文,81-83。
71.[size=; font-size: 7pt,7pt]  同上,81。
72.[size=; font-size: 7pt,7pt]  同上。
 


http://www.feu.edu.tw/edu/gec/linhuang/chinaedu/teachbook.htm#壹、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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