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瓮君：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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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记实
按语：文化大革命早已成为历史，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再也很少有人提起过那段曾轰动世界的历史了。但是历史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要想否定它，只能是徒劳无益。对于经历过和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每个人来说，那始终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要想从头脑中彻底抛弃自己的过去，以显示自己的超脱和明智，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是，结合自己在这三十多年来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重新检讨自己在那段历史中的行为，以求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反思，对那场影响深广的运动有个恰如其分的认识。这里将当年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记录整理出来，其用意在于展示自己当时也是一位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因而对文化大革命还怀着美好的憧憬。至于后来的发展多有不如所愿，则是另当别论的了。是非对错只能由别人或后人来评说，自己所应做到的只能是再现那段时间的真实。
满怀激情上北京
1966年10月8日晚我被选为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万分高兴，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前文化大革命早已开始，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党中央已下发文件，要求各地中学以上的学校选派代表赴京学习文化的经验。我们万源罗文中学为选派赴京代表已经过好几天的酝酿，先是由老师组织学生选出学生代表，最后才是选出教师代表。选代表期间自然经历了很多波折甚至思想斗争，这就为后来的派性斗争埋下了隐患。我们学校选派的师生代表一共二十四名，其中教师代表只有两人，这在当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荣誉，能不引起别人的妒羡吗？但我既然被选上了，也就自以为荣了。又联想到我一向工作中的表现，自认为作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因而喜悦的心情还是难以言表的。
9日上午，我们二十四位师生代表由罗文乘车到万源县城集中。临行时受到了全校师生和罗文广大群众的热烈欢送。到达县城与全县所有师生代表会齐后，更是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待遇。9日到15日的几天，我们在人民会场集中整训、学习，得到了县委无微不至的关怀，领到了当时被视为珍宝的《毛主席语录》，戴上了统一缝制的蓝色帽子，系上了黄色的腰带，挎上了鼓满饼子的挎包，带上了闪光的搪瓷碗，在列队穿过大街时，真可谓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在此期间还由我代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份决心书，充分表达了我们革命师生代表的心愿，准备到达北京后张贴出来。实际上后来才想到，我们之所以受到县委的热情关怀和重视，是希望我们不要把北京当时那种造反精神带回万源，好保一方的平安。因为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经波及到偏远的万源山区，当时草坝茶场的一些重庆知青激烈造反，弄得县委和区委忙于应付。面对文化大革命浪潮的来势汹汹，县委知道难以阻挡，所以便寄希望于赴京代表。哪知形势的发展却适得其反，正是这帮赴京代表后来首先揭开了在万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序幕，因而我们这帮赴京代表后来实际上是最不受欢迎的。
16日早晨，我们分乘八辆汽车（货车）由万源出发了。我们这次行动组织是很严密的，全体师生代表二百七十七人共组织成一个大队，另由县委组织部长任大队长，县上其他两位干部加上一位学生任副大队长，因此大队总人数实际上是二百八十人。大队下辖两个中队，中队有中队长一人，副中队长二人，还有指导员和副指导员各一人。每个中队由十个小队组成，设小队长一人。像这样严密的组织，又直接接受县委的领导，想来也是当时地委的希望所在，因此一路上受到热情的接待也就是自然的了。当天停宿于邻水县，住在早就准备好的招待所里。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是，邻水中学的师生在欢迎我们时，用“啦啦词”这种特有的形式喊出了他们热烈的心声。
17日上午到达重庆后，下午就转乘火车向北京飞驰而去。一路上激动和狂喜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当时毛主席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对他的崇拜和景仰已达到高潮，他不只是人们朝思暮想的偶像，简直是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随着火车的向前飞驰，我们感觉得似乎离毛主席越来越近了，一股幸福的暖流周布全身。虽然已经到了秋冬季节，感觉窗外依然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随处都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向我们挥手致意，并请我们代问毛主席好，托我们见到毛主席时帮他们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不时碰到南下的列车，车上的红卫兵向我们打招呼，以满带笑容的自豪神情说：“我们昨天见到了毛主席了！”又为我们表示惋惜：“你们要是早一天到达北京，那就好了！”听了他们的话，我们的心更急于飞向北京，只嫌火车走得太慢了。车厢内，几乎全都在谈怎样会见毛主席的事。这时，我不由想起在万源人民会场学习期间一个同学夜里说梦话的事。那个同学睡到半夜，突然喊道：“毛主席来了！”弄得同寝室的人都被惊醒了。现在的火车上，到处都是朗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也此起彼伏，可以说整个列车全都被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笼罩起来了。
19日的上午，列车广播员向大家广播了达县十一中队赴京代表的一个倡议，全列车立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不一会儿许多响应倡议的广播稿被一次又一次地广播出来，顿时将整个列车的激情推向了高潮。不久，我们又在火车上听到了播送18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赴京师生的消息，整个火车立刻欢声雷动。紧接着，渠县赴京代表组织了一个小型宣传队，对这一消息表示热烈的庆祝，好像把大家的心一下拉向了天安门广场。
听时传祥表忠心
20日早晨终于胜利到达北京，热情的服务员把我们招待到了当时被称为人民公园的地方住宿。其实那并不是什么人民公园，只不过是原天坛所在的地方。可能是临时安排的接待点，生活条件自然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没有考虑到我们四川人以大米为主食的生活特点，每顿都只能供应馒头，而且没有什么蔬菜。但大家并不在乎这点，仍然感到满意。我们第一天刚进卧室，就有热情的卫生员前来关心我们，怕我们身上染上了虱子，拿来浸透药水的粉笔叫我们涂搽衣服的缝隙。其实我们身上并没有什么虱子，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学习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21日上午到人民公园游了一转，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熙熙攘攘，拥塞不通，其闹热程度不下于开庆祝会。一会儿，听到接待赴京师生指挥部的一位女同志在广播上指挥大家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读《毛主席语录》，嘈杂之声顿时消失，千万张嘴一起跟着张合，热烈的歌声和朗读声响彻云霄，真使人难以想象，这么多人转瞬之间便能做到那样高度的整齐划一！
接着，我们听了全国人大代表、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报告，为他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深受感动。他说：我掏了三十七年的粪，但只有在解放后才过着幸福的生活。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是我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我见到了毛主席。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党和毛主席带来的。一位外国朋友说过，毛主席不只是中国的毛主席，也是全世界的毛主席。我们工人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理。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对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反对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工人要坚决地同他们作斗争。可是没想到，像这样一位忠于毛主席的掏粪工人，后来据说是在看到批判刘少奇的时候，竟然情不自禁地高呼“刘主席万岁”，因而当即被人抓走，当作“铁杆保皇派”押到街上去游街示众，后来又被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据说当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指示应坚决予以纠正，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时传祥日后的命运如何，当然是后话，但眼下我们所听到的报告，却是真切动人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到了对周总理的看法。他说：那天晚上我们在国务院开会，周总理讲了话，他说的话句句都是我们工人和贫下中农的话。
当天下午，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了一趟。一路上，大家小跑着往前冲，不顾人多拥挤，不顾疲劳和脚痛，生怕落了后。到达广场，举目一望，只见宽阔无边的广场上挤满了人，红卫兵袖章到处闪动，简直是人流的海洋，歌声的海洋。到达天安门城楼前，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悬挂在巍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在毛主席的画像前，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恭恭敬敬地凝视着毛主席的面容，久久不能离去。到了金水桥上，我们又再一次长久地凝望毛主席像。直到走了很远很远了，还不时回头凝望。
到达人民会场前看了一会后，就转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庄严地站在纪念碑下，默默地向革命先烈致敬。看到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闪光的金色大字，我们激动的思潮奔向很远很远……
从天门广场步行回天坛，街道两旁的大字报和传单触目皆是。巨笔书写的标语口号充满浓烈的火药味：“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撤他的职，罢他的官！”


初闻江青和林彪等人讲斗争
23日上午听江青、陈伯达、周恩来的录音报告，下午自行安排，晚上继续听江青和周恩来的录音报告。
江青在报告时首先说：外地来的革命师生们，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问好！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中学会善于斗争，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实际上他们的报告主要是对中央军委九月十五日的紧急指示的表达。
紧急指示指出，军政院校一些领导人压制民主，挑动学生斗学生，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的。不许这样做。军政院校要做出榜样，要注意保护少数。要取消对一些学生所加的右派帽子，当众恢复他们的名誉。凡是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一律平反，他们的罪名一律无效，他们的检讨材料一律交还他们本人，由他们自己处理。对别人整他们的材料，也应当众销毁。要相信群众，不要害怕群众，要相信院校师生员工的大多数是好的。要取消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对领导干部要根据三条标准来检查：高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突不突出政治；有没有革命干劲。军政院校确实还存在着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应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将他们斗倒、斗垮、斗臭。要注意用文斗，不用武斗。应完全按照十六条的指示办事。中央认为，军委的上述批语很重要，应在各院校宣读，全国各县以上的单位也都适用。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讲话。军委的紧急指示应使每个人都知道。军政院校应允许革命串连，但不要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24日上午，搬迁到外交部第一接待站。我们都已在天坛安顿好了，怎么会搬到外交部第一接待站呢？原来是我们大队的领导去拜见过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王维舟。王维舟原是与万源相邻的宣汉县的人，大革命时曾在万源参加过武装斗争，对老革命根据地的师生自然有感情，一听说我们居住的环境，立刻指示搬进外交部接待站。我们一进接待站，就感觉这里的条件好多了。看来外交部第一接待站的楼房只是刚修好，装修都还不完善，因而尚未住过人。但是能在这样的环境住下，已经是对我们特别优厚的待遇了。接待站的同志对我们十分热情，不仅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宿，让我们能吃上可口的大米饭，而且其他方面也都想得很周到。如他们还设立了医疗站、缝纫组，免费为我们服务。又怕我们进出不知道路径，还派专人给我们带路。
24日下午，参观中央文化部。
首先听解放军报接待室的人谈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开始方向非常明确。接着派来了工作组，本身就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因为广大革命师生是文化革命的主人，不能包办代替。工作组一进校就划了很多框框，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树立一部分学生打击压制另一部分学生。这样两派学生就分开了。十六条出来后，本应肃清工作组的错误路线，统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工作组撤走以后，拥护工作组的的学校文革领导并未肃请工作组的错误影响，而只是在继续压制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打黑帮，这样两派的分歧和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开始我们以为是两派同学间的一般意见分歧，总劝他们一起打黑帮。可是后来发现才不是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抽调了一批人到全国、到北京各校去调查，才发现两派不是一般意见的分歧，而是两种路线、两种思潮的斗争。现在谭力夫的讲话就是代表性的反应。……对于少数派，要看他们的核心、组织及方向是什么，至于他们周围的人有浑水摸鱼的，有别有用心的，那得分开。他们说话的提法上，可能有缺点、错误，但要看他们的主流。当前的批判要怎样进行呢？以文革为代表的，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领导，工作组的错误又传给他们了。当前的批判应从批判领导着手。是批判他们的错误方针、错误路线，而不是要把他们个人怎样。把毒消了，错误认识了，就可以团结一致，并肩战斗。现在有的学校说，某某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应该解散。我们并不是要去解散他们。并不是要人人过关。而是要他们觉悟起来，自己批判错误，批判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当权派。……周总理在十三日的讲话说，学校乱是一个大好形势，乱能出左派，能使人得到锻炼和提高。乱，能考察识别是非的能力，真正树立毛泽东思想。乱，也能暴露出牛鬼蛇神。不是说牛鬼蛇神很多，但也不是说学生中没有。意见不合，容易被敌人利用，而乱能分清敌我。
接着看大字报。其中有一篇中央文化部艺术部红色服务员所转抄的地质学院的大字报，内容如下：
林彪同志论思想斗争
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原则，就是矛盾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解决。我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辩证法，就是对立的斗争。把坏事变成好事，就要靠斗争。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党，其所以朝气蓬勃，其所以不腐蚀，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方法是斗争的方法。我们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就是这样批了的。这种斗争的哲学就是保证我们不断前进的哲学，就是保证我们生气蓬勃的哲学。否则就是腐蚀的，萎靡不振的，机会主义的。像第二国际，它是不主张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对事物采取这种斗争政策，就是斗出毛病也要斗。我们党的生活原则就是，有矛盾就要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改变过来。所以，我们的同志不要怕斗争。现在的部队里要保持这一点。无论是大军也好，一个兵种也好，军也好，师也好，团也好，营也好，连队支部也好，我们要彻底贯彻党的这一生活原则。对错误不要采取放任的态度，自由主义的态度，而要采取斗争的态度，大胆地斗争，勇敢地斗争。
常常是顾虑斗争出问题。其实，斗争不但不会出问题，并且能解决问题。不斗争才会出问题。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大家要好好看看。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就是不斗争，就是容忍坏思想继续存在。这是腐蚀我们党的，不合乎马列主义的，不合乎辩证法的。这是一种庸俗的思想。
反面意见也可以讲的，让他们讲出来之后，我们就有了对立面，才好进行斗争，才好进行教育。我们各级都应该有这样一个作风，民主的作风，许可人家讲，正面反面都可以讲。对于正面的意见要接受。对于反面的意见要驳斥。让他们讲和让他们存在是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讲是让他们讲，就是不让他们存在，要把他们驳掉。无论正面的反面的意见都要听，无论正面的反面的意见都要让他们讲。不要因为斗争，反面的意见就不让他们讲出来。如果这样，有些正面的意见也不会说出来，我们党内的生活就不会活跃。所以，我们今后还是老规矩，毛主席提倡的规矩，敢想敢说。
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培养的军队，党培养的军队，是有党性的军队。懂得什么是党性，什么是派性，这一点是很好的现象，应该变成我们的传统。就是说，不要公私不分。同志们的政治关系和个人的友谊关系不是一个东西，要把它明确地区别开来。在党的问题，路线的问题发生分歧的时候，要坚决站在党的一面，革命的一面，而不是温情主义，不是派性观念，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的团结。


所谓“将坏一窝”及三次反复
25日，参观中央宣传部。
有标明卢正义的大字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此大字报自述是对五月二十日以来文化大革命状况的总结。共列出了十点体会。其要点如下：
一、兵坏一个，将坏一窝。
二、将坏的地方，必有受压迫者。阎王殿下，必有小鬼。有压迫，必有反抗。受压迫者，特别是小鬼们，蕴藏着无限的革命积极性。将坏了的地方，官儿越大的，老犯路线错误的，越被器重的，惯于阿谀奉承、两面三刀、投机取巧、吹牛拍马往上爬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化的，或者坏了，或者很难革命，或者需要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并决心彻底改造自己，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三、敌人是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但又是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他们天天做蠢事……
四、“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将坏了的地方，就是资产阶级夺取了领导权的地方。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身在燕山反燕山。又有权有势。既能迷惑人，又能压制人。所以，闹革命而不冒风险，不受压迫，不受围攻，不受明枪暗箭的中伤，不遇到困难，不遇到牺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问题在于革命同志是不是真正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有没有“粪土当年万户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气概、革命胆略、革命决心和革命信心。
五、人们认识问题总是有个过程的。认识有先有后，投入革命也有先有后。在革命中，人们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一致。革命不分先后，要紧的是不是革命到底。切不可不让革命，切不可强加于人，切不可不让别人讲话。“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革命同志必须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时一刻不脱离群众；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的自觉性，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要善于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决同群众一起，加强革命团结，互相支持，互相援助，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好文化大革命这件大事，办好一切革命事业。
六、革命同志必须不信、不听资产阶级老爷的那一套。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清规戒律束缚自己和群众的手脚。坚决不跟资产阶级老爷们谈“团结”，谈“联合行动”。坚决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合二而一”“和平过渡”的阴谋得逞。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做革命的孙行者，大闹资产阶级的天宫，在一切场合、一切问题上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处处、事事、时时长无产阶级革命志气，灭资产阶级反革命威风。在必须夺权的地方，要坚决把资产阶级专政的机器打乱、打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
七、要善于抓住要害问题。要害问题往往不是一下子就抓得住的。只要用毛主席关于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用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衡量一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层层剥笋，步步探究，就不难把一切牛鬼蛇神从最隐蔽的地方揪出来。（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是最有效的斗争方法，要警惕坏人用打人、骂人来破坏严肃的政治斗争。）
八、“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要“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
九、及时分析形势，大抓很抓活思想，研究敌人动向和策略。及时总结经验，随时坚持真理，改正错误。
十、战斗越是激烈，越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越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和群众，越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学习毛主席的理论，学习毛主席的实践，学习毛主席的作风，学习毛主席的胆略和风格，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学习毛主席的斗争艺术和领导艺术，学习毛主席的文风。总之，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由近代革命史所大无畏战斗小组所写的一篇大字报《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自白书——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的讲话》，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对刘少奇的点名批判。其要点是：第一，故意贬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撇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勋不谈，而悄悄用“党中央”与自己并列，把自己抬高成为文化革命的支持者。第二，故意模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甚至直接攻击这场大革命。第三，公然为自己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继续宣扬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第四，当众撒谎，欺骗群众，继续捞取政治资本。明明是他在六七月间通过派工作组残酷地镇压刚刚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却公然当众撒谎，说什么“我最热烈地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员工进行文化的革命”。


26日参观北京大学。此处大字报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北大地质地理系“朝晖”所写的《三次反复——北京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回顾》。这里仅节录其中部分内容。
第一次反复：点火与灭火
时间：五月下旬至七月中旬
在北大：
5月25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革命群众热烈响应。市委领导李雪峰星夜赶来浇了一盆冷水，以“党纪国法”相威胁，指令盖上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北大上空乌云一片，革命的火种濒临熄灭。正在这危急时刻，6月1日敬爱的毛主席在上海得知消息，亲自打电话命令中央广播台广播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并在全国报刊上发表。
6月1日下午8点，中央台广播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像一声春雷震响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蔓及全国。
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又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来镇压革命。不久，制造了“6·18”事件，把无数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北大实行封锁、软禁，造成白色恐怖。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被弄得冷冷清清，眼看这场烈火又濒临熄灭。但是革命是扼杀不了的。7月12日陈必陶等同学的大字报就是对工作组镇压革命的反抗。
在清华、师大和其他院校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第二次反复：造反与保皇
时间：七月下旬至九月底
在北大：
陈必陶等同学的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针对工作组问题的全校性大辩论。7月22日毛主席派陈伯达、江青同志到北大调查。7月25日、26日组织北大万人辩论大会。26日晚，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撤销工作组。北大革命师生终于从工作组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了。万众欢腾，运动又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场面。
在宣布北京各院校的工作组都撤消后，江青同志曾指示要把工作组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而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筹委会，却不顾一部分群众要彻底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的要求，强调所谓北大要先走一步，创经验，树样板，匆忙地转入斗争黑帮。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在工作组的余毒尚未肃清，群众尚未真正发动起来，左派队伍尚未真正形成的情况下，8月15日开了一个不成功的斗争会。这是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筹委会继承工作组错误路线的结果。8月下旬到9月中旬，斗争斗不下去，又匆忙地转入选举。在此期间，群众内部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筹委会还是坚持选举，使得运动迟迟不能有进展。直到9月10日，才把校文革选出来。9月底，各系文革组织也先后选出。
在北师大：
7月23日，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来到北师大，为了挽留已被撤职的工作组组长孙有余，搞了一个签名运动。工作组撤走后，阴魂不散，新市委暗中支持保工作组派。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和另一部分师生要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路线，新市委不予支持，却暗中支持筹委会，说：“他们搞他们的工作组，你们斗你们的黑帮。”筹委会便以多数压制少数，阻止对工作组的批判。
两条路线以新的形式继续着，这是造反与保皇之间的斗争，是真革命与假革命之间的斗争。
第三次反复：少数到多数，多数到少数
时间：10月1日以后
10月1日，林彪同志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10月3日，《红旗》发表社论，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斗批改的关键。这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动员令。
10月6日，全市十万革命师生誓师大会表示，决心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10月中旬，全市各院校联合形成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院校进行“平反”，解放被压制的群众。
10月20日，北农大100多名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为争取彻底“平反”而进行绝食斗争。
首都成立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组织迅速壮大，第二司令部逐渐缩小。各院校原来坚持革命斗争的少数派翻了身，并变成多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揪下扫，正向上追根，向下清除余毒，又形成了全市大串联、大批判的高潮。
五个月来，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就是三次大反复，在每个阶段中又包含若干小的曲折和反复。这说明运动的阻力是很大的。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尚且经历如此曲折复杂的过程，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上面的大字报把聂元梓列为保皇派，但哲学系岿然不动战斗队却写出了《聂元梓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她辩护。


周恩来谈炮打司令部和大辩论
27日参观清华大学。大字报很多，这里只抄写了一篇有关周恩来讲话的大字报。其内容要点如下：
无论是什么教育，都是以学生为主。你们学习也好，劳动锻炼也好，都不要把备战忘掉。所以我们提出红卫兵三项战斗任务：战斗，学习，宣传。
女同志可以当兵。解放军征兵条例总得有点修改。军队中有许多工作，如医务、后勤，要女同志做，所以女同志也要参军。但毕竟是少数。要注意，这不是不要平等，这是分工的不同。
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一样，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所以十六条规定，这场文化大革命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那些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甚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有的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甚至抗拒，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解决好了，才能把运动搞好。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的党内生活是新型的。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是愿意改正，我们欢迎他们改正。我们对他们应批评或斗争，帮助他们改正。当然，也有另一方面，有的坚决不改，帮助也不听，并为阶级敌人利用，搞乱我们的阶级队伍，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在一起，我们就应该坚决斗争。存在有两面派，他公开是革命的，表面上也跟毛主席走，但背后搞的又是另一套。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的人与犯错误路线的同志是有区别的。但犯路线错误仍坚决不改，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党内一定时期内，犯路线错误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犯了路线性错误，如没有实际的反党活动，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坚决不改，就会转化成敌我矛盾。情况是很复杂的，要善于在实际斗争中去区别。
现在提出炮打司令部，那现在不能明确哪个是黑帮，哪个不是黑帮，由你们在斗争中去证明。我们不反对你们怀疑，相反提倡你们对他们这样做。他们究竟错到什么程度，要你们通过斗争弄清楚。请愿、游行等，你们都有这个权利。各级领导不要怕，要敢于领导，敢于挺身而出。如果你怕，那就有更多的麻烦。把事情讲清楚了，革命的同学还是讲道理的。有个省委，同学要他澄清问题，并给他戴高帽子，他开始不敢去，后来去了，把问题讲清楚了，群众原谅了他，不给他戴高帽子了。后来其他省委也都跟着这样做了。怕什么！是黑帮赖不掉，不是黑帮也说不上。有错误就认错，没有错也不要承认。即使戴了两次高帽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误会消除了，取下来不就得了吗？不要让多数斗少数，不要搞宗派主义。
你们炮打司令部，不可能每炮都准。就是我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每炮都准。许多事情是由群众揭发我们才了解的，错打一下总是不可避免的。但希望你们在打之前先有点调查。
不要说对领导知道得很清楚了全面了再批评，可以允许免不了打空炮。可以在斗争中辩论嘛！领导要敢于接受批评，提得对就承认，错的给予解释，不能含糊、模棱两可。有的人，人家问他，你是不是黑帮，他就回答“你去调查”。这怎么行呢？不是使事情越来越难办了吗？自己为什么不敢说自己不是黑帮呢？为什么不敢说自己要革命呢？这样说，同学们就说你心中有鬼，更加引起同学的怀疑。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是敌我矛盾问题，为什么不敢说你不是黑帮呢？至于你的每一个行动，都得由群众去判断。
对于各级领导也一样，由于工作的需要，对他们还是要有个起码的信任，在没有根据认清他们是黑帮时，就得信任他们。中央对有些省委没有改组，是为了让他们暴露得更充分一些，让群众充分揭发。只靠由上而下是不行的，还要靠自下而上来解决。


28日上午，参加游行，热烈庆祝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下午自由安排。
29日上午，自由安排。下午参观中国人民大学。
有一篇转抄《周总理十月二十二日接见首都十八所大专院校和十五省市红卫兵战士谈话纪要》（未经总理审阅）的大字报，其内容摘要如下：
反对谁，联合谁，批判谁，这都是大方向的问题。
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进行正当的辩论是正常的。辩论久了，就会形成先进的、中间的、保守的。特别是青年人思潮起伏，容易变化，这个问题落后了保守了，那个问题就可能先进了。青年人思潮起伏，变化多端，不要认为自己是左派就什么都对。过左就是形“左”而实右。保守思想通了可能变左，中间动摇的通了也可能变左。辩论是允许的，但不要打架骂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仅是对敌人的，在群众中也允许使用，这不叫围攻。
属于革命的红卫兵有三大前提：一、承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三、以十六条为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
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
四大民主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这样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最大的民主还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最高限度集中下的民主，最大限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
周恩来讲半工半读和四大自由
31日上午参观北京市半工半读市政工程学校。
座谈纪要：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要怕出乱子。文革的领导成员要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各种组织是群众自觉地建立起来的，是自发的。学校党组织也在活动，经常发现群众组织的情况，支持正确的，对不正确的可以提建议，但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加以制止。组织多是好事，不是坏事，各种组织可以互相比较，看到底谁是革命的。各组织之间可以互相提意见，互相写大字报，但不能互相斗争。
10月1日下午，到工人体育馆开会，听周恩来总理作报告。
宽阔的工人体育馆内坐满了人，从后面周总理的讲话可知，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当是来自半工半读学校的师生。不一会儿会议就开始了。首先是一位姓李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讲话，他说：
党的十六条纠正了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又以另外一些方式出现，继续压制群众，压制革命。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认真贯彻执行十六条，就不能认真进行斗批改。最近有人企图用血统论的宗派主义来混淆视听，主张唯成分论，散布天生的自来红谬论，这是与阶级论相对立的。
会议中途，周恩来总理来到了会场。全场一片欢腾，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周总理开始发言了，他的声音显得有点嘶哑，显然是劳累所致，但仍然精神振奋，声音洪亮。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我利用空闲时间来到了这里，向你们问好！看了你们的信，有些我已经作过答复了。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怎样的？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不宣传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在教育界贯穿了一条黑线，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半工半读是毛主席的理论，但其中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不好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缩小三大差别，挖资本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学校现在正在斗批改，斗争学校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党政机关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在斗争各种反动思想。半工半读学校也应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现在就应该放下劳动，专搞革命。……你们要自己闹革命，想办法。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来北京闹革命，学校扣他们的工资，我们不允许这样做。现在来京串联有困难，我们号召实行长征似的串联，徒步似的串联。外地来京串连的第一个目的是想见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都想见毛主席，但不能一请他他就出来，因为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应该分期分批地见毛主席。应首先让外地的同学见到毛主席。希望本地的同学从现在到十一月十五日不来北京，就在本地为外地革命师生服务。本地的同学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应该学习为人民服务。北京的同学应向外地的同学介绍经验，也要向外地的同学吸取经验。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只限于党内，也包括于群众中。人多可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人少也可以开展，两三个人难道就不可以开展辩论吗？革命学生放假闹革命至少要放到明年暑假，长达十个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你们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又能放假闹革命，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像这样呢？你们有这样的自由，怎能生在福中不知福呢？我们希望你们在毛主席的时代应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你们应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调查研究，要把全国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要在青年时代得到锻炼。我们来呼口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谈天才
11月1日上午，开会学习，讨论如何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下午自己安排，摘抄传单。
摘录林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在接见军事院校和总政治部负责同志时的谈话《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阶段》：
对毛泽东思想报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现在全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著许著作。
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基地，其实《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防止修正主义。
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我们不如洋人”，其实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也是把我们看作洋人。有些中国人在外国比洋人还洋，学问都很高。洋教条的观点，土教条的观点，都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洋人哪里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全世界最大的天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返来复去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上课的政治课，是不经考试的考试。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课。


在一份《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传单中，介绍了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献身的六位亲人的生平和韶山展览馆解说员保卫毛主席的决心。
毛泽民（1986-1943），毛主席的大弟弟，1922年入党，1942年在新疆被捕，1943年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四十七岁。
毛泽覃（1905-1935），毛主席的小弟弟，1923年参加革命，1924年入党，1935年长征途中在江西省和福建省交界的长汀地带和敌人作战，英勇牺牲。当时已历任五年红军独立师长。牺牲是还不满三十岁。
杨开慧（1901-1930），毛主席的爱人，1921年入党，是我党第一批党员之一。1925年和毛主席一起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主席带着队伍上井冈山，杨开慧同志留在长沙坚持武装斗争，1930年在长沙被何健逮捕，施加重刑，仍坚贞不屈。1930年4月在长沙被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健（1905-1927），毛主席的堂妹，与毛主席一块参加革命，1923年入党。1927年毛主席率领队伍上井冈山时，她带游击队上山坚持武装斗争，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捕，受尽重刑，仍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毛岸英（1922-1950），毛主席的大儿子，于1946年从苏联留学回国，担任中央翻译工作。1950年毛主席把他送到朝鲜前线，1950年11月在美帝飞机轰炸下牺牲。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毛楚雄（1927-1946），毛主席的侄子，毛泽覃的独生子。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在去延安的途中，被人抓住活埋。牺牲时年仅十九岁。
介绍了烈士的生平后，解说员激动地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革命斗争了一生，从十六岁开始已整整五十六年，在哪个革命时期没有毛主席的亲人为革命英勇牺牲呢？为了革命，他老人家还有什么没有献出来呢？可是，现在竟然有人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一定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一定誓死保卫毛主席！


接受毛主席检阅，如何评说文化大革命
11月2日，整训队伍，准备明日参加二百多万游行队伍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1月3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我们渴盼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革命师生。只见大街小巷都挤满了游行队伍，真个是人山人海。歌声起伏，响彻云霄。我们按一定速度缓缓地随大队移动，到达天安门城楼前，激动和欢呼达到高潮，因为毛主席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远了，我们已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在对我们挥手。我们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而毛主席也在高呼“人民万岁”。我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只想停下不动。可是后面更多渴望见到毛主席的人在推着你往前走，你要停下也是不可能的。只能不断地回头张望，企图将那难忘的情景永远贮存在心间。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用更好的语言来表达。事后想来，这并非完全如某些人所说的是造神运动的结果，而确确实实是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人心，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当然，对毛泽东思想早有抵触的人，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感受的。


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获得了几份传单。其中一份是叶剑英介绍林彪的传单，内容如下：
叶剑英说：毛主席从1928年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在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作风等方面学得最好。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是在军事领导干部中，最全面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不仅最全面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年龄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的精神受伤，但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而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还要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同志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样做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11月4日，学习讨论。晚上干部开会，就党的领导问题展开辩论，争论颇激烈。
11月5日，参观故宫博物馆的《收租院》。
11月6日下午7点钟，离开北京。按原计划，本来是要坐火车路过重庆，然后随即转乘汽车回万源的。但大队领导得知师生要求到重庆暂时停下，以便了解那里搞得很激烈而传闻可怕的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怕大家回万源后也像重庆那样带头造反，所以根据县委的指示，决定乘火车只能到达广元，然后立即转乘汽车路过巴中回万源。
11月8日下午到达广元，9日傍晚到达巴中。
11月10日中午，路过通江城，有歌舞队在路旁以新奇的舞蹈形式表示欢迎。在招待所吃午饭前，在路旁见到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的革命遗迹，石壁上刻有“赤化全川”几个醒目的大字，左边的落款小字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制”。
10日晚，停宿于万源县草坝公社。
11日回到万源，顺利结束这次赴京参观历程。但并非如县委所愿，反而进一步点燃了万源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结束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短暂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是根本算不上什么的。但因为它是在一位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伟人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进行的，其动因和意义也是不可轻易忽视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得联系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来看。由于在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为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并协调城乡经济的发展，中国已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企图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就必然导致在相对贫困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加剧。因为处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矛盾的加剧不是直接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主要是表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而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矛盾则必然反映在共产党内部，这就是毛泽东所认定的党内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从而出现了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矛盾。加上苏联蜕变的影响，毛泽东为集中精力研究如何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的问题，便将处理国家事务的最高领导权转移给刘少奇。本来是为了反修防修，却在一系列的反修防修措施（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因为大权旁落而使路线分歧扩大，反而更加激化了党内的矛盾。这样，面对着倒退的危险，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似乎是想通过文化领域的斗争，来解决政治领域的问题，并培养出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而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但因为维护旧秩序的社会力量很大，在斗争中必然扩大打击面，而以猛烈之势崛起的新势力也各怀异心，甚至还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打着造反的旗号胡作非为，各种政治力量也都想借机登台表演，因而其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就是必然的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敢于发动并能在一定时期深入开展和坚持下去，主要依靠两条保证：一是毛泽东无可取代的崇高威望，二是有强大的人民军队作后盾。因为有这两条保证，所以文化大革命即使一时看似天下大乱，甚至武斗不断，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的政权。其后随着林彪“九·一三”的叛逃，军队的后盾力量必然受到影响，这就为日后权力的转移留下了可变的空间。文化大革命在争吵中坚持了十年之后，国民经济已受到严重影响，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两条保证都难以为继，其失败就是难以避免的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的前进其实并不单是靠个人投机取巧所能左右的，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发展趋势。差别就只在于是否能善于利用这种趋势罢了。邓小平就是善于利用这种趋势的人。
文化大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因为它毕竟是一场有广大群众参加，特别是有一代青年积极卷入其中的大革命，其动员和牵涉之广，可谓空前绝后，无论是干部或群众都被深深触动。我个人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运动的大推广和平等观念的大普及。虽然其中出现了不少无辜受害者和误伤者，这正是无序的冲击所致，也是无法掩盖的乱象，但从积极方面来看，它所表现的大民主精神对于反腐倡廉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中国历来缺乏真正广泛的民主自由，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具有最广泛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如果能在正确领导下恰如其分地实行这样广泛而又有一定规范的自由，同时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和协调机制，那是谁也不敢轻易搞腐败的，所谓卖官买官、从根本上动摇政权稳固的腐败行为就不可能有存在的市场，更别说腐败成风、不少荒唐的潜规则甚至渗入社会的肌体了。虽然为了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每个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聪明才智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应根据个人对社会所作贡献的大小，需要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但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让这种差距通过非正常占有社会财产的方式而无限扩大。根据共产党的宗旨，共产党革命的根本目的应该是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如果只让少数人通过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攫取国家大量财产，甚至让资金大量外流，那难道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只会留下某种难以根治的后遗症。即便如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是依然存在着的，它还在无形中起着某种制约的作用。邓小平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便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虽然现在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有这面旗帜和没有这面旗帜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毕竟能给人民以美好的希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如果站在维护共产党根本宗旨的立场上来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既要发展，又要保住社会主义旗帜不变。其要点在于弄清楚，是为充分解放社会生产力，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改革开放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以求得到社会财富的尽快增长，从而真正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还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其实只是为少数人谋福利。为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为了正确地进行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绝不能丢。因为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按邓小平生前自己的观点，他那套理论的根基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谓四个坚持就是有力的证明。如果丢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代之以别的理论，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很快丧失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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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激情上北京
（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记实之一）

按语：文化大革命早已成为历史，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再也很少有人提起过那段曾轰动世界的历史了。但是历史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要想否定它，只能是徒劳无益。对于经历过和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每个人来说，那始终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要想从头脑中彻底抛弃自己的过去，以显示自己的超脱和明智，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是，结合自己在这三十多年来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重新检讨自己在那段历史中的行为，以求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反思，对那场影响深广的运动有个恰如其分的认识。这里大胆将当年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记录整理出来，其用意在于展示自己当时也是一位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因而对文化大革命还怀着美好的憧憬。至于后来的发展多有不如所愿，则是另当别论的了。是非对错只能由别人或后人来评说，自己所应做到的只能是再现那段时间的真实。

1966年10月8日晚，我被选为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万分高兴，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前文化大革命早已开始，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党中央已下发文件，要求各地中学以上的学校选派代表赴京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我们万源罗文中学为选派赴京代表已经过好几天的酝酿，先是由老师组织学生选出学生代表，最后才是选出教师代表。选代表期间自然经历了很多波折甚至思想斗争，这就为后来的派性斗争埋下了隐患。我们学校选派的师生代表一共二十四名，其中教师代表只有两人，这在当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荣誉，能不引起别人的妒羡吗？但我既然被选上了，也就自以为荣了。又联想到我一向工作中的表现，自认为作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因而喜悦的心情还是难以言表的。
9日上午，我们二十四位师生代表由罗文乘车到万源县城集中。临行时受到了全校师生和罗文广大群众的热烈欢送。到达县城与全县所有师生代表会齐后，更是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待遇。9日到15日的几天，我们在人民会场集中整训、学习，得到了县委无微不至的关怀，领到了当时被视为珍宝的《毛主席语录》，戴上了统一缝制的蓝色帽子，系上了黄色的腰带，挎上了鼓满饼子的挎包，带上了闪光的搪瓷碗，在列队穿过大街时，真可谓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在此期间还由我代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份决心书，充分表达了我们革命师生代表的心愿，准备到达北京后张贴出来。实际上后来才想到，我们之所以受到县委的热情关怀和重视，是希望我们不要把北京当时那种造反精神带回万源，好保一方的平安。因为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经波及到偏远的万源山区，当时草坝茶场的一些重庆知青激烈造反，弄得县委和区委忙于应付。面对文化大革命浪潮的来势汹汹，县委知道难以阻挡，所以便寄希望于赴京代表。哪知形势的发展却适得其反，正是这帮赴京代表后来首先揭开了在万源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序幕，因而我们这帮赴京代表后来实际上是最不受欢迎的。
16日早晨，我们分乘八辆汽车（货车）由万源出发了。我们这次行动组织是很严密的，全体师生代表二百七十七人共组织成一个大队，另由县委组织部长任大队长，县上其他两位干部加上一位学生任副大队长，因此大队总人数实际上是二百八十人。大队下辖两个中队，中队有中队长一人，副中队长二人，还有指导员和副指导员各一人。每个中队由十个小队组成，设小队长一人。像这样严密的组织，又直接接受县委的领导，想来也是当时地委的希望所在，因此一路上受到热情的接待也就是自然的了。当天停宿于邻水县，住在早就准备好的招待所里。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是，邻水中学的师生在欢迎我们时，用“啦啦词”这种特有的形式喊出了他们热烈的心声。
17日上午到达重庆后，下午就转乘火车向北京飞驰而去。一路上激动和狂喜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当时毛主席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对他的崇拜和景仰已达到高潮，他不只是人们朝思暮想的偶像，简直是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随着火车的向前飞驰，我们感觉得似乎离毛主席越来越近了，一股幸福的暖流周布全身。虽然已经到了秋冬季节，感觉窗外依然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随处都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向我们挥手致意，并请我们代问毛主席好，托我们见到毛主席时帮他们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不时碰到南下的列车，车上的红卫兵向我们打招呼，以满带笑容的自豪神情说：“我们昨天见到了毛主席了！”又为我们表示惋惜：“你们要是早一天到达北京，那就好了！”听了他们的话，我们的心更急于飞向北京，只嫌火车走得太慢了。车厢内，几乎全都在谈怎样会见毛主席的事。这时，我不由想起在万源人民会场学习期间一个同学夜里说梦话的事。那个同学睡到半夜，突然喊道：“毛主席来了！”弄得同寝室的人都被惊醒了。现在的火车上，到处都是朗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也此起彼伏，可以说整个列车全都被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笼罩起来了。
19日的上午，列车广播员向大家广播了达县十一中队赴京代表的一个倡议，全列车立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不一会儿许多响应倡议的广播稿被一次又一次地广播出来，顿时将整个列车的激情推向了高潮。不久，我们又在火车上听到了播送18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赴京师生的消息，整个火车立刻欢声雷动。紧接着，渠县赴京代表组织了一个小型宣传队，对这一消息表示热烈的庆祝，好像把大家的心一下拉向了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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