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阎王大学阀大野心家陆定一罪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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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阎王大学阀大野心家陆定一罪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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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阎王大学阀大野心家陆定一罪恶史


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

一九六八•二•北京

最高指示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目录

（一）恶霸地主凶似狼
世代官僚暴如虎……………………………………1
（二）货真价实的地主分子
剥削阶级的忠实代表…………………………………5
（三）投机成性混入革命队伍
贪生怕死显出叛徒真相………………………………………8
（四）狐群狗党狠狈为奸
长征途中反骨毕露……………………………………10
（五）积极鼓吹右倾投降路线
宣誓效忠人民公敌蒋贼…………………………………12
（六）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
竭力宣扬资产阶级军事路线……………………………………14
（七）原子弹响吓破胆
摇尾乞怜求“和平”………………………………………17
（八）呼风唤雨鼓吹资本主义
兴妖作怪反对三大改造………………………………………21
（九）疯狂破坏思想批判运动
顽固对抗进行反攻倒算…………………………¨26
（十）形“左”实右蓄意破坏“三反”“五反”运动
玩弄阴谋制定修正主义宣传方针……………………………29
（十一）耍弄花招包庇胡风
伙同罗、杨破坏肃反………………………………………31
（十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吹鼓手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33
（十三）居心险恶恣意篡改“双百”方针
大开绿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37
（十四）两面手法难掩右倾机会主义真貌
大搞翻案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招魂…………………………41
（十五）暂时困难时期兴风作浪
攻击三面红旗大刮黑风……………………………45
（十六）率领妖魔鬼怪猖狂射毒箭
七千人大会上凶相大暴露……………………………48
（十七）借亡灵鼓吹“魏征精神”
藏祸心反对伟大领袖………………………53
（十八）狂犬吠日恶毒攻击红太阳
阴谋篡党肉麻吹捧黑主子…………………………57
（十九）疯狂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极力镇压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61
（二十）疯狂反对斯大林破坏反修斗争
无耻吹捧赫秃子鼓吹“三降一灭”…………………………66
（二十一）夫妻黑店的大掌柜
反革命案件主谋人…………………………71
（二十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魁
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凶手…………………………77
（二十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黑伞
反动“学术权威”、“学阀”的庇护神………………………82
（二十四）大树黑样板破坏文教“四清”
急派消防队镇压北大“社教”……………………………87
（二十五）瞒天过海导演“假整风”
舍车保帅巩固黑阵地……………………………91
（二十六）颠倒历史吹捧封、资“传统戏”
“三旧”勾结破坏京剧大革命……………………………96
（二十七）彭陆罗杨结成反革命死党妄图政变………………98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
（二十八）“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彻底捣毁新旧閻王殿……………………106


（一）恶霸地主凶似狼

　　世代官僚暴如虎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大阎王陆定一的反动本质，我们对陆定一的家庭经济、政治状况作个粗略的介绍，这样就不难了解，陆定一这个刘邓黑司令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指挥官、彭陆罗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头目，在历史舞台上的种种反动表演，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一九O七年，大阎王、大学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陆定一，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西漳村一个极端反动的大地主、大官僚家庭里，这是一个恶霸地主、封建官僚、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反动家族，是一个卵育反革命分子的巢穴，是一个残酷剥削和压榨广大农民的暗无天日的阎王府。

　　陆定一的地主家庭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残酷已极。陆定一的曾祖父，大吸血鬼陆敦善在世时，出租大量土地，还在县城开设一个很大的陆元古药号。到陆定一的狗祖父陆蓉第这一代，更依仗权势，兴家扩业，强占民田一千二百多甫。农民被逼得没有活路，起来造反，分了陆家的粮仓。毛主席说：“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籍势力称霸，残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造反，正说明陆家为恶之甚。

　　陆定一的狗祖父被农民造反吓破了狗胆，为了仰仗官府的庇护，花了八千块银元在县城另置一座厉产，暂时躲进城里住，还办了个“陆慎德米仓厅。”

　　陆定一的恶霸地主家庭，祖祖辈辈以地租剥削为主，同时大量派工、放高利货，并从事商业盘剥和收取大量房租。

　　毛主席说：“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陆家地租剥削超过八成，规定除了收押租金，每亩地要交一石八斗租米，有的还要八六折，即农民只拿全年收成百分之十四。陆家每年收租米一千六百余石。交来的租子必须是晒干扬净、吹风过筛的上等好米，天下乌鸦一般黑，陆家收租同大地主刘文采一样，备有特制的大斗，每斗比市斗要多三斤，单靠这个填不满的“吃人斗”进行额外剥削，每年要搜刮六万多斤大米。

　　陆定一的地主家庭，世代勾结官府催租逼债，加重剥削。贫苦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无衣无食、冻死饿死。当地民谣说：

　　阿二还租米，

　　途到西漳陆家里，

　　大斗收进去，

　　转来没有夜饭米，

　　抱着孩子哭啼啼。

　　毛主席指出：“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陆定一的家庭正是这样一个大恶霸地主。

　　陆定一家残酷剥削雇工，大批的季节短工除外，仅种地狩牧，养狗看鸡，打扫庭园，摇船烧饭几项就用长工近二十名，另外，还有丫头、使女、奶妈、保姆之类的佣人若干。据查，一九二三年，在陆家侍候这批寄生虫的女佣人竟达近三十名之多。

　　陆家地主非常刻毒，只怕长工“偷懒”，有时打着伞下田督工抽查，稍一不合，就是毒打、解雇。长工们拚死拚活，不得温饱，随便给点残汤剩饭就算照顾了。对女佣人更残忍，规定买来的丫头生不能见父母，死不能归家乡，受尽折磨凌辱。对使女则规定进门白干三年，给地主婆倒马桶、洗澡、捏脚、挖痰、按摩……劳动极其繁重，甚至烧饭不准冒黑烟，只能冒白烟，实在苛刻至极！这里只举一例：贫农殷陆氏被陆家催租逼得走头无路，忍痛丢下亲骨肉，到陆家当奶妈，又被逼立下单据：

　　第一，“未满年限内无论家中有何重大事故，均不得回家，亲戚人等亦不往来”：第二，“倘遇天灾疾病不测等事，将媳领回，自行调理，与主家无干”；第三，“如有违背反悔等情，惟向荐保人是问，并愿议罚”，……等等。

　　明明是被迫的卖身契，单据却写上“此系自愿非逼，恐后无凭，立此乳妈单据”。陆家地主的残酷压榨贫苦农民的血腥罪行令人发指！

　　陆家高利贷剥削历史久远，十分残酷。直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七年，一直放高利贷，利息惊人，并常借口拖欠，白白侵吞农民仅有的一点点土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无锡陆定一家，还挖出许多借票和高利贷账本。经营工商业早在陆定一的曾祖父时就开始了，曾开设陆元吉药号。后来陆家又大量投资工商业，进行剥削。抗战时期还在后方开过金矿大发国难财。

　　另外，陆家祖祖辈辈还很善于抢购房屋，高价出租。陆家房产仅现在查到的就有二百多间，座落在无锡、西漳等四个地方。土改后还租出房屋近五十间。直到一九五七年对房产实行公私合营以前，他家每年还收房租一千余元。

　　毛主席说：“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毛主席这里所提到的剥削方式，陆氏地主家庭样样俱全，极为残酷。

　　陆家地主在对农民敲骨吸髓、摧残压榨的基础上，建筑起自己豪华奢侈、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陆家祖辈老少住着富丽堂皇的厅馆楼阁，吃着鸡鸭鱼肉，人参银耳；用着美国口红，法国香水，英国咖啡壶；穿着呢绒绸缎，绣花高跟鞋；听着糜糜之音，玩着麻将牌，终日欣赏着刺绣的扇袋，钱袋、香袋、吉祥袋、如意袋等无聊的玩意儿。精神何等腐朽！陆家挥金如土，陆定一的狗老子、陆定一的大哥陆坤一结婚时都用钱万余元。陆定一的狗老子的丧葬费高达三千六百多银元，当时可买大米六万七千余斤，可供一百八十多人吃一年之久。陆家地主穷奢极侈到了何等地步！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他们存在的客观条件，注定了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陆定一的祖辈为了保住他们的万贯家产，荣华富贵，就以钱买官，祖祖辈辈都是作恶多端的反动官僚。他们依仗权势、抢田夺地、无情压榨和残酷迫害劳动人民。

　　据反动的《陆氏世谱》所载，从陆定一这一代上推到春秋战国，共八十代，其中有六十代当过各种反动封建官职。例如，陆定一的曾祖父陆敦善是清朝五品衔的“布政司理问”，祖父陆蓉第是“候选州同”。这两条老狗都是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当清朝政权摇摇欲坠，清兵“饷需奇绌”的时候，陆敦善把他敲榨勒索来的不义之财，大量资助清兵，陆蓉第也曾谋划组织地主武装，攻打太平军。陆定一的狗老子陆澄宙在清朝统治时期先后四次买官，花银近四千两，最后捞到北京“法部主事”的头衔。北洋军伐统治时期，他曾在江浙审判厅作官多年，后又爬上京师高等检察厅代理厅长、首席检察官，京师总检察厅检察官等要职，对劳动人民残酷专政。正如毛主席所说：“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陆定一的祖宗几代都是封建王朝或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的显要人物，都是屠杀劳动人民的刽子手。陆定一的狗老子曾竭力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出谋划策，抛出镇压辛亥革命的《治平十二策》，他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大肆叫嚷“故欲国治，必止共乱”，妄图消灭共产党。他因镇压革命有功，曾多次获得清朝皇帝和北洋军阀的嘉奖，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二八年分别获得二等金质奖章、五等“嘉禾”奖章和奖状，这些都是他屠杀人民的铁证。

　　陆定一这一代也没有一个好东西，仅就他兄弟四人来说，他大哥陆坤一是个留学美国的恶霸地主，三弟陆亘一是军统特务，曾在大特务头子戴笠所办的杭州笕桥警官学校当教官。四弟陆正一是个大地主、大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另外，陆定一的姐姐都是地主婆。陆定一的臭婆娘是臭名昭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陆定一的狗母和狗岳母也都是恶霸地主婆和反动的国民党军官太太。

　　仅从上述陆定一的祖宗四代来看，他们都是广大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是历代革命运动的死对头。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大阎王陆定一就是从这样一个世世代代喝劳动人民血，反动透顶，怙恶不悛的大地主大官僚家庭里熏陶出来的，骨子里饱含着毒液，几十年来伙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绝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厚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二）货真价实的地主分子

　　剥削阶级的忠实代表

　　披着革命外衣的陆定一，一直顽固地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依照他反动老子的嘱教，玩弄两面派手法，干着维护剥削制度、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一九三七年九月，陆定一给他掌管家产的狗三叔陆松笙写信，对他的地主家庭大加称颂，说什么：“幸赖鼎力维持，卒能于一切不景气之中使家道未致中落，无限欣慰”；同年，还写信向他的地主后母赌咒发誓：“衷心自誓毋远祖宗之瞩望，父兄之期许”，“他日得有寸进，以光陆氏门第”。陆定一这个伪装革命的家伙，公然立志继承反动地主阶级的衣钵，证明他是一个顽固维护剥削制度的老地主分子。

　　在一九二九年，陆贼的狗父一命呜呼。他留有遗嘱：“定儿失踪，遗产照分，应分之款，专款提出，安为保存，……他人不得提支。”因此，一九三六年陆定一分得土地三十四亩多，现大洋三千七百余元。当时钻进共产党、身居要职的陆定一，还唯恐这份家产捞不到手，急如星火地给他狗三叔陆松笙写信，托他代自己“向银行交涉，除两千元继续存放外，其余均引取，如不能取时，也须另立分折”。即令如此，他还是放心不下，又于一九三七年秋，当毛主席发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伟大号召，抗日战争的革命烈火燃遍全国的时候，陆定一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为了继承地主阶级的遗产，觅专程回无锡，亲自在分产单上签字立据，并声明承分之田产今后“自行管理”。田产委托给其特务弟弟的老婆全权管理，叮嘱每年继续收租，进行残酷剥削，临走时并将两千元现款带走。这充分说明，每个细胞、每根血管都充溢着剥削者毒汁的陆定一，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地主分子。

　　为了保住其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陆定一竭力庇护反动的地主家庭，逃避土改斗争，疯狂破坏党的土改政策。

　　一九三七年，陆定一回无锡，给一帮地主通风报信：“我家的公产土地要分散，能卖掉就卖掉。”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他又向家里人说：“快点把田卖掉，便宜点也卖。”于是，陆家地主在全国解放前夕，派大批狗腿子四处活动，“要佃农买田”。当时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识破了他们的鬼把戏，但也有些贫下中农受骗买了“上当地”。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一九五o年六月六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蓬勃开展，陆定一的地主家庭一片惊慌，急忙派陆定一的堂兄陆雅达、狗姐陆婉巽等于一九五o年秋天专程来京向陆定一指示对策。陆雅达问：“现在解放了，地租怎么办？”陆定一答问：“你们现在收不收啦？”陆雅达说：“现在不收了，那应该如何处理？”陆定一回答说：“地要早一步处理，房子可以晚一步。”陆定一还怕他们听不明白，更露骨地说：“你们回去，应该弄点便菜便饭请农民吃一顿，然后把田单迟给他们，但不要声张。”妄图欺骗收买贫下中农，逃避斗争，破坏土改。无锡的陆姓地主遵照陆定一的意旨在土改工作队进村时，马上抢先交出一小部分田草地契，伪装积极。因此，逃避了斗争，逍遥法外，还骗取了“开明地主”称号。更可恶的是，陆定一还把土地化整为零，以他个人和他儿子的名义，另立户头，向当地政府登记分田。一箭双雕，既逃避了斗争，又分得了土地。陆定一何等狡猾阴险！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革命小将直捣陆家老窠，捉住了他们正在销毁变天账罪证的黑手，从火堆里收起近六斤重的残片，还挖出了八十余斤残存的从清朝道光直到一九四九年的房地产契约、田单登记账、鱼鳞图、佃户名册、工账、收租账、股票、高利贷帐以及把田契等翻拍的照片，共七十多种变天账。

　　毛主席说：那些“维护其违反照理和正义的私利”的人，总是“不敢堂堂正正的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谋，耍手腕”“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这就是对陆定一的写照。陆定一这个混入革命队伍的老地主分子，手段何等卑鄙，心肠何等狠毒，为维护反动地主阶级的利益又是何等卖力。陆定一这个罪该万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真不愧为剥削阶级在党内的忠实代理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陆定一的指挥下，被推翻的地主阶级陆氏家族一再兴风作浪，妄图复辟。一九四八年，当毛主席指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时候，陆定一见势不妙，深知其地主家庭将随蒋家王朝的垮台而覆灭。因此就组织兄弟数人为官僚地主家庭大修家谱，出版《陆氏世谱》，阴谋复辟。当一九五o年无锡的贫下中农起来控诉地主的罪行时，陆定一指使其反革命弟弟陆正一等人出版《陆氏文献》，胡说：“陆氏元侯公授姓以来，人元蔚起，家世赫奕。”竭力为祖宗八代歌功颂德，大搞复辟活动。

　　为了适应反革命复辟的需要，陆定一大肆网罗牛鬼蛇神，扶持反动势力，对他的反革命亲属及无锡的地方匪霸竭尽包庇保护之能事。例如把他的军统特务三弟陆亘一拉入革命队伍，安插在重要岗位，并伪造材料，证明没有历史问题。直到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陆定一的狐狸尾巴已经被揪住，反革命的罪恶阴谋已经暴露的时候，还与陆亘一密商抵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诡计。陆定一还百般包庇他的右派四弟陆正一。解放后，陆正一先后五次来京找陆定一，陆走一再三叮嘱要注意“敛迹些”，别露了马脚。在陆定一的一贯庇护下，这个反革命分子当上无锡市五一中学副校长、区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陆定一的伯叔兄妹，有的是残害人命、强奸妇女的大恶霸地主，有的是里通外国的特务，有的是作恶多端的地主婆，但解放后陆定一都把他们保护起来，并从外地送回家乡，窃据了许多重要职务。无锡土改时，陆定一的姐姐陆婉巽，为了逃避斗争到外地住了一年多，凭着陆定一这把大黑伞，特殊“照顾”，竟然报上了户口。

　　陆定一处心积虑地把他的反革命家属一一安插在革命阵营内，打入我们心脏，为其发动反革命政变招降纳叛，积蓄力量。但不管陆定一之流伪装得何等巧妙，他们终究也逃脱不出被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巨掌，这些坏家伙，今天都已一个个落网了！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大阎王陆定一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也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回到无锡，煽风点火。这对老妖精，竟以“副总理”夫妇的身份住到无锡市交际处，还亲自大摆筵席，纠集了一伙恶霸地主、资本家进行复辟活动。陆定一在无锡，以观光市容为名，为大地主资本家“扬威”，进行反攻倒算。

　　他借口一些已经公私合营，改换名称的商店，“有几十年的历史，在群众中很有信誉”，强令挂出资本家的臭招牌。他表兄孙振球开的《孙思泉香铺》的招牌，早在公私合营的时候就卸下来作了地板，陆定一还下令要扒出来重新油漆一新，挂到街上。陆定一所要的不是一块招牌，而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三阳南北杂货商店》的大资本家嚣张地说：“我人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三阳》的招牌还是硬的！”由于陆定一为这些大资本家撑腰，于是群魔乱舞，猖狂至极。

正因为混入革命队伍几十年的陆定一，始终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陆家地主对陆定一进行了令人作呕的歌功颂德。他们在吹捧陆定一的反动伯父《陆景山先生传》这一反动著作中，无耻地称陆定一的父亲谓“即今共产党元勋陆定一之尊人也”；胡说反动地主陆景山“以妙手起陆定一沈疴”（重病），“是起一人之沈疴，六亿同胞之沈疴皆起。其功岂，不更在良相之上乎，大云不出山，能伏天下人民皆被其泽者，公之谓矣！”真是混账透顶，反动透顶！完全是人妖颠倒，黑白混淆，一派胡言乱语！我们决不容许反动地主肆意吹捧、美化大野心家陆定一，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的铁扫帚，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三）投机成性　混入革命队伍

　　贪生怕死　显出叛徒真相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陆定一算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披着“共产党人”外衣的老狐狸，混入革命队伍几十年来，嘴里说的：心里想的，从来干的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混进我们党内爬得很高的大野心家，埋藏得很深的大定时炸弹，伪装得很巧妙的老修正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贪生怕死、出卖革命的无耻叛徒。

　　陆定一从小就受着官僚地主父亲的所谓“治国、齐家”的反动教育。陆定一不辱父教，曾苦心钻研反动的《曾文正公家书》，极力效仿曾国藩这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的反革命本领。

　　一九二五年，陆定一这个地主阶级的花花公子，在上海南洋工学院（交通大学前身）读书。当时，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一九二一年，我党光荣成立，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在此期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农民运动，深入工农，宣传马克思主义，还亲自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在全国兴起的农民运动，培养了许多干部。全国革命出现了新高潮，上海工人在我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五卅”反帝斗争。同时，北伐也已开始。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陆定一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投机，贪图禄位，在革命高潮中采取极卑鄙的手段，抱着光宗耀祖，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反动目的，混进革命队伍的。他钻进党内不久，就亲自上京秉告他的反动地主老子陆澄宙。陆定一混入共产党这着棋，很为他老子所欣赏。他家的狗腿子陆寿南曾问陆澄宙：“你家有这样的财产，怎么让儿子当共产党？”陆澄宙洋洋得意地回答：“是要这样的，两面（指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人才能保住家产。”陆定一的地主嫂子也证实说：“陆定一参加共产党，是得到他父亲同意的。”这就泄露了天机，供出了陆定一完全是秉承父旨，投机革命。其实，大革命时代的陆定一对于共产党本来就没有好感，相反，对于国民党却毕恭毕敬，心向往之。陆定一在一篇纪念五卅节周年的文章里描述了社会各界如何“出卖民气”之后写道：“只有国民党市党部，整天的在开会，讨论如何领导民众去做盛大的纪念。”接着陆定一用极其轻蔑的口吻奚落“共产党的穷光蛋们，亭子间里钻出钻进的规划着奋斗”。在陆定一心目中，唯有国民党才够资格有能耐“领导民众”，而“共产党的穷光蛋们”则瞎忙一气，不值一提。达难道不是陆定一这个假共产党、真国民党的绝妙自我写照吗？陆定一几十年的反革命历史证明，他人钻进了共产党，心却始终向着国民党。

　　陆定一混入革命队伍以后，一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遵照他反动老子的既定方针，顽固地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干着种种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党处于公开的或地下的状态，陆定一从未中断过与其反动家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陆定一与其反动家族之间来往频繁，息息相通。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党转入地下。披着革命外衣的陆定一，一会出现于上海的码头，送别他到美国留学的大哥陆坤一；一会又通过他的特务弟弟陆亘一从地主家庭里取得大批钱财衣物；一会又同他的一心“必止共乱”要杀共产党的反动老子陆澄宙亲切会见。一九二九年，陆定一名为“少共代表”住在莫斯科，但整天与国民党鬼混在一起。这年他的狗老子死了，大特务陆亘一打电报给国民党驻莫斯科大使馆，向陆定一报丧。陆定一得讯后无限悲伤，立即联络他的一伙反动弟兄，为这个十恶不赦的老吸血鬼大发哀启，大办丧事。在悼文巾竭尽涂脂抹粉之能事，胡说这条吃人不吐骨头的老狗具有“崇尚道德”，“行芳志洁，所至有声”，“扶持正义，拒绝非分之求”。以后每有机会，陆定一就大办洒菜，上坟祭祖，叩头致哀。更合人不能容忍的是，解放后他慷国家之慨，花费大批钱财，将他的反动老子和他的生母合葬。而且每当他的地主家庭有了红白喜事时，陆定一都寄以巨款。陆定一对反动地主爱得何其深！

陆定一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其反动的阶级和家庭爱得如此之深，而对革命和革命的同志却是随时可以背叛和出卖的。在十年内战时陆定一从苏联回国，从上海到中央苏区。陆定一在苏区由于工作中屡犯错误受到处分，心怀不满，私自跑到上海，同王明控制的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真是物以类聚，陆定一的错误不仅没有追究，反而仍旧安排在共青团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遭到破坏，陆定一这个贪生怕死投机革命的混蛋，为了保全自己的狗命，当即牺牲同志，出卖革命。陆定一不仅是个大叛徒，而且又是个大特务。陆定一这条没有脊梁的癞皮狗几十年来一直向党向人民隐瞒这一叛变革命的罪行。现在是到了接受革命人民严正审判的时候了！


（四）狐群狗党狼狈为奸

　　长征途中反骨毕露

　　陆定一本来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这个惯会投机的家伙又采取了极为卑劣的手段，通过另一个叛徒的关系重新混入苏区，投到老机会主义分子王稼祥门下。当时，王稼群窃取了红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陆定一即在其手下。他们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藏到后来不在一起了还念念不忘互相吹捧。抗战时期，陆定一把奉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王稼祥的军事著作捧为“对于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有巨大的实际的指导意义”的经典，要大家“仔细研究”。解放后，王稼群把持的XX部一次曾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几个初稿，王稼祥特别欣赏陆定一起草的初稿。这篇初稿因为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否定。看看，陆定一和王稼祥这一对老机会主义分子“相知”何其深，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思想感情，何其一致！

　　一九二五年，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陆定一也混在长征队伍里，化名朱云鹏，经常向他的特务弟弟陆亘一通风报信。长征途中他和反党分子张闻天、何凯丰等情投意合，往来很多。一九三五年十月，陆定一同反党分子贾拓夫在吴起镇合编了一个所谓《长征歌》，集中暴露了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狼子野心！

　　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长征的意义作了这样崇高的评价，并且特别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但是，在陆定一、贾拓夫合编的所谓《长征歌》里，却只字不提长征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只字不提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所谓《长征歌》故意避开不提长征途中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事件——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它胜利地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和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直接指引下拨正了船头，端正了航向，绕过了无数险滩暗礁，一直从胜利走向胜利。而陆定一的《歌》里有“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的句子，写到了贵州、遵义，但就是蓄意不提遵义会议、不提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充分暴露出在陆定一贾拓夫之流反党分子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地位，没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他们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企图是蓄谋已久的。

　　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把自己打扮成“老革命”，陆定一还大写长征回忆录。《老山界》就是其中流毒很广的一篇。陆定一在《老山界》里对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伟大的长征作了恶毒的歪曲和丑化，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这个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的阴暗心理和极端利己主义的丑恶灵魂。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气吞山河的《长征》诗，是对长征这一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的最深刻最生动的艺术概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红军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表现。与此截然相反，在陆定一的反革命黑笔下，具有钢铁意志的长征队伍被丑化得一踏糊涂，遇到困难“许多人烦得骂起来，叫起来”。一路上，陆定一丑相毕露，不是嚷累就是叫饿，还经常掉队。甚至大耍地主少爷的臭脾气：“疲劳得走不动”就“索性在地下躺一会儿”，肚子饿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来吃”。他满脑子活命哲学，怕苦怕死，看见山陡便“不由得混身紧张”，碰见石头也怕“睡一晚准会痛死人”，实在没有办法才“横着心”躺下来。同红军战土蔑视困难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相比，陆定一这个怕死鬼的灵魂是多么肮脏，多么低下，多么渺小！

（五）积极鼓吹右倾投降路线

　　宣誓效忠人民公敌蒋贼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里通外国的大叛徒王明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竭力宣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吹捧大卖国贼人民公敌蒋介石是“民族英雄”，“抗战最高领袖”，要求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老牌机会主义分子刘少奇也唱出了同王明一样的调子。他胡说国民党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最好组织形式”，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当时，窃取了八路军和北方局领导大权的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一伙，串通一气，大搞独立王国，跟在王明、刘少奇的屁股后面，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搞投降主义。

　　针对这股机会主义的逆流，毛主席早已敲起了警钟，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转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主席尖锐地提出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强调“我们和国民党及其它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但是，王明、刘少奇、陆定一之流却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形成便大功告成了，他们拱手把领导权奉这给国民党，竭诚“拥护蒋XXX领导抗日”。窃踞八路军前方政治部付主任的陆定一，在他一九三七、三八年间写的一些文章中，竟宣誓：“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XXX领导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每个军人，每个游击队员和自卫队员，都关心着祖国的命运，要以自己的血和肉，来拥护我国民政府，拥护抗战领袖蒋XXX。”他甚至把“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作为中华民族象征，并以使之“到处飘扬”为荣耀。陆定一这样无耻地把蒋介石捧到九天之上，把国民党政府奉为民族的代表，正好暴露了他是“蒋XXX”的忠实奴才，那里还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的气味！

　　蒋介石是什么人？他背叛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建立了中国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最恐怖最残暴的反革命王朝，他是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他是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的总代表、总头子。他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背叛革命，镇压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在他们而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陆定一把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吹捧为抗战的旗帜，要共产党和国民党“精诚团结”“在蒋XXX坚决抗战的意志之下”。这分明是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大搞投降叛卖活动，根本抛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把人民的利益断送得干干净净，完全是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货色。

　　这一时期，陆定一还同刘少奇一唱一和，鼓吹阶级合作。刘少奇宣扬工农和地主资本家应“抛开私人的仇怨”“互相让步、道歉”，提出富农也可以加入农会。陆定一也十分热衷于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的说教。当老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队的群众念念不忘阶级仇恨的时候，陆定一之流就连忙去解释，说什么“现在是大难当前的时候，就算过去有杀父之仇，只要大家是中国人，都应当捐弃从前的一切仇恨和嫌隙，一致抗日。……我们要委曲求全”。

陆定一在向人民群众进行这种黑《修养》式说教的同时，对地主资产阶级则完全是一付媚态，居然恭恭敬敬地请乡绅来聚餐，请他们帮助游击队的给养和枪枝。当这些平日吸饱了农民血汗的地主老爷答应“布施”一点的时候，陆定一便感激涕零地颂扬他们“真是慷慨”。简直无耻之极！毛主席说：“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陆定一借口抗日，抹煞阶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这是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极大委曲，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无耻叛卖！



（六）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

　　竭力宣扬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的建设，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从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起，就坚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批判了那些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单纯军事观点。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亲手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红军　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等起了伟大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凶恶的、技术装备优良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毛主席在指出我军应尽可能增强技术条件的同时，特别强调：“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胜敌人的首要因素。林彪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地忠实贯彻和捍卫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在林彪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了一支举世无双的、所向无敌的英雄军队。

　　陆定一同彭德怀、罗瑞卿这些反党篡军野心家一样，对于毛主席的建军原则一贯疯狂反对。抗日战争时期，陆定一以八路军前方政治部付主任的身份，写了不少所谓军事评论，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大唱反调，他借口“环境复杂”，极端狂妄地叫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够”了、不“完善”了，也就是说过时了。他竟敢抛弃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另立一个什么“新”的“尚武精神”的“传统”。陆定一这一时期发表的《加强体力！加强技术！》、《大量吸收和正确对待专门家》这两株大毒草，可算是他狂热鼓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代表作。

　　陆定一在这些臭文章里反复宣扬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军事技术第一，专家第一。他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需要在我们已有的优良传统之外，再来创造一个新传统，这即是：尚武精神的传统，尊重技术，尊重军事科学与科学人才的传统”，“没有军事知识，不懂军事技术，劳动人民就永无解放之日”，“有了军事技术，才能成为铁军”，“要把敌人打出鸭绿江边去，必须实行：加强体力！加强技术！”他还别有用心地宣扬“技术即政治”，政治工作要落实到业务的修正主义观点，胡说轻视军事技术就是“表现政治觉悟的不够”，“政治工作必须保证做好三件事”，即“供给、卫生和体力的锻炼”。陆定一公然提出削弱我军政治工作的措施，要“将战士的政治教育简单化一些”，政治机关要把“保证操场”这件事“看成与保证救亡一样重要”。总之一句话，有了技术就有了一切，军事技术好就等于政治工作好。

　　既然技术被强调到了第一位，那么具有军事知识和技术的专家自然就成了稀罕的宝贝。陆定一在这里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针锋相对，公然提出“能力第一、政治第二”的用人标准。他一再叫嚣要我党“礼贤下士”、“宽宏大量”地去“争取专家”，以至宽宏大量到“不管其政治思想如何”。因为“对于科学与技术专家，应当以真学识与能力为标准，而不是以政治觉悟的程度为标准”，专家“填写履历表时只写学历与工作历史。不写政治历史”。这还不够，陆定一还嫌这样一条专家路线不足以笼络各种“人才”，竟然提出要把同“各种武装集团有亲密关系的人才”搜罗进来。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才”呢？据陆定一自己的解释，是与“从新式的正规军直到会道门土匪等原始武装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人才”。原来是各色军阀官僚邦会流氓土匪头子！陆定一把这些反动武装的头子和社会渣滓视若珍宝，捧他们为“军事专家”，请来“加强我军”，恰好说明了陆定一推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网罗牛鬼蛇神招降纳叛的路线。

　　按照陆定一的设计，所谓“加强体力，加强技术”，加上“大量吸收”各种“专门家”，我军就会出现一个“尚武精神”的“新传统”。据说这是从百团大战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九四零年底的百团大战，是彭德怀为保卫他们的“抗日旗帜”“蒋XXX”擅自发动的。这次战役完全违背毛主席依靠人民进行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是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的活标本。百团大战以后日寇调动上百万兵力疯狂“扫荡”我解放区，使蒋介石得以在峨嵋山“袖手旁观”，而使我党抗日斗争面临困难的形势。但是陆定一却同彭德怀一鼻孔出气，大肆吹嘘：“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更大大的兴奋了民众，创造了今后工作极其顺利的条件。”胡说百团大战“供给了许多新经验”，“将会给我军以不少借鉴，给我军今后的建军工作不少裨益”。陆定一认为“百团大战的经验”“使我们要求强调建军的另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这就是部队的体力问题，军事技术问题”。这并不奇怪，从百团大战这一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典型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陆定一从来对于我军的优良传统都是闭口不谈或妄加贬抑，而对于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套却十分欣赏。他甚至极端反动地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队作为样板，号召我军“学习日本，学习西北军”。陆定一妄图按照资产阶级军队的面貌改造我军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有一个传统，这就是毛主席亲手创造的“党指挥枪”的传统，“三八作风”的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陆定一妄想用什么“尚武精神”来取代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完全是白日作梦。政治工作是我军传统的核心，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我军几十年来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所证明的真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加强军队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对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有许多精辟的论边。林彪同志说：“最重要的是政治因素，是人民的因素，部队中政治工作的因素，党的领导的因素，是军心民心的因素，这是战争中打败敌人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无论如何，这是最主要的因素。”“装备、技术固然重要，但是人的因素更为重要。技术也是要人去掌握的。”“八路军战斗力的坚强并不建筑在武器上，其最主要原因而有别于其它军队者，就在政治教育上。”这就是说，政治思想工作是灵魂，是统帅，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任何取消或削弱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企图，都是要从根本上瓦解我军，使我军蜕变为资产阶级军队。对于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工作，我党我军从来都是十分重视的。抗战初期，毛主席就全面论述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为军队为群众服务，同时提醒“应该充分注惫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同陆定一招降纳叛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说穿了，陆定一就是打着重视技术重视专家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私货。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它是一座攻不破、摧不垮的伟大长城。陆定一之流瓦解伟大长城的罪恶企图永远也不会得逞，到头来只能暴露他们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欠债是必还的，对于陆定一疯狂反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罪行，我们一定要彻底揭露，彻底清算！

（七）原子弹响吓破胆

摇尾乞怜求“和平”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斯大林命令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迅速击溃了日寇最精锐的主力关东军。日本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高度评价了苏联红军的参战。同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扔下了一颗原子弹。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借此大肆宣传，说什么日本政府所以投降，是因为害怕美国原子弹的缘故。他们想拿两颗原子弹对抗以斯大林为最高统帅的苏联红军的政治影响。但是没有那样容易，毛主席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的人们，指出这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那里来的。

　　那些“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的人当中，就有陆定一。七大以后，陆定一爬上了中央宣传部长的高位，一度窃踞《解放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他不仅自己被原子弹吓破了胆，而且通过《解放日报》，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在陆定一主持下，《解放日报》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十两日连续报导了原子弹的消息。九日以头版的显着地位刊登了题为《原子弹首袭敌国广岛》的新闯，上面还特别加了用花边装饰的“战争技术上的革命”的小标题。这条新闻的内容全部采用了美国新闻处，路透社、合众社等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报导稿，对原子弹的威力大加夸张渲染。什么“广岛所有生物被烧死，毙命者及伤者被焚后，不辨原形”，“侧面摄影已表明大股白烟高达四万英尺，七英里半外，遥见火光”，“弥漫之速，有如闪电”，“敌内阁当日举行会议”，等等。同日报纸的第三版还用半版篇幅登载美英资产阶级报刊对原子弹威力的评述，胡说使用原子弹使“对日作战迅速结束”，是“向日本的最后清算”，叫嚷原子弹的发明是“科学与战争的革命”，“第一次袭击便会决定问题”，散布“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惨剧实不堪设想”的恐怖气氛。这实际上是替帝国主义的原予讹诈政策作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对于《解放日报》宣传上的达一重大错误，作为总编辑的陆定一负有直接的责任。这是陆定一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反动立场的必然表现。

毛主席在看到这个错误宣传的第二天便在中央的会议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以后又多次在会议上讲过这个问题。一九四六年八月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主席这番话就是针对着包括陆定一在内的那些被帝国主义的表面强大所吓怕了的人们的。

　　毛主席的批评，陆定一只当耳边风。陆定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注定了他要患软骨病、恐美病，在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历史关键时刻，陆定一同刘少奇一样，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面前吓倒了。他可怜巴巴地向美蒋反动派乞求“和平”，哀号“抗战八年够苦的了”，幻想战后的中国会出现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战胜利后一心要从人民手中夺取胜利的果实。毛主席在抗战刚一结束时就向全党全国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一九四五年八月，为了揭露美蒋内战阴谋，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毛主席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这次谈判产生了《双十协定》，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成立协定以后，毛主席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但是，“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决不可以放松警惕，“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刘少奇陆定一这时正卖力地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路线。当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解放日报》竟然发表社论，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散布和平幻想，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陆定一这时作为中共参加政协的代表之一，一心想“当官”。在他的许多言论报告中，经常散布对革命战争的恐惧和厌倦，宣扬活命哲学。他对旧政协的协议宪章寄以无限的希望，说什么“宪法上的字句实际上代表着将来中国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和布匹的数字”，“争取越多越好，使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他把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美爱国斗争污蔑成是“救死求生”运动。尤其荒谬的是，他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斗争说成仅仅是什么争取“做人的权利”，说什么：“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要的，不过是不要‘开除人籍’”。他设想：“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里发生不同的政见，那是普通得很寻常得很的，但尽可以用民主的办法，让大家自由向人民宣传自己的政见，让人民来自由投票表示他们赞成或反对那一种意见。”

　　看，陆定一苦口婆心地哀求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恩赐”“人籍”，在他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因为据说这只是“不同的政见”，而且，是“普通得很寻常得很的”。于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总代表蒋介石就可以“自由”地发表政见，“自由”地“剿灭”共产党，“自由”地把中国人民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深渊中去。这就是刘少奇陆定一之流要“建”的那个“国”。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过是一个梦，实质上只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陆定一向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一时期，他在许多讲话中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希望帝国主义会对中国人民讲“友谊”和“信用”。他把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中的人物分成“顽固”的和“民主”的，认为美国政府中的“民主人士”是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他特别推崇“罗斯福政策”，高喊向“美国政府中通行罗斯福总统政策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的一切民主人士致敬”。对于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分子马歇尔，陆定一也加以肉麻吹捧，说什么“马歇尔将军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过光荣的供献”，“希望马歇尔元帅为中美友谊，为了美国的荣誉，不但停止赫尔利的反动政策，而且要设法弥补赫尔利所已经给与中国人民的巨大危害，和已经给与中美友谊的重大创伤”。陆定一这样鼓吹中美“友谊”，把一个战争贩子描绘成和平使者，正好适应了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搞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政策。

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狡猾的敌人，毛主席在战后许多讲话和著作中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作了深刻的揭露。毛主席说：“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底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借口“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在进行所谓“调处”期内，马歇尔使用各种狡计，积极训练、装备和运送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大量军火和作战物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之后，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这明明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这就是美国“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这就是美国的所谓“友谊”。把“侵略”说成“友谊”，这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腔调。美帝国主义者一向用这种甜言密语来欺骗中国人民。在中国，只有那么一小撮叫做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的黑主子欺骗中国人民。陆定一同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唱一个腔调，正好说明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八）呼风唤雨　鼓吹资本主义

　　兴妖作怪　反对三大改造

　　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新中围向何处去？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这是民主革命胜利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的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这个历史的转变关头，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五一年五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公然对抗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同毛主席大唱反调，根本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却大肆宣扬“和平建设”，胡说什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并且胡说什么农村互助组、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妄图抵制社会主义革命，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幌子下，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在此期间，刘少奇还利用政协召开的民主人土座谈会等机会，到处放毒，说什么“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也好”，更明目张胆地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还到处鼓吹“劳动致富”，说什么：“在农村曾经宣传过劳动致富。什么是劳动致富呢？就是劳动发财，农民是喜欢发财的。”真是混账透顶。这是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极大诬蔑，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无耻的背叛，是要引中国走回头路。大阎王陆定一紧跟其主子刘少奇，完全按照刘少奇在黑报告中所定的调子狂热鼓吹城乡资本主义，拚命反对社会主义，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

　　大阎王陆定一伙同阎王胡乔木及反党分子习仲勋盗用“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发了许多黑文件，并通过阎王殿的黑刊物《宣传通讯》，大量放毒，极力鼓吹富农经济，反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九五O年八月旧中宣部阎王殿在《关于土改宣传的指示》中，大肆叫嚷“提倡农民的勤俭生产而致生活富裕”（即提倡劳动发家），“不反对一部分农民变为富农”。一九五一年七月又在《宣传通讯》上刊登了一个《关于加强售棉宣传的指示》，竟提出“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强调“人民政府是容许并鼓励农民发家致富的，怕露富是没有根据的”。更荒唐的是，陆定一把社会主义宣传为“全体农民都冒尖，冒大尖，没有穷人，谁劳动得最好谁的收入最多，谁的日子过得最好”，还胡说“这种生活不但比过去的富农强，也比过去一般地主和今天的许多资本家强”。这里说穿了，陆定一是在宣传：谁发展富农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日子就能过得“最好”，他就会比富农还富，比地主、资本家还强。陆定一的臭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不是清清楚楚吗？

　　在鼓吹富农经济的同时，陆定一拚命宣扬刘少奇的“四大自由”。一九五O年三月阎王殿在通报东北局的一个文件中，说什么“在政策上一般应允许雇工”，“应允许和提倡私人之间的正当借贷”，规定借粮利息不超过“春借一斗，秋还斗半”，借钱利息不超过“国息百分之三”。还提出什么只要是自耕，就可以“购入和租人土地”。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连续几次尖锐地批判了这些错误观点，指出：对农村工作不能采取自流的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引导全国农民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是，陆定一死跟刘少奇，抗拒毛主席对他们的严厉批判，竟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借转发河北省委的一个文件，对一些地方把雇工、放高利贷、囤积粮食等现象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确提法严加斥责，大抓“辫子”，大打“棍子”，十分猖狂。

　　随后，毛主席又作了一系列纲领性的指示。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毛主席的这个革命纲领针锋相对，陆定一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一切阶级敌人的利益，全面攻击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陆定一亲自出马，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同刘少奇—唱一和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否认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极力阉割总路线的革命实质，胡说什么政权拿到了，“没有人拿我们的脑袋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就是在国内建设”，他要“全国都来宣传重工业”，对宣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提了一句，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一句都没有提。他把“要发家，种棉花”这个鼓吹资本主义的口号说成仅仅是不懂理论的问题。一九五五年初，陆定一又在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和旧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大放其毒，大肆攻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发势力”的口号，说“这个词是不确切的”，“是反对全体农民”，是“破坏工农联盟”，“简单化”，“害死人”。他扣上了这许多罪名还嫌不够，更露骨地攻击这些口号“容易打击农民发展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事后，陆定—统治的阎王殿下了一道禁令，不准农村再提“反对自发势力”的口号。同时，还公然反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胡说公私合营后，“工人因为薪水降低，有很多意见”，妄图挑动工人起来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陆定一又一再叫嚷：“要向资本家宣传不要‘怕共产’，共产主义就是大家都富裕，富裕到……比地主、资本家生活还好。”这样，资本家“绝大部分”就能“变成无产阶级”。这是对公私合营的最大歪曲，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理论”。一系列的事实证明了陆定一的所作所为，完全与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背道而驰，阎王殿的一切宣传也都完全背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修正主义货色。

　　我们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早在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就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深刻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当全国革命取得胜利，土改运动已经蓬勃开展，广大农民进一步要求互助合作的时候，陆定一又顽固地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立场上，旧中宣部阎王殿在《关于土改宣传的指示》中完全按照其黑主子刘少奇的意旨，恶毒地提出“应当在农民中反对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口号。当土改胜利完成，广大农村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刘少奇高喊反对“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陆定一又通过转发黑文件和黑刊物《宣传通讯》，忠实地推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反对急躁冒进”为名，行反对农业合作化之实，大肆攻击所谓“左”的急躁情绪。把互助合作运动宣传中的一般缺点夸大为“左倾错误”，“打击单干农民”，“伤害中农”，“忽视和粗暴地打击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胡说当时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批建设是“‘轰’起来的”，是“用强迫命命的办法编起来的”，.......（此句原文不清）。恶毒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胡说什么：“这些问题是与各级领导机关在推行互助合作化运动中规定了过高的任务与过急的步骤”“分不开的”。甚至说：“这是想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疯狂叫嚷必须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以为很快就要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和“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陆定一还贩运了“生产力论”的滥调，（此句原文不清）胡说没有农业的机械化就不能实现农业合作化。其实，这不过是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借口罢了。

　　一九五五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陆定一又疯狂跳了出来诬蔑农业合作化运动“过高、过大、过急”了，“出了偏差”，“造成了严重后果”，造成了“农民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现象。”等等，攻击合作化是“占中农便宜，使中农吃亏”，是与“巩固和团结中农相违背的”“过河拆桥”的作法。陆定一对合作化攻击到这般程度还嫌不够，他还用心险恶地从一些来信中寻找“子弹”，攻击社会主义“就要多吃瓜菜稀汤”，“勒紧腰带”，“吃豆饼、树叶”，“以菜代粮”。更恶毒地说“紧就是社会主义，苦就是改造”。这些刻毒的咒骂，只能暴露陆定一对社会主义的切齿仇恨的反动灵魂，而对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无损一根毫毛。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为了有力地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当年七月三十一日，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地批判了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某些同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毛主席说“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指出：“我们应当积极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强调指出：“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根据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全党立即开展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当这场斗争刚刚进行不到半年的时候，陆定一在其主子刘少奇的策划下，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跳出来大搞“反冒进”的罪恶活动。他们以“反冒进”为名，反对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陆定一在一九五六年六省委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大量放毒，叫嚷宣传工作中合作化问题的稿子“太多了”，再次打起反“左”、反“急躁冒进”的破旗，提出“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经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捉一个反急躁冒进”。会后，陆定一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本来一直对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严厉批评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怀恨在心，一听汇报，正合心意，立即下令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反冒进”的社论。陆定一欣然接受，责成阎王张际春主办。张际春与陆阎王商定后，授意旧中宣部阎王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宗一起草。这篇黑社论在刘少奇的“关心”、陆定一亲自催促下，不到十天就炮制出了初稿，后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术、吴冷西、邓拓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先后审阅修改，终于在六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以《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为题出笼了。

　　黑社论中提出：“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叉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它胡说“急躁冒进”是上面逼出来的”，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指示，刮起了一股“反冒进”的黑风，造成了经济建设的“马鞍形”。

　　这篇黑社论出笼后，毛主席愤慨地批评它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篇社论把主流、支流、本质、现象混为一团，颠倒黑白，制造混乱，妄图使六亿人民泄气，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刘少奇、陆定一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心何其险恶。

　　一九五六年夏秋之间，陆定一在多次会议上又提出“农村工作都是犯错误的”，“农业合作社百分之八是强迫出来的，百分之五十是盲从起来的”。这是又一次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恶毒攻击，是对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极大歪曲，是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极大诬蔑。

　　综上所述，陆定一为资本主义声嘶力竭地唱尽赞歌，爱得何其深！对社会主义咬牙切齿恨得何其狠！但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地向前发展的事实，宣告了刘少奇、陆定一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阴谋的彻底破产。

　　（九）疯狂破坏思想批判运动

　　顽固对抗进行反攻倒算

　　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十几年来阶级斗争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钻进党和国家核心领导机构的陆定一一伙，正是最危险的“不拿枪的敌人”。陆定一以刘邓黑司令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挥官的地位，站出来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每一次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批判、大斗争中，陆定一都或明或暗地进行抵制和破坏，扮演着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

　　解放初期，陆定一由于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他过去工作中的错误的批评心怀不满，经常托“病”休养，实际上，却干着各种反革命罪恶勾当。在解放初期的几场重大思想斗争中，陆定一的反动嘴脸早已暴露得清清楚楚了。

　　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的出笼，是解放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在思想领域里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几次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却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然对抗毛主席指示，拒绝对《清宫秘史》进行批判。这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重大斗争就这样被活活扼杀了。对于这桩罪行，陆定一至今死不承认，推说“不知道”。赖账是不行的。事实上是陆定一明明参加了文化部召集的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在会上明明讲了拥护《清宫秘史》这个片子，反对批判。陆定一想赖，是赖不掉的。拒不认罪，只有罪加一等！

　　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亲自亲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斗争。

　　大阎王陆定一，事先同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勾结起来，积极支持、鼓励这株大毒草出笼。接着，让它在全国大放特放，报刊上连篇累牍地进行吹捧，流毒全党、全国。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斗争以后，陆定一这个老反革命不但毫无悔罪之意，不作只字检查，竟借口陪外国人讲学游山玩水去了。陆定一如此肆无忌惮地对抗毛主席和毛主席发动的这场伟大的斗争，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于同《武训传》差不多同时拍成的坏电影《荣誉属于谁》，陆定一也积极支持。这部影片大肆宣扬荣誉属于照搬苏联调车法的铁路局长，完全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否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批评了这部影片。江青同志说，难道荣誉就是属于这种人吗？江青同志认为这部片子即使修改也无可救药，必须彻底批判。但陆定一却坚持修改以后可以放映，还搬出什么拍一部片子要花很多钱的歪理由。后来，按照陆定一的旨意，这部片子经过修修补补、换了个片名仍旧出笼了。从这里可以看到，陆定一对抗毛主席、对抗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江青同志，何等猖狂！一九五四年十月，毛主席亲自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鼓舞革命的“小人物”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猛烈开火，给了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当头一棒，掀起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又一场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陆定一、周扬一伙在他们的总后台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大肆破坏。战斗刚一开始，他们就竭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周扬在作协的一个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在研究“包含复杂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旧中宣部阎王殿主办的党内刊物《宣传通讯》也发表述评，名为《重视目前开展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兜售的仍是周扬那一套黑货，强调什么“必须注意，关于《红楼梦》问题的批判，是一个学术性的思想斗争，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各地宣传文教部门应加强领导，防止产生混乱现象”。当《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指示发表了责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后，周扬见势不妙，马上抛出假检讨。他们的后台刘少奇也出来为《文艺报》辩护，说什么《文艺报》的问题只是“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而已，包庇周扬、陆定一，帮他们蒙混过关。到了一九五六年，陆定一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攻倒算，叫嚷“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有缺点的”，批判俞平伯“开始就大张旗鼓”没有“先礼后兵”。真是打在俞平伯身上，痛在陆定一心上。陆定一还歪曲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方针，打着“红旗”反红旗，大作黑报告，公开向俞平伯赔礼道歉，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无根据的说法，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一九五四年《人民日报》揭发俞平伯垄断研究资料，证据确凿。事隔一年多，陆定一这个大混蛋不仅一笔勾销了这个反动“权威”散布唯心论毒害青年的罪恶，而且连他的学阀丑行也全部包庇了下来。陆定一在这里为俞平伯全面翻案，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面目。

　　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过程中，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对胡适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阎王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猖狂破坏。在旧中宣部召集的学术、文艺、教育界的党员负责人会上，拼命抹煞这场思想政治斗争的重大意义，竭力把它拉入“纯学术讨论”的邪路。《宣传通讯》上发表了为批判胡适定调子的文章，它同毛主席关于胡适每篇文章都有政治目的论断针锋相对，胡说什么“对胡适的批判很大部分是属于学术讨论的性质，所以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另一方面，陆定一、周扬、林默涵、于光远等一伙四处散布毒言恶语，丑化和攻击这个批判运动。他们抡起“简单化”的大棒，抓住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个别知识性差错，肆意嘲笑和攻击。一九五五年六月，旧中宣部炮制了一个所谓《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借资产阶级学者之口，大肆美化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和胡适的老祖宗杜威；同时搜集了一大堆所谓“缺点错误”，把批判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准备反攻倒算的黑报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阎王殿包庇右派，打击左派，不准革命的狰狞面目。

对于上述极端严重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思想批判运动的罪行，在一九五二年初中宣部机关的“三反”运动中，陆定一只轻描淡写地“检讨”了几句，便在刘、邓司令部的包庇下蒙混过关。“检讨”中说什么自己只是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在思想认识上不足”，对反动影片《武训传》、《荣誉属于谁》的问题“视而不见”，“表现得软弱无能”；原因是“小资产阶级尾巴还有蛮长一条”。说得多轻巧！陆定一这个惯于用假检讨欺上瞒下蒙混过关的老狐狸的尾巴倒在这里露了出来。我们一定要揪住这条狐狸尾巴不放，穷追狠打！

（十）形“左”实右，蓄意破坏“三反”“五反”运动

玩弄阴谋，制定修正主义宣传方针

一九五二年，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是建国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次严重较量。运动刚开始’，旧中宣部阎王殿陆定一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便通过他们包办的《学习》杂志，散布一套形“左”实右的谬论。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立群、于光远等人的文章中，公然对抗毛主席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分析，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同时，把当时正在进行的“三反”“五反”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仅仅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把严重的政治斗争说成是“思想批判”。毛主席很快就发现了《学习》杂志这一严重问题，进行了批评。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九日陆定一代表旧中宣部向中央写了一分所谓《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报告》。这个所谓“检讨”把许立群、于光远等人的错误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幼稚的、否定一切的‘左’的情绪”，“夸夸其谈的作风”，“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接着，在陆定一的指挥下，《学习》杂志发表了胡绳、于光远等人的“检讨”，把他们的政治错误说成是“片面性的错误”，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更为严重的是正当我党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的时候，胡绳、于光远等人，却借“检讨”的机会，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性的一面”，因而又从右的方面制造了混乱。

一九五五年二月，旧中宣部召开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陆定一在会上做了《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向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陆定一提出了所谓“抓政治、抓思想、当参谋、当哨兵”的十二字方针。这个方针被阎王殿众阎王和宣传文教部门走资派奉为宣传工作“唯一正确”的方针路线，忠实推行到处兜售。从字面上看，好象陆定一很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但是，究竟抓那一个阶级的政治、思想，当那一个司令部的参谋、哨兵？陆定一就不便明说了。实际上，陆定一在这个报告里提出的一整套宣传文教工作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他这个“方针”的最好解释。陆定一在报告中，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说成仅仅是什么“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说党的“思想工作的根本”是批判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的“理论工作”。他宣称经过这样的工作，就可以使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一致”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批判资产阶级问题，陆定一提出了一系列反动主张。他竭力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说什么在批判中，“对于年老有病的、人缘较好的、在学术研究上有一定成绩的人，虽然他有错误思想，但不要把他当做靶子打”。他还提出建立一支合二而一的所谓“理论队伍”等等。总之，陆定一这番话恰好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他的所谓“抓政治、抓思想”，正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反对无产阶级政治，他的所谓“当参谋、当哨兵”，正是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和哨兵。

（十一）耍弄花招包庇胡风

　　伙同罗、杨破坏肃反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择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一九五一年，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九五五年，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高潮即将等到来的时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和捣乱活动，又大有抬头。这时，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个气势磅礴的群众性的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次肃反运动，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然而窃踞中央肃反五人小组组长的陆定一，出于他反革命的阶级本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在刘邓支持下，伙同罗瑞卿、杨尚昆等人自始至终极力破坏。

　　一九五五年初，毛主席决定把胡风的反革命《意见书》拿出来示众，展开批判斗争。毛主席指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而予以彻底地批判。但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却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百般包庇胡风反革命集团。他下黑指示，对这个反革命集团“要采取帮助的态度”，“对胡风，不是打倒他”。陆定一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把胡风的反革命“三十万言书”，说成仅仅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主观唯心论”；把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说成只是一般的“思想批判”问题，甚至，居然说“胡风要进行反批判，是可以的”等等。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声讨斗争。毛主席明确地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而陆定一还竟然对党外人士讲：“胡风不是反革命”，极力对反革命分子胡风进行包庇。

　　同年夏天，运动从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刚进入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时，陆定一就叫嚷：肃反“要求不是那样深”，有些单位只要“刮一阵风，洗一个澡”，“搞它一个礼拜，随便去捞一把”就行了；“他高兴坦白就坦白，高兴检举就检举，他没有东西就不来，就拉倒”。陆定一还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罗瑞卿合谋作了决定，对所谓国内外知名教授进行包庇，这些人即使有反革命问题，一般不许在群众中斗争，并把许多资产阶级教授列入了“保护”名单，以此来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妄图阻挠运动深入。

　　在运动逐步深入，必须乘胜追击时，陆定一却对群众肃反运动进行诬蔑，说运动“有共危险性”，“可能冤枉了好人”。他大叫大嚷“必须严加控制”，“不加控制，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胡说“左倾”是“当前的关键问题”等等，在群众头上大泼冷水，妄图中途刹车。最后，他还千方百计为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开脱罪责，胡说什么，有些人同特务来往，参加三青团，是“为了吃饭”、“为了向上爬”，“我们要为他想一想，当时他不如此，就吃不上饭”。甚至认为“过去参加过特务组织的，现在也不一定都算反革命”。在甄别定案时，他还提出搞定案“要抱着不相信一切的态度”，蓄意为反革命分子的翻案大开方便之门。

　　在这次肃反运动过去之后，他还对运动进行了恶毒攻击。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对肃反工作已经作了完全正确的估价，指出：“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陆定一别有用心地抓住运动中难免的、早已纠正了的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大加攻击，诬蔑反胡风、肃反及其它一些政治运动“都是压的办法，秦始皇的办法，把这些扩大化了”，这次肃反“有冤狱”等等。

　　毛主席教导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陆定一对党恨，对人民群众恨，却对反革命分子亲，说明他和反革命分子是一路货色，一样地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地要搞资本主义复辟。难怪

一九六一年全国大刮翻案风时，陆定一也跳出来大肆煽动：“现在都提出翻案，胡风提出翻案！“甚至反动原形毕露地叫嚷：“翻就翻吆，无产阶级专政都要翻吆！”公然鼓吹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猖狂至极！恶毒至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把他长期隐藏的反革命本来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他斗倒、斗臭！

（十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吹鼓手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进行阶级斗争，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句话，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半途而废，走资本主义老路，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又教导我们：“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是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并且在他老人家的亲自领导下，取得了各条战线上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

　　陆定一出于他的反革命本性，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劲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作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问题的报告时说：“现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了，资本家也社会主义改造了，中国以后就没有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就是从此以后连根拔掉了”。明明是资产阶级右派在进行反党活动，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陆定一讲的事情本身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却硬说没有阶级斗争了，真是混账透顶！

　　一九五六年，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

　　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臭名昭著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竭力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大肆鼓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投降主义路线，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背叛，受到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热烈喝采，在国际上顿时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流。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大泛滥。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以后，我国国内的阶级敌人蠢蠢欲动，梦想在中国也出现一个匈牙利事件，天下大乱，从而由他们“收拾残局”，取而代之，复辟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异常尖锐。

　　陆定一在阶级敌人的进攻面前，竭力鼓吹我国“阶级消灭了”，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没有阶级了”，“不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了”，国家职能只有“组织经济、文化、人民生活”和“国防外交”两项任务了，“党就成为领导国内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的组织了”。

　　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幌子下，陆定一呼应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他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叫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与政府唱对台戏”。他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宣扬资本主义“确实有优越性”，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有它的好处，自负盈亏，工人有积极性”，还胡说什么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等等。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公然篡改毛主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抽掉了“双百”方针的阶级内容，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有用的东西已经不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了”，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大解放”。他还特地召集了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右派分子曾昭伦、钱伟长、钱端升等举行所谓“学术问题座谈会”，以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名，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给右派分子煽风点火。陆定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漏网大右派。

　　在陆定一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支持鼓动下，我国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妖风。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公然否认法律和法学的阶级性，要求继承剥削阶级的旧法律和旧法学。资产阶级大右派吴景超、费孝通等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等反动文章，大肆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抛出了《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的右派纲领，攻击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党的政策措施是“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要求继承旧史学和史学史。文艺界的坏戏、鬼戏、反革命的电影、戏曲、小说也纷纷出笼。陆定一统治的旧中宣部利用它所控制的宣传新闻大权，为这些牛鬼蛇神大开绿灯。

　　陆定一把持的旧中宣部阎王殿，觉得这还做得不够，还要从生活领域打开复辟资本主义的缺口。在陆定一的主使下，阎王殿炮制了一个关于改进服装问题的通知，鼓动各大城市举办服装展览会、时装表演会，提倡奇装异服。陆定一之流还要求中央一级报刊和全国各大城市展开服装问题的宣传。新闻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闻风而动，宣传报纸要登“生活里重要的新事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和大叛徒邓拓“积极”组织服装问题座谈会。宣传从提倡穿花衣服开始，进而丑化穿干部服是“死沉沉”，“灰溜溜”；从宣传发型扎辫子，戴手套，穿高跟鞋等打扮手法，到宣传调味、钓鱼、养花、务木、跳花样舞、唱黄色歌曲等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东西。

　　从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到一九五七年春，一时乌烟瘴气，妖雾弥漫，群魔乱舞，毒草丛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划时代的光辉文献，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惫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总结和阐明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然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当毛主席的这两篇光辉著作刚刚发表，他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到处作报告，煽阴风，点鬼火，兜售他的反革命黑货。

　　一九五七年，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说：“政权问题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就基本完成了。资产阶级这个剥削阶级就基本消灭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右派分子“放得不得了怎么办？不会的，因为阶级已消灭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他跑到杭州做报告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三改：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三个改造，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我们国内，帝国主义没有了”，“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地主阶级没有了，资产阶级差不多没有了，反革命基本上肃清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没有了”，“我们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因此，“革命没有了，革命到这里为止了”。竭力掩护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陆定一的这套破烂货，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从他的主子刘少奇那里贩买来的。长期以来，他紧跟刘少奇后面，亦步亦趋，拚命地为刘少奇的篡党篡国摇旗呐喊。

　　陆定一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同时，还叫嚷什么：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对“俘虏兵、关起来的特务”，“甚至于对战犯”，“都要采取团结”。要我们和过去的“土豪劣绅交朋友”。直到一九六四年，他还要把“逃亡地主”“吸收入党”，让他们“担任领导工作”。原来，他们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只是不要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陆定一之流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实质。他在右派猖狂进攻，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放烟幕弹，要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失去对敌人的警惕性，放下手中的武器，放手让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但是，陆定一的好梦不长，在毛主席的指引下，用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对资产阶级右派发动了反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

让刘少奇、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见鬼去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牢牢掌握住手里的枪杆子、印把子，对刘少奇、陆定一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争，实行专政。

（十三）居心险恶恣意篡改“双百”方针

　　大开绿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在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战略方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刘少奇、陆定一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从他们“阶级斗争熄灭”的谬论出发，用偷天换日的手法，阉割“双百”方针的革命灵魂，塞进他们的私货，阴谋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后修正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都打着“双百”的旗号，同国内外阶级敌人里应外合。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陆定一作为刘、邓黑司令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指挥官，态意篡改“双百”方针，呼风唤雨，兴妖作怪，表演的尤其充分，尤为疯狂。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为了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实行达个方针的。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因此，“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陆定一这个大阎王、大学阀却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抽掉“双百”方针的阶级内容，把它歪曲成什么“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团结”政策。他摆出一付“权威”的架势“解释”道：“什么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统一战线。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的统一战线。”胡说同资产阶级要“互相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不要互相骂，不要我抓住你一个尾巴就打你一棍子，你抓住我一根辫子又打我一棍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象仇敌一样。”陆定一口口声声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讲“平等”、讲“团结”、讲“合作”，甚至用心险恶地狂叫要“两个传下去，马列主义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传下去；马列主义万岁，资产阶级思想也万岁。”这是陆定一玩弄的鬼蜮伎俩，是这个大阎王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鬼话。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列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关系只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陆定一讲的“统一战线”是幌子，向资产阶级投降是实质；前一个“传下去”是假，后一个“传下去”是其。把马列主义思想打下去，让资产阶级思想传下去，这就是陆定一的反动目的。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主席特别指明：“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而陆定一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个从来是反左不反右的家伙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从来不讲批判，不讲斗争，却一个劲儿讲“自由”，“自由”。他反复鼓吹的是什么“独立思考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创作和批评的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除了“自由”，还是“自由”！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历来都是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便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陆定一为了保障他资产阶级的自由，玩弄了一套障眼法，恶毒地把“双百”方针歪曲成自由化的方针。陆定一所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允许并存”，“兼容并包”的翻版，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叫嚣的“解冻”的变种。它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灭资兴无的革命方针是根本对立的。大量事实证明，长期以来，陆定一利用他所窃取的权力，在思想文化界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大做黑报告，大抓黑措施，发号施舍，煽风点火。一方面大喊大叫要打破“格格”“敞开来”，为牛鬼蛇神出笼大开闸门。另一方面，当无产阶级起来批判资产阶级时，他就大泼冷水、大打棍子，叫喊“‘左’得厉害”啊！“简单粗暴”啊！“贴标签”啊！“一家独鸣”啊！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一大堆帽子扣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一句话，只许资产阶级放毒，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请看：

　　在学术界，他极力鼓吹要“有资产阶级的学派”，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陆定一公然主张开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反动经济学家凯恩斯、马尔萨斯的理论，胡说它能使我们“脑筋开放、增长知识”。他还奴颜卑膝地要“请第一流人物到中国来讲学，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请”。这个“第一流人物”竟包括叛徒考茨基的第二国际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人物。陆定一认为他们鼓吹的反动货色“不一定都是谬论”，“这样可以刺激刺激，千万不要‘闭关自守’，不然就把中国毁掉，恢复大清帝国。”“唯心主义的，反动的，都请来讲讲，有些唯心主义还是革命的，要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就要向人家学”。这还不够，陆定一竟丧心病狂地抬出我党历史上的老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反党分子、野心家，叫喊“讲马列主义，要讲陈独秀、陈绍禹、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高岗”。此外，连独夫民贼蒋该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陆定一都念念不忘，下令“也要讲”。看看，陆定一打着“百家争鸣”的旗号，把古今中外的政治僵尸、牛鬼蛇神统统放了出来，让它们自由泛滥，大放毒气。陆定一保障的是那家“自由”，代表的是那个阶级利益，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陆定一生怕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老祖宗的黑货火传绝种，费尽心思给它们立牌位、辟阵地，为的是好让它们“传下去”。陆定一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与此相反，对于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对于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登上学术舞台的伟大创举，陆定一恨的要死，怕的要命，恶毒攻击，疯狂反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了大量哲学文章。有的学术刊物选登了这些好文章，如开辟了《打虎英雄谈纸老虎》的专栏，刊登解放军同志的文章。以陆定一为首的阎王殿对此十分仇视，横加指责。他们大叫大嚷，既是“研究”，就“不能象报纸一样”，借口“学术性”，大砍大杀工农兵的文章。当姚文元等同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奋起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等大毒草时，阎王殿又伙同大党阀彭真，极力封锁，百般攻击，包庇右派，镇压左派。

　　在教育界，陆定一打着“传授知识”的幌子，鼓吹无批判地大量开设古今中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反动学说的课程，肆无忌惮地推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腐朽思想。他叫嚷：“教了还要考，考不及格不准毕业”，“下一代谁领导谁，我们管不着”。在陆定一鼓动下，资产阶级教授、反动“权威”盘踞讲坛，“大鸣大放”毒害青年。当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一起来，陆定一则迫不及待地大肆镇压。

　　在新闻界，他积极提倡开放“自由市场”，办“同仁报纸”，“同仁刊物”。恶毒诬蔑我们的党报“天天摆起铁面孔”，“采取封锁政策”，“有一天要给人打倒”。

　　在出版界，他大力鼓吹“自由竞争”，主张开办“自费出版社”，“可以出奇奇怪怪的书”。“右派分子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可以出”。相反，对于革命宝书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却极端仇视，千方百计压制和破坏它的出版。

　　在文艺界，他极力鼓吹“全民文艺”论，要文艺为一切人服务，“甚而至于包括牢里的囚犯”。他带头鼓吹“反题材决定论”，胡说“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主张写“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鬼”、“神”、“小老板”、“中间人物”等等。二阎王周扬把陆定一的这些反动言论奉为经典，给他的喽囖们打气说：“最近有人批评童话中写了猫狗，可是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往后有人批评你们，你们可以引经据典地抵抗一下，问他们，难道陆定一同志的话收回了吗？”陆定一还鼓吹一种“无害作品”的谬论，叫嚣“老子就是无害作家，中间作品！”在“无害”的幌子下，连鸳鸯蝴蝶派的反动文人周瘦鹃的“盆景”，陆定一也“容许他搞”，“也算一花，不要千篇一律，让他们自由，有益无害”。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倡“写真实”，煽动牛鬼蛇神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晤面”，写新社会的“悲剧”。他咒骂我们写工农兵，写新社会，写英雄人物是“清规戒律”、“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他诬蔑我们的文艺批评“搞得象孔庙，穷人没有分”，叫嚷“不要作品敞开，批评统死”。在陆定一、周扬这些阎王的鼓吹、煽动、包庇、纵容下，文艺界谬论百出，毒草泛滥，群魔乱舞，乌烟瘴气。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海瑞罢官》、《海瑞上疏》，影射攻击三面红旗的《谢瑶环》、反党厉鬼《李慧娘》，为大资产阶级立传和为“小老板”诉苦的《不夜城》、《林家铺子》，以及三家村伙计们的《燕山夜话》等等，一批又一批的大毒草被当作“香花”充斥文艺阵地。它们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烟，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准备。

正如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陆定一等一小撮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大权在手，“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陆定一的“敞开来”就是牛鬼蛇神的大泛滥，陆定一所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彻底清算陆定一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滔天罪行，保卫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的革命灵魂，把灭资兴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十四）两面手法难掩右倾机会主义真貌

　　大搞翻案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招魂

　　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胜利地进行了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以后，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九五八年五月，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会上，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革命与建设的经验，适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真正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洲尽舜尧”。“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我国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全国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赢得了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呼，一片大好形势。

　　面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一片惊慌，极端仇视，他们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表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反华大合唱。已经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战争贩子杜勒斯，诽谤我们的大跃进是“纸面上的跃进”，诽谤人民公社“是兵营”，是“奴隶劳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叛徒赫鲁晓夫和美帝国主义的头子一个腔调，攻击我们的三面红旗是“超越发展阶段”，“搞平均共产主义”，是“反动的”等等。国内的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对社会主义的每一前进都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伺机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国内外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一九五八年以后，围绕着三面红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怀着刻骨的仇恨。还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早期，他就和帝、修、反一鼻孔出气，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是“刮起来”的，还恶狠狠地说：“大批的办起来，势必大批的垮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也诬蔑大跃进是“言过其实”，“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和他把持的旧中宣部阎王殿，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下，配合国内外的反动派，猖狂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热情歌颂我国出现的大跃进局面：“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陆定一和毛主席唱反调，诬蔑大跃进没有“物质条件”，是“吹牛皮”，是“乱、糟、偏”，是“左”倾，“这样下去要垮台”。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陆定一跳出来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五九年五月，他在旧中宣部的一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叫嚷：“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一个指头也真烂得差不多了，烂狠了也会死人”，“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大跃进后，全部需要吃补药”。真是反动透顶！

　　大阎王陆定一一声嚎叫，阎王殿里的阎王、判官立刻群魔乱舞。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周扬，一九五九年六月，布置判官们检查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报纸宣传和出版工作，搜集三面红旗的所谓“缺点、错误”，整理黑材料，准备拿到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彭、陆罗、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干将许立群，跑到内蒙煽风点火，叫嚷：“大跃进的结果，搞得比例失调”，“伤了元气”。大跃进是“命令主义，强迫群众搞这搞那”。在这一片反党叫嚣声中，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党的庐山会议前夕，陆定一主使阎王殿策划了一个大阴谋：旧中宣部召集各大区和省、市委宣传部门负责人，举办所谓“政治经济学读书会”。周扬跑到会上作反党“动员报告”，叫嚷：“经济科学是残酷无情的，违反规律必受惩罚。”在阎王们的鼓动下，这个所谓“读书会”，变成了一个反党黑会。会上大刮黑风，咒骂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是全面跃进，而是“全面冒进”，“公社化违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合”，“公社名存实亡”，成绩和缺点的关系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是“倒四六开”。反党分子杨献珍也气急败坏地跑到会上大讲黑话，叫嚷五八年“现实生活占百分之一，浪漫主义占百分之九十九。好像吃了什么药，完全变了”。猖狂进行反党活动。

　　在陆定一及其统治的阎王殿敲起的紧锣密鼓声中，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庐山会议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大搏斗。他们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诬蔑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诬蔑大跃进是“升虚火”、“浮夸风”；诬蔑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叫嚷我国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等等，妄图里应外合，进行篡党篡国。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识破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指出：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毛主席还严正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阴谋，取得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

　　陆定一参加了庐山会议。这个老奸巨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势不妙，准备好的反党黑材料没有来得及抛出来就龟缩了回去。他惊慌失措，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急如星火地从庐山打长途电话给看家的阎王张子意，说“现在还是要多讲成绩”，暗示暂时退却。他从庐山会议回来，就慌慌张张地问阎王许立群，读书会上“放了些什么？”许立群也慌了手脚，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汇报，并且请示，读书会这一摊怎么办？放出来的东西怎么处理？陆定一怕得要死，鬼鬼祟祟地告诉许立群：“让他们快些回去吧”。就这样，陆定一、周扬、许立群一伙蒙混过了关。陆定一是一个漏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对于彭德怀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被粉碎，陆定一心中极为仇恨，时刻伺机为彭翻案。一九五九年末，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中，陆定一就别有用心地叫嚷，不能因为反对彭德怀，就不准“讲缺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鼓动牛鬼蛇神反党。一九六二年，他紧跟刘少奇大刮翻案风，公然跳出来为彭德怀翻案。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明确指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陆定一却和刘少奇唱一个调子，胡说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那封信”，妄图推翻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接着，在这年夏天，陆定一统治下的阎王殿，还起草了一份取消全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文件，妄图对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伟大斗争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这是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大阴谋，必须彻底清算！

　　（十五）暂时困难时期兴风作浪

　　攻击三面红旗大刮黑风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由于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破坏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兴高采烈，以为灭就要塌下来了，新中国就要“垮台”了。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攻击中国共产党，诬蔑三面红旗。他们怂恿印度反动派挑起边界纠纷，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跃跃欲试，梦想窜犯大陆。国内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就是在这一片反华反共声中，以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配合国内外反动派的进攻，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妄图推翻毛主席的领导，由他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上台，把中国拉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毛主席说：“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陆定一正是这样一个家伙。他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没有来得及暴露，就给打了回去，荫蔽了起来。但是他的反革命本性没有变。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他又跳了出来，利用各种机会，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三面红旗，拚命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反革命复辟效劳。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o年六月，针对刘、邓黑司令部刮起的反对三面红旗的黑风，明确指出：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中也是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一九五九年九月，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一文中，热情地歌颂三面红旗，歌颂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党和毛泽东同志集中了群众的意志和创造，推动了这个伟大运动向前发展。”“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绝不是我们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而是同成绩相比，缺点是如此之少，缺点的克服是如此之快，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是如此高超，如此值得敬佩和学习。”

　　陆定一和毛主席、林副主席唱对台戏。一九六一年三月，他在旧中宣部部长办公会上攻击我们的总路线是“一切贪大，一切贪多，一切贪高”。五月，他在中央文教小组会上诬蔑总路线说：“‘鼓足干劲’是主观精神，‘力争上游’是主观精神”，“没有客观基础，只剩下一个主观精神了”。“只是主观精神，就是唯心主义”。他造谣说：“人民公社搞得问题很多，不可收拾”。要恢复农村经济，就“要一个新经济政策”，“再退一步”，搞“单干”。这是赤裸裸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六月，他在一次会议上狂吠：“如果不改，连无产阶级专政都得翻掉”。七月，他在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讨论会上攻击总路线“办法不好”，攻击大跃进是“自己糟蹋自己”。他恶毒诬蔑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坏”了，说“群众运动也可以亡国”。十一月，他对日修《赤旗报》代表团谈话时，诬蔑大跃进“跃进得没有边，高指标，高估产，……一切全是高”，“搞过头”了。讲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说“责任首先在中央”。你们“千万不要搞成中国的教条主义”。陆定一的反革命黑心，何等险恶！一九六二年一月，陆定一疯狂地攻击说：“三面红旗说不清楚，搞十年，穷解决了，就可以说清楚了”，“硬是要碰钉子”，“小钉子、橡皮钉子还不行”，要“碰得头破血流”。他还在一个会议上攻击党犯了“‘左’倾错误”，叫嚷“以后不要讲党的绝对领导了”。这些恶言毒语，疯狂的诬蔑，只能出于一个和我们有着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之口。陆定一和当时敲锣鸣鼓跳出来的“三家村”的匪徒一样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

　　毛主席教导我们：“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正是在陆定一之流的咒骂声中更加显得鲜艳夺目了。

　　陆定一的疯狂叫嚣，还不能平息他对党的刻骨仇恨，于是他与邓小平、彭真密谋，到处搜集反党“子弹”。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在一次会议上煽风点火说：“三级干部会，各地都在开”，“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不要怕，我们想搜集三级干部会上的意见，研究一下，拿到书记处讨论”。“没有什么了不起吧，无非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否正确？究竟三面红旗还是一面、两面，或是—面都没有呢？谁的责任呢？”“这些材料你们不要瞒产私分，要报中宣部。”同时，他布置旧中宣部阎王殿搞各省三级干部会的简报，专门摘录三面红旗的所谓缺点和问题。

　　第一批材料是从河南、山西的简报中摘出来的。这些黑材料攻击“总路线本身就有矛盾”，“公社化太早了，太快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等等。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陆定一带着他的心腹童大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旧中宣部秘书长》去北戴河的前夕，交待要继续整理各地简报。三天以后，阎王殿急如星火地把大批材料偷偷运到北戴河。陆定一借这些反党黑货攻击“总路线没有客观基础，只是鼓动口号”，“大跃进不是正常规律”，“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三年中成绩不是主要的”等等。可是，陆定一还嫌这些恶毒的攻击不“尖锐”，不“尖端”，不“过瘾”，又叫童大林打电话回部催促：要“把各地提到的更尖锐的问题都包括进去，如个人崇拜”，并且作贼心虚地指示：“不写出处，不写年月，只印两份，立即拆版”。童大林为了搜集这些反党“炮弹”，疲于奔命，还恬不知耻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活动，打保票说，“出了问题，陆部长保护过关”。他还得意忘形地表“功”说：“山西、河南的材料，小平、彭真都看了，让我们立即将各省的都整出来。”这就不打自招地供出，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阴谋活动。

　　为了急于要把这套反党黑货兜售出去，网罗牛鬼蛇神，为他们篡党篡国作组织准备，陆定一根据刘、邓司令部的授意，伙同其它阎王，在一九六一年九月炮制了一个关于干部轮训的文件。这个文件完全歪曲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取消党内的思想斗争，宣扬“自由思想”、“自由讨论”，以及不追求个人责任，不搞思想检查，不作小组记录：不作重点批判，不作思想总结等十四个“不”字，要牛鬼蛇神“出气”，煽动他们向党进攻。一九六一年十月，陆定一和大叛徒安子文合谋，联合召开了有关各中央局、省市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参加的“干部轮训工作会议”。这个会名为谈干部轮训，实际上是进行反党活动。他们猖狂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大刮翮案风。十月十六日，陆定一亲自跑到会上放森，带头煽风点火，恶毒诬蔑反右倾运动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动不动扣帽子，这个派，那个派”，“重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叫嚷“要为整风恢复名誉”。这是一个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牛鬼蛇神鸣冤叫屈，策划反攻倒算的黑会。

到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陆定一与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相配合，在旧中宣部同样制造了一个“畅观楼”反革命事件。他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多次提出要“检查”中央文件，“看看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央犯了什么错误”，并且透露中央要开会。大阎王一声令下，阎王殿里的大小阎王、判官蜂涌而上，分别“检查”了文教、卫生、体育各有关方面的中央文件，整理成《一九五八年以来宣传文教工作文件选编提要》等黑材料，大肆诬蔑中央犯了“左倾”错误，大反毛主席。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在各个领域里要“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阎王殿明目张胆地叫嚷“拔白旗的口号是那里来的？”“要查清楚！”有的阎王还杀气腾腾地指着那些黑材料叫喊，要我们党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账”。陆定一自己则撕破了嗓子吼叫批判资产阶级干吗“要那么彻底”！陆定一按照刘、邓旨意，秘密“检查”中央文件，炮制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这是他和他统治的旧中宣部阎王殿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次大暴露。

（十六）率领妖魔鬼怪猖狂射毒箭

　　七千人大会上凶相大暴露

　　一九六二年，是阶级斗争极为尖锐的一年。

　　这年年初，我们党为了总结解放十二年来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五八年以来的工作经验，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这个会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对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和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毛主席说，我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有了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还提出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利用我国经济的暂时困难，刮起了一阵阵黑风，掀起了一个个黑浪。他们利令智昏，以为篡党篡国的时机已经到了，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相呼应，大反毛主席，大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少奇在会上叫嚷总路线“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攻击大跃进是“跃退”，是“发疯”；诬蔑人民公社“办早了”，“没有优越性”。他胡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甚至狂吠：“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邓小平在会上和刘少奇一唱一和，竭力攻击三面红旗。他们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陆定一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千将。他利用阎王殿在“检查”中央文件时搜集到的“炮弹”，和刘、邓狼狈为奸，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

　　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和九日，陆定一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小组会上两次发言。他恶毒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瞎吹”，“懵懵懂懂”，像“做了一场大梦”。他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问题严重得不得了”。他公然叫嚣我们党犯了“路线错误”，胡说“现在好比长征时到了遵义一样”，叫嚣要“纠正错误路线”，“改组党的中央”。真是猖狂至极！

　　陆定一还丧心病狂地咒骂我们党“没有群众路线，就像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派反动透顶、荒唐已极的谰言。

　　陆定一之流妄图在反对“一个领袖”的口号下，抬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头目刘少奇，来取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妄图在反对“一个主义”的口号下，端出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取代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党我国蜕化变质。陆定一统治的旧中宣部的喉舌《宣教动态》在这个时期刊登的文章中，一方面穷凶极恶地咒骂、诽谤、攻击毛主席；另一方面却肉麻地大捧特捧刘少奇。这个黑刊物鼓吹刘贼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深刻、客观、中肯”，“使人心悦诚服”，“对于今后长时期工作都有重要指导意义”，并且煽动性地扬言：今后“谁领导人民过好生活，就喊谁万岁，就拥护谁”。等等。这就最好不过地为陆定一的反革命凶心作了补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最坚决地拥护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以最大的忠诚爱戴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就是要无限信仰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

　　在陆定一的把纵和主使下，七千人大会的文教小组会完全变成了反党黑会。阎王殿参加会议的众阎王在大阎王陆定一的率领下，伙同文教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放肆地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早就看穿了这伙反党分子的狼子野心，针对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阴谋集团的进攻，发出了不准组织秘密集团的严厉警告。毛主席还针对刘、邓一伙利用三年困难时机刮起的黑风，严正指出：有一种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会上面对刘、邓黑司令部的猖狂进攻，挺身而出，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而英勇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林彪同志指出四年建设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实验，是培养干部、教育人民、取得经验的伟大学校。工作中出现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好比付学费，很值得。林彪同志号召全党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同各种干扰毛主席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刘、邓资产阶级司命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但是，正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刚结束不久，刘少奇就盗用“中央”名义，召开了“西楼会议”，进行疯狂的反扑。他叫嚷“现在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办法”。他攻击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揭露还未彻底”，对“有些困难”“还认识不够”，有些“还没有提出来”，因此，“要继续揭发”。他凶煞神似地叫喊：“所有假象，都要揭露”，“有人说，揭露，怕说成漆黑一团，如果确实如此，就说它漆黑一团”。反党反毛主席的气焰十分嚣张。

　　陆定一紧紧跟上，学着主子的调调，针对三面红旗，肆无忌惮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七日，他在调整会议上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像挖掉他的祖坟似地咒骂我们要“亡国”。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借大右派罗隆基的口说：“我们要亡国了”。他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说：“要准备没有裤子穿”。陆定一这些黑话正好暴露了他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完全是一丘之貉。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中央文教小组会上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路线正确，工作方法不对就倒霉，路线正确，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就倒霉，路线正确，乱专政也要倒霉”。现在“只讲成绩，不讲困难”，“留下祸根”。“这种情况再拖几年，亡国就是了”。“现在的问题是领导干部含不得丢掉已有的成绩。”陆定一之流要我们党“丢掉”三面红旗的伟大成绩，“丢掉”中国人民的命根子，这永远是痴心妄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绝对不会答应！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陆定一越是反对三面红旗，我们就越是坚决拥护三面红旗，坚决捍卫三面红旗。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陆定一还利用他所窃取的中央宣传部长的职权，为刘、邓一伙进行篡党篡国大造舆论。

　　一九六二年五月，陆定一以刘少奇批发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为蓝本，亲自主持炮制了两个精简宣传要点，竭力散布悲观、阴暗的论调。这是两株大毒草，流毒全党全国。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指出，我国的经济困难已经到了沟底，再往前进就要陆续上升了。周总理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我国国民经济情况已经好转。陆定一与毛主席唱反调。他在这两个精简宣传要点中，把国内形势描绘得凄凄惨惨，一团漆黑，通篇都是“困难”、“严重困难”。明明六二年夏季收成很好，他却造谣说“夏收减产已成定局”，以惑乱人心。他诬蔑当时的形势是“城乡交困”，工农联盟已面临“破裂的危险”，这种局面“长期拖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要拖垮”，竭力制造混乱。他恶毒攻击我们党“不谦虚了”，“不谨慎了”，犯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攻。

　　陆定一还通过阎王殿黑刊物《宣教动态》大造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大刮单干风、翻案风，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领导。—九六二年夏秋，《宣教动态》发表的成百篇文章和材料中，陆定一打着反映“群众呼声”的幌子，摆出“为民请命”的架式，用恶毒尖刻的词句，放肆地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胜利冲昏了头脑”，“走得不稳当”，“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闹得天怒人怨”。这些黑货只字不提苏修的破坏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硬说“困难根本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是三面红旗搞糟了”等等。这个黑刊物还用大量篇幅，连篇累牍地鼓吹“包产到卢”、“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的优越性，胡说这些东西有所谓“八大好处”、“十大好处”，甚至提出恢复私营中小工商业，用“节制资本”的办法取代社会主义改造。

　　陆定一为了急于抬出他的主子刘少奇，鼓吹“反对派精神”，除了亲自主持抛出了大毒草《魏征传》外，还布置出版《历代政治人物传记》。他说这本传记中，“皇帝、宰相，都可以列进去”，“有统治经验可以借鉴的，都可用”。为了贯彻陆定一的黑指示，旧中宣部阎王殿专门召集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齐燕铭、吴晗、翦伯赞等开会。这批反动家伙，把海瑞、于谦、李三才、秦始皇等封建僵尸都抬了出来。当这个选题计划这到陆定一手里时，他赞不绝口，立刻批道：“同意。可再加几个儿皇帝，如石敬塘、刘豫等。”陆定一主持出版《魏征传》和《历代政治人物传记》，其罪恶目的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这就暴露了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野心家嘴脸。

　　在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煽动下，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都跑了出来，到处兴风作浪，单干风，翻案风，和其它歪风邪气泛滥成灾。资产阶级再一次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重大关头，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针对刘、邓一伙散布的悲观、绝望的论调，指出形势大好。毛主席在会上还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教导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毛主席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的讲话粉碎了刘、邓黑司令部的进攻，保证了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航道胜利前进！

（十七）借亡灵鼓吹“魏征精神”

　　藏祸心反对伟大领袖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九六二年六月，陆定一抛出的《魏征传》就是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篡国制造舆论的。

　　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叫嚷：我们党“听听反面的意见，对立面的意见，就好了，不听就糟糕，对立面不是坏事。”陆定一在会上和刘少奇一唱一和，更加露骨地说：“在桌面上做反对派是可以的，是好的。”“古时候皇帝还允许反对派。”“唐太宗有个魏征，就是专门同他做对立面的。”接着他就歇斯底里叫嚷：“当个皇帝还允许反对派！”“反对派讲话，听起来味道不是那么好的。不是什么英明领导之类，而是戴点帽子，打点棍子。”猖狂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这次会以后，刘少奇纠集他的反革命党羽，以十倍的疯狂，加紧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紧锣密鼓地大造篡党篡国的舆论。刘少奇加紧炮制他自己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再版），作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党伐彭真，极力散布要毛主席“下台”的谬论。“三家村”“四家店”抛出《刘志丹》、《为李三才辩护》等等大毒草。报刊和舞台上不断出现对“海瑞精神”的宣传。美帝国主义也叫嚷期待“中国出现新分子”、“促进这个政权内部的自由主义化。”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像饿狼熬红了眼一样，眼巴巴地等待中国赫鲁晓夫上台。

　　达时，陆定一把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魏征，从棺材里拖出来，炮制了《魏征传》。在炮制过程中，陆定一叫他的心腹童大林，找载有魏征传记的旧唐书和新唐书给他看，并要童立即组织出版部门，把《魏征传》翻译成白话文，加上注释出版。出版部门走资派接到大阎王陆定一的“圣旨”以后，立即调兵遣将，突击译注，边译边改，边排边校，加班赶发。尽管如此，陆定一还不满意，异乎寻常地派旧中宣部出版处长坐催。由于急命如火，《魏征传》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以空前的快速炮制出笼了。

　　《魏征传》出笼以后，陆定一在党内党外广为推销。他要旧中宣部的工作人员人手一册，组织学习，并在他召开的各大区宣传部长会议上散发和推荐。这本书在有的地区被大量翻印。有些报刊也发表了宣扬魏征的文章。有的学校还把它作为教材。在旧北京市委等部门，有人还炮制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打算把魏征搬上舞台。一时，刮起了一股鼓吹“魏征精神”的妖风。

　　《魏征传》的出笼，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整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自封为党内的“魏征”，自称为“反对派”。他们借魏征之口反对我们伟大的党，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把《魏征传》拿到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前面透视一下，看看它究竟是什么货色吧。

　　一、《魏征传》极力渲染魏征如何敢于充当皇帝的反对派。传记的前言（初稿）中画龙点睛地说：“魏征，唐初著名的政治家，是一位不怕冒犯皇帝，敢于直言极谏的人物。”文里也大肆吹捧和描绘魏征如何“有志气，有肝胆，能够不怕冒犯，向太宗进谏，即使碰到太宗大怒时，他依然神色不变”。他“坚强正直”，“激烈直率”，是唐太宗的“一面镜子”。陆定一还在许多场合鼓吹说：“魏征是唐太宗的死对头，提意见很尖锐。”他甚至在一次会议上恶毒地煽动说：“唐朝的魏征还是应该提倡……我们为什么不如魏征？”

　　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标榜自己“直率”，敢于说话。在党的庐山会议上，他写信给毛主席，大反三面红旗，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阴谋活动。他的反党活动得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赞赏。赫鲁晓夫曾夸奖他“有足够的勇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借歌颂海瑞，把彭德怀当成“英雄”。陆定一抛出的《魏征传》，鼓吹敢于充当“皇帝的反对派”，显然也是为彭德怀招魂的。

　　当时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针对上海刮起的“魏征精神”的妖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大喊大叫要提倡“魏征精神”，那么你们所指的唐太宗是谁？这就击中了陆定一的要害。其实，魏征是唐太宗的一个大臣。他既不是唐太宗的“反对派”，更不是唐太宗的“死对头”。他们都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封建统治者。魏征只不过是唐太宗的一个忠实的大奴才。所谓魏征是唐太宗的“反对派”、“死对头”这一类称号，都是陆定一给加封的。陆定一歪曲历史，捏造魏征是唐太宗的反对派，是出于他的反革命的政治需要。陆定一心目中的反对派，就是毛主席指出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主席说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魏征传》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借魏征批评唐太宗，影射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魏征传》中说，唐太宗“得志以后，不虚心‘纳谏’了”。魏征批评他说：“贞观初年，陛下孜孜不倦地讲求治国的道理”，“对待臣下有礼，下情能够上达”。“近来仗着立了大功，建了大业，自负聪明，滋长骄傲”了，“身边的亲信顺从意旨，不肯谏劝，被疏远的人害怕威严，不敢说话，”“这样发展下去，危险不小”。“君主能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下情也就上达了”。不“让人畅所欲言”，就要“遏止真理的发扬，妨碍风化，损害道德，再没有此这更厉害的了”。

　　陆定一的黑话，是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最恶毒诽谤。毛主席最伟大，最谦虚，毛主席倡导了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使我们伟大的党永远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骨肉相连。正如林彪同志所说的：“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陆定一攻击毛主席“不民主”，“反对你的不敢讲话”，“一讲话就是什么派，人家受不了”。这是恶毒的诬蔑。长期作威作福，大搞“一言堂”，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的人正是陆定一自己和他的黑后台刘少奇！

　　毛主席教导我们：“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对于阶级敌人，对于自命为“当代魏征”的陆定一之流，我们就是要“拒”他们的“谏”，专他们的政！不给民主，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如果依了他们，就要亡国亡党，使中国大倒退，使世界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

　　被敌人反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对毛主席的恶毒诋毁和诬蔑，丝毫无损于毛主席崇高的光辉的形象，而只能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三、《魏征传》提出“以隋亡为鉴”的反动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三面红旗。陆定一在《魏征传》的前言（初稿）中说：魏征“经常劝诫唐太宗以已亡隋朝为借鉴”，“节约民力、物力，停办一切不急之务”。在文里，陆定一通过魏征之口说：“隋朝富强而灭亡”，是因为“不断地用兵，无休止地叫百姓服劳役”，“不断兴师动众”，“骚扰了百姓”，他借魏征批评府太宗，恶毒攻击我们“百姓被劳役，骚扰得疲困不堪”，“劳动百姓”，“任意营建”，结果“人民怨恨，六神愤怒，必然发生灾害，灾害一发生，祸乱就跟着发作，祸乱既发作，却能保全生命、名誉、得到好收场，那是极少的”。他恶毒地影射攻击说：“年成不好，百姓的心恐怕不会像以前那样舒坦服贴了”。一九六二年五月，陆定一在各大区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借魏征批评唐太宗的话说：“不要打仗，不要杀人，不要奢侈，不要动员过多民役，静就安，动就乱。”接着他就甩掉魏征的灵牌说：“我们还不是动员民役太多！”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使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以后，毛主席一再告诚全党，要吸取苏联的教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陆定一不讲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却鼓吹要“以隋亡为鉴”，就是要我们党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停止革命的群众运动，丢掉三面红旗。“静就安，动就乱”，这短短的六个字，集中地反映了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陆定一之流对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仇视和恐惧，反映了他们力图维护和恢复旧制度的反革命愿望。可是，陆定一把垂死阶级的悲鸣，冒充社会舆论，在《魏征传》里，借用魏征的话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至诚之言，一般舆论也都是这样。”推开死人的牌位，后面立着的就是他们这些恶鬼。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五月，攻击三面红旗时，就曾恶毒地说过：“要知道，秦始皇是修长城，隋炀帝是开运河垮台的”。陆定一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的一次会上说：“秦始皇的集权政治本来是进步的，但后来在全国调动劳动力，修阿房宫，打匈奴……，弄得民不聊生，天下大乱”。“今天是如此，搞不好，怎能不亡国？”他们唱的是一个调子，为的是一个目的，都是为了搞反革命复辟。

　　陆定一竟不择手段地将《新唐书》中《魏征传》的原文“人无信不立”加以歪曲，译成“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国家是站不住的”。现在“存亡的关键，就在于节制欲望和嗜好”，“停办不必要的事务”，他甚至恶狠狠地说：“骚扰了百姓就大乱”，“圣明的人乘机起事，把老百姓从危亡的境况中拯救出来”。

　　这里，陆定一和他的黑后台，把他们的罪恶阴谋和盘托出。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人民对党“没有信心”了，无产阶级专政“站不住”了。刘少奇、陆定一等自封为“圣明”的人，赤膊上阵，煽动“大乱”，自己“乘机起事”，实行反革命政变。这些宣扬“不要打仗，不要用兵，不要杀生”的家伙，要拿起刀子杀人了。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几十年奋斗得来的成果将付之东流，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回头路，工农群众就要吃二遍苦。

　　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陆定一之流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高举三面红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了苏修的破坏，降服了百年未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又一次显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无穷威力。

　　《魏征传》就是这么一株大毒草。

　　马克思说过：“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陆定一之流请出封建奴才魏征的“亡灵”，并没有帮得了他们的忙。这一小撮反革命小丑演出的“新场面”，不过是更快地促使他们自己灭亡罢了。

（十八）狂犬吠日　恶毒攻击红太阳

　　阴谋篡党　肉麻吹捧黑主子

　　颗颗红星朝北斗，朵朵葵花向太阳。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心心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老反革命陆定一却对毛主席怀着刻骨的仇恨，一贯疯狂地反对毛主席。

　　全国解放以后，翻身作主人的劳动人民齐声歌颂：“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崇拜。一九五一年国庆节，江苏省淮安县农民群众踊跃购买毛主席像，敲锣打鼓地端着像回家，生动地说是“恭请领袖回家”，还说：“抬头望望毛主席像，浑身上下添力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对此十分恼怒，竟主使旧中宣部发出通报，对群众的这种革命行动横加指责，胡说这是“受了封建迷信习俗的影响”，“不应该助长”。

　　陆定一发现报刊上登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诗歌和新闻，也猖狂地攻击和压制。一九五四年六月，他赤膊上阵，跑到人民日报党员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恶毒地叫嚷什么“不要沉醉于个人的宣传，如果不注意，那是很危险的，甚至会亡国”。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收场以后，陆定一同赫鲁晓夫遥相呼应，在中国公然打起了反斯大林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黑旗。他以反斯大林为名，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反对个人迷信”为名，来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权威。他胡说什么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偶像和对他的迷信揭破了，这是一件好事情”，并且把话锋一转，恶毒地诬蔑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展个人独裁……在中国这也是可能发生的”。他捶胸拍案地叫嚣，在中国也要“反对个人迷信”。

　　正是这个大阎王陆定一，主使和勾结旧中宣部阎王殿的其它阎王判官，在“反对个人迷信”幌子下，干出了一连串反对毛主席的罪恶勾当。

　　他们竟删去国庆宣传通知中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妄想封锁住这发自全世界人民心坎中的时代最强音；

　　他们不准演唱各族人民千遍万遍唱不完的颂歌《东方红》，并要销毁《东方红》的唱片；

　　他们禁止报刊登载国内外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报道；

　　他们不准在文艺作品和电影戏剧中歌颂毛主席，反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他们下令“不要给领袖塑半身像”；

　　等等，等等。

　　看，陆定一这只疯狗，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简直到了丧心病狂，无孔不入的地步，真是把他千刀万剐不解恨！

　　广大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戚情，比海洋深，是谁也破坏不了的。连我们的孩子，在毛泽东思想阳光哺育下的新一代，从小就热爱和崇拜毛主席，他们学会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最初学会写的字是“毛主席”。陆定一对此又恨又怕。一九五八年初，这个大学阀在讨论教学问题的会议上叫嚷：“现在不是正在反对个人崇拜吗？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课本，毛主席的像片、画像是不是出现得太多了？课文中提到领袖的地方也不要太多”。他极力反对对青少年进行热爱伟大领袖的教育。教科书中，毛主席光辉的肖像、著作和歌颂他老人家的课文，被大量删掉。

　　一九五九年夏，正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刘邓黑司令部又进一步弹出“反对个人迷信”的滥调。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狂叫：“中国也要反对个人崇拜，不要喊万岁，不要唱《东方红》。”陆定一替主子帮腔说：“党的威信高，就要谨防一件事：迷信。”他们狼狈为奸，想方设法地反对毛主席，甚至连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的毛主席塑像，他们也下令搬走。

　　达一年，陆定一之流还串通苏修，极力贬低对毛主席的评价，同意苏修利用出版苏联《小百科全书》的机会，把原来《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已有的对毛主席的评价，如“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等提法，全部删去，只提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导者”。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损害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的极其崇高的威望，是枉费心机。五大洲的革命人民一致公认毛主席是当代最杰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当代的列宁，是世界革命的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他们说：“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

　　在我国三年暂时困难时期，陆定一配合国内外敌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一九六一年十月，苏修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变本加厉地大反斯大林，进一步发动反华大合唱。这时，陆定一也更加起劲地大反斯大林，借此大反毛主席。就在苏修二十二大开场的十月份，陆定一接连四次发表大反斯大林的讲活，他甚至模仿美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在其野蛮方面，企图超过斯大林”的口吻，咬牙切齿地叫嚷：“我们比斯大林还厉害！”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前后，陆定一反毛主席的罪恶活动猖狂到了顶点。七千人大会前夕，陆定一竟贼胆包天地布置旧中宣部通过反革命喉舌《宣教动态》“反映对‘个人迷信’问题的意见”，也就是搜集牛鬼蛇神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言论，为他们的刘邓黑司令部提供炮弹。七千人大会期间，陆定一尾随刘少奇，狂热地鼓吹党内要有“反对派”，率领旧中宣部闾王殿的其它阎王判官和宣传文教界的大小喽囖，对毛主席进行恶毒的攻击。七千人大会以后，陆定一又急如星火地炮制了《魏征传》等大毒草，大肆制造反革命政变的舆论。

　　一九六二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陆定一反对毛主席的罪恶活动仍然没有停止。他开口闭口咒骂斯大林，并布置旧中宣部炮制一连串诋毁斯大林的黑材料，以此影射攻击毛主席。一九六五年他还同大党阀彭真一唱一和地诬蔑毛主席“犯了错误”。直到一九六六年二月，陆定一伙同彭真炮制反革命《二月提纲》的时候，还大反了斯大林一通。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反对派把自己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我还认为对我是件光荣的事情。”现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之流把他们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毛主席身上，也更加证明毛主席的无比伟大、英明和正确。林彪同志说得好：“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我们对毛主席就是要永远永远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

　　列宁指出：“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

　　陆定一正是这样，他在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反对毛主席的同时，却不择手段，狂热地吹捧刘少奇，在宣传上替他搽粉贴金，塑造“高大形象”，为捧主子上台大造舆论。

　　建国初期，在陆定一主使下，旧中宣部编印的发给全党的《党史资料》上，篡改历史，替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树碑立传，把这个老反革命吹捧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杰出的国家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甚至荒谬绝伦地把这个中国牛鬼蛇神的总头目，吹捧为“活菩萨”。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淆”！

　　一九五九年，刘贼窃据国家主席职位以后，陆定一一伙以为篡党篡国的时机快到，三令五申要加强对“两位主席”的宣传，实际上是要突出对刘少奇的宣传。此后，每逢开人代会、重大节日或刘贼出国访问，旧中宣部都布置通讯社和报刊连篇累牍地对刘贼进行吹捧，刊登他的大幅照片，把他吹捧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各族人民最英明的带路人”，甚至极其无耻地把中国人民的这个死敌，吹捧为中国人民的“父亲”、“大救星”。他们还大量大量地印发刘贼的狗像。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刘贼狗像的印发总数，竟超过毛主席像的两倍多。电影，也被陆定一之流用来作为吹捧刘少奇的工具。吹捧刘贼的电影，除了有《燎原》、《青春之歌》、《革命家庭》等故事片外，还有专门宣传刘贼的新闻纪录片十四部，至于“新闻简报”影片中宣传刘贼的镜头就更多。但是，建国十七年来，没有拍摄过一部歌颂毛主席丰功伟绩的故事片，也没有一部专门反映毛主席活动的大型纪录片。这是何其触目惊心和令人发指的对比！

狂犬吠日，丝毫无损于太阳的光辉；丑人搽粉，只能使丑相更丑。毛主席最伟大最谦虚，同群众心连心，受到全世界人民无限的敬仰和热爱。刘少奇和陆定一之流最渺小最卑鄙，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憎恨和唾弃。

（十九）疯狂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极力镇压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和世界革命的灯塔，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全党学习、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彪同志说得好：“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从他极端反动的阶级本性出发，从阴谋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十分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恶毒的诋毁和攻击，想方设法地阻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镇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他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死敌。

　　全国胜利前夕，一九四九年七月，林彪同志在纪念我党诞生二十八周年大会上，发出响亮的号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求”，“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强调指出：“这样，我们不但可以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而且能够巩固这个胜利”，“不学习，我们就会在胜利之后不能继续前进”。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林彪同志明确地把大立毛泽东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提了出来，具有伟大的意义，这就抓住了使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根本。

　　正是在全国胜利前后，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陆定一之流却拚命反对大立毛泽东思想，反对大学毛主席著作。他们闭口不提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大肆贩卖“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那套修正主义货色。一九五一年十月，光辉灿烂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特大的喜事。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如饥似渴地组织学习。陆记阎王殿却气急败坏地进行压制，发出电报给各地宣传部门，借口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合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和领导”，强令“各地不必急于组织对《毛泽东选集》的正式学习”。

　　在全国胜利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陆定一一直借口要学马、恩、列、斯的著作，抵制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把毛主席著作排斥于经典著作之外。他公然反对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国各级党校、大中学校和干部在职学习的主要内容。有的大学要求开设毛主席著作的专门课程，也被陆定一悍然拒绝。有的学校革命师生自动组织起来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竟被勒令解散。尽管如此，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仍然坚持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他们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天上星星数不尽，海里的水量不尽，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说不尽”。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陆定一反毛泽东思想的贼性进一步发作。他以旧中宣部的名义，发出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讲解问题的通知》，借口怕引起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同理解，下令各地写文章，做报告时一律不准提“毛泽东思想”，遇有必需时只能提“毛主席著作”。乌鸦妄想用黑翅膀遮红太阳，真是不自量！

　　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打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动了猖狂的攻击。陆定一受到“启发”和“鼓舞”，也马上打起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大肆攻击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大会小会上疯狂叫嚷，要反对所谓“中国的教条主义”、“土的教条主义”。一九五六年底，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反击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掀起的修正主义逆流。陆定一参加了起草工作。他明明知道毛主席的意图是要反修，但他在起草的稿子中，根本不提反修，却配合赫鲁晓夫大反所谓“教条主义”，他的稿子被．毛主席和党中央完全否定了。陆定一不肯罢休，后来还是顽固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毛主席发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的伟大号召之后，陆定一公然同毛主席唱反调，提出宣传、文教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同教条主义坚决斗争”，叫嚷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一轰就反掉了，但是反教条主义可很难啊！因为它是‘马列主义’，反掉它可不容易，要大声疾呼！”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矛盾的伟大学说，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彻底革命的光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陆定一对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妄加诋毁。一九五八年春，陆定一在上海“视察”宣传工作时，有人汇报上海哲学界提出了一个哲学讨论题：“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陆定一听后极为不满地说：“这题目太大了，不好”，“不要摆起什么架子，说什么‘地位’”。同时，又有人反映，有一个右派分子写了一篇攻击毛主席《实践论》的文章，一家杂志没有给登。陆定一听后喷喷地说：“没有登，很可惜，犯了一个错误！”

　　看，陆定一的爱憎和是非标准不是很清楚吗！凡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罪有该罚；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功高该赏——这就是大阎王的反革命逻辑！

　　林副主席一九五九年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更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崇高的科学的评价，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伟大号召，并且提出了一整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反毛泽东思想的老手陆定一，又同林彪同志大唱对台戏。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陆定一却胡说什么“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高峰、最高标准都不妥”。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最高真理。”陆定一却胡说什么：“普通真理，那是非常少的。……毛主席选集出来完全的话，也会一大堆，那都是讲普遍真理怎么具体运用的。”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和全军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要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陆定一却胡说“不要提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什么什么”，“不要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如来佛的掌心”。

　　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九六O年，在陆定一主使下，旧中宣部阎王殿又炮制了一个黑文件，再一次规定在报刊宣传中，只准提“毛主席著作”，不准提“毛泽东思想”。从此，阎王们在审稿时一发现“毛泽东思想”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挥动刀笔，全部删去。但是，毛泽东思想却越来越焕发出灿烂的光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是亿万革命人民共同的心声。

　　从一九六O年以来，在林副统帅的号召和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带动下，一个波澜壮阔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兴起，开辟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大阎王陆定一之流，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十分恐惧。工农兵诵读毛主席著作的声音，对于他们都是一声声惊雷；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例，对于他们都是一团团烈火。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为亿万群众所掌握，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更害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群众，造他们的反。因此，他们就拚死拚活地进行破坏和镇压。

　　大学阀陆定一跟着他的总头目刘少奇一唱一和，用最恶毒的语言，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伟大的群众运动百般诽谤和攻击，制造破坏这一运动的反革命舆论。

　　刘少奇摆出资产阶级老爷的架子，诬蔑说：“这是二憨子学理论”。陆定一模仿《清宫秘史》里光绪、珍妃诬蔑革命运动的口气狂叫：“这是义和团念咒语”。

　　刘少奇叫嚷“现在学习毛选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这样搞下去，会弄虚作假”。陆定一也诬蔑这是“形式主义”，是“大呼隆”，咒骂说：“大呼隆总是要垮台的。”

　　广大群众怀着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的心情，反反复复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吸取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歌颂道：“主席的宝书，句句是真理，字字胜千金，越读越有劲”。陆定一却诬蔑群众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什么“吃宣威火腿，吃久了腻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广大工农兵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遵循林彪同志提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原则和方法，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处处学，处处用。他们把毛主席的话牢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但是，大学阀、大阎王陆定一却诬蔑这是什么“贴标签”、“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陆定一勾结彭真等人，接二连三地炮制了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黑文件，经刘少奇、邓小平“审批”，盗用中央的名义，发给全党，把“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等几根大棒抛了出来。旧中宣部阎王殿挥舞这几根大棒，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横加镇压。他们一发现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动人事迹，就冷嘲热讽，破口大骂，甚至当作反面材料，批登通报进行打击。有的报纸刊登了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和典型报道，陆定一一伙认为是在宣传上提倡了“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责令报社当作“政治性错误”进行检查。陆定一把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他公然叫嚷：“不要搞什么学习的骨干分子。”陆记阎王殿下令报刊不要登载各地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的报道；并以审查事迹为名，搜集全国各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名单和材料，找岔子，挑毛病，妄图迫害。

　　陆定一还竭力限制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一九六一年三月，陆定一叫嚷：“《毛泽东选集》一千多万册还不够，那么怪，出版是得要规定些政策，这样下去不行。”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经刘少奇、邓小平批准，旧中宣部阎王殿接连发出了三个黑文件，立“王法”，下禁令，蛮横规定各部门、各地区不得编印、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同时，旧中宣部对中央出版部门印行毛主席著作，又不保证专门的印刷力量和用纸。

　　这样，毛主席著作的发行量，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许多群众纷纷写信强烈要求大量地印行毛主席著作，有的甚至写血书。但是陆定一之流根本置之不理。

　　最合人愤慨的是，一九六五年春，陆定一统治下的旧中宣部阎王殿，发现冶金系统的职工翻印了三万册《毛主席语录》，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触犯了他们的“王法”，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强行从工人手中全部收回并烧毁。工人日思夜想的最心爱的三万册革命宝书，竟然付之一炬。这是能够容忍的吗？

　　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五大洲的革命人民对我国人民说：“千支持，万支持，传播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却极力阻挠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对国外的传播。一九六o年四月，陆定一曾经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合伙炮制了一个黑文件，规定毛主席著作对外发行要“细水长流，有节制的进行”，经刘少奇审批发出。陆定一同杨尚昆等人，还以“裁减机构“为名，阴谋砍掉毛主席著作翻译小组，以破坏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工作。世界各国人民热爱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事迹，陆记阎王殿也不准报纸和广播电台宣传报道。陆定一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犯下了滔天大罪。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著名论文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之后，受到阶级敌人更加疯狂的攻击，是毫不奇怪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之流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不过是一小撮害人虫的几声抽泣而已。随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由全中国向五大洲普遍发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已经照遍全球。

（二十）疯狂反对斯大林破坏反修斗争

无耻吹捧赫秃子鼓吹“三降一灭”


在国际问题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也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是刘、邓“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狂热吹鼓手和忠实推行者。

　　一九五六年二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叛徒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又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捏造了大量的谎言，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赫鲁晓夫这样做的目的，是猖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美帝国主义气焰嚣张，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铁托集团，也疯狂地叫嚷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浪潮，在国际上喧嚣一时。

　　正是在这种国际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刘、邓黑司令部在思想战线上的司令官陆定一，马上跳出来同赫鲁晓夫、铁托之流遥相呼应。他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株大毒草喝采叫好，说什么赫鲁晓夫的报告“能起解放脑筋的作用”，攻击斯大林“思想僵化”、“个人独裁”，并且向铁托学舌说：“‘斯大林主义’也可以说！”

　　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在现代修正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新华社的同志编了一篇稿子，指出这是反革命暴乱。陆定一从他的反革命立场出发，胡说“此事不见得是反革命暴乱”，竟要新华社从“此事是人民运动”的观点改写。后来，党中央审查后，当即肯定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乱。这样，陆定一支持匈牙利反革命叛乱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连续三次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明确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批判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罪恶行径。同时，毛主席又采取了一系列英明、有力的措施，来击退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逆流。春雷一声震天响，一九五七年春，毛主席发出了“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的伟大号召。

　　但是，多年来，在我党积极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时候，陆定一却一个劲地吹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一九五八年，陆定一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时，大反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吹捧赫鲁晓夫是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随后，他在另一场合中又公然同毛主席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唱反调，恶毒诽谤斯大林执政时期是什么“大疯狂时代”。一九五九年初，赫鲁晓夫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抛出了名为建设共产主义，实为加紧复辟资本主义的“七年计划”，并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平均共产主义”，等等。苏共二十一大刚一收场，陆定一就在中宣部一个会议上捧场说：“苏共二十一大开得好”，还胡说什么“苏联同我们在建设上面一致，很好！”赫鲁晓夫为了贩卖他的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的货色，捞取政治资本，要我国代苏修拍摄一部宣传中国人民“祝贺”和“学习”苏共二十一大的电影。陆定一欣然表示同意，并请示刘邓。邓小平即批：“同意照办”。他们狼狈为奸地进行这一罪恶活动。同时，赫鲁晓夫为了配合宣传苏共二十一大，还亲自向我国推荐苏修影片《共产党员》。这部丑化共产党员，宣扬修正主义的坏电影放映后，受到我国观众强烈的反对，有的人并在报刊上发表了批判文章。陆定一对此大为恼怒，急忙要掌管文艺的阎王林默涵写文章“反击”，为苏修捧场。陆定一本人还向苏联专家当面赔礼道歉。一九六O年三月，陆定一在同苏联大使谈话时，又卑躬屈膝地说什么：“我们还是学生，我们希望先生能在今后继续和更多地帮助我们。”呸，什么“先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之流拜赫鲁晓夫为师，伟大的中国人民却视赫修如粪土。

　　我党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引起了陆定一之流的极大的仇恨和恐慌。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场前夕，陆定一生怕我党对苏修展开更加猛烈的斗争，就在一个会议上攻击说，我党反对国际修正主义斗争，有“毛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想一下子取得胜利”。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苏共纲领》一出笼，陆记阎王殿就刮起吹捧这一株大毒草的妖风，吹捧它是“好的纲领”。赫修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反毛泽东思想、反华、反阿、反共、反斯大林，疯狂到了顶点。这个黑会收场不久，一九六二年一月，陆定一在同清华大学学生讲话时，还鼓吹要同美帝大帮凶苏修“团结”，说什么不同苏修“团结”，“肯尼迪就可能冒险”。同时，陆记阎王殿召集中央一级报刊负责人开会，陆定一的死党，主管国际宣传的阎王姚溱，在会上大讲同赫修要讲“团结”、“友好”，压制反修，说什么“沉默就是黄金”，甚至叫嚷“对铁托也不能全骂”。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我党发表了闪耀毛泽东思想万丈光芒的纲领性文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紧接着，我党对苏修反毛泽东思想、反华、反共的大毒草《公开信》，又连续发出了一篇篇光辉的评论，对当代世界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给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以致命的打击。

　　这时，陆定一竭力帮助赫鲁晓夫作垂死挣扎。他继续大反特反斯大林，替赫修辩护，还妄想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转移到反对斯大林上面去。一九六三年十月，在我党刚刚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即《二评》）后不久，陆定一在一个会议上又大肆诋毁斯大林“没有民主”，“其结果，铁托、赫鲁晓夫、陶里亚蒂就起来要求民主”。一九六四年一月，陆定一在一次讲话中，猖狂地反对我党提出的“赫鲁晓夫是最好的反面教员”的论断，恶毒地攻击说“反面教员还包括斯大林”。真是反动已极！

　　陆定一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恨之入骨，从不放过任何反对斯大林的机会。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年间，陆定一在大会小会上的讲话，大反斯大林的近一百次之多。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苏共二十二大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陆定一在十六次接见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有十五次大反斯大林。只有一次接见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时，没有敢提斯大林问题。陆定一还指使旧中宣部阎王殿编印了许多诽谤斯大林的黑材料。这个大坏蛋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斯大林狂”。

　　陆定一这样大反斯大林，吹捧赫鲁晓夫，不是偶然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陆定一之流，同苏联的赫鲁晓夫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亲如一家兄弟，互相勾结，合伙反对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合伙破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为了破坏世界革命，陆定一紧跟中、外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跳舞，在对外政策的路线上，大肆鼓吹“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推行“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扑灭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总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要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红彤彤的新世界。

　　陆定一却一再鼓吹“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共处”。一九五九年九月，他为了配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指使旧中宣部发了一个宣传材料，宣扬苏美两国首脑互相访问“对于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是有益的”，鼓吹“中美两国之间也同样可以和平共处”。陆定一还把我国同美帝国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说成是可以调和的，他说：“对抗性矛盾也不是那样对到底，也会有变化的，不仅对国民党的对抗性矛盾，甚至同美国也是这样”，“当双方都有利益时，便能和解。”陆定一还散播和平幻想说：“大家打了几次仗都怕打仗了，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大了，再有十年、十五年后，就打不起来了，那时也可能就宣布没有战争了。”这同赫鲁晓夫的“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谰言有什么两样呢？阎王姚溱还专门向各报刊发出黑指示，说什么在国际宣传上“和平要说够”，也就是要大念“和平经”。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他老人家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陆定一却大肆鼓吹要同帝国主义“和平竞赛”，说什么“我们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赛，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他还鼓吹说“要向资本家宣传不要怕共产，共产主义就是大家都富裕，富裕到比地主资本家生活还好，这样资本家绝大部分就能变成无产阶级”。这同赫鲁晓夫编造的资本家看见共产主义好，会举手赞成的神话，有什么两样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陆定一却积极鼓吹“和平过渡”，胡说什么“达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解决”。他还推荐“议会迷”陶里亚蒂写的鼓吹“通过议会夺取政权问题”的臭文章，给高等院校学习、讨论。更令人愤慨的是，陆记阎王殿曾经串通英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删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中有关“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的至理名言，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世界革命的一件滔天罪行。（中国文革研究网　录入 wengewang.org）

　　毛主席胸怀“环球同此凉热”的最崇高的理想，一再号召我们全力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陆定一却极力鼓吹关门建设，搞“福利国家”的“民族利己主义”。他还说什么“现在建设是主要任务”，“钢最多的是美国，……我们相差很远，所以我们要搞它个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建设。”一九六四年十月，有的报刊提出了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逝世二十五周年的宣传报导计划，中心是宣传毛主席的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陆定一恶狠狠批示说：“这个计划办不到，也无此必要！”阎王姚溱还曾下令报刊在国际宣传上不准提“世界革命”的口号，说什么“不要使人认为我们号召世界革命”。在刘、邓的指挥下，陆记阎王殿还积极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组成鼓吹“三降一灭”的反革命合唱队，恶毒的编造国际活动中的“失言失算账”，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世界革命。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灯塔的照耀下，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片大好形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之流，只能向隅而泣。

（二十一）夫妻黑店的大掌柜

　　反革命案件主谋人

　　陆定一长期以来和他的臭妖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狼狈为奸，组成一个反革命夫妻黑店。这个黑店，是地主阶级的黑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黑店。

　　严慰冰这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一个披着人皮的豺狼，是一条化成人形的毒蛇。她出于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本性，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特别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她甚至不愿看到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她蛮横地不许公务人员学习革命的宝书——毛主席著作，不许唱全世界人民的心声——《大海航行靠舵手》。严慰冰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和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如此仇恨，集中暴露了这个隐藏在党内的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

　　陆、严夫妻黑店，干了大量反革命阴谋勾当。早在一九四八年我军暂时撤出延安时，陆定一便和严慰冰合谋，将两包机要文件故意弃之不顾，留给敌人。后来这两包文件被胡宗南匪部得去，暴露了我党我军机密，并被用来作为反动宣传的材料。这完全是反革命、特务罪行！

　　陆、严反革命夫妻黑店，疯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的一个重要罪恶阴谋，就是疯狂地、恶毒地反对和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彪副统帅。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最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理论家，是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当代世界的又一伟大天才。无论在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林彪同志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了杰出的贡献。林彪同志最全面、最科学、最正确地评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最忠诚、最勇敢地拥护和保卫毛主席最高领袖的崇高地位；最忠实、最坚决地贯彻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积极、最认真地倡导和推进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为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典范，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典范。

　　正由于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对林彪同志怀有刻骨的仇恨，千方百计地进行排挤和打击。

　　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猖狂进攻后，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大抓政治建军，捍卫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彻底摧毁了彭德怀所推行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一九六o年，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制订了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是我军革命化建设路上又一重要的里程碑。

　　就在这个时候，在陆定一指使和合谋下，严慰冰开始用写匿名信的形式，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及其一家。她用各种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化名，从不同的地点发信，手段狡猾毒辣之极。他们还故意把这些匿名信写在明信片上，因此，实际上是公开、大量地散发反革命的传单。这是赤裸裸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匿名信的散发，和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密切配合，例如正当罗瑞卿公开向党伸手，篡军反党活动十分猖狂时，匿名信的数量陡增。他们一呼一应，用心何其毒也！直至一九六六年一月，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和揭发已经开始，彭真、陆定一等的反党阴谋即将完全暴露的时刻，陆定一、严慰冰还继续投寄匿名信，发动反革命进攻。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陆定一为了掩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采用了种种狡猾的手段，最常用的一个就是制造严慰冰有“神经病”的舆论，阴谋让她在“神经病”的烟幕掩护下，放手地、无所顾忌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为了使严慰冰的“神经病”取得医学上的证明，陆定一在彭真、安子文等支持下，和卫生部的党内走资派勾结在一起，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兴师动众，接连组织了六次所谓“会诊”。事实上，这些“会诊”，完全是反革命的假会诊，是陆定一等玩弄的反革命的“障眼法”。

　　一九六一年春，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已达一年，公安部门已经注意侦察。陆定一便在广州策划了第一次假“会诊”。会诊中，医生到严慰冰住处观察，这个老狐狸平时一切正常，这时却故意装疯卖傻、走来走去、口中叽叽咕咕。这样，会诊结果竟判断为“更年期精神病”。陆定一马上叫向卫生部、保健局汇报备案。

　　一九六三年夏，旧中宣部阎王殿阎王张子意已经知道公安部门已查明了严犯的罪行。陆定一慌忙于十一月带严慰冰到上海，进行第二次假“会诊”。会诊前，陆定一故意伪造了一些严慰冰“病情”，对会诊施加影响。结果，诊断为“多疑性精神病”，并进行胰岛素休克“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她对护士说：“你们像特务一样盯着我！”充分表露了她反革命的阴暗心理。陆定一还故意在别人面前大谈严慰冰的“病情”，企图制造假像，欺骗中央。

　　一九六四年，陆定一和张子意、张盘石、童大林、赵进等黑干将合谋，竟让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窃居旧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的要职。然而，陆定一又怕因而暴露了严慰冰所谓“神经病”的真相，于是，三天之后，又突然让严慰冰离职，故弄玄虚，欺骗群众。

　　一九六六年春，严慰冰的反革命罪行已经无法隐蔽了，陆定一赶忙向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头目彭真和他的忠实干将安子文求救。由彭真亲自策划接连对严慰冰组织了四次更大规模的假“会诊”，并让陆定一住院“治病”，以便从中直接指挥。会诊前，陆定一又故意问一个医生：“精神病是否会用写信的手段去骂人？”企图借医生之口再次证实她的确有病。会诊时根本不让见“病人”，只凭“病情介绍”诊断，结果诊断为什么“猜疑性精神病”，后又诊断为什么“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对于怎样“治疗”，陆定一在幕后也反复策划，一会儿要想把她送入精神病医院完全隐蔽起来；一会儿又想让她去参加“四清”，放到农村掩护起来，但又顾虑重重，举棋不定。在会诊期间，陆定一还曾专门到彭真家去汇报会诊情况，进行密商，出来时，向彭真抱拳作揖用江湖黑话说：“严慰冰的事，请大哥大嫂帮帮忙。”这些事实，充分表明陆、严夫妻黑店和彭真反革命阴谋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月初，陆定一便离京到南方去了，他扬言要和严慰冰“脱离关系”，实际一到上海，就给严慰冰写信，还买了二个手表寄回，作为“三八节”的礼物。在南方途中，不断和严慰冰电信往还，密谋策划。四月初，严慰冰偷拆了中央绝密文件，知道问题被揭发了，便慌忙打电话给陆定一通风报信。陆定一眼看大势不妙，赶忙给他的党羽张子意、许立群写信，再次表示要和严慰冰“脱离关系”，还给严慰冰也送去一信，劈头一句话就是“你背着我”如何如何，实际上是和她订立攻守同盟，示意她不要牵连到他。张子意等在京也焦急万状，密谋把严慰冰放到农村“四清”工作队中去掩护起来，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而告终”。陆定一、严慰冰就是这种死不回头的反革命的顽固派。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被逮捕。随即，陆定一的反革命阴谋家的丑恶面目也被党中央揭露了。陆严反革命夫妻黑店罪恶滔天，终于彻底垮台了。真是大快人心！

　　陆定一、严慰冰如此疯狂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和历史根源的。

　　严慰冰是什么人？她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恶霸地主家庭。她的生母后来改嫁给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少将军官，她就随她生母一起过反动官僚阶级的腐朽生活。她凭借了那个国民党少将的关系，进入了国民党的南京中央大学去“深造”。后来，她混到了延安，和陆定一气味相投，结成一对。

　　严慰冰在混入革命队伍后，一直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反动本性一点没有改变。直到解放以后，在陆定一的支持下她还写了《铜脸盆的故事》、《于立鹤》、《白丹山》等反动作品，狂热地为她和陆定一的恶霸地主家庭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例如在《铜脸盆的故事》中，她极尽颠倒捏造之能事，把她的生母恶霸地主婆子过瑛乔装打扮成“革命的奶奶”，吹嘘这个地主婆子是个“穷苦人”，品性“善良”，给革命立下了“功劳”，有许多“苦难经历”等等，真是无耻之尤。就是这个过瑛，野心勃勃，要她几个女儿都嫁给“中央委员”，想从内部搞反革命复辟；就是这个过瑛，一直保存着放高利贷的帐折，幻想变天；就是这个过瑛，对待为她服务的公务员像黄世仁的狗娘一样，用水烟筒的烟干戳，揪头发打，陋J狠无比、，然而，严慰冰在陆定一的支持下，却把她长期供养起来，一起生活，还在无锡家乡为她修建一座“过瑛桥”，在桥头刻上这个地主婆娘的臭名，要让她“留芳百世”。甚至还为她准备了楠木棺材，在烈士陵园为她勘察了墓穴。陆定一、严慰冰对罪恶的地主阶级、是何等亲啊！

　　对待劳动人民，陆定一、严慰冰又是另一付嘴脸。他们对待在家中工作的工勤人员，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采用种种卑劣手段进行政治上的陷害和人身的摧残。在陆定一的指使下，严慰冰象《半夜鸡叫》中的地主那样，很早把公务员轰起来后，自己再上床睡觉。她指定公务员在夏天最热的时刻和冬天最冷的时刻打扫院子。为了折磨公务员，她故意把鸡蛋皮弄碎，洒在地板上、砖缝里，让他们一点点往外抠。她还故意把一分、两分的硬币放在床下、纸篓里，考验公务员是否细心、忠诚。她甚至还逼着公务员，用手蘸着硫酸洗马桶，烧破了手也还得干；在寒冷的冬天擦玻璃，手冻得出血也还得擦。公务员给她买东西不小心碰碎了一个鸡子也得赔偿，她却经常血口喷人，诬赖辱骂公务员偷了她这个那个东西。陆定一的地主老家，要佣人烧火时只许冒白烟，不许冒黑烟，严慰冰这个老狐狸竟全盘继承陆家的衣钵，也下令公务员烧锅炉只许冒白烟，不许冒黑烟。他们对公务员的种种污辱、摧残，凶狠毒辣，令人发指。对于稍有违抗的公务员则千方百计加以政治迫害，送去“劳动改造”，甚至诬陷为“反革命”。这一切都是在陆定一支持和合谋下千的。工作人员一进了他们的家，就像陷进了阴森森的“阎王府”，没有一个能好好耽下去的，不少人被折磨得神经衰弱、身体有病，甚至被逼得走头无路、要想自杀。这是陆定一、严慰冰肆无忌惮地对劳动人民实行阶级报复！十几年内，先后被“阎王府”残酷迫害的竟有三十六名之多！毛主席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严慰冰、陆定一对地主阶级如此之爱，对待工勤人员如此残酷、仇恨，充分证明他们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没有丝毫改变。

　　严慰冰的灵魂极其卑鄙、丑恶。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后，当时食物由国家供应，严慰冰领了大批白面，竟用陆定一的轿车运到法国人开设的面包房，一部分换面包片，大部分便盗卖给外国资本家。这种行为何等卑鄙无耻！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机关的革命同志揭发了严慰冰的一系列丑恶行为，并要求召开大会继续揭发批判，却被当时身为部长的陆定一利用职权，硬压了下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察觉了这个问题，曾给陆定一提出严厉的批评。然而，陆定一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鼓动严慰冰到处“告状”，一直到一九五五年，还指令机关党委要“查明”为什么要检举严慰冰？是谁搞的？蓄意进行打击报复。

对于私利，严慰冰分两必争，连交纳党费多一分钱也必须找回，不肯多交，否则就在下月党费中扣除。对公家财物，则千方百计贪污盗窃，化公为私，连一个灯泡，一块抹布，也不放过。完全是个地主阶级的贪财鬼、悭吝鬼。严慰冰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反动、卑鄙的家伙。陆定一这个老地主分子、老叛徒、大特务、老反革命和她结成反革命夫妻黑店，干尽了反革命的勾当，是毫不奇怪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和陆定一一起被揪出来示众，亿万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无情审判是他们必然的可耻下场。

（二十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魁

　　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凶手

　　教育战线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长期以来，陆定一牢牢把持教育这个阵地，以党内教育“权威”自居，疯狂地抵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把学校变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把教育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天才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原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对文化教育问题的深刻论述，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无价之宝。毛主席亲自哺育，林彪同志主持领导的抗日军政大学，是一所最革命最进步的学校，为全中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树立了一个极为光辉的典范。毛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的著名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关于“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等等英明指示，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陆定一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一九四六年，他就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大肆吹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胡说什么：“陶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我们解放区的教育界，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和陶行知先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原理，并把它实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陆定一故意把它和毛主席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并提，完全是蓄意贬低和歪曲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界限，妄图把解放区的新教育引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歧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指出：必须“有步骤地谨瞋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陆定一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配合刘少奇鼓吹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需要，在教育上强调所谓“正规化”，强调“保护”、“继承”旧传统，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对旧教育迟迟不肯改革。教育制度、课程设置、规章制度基本上都沿袭了国民党时期的那一套，并大量采用国民党时期的旧课本。与此同时，在反动电影“武训传”出笼前后，在陆定一之流的影响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肆鼓吹陶行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宣扬什么“新老武训”，在教育界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及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陆定一等不得不假装检讨了一下，实际上却变本加厉对抗毛主席关于改革教育的指示。

　　达时，刘少奇打起“学习苏联”“改革教育”的旗号，竭力鼓吹“全盘苏化”、“先搬后化”的谬论，陆定一一伙把它奉作教育改革“不可动摇的方针”。自一九五二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把苏联的一套教育体系、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不加分析，不问青红皂白，全部照搬过来。陆定一还吹捧苏修的一本《教育学》是“社会主义”的，并把这本书作为维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工具。这样，在“社会主义教育”的外衣下，就使修正主义的一套货色和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旧教育溶为一体、流毒全国。

　　刘少奇、陆定一之流一面极力贬低和攻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污蔑抗大式的学校是“训练班性质”，“不算正规大学”；一面大肆鼓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教学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校长责任制”等等黑货。陆定一之流千方百计反对缩短学制，还把大学的学习年限延长到五年、六年，后来甚至有的长达八年。他们还一再增加课程门类、教材分量和学习时间，迫使学生整天忙于课业，疲于奔命。他们反对学校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一再削减政治活动的时间，甚至公然取消政治课，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中学的政治课被砍伐殆尽，只剩高三年级剩下每周一课时的宪法课。在陆定一等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不少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资产阶级思想大为泛滥。这就充分表明，陆定一等鼓吹的“智育第一”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他们拚命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际上是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所谓的“学习苏联”“改革教育”实际上是变相的把资产阶级教育的一套货色维护下来。同时，由于课业负担过重，严重地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毛主席为此一再指示“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必须减少学习时间，保护健康，但陆定一等阳奉阴违、敷衍了事，不从根本上对旧教育进行改革。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深刻地批判了照抄苏联、机械搬运的错误倾向。陆定一这时又打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装模作样，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反对照抄苏联，对根本性的问题则不加触动，同时，却趁机提出所谓“因材施放”的口号，叫嚷要“发展个性”。陆定一要发展的是什么“个性”？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个性”。资产阶级的所谓“个性”，其实质，就是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的：“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陆定一在叫嚷“发展个性”的同时，恶毒地攻击“高等学校变成了大兵营”、“中学生没有志愿，都是服从分配”等等，说明他所要发展的“个性”，就是那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打起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无非是要想使我国的教育进一步资产阶级化罢了。

　　针对刘少奇、陆定一之流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对教育工作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指路明灯，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深刻批判。认真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去做，就可以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可以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就可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全面胜利。在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指引下，一九五八年，我国教育战线上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

　　面对着教育革命高涨的形势，陆定一一面不得不伪装革命，把自己打扮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倡导者”，企图捞取政治资本，一面仍大肆鼓吹“教育就是传授知识”的谬论，贩卖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黑货，极力反对毛主席提倡的半工半读这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形式。不久，当教育革命深入发展，触动到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本时，陆定一就迫不及待的跳出来，恶毒地攻击教育大革命“乱、糟、偏”，污蔑教育大革命后，“质量普遍下降”，“全部需要吃补药”，大叫大喊要“纠左”，要“恢复秩序”。陆定一要恢复的是什么“秩序”？显然就是指那一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制度、旧秩序。在陆定一等的煽动下，教育战线上刮起了一阵阵反对教育革命的冷风，一时搞得满天阴霾。

　　党中央的庐山会议有力的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发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伟大号召，教育革命仍然继续向前发展。陆定一急忙玩弄花招，掩盖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其实面貌，接着又采取更加狡猾的手段对教育革命进行反扑。一九六O年，他打起“教学改革”的幌子，掩盖教育领域中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大肆鼓吹所谓“提高程度”，竭力把教育革命引向资产阶级的轨道。这个时期，陆定一一再吹嘘一个美国和日本留学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邬干予办的学校，说他进行过“教学改革”的试验，“教出来的学生考大学是全省之冠”。陆定一还特地派人到这个右派分子家里登门求教，还在全国省市委文教书记会等会议上介绍他的黑经验。由此可见，陆定一宣扬的所谓“教学改革”是什么货色！由陆定一授意创办，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童大林直接控制的景山学校，是他“教学改革”的黑样板，更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封、资、修的大染缸，是陆定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缩影。

　　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大刮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猖狂的进攻。

　　在教育战线上，陆定一在刘少奇的支持下，赤膊上阵，大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大反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大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从教育方针、政治工作、生产劳动、教学工作、教材内容，直到知识分子政策、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规章制度等各方面，全面扼杀教育大革命的初步成果，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他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公然叫嚷：教育方针“允许反对”，是否正确“要靠子孙作结论”。

　　他大肆鼓吹教育的“双重目的论”，胡说什么教育的一个目的是培养“专家”，这些人搞“四个现代化”；一个目的是培养“劳动者”，这些人“读几年书，当工人或农民”。他把学校分成两类，说是“两条腿走路”：一类是“提高”的，这些学校称之为“小宝塔”，给予一切优越条件；一类是“对付普及”的，这些学校“让各地自己去搞”“不要管它”。实际上是推行资产阶级“双轨制”的一套货色。

　　他竭力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千方百计地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叫嚷什么：“思想教育不要那么多”，“思想上拥护铁托也是可以的”！拚命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他顽固地反对教学改革，宣扬“未立不破”“文教不能搞群众运动”等反动谬论。恶毒地攻击教育革命“大伤元气”，教学改革“作了不少蠢事”，还派出大批“调查组”分赴人大新闻系等高等院校去镇压教育革命。

　　他伙同周扬、蒋南翔、张盘石等大搞所谓“教材建设”，把大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大、中、小学的教材，毒害青年一代。

　　他极力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强调团结，不讲改造，攻击对知识分子“改造讲多了、讲过了”；不许批判资产阶级，攻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乱戴帽子”、“过火斗争”。

　　他猖狂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在高等学校推行所谓“三三制”，让大批资产阶级“权威”篡夺领导权，在中小学中不许党支部起领导作用，只许“监督、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甚至公然鼓吹办学要“阶级合作”、“国共合作”。陆定一反革命的气焰是多么嚣张！

　　在陆定一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教育领域被搞得鸟烟瘴气、毒雾迷漫。

　　一九六四年春，毛主席亲自召开春节座谈会，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严重情况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判，对教育革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其后，毛主席在一系列的谈话和批示中又对教育革命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闪耀着万丈光芒，冲开重重迷雾，照亮了教育革命前进的道路。

　　刘少奇预感革命的风暴将要来临，但仍然负隅顽抗，他一面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指示“看不准，千万别瞎指挥”；一面大肆鼓吹所谓“两种教育制度”，强制推行被他歪曲篡改了的“半工半读”教育。陆定一紧跟刘少奇的步子，对毛主席的指示严加封锁，恶意歪曲，极力对抗；对刘少奇的黑货则大加吹捧，积极推行，拼命作垂死的挣扎。一九六五年五月，陆定一在给他死党童大林的信中，还念念不忘要在他“有生之年”建立起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制度，“这样，就安心了”，真是死不瞑目，反动透顶！

　　一声春雷，响彻四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指示，是教育革命的宏伟纲领，它宣告了刘少奇、陆定一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彻底破产。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对于破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必将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二十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黑伞反动“学术权威”“学阀”的庇护神

　　陆定一一向招摇撞骗、自吹自擂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执行的是“正确路线”。事实是这样的吗？根本不是。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追随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对知识分子不讲阶级分析，极力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

　　毛主席对我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早已作出了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知识分子一贯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政策。建国初，毛主席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历次思想批判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刘少奇却竭力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以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工作者、艺术工作者、中小学教师等都“不出卖成品”，“凭劳动吃饭”为理由，把他们一概都当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胡说什么：“大学教授才挣几百斤米，是无产阶级”，根本不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根本不讲知识分子必须改造。

　　陆定一和刘少奇唱一个调子，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阿谀逢迎，一付奴才相。一九五一年，他给一批长期在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中任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话时，低声下气，要他们“展开抱负，畅畅快快”做事，却矢口不讲思想改造。他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或则消极应付，或则抵制破坏。

　　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陆定一高唱“阶级斗争熄灭论”，大肆鼓吹知识分子的“决定”作用。毛主席早就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陆定一却胡说什么：“知识分子问题，将要决定我们国家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和在多少长的时期内成为先进的国家。”他吹嘘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说他们“缺少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的缺陷”，“已经补足或将要补足了”，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

　　他宣扬党不能“干涉学术的、艺术的和技术的问题”，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恶毒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是“政治思想问题上的‘瞎子’，学术、技术问题上的‘盖子’”，意思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进步，在学术、技术上又乱加“干涉”，这完全是右派分子的腔调。他大反党员的所谓“宗派主义”，片面强调党员要“老老实实”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各种知识”，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俯首投降。

　　一九五七年初，毛主席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两篇光辉著作。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手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毛主席还指出，有极少数对于我们的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陆定一之流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谬论。

　　然而，陆定一无视毛主席的英明教导，顽固地坚持他的反动立场，趁着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掀起反共浪潮，修正主义大肆泛滥，国内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时机，大肆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鼓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进攻。大右派分子费孝通的《早春天气》这株大毒草出笼后，陆定一大肆叫嚷：“为什么知识分子觉得不安，讲‘早春天气’？让他讲，给他自由，讲出来。这自由是给人民的。”“现在知识分子大闹了，很好。现在报上登的坏话太少了，还是太和平了。应该把很挖苦的话都注销来！”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陆定一一贯宣扬“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动谬论。这时，他又公然叫嚣要党下台，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台，他恶毒地说：“不会办事情就请诸葛亮嘛！诸葛亮也没有桃园三结义，非亲非故，没有参加刘、关、张的三人党，但请他办事，我们要学这个。”这个时候，正是罗隆基、章伯钧等资产阶级右派叫嚷“轮流执政”，搞什么“政治设计院”的时候，陆定一所要请的“诸葛亮”显然就是指罗隆基、章伯钧这些资产阶级的大右派。

　　他还利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讲坛，公然号召青年要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执弟子之礼”，要想使年青一代拜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脚下。

　　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给陆定一等一小撮以沉重的打击。他一面匆忙掩盖他的大右派面目，一面还下令对右派斗争“不要生硬过火”，竭力包庇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

　　为了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披上红色的外衣，钻到党内来篡夺领导权，反右以前，陆定一就策划把高级知识分子拉入党内。反右斗争刚开始不久，他又急急忙忙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文件，经刘少奇同意，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国。他们胡说什么只要政治上不反动、有业务专长，有“贡献”等就可以入党。结果将一批未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拉进了党内，甚至像反共老手周信芳、反动戏霸小白玉霜等这样一些乌七八糟的家伙，也被拉进了共产党的队伍。后来，他又提出“五年到十年内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达到党员占三分之一”，蓄意把战斗的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全民党”。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发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伟大号召，批评了惧怕资产阶级教授的精神状态，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扫资产阶级威风。

　　陆定一一向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佩服得五体投地，声嘶力竭地吹捧冯友兰等“高明”，“离开了他们不行”。他十分仇视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恶毒攻击拔白旗“简单粗暴”，“扩大化”，“根本错了”，再三咒骂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他还公然攻击周总理提出的“破资产阶级医药权威，立无产阶级的卫坐志气”这个革命口号是“逻辑不严密，用词不确切”，不许往下传达这个口号。

　　他竭力反对对知识分子作阶级分析，胡说什么世界观不是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的“主要标准”。他提出划分知识分子的唯一的“政治界线”，只是“政治上不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而所谓“不坚决反对”，他说就是“如果只反对一下，也没有多大关系”。这就说明，他是从根本上反对对知识分子作阶级分析的。他甚至一听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称就恼火，恶狠狠地斥责：“开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闭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不得！”

　　在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陆定一更趁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大肆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几年很糟糕”，“对知识分子改造讲多了、讲过了”，“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左’得很厉害，失去控制”。他亲自写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手稿，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三种人的“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在文教各部门，要改组领导机构，实行有上述三种人参加的“三三制”。这是陆定一修正主义谬论的“新发展”，是他的一个大阴谋。毛主席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建国后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又尖锐地批评了陆定一、周扬等人“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投降主义。然而，陆定一这时却又打出“三种人的统一战线”的旗号，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学术上建立“统一战线”，胡说什么“思想上、学术上如果没有统一战线，那又会‘左倾’”。以此来抵制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并从政治上掩护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至于所谓“三三制”，则更是从组织上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一些牛鬼蛇神篡夺领导权，使他们和党内走资派紧密勾结在一起，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直到党的十中全会以后，陆定一在他亲自主持起草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中，仍然坚持这些反动主张，并且形成更为完整的反动纲领。

　　为了抬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陆定一一贯主张要搞所谓“学位”、“学衔”制度。毛主席早已批评过这种制度，然而，刘少奇公然与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一九六一年又提出要“研究”学位、学衔问题，邓小平也主张要搞。陆定一秉承刘、邓的旨意，八、九月间，就在党中央的庐山会议上提出建立学位、学衔问题的意见，主张设“博土”学位，并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建立博士学位问题的几点考虑》；一九六三年，他们又指使科委提出这个意见，并经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通过，后来由于毛主席的制止，才没有实行。陆定一为首的阎王殿，还对知识分子竭力推行“三名三高”政策，写一本文学作品，稿酬高达万元，名演员演出报酬惊人，所谓“歌喉一响，黄金万两”，大搞名利刺激，以培育一批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

　　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推行的一整套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是完全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服务于他罪恶的政治目的的。这就是他妄图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它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二十四）大树黑样板破坏文教“四清”

　　急派消防队镇压北大“社教”

　　在一九六二年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刹住了刘邓黑司令部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我国三年暂时经济困难，配合帝修反所进行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黑风。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杭州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决定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指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个文件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全国普通而深入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是，刘、邓黑司令部一伙贼心不死。他们继续顽固而且更为猖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前十条”制定后不久，刘少奇就伙同邓小平、彭真抛出了一个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左”实右的黑纲领“后十条”，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在组织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合谋，把他们的黑干将陆定一、罗瑞卿塞进了中央书记处，充实了黑司令部的班底。从此，陆定一在刘、邓的支持下，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一伙互相勾结，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在宣传文教战线大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四年以后，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在陆定一的指挥下，旧中宣部阎王殿伙同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急不可耐地在北京抓了北京大学、协和医院、经济研究所等十个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黑试点，猖狂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的革命路线，大搞“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形“左”实右的反革命路线，把盘据在文教战线各个领导岗位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庇下来，以便最后保护住他们自己。陆定一恶毒地歪曲和攻击“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是毛主席制定的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纲领。但陆定一却攻击它是“鸡零狗碎”，“不完整”。“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但陆定一却鼓吹要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三结合”，而且伙同邓小平、彭真明目张胆地与“二十三条”唱反调，要机关、厂矿、学校的“四清”，一进门就与干部结合。他要北大的运动从学校到系都要搞这样的“三结合”，提出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彭佩云参加北大运动的领导小组。在运动中，他别有用心地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方法要讲究”、“一简单化就不行”等等，反对发动群众搞运动。他攻击北大的运动是“头脑发热”，斗“红了眼睛”，叫嚷“要冷下来”。同时，他不止一次地称赞经济研究所包庇一小撮黑帮的做法，说他们“搞得稳”，竟把该所的社教运动当成了样板。

　　陆定一一伙利用十个黑试点，阴谋制造所谓经验，妄图普遍推行，破坏全国文教系统的社教运动，将这些单位的社教运动，纳入他们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轨道，以维护和巩固他们的反革命统治。在陆定一、彭真的授意下，许立群一伙炮制了一个同“二十三条”相对抗的《关于目前高等学校社教运动若干问题的指示》。这个黑“指示”根本抹煞高等学校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事实，胡说在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和动摇的问题”，是“认识不清”的问题。认为运动首先要解决的是高等学校党的领导核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坚决的问题，而不是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指示》反对发动群众搞运动，为群众设置了各种清规戒律：“不贴大字报”，“不开大会批判斗争”，只能以“背靠背方式”提意见。《指示》在“三结合”的幌子下，狂妄叫嚷工作队一进校就“应当同学校党委的同志合作，吸收他们共同领导运动”等等。这是一个在文教系统、在高等学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如果实行他们这套黑货，在文教系统和高等学校就不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加强和巩固了他们的反革命专政，使高等学校完全改变颜色。

　　陆定一伙同彭真，在刘邓指使下，对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残酷镇压，是他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社教运动的一件严重反革命罪行。一九六四年秋天，北大革命群众揭发了该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大量罪行。迫于群众压力，陆定一按照刘邓旨意，伙同彭真，不得已于同年十月派出由各地高等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中层以上骨干一百多人组成的社教工作队到北大，妄图利用社教运动加强和巩固北大这个他们反党的重要教育阵地，并以北大为黑试点搞出一套在高等学校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社教经验，向全国推广，以维护他们在全国高等学校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运动开始后，当北大的革命派和广大群众揭发和批判了陆平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严重罪行，并开始接触到陆平等的黑后台，旧北京市委和旧中宣部的问题时，陆定一、彭真、张子意、许立群等一伙旧中宣部、旧北京市委的黑帮便凶相毕露地跳出来，从一九六五年三月开始组织了三次反革命黑会，极力包庇陆平等黑帮，疯狂镇压革命派。三月五日开始的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是一次黑帮反攻倒算的黑会。陆定一极力支持陆平翻案，他找陆平谈话时，竟盗用中央名义，鼓励陆平说：“中央说，你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不是坏人，你放心，”“第一书记还得你，”“不要害怕，”“有错误就承认错误，这就能站起来。”所以，在会上，陆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气焰十分嚣张，大肆进行反攻倒算。陆定一在听取会议进行情况汇报时，竟为这次黑会喝彩叫好，胡说什么“会议开得好”，甚至叫嚷，要黑帮“把气出够”，“如果十天时间不够，就开一个月”。六月中旬，陆定一、彭真又指使许立群召开了臭名远扬的第二次国际饭店黑会，对北大的革命师生，制造了长达七个月之久的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事后，许立群把这一事件写成《北大党员学习会纪要》。这个纪要，陆定一一看后竟同意报送中央批发，以扩大影响。这样，北大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就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陆定一和彭真一伙镇压下去了。

　　以陆定一为首的旧中宣部，通过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九六四年十月至一九六五年夏在协和医院搞的“四清”运动，是又一个假社会主义教育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教系统的黑点。协和医院过去是美帝国主义向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是文化特务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隐蔽所。解放后，虽然经过了一些政治运动，但是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包庇和纵容，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统治着协和医院，革命力量长期受到压制。旧中宣部阎王殿大阎王陆定一伙同阎王张子意、许立群等阴谋把协和医院的阶级斗争盖子紧紧盖住，使该院的社教运动变成“走过场”。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级阶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可是陆定一对协和医院，却根本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提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也不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竭力模糊这次运动的重点，胡说什么这次运动的锋芒“主要是党内问题”，“党内犯了错误，洗手洗澡，下楼就对了”。陆定一伙同张子意还公开同“二十三条”对抗，提出协和医院的“四清”，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和协和医院党委参加领导，重大问题，工作队要和他们“共同研究”，借口“不要把党委摆在一边”，极力要把该院的走资派包庇下来。他还以“主要是党内问题”为借口，不许触动该院的一些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千方百计要把这些坏家伙保护起来。陆定一一伙打着要划清“具体政策界限”的幌子，对群众提出了许多清规戒律，来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竭力包庇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而最终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陆定一非常害怕这个医院的群众在斗争中，会把火烧到医药卫生系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后台老板旧中宣部阎王殿和他这个大头目自己身上。他曾以文艺界假整风的例子要卫生部的走资派注意这个问题。他说：“文艺界也是把责任往上推，如果上面来的，我们承认就是了，卫生部、中宣部有什么不对，我们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暗示，不准群众把火往上烧，不许协和医院的走资派交代涉及“上面”的问题。这样，好把自己掩护起来。

　　陆定一对北京大学和协和医院的社教运动进行了破坏和镇压后，还妄图将他们一伙在这两个单位所搞的反革命黑经验，向全国传布，实现他们破坏社教运动，维护他们在卫生系统和高等学校的反革命统治的狼子野心。

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陆定一等人就是这样一批长期混进党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妄图利用社教运动，来夺取和霸占宣传文教系统的领导权，作为刘邓黑司令部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妄图让中国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但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和斗争下，他们的罪恶活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二十五）瞒天过海导演“假整风”

　　舍车保帅巩固黑阵地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后，对文化工作作了一系列的指示，特别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四年六月的两次重要批示，对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主席第一次批示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第二次批示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主席这些极为重要的指示，是开展文艺革命的号令，是发动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反攻的强大武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带领一批文艺界的革命闯将，大抓京剧、芭蕾舞剧和交响音乐的改革，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艺革命。但旧中宣部阎王殿的大间王、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陆定一、二阎王、文艺黑线的大头目周扬一伙却在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的指挥下，一方面对毛主席的批示长期加以封锁，不给文艺界广大群众传达，当封锁不住时，又在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大搞假整风，妄图维持和巩固他们的反革命文艺阵地，另一方面，千方百计破坏江青同志所领导的文艺革命，顽固地继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两个批示。

　　在毛主席第一个批示后，以陆定一，周扬为首的阎王殿慌了手脚，周扬立即跑到他们的总后台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伙同大走资派，刘邓黑司令部大将彭真，共谋对策。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邓召开的一次研究文艺问题的黑会上，周扬按照刘邓旨意，作了黑话连篇的汇报以后，刘少奇就散布谬论，对抗毛主席的批示，胡说什么“优点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文艺界）绝大部分是认识问题”，“对反党，有二心的，要加以批评，但不要象反右派时那样搞得太厉害”，“文艺界喜欢这些东西，各级干部也喜欢帝王将相”，“历史剧可以古为今用，还是要的”等等，为文艺问题定下了调子。在毛主席第二个批示后，陆定一、周扬就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在文化部导演了一场假批判、真包庇，假退却、真进攻的假整风。

　　文化部的假整风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到一九六五年四月进行的。陆定一根据刘少奇为文艺问题定下的反革命基调，规定了一套对抗革命的基本做法。他提出这次假整风只是“大家来检查”，“同时帮助别人进行检查”，而且“好的，做实事求是的表扬，错的，要实事求是的批评”等等，妄图压制群众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声讨斗争。在文化部假整风过程中，陆定一通过周扬耍尽花招，猖狂对抗毛主席的两个批示。

　　（一）压制群众，欺骗群众。一九六四年七月假整风一开始，陆定一、周扬就千方百计压制群众，却依靠黑线领导反黑线。他们竟让齐燕铭、徐光霄、陈荒煤、李琦这四个走资派组成了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最初只在小范围内进行所谓整风，不让广大党员干部参加。妄图让黑线人物闭门思过，制造一个瞒上欺下的假检讨了事。后来由于群众对这种“关门整风”十分不满，纷纷要求中央派工作组来领导整风。陆定一不得已才伙同彭真于十月派出以周扬为首的“中宣部工作组”到文化部。

　　周扬按照刘邓黑司令和陆闾王的旨意，打着“发动群众”、“开门整风”的旗号，到文化部来直接控制群众，大搞假批判真包庇。他对群众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对群众的活动严加控制，不让开大会，不准贴大字报，非党群众即使是团员也不许可参加整风活动，各司局的党员只能参加本单位的小会，整个部开始限命只开一百多人的所谓揭发批判会，这个会主要是党员司局长和各直属单位的党员负责人，各司局的党员只能选派事先经过审查的少数代表参加。至于直属单位的党员则连一般的整风活动也禁止参加，最初甚至运动的简报等材料也不准他们看，一百多人开会的情况更是对他们进行封锁，还把这条反革命王法宣布为一条纪律，凡透露给他们情况的，要作失密问题处理。一百多人的会是周扬亲自坐镇主持的，在他的压制下，这种会完全是走过场，发言中揭发批判很少，主要是“打态度”，根本没有触及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实质问题。当参加会议的人对文艺黑线大将、“三十年代文艺”祖师爷夏衍及齐燕铭、陈荒煤等人在会上的所谓检查表示不满时，周扬竟蛮横地说：他们再检查，群众也不会满意的，“不要揪住不放”，硬把群众意见压了下去。会议只开了十一次，很多人报了名未让发言，即草草收场。为了转移目标，周扬竟匆匆忙忙把运动重点从部党组转向司局。文化部的文艺黑帮，就在陆定一，周扬压制群众、欺骗群众的情况下，被强行保护过关。

　　（二）封锁消息，蒙蔽中央。陆定一、周扬唯恐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他们的反革命底细，便对中央实行严密封锁。假整风一开始，周扬就亲自规定：印发反面材料，都得经过他和阎王、文艺黑线二号头目林默涵，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老婆苏灵扬的批准。一九六四年七、八、九三个月群众揭发黑线的材料，前后给周扬送去八批，都被他扣下未印发，以后便永无下文。文化部党组按照周扬的旨意，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凡是中宣部召开会议的材料和所发的文件，一律不得印发，揭发中宣部及其头目的材料，一律不登简报。开始，中央监委曾派人列席文化部的黑党组检查会，周扬、林默涵怕泄露机密，竟把他们赶走。文联与文化部的工作密切相联，有人要求两个单位的“整风”情况应该互通声息，周扬硬是不准。“中宣部工作组”到文化部后，又规定，凡揭发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阎王的材料，另行整理，专门抄报周扬，不登简报，林默涵在一百多人会上所作的假检讨，本已编为《整风简报》（增刊）第二期，上报中央。但因周扬、林默涵不同意发，以致这期增刊就没有出。与此相反，对一些假的，可以为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材料，周扬又唯恐中央不知道，以此欺骗中央。夏衍、陈荒煤的假检讨，在群众中通不过，却得到陆定一、周扬的夸奖，马上登了中宣部黑刊物《宣教动态》，妄图一方面使夏、陈等人混过关去，另一方面，造成一种假象，就是文艺工作中的问题已经抓到了，好使他自己这个文艺黑线大头目和陆定一这个大阎王混过关去。

　　（三）极力开脱罪责，大演假舍车，真保帅丑剧。在假整风中陆定一，周扬极力包庇夏衍、齐燕铭、陈荒煤等人。他们多次为文化部黑党组的问题定调子。陆定一说：夏、齐、陈等人是思想认识问题，是“糊里糊涂走上了那条道路上去”的。周扬也说：这次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弄清思想”。他一九六四年七月初向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布置说，调子不能象几个月以前的假检讨那样了，但无论如何不要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而是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嗅不出，或者是官僚主义。”周扬和林默涵还一再提醒准备进入假整风的文化部黑党组说：“文化部的问题是方向不明，工作落后”。“文化部只要有一个好的检查，再搞几个好电影，几出好戏，几套好书，就可以了。”他们要夏、齐等人制造假检讨，蒙混过关。

　　当革命群众冲破陆定一、周扬设置的重重障碍，揭发了文艺界的一些严重问题，眼看公开保已经不行了。他们又采取假“舍车”的手法，把夏衍推出来，声言要调整齐、陈的工作。周扬说：“文化部的主要问题是夏衍的问题”并透露“部的领导要改组，齐、夏是不能留了。”同时，陆定一、周扬又怕委屈和冷落了这些人，不放过任何机会，加以关怀和安抚。在假批判过程中，陆定一说：“夏衍、齐燕铭同志过去的确革过一点命”。在一次会上，陆定一还对夏衍表示特别关怀，说“希望他写出好作品，过个好的晚年”。假整风结束后，陆定一、周扬不得已将夏、齐的文化部职务免除，却把夏衍安排在亚非研究所工作，仍按付部长待遇；调动了陈荒煤的工作，却让他当了重庆市的付市长。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陆定一还叫嚷：齐燕铭、夏衍等人“不能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经过教育，思想改造好了，还要他们写文章，教育后代。”显然，陆定一、周扬一伙的“舍车”是假的，他们的“假舍车”是为了“真保帅”，最终是为了保他们自己及其后台刘邓黑司合部。林默涵兼任文化部付部长，党组成员，是文化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重要头目。但陆定一、周扬为了保自己，就把林包庇下来，使他不惟不是假整风的重要对象，而且被塞进周扬为首的假整风领导小组里，去领导“整”人。陆定一、周扬在假整风中还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极力开脱。陆定一把他们炮制的臭名远扬的“文艺八条”说成仅仅是没有专门一条讲党的领导，是“向资产阶级文艺界让步”。他胡说什么中宣部的错误只是“迟钝”，对十中全会精神“没有能够举一反三”等等。周扬在文化部假整风总结中，竟为阎王殿和他自己的罪行辩护，把他的严重罪行胡说成只是“有时也摇摆”的错误等等。

（四）重新部署力量，妄图在文艺界继续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刘邓黑司令部的部署下，陆定一、周扬伙同彭真经过精心策划，在假整风后期，对调整和充实旧文化部反革命领导核心，加强反革命阵线作了一系列安排。陆定一、周扬因夏衍、齐燕铭、陈荒煤等人在群众中名声已臭，不得不作假“舍车”，把他们调到其它岗位，作暂时的退却，以备东山再起。周扬对夏衍说：“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陆定一和我对你仍寄于很大的期望，”鼓励他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几个月后，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上，陆定一伙同彭真还将夏衍捧上主席台，显示夏衍在反革命文艺黑线里仍将发挥他的“重要作用”。陈荒煤调动工作临走时，周扬对他公开表示：希望他搞几期四清，再回文艺界来。文艺黑线头目林默涵和徐光霄、徐平羽、李琦被陆定一、周扬作为文化部的黑领导班底保留下来。此外，他们还调兵遣将，拼凑了一批黑干将、黑党羽，将周扬的亲信刘白羽、王任重的亲信赵辛初，贺龙的老部下颜金生调来做付部长、党组成员，将陆定一的亲信石西民调来做付部长、付书记。特别是，陆定一同罗瑞卿、安子文合谋，经刘少奇圈定，调来了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肖望东任第一付部长，黑党组书记，充当旧文化部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班子的黑头目。这个班子在兼部长、太上书记、阎王殿大阎王陆定一的掌握下，牢牢控制了文化部这个专政机构，进一步巩固了陆定一、周扬一伙在文艺界的反党阵地。

（二十六）颠倒历史吹捧封、资“传统戏”

　　“三旧”勾结破坏京剧大革命

　　与在文化部大搞假整风的同时，陆定一一伙大肆破坏江青同志所领导的京剧革命。

　　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伟大著作之后，一九四四年叉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提出了京剧要革命的号召，信上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江青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响应京剧要革命的号召，发动和领导了以京剧改革为开端的文艺革命。无产阶级要夺取被资产阶级霸占的艺术舞台，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敌人是决不会甘心自己被赶下台的。为了拼命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长期统治戏剧舞台的以陆定一为首的旧中宣部，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和旧文化部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策动下，互相勾结，肆意破坏江青同志所领导的京剧革命。

　　刘少奇极力反对京剧革命，他曾经露骨地叫嚷：“京戏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陆定一一伙就按照刘少奇的旨意，对京剧现代戏的汇演进行百般刁难，压制和破坏。一开始，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就发出通知限制参加会演的剧团和剧目数量，只是在各地的强烈反对下，才被迫把范围扩大了一些。在准备会演过程中，陆定一阴险地说：“新戏——现代戏讲阶级斗争，现在京剧也在搞，京戏过这个关，我们很担心，怕失败。”对京剧革命大吹冷风，散布失败空气。在会演前夕，陆定一让阎王殿主管文艺工作的林默涵，

　　丢下京剧会演准备工作不管，却带着阎王殿的黑干将文艺处长袁水拍，付处长苏一平到河南洛阳，陕西西安等地游山玩水去了。林默涵回到，北京后，又大谈其“分工论”，散布京剧不适于演现代戏的论调。会演刚开始，夏衍就通过香港报纸散布谬论，把京剧现代戏说成只不过是对京剧的一点“补充”，以弥补它的不足而已。陆定一一伙妄想一开始就把京剧革命扼杀在摇蓝里。

　　当陆定一看到京剧现代戏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拥护，一定会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他便伙同彭真、周扬跳出来抢夺旗帜，妄图贪天之功为己功。陆定一、彭真、周扬在会演开幕式上，会演中间和总结会上讲话，一方面蒙骗群众，假惺惺地表示他们是主张京剧革命的，以捞取政治资本，一方面却打着“红旗”反红旗，继续反对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和京剧革命。陆定一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会演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公开和毛主席的批示唱反调。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批示中说：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鄙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而陆定一却狗胆包天在半年后的这次讲话中，不仅只字不提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而且与毛主席唱对台戏，胡说什么“自从全国解放以来，京剧界也大有进步。京剧的内容比较健康了，表演艺术上有不少改进，大多数的京剧工作者，政治水平提高了，竞竞业业地为观众、为国家服务，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好的声誉。”以此否定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完全正确的估计。陆定一还大讲什么“我们从来不反对京剧演出一些好的传统剧目”，“一些好的神话戏”、“我们还提倡”“新编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戏”。从此，不难看出他顽固地反对京剧革命的狼子野心。他还威胁说，京剧革命今后“肯定会有人反对”，“也肯定会有反复”。他恶毒地安了这个钉子，表示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与京剧革命誓不两立，还要做垂死挣扎的。

　　在会演期间，陆定一通过林默涵千方百计限制报刊对会演的宣传。林默涵在记者会上布置说：“京剧现代戏会演只是我们国家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要报导太多，以免影响其它方面的报导。”他们妄图以此缩小会演的影响。林默涵还组织人写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江青同志直接领导下产生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大肆攻击，以贬低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

　　更为恶毒的是，陆定一一伙竟对京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进行卑鄙的攻击和迫害。陆定一和林默涵串通，在会演《简报》上，大造江青同志的谣言。会演之后，关于京剧现代戏《红灯记》等拍电影的问题，江青同志提出，在进一步加工改好之前，不要急急忙忙拍电影。陆定一却别有用心地布置旧中宣部文艺处调查，为什么优秀现代戏迟迟未拍成电影的原因，妄图把“耽误”拍电影的罪名加在江青同志头上。

京剧现代戏的会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京剧革命已经深入人心。在江青同志直接领导下，京剧革命带动了其它表演艺术的革命，树起了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一些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样板戏，为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吹响了瞭亮的进军号。但陆定一一伙仍不死心，仍要负隅顽抗。他在一九六五年还声嘶力竭地叫嚷：“现在连戏剧也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吹毛求疵”，旧戏“还是可以演”，“也是教育群众的”等等一套谰言。然而，不管敌人怎样顽固和猖狂，京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决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堤防，宣告了陆定一、周扬一伙的文艺黑线的破产。

（二十七）彭陆罗杨结成反革命死党

　　妄图政变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罪恶滔天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建国十几年来的阶级斗争，表现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中心问题却还是一个政权问题。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领导我国人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却千方百计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一句话，他们要夺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大黑伞下，陆定一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家伙勾结到了一起，结成了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串通一气，密切配合，把反革命黑手伸向党的各个要害部门，向无产阶级专政猖狂进攻，妄想等待时机，在我国实现反革命政变。

　　大党阀彭真，野心勃勃，把北京市变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妄想以此作为反革命政变的重要据点。解放以来，他控制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政法部门的领导权，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他还利用职权把黑手伸向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部门，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

　　大军阀罗瑞卿，窃踞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位，掌握枪杆子，猖狂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妄想独揽军权，颠复我们的红色政权。

　　大特务杨尚昆窃踞了中央办公厅主任等重要职位，控制了党的核心机要部门，是这个政变集团的情报头子。这个混蛋，狗胆包天，竟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旁安装偷听器，盗窃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为他们的政变阴谋服务。

　　在这个政变集团里，陆定一是他们的思想文化战线的黑指挥官，他利用他窃踞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权，控制报纸、刊物、新闻、出版、教育、文艺等宣传工具，为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制造舆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长期以来，陆定一等利用职权，包庇坏人，打击左派，把思想文化战线搞得乌烟瘴气，毒草丛生，其罪恶目的就是一个：妄图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解除我国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以遂其实行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后，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将要熊熊燃起的时候，彭陆罗杨反革命阴谋集团预感到一场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紧张万分，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支持下，玩尽种种鬼计，耍尽种种“机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阴谋。以陆定一为首的旧中宣部阎王殿的一伙阎王，纷纷登台表演，群魔乱舞，猖獗一时。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作出了一系列英明的决策。近几年来，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于吴晗等人的问题，毛主席早就察觉到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九月，毛主席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批判吴晗。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十一月十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出臭晗的《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一栋大毒草。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彭真、陆定一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阴谋家，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伟大革命极为仇恨、极为恐慌，疯狂地进行破坏。在毛主席提出要批判吴晗后不久，彭真就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胡说什么“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陆定一在会上和彭真密切呼应，大反斯大林，影射攻击毛主席。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了彭真和陆定一等一伙阎王的极力反对和无理指责。自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十八天内，彭真和旧中宣部阎王殿严密控制北京各报刊，不准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

　　后来，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才不得不布置北京各报刊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同时，彭真又提出了所谓“放”的方针，妄图在“放”的幌子下，压制革命左派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的揭露，把批判吴晗的政治斗争拉向所谓“纯学术”讨论的轨道。陆定一等一伙阎王和彭真步伐一致、紧密配合。许立群、姚溱、吴冷西等根据彭真的旨意，炮制了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编者按语”，故意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不表示支持。周总理看了按语，在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针锋相对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姚溱、吴冷西还急忙召开中央级报刊负责人会议，积极贯彻彭真的意图。周扬也立即组织阎王殿的人马，要把《海瑞罢官》的批判“管”起来，强调讨论“历史人物评价”、“道德问题”等“学术”问题。陆定一则大肆赞扬为吴晗提供理论基础的星宇的《论清官》一文，说什么比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水平还“高”，并说可以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阎王殿的黑刊物《宣教动态》也立即呼应，接连刊登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反映，借上海、北京“知识界人土”的所谓反映，攻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后两段火气太大”，“与单干风、翻案风连系起来，不能服人”，甚至恶毒攻击这样作法是“政治上的罗网”、“文字狱”等等。同时，极力提倡所谓“学术”讨论。陆定一等一伙阎王和彭真之间的反革命阴谋，配合得何其紧密！

　　针对彭真、陆定一等的阴谋活动，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陆定一一伙长期隐瞒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第二天，毛主席在另一次谈话中再次强调要害是“罢官”。彭真立即辩解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连系，极力掩盖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阎王殿的阎王们也千方百计包庇吴晗。在彭真授意下，由周扬主持，炮制了一篇题目叫做《<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的文章，以“方求”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大毒草。它把吴晗一伙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归结为一般的“社会思潮”，完全抹杀了《海瑞罢官》反动的政治实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许立群、姚溱、林默涵亲自审改，并赞扬“写得很好”，要求“及早修改发表”。

　　在彭真的策划下，北京日报不加按语发表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借检讨之名，行反攻之实。这篇假检讨事先由彭真送给姚溱看过，得到姚溱的支持。三天之后，人民日报便转载了吴晗的假检讨，并且由彭真授意吴冷西写了一个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在吴晗的假检讨出笼以后，阎王殿的《宣教动态》急忙刊登反映，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口，说什么“吴晗的认识是不假的”，“可以说得通”，曲意为吴晗辩护。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负责人开会，他故意隐瞒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指示，强调要所谓“放”，说批得越宽越好，先搞学术，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阴谋制造混战，转移对《海瑞罢官》要害的批判，包庇吴晗。陆定一在会上跟彭真一唱一合，也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在其它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会上，康生同志对彭真、陆定一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重申了毛主席关于要害是罢官的指示。陆定一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这个会后，又接连召集文教部门负责人开会，力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学术”讨论，他说：“社会科学、文学方面题目多得很。例如对古人的评价，根据什么条件评价这个人是进步的，那个人是反动的。还有一个所谓历史主义，什么叫历史主义？中国现在还有人在讲历史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什么叫形象思维？什么叫美学？他说：“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时间。”他还叫许立群就经济学、哲学、文学、历史、教育学、新闻学等方面的问题“开些单子出来”，进行“批判”，妄图挑起一场大混战。

　　不久，彭真又召开黑会，公然提出要在北京开展所谓“有领导的混战”。许立群立即行动，第二天就召开北京市报刊编辑部负责人开会，贯彻彭真的黑指示。会后，许立群马上将会议情况的材料，报送彭真、陆定一。

　　在此期间，许立群给彭真送去一封亲笔的绝密信，系统提出了他对“学术批判”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意见”。

　　毛主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新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在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指使下，彭真、陆定一等进一步策划对抗毛主席的大阴谋。二月三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陆定一、许立群、姚溱等参加了会议。会上，许立群把同彭真早巳串通好的一套东西抛出来，攻击左派，包庇右派。彭真马上表示支持，叫嚷什么：“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他强调“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彭真相配合，大放厥词，大反斯大林，胡说什么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会上康生同志同彭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在这个会后，彭真要许立群和姚溱赶快给他起草一个“汇报提纲”。第二天，许立群和姚溱便根据彭真的旨意，背着“五人小组”的成员康生同志关起门来赶制了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第三天，刘少奇便在家中开会，彭真、陆定一都出席参加，讨论了这个黑《提纲》。刘少奇欣然同意，表示“没有意见了”。说明这个提纲，实际就是刘少奇的纲领。

　　其后，彭真就带着许立群等人，到武昌去向毛主席作所谓“汇报”。“汇报”时，彭真采用欺骗手法，让许立群先讲，然后由他作几句补充和插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是和彭真的观点完全对立的，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彭真却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造谣说：“文件毛主席已经同意”。叫许立群和胡绳搞了一个批语，根本不送给毛主席审阅，就火速发回北京，报告刘少奇，盗用中央的名义，把这个黑《提纲》发到全党。

　　这时，陆定一赶到武汉开会，一到武汉就和彭真、许立群密谈。随后，他在武汉就大讲所谓“学术批判”，大肆贩卖修正主义《汇报提纲》的一套货色。他说什么：“吴晗问题一讨论，提出了好多问题，清官问题、道德问题，历史人物问题等等，搞不清楚”，还恶毒地攻击说：“政治上给人家戴帽子，人家不敢说话了，我们取得了阿Q式的胜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陆定一在这里显然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提纲》发出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欢喜若狂，许立群和胡绳等急忙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报刊负责人开会，传达、讨论《汇报提纲》，在传达时根本不讲毛主席的指示，却大肆贩卖彭真的反革命黑货。而陆定一由于他的反革命臭妖婆严慰冰的罪行已被中央揭露，三月初便经刘少奇同意，离开北京，溜到南方去贩卖这个黑提纲去了。

　　然而《提纲》的出笼，恰恰正是中国赫鲁晓夫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由来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大暴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进一步向着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展开猛烈的反击。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毛主席指出：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主席同康生等同志谈话，尖锐地批评了彭真的《二月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哈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给中宣部打招呼呢？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彭真、陆定一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惊惶万状，极力封锁和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一面向毛主席作假检讨，一面和许立群等密谋，继续布置“大混战”，提出“烧着谁就是谁”，要各方面、各单位赶紧搞出一批“尖端人物”的材料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阎王殿的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急忙遵照办理，并还炮制了署名“方求”的第二篇文章《不要回避要害问题》，继续掩盖吴晗的反动面目，把这个反共老手说成是“昔日的左翼”。

　　四月十日，党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同《汇报提纲》针锋相对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马列主义文件。四月七日，在文件尚未正式批发之前，林默涵就急急忙忙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全面地剽窃了《纪要》的内容，并且作了严重的歪曲，为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辩护，妄图掩护阎王殿的严重反党罪行。

　　在有周总理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彭真的问题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之后，彭真一伙还和许立群，林默涵等阴谋策划，在北京日报上抛出了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按语，顽固的对抗毛主席。

　　这个期间，在南方的陆定一和彭真等经常密电来往，密切配合，南北呼应，到处放毒，大肆贩卖《汇报提纲》的一套货色。三月初，他在上海别有用心地说：“看人不能光看晚节，一个人一生的早节、中节，只要有一段革命就要承认。”三月中，他在江西省委工作会议上谈话，大反毛泽东思想，宣扬《汇报提纲》的修正主义观点，说什么《海瑞罢官》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对古人应该怎么评价？究竟还有好人没有？是不是历史是一团漆黑的？究竟有没有清官、脏官？有没有民族英雄？”他强调“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没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新的东西是很难出来的”。四月初，江西有人向他汇报中学课本《海瑞传》对学生影响很大，要组织批判时，他不仅不支持，反而说：“报纸上不讲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缺点。正面反面都有，展开争论，不戴帽子嘛”。四月中，他到安徽，宣扬“学术批判总得搞，但范围不能太窄，可以宽一些”，蓄意制造混战；还给彭真辩解，说：什么“这个问题很麻烦，最近连彭真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一直到四月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已经决定撤消《汇报提纲》后，陆定一还拚命鼓吹：“你们安徽名人很多，当前学术批判中可以拿出几个大批一下，包公戏可以批，桐城派也可以批。总之，花样愈多愈好，千万不要怕登多了”，极力挑动大混战。还胡说什么：“海瑞是广东的又不是你们安徽的”，“清官问题还可以议论，史可法有无晚节也可以议论，对一个人那能那样一概否定!”陆定一在南方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充分的暴露了他顽固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狼子野心。

　　四月初，当毛主席已经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之后，陆定一在南昌竟还狗胆包天，盗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崇高名义，到江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去“看望”一个双目失明，一心为集体的贫农代表熊先返同志。陆定一到医院后，对熊先返同志的病情漠不关心，只是摆出一付架势让记者照相。第二天，江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个消息和照片，陆定一还想把这个消息发到全国，阴谋以此来掩盖他丑恶的反动面目，其是卑鄙恶毒到了极点！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陆定一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能阻挡？四月十六日，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消《汇报提纲》，撤消原来的“五人小组”，设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敲响了彭真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丧钟。五月初，党中央勒令陆定一回京。这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终于恶贯满盈，掉进了党和人民的法网。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角。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暴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陆定一之流的末日来到了！

（二十八）“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彻底捣毁新旧阎王殿

　　陆定一这个混进党内四十年的老地主分子、大叛徒、大特务，统治旧中宣部达二十一年之久的大阎王、大学阀，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掌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黑指挥官，四十年来，坏事做尽，恶贯满盈。

　　陆定一的四十年史，就是一部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干着国民党差事的反革命罪恶史，就是一部老牌机会主义者、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罪恶史，就是一部配合美帝苏修，伙同党内的赫鲁晓夫野心家、叛徒、特务，与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结成反革命政变集团，阴谋篡党篡军篡国，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恶史。

　　陆定一统治旧中宣部的二十一年，是他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的二十一年。

　　他死心塌地追随刘、邓，和彭其、罗瑞卿、杨尚昆结成死党，并伙同周扬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他统治的旧中宣部，变成刘邓黑司令部在思想、文化战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大本营，变成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大黑店，变成包庇右派、打击左派、镇压革命的阴森森的阎王殿。

　　他把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矛头，集中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他以“反个人迷信”、“反斯大林”为名，猖狂地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并指使他的黑老婆反革命分子严慰冰进行反毛主席、反林彪同志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同时，却大肆吹捧和美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刘少奇“上台”准备反革命舆论。他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猖狂地反对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正确、最科学、最崇高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诋毁。

　　他疯狂地挥舞所谓“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等大棒，拼命镇压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同时，却大肆吹捧和推销刘氏黑《修养》。

　　他极端仇视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民主革命时期，他追随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追随刘少奇，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忠实执行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反革命路线。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追随刘、邓，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三大改造”，鼓吹“四大自由”，反对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拼命抵制对《清官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适反动思想和对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斗争，恶毒攻击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等历次政治运动；鼓吹“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公然打起“要有反对派”，要走回头路的反革命黑旗，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拼命地反对毛主席的光辉的教育思想，竭力抵制和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教育大革命，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力图把学校办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

　　他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光辉的文艺思想，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鼓吹“全民文艺”，反对文艺革命。他使文化部成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使文联成为“裴多菲俱乐部”。

　　他恶毒地歪曲和反对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方针，阉割这一方针的灭资兴无的革命精神，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在文艺领域，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拼命地压制香花，培植毒草。

　　他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机关——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等变为制造复辟资本主义舆论的工具。

　　他还反对毛主席的卫生工作方针，漠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健康，反对卫生工作面向农村，把卫生部办成“城市老爷卫生部”。

　　他在国际宣传方面，反对向世界人民传播毛泽东思想，反对世界革命，竭力美化美帝、苏修，大肆贩卖“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黑货。

　　他反对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反对对知识分子作阶级分析，竭力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

　　他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还竭力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使许多宣传文教单位的领导权，长期让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篡夺。

　　他疯狂地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方百计掩盖刘、邓、彭，罗、陆、杨篡党篡国的政治大阴谋。

　　总之，陆定一这个老反革命、老机会主义者罪行累累，万恶不赦，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洗恶难尽”。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旧中宣部阎王殿的丧钟敲响了，陆定一这个大瘟君和他的死党、以及他们的黑后台刘、邓的末日来到了。这一天，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了“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在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的指引下，旧中宣部的革命群众，与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一起，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痛捣阎王殿及其黑后台刘、邓司令部，终于把大阎王陆定一及其同伙，一个个地揪出来示众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彭、陆、罗、杨被揪出来以后，刘、邓死不甘心、又急忙召来他们的死党、反革命两面派、赫鲁晓夫式的大野心家陶铸，顶替彭真和陆定一，窃踞了党中央常务书记和中宣部部长的要职，妄想稳住阵脚，负隅顽抗，以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新阎王陶铸走马上任以后，立即搜罗一批大小帮凶，利用工作队和部文革等御用工具，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推行“包庇阎王，镇压小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统治中宣部八个月，作恶多端，他继承陆定一的衣钵，拼死命地维护刘、邓的反革命统治，变本加厉地大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把中宣部变成了一座新的阎王殿。但是，曾几何时，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狰狞面貌，终于被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所识被，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来示众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威震全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刘、邓、陶、彭、罗、陆、杨，都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了落水之狗。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这一小撮无产阶级的死对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我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怀着对刘、邓、陶、彭、罗、陆、杨的无比仇恨，无比蔑视，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彻底捣毁新旧阎王殿，肃清它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每一个阵地。

后记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工农兵做文化的主人的伟大时代。过去，千千万万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紧握枪杆子，打下了江山；今天，他们又拿起笔杆子，要打出一个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的红彤彤的天下。在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工农兵拿起笔杆子投入革命大批判战斗之日，也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覆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时。

　　为了迎接革命的大联合、大批判的新高潮，为了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向工农兵学习，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按首都工代会的要求，组织了一些大专院校和其它有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编写了一套刘、邓、陶、彭、陆、罗、杨、彭（德怀）、贺（龙）、薄（一波）、胡（乔木）的反革命罪恶史和三反言行材料，供给工农兵大批判使用。本册由旧中宣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同志负责编写。内容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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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8451转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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