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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红色社区”发过《说文革》的帖子，发现只刊出了前面一小部分；在续发时被版主告知应当发到“红色春秋”，故在这里重发。又因为文章太长，所以改用“附件”方式试一试。但愿能够通过版主审查。
附件是WORD文本的《说文革》，如下所示。
说文革.doc
目录
一切从“进京赶考”开始 2
三反运动与刘青山、张子善 2
高饶事件 4
匈牙利事件与反右 6
人民公社的是与非 9
说说“大跃进” 16
庐山会议与彭德怀落马 19
从右倾到左倾再到右倾 2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9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和“样板戏” 33
文革的爆发 36
文革的大致过程 41
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起爆文革的雷管 41
红卫兵、工作组与“红色恐怖” 46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与造反派 53
叛徒集团与刘少奇倒台 61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战争” 68
“三支两军”与“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72
清理阶级队伍与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 75
九大 80
林彪覆灭 84
文革陷入僵局 89
战略退却的部署与文革中止 94
附录 96
剖析分田到户 96
剖析砸工人的“铁饭碗” 99
剖析利改税与“卖光、送光” 102
剖析承包经营与“股份制改造” 108
说说专政与民主 111
说文革
毛主席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岛去了，二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以贯之”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创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件事是阻其蜕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两件事合起来就是一件事：走上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的党员们普遍认可其第一件事，因为他们需要借用工农革命带来的执政合法性；他们反对第二件事，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毛主席思想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而是“邓小平理论”描绘的“中国特色”——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为了实现他们的“中国特色”，他们通过歪曲文革、丑化文革而彻底否定了文革，并且成功地走上了“改革”之路。近三十年的“改革”已经把“中国特色”的真实面目展示无余，中国人民逐渐从想象的“中国特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开始质疑“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他们开始反思“改革”，反思文革。人们将“改革”与文革相对照，将“中国特色”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相对照，开始理解了文革的真正意义……
下面就说说我自己对的文革的认识。
一切从“进京赶考”开始
新中国诞生前夕，有朋友担心中共也会象李自成那样很快腐败。毛主席说，我们有人民民主这个法宝，我们不会腐败。但是在毛主席心中对腐败的担心其实与那位朋友一样沉重。正因为此，在中共中央机关进北京时，毛主席严肃地对周恩来说，这是“进京赶考”，并且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进入北京“考试”就开始了，从此毛主席就一直处于“考试”状态，直至他生命的终点。尽管国事千头万绪，“考试”始终是毛主席心中的头等大事。文革就是他的“考卷”的最后一页。
三反运动与刘青山、张子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之后，本来就很落后的中国经济在十一、二年的战争中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人民亦陷入极度的贫困。在这个烂摊子上建立的新中国，除了拥有几亿饥寒交迫的人民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几乎一无所有。就是在这种极度的困难中，新中国的建设起步了。
为了尽快地，最大限度地调动一起可以调动的力量，新中国立即在全国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使得亿万贫困的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极大的调动了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由于土改是从四八年的解放区开始的，所以五零年时已经初见成效。
在城市里则抛弃了苏联剥夺全部资本家，直接实现公有制的政策，仅仅剥夺了大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而鼓励中、小资本家在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快恢复生产，为快速恢复国民经济而作出贡献。这种务实的，温和的政策既实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又避免了经济过大的动乱。所以，短短几个月，工业经济也开始恢复运转。
与此同时，中苏友好条约于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签订。条约中约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长期经济援助。
如果能够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可以预计，不出两三年，中国的经济就可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曾经被日本占领的朝鲜被苏联和美国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北朝鲜和资本主义的南韩。苏联在短短四、五年之间，把朝鲜人民军武装成一个拥有10个师，5个警备旅，一个装甲旅，600门火炮，180架飞机，总兵力约13.5万人的强大军事力量。相比之下，南韩军队大约只有朝鲜人民军一半的武装。苏联和朝鲜的领导人看到这种有利的军事形势，以为可以武力统一朝鲜全国，于是在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越过了三八线，长达三年的战争爆发了。
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开始很顺利，可是当美国人采取了“抄后路”战略时，败退开始了。朝鲜人民军兵败如山倒，一路溃败；美国人则实现了“在鸭绿江洗刺刀”的计划。金日成向毛主席求救，斯大林促中共出兵……
毛主席陷入两难困境。
一方面，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急需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头号帝国主义的大军兵临城下，唇亡齿寒！不仅如此，就连中共党内高层的多数都对战胜美军没有信心。这也不难理解。美军是刚刚打赢了不可一世的德军和日军的胜利之师，他们不仅拥有海、空的绝对优势，不仅拥有数倍，乃至十倍于我们的陆军单位火力，他们还拥有绝对优势的后勤保障。
应当说，我们的最大弱点是后勤保障。一方面朝鲜的狭长地形使得美军比较容易截断我们的后勤供应线，另一方面我国薄弱的经济实在难以支撑对抗强大的美军所需的战争消耗。
打还是不打？如果放弃朝鲜，让美国人的“大炮”架设在鸭绿江边，那么中国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就完全暴露在美帝的“炮口”之下；那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随时可能被美帝的炮火打断。作为一个一心要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复兴之路的毛主席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的出现，于是他力排众议，任命彭大将军挂帅出征！
彭德怀与几十万人民子弟兵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很快美军被赶回了三八线。由于战线拉长，由于美军吸取了教训，由于我们的军力毕竟远不及美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相持不下的战争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那时政府财政支出的约一半用于维持朝鲜战争。如何尽可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争取苏联的更多的经济援助以外，增产节约是唯一可行的手段。于是，一个由周恩来提出，毛主席支持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始了。
要节约就要查漏洞、堵漏洞，这一查问题就出来了！全国各地纷纷发现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有些地方竟然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是地方，就连军队与中央机关，一些贪污、浪费几十万、上百万（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的大案都不乏其人。必须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展起来，否则增产节约的计划只能化为泡影。
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毛主席向全党、全国发出命令，立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清查、处理党内各级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这被称为“打老虎”。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成为“大老虎”的典型。
此二人都涉及上百万的贪污与挥霍，尽管二人都是革命战争中的有功之臣，尽管他都是十分短缺的三十几岁的高级干部，可是为了制止党的官员的腐败，必须杀一警百！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就具体处理办法上，中央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的意见，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枪毙他们。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枪决被执行。
这枪声震慑了刚刚走上“管理者”岗位的党员干部们，有效遏制了贪污、浪费之风。不过，“三反”运动对克服官僚主义的作用不大，特别是对党的高层干部似乎没有多少触动。
“三反”运动和枪毙刘、张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一页。
高饶事件
上面说“三反”运动对党内高层触动不大，是指53年至54年期间发生的“高饶反党事件”。这件事本身与毛主席的反修防变的大事关系不大，但是对党内政治斗争的走向却影响深远。故此需要做个简单叙述。
高饶事件的主角是高岗。这个人的情况大致如下：
高岗原是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的一个大队政委（大约相当于营教导员）。
高岗在与林彪配合搞东北解放区时开始崛起。林彪入关后，高岗成了东北三省的最高领导，有“东北王”之称。在而后的三年朝鲜战争期间，他领导的东北解放区对朝鲜战争的支持力度最大，连以待人严厉著称的彭德怀都表示赞许，当然也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政治局委员加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位列朱德、刘少奇之后。52年高岗奉调入京，组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接管了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的几乎一半部委，主管全国经济工作。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均成为其下属。
我猜，按照原先的打算，毛主席本打算用刘少奇和周恩来搭档来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经济。可是解放初期刘少奇表现出来的右倾思想（在后面将具体叙述）让毛主席开始对刘少奇不放心。而高岗在东北解放区恢复经济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特别是高岗在东北解放区及时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与朝鲜战争，深得毛主席嘉许。所以，毛主席调高岗入京抓经济工作，八成是为了抵消一下刘少奇的右倾影响。
可惜的是，高岗是个权力欲太过的人。几年之间的“飞黄腾达”使得他飘飘然，以为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指日可待！更何况就在这个时期，刘少奇的右倾思想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周恩来也受到牵连，扳倒刘少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乎，高岗开始了倒刘少奇的“非组织活动”。
他先后拜访在军内有崇高威望的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陈云、饶漱石、邓小平等人；暗示“一荣俱荣”。彭德怀暗示了对高岗的支持——彭德怀历来瞧不上刘少奇，林彪则只是“打哈哈”，不置可否。时任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投靠了高岗，而邓小平向毛主席揭发了高岗的拉帮倒刘。从此，彭德怀在刘少奇眼中成为最危险的人物，而邓小平为刘少奇战胜高岗立下了头功，成为刘少奇的“铁哥们”。
尽管毛主席很欣赏高岗的经济工作能力，可是他对党内的拉帮结派行为深恶痛绝，处理起来绝不容情。于是高岗、饶漱石倒台了。不仅是倒台，而且是“反党”的罪名！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高饶反党联盟”定性讲话，除了“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以及“骄傲情绪”、“逞英雄”等等，居然完全看不清楚“高饶反党联盟”在政治上、在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如何反党。
看来“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是高饶的“反党”内容，在政治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他们并未反党。
1954年8月高岗自杀身亡，经济计划委员会随着高岗的自杀撤销。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经济计划委员会确实是为了让高岗接管国家经济管理大权而专门组建的。从此，政归刘、周、邓。
【下面摘录《高饶事件始末》中的一段文字：
彻夜工作的毛泽东刚刚准备休息，叶子龙风风火火地进来报告：“主席，高岗出事了，他自杀了！”
“哦？”毛泽东一怔。
“刚才总理来电话，说他和彭德怀先去看现场，详细情况等一会儿再报告。”
“人死了么？”毛泽东问。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像上一次，也是自杀未遂。
“死了。”
“怎么死的？”
“可能是服安眠药，正在检查。”
毛泽东不再提问，沉默良久，喃喃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高岗这不是自绝于党么？”叶子龙问。
“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毛泽东神情有些黯然，“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同习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
邓小平“改革”之初，胡耀邦在邓的授意下为许多历史上犯了错误的人平了反，可是不包括高岗。可见刘、邓是绝对不能容忍高岗继续工作的！
高岗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刘少奇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的接盟。在高岗事件之前，刘、邓交往并不多，而且二人在党内不在一个层次上。正是高岗事件，使得刘少奇与邓小平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搭档，正是高岗事件打开了邓小平的快速上升的政治通道。
匈牙利事件与反右
匈牙利事件与反右
“三反”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到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了，我国的经济上也得到很好的恢复，工业产值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这时中央制定了进一步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结果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
据五六年的统计，三年的发展情况是：经济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其中农业为4.5％，工业为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起步。
就在这时，发生了对中共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
1956年2月，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在“苏共二十大”上突然全面批判斯大林，其中包括南斯拉夫问题。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地震”，导致了匈亚利的政变，导致中国与苏联最终决裂。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亚利发生了政变，策动政变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叫做“裴多菲俱乐部的”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尽管其成员约半数是共产党员，尽管政变后推举的领袖是刚刚被开出党籍的前总理，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看来，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在中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与支持下，苏联出兵镇压了这次政变。这就是导致中国“反右”运动发生的“匈亚利事件”。
之所以会发生匈亚利事件，根本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匈亚利的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扶持的，缺乏足够的民众基础；一个是匈亚利政府在斯大林的影响下错误地进行了所谓的“大清洗”，不仅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且为匈亚利共产党日后的分裂种下了种子；第三个是匈亚利共产党照搬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引起普通群众的不满。
1949年斯大林认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背离了社会主义，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发起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从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内部清查“铁托分子”。匈亚利共产党及其政府紧跟了苏联的步伐，也在自己的国内展开了“大清洗”。这次“清洗”后果十分严重，致使8个匈共最高领导中5人被判死刑，全国被捕、被杀者约有20万人。这些被关押、被杀的人中，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不能不导致原来拥护共产党的普通民众惊恐与痛恨，不能不导致党内思想的严重分歧。
中国共产党有三十年代反“AB团”和抓“托派”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大清洗”是错误的，因此虽然后来也加入了批判铁托修正主义的行列，却没有在自己内部搞“清洗”。
匈亚利人民本来就对“大清洗”非常痛恨，现在赫鲁晓夫给他们送来了“上方宝剑”，于是立即彻底翻案就成为多数人的共同要求。更有一些人提出了要当初的直接责任者偿命的口号。在以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的引导、推动下，政变发生了……，流血的镇压发生了……
匈亚利事件为中共敲响了警钟。毛主席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匈亚利的教训，要尽可能减少执政的错误，尽可能减少党的干部的行为错误，尽可能加强党和全体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此他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退居二线，将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交给刘少奇来负责，自己主要搞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第二，他认为必须以匈亚利事件为契机，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全面检查我们的思想，全面检查我们的政策，全面检查我们的作风。
毛主席决定退居二线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他从苏联和匈牙利的教训中感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而当时党内最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选无疑是他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苏联共产党没有注意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当老的领导人去世后，党立即出现多个“山头”争雄的混乱局面，致使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得以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因此，他决定把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刘少奇。使刘少奇有时间建立自己的威信与权威，使自己去见马克思时，刘少奇可以继续有效地领导这个党向前进。
关于进行一次全党的整风的原因，他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减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他说：“官僚主义，其罪恶的严重性，不是‘不如贪污’，而是大于贪污。”。又说：“……搞官僚主义，见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干部如何能够逃脱匈牙利共产党的命运呢？必须在党内全面揭发这些错误的东西，通过批判与自我批评来提高党员们的思想水平，改善党员的作风。
所谓旁观者清，毛主席主张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知识分子，他是信任的，他说：“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
凡是多少有些思维能力的人不难看出，毛主席当初确实需要党外人士协助他实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目标；可以看出他确实有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相结合的思想。所谓“阳谋”之说，实在是出于对后来出现的“阴谋”之说的愤怒。
但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不是全党的共识。有文章指出刘少奇就主张把整风限制在党内。一方面他认为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是其次；一方面他认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可能会招致资产阶级向党进攻。从后来的事实看，刘少奇代表了党内高层多数人的观点。
如果当年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有如今的领导人所具有的容忍“言论自由”的肚量，那么那次整风本来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那些作为发动“反右”运动的理由的所谓“反党言论”，比起“改开”以来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批评来，实在是的小巫见大巫。不要说当初绝大多数民众高度信任、拥护共产党的政权，就是今天党自己都承认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时，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真正的全面进攻，共产党政权不是仍然“岿然不动”吗？
不就是以“没文化”为由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吗？不就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吗？最过分的不就是要求“轮流坐庄”吗？有什么了不起？不仅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大辩论——有广大工农的支持共产党稳赢不输，更可以暂时不予理睬。整风是大事，混在帮助党整风中的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完全可以待整风结束之后再来处理。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二十二年得来的，人民与政府血肉相联，哪里会被一帮摇笔杆子的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威胁而乱了阵脚实为不智。
可是一九五七年不同于二零零七年！五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自身的幼稚和错误，被各社会主义国家内急于“先富起来”的高层官员和一直想扳倒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势力抓住了把柄；于是先是“改开”，紧接着是全线崩溃。中国也走上了“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不仅是宽容的，简直就是亲如兄弟。资产阶级的要求不仅可以商量，更在实际上广泛被接受并实施。只有“轮流坐庄”不能接受。“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还不想放弃。”
五十年前的观念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政治目标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影响。提出“轮流坐庄”尤其大逆不道！不仅是共产党高层，就是普通党员，普通民众，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提出“轮流坐庄”就是“谋逆”。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承认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当然，中国人没有考虑过“合法性”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个无需讨论的“公理”。反对这个“公理”，反对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谋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该杀头的大罪。
所以，一九五七年共产党整风时质疑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反对工农干部领导知识分子，就不仅仅是个言论问题，而是涉及到“谋逆”！这几乎就是全党干部的共识。
由于当年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开，我们无法了解当年党内高层那些主要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可是国内外都有人发表文章指出，当年党内高层对毛主席放纵党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十分不满，他们把党外批评与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联系起来，认为应当发起反击。
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也确实出现了批评共产党的学生集会和其他人群的集会。这与匈亚利事件最初的表现相似。所以当党内的高层干部指责毛主席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已经导致资产阶级全面向党进攻，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时，毛主席对党外知识分子信任动摇了。尽管毛主席对“头面上”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多很熟悉，甚至私交不错，可是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毕竟是毛主席心头的一片乌云，毕竟党内高层多数人强烈要求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主席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反右开始了。
不仅如此，五六、五七年的大好经济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运动，使得党内高层产生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反右”被当作发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有力手段，使得“反右”看起来更加正确了。
“闸门”一开，想控制党内官员们对知识分子的愤怒是不可能的，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反右运动一下子席卷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其中，连小学教师也不能幸免。戴上“帽子”的有五十多万，受到批判而最终没有“戴帽”的则要更多。可叹那五十多万人的前途从此暗淡无光、灾难重重……
从后来我接触到的那些“右派分子”中，我相信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当初并非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主要是对某些基层干部表现出来的官僚作风，瞎指挥不满。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更是对新中国充满感情，真心实意地要帮助党整风。真正想“轮流坐庄”的不足万一。这是一支多么宝贵的知识分子队伍，可惜从此离心离德！
尽管“反右”的板子主要打在这五十多万人身上，可是几乎全体党外知识分子都“吓破了胆”。不仅是党外，党内的知识分子也得到了教训——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唯上级意志为准的思想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
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形同虚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参予的联合政府逐渐蜕变成了完全的一党政府。共产党的执政失去了原有的监督与协助。
与苏联模式不同，新中国建国开始走的是一条多党联合政府的民主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呼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予。1949建立的新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并且创立了类似西方议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第一届中央政府之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仅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且确实拥有实权。可是自从“反右”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渐“边沿化”，逐渐退出了。政协也成为组织民主党派学习共产党的政策的“学会”。中国实际上走上了苏联模式的一党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两个总根源之一。
第二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刘少奇为首的一些高层干部在党内的影响开始超过了毛主席——毛主席失去了在党内高层干部中的思想上的统帅地位。刘少奇、邓小平在反对邀请党外人士参与整风，在“反右”上立了“大功”，使得大批已经开始陷入官僚主义的干部纷纷投到刘少奇、邓小平旗下。毛主席错看了刘少奇！毛主席在党内成为“少数派”。整风不仅没有遏制官僚主义，反而使得官僚主义开始占了上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另一个总根源。
五七年整风与“反右”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二页。
人民公社的是与非
人民公社的是与非
“反右”催生了两个“新事物”——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引起广泛批评的两件事，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人民公社是如何产生的，大跃进是如何发生的呢？
从根本上说，人民公社与“大跃进”都是在56年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拖得比较长——几经修改，计划认定从五三年开始执行，到57年结束。结果是到56年就提前实现了预订的目标。5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1957年生产钢535万吨，原煤1.3亿吨，粮食1.95亿吨。
社会总产值（GDP）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农业为4.5％，工业为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五年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52.1％，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11.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4.2％,其中，农民3.2％,职工4.9％。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所谓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指用合作化农业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第一，用规模经营和多种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第二，通过集体化农业兴办“社办工业”逐步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第三，防止个体农业必然造成的贫富分化和新地主阶级、新资产阶级的产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完成的社会改造任务。
前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一步到位”的做法。他们不仅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没收了所有农民的土地；把在集中起来的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组织进集体农庄，对集体农庄实行工厂化管理。他们就这样消灭了工农差别。
苏联的做法不仅遭到地主、富农阶级的强烈反抗，也遭到部分农民的反对。用强制手段把小私有者的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超出了农民的接受能力。所以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历史的初期，怠工和破坏是难免的。
毛主席首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革命战略的主力军是农民，因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从来都是建立在农民可以理解并愿意接受的基础之上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也不例外。
毛主席充分了解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感情，所以他的革命战略的第一目标是“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是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参加革命战争最有效的政策。除了在抗日统一战线期间实行的“减租减息”外，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政策。
但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土改”并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合作化道路消灭工农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把土地分给农民只是针对中国农民的现实思想水平为将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做的“铺垫”。所以，在“土改”之后两三年就开始了引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工作。
农业合作化组织最初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解放区。那时的主要合作形式是“互助组”。也就是在家庭私有农业的基础上，农民自由结合，换工、互助的的一种松散组织。一个互助组通常由几户、十几户构成。互助组与纯粹的单干比有其优越性。但是互助组的力量太弱，无法从事改土、造田、兴修水利的任务。互助组的另一个不足是，出于自私的传统思想，往往富户不愿与穷户合作，往往是富户帮富户，穷户帮穷户，两极分化仍然不能避免。
土改后仅两三年，农村的贫富分化已经很明显了，重新坠入贫困的农民对党和政府开始不满。同时，个别地方的农民已经自发地“升格”了互助组，他们将土地与大牲畜合并起来，归集体使用，大家共同劳动，按“出资”与劳动的多少分配。所谓“出资”是指提供给集体使用的土地与大牲畜。这就是初级社的雏形。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发现与推广了农民的这个创造，农业合作化进入初级社的阶段。
初级社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可是不仅生产能力与多样性仍然不足，且仍然不能抑制农民的贫富分化。那些拥有较多、较好土地，拥有较多大牲畜的富户仍然在加速致富；而土地不足、不好，缺少大牲畜，人口负担重的穷户则仍然难以摆脱贫困。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已经完成，私有经济基本上“全军覆没”。于是进一步提高农业的集体化的程度，扩大农业集体经济的规模，取消“出资”分红的高级社很快取代了出现不过一、两年的初级社。
高级社不仅是个农业生产组织，而且也是农村基层政府。因为高级社通常是以村为单位构成的。只有当相邻的几个村庄都比较小时，才将几个临近村庄结合起来组成一个高级社。所以，高级社通常拥有几十至几百户农户。
那时，制约农业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机、化肥，与水利。农机、化肥靠工业，水利则只能靠农民自己。毛主席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口号，一个大兴水利的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小流域治理、兴修水库，往往涉及十几甚至几十个村庄。为了进行水利建设，必须同时动员、协调十几甚至几十个高级社的力量和利益。这种状况无疑增加了水利建设的难度。突破高级社局部利益的限制成为迫切的需要。
1956年高级社在全国普及，碰巧连续两年全国风调雨顺，农业生产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五七年是我国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年，我国工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都欣欣向荣，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提出赶超帝国主义国家的目标——苏联要赶超美国，中国要赶超英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
无需否认，由于社会主义理论尚不完善，由于共产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大好的经济形势面前党内高层普遍产生思想上的“过热”，多数人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可能的。毕竟社会主义——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才刚刚在学习“走路”，其幼稚与笨拙是难免的。
正是在上述理论不完善和思想“过热”的政治背景之下，在大好的经济形势背景之下，正是大兴水利的需求，催生了人民公社。可见，人民公社不是哪个人的空想、妄想，实实在在是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发展中自然产生的事物。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开始到人民公社不过短短七、八年时间。这样的制度演变缺乏通过实践不断完善的时间，许多不足与弊端在充分暴露之前就已经在全国推广了，因此缺点与错误是难免的。再加上来自党内左的、右的干扰，人民公社在其约二十年的历程中一直走的不能令人满意。
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诞生的人民公社一开始就受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干扰，受到了“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错误的严重伤害，摔了个大跟头。尽管毛主席发现并批评了这些错误，但是在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鼓励下形成的“共产主义热情”一时之间很难降温。再加上“老天爷的不满”——三年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旱灾，农业大幅度减产，“共产风”彻底破产了，基层干部与群众对人民公社的热情和信心也严重受挫。
毛主席总结了人民公社头两年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并且强调这种制度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用。
按照毛主席的设想，所谓“三级所有”，是指生产资料和集体财富分为：公社所有，生产队（大队）所有，和生产小队所有三部分。我不了解以牧、渔业为主的人民公社的情况，只说说以农业为主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的大致情况。先从生产小队说起。
生产小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通常由几十户农户组成。小队拥有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大牲畜、小农机具，和机井之类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东西。生产小队的管理由一个小队长、一个会计、一个记工员承担。
生产大队通常由十几个至几十个生产小队，外加一些专业队、小工厂、小作坊组成。生产大队除了组织跨小队的生产活动——如修路、改造小流域、修建小水库等——以外，还有林业队、畜牧队、渔业队、运输队、机修厂、面粉房、油坊等小型生产单位。管理成员也稍多一些，有正副队长，会计、出纳等等。这表明，大队除了对生产小队的管理与协调外，还承担着小型工业、运输业生产，承担着副业生产和某些公社分配的工作的任务。当然，在人民公社的初期，大队所属的小工业、副业、林牧渔诸业尚未充分发展。甚至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大队所属的经济部门直到公社解体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领导人的水平有关。
公社通常由十几个至几十个生产大队，外加农机修造厂、小型化肥厂和其它中小规模的工厂、种子站、化肥站、病虫害防治站、农技推广站、水库与干渠管理处、车队、医院、学校等机构组成。显然公社兼有生产、组织大规模生产活动（如水利工程、修建公路）、生产服务和社会服务四重功能。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人民公社是“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兵、学、商”。“兵”指民兵，“学”指教育、文化、医疗事业，“商”指金融与贸易。
当年中国是“全民皆兵”，民兵组织遍及各行各业。全国的青壮年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民兵组织，其中的青年则构成“基干民兵”。民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如今的解放军相似。当国家、社会需要集中一批力量投入无偿的工作，如兴修水利，修建公路，抢险救灾时，基干民兵总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其总体作用还在解放军之上！可是如今的青年们还能从汶川大地震中看到民兵的影子吗？你们看不到了，你们失去了一个实际观察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之一的机会。
解放前，农村的文化教育与医疗服务十分落后。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兴建了大批中、小学。可是文化事业、医疗卫生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原因很简单——国家底子太薄，工业化急需的资金尚且难以满足，确实没有财力投入农村的文化与医疗建设。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人民公社的建设重点不是工业而是社会服务，所以文化与医疗事业得以快速发展。文化事业包括公社的一些小型剧团、电影放映队、公社、大队的图书室、大队的文艺队等等。医疗机构则主要由公社卫生院和大队的卫生室、“赤脚医生”构成。那时的公社社员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丰富，人们通过一起参加文化活动增进了友谊，缓解了矛盾。那时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只有危重病人才需要“进城”看病。现在在农村还可以看到中、小学，可是已经很难看到文化事业和“赤脚医生”了。
人民公社也为农村“自力更生”发展商贸提供了条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农村的商贸在建国后的几年中几乎没有发展。而人民公社成立后，在公社的组织下，建立起了农民自己的银行体系——农村合作信用社，建立起了农民自己供销体系——农村合作供销社。信用社的“细胞”和供销社的“细胞”几乎遍及所有大队。特别值得一题的是供销社。它不仅是为农村提供生活、生产所需的商品的机构，还是收购农民自留地产品统一外销的机构，有效地改善了社员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公社的管理实际上就是乡级政府管理加乡级经济管理。公社的管理机构就是一级政府，公社所属的经济实体类似于城市里的“大集体”企业。
不难看出，人民公社体系是实现“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实验体系。不难理解，毛主席设想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制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消灭三大差别”——相适应的。
三级所有制经济是个复杂的体系，其分配方式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公社一级——包括管理机构与下属企事业单位，其分配方式已经很接近工厂和机关中的工资制。大队与小队中的分配方式则是所谓的“队为基础”。
在实际实施中，“队为基础”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以生产大队的结算为基础，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改为以小队为结算基础。
所谓以生产大队为结算基础，是指生产大队范围内的所有生产小队和各专业队中的所有社员的劳动投入量都以“工分”的形式记录在帐册中，大队所有生产获得的收益也都记入帐册中。然后按照每个农民的工分数，一年几次统一分配大队的收益。这里，小队只记工分，一般没有自己的分配。大队的所有收益主要部分以同样方式分配给所有社员，一小部分留作发展基金，更小的一部分上缴公社作为公社的管理基金。
由于在给每个农民计工分时，要按照劳动量、技术含量来决定工分值，所以这种计工分方式反映了按劳取酬的原则。同时，每个农民所得的工分值相差并不大。通常每天最高的是10分，一般的是8、9分，老人、半大孩子5、6分。所以这种计工分方式又体现了追求共同富裕和照顾老弱的原则。对于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的孤寡老幼，则有所谓“五保”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大队与小队的干部也都必须参加劳动并同样计工分，另外为他们的管理工作记入了规定的工分值。
可以看出，首先这种分配方式决定了在分配中兼顾按劳取酬的公平与共同致富的追求，其次，这种分配方式可以统一协调大队范围内参与不同生产内容人们的利益。当一个生产大队包括除农业生产以外的多个专业生产队是，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分配模式。
可是这种分配模式却未能完善与坚持。主要原因是公社初期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得更多的农民愿意更直接地分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再加上许多大队没有能够有效发展多种经营，没有建立起有效益的专业、副业队伍，使得以大队为基础的分配方式就失去了优越性。所以，在许多地区以生产小队为分配基础成为必然。
人民公社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大约就是这样。在“改开”年代被说得一无是处的人民公社在其约二十年的历史中，效果究竟怎样呢？下面我们分三个时期来说明人民公社的实际运作情况。这三个时期是：“开始三年”，“三年恢复时期”，和基本正常运作时期。
人民公社刚刚建立，就遇上党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潮。“共产风”、“浮夸风”，不仅使得风调雨顺大增产之年却没有大丰收，而且在“集体食堂”、“大炼钢铁”中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再加上连续三年灾害，头三年的农业总体上是负增长。
61年至63年是“恢复调整”时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农业生产基本上恢复到“大跃进”之前的水平。
从64年到79年的十六年是人民公社基本正常的发展期。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这个时期才有了比较好的体现。之所以说“基本正常”、“比较好的体现”，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出现过多种干扰，犯过多种错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水利建设是最值得称道的，其对农业的巨大支撑作用至今仍然是决定性的。虽然人民公社是在党号召大力兴修水利的推动下产生的，可是由于紧接着的灾害使得头三年并未取得多少成绩。真正的大兴水利是63年之后开始的。到1977年为止，全国各地共开掘人工河道近百条，大、小水库七万多座。最著名的是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它被称为“人造天河”。这是一条在崇山峻岭中开出的干渠，总长104里，灌溉面积达60万亩。规模最大的是湖北省的汉北河，它也是一条人工河，全长110多公里，灌溉面积达100多万亩。
到文革结束时，人民公社兴修的水库和干渠真的是“遍布祖国大地”了！人民公社后十几年农业能够持续高速发展，水利建设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排在第二位的。
由于我国的土地约半数是丘陵地带，再加上历史上的小农生产，土地被地形和人为分割成细碎的、高低不平的小块，对实现人工灌溉十分不利，同样也不适宜机械化耕种。改山，造田，平整土地，是将水库和干渠的水真正送到田间的必然要求。而在这方面做出表率的是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大队。
这是一个地处太行山西坡上的一个山村，“七沟八梁一面坡”是其地貌写照。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些破碎的，倾斜的山坡上。由于坡地存不住水，所以过去一直是十年九旱，亩产不过百斤。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硬是靠自己的力量——全村不足一百个壮劳力——打石筑坝、填土造田，把几百块歪歪斜斜的山坡地变成了天梯般的石堰梯田。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能够保持水土。他们还修建了一条很长的引水渠，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水浇地，基本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他们修筑的石堰总体积约一百四十万立方米。其工程之大可以想见！
大寨的改土造田成功之后，粮食产量立即翻了两番，并且为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准备了条件。
有人说，大寨是中央“用钱堆起来的”。他们是说有人送给大寨汽车和拖拉机。不错，确实有人干了些“锦上添花”的事，可是在大寨最需要帮助时却没有人“雪中送炭”。大寨的奇迹是大寨人独立创造的，而大寨的“神话”则是官僚们造出来的。
大寨的成功引起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开展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其主要内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土造田，平整土地，按照水利化、机械化的的要求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整治。
这里引用一段文字如下：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铺就了最坚实的路基。”】
在人民公社的后十几年间，社办工业也有了较好的发展。据一个美国学者——佩内洛普·B·普赖姆的调查，到文革结束时，全国县属的农业机械厂约4300家，公社和大队所属的约495，000家。公社、大队所有的中小型化肥厂约2350家，其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约50%以上。公社、大队所属的水泥厂约3000家，其产量约为全国水泥产量的60%。到1979年县、公社所属的小水电站的总容量已达6，330，000千瓦。这些水电站通常位于偏远地区，为解决中国偏远地区的电力供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人民公社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工业发展的有利支持。在人民公社的后十几年间，国家先后引进了十三套大型化肥设备，并且自己设计建造了更多的大、中型化肥厂，使得文革结束时全国的化肥使用量超过1000万吨，是1962年的约13倍。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都新建了许多拖拉机厂和其他农业机械厂，文革结束时，全国的拖拉机超50万台，手扶拖拉机超140万台；农用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农业机械基本上得到普及。农业机械总使用量是1962年的约15倍。
同期，中国的电力事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文革结束时，全国农村90%的公社、60%以上的生产大队通了电，农业用电量约为1965年的五倍。
机械化和电气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节约出大量劳动力流入社办工业的体系中。为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还必须一提的是文革期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巨大支持。除了如今的青年们大多都知道的袁隆平水稻以外，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先后被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开发出来，使得农业产出率大幅度提高。文革十多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开”以来的增长速度。文革结束时，中国人不仅解决了“吃饱饭”问题，而且开始告别了吃“粗粮”时代，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此基本上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人民公社在文化、医疗、教育方面的发展就不再具体描述。
人民公社的实际运作情况的主要方面大致就是这样。至于在这期间忽左忽右的政策错误及其对农民的伤害，“伤痕文学”已经描述得很多了，尽管其中不乏夸张与片面，多数情况还是事实。
人民公社并不完美，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她已经可以算是“及格”了。看看“改开”以来的农业经济停滞，农村文化荒漠化，农村家庭空巢化，农村的青壮年——农民工象流沙随风游荡……农民应当在哪里建设自己的家园？三农问题日渐严重！人民公社组织起来的农民是改天换地、自我解放的英雄，“改开”造就的“一盘散沙”的农民是官僚买办资本家、黑煤矿、黑砖窑的廉价劳动力！
要把组织起来的改天换地、自我解放的英雄变成“一盘散沙”的、可供官僚资本、买办资本任意奴役与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这才是如今的“精英”否定人民公社的根原因本所在！
说说“大跃进”
说说“大跃进”
“大跃进”被邓小平及许多知识分子说成是毛主席“头脑发热”的产物。究竟什么是“大跃进”，应当如何评价“大跃进”？下面我们从界定“大跃进”的含义开始。
有人把57～58年时期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为“大跃进”，这种说法不对。总路线是“原则”，大跃进是“精神”，人民公社是“实体”。
前面已经论证了人民公社的合理性与不足，现在先简介一下“总路线”，再来说说“大跃进”。
在1955年农业高级合作社开始出现时，毛主席就提出：“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李富春在“多、快、好”的后面加了个“省”，这就形成了“多、快、好、省”的原则。很快，它不仅成为发展农业高级合作社的原则，而且被设定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后来把这个原则就叫做“总路线”。
我们来具体考察这四个字的合理性。
当时，我们的国家刚刚从“一穷二白”起步，经济还相当落后，更多的工厂、更多的矿山、更多的合作社、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医院……；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很多。这个“多”字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总要求。
“快”是说要尽可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速度。只有我们的敌人才希望我们“慢”。这个“快”字自然是好的。
“好”是指经济成果的质量，当然必须如此。
“省”是指要节约高效。当时，我们不仅是个很穷的国家，而且是个人口众多，但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个“省”字着实十分重要。
好了，总路线的合理性不容置疑！
下面来说说“大跃进”，一种超乎常规高速发展我们的事业的精神。
这还是要从五三年说起。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从开始时的美军“饮马鸭绿江”到“停火三八线”，是我们胜利了。现在的青年无法想象这个胜利对国民自尊心的提高有多么大的作用。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总是被帝国主义欺负。最近的日本侵华，我们打了八年，还是借助美国和苏联的力量，我们才取得了抗日的胜利。日军的海空军全部是被美军消灭的，日军的陆军主力之一的关东军是向苏联军队投降的。我们没有值得骄傲的战绩。而在朝鲜战争中，我们把头号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承认“没有取得胜利”。这就极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注意，高昂的民族自尊心、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这就是积极进取的精神！
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53至57社会总产值（GDP）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农业为4.5％，工业为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个西方记者描写苏联的一段话正好可以反映那时中国工人的情况。“外国观察家常常发现，新制度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竞赛或竞争，或者说，感到每一个人都为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祖国而在忙碌地劳动和奋斗。工人们似乎真的相信他们自己创造了新的工业奇迹。人民把每一个新的进展看作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观看统计数字的增长、生产定额的完成或达到‘指标’这类事情，都成了一种全民的娱乐。”。
注意，“观看统计数字的增长、生产定额的完成或达到‘指标’这类事情，都成了一种全民的娱乐”，这是什么？这又是积极进取的精神！
57年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普及使得农业面临着一个大跨步发展的机会，而关键的因素有两个：化肥与水利。为此，毛主席发起了“大兴农田水利”的运动。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在全国各地纷纷建成。一个美国学者曾写道：中国人“在1957年10月至1958年9月短短的一年中完成了一批难以置信的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被动员起来的农民所挖的土石方多达580亿立方米，相当于300条巴拿马运河。”注意，注意那个“难以置信”！这是什么，这是创造人间奇迹，这是超乎常规的发展经济的精神的体现！
另外，美国在1957～1958年又爆发了战后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失业人数达到16年以来的最高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掀起一场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浪潮。按照五三年至五八年的经济形势推算，用不了十五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可以赶上英国。中国提出赶超英国不过是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一部分而已。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向资本主义阵营挑战——要赶超他们，这是什么，这当然还是精神！
五十年前中国人民的奋发进取的精神是如今的在“先富起来”的污水中泡大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这种精神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就是“大跃进”，或者说“大跃进”就是高昂的奋发进取精神在经济建设上的体现。
引用毛主席在修改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所添加的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看，“大跃进”的精神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刘少奇利用这种精神，利用大跃进推销他们“极左”的“投机产品”！
这要从毛主席退居二线说起。
如前所述，鉴于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和匈牙利事件，毛主席深感需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现象”，研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发展问题。他需要为此投入更多的精力，学习更多的知识，研究更多的问题。同时，他人为应当让他心中的接班人刘少奇提前接班，以培养其在党内的威信，特别是在军队内的威信。出于这两个原因，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成为党内日常工作的负责人。
这里说要培养刘少奇在军内的威信，是鉴于苏联朱可夫的教训。朱可夫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头号功臣，在苏军内拥有极高的威信。赫鲁晓夫就是在朱可夫的坦克的支持下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毛主席担心中国也出个“朱可夫”，当然要提高刘少奇在军内的影响力。
前面介绍高岗事件时，没有提到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具体根据。高岗的根据有二：一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上的右倾，二是不能让刘少奇的“地下党”领导“军队党”。他极力宣传“党是军队创造的”，意在拉拢军内高层拿下刘少奇。
尽管毛主席本人是公认的军事家，但是，更是思想家，是政治家，是真正的文人。他当然十分了解他的战将们，他深知其中少有政治家，更不要说思想家了。他坚决反对高岗的“军政”思想，更不能容忍“朱可夫”篡政。所以，他决定提前培养刘少奇在党内、军内的威信，巩固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政归刘少奇，真正的“发热”开始了。
我们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说起。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编制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可以看作是“二五计划”草案），并于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建议》提出的主要指标是：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原计划增长75％左右,工业总产值增长1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
请对比一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执行结果的对应数据：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9％（略低），工业增长229％（略高），农业增长了24.6％（低得较多）。这两组数据对比，仅农业指标明显高一些。农业指标较高的根据是即将大规模展开的水利化运动。如果不是三年灾害的打击，农业实现百分之三十五的增长没有问题。实际上63年至67年五年间农业的增长还高于百分之三十五。显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发展速度的，并非是“发热”。
但是《建议》所规定的目标显然不符合急于建功立业的刘少奇的心意。
仅举一例来说明刘少奇当时的心境。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提倡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看，毛主席与中央的“十五年赶超英国”被他提高到“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这才是全面“发热”的真正源头。
上好下甚，历来如此。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要“十五年赶上美国”，下面的官员们就敢提出十年，甚至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反正吹牛不仅“不要钱”，而且可以换来一顶更大的乌纱帽！
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既然刘少奇认为中稻亩产万斤是保守的，下面怎敢不看眼色！吹吧！放开胆子吹吧！不仅是农业，工业的浮夸风也不敢落后。“发热”终于演变成疯狂！
毛主席发现了刘少奇的不当言论语，也通过人民日报负责人告诫不要支持浮夸风。毛主席不愿直接批评刘少奇——自己刚刚竖起来的接班人，也不愿意直接打击工农群众与基层干部奔共产主义的热情，总希望“温度”能够逐渐降下来。可惜，“二线”毕竟是“二线”，“反右”之后的官员们深知“顶头上司”的重要性。党内愿意听取毛主席的声音的高级干部已经不多了！
就是这样，经过刘少奇“加工”过的、荒谬的“大跃进”的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庐山会议与彭德怀落马
庐山会议与彭德怀落马
庐山会议和彭德怀落马本来不是毛主席反修防变的一步，但是其起因与过去的党内政治斗争有关，其结果又对党内政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故此应当有个基本的了解。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同时撤销国防部长职务。在为“改开”开道的喧嚣声中，“彭德怀冤案”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否定毛泽东的一颗炮弹。
按照右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说法，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的善意的批判，打击报复彭德怀。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尽管官方资料一直没有公开，可是根据许多参与者的回忆录已经可以刻画出彭德怀事件的大致情形。下面我将这个大致的情形叙述一遍，同时指出疑点所在。
首先，所谓庐山会议其实是两个先后相连，内容完全不同的两个会议。前面一个“庐山会议”是总结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研讨会；后一个“庐山会议”是八届八中全会，是专门解决彭德怀问题的中央全会。前庐山会议是7月2日开始，到23日结束，后庐山会议是8月2日正式开会，16日结束。
前庐山会议是毛主席为纠正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的最后一个。在这之前先后召开了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和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都是为了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验与教训。在召开这次——前庐山会议——会议时，党犯了左倾错误已经是党内高层的共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需要弄清哪些是错误的，是必须改正的，哪些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
当然，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争论必然是激烈的——因为那涉及到责任！除了毛主席，还有几个人愿意为错误承担责任？
彭德怀的“万言书”是7月是14日写的，最早也只能是14日交给毛主席的。此时会议已经开了13天了，应当说各方的观点已经表述得差不多了。
问题是：是否是彭德怀的意见太激烈，太出格呢？
彭德怀的“万言书”分为两部分，前面总结成绩，后面是批评错误。
在说到成绩时，他首先说：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说到总路线时，他说：“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说到人民公社时，他说：“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说到大跃进时，他说：“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说到大炼钢铁时，他说：“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最后他说：“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在批评部分，他说：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注意：这里没有任何人的个人责任。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注意：这里的没有完整的经验是全党的，而没有“贯彻”好则是具体执行人的，和毛主席无关。
“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注意：这里肯定了毛主席，批评包括他自己的“多数领导”。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注意：这里至少没有专指毛主席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他说的是“我和不少其他同志”。
“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注意：这里又是肯定毛主席，批评包括自己的其他高级领导人。
试想，如果你就是毛主席，面对这样的批评，你会生气骂？中央会为了这些话把彭德怀打成“反党”吗？
更何况在信的结尾处他还说：“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注意：他在这里重复了刘少奇的“五年赶超英国”决心。看来当时左倾、盲目绝对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连彭德怀自己实际上也处在左倾、盲目状态中！
事实上毛主席在会议结束那天所做的总结发言中关于左倾错误的批评倒更深入一些。彭德怀和中央那些关键人物——注意，不是毛主席——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他的“万言书”中。
右派们指责毛主席容不下彭德怀的“万言书”而打倒他，不仅是无知，更是无耻！
那么究竟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彭德怀被打倒呢？表面的原因很容易找到，可是疑点是明显的，背后恐怕还有隐秘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看表面的原因。
这要从7月23日毛主席做总结发言前说起。这时距彭德怀的上“万言书”已经九天了。在这九天中发生了什么，我们找不到具体的材料，只是从其他材料中看出，在这九天的讨论中，彭德怀的“万言书”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紧张、愤怒的应当是彭德怀实际针对的刘少奇，而不是彭德怀。
据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回忆，在毛主席发言前，他发现坐在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员中没有彭德怀，就问了一下，李银桥指了指，毛主席才发现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戴军帽，头剃得很亮。李银桥感到毛主席有些不快。
散会时，毛主席招呼彭德怀等一下，要跟他谈一谈，彭德怀转身离去，没有理睬。在几分钟后，当毛主席在几位“大员”的陪同下回住处时，又迎面碰上了不知何故返回的彭德怀。毛主席想拉住他谈谈。彭德怀摔开毛主席的手说：“没什么好谈的！”。这也太出格了。我想，就是彭德怀的这个出格的举动使得本来就打算搞倒彭德怀的那些人们找到了机会。
回到毛主席住处，几位“大员”告辞而去，不久就返回，说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应当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彭德怀问题。毛主席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后庐山会议就要开始了。
因为前面这个庐山会议只是个研讨会，许多中央委员都没有参加，现在要开中央全会，就不得不通知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们赶赴庐山。这需要时间。
从彭德怀的“万言书”中的语言看，他上书时与毛主席的关系还是正常的。而且据后来黄克诚的回忆，彭德怀上书后受到许多同志的好评，感觉良好，他还等着毛主席找他面谈呢。是什么事情使得在不到十天之内，彭德怀产生了如此不可理喻的愤怒？以至于他愤怒地拒绝与毛主席交谈！
这是庐山会议的第一个重要的疑点！解开这个疑点的钥匙在哪里？我认为下面的资料可能是解开这个疑点的钥匙。
在等待中央委员们上山期间，在毛主席的住处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当时任毛主席的秘书的李锐（亦有说此人是个通讯员，兼部分秘书工作，现在已堕落为反共分子。）在《庐山会议实录》书中说：“８月１日（后庐山会议会开始前一天），常委会上，毛对彭德怀说：‘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
请注意，“许多同志”对毛主席之后的彭德怀“有恐慌感”！
哪些“同志”？当然应当是那些“大员”们。“大员”们担心彭德怀变成中国的“朱可夫”！
可以想见，如果有人对彭德怀说：毛主席担心你变成中国的“朱可夫”，必将立即点爆彭德怀这个“炮筒子”！那么在彭德怀上交“万言书”到毛主席总结发言之间的九天里，是否确实有人对彭德怀说过此类的话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从毛主席说“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这句话看，至少是有人暗示过毛主席，彭德怀可能成为中国的“朱可夫”。
如果有人一方面在毛主席面前说彭德怀可能变成中国的“朱可夫”，另一方面跑到彭德怀面前说毛主席担心他是中国的“朱可夫”，这叫什么？
这叫“离间计”！
我估计毛主席与彭德怀都中了某人或某些人的“离间计”！
彭德怀是否真的可能成为中国的“朱可夫”暂且不论，离间毛主席与彭德怀对某些人却十分重要。从后来的政局演变看，离间毛主席与彭德怀有效地削弱了毛主席的政治力量，以至于毛主席不得不拿着党章与宪法到中央去主张自己的权力！
尽管彭德怀是个粗人，并且确实骄傲自大，可是他就是服气毛主席，或者说他唯一服气的人就是毛主席。
从上了井岗山到全中国解放的二十三年间，除了1934年前后他错误地追随了博古、周恩来以外，一直是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作战。他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两元虎将之一，他也是最忠于毛主席的我军最高级将领之一。
不仅如此，他还是将帅中最热衷于政治的一个（这可能正是他的不幸），他对“文官政府”并不信任，特别瞧不起刘少奇。在高岗用“军队党”反对刘少奇的“地下党”时他站在高岗一边，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发生过正面的冲突。
如果刘少奇当时确有夺取最高权力之心，那么除掉彭德怀势在必行！
现在刘少奇鼓吹“共产风”、“浮夸风”，犯了左倾错误，被彭德怀抓住了把柄，如果不打倒彭德怀，那么倒下去的就可能是刘少奇！
由此而论，如果确实有人施行了“离间计”，那么此计出于刘少奇是个合乎逻辑的。
当然，此“离间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彭德怀自身的缺陷是个重要的因素。彭德怀天生粗鲁，且骄傲自大。更不好的是他对其他高级将帅缺乏应有的尊重与宽容。
比如刘伯承创办军校时没有注意充分发掘我军的宝贵经验，过分强调外国正规理论与教学方法。在毛主席对刘伯承提出批评后，彭德怀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对刘伯承“上纲上线”，不依不饶。因为那时刘伯承身体不好，毛主席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但是彭德怀坚持要刘伯承出席会议检讨，并且前后检讨三次，深深伤害了刘伯承的身心。
这还不是唯一的个案，在粟裕落马的事件上，彭德怀的错误更是不可原谅。首先，粟裕是个即战功卓著，有谦让谨慎的人。仅仅是由于一个是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在工作责权的划分上出现了些冲突，又因为在军事思想上有分歧，彭德怀就欲彻底打倒粟裕而后快。要不是毛主席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恐怕那“反党”的帽子会落到粟裕头上。
彭德怀的这些做法引起很多将帅的不满，所以一旦他也成了批判的靶子，“墙倒众人推”就难免了。
在后庐山会议上，人们从一切方面“算旧账”，特别是一年前他给粟裕扣的帽子——里通外国——这回扣在了他的头上。与粟裕不同的是没有几个人来为他说好话，反党的帽子终于扣到了他的头上！幸亏毛主席最后站出来拉了他一把，才使戴着“反党”帽子的彭德怀居然得以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享受副总理级待遇，离职学习。
这就是庐山会议与彭德怀落马的大致情形。
总之，彭德怀落马后，毛主席在政治局内又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刘少奇则少了一个最危险的政敌。
从右倾到左倾再到右倾
从右倾到左倾再到右倾
这里是说刘少奇在解放后十几年之间在政治上的左右摇摆。从这种摇摆中可以可以看出两点：一，刘少奇在理论上很不成熟；二，刘少奇在政治上习惯于投机。
要证明上述结论，还需从解放初期说起，而要弄清刘少奇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回顾一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其开始的第一段如下：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
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论》是在抗战的关键时期——外有日寇侵占大半个中国，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内战，面向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所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中心工作是建立可靠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尽可能团结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民是最大的政治。也就是说，所谓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可以理解并接受的“主义”；而不是解放后中共必然要逐步推行的社会主义。至于什么时候才能从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那要看中国的工农的觉悟的提高程度，要看工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有多高。
在说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经济时，毛主席说：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这就是说，对于“操纵国民之生计”的那些经济部分，必须国有化，其他非“操纵”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可以继续存在与发展。同时，富农经济也容许存在，“耕者有其田”是农业政策的基础，各种“合作经济”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农业生产的普遍形态。
这些就是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所坚持的经济政策。
错了吗？开始不错，后来错了！因为他落在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的工农的后面了，做了“群众的尾巴”。
解放战争中建立的解放区最初实行的的确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可是仅仅两、三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一部分仍然陷于贫困难以自拔的农民抱怨共产党只看重富农，不顾他们的困苦。他们甚至自己组织起了互助组——最初级的农业合作组织。如果党再不走在农民的前面，那么党就会失去曾经是“打天下”的主力军的贫苦农民的信任与支持。
同时仍然处在资本家剥削下的工人也要求党尽快“解放”他们，使得他们获得国有企业的工人们已经获得了的主人公地位。国有企业的工人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管理自己——车间主任、班组长都从工人中选出。“铁饭碗”和工会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让工人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确实是企业的主人。这一切让仍然在资本家的企业中做工的工人、店员羡慕不已，他们强烈要求尽快取消私有制经济，给他们以主人公的地位。
面对“领导阶级”的如此要求，作为他们的“代表”的中共必须尽快满足他们的要求——开始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显然是“迟钝了”。高岗认为这与他的“资本家的女婿”的身份有关，因为在工农已经明显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不满了时，刘少奇还在为富农经济和资本家的剥削唱赞歌。
关于这一点，最直接的证据就是50年7月东北局收到来自中组部的信的附件。中组部的信是对东北局关于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的请示的回复。回信附件是刘少奇和安子文的一次谈话。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工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万党员，这1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总而言之，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
高岗向毛主席反映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刘少奇也做了检讨，但是他对中国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持怀疑与消极的态度，直到57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猜：这可能是毛主席退居二线的直接后果。
毛主席退居二线，中央的常务工作由刘少奇全盘负责，各部各委与各省各市现在都直接向刘少奇回报工作，听取指示了。刘少奇如何才能大展才华？
继续走他喜欢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那很难做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成就。唯有大胆创新，放手一搏，才可能有大的建树，才能让党内服气。
还有一种分析，认为他是故意把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主义热情过分高涨推向疯狂，故意让毛主席的积极的社会主义政策失败。我个人认为那种可能性很小。因为那样做太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实际上庐山会议上如不是毛主席主动承担左倾的错误，保护了他，那么被打倒的就不是彭德怀，而是他——刘少奇。
总之，我认为是急于建功立业使得刘少奇从右倾一步跨入左倾，而且几近疯狂！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看吧，刚刚还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一下子就要奔向共产主义了！党中央刚刚制定计划要十五年赶超英国，他马上提出十五年要赶超美国！
他要显示出超越毛主席的胆略！
仅仅二十天，刘少奇的“温度”又上升了，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
“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注意，他说赶超美国用七、八年就够了！
实际主持全国党政工作的领导人的“共产主义热情”以这样的速度提高，那些各部、各委、各省、各地市，一直到生产队长，那个敢站在“右倾”的立场唱反调？“共产风”，“浮夸风”怎能避免？！
被“改开派”骂的狗血喷头的“共产风”、“浮夸风”，难道不是他们的“祖师爷”——刘少奇掀起来的吗？！
作为一个党的最高级政工干部，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右派们到处宣扬毛主席不懂经济，他们的“祖师爷”刘少奇在58年鼓吹七、八年赶超美国时对经济有起码的了解吗？还有三、四十年进入共产主义，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八成也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角色！
关于农业的“跃进”，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说：“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看吧，他直接就要搞共产主义的新农村了！既然是共产主义的新农村，“共产”难道不是必然的吗？“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刘少奇还需要怀疑吗？
有人可能会说，刘少奇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他只是个执行者。
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同期，毛主席是怎样指导宣传工作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吴兼新华社社长冷西回忆（《忆毛主席》）说：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请注意，58年3月间——就是上面所引用的刘少奇那些讲话的四个月前，那时“浮夸风”和“共产风”才刚刚露头，这时的“过热”与后来的“疯狂”不可同日而语，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通过党的两个最重要的媒体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的指示。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刘少奇能够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可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他听不进毛主席的话。
这里摘录一段网上找到的文字：
【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
凡是多少有些良心的人，能够否认毛主席确实已经为刘少奇敲过警钟了吗？无奈坐在“总指挥”位子上的良好感觉使得他已经忘乎所以了！
刘少奇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对于刘少奇的错误，毛主席给予了最耐心的引导，和委婉的批评。为了纠正刘少奇的错误，从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毛主席一连召开了4次会议来讨论、纠正左倾错误的问题。到庐山会议时，由于彭德怀等人把反左倾的调子定的很高，如果不适当“调和”一下，刘少奇确实有被“拉下马”的可能。毛主席不敢用“军人主政”，（古今中外，军人主政很少有不导致内乱的！）不愿轻易放弃刚刚竖起的接班人，再加上八成是中了“反间计”，他支持了刘少奇批判彭德怀的斗争。
毛主席当然希望通过这次教训，刘少奇能够回到正确的社会主义路线上来。可惜事与愿违，刘少奇借彭德怀落马，借毛主席公开向全党、全国承认、承担“大跃进”的错误之机，不仅不是承认错误，回归毛主席的路线，反而是借机诿过他人，抬高自己，进一步压缩毛主席的影响，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并且一下子又从左倾跳到右倾！
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说：“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刘少奇则仅仅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故意不说这是谁惹的祸，因为既然毛主席已经公开承认是自己的错了，那么这个“七分人祸”自然会被人们理解为是毛主席的错！
看看，多么卑鄙的伎俩！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刘少奇在60年说“七分人祸”时，绝对想不到十年之后，他的“算计”真的就“误”了他自己的生命！
“大跃进”的失败和三年灾害对工人、市民的影响和对农民的影响是不同的。
工人本来就是无产者，市民在五三年工商业改造后也成了无产者，在大跃进中，他们付出的只是热情和辛劳，所以挫折使他们失去的也只是热情。
农民原来是“小生产者”，土地、家畜和农具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不是无产者，而是小私有资产者。合作化的初期，他们仍然拥有土地所有权；高级社时，土地成了公有资产，可是部分牲畜和农具还是自己的；公社化后，农民失去了所有的生产资料，成了无产者。尽管合作化的成功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使得他们大多也满怀激情与期望，可是疑虑和不安还是会有的。当时“共产风”刮得正紧，农民们还来不及体会无产者的滋味，三年灾害来了，农民一下子跌入完全不能自保的境地。他们没有足够的存粮，因为存粮“共产”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自主经营的土地和农具，他们无法自主寻求自救的道路。他们不得不完全依靠集体安排的生产和生活——这与城市里的工人有了一点相似，不同的是工人有固定的工资和计划供应的粮食，他们没有，因而面对百年不遇的灾害时他们更加无路可逃。而就在这时候，干部中逐渐泛滥的“特殊化”——主要是多吃、多占——加剧了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感和失望，甚至是绝望。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与刘少奇给出了相反的解决之道。
毛主席的解决之道是：坚持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发挥各级农业生产机构的积极性，发挥集体的力量优势，全面发展生产；调整“队为基础”的大队为小队（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的中央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以克服“共产风”的不利影响，以适应农民的现实思想水平，尽可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同时教育全党要与农民们同甘共苦，绝对不能搞特殊化。
这就是说，毛主席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刘少奇解决之道是：三自一包。那就是：扩大自留地，建立自由市场，社办企业自负盈亏，普通农民包产到户。
适当扩大自留地，使农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去换些现钱，这未尝不可以试验。建立自由市场是指在农村原有的集市的基础上，在城市周边建立销售农民家庭产品——鸡蛋、青菜之类东西的“集市”，这当然是个对农民与城市人口两利的措施。这两项都是可以试行的。
“社办企业”能够“自负盈亏”吗？“社办企业”是谁的企业？谁是主人？赢了是谁赢，亏了是谁亏？
请看看“改开”后“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吧！不是绝大多数变成了“承包人”的“私企”了吗？一旦社办企业“自负盈亏”了，用不了多久，这个企业就会沦为该企业领导人的“私企”。这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过渡！
至于“包产到户”就更清楚了。自从邓小平粉碎人民公社至今，关于“包产到户”的弊端的文章真的已经是汗牛充栋了！尽管少数农民已经富裕了，甚至成了富豪，可是，在可以预见的十几年里，农民整体的贫困化，农村整体的衰败化，农业整体的衰退化，是很难避免的！
刘少奇给出的是一条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看！刘少奇就是这样转眼之间从疯狂的左倾转为彻底的右倾！
这是出于什么思想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吗？当然不是。他和邓小平一样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都是投机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前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大跃进期间的左倾错误，可是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冲淡了党内对左倾错误的关注，这使得本来应当清除的左倾错误思想得以蒙混过关。以刘少奇为首的那些在大跃进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干部不仅没有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搞起了“反右倾”！——８月７日（后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主持的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彻底否定了前庐山会议对左倾的批评，大搞“反攻倒算”！
尽管经过前庐山会议的批判，浮夸风、共产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可是现在“反右倾”成为主流。任何对左倾的批评，甚至怀疑都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一些不肯跟着刘少奇的浮夸风胡说八道的正直的干部被整了下去，而一些投机逢迎、胡作非为的野心家被提了起来，党的干部队伍的整体道德水平明显下降！党的领导阶层的官僚化已经基本形成！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传入党中央的惊人消息触发了又一个对中共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60年2月内务部一位姓郭的处长到河南信阳调查风闻大量饿死人的事情。受命接待他的是信阳地委的一位副书记张树藩。此人当时正做为右倾分子受到经河南省委批准的批判。大概正是由于此人坚持要把河南信阳大量饿死人的事情上报中央，才招来了内务部的调查员，估计他是内务部调查员指名约见的人，所以尽管被视为右倾分子，仍不得不把他交给内务部调查员。就是这位信阳地委副书记的汇报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暴。
张树藩的汇报很快经内务部传到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那里，习仲勋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最后的结论是河南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饿死的人数达四、五十万！
中央纪委的报告震惊了中南海！
59年中国大部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粮食大面积减产，加上共产风中“放开肚子吃食堂”的浪费，59年下半年饥荒袭击了整个中国。
面对饥荒政府采取了“按人头”计划供应粮食的政策，使得尽管普遍吃不饱，普遍营养不良，但是还不至于饿死人。例如当时的济南，中学生的粮食计划供给量在25斤至29斤之间，由于缺乏副食的辅助，这个量是无法使十几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吃饱的，但是也不至于饿死。
是什么原因使得河南数十万人在短短几个月里饿死呢？特别应当指出，饿死人的事情几乎全部集中在信阳地区的两个县里！河南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这两个县有什么特别之处？揭露饿死人事件的功臣的张树藩是这样说的：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己。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
请注意，59年信阳地区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0几亿斤，却按照浮夸的72亿斤征收了16亿斤粮食！那几百万农民手中还有多少粮食？不足10亿斤了吧！也就是每人大约能分到一百斤粮食（原粮），并且还有些公社在吃“大锅饭”，那还能吃几天？
没有饭吃可以外出逃荒要饭那，那不是解放前农民们渡过“青黄不接”春天的通常做法吗？何至于大量饿死呢？征收上来的粮食不可以再发下去救急吗？
让人不可原谅的是，河南政府硬要在中央面前“打肿脸充胖子”，不肯动用库存的粮食；更让人不可原谅的是当时的河南政府为了捂住河南严重浮夸的盖子，严令各地动用民兵严禁农民外出讨饭！很快就断了粮的部分信阳农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草根、树皮度日还能不大量饿死？
当中央了解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后，立即派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人，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处理问题。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大员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实质与根子，也就是他们回避了来自中央的左倾浮夸这个真正的根源，回避了河南省政府的直接责任，把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县一级干部！
张树藩的临终回忆录中生动的记下了这样一幕：
“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伺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翻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
请注意，张树藩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事情的根源是左倾浮夸，是省政府指导下的浮夸，清清楚楚地说明了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直接责任，可是被陶铸制止了！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的态度怎样呢？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显然是默认了陶铸的做法。他们与直接责任人吴芝圃一起把责任推给了下级官员，最终打倒的是数十个县级、公社级干部，并且把饿死人最多的县的书记判了死刑。幸亏毛主席心中有数，不愿杀人，令改为死缓才逃得性命。
何以说毛主席心中有数呢？因为在这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批评吴芝圃的左倾浮夸。例如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又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还生气地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信阳因浮夸而饿死数十万人，吴芝圃能够脱得干系吗？还要那一个县拿委书记的人头来作挡箭牌！
一方面丢卒保车是中央的决定——不仅是保吴芝圃，更是保支持吴芝圃的中央大员，另一方面毛主席还想给真正的罪魁祸首刘少奇等人一个改正的机会，也不愿意公开地把“火”向上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主席不知道问题的根子实际上是在上面，不知道存在着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后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明确指出：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最好的证明。
信阳事件最终定案为反革命复辟，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就是这个结论，一方面使得真正的祸根——左倾浮夸逃脱了罪责，一方面错误地描述了农村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使得后来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走上错误的道路！
鉴于河南信阳事件的教训，毛主席要求各省、各地调查一下，摸一下全国农村干部的实际情况。调查的结果是：大约三分之一的干部已经严重腐败、变质了。于是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展开。
起初初，一些地区进行了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前十条的重点是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为此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思想、路线的检讨与教育。这里毛主席实际上是把信阳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定性为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而不仅仅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了！
邓小平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后，邓小平及其追随者们把毛主席的这个观点斥为“极左”，但是恰恰是邓小平及其追随者们的“改开”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论断是天才的预见！
毫无疑问，“前十条”的核心思想矛头直指党内官僚阶层，而党内最主要、最重要的官僚集团是刘、邓为首的党内政工集团。现在全党的政治工作几乎完全由刘少奇、邓小平具体负责，他们自然要设法篡改毛主席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方针。于是在“前十条”下发全国开始执行的一年后，在毛主席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搞出了个“后十条”，并随即下发全国执行，名为对“前十条”的补充，实为否定了“前十条”的核心。
“后十条”的核心是：将“前十条”指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篡改为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与党外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完全可以被他们解释为基层干部的思想品德问题，党内与党外的矛盾更可以解释为党和“阶级异己分子”之间的矛盾。“后十条”实际上是暗示党中央是正确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暗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要由刘、邓率领的官僚阶层来整别人，整下层，整党外！
刘少奇曾经邀请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参加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将修改后的“后十条”的内容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泽东讲了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显然是对“后十条”的批评。田家英将毛主席的意见向刘少奇做汇报时，刘少奇表情严肃，未置可否。
修改后的“后十条”以更加“左”的面目把矛头指向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所谓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后十条”不仅把农村基层党组织看得一团黑，而且认为其中一些是与“地、富、反、坏、右”相勾结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搞起了土改时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以斗地主的方式斗农村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反修防修的问题，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被彻底排除了。
63年全面展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接近两年了，可是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心只想整基层、整党外，所以尽管毛主席多次提醒“根子在上面”，可是刘少奇、邓小平佯装没听见，运动完全没有触及党内高层官僚集团。
毛主席发现了“后十条”的真正用意后，立即召开了中央全会，严厉批驳了刘邓的“后十条”，刘少奇做了检查，中央重新制定了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严令立即收回下发全国的两个“十条”，运动完全按照“二十三条”为准。
“二十三条”的核心是指出了：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个划时代的伟大思想的标志。邓小平的“改开”已经充分证明了其伟大意义，历史必将给予这个重要的标志最高的荣誉！
二十三条下发之后，纠正了一些极左的做法，解放了大部分正在受批判的基层干部，停止了对“黑五类”的打击与监管，农村紧张的政治局面有所缓和。再加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的开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毕竟“二十三条”只是原则性的指导，毕竟具体指导运动的权力还是在刘少奇、邓小平集团手中。“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让我打击基层干部可以，想让我矛头向上批判高层的官僚阶层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路线不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图具虚名，已经事与愿违，已经得不偿失！
六五年底，毛主席对刘少奇已经彻底失望了！
一场真正的政治大风暴开始酝酿。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三页。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和“样板戏”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和“样板戏”
在62年前后刘、邓热衷于“三自一包”时，毛主席一方面批评了刘、邓企图借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解决暂时经济困难的错误，一方面寻找再次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方法与突破口。
他首先发现价了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这个典型，随即以“工业学大庆”为口号，号召全国工业、科技、教育、卫生等行业以大庆为榜样，发扬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尽快创建我国独立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卫生体系、教育体系。
在“改开”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习惯了一切依靠“引进”，一切依靠“外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个口号在他们眼中实在是很荒唐的。可是就是在这个无法被“改开”理解的口号指引与激励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无数个人间奇迹！他们不仅造就了世界第六的经济体系，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实现了普及中小学教育，更把我们的科技水平与西方列强的差距缩小到不足十年！（“改开”后这个差距很快就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了！）
在农业方面毛主席发现并竖起了同样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的大寨人这面红旗。大寨人面对的困难比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面对的困难要大得多，可是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改土、造田，修渠、灌溉，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贫困面貌。大寨的成功激励了全国的农民，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的感召下，在贯彻纠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二十三条”后，一个农业生产高潮再次在全国出现。
就在工业与农业的两面红旗竖起来的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旗帜随即因林彪在解放军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而竖起来了，这就是“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
自从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之后，林彪就接掌国防部长之职。人所共知林彪是世界知名的军事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林彪还是个深藏不露的政治家。
在高岗发动对刘少奇的挑战时，林彪就显露出了敏锐政治洞察力。当时，许多人都以为毛主席越级提拔高岗，同时批评刘少奇右倾，高岗挑战刘少奇即使不能全胜，至少不至于落败。可是林彪却早已料定高岗要输，所以尽管他从来都瞧不起刘少奇，可是在高岗邀他支持自己时，林彪只“打哈哈”，不置可否。相比之下，彭德怀的政治观察力就要逊一筹，彭德怀支持了高岗，成为他后来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猜测（没有直接证据），林彪早已把刘少奇与毛主席的矛盾“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这一次料定刘少奇会走上与毛主席直接对抗的道路，并且料定输家必定是刘少奇。于是在刘少奇集团风头最盛，毛主席在中央几乎失去号召力之时，林彪在他掌控的解放军中发动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不仅要求各级干部与战士学，而且自己带头学（尽管可能只是做个样子），特别是63年他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原则，和64年他组织编辑的《毛主席语录》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推广到全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起自59年的党内读书活动。59年毛主席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深感党内高层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于是号召党内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多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因为党内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直接读马列原著困难不小，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毛主席要求的读马列的书变成了读毛主席的书。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鹤立鸡群的理论家和作家。除了毛主席之外，其他领导人几乎拿不出几本象样的著作，也没有多少理论性的文章。党内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要学马列主义的理论也只能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就由此展开。
是林彪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扩展到解放军全体官兵，又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尽管林彪的突出政治和大学毛主席著作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可是正是全国学习解放军，正是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正是解放军创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交流会和宣讲会，造就了人民大众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造就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的最好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这个原因，才使得林彪得以在九大上成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
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是个政治野心家，可是不能不承认，正是他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了关键的贡献，使得毛主席可以在刘少奇几乎已经成功夺取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力之时，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举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为了迎合毛主席要求党的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林彪在军队的工作中甚至提出：“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显然，林彪把突出政治提高到了“唯我独尊”的地步。这种提法其实并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但是，对在广大群众中宣传毛泽东思想，提高毛主席的威望无疑是有利的。我想，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毛主席才对林彪的“过火”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毛主席是把林彪当作了对付刘、邓的钟馗；当然，毛主席自己也同时被林彪当作钟馗利用了一回。
文革结束后有人说毛主席选林彪做接班人是一个失误，其实那是不得已。就象战争中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暂时放弃某些城市与乡村一样，毛主席为了打倒刘、邓集团不得不暂时容忍林彪夺权了法定接班人的位置。这一点可以从后来公开的毛主席当时给江青的信中获得证据。
除了林彪主导创造的有利于毛主席反击刘、邓官僚集团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气氛，江青搞的几个“样板戏”也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好的思想与民心背景，以及一个极好的“突破口”。可能有人不赞成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样板戏不是江青搞的，是群众的创造成果。是江青窃取群众文艺革命的成果。
无疑，那八个样板戏确实是群众文艺革命的成果，但是，是江青把这些样板戏的创造与宣传提升到重大政治事件的高度，才使得这些样板戏的宣传、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还可以推测这并非江青个人的行为，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政治战略部署之一。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动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说这话的背景是刘、邓推行三自一包的高潮时期。配合刘、邓的资产阶级经济路线，一些文艺作品也开始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与情趣。最典型的事件是中国剧协于1964年2月举办了一场“迎春晚会”，被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批评为“大部分是庸俗、恶劣、低级趣味的东西”，并反映到中宣部。中宣部为此要求全国文联和各文化协会结合这个事件进行一次整风。
此事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由此可见毛主席对当时文艺工作战线的情况是多么不满！
与中国剧协相反的是一些地方的剧团按照毛主席“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自发地搞了一些歌颂人民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戏剧。其中就有后来发展为“样板戏”的那些剧目的原型。是江青发现并出面扶持了这些新剧目，并且帮助他们提高政治与艺术水平，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样板戏”。例如63年上海创作了沪剧《芦荡火种》和《革命自有后来人》。在江青的组织下，沪剧《芦荡火种》经北京京剧院改编为《沙家浜》，沪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经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红灯记》。显然京剧比沪剧更适合于表达高昂的情节，拥有更广大的观众，其影响要大得多。其他六个样板戏创作的情况大同小异。
比样板戏的创作更为重要的是样板戏的广泛传播。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样板戏的传播不仅是顺利，更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那个时候的大人、小孩，大多数都能唱几段样板戏！样板戏的精神也就随着其传唱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那时中国的政治出现一种奇怪的对立。在高层官僚中，刘少奇威望很高，说话很管用；以至于毛主席曾对刘少奇说：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可是在人民大众中，毛主席的威望到达了空前的高度。用林彪后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刘少奇统帅着国家机器的管理者阶层，毛主席统帅着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心！
帮助毛主席获得人心的两个最重要的人是林彪和江青。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文革开始以后林彪后来获得“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江青获得了“文化革命的旗手”的荣誉的真正原因。
样板戏对文革还有另一种支持作用，那就是由于样板戏的反衬，使得发动文革的突破口变得更加不堪一击。这个突破口就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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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7 01: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