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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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导论

许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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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在《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中的一段话后来常被选摘引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1]中国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在文革后的一段时期内，文学创作也变得不大可能，除非你叙述"文革的故事"。

　　事实上，自1977年至80年代末，相当多数脑的中国当代小说，都和文革背景有关。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与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与影响，这是一个很少中国（特指大陆，下同）当代作家能够忽视和回避的题目。假如不先讲述文革的故事，倘若不先给文革一个"说法"（借用张艺谋电影人物秋菊的说法），很多中国作家（及读者）似乎还不能从文化、道德及价值观的断裂心创中真正"生还"，他们与传统文化及"五四"的种种精神联系都很难延续。虽然文革小说的创作动机与风格可以很不相同：有的作品被写成文革的历史见证，有的作品直接对文革作政治控诉，也有的作品意在讨论文化课题或形式探索，却以文革为叙述背景。但所有这些小说形式的"文革叙述"，不仅已成为当代文学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之一，而且也是以现代汉语书写的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文革叙述"。因为某些特定历史文化条件的原因，文学（尤其是小说），20年来已成为国人谈论、叙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而对年轻一代及后人和"外人"来说，所谓文革，首先是一个"故事"，一个由不同人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内容情节大致相同格式细节却千变万化而且可以引出种种不同诠释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小说版本，很可能会比政治文献版本或历史教科书版本流传更广，影响更为深远。

　　本书想对描述文革的小说作一些抽样的形式分析。研究重点，并不在于"文革故事"与作为历史事件的"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我无力，也无意去努力考证探究当代小说中"文革故事"是否反映、记录、再现或表现了文革的"历史真实"（如果真有所谓"历史真实"的话）。我所关心的，只是种种不同的"文革故事" 在小说形式中是如何被"叙述"的。为什么会被这样或那样"叙述"，以及种种不同"故事"之间的某些共通的与小说形式有关的 叙述规则。

　　本书一方面并非通过文学作品作历史研究，另一方面也不想将有关文革的小说叙事模式只作为纯文学现象来讨论--虽然这些文革小说，放在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看，显然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其中有些作品，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本世纪最后20年大部分重要的小说家，如王蒙、张贤亮、王安忆、韩少功、阿城、史铁生、张承志、莫言、余华、马原等，皆因叙说他们的文革经验而著名。但本书的研究重点，却并不在于这些"文革小说"的纯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是在具有比历史、政治、法律、新闻等领域相对宽松的条件下，才成为知识分于和民众谈论"文化大革向"的主要途径。" 文革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历史记载、政治研究、法律审判及新闻报道的某种功能，而且这些"故事"的写作与流通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政治、法体、传媒乃至民众心理的微妙制约。当小说家用文学形式将他们个人的文革经验变成大众论述时，他们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有关文学的"集体记忆"的创造过程。这种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与其说"记忆"了历史中的文革，不如说更能体现记忆者群体在文革后想以"忘却"来"治疗"文革心创，想以"叙述"来"逃避"文革影响的特殊文化心理状态。而这种小说形式的"文革集体记忆"的书写过程，正是本书研究的全部要点所在。

　　本书将以1977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上写作与发表的50篇[2]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长短篇小说为例，整理和探讨文革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同时也分析这些文革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及其叙事功能，最后再辨察这些文革小说的几种基本叙述类型。所以，本书的讨论对象，将不包括l966年至1976年间（即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说作品，也基本不涉及文革中和文革后在香港、台湾及海外发表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文创作。本书最基本的研究前提，是假定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文革故事"，具有叙述模式上的某种相似性，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种叙述模式的相似与相通，证实着当代小说所书写的"文革记忆"的"集体性"；而这种叙述模式之间的差异，则显示着各种文化力量对"文革集体记忆"书写过程的不同制约。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受到普洛普（Vladimir Propp, 1895-1970）分析俄国民间故事的方法的启发。普洛普在研究俄国民间故事的分类和组织时，曾在100个魔术童话中概括出31种顺序不变的功能及7个人物角色。（1. 反角，2.施主"供养人",3.帮手，4．公主"一个被寻求的人"和他的父亲，5．派遣人，6．英雄"寻求人或受害人"，7，假英雄。)[3]普洛普 1928年在苏联科学院所从事的这项童话研究，直到70年代才被译成英文,却对英美学院里的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罗怕特·休斯（RObert Scholes）这样评价普洛普的研究："尽管小说研究的传统要追溯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但结构主义小说研究则几乎可以说是从弗拉基米尔·普洛普的俄国神话故事研究开始的。普洛普为小说研究提供了'简单形式'，这种简单形式对结构主义思想一直起着一种重大的推动作用。"按照罗怕特·休斯的概括，普洛普的工作就是"从一组拥有近似造型的一百个故事中，努力抽取一个原始故事的结沟。这个原始故事的31个功能包括了在这整组故事中的全部结构可能性。"普洛普"关注故事的形式特点，它的基本单位以及制约这些基本单位的组合的那些规则。他实际上是在为某种叙事体试制定一部语法和句法。"[4]本书在考察"50篇作品"的基础上、也会在"艾革小说"千奇百怪变化多端的灾难故事中列出29个有一定秩序的"情节功能"与4个基本叙事阶段（初始情景：灾难之前的状况；悄景急转：主人公陷入某种灾难；情景急转之后的意外发现：主人公忍受灾难并获得某种解救；结局：主人公脱离灾难，反思灾难中的是非恩怨，感谢苦难并拒绝忏悔）。在讨论上述叙事模式的排列组合规则的同时，本书也将分析五种主要人物角色（1.受害含；2.迫害音；3.背叛者; 4．旁观者；5.解救者）在"文革叙述"中的不同功能。诚如罗伯特·休斯所言，普洛普的研究"教我们在分析情节功能和人物角色时注意它们之间的精确的和细致的相互联系。"[5]而笔者在这本小书中想要做的事，也正是探究"文革叙述"中情节模式与角色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讨论小说形式的"文革集体记忆" 的若干书写规则。换言之，即讨论"文革叙述"的特殊"语法和句法"。

　　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与文革拉开距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试想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在40年代末撰写"新文学史稿"时，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似乎已很久远。但同样相隔32年，笔者l998年在国内某学术会议上宣读有关文革书写的论文时，讲者与听者都好像在讨论昨天的事情：会后引起争议的仍是"当初参与造反是否需要仟悔"之类直接牵涉切身经历的伦理课题。在缺乏心理距离的情况下，感性材料与私人记忆就一直在文革书写中扮演重要角色。用"叙述"重组知青或右派生活的意义，用"故事"疗治自己也不承认的心创，显然是比"娱乐读者"或"为艺术而艺术"更为实在的创作动因。但另一方面，再特殊的感性材料，再隐秘的私人记忆，在文革书写中又总是要以历史"大叙述"的面目出现，总是伴随着对灾难前因、起源、后果、教训的解释与总结。换言之，有关文革的私人记忆必须要以公众记忆的语法才能被书写被阅读。每个叙述者都以青春、伤势，甚至死者的名义担保他们的故事的真实，但读者却分明在不同的故事中看到不同的文革历史。这些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文革图景"及其对历史文革的解说当然联系着文革后不同"诠释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6]）、不同意识形态力量之间的妥协与斗争。而普洛普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将很多不同的文革小说作为同一个文革故事来解读，以便分析在这个"大"的文革故事中种种对文革的不同解说：第一，如何与作者的经历背景有关（比如工农兵大学生梁晓声，张承志对红卫兵及知青运动的理解与众不同；曾在文化馆或地方剧团工作过的古华、叶蔚林、张弦比较擅长满足民众对文革的想像与趣味……）；第二，如何受到书写策略、艺术手法的影响（比如同样处理受伤的细节，伤痕文学含泪淌血，探索小说则不动声色。又比如女知青在竹林《生活的路》中被村民强奸，在王安忆《岗上的世纪）却自愿上床。）；第三，如何为叙述角度（作品主人公的社会身份）所制约（例如，干部主角大都反思文革前无心犯错，造反派主角多抱怨文革后的审判不公正。又如，男人落难可以为风尘女女子所救，女受难者则必须得到知识男性的援手……），等等。

　　以上三个层面中，以第三层面即人物的"角色"与"身份"对文革故事叙述规则的制约最为复朵，也最缺乏讨论。将几十部小说合在一起看，众多主人公的叙事角色（受难者、迫害者、旁观者、背叛者、援救者）与社会身份（知青、农民、干部、资本家、右派、红卫兵、工人、群众……）之间存在着虽然复杂却又不无规律可寻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再加上男／女、多／少及上／下等因素的混合，将是本书所要特别注意的课题之一。

　　"集体书写"在本书中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指作家、作品之间的对话关系：每一位叙说者都希望自己的文革故事与众不同，而且能够更深刻地解释文革。每部文革小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其他文革故事的修改、补充或重写。第二，"集体书写"也意味着读者需求、诠释群体及意识形态机器对文革叙述的介人--通过印数销量，通过评奖或选本，通过争议或批判。或许每个叙说者都在以叙述疗救心创，以求在灵魂意义上真正逃出灾难。但什么样的创伤值得（或可以）疗救？什么样的药剂有什么副作用？如果明知救不活，是否应该人道毁灭？面对己死的部分灵肉，是切割还是保存……文革故事的叙说者无法不关心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获奖小说或畅销作品里大量出现的情节和叙述策略，便同时体现着故事叙说者们的集体选择与读者群体的公众需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制约）。这也正是我们可以像普洛普那样，在众多故事中统计归纳出一套常见情节程序并加以研究的主要依据。与大多数研究作家心理及社会制约与创作实践的关系的当代文学评论不同，本书有意只分析文本，有关作家背景等，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只出现在注释中。"作者已死"（当然他们绝大多数健在，很多还是笔者的好友），文本构成独立的世界。因此，所有特定时代的制约、读者大众的参与、诠释群体的规范，各种作家的独特经历、微妙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具体影响，都必须（而且也只能）在文本细节、叙事模式的层面才能被解说，被研究。

　　整理与书写有关文革的记忆，于我不仅是一个项目或一种学问，更是一种需要或者说是一种债务：偿还对自己以及几个生者死者的债务。在阅读了几百上千有关文革的小说后，笔者仍觉得自己的文革故事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被叙述清楚。但与其在上千部小说之外再增写一个文革故事，为什么不先来整理一下已有的这些数量庞大、内容既重复又相反的文革故事？看看到底在小说文革中已经"梳理"出怎样一些基本线索？已经"记录"下了怎样一些基本的经验？普洛普只是提供某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许有可能讨论这些小说体的"梳理"、"记录"规则、如何体现着本世纪最后20年间国人理解、想像文革的一些基本方式，以及这些基本想像方式之间的重要差异与合作关系。研究"犹太大屠杀"的学者费修珊（Shoshana Felman）与劳德瑞（Dorilaub)在《见证的危机》的《前言》中说："我们虽有全部的答案，却不知道问题是什么，"[7]而我在整理文革故事时却觉得："我们虽见全部的症状，却不知道病是什么。"

　当然在开始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就50篇小说的选择做一些说明。这些将要被"抽样解读"的作品的选择与确定，直接关系到本书的研究是否可以成立，关系到研究成果的是否可靠。普洛普当年所研究的一百篇俄国民间故事，根据的是俄国童话学家阿法纳西耶夫（A.N.Afanas'ev l826－1871）所建立的俄国童话目录（从No.101到No.200）。为了确保这种从普洛普那里借来的方法行之有效，第一，本书应该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文革背景的小说作为研究材料。因为民间故事经过时间选择淘汰和历代读者认可才得以流传，有关文革的小说也是在作家、读者群、评论家以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共同参与下才会具有某种"集体书写"的性质并参与"集体记忆"的构成。所以在考虑所谓"代表性"时，获奖、销量、引起争议、受到批判或改编电影收入选本等因素，可能比纯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第二，本书的研究材料，必须不由我--研究者"决定"，必须依照"别人的标准"来选择。而所谓"别人的标准"，也应该包括读者的标准（销量印数）、评论家的标准（权威选本）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获奖与受批判），等等。

　　所谓"文革小说"，并不意味着一部小说必须描述文革全过程。或者小说情节全部发生在文革期间。上述小说其实只占全部"50篇作品"的三分之一。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历史研究。很难找到小说严格从1966年写起到1976年结尾。更常见的是绝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运动期间，却总有一段结尾延伸到文革以后。也有一类作品，只有一部分篇幅描述文革，其余的情节，则涉及到60年代的"四清"，1957年的"反右"和"大跃进"，乃至50年代初的"土改"等历史背景。因为在很多作品中，文革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看待的运动和事件，文革与其前出后果难以分割。但这类作品如果要入选，必须是充分符合读者多、影响大的选择标准（如（李顺大造屋）、《蝴蝶》、《芙蓉镇》等）。

　　本书并不只是研究有关文革的小说的纯文学价值，因此并不只是考虑艺术标准和文学价值上的"代表性"，并不只是选择那些艺术家、评论家们最欣赏，最愿意看到的"文革故事"。于是，势必会有不少颇能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小说水准的先锋派作品，虽然也和文革背景有关，却由于读者群有限而没有被列入"5O篇小说" 之列。

　　因为要坚持"别人的标准"，所以也必须尽可能地避免依据笔者个人的阅读趣味来选择有"代表性"的文革故事。很多笔者个人在趣昧和技巧上都非常喜欢的作品，也仍然没有被列入讨论范围。本书尽量避免为论证观点而选择材料（论据）的研究方式，因此研究的出发点不是看法，而是尽可能自我统一贯彻到底的方法。至于从这个方法出发能在"50篇小说"中看到什么，我现在（写导论时），也不是完全情楚的。我以为最重要的不是观点与结论，而是方法前后一致。当然研究对象也要有较大的覆盖面（应包括中篇，短篇和长篇小说，涵盖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也应该有一定的数量。[8] 　　综合上述原则，本书依照以下次序来选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50篇小说。

（1）在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奖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从l977年到1988年，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每年都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以及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虽然这类带有半官方色彩的评奖活动的结果常常在艺术标准和是否体现读者趣味等方面受到批判和质疑，但对于我的研究来说，评奖的协调平衡结果恰恰很能同时体现文化管理部门对作家创作的欣赏、赞同和允许的尺度以及作家创作参与、挑战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与程度。评奖结果也常常可以体现文革后特定环境下某些权威的"诠释群体"的形成与运作情况。而且，至少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得奖通常也意味着读者和销量：作品一旦获奖，不管其最初发表的刊物是否有名，也无论作品原本销量如何，这部或这篇小说立刻会被选入国家级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选本，并受到评论界（以及30个省中的作家协会与众多文学杂志）的广泛重视。从而也会因此而获得大量新的读育，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在我们所要讨论的50篇小说中，有一半以上是上述三种全国性的文学评奖的获奖作品，包括3部长篇[9]，10部中篇[10]和13篇短篇小说[11]。

（2）曾引起"社会争议"和受到政治批判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小说发表以后引起批评和相反意见，而且"争议"越出文学范围（不仅出现在文学刊物上，而且也在报刊上被编成专辑），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往意--这就是所谓的引起"社会争议"。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是比较典型的引起"社会争议"的案例。而所谓"社会争议"在当代中国又常常与政治批判有关（如刘克的《飞大》、戴厚英的《人啊，人！》）。这类引起"社会争议"和政治批判的"文革故事"，既体现着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对文革文学的控制尺度，也显示了大众读者的某些逆反情绪。而且一部小说引起争论或受到批判，其知名度和销量会立刻上升。于是也就具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本书注意考察文革后一般读者对"文革叙述"的接受情况，自然应该考虑这一时期很多社会争议和政治批判在"文革故事"的流通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在"50篇小说" 中，曾引起社会争议和政治批判的作品，除了己列入得奖小说名单的以外，至少还有7部。[12]

（3）被收入一些重要选本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这里所谓一些"重要选本"，包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及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小说系列年选。前者是80年代中国大陆所出版的最大规模的一套收集当代中国文学的选本。其编委会成员与编选原则都颇接近于历届全国性的小说评奖，即所谓官方尺度、作家标准、评论家观点与读者趣味的某种协调和综合。[13]所以选自这套《大系》的作品大都也是获奖小说。而后者则是由著名文学评沦家（董秀玉、黄子平、李陀、李子云等）负责编选并在海外出版的最有系列、规模的一个中国当代小说年选。"50篇作品"中，有四个短篇和一个中篇选自这套选本。 [14]此外，我也参考了近二十年来其他一些重要的小说选本。如吴亮、程德培主编的《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陈晓明为甘肃、青海的出版社所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精选》、《中国新本上小说精选》系列；李陀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编选的《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吴亮、辛平、宗仁发编的《荒诞派小说》系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萧德生、阎纲、傅活、谢明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所编的短篇小说年选系列，等等。[15]

（4）曾被改编成电影的文革小说

　　在"50篇小说"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6]其中有不少是获奖作品（如《芙蓉镇》）或被批判的作品（如《枫》）。但也有少数的例子，小说原作本来并不怎么引人注目，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后却声名大噪。比如王朔的中篇《动物凶猛》，其改编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不仅在海外获奖，而且在商业上也获得巨大的成功，成为l995年中国大陆票房价值最高的国产影片。［17］

（5）引起评论家和学术界广泛注意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在"50篇作品"中，全国性评奖的获奖小说有26部，占总数的52% 。获奖作品以外引起争议和被批判的作品有7部（14%）。曾被选入香港三联版中国小说年选的作品有5部（10% ）。纯粹因改编成电影而著名的小说有《动物凶猛》。除了以上几项选择之外，还有11部小说（22％）可以说是因为在评论圈和学术界获得广泛注意而被列入本书的讨论范围的。当然，这些作品引起评论家注意的原因也是不同的。有的是因为作品描述和探讨文革方面有突出成绩（如陈建功：《辘轳把胡同九号》，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铁凝：《玫瑰门》，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以及刘心武的《如意》）。有的是由于在形式探索和艺术实验方面具有的某种先锋意义（如残雪的《黄泥街》，张承志的《金牧场》与韩少功的《马桥辞典》）。也有的，则还是基于作品所拥有的读者、销量与社会反响（如老鬼的《血色黄昏》，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和胡月伟的《疯狂的上海》）。

　　简而言之，本书的主要讨论对象，不一定是文学价值最高或研究者（包括笔者）最欣赏的文革小说，而是（依据销量、获奖、"受批判"等因素而显示的）大多数中文读者比较愿意看到、比较能够接受的"文革故事"。本书的研究重点，主要并不是考察不同经历、流派的作家如何创作种种不同倾向的文革小说，而是首先阅读文本，探究这些不同流派、倾向的"文革故事"如何贯穿某种共通的叙事模式和叙述规则。本书的研究目的，既是想探讨作为文学现象的部分中国当代小说的技巧与叙述模式之变化发展，同时也试图观察小说形式的"文革叙述"，如何参与和体现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18]的书写创造过程。

　　在下面的讨论中，凡是带引号使用"文革故事"、"文革小说"等概念，而且没有特别的界定和解释，那就都是特指在本书所要重点研讨的"50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