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国改革是哪来的？起因是什么？

yangharrylg

想起来，中国改革差不多40年了。


但这40年中，有一个问题人们从来没好好讨论过：那场改革究竟是哪来的？或者说，为什么会有那场改革？其起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有关的解释大体梳理一下。


一个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其实这个说法是很难证明的。什么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崩溃边缘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崩溃尚且说不清楚，更何况崩溃的边缘。


因此，崩溃边缘的说法，与其说是对改革原因的解释，不如说是为改革寻找合法性的一种说辞。因为要脱离当时还有许多人视之为神圣的旧体制，必须给人们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由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确实受到很大破坏，人们渴望过上富裕一点的生活，这种说法就很有说服力。但我们要知道，这不是能站得住脚的解释。


比这个解释靠谱一点的是哈佛大学教授Perkins的解释。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在收集人们对中国改革的解释。记得当时看过一篇Perkins的文章。但具体出处忘记了，而且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倪志伟编的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这本书。看看有没有。


Perkins在那篇文章中对中国改革的起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的基本意思是，在文革期间，除了最初两年的混乱之外，其余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增长的，而且速度还不慢。为此，他援引了大量中国的统计数据。虽然他也认为当时那些统计数据可能有明显的虚假成分，但即使去掉其中的水分，仍然可以认定当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特别是农业，当时发展很快。


那为什么改革会发生呢？Perkins的解释是：虽然文革期间中国经济是增长的，但其增长模式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大量的资金投入，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低产出。这三个因素是维持当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大量的资金投入，依赖于人们用节俭的生活进行高积累。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依靠不断发现新的矿山和油田。所以他认为，大庆油田的发现对于维持那种发展模式甚至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文革后之所以不得不进行改革，就是这些能够维持原有发展模式的条件越来越差。


这当然是一种说法。这样，人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在华国锋就任国家领导人之后，提出要有十来个大庆，要建几十个鞍钢。当然，这样的目标有点一厢情愿，所以在后来被批为“洋跃进”。






大约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提出了第三种解释。记得当时曾经写了一些，但没有写完，但现在也找不到了。我的解释大体是这样的：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旧体制处理代价的空间基本被用尽。也就是说，任何体制都得有能处理其模式代价的空间，但在文革后期，这种空间已经基本被用尽了。这等于部分地赞同了Perkins的解释，即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原有体制维持的条件不复存在。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强调的是发展的物质条件，我强调的是处理代价的空间。


那什么是模式或体制的代价？什么是处理代价的空间？如果回顾一下改革之初的哪些举措，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中国改革最早是由农村开始的。这自有其中的道理。从资本原始积累的角度说，世界上的工业化过程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劳资关系中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一种是在城乡关系中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是属于后者。这不仅表现在长期的剪刀差，也同时表现在城市中有问题处理不了的时候，就转移到农村。如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将城市过剩人口驱赶到农村就是如此。而户籍制度就是为了确保这个的。


但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农村这个空间已经基本用尽了。客观地说，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杂交品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加之文革期间农村受冲击较小，农业生产还是在发展的。但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农民生活贫困，甚至吃饭都是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改革为什么会首先在农村开始，特别是在上述问题更为严重的安徽等地率先开始。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会遇到一些阻力。


其次，可以注意到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部分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对城市家庭的影响。这个问题与上面的问题是有联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可能有多种考虑，但缓解城市就业问题无疑是其中的考虑之一。而部分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几乎完全是出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减轻城市经济负担的考虑，当时的口号之一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再城里吃闲饭”。


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部分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带来始料不及的结果。一方面，在当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下放到农村的城市知青和其他城市居民，不但没有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反倒成为一种经济和社会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城市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被下放到农村，也就在城市居民中培育普遍的不满情绪。四五运动的参与者有相当一部分是返城知青，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再次，要注意到的是在农村空间无法利用后形成的城市就业压力。后文革时期的执政者注意到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城市居民的不满情绪，于是，在70年代末期，政府采取措施促使知识青年和其他下放人员几乎全部返回城市（情况特殊者除外）。但这样一来，城市中的就业压力剧增。虽然在原有体制下可以解决部分问题（如职工子女接班，实际上是使部分职工提前退休），但面对突然增加的几千万人的就业压力，靠原有的体制已经不行。于是，允许个体经营，广开就业门路的变革开始了。这就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开端。


但客观地说，上述种种客观因素只是促成改革的压力。而把改革作为一种有意识地变革体制的行动，还需要社会特别是决策者的愿望和意识。现在回过头去看，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这当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对于“落后”的发现和承认（这个问题将专文讨论）。


回顾这段历史，也许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改革往往是发生在旧有模式的代价无法处理的时候。第二，压力能否变成变革的行动，取决于社会上下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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