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文革五十周年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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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谁敢把皇帝拉下马？——文革五十周年反思

自从习近平上台提出了实现“中国梦”这一政治方向之后，中国的改革发展开始倒退，以至会不会退到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了人们的疑虑。

从一九六六发布《五一六通知》文革爆发距今已50周年。中国当局没有展开反省和忏悔，反而对这个话题严格控制。多数老百姓也希望将这段历史留在脑后，拥抱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但薄熙来推行的“唱红打黑”与习近平开展的打击贪腐运动，确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一代成为今日党的领导人这个话题再次浮现。特别是习近平近年来的政治整肃运动，又把毛泽东拉了出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本是号召青少年们敢把皇帝拉下马。是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因此他开始煽动青少年从下而上起来造反，红卫兵便应声而起。不到百日，毛泽东便把政治局和党中央的高层领导打倒了。其中教育界也被牵连挨整，仅在红八月的就有1700多人被红卫兵殴打致死和自杀。红卫兵的暴力开始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往外泛延，全国所有小学中学大学的校长只要有红卫兵出现，全部被揪斗，如行业犯罪般无一例外。只是北京各大院校和中学的死难者不仅是走资派校长等领导，如师大女附中除了卞仲耘校长，还有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等普通教师和家属。十多万市民被红卫兵抄家赶出了北京。薄熙来的母亲就死在火车上。

一九六七年初，红火了三个多月的红卫兵运动便受挫：因为揪斗走资派轮到他们的父母了，习近平的父亲就被打倒关押。苐一批老红卫兵便成了走资派的狗嵬子。老红卫兵被新造反派取代，且大多数被赶到了农村。习近平和薄熙来都经历了这种权力更叠。

一九六八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把群众互相揭发的暴力革命推向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使三千多万人被揪斗，近五十多万人死亡。当然这些受尽磨难甚至死去的人，很多也曾用同样的方式折磨过别人。人人都是凶手和受害者。从最善整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惨死，至被他牵联判刑的就有28000多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直到他的生命停止才算刹住。从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开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普通百姓结束，以伤亡数字来看，文化大革命应该称为武装革命，或叫内战。

毛泽东最终利用革命推毁了产生思想知识、宗教传统以及民主宪政的社会根基。几十年推行的全民互相揭发，又彻底推毁亲人之间的情感结盟，不仅红卫兵们六亲不认，整个社会成了互相出卖思想的中介公司。政治与暴力也把个人从家庭移出，让国家大我吞掉了个人小我。没有了安全之岛，人人就都成为党的一分子或者奴才。最终连不是共产党员的平民百姓，也都按照党的准则活着。

政治恐惧首先使人失去了爱，人就成了野兽。而统治者只有失去爱，才能获得权力。双方磨合成功的范例就是今年五一劳动节，一群中国老大妈自发去联合国门前大唱“社会主义好”。五月二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除了文革，还有土改受难者，镇反受难者，三反五反受难者，大饥荒受难者，这些受难者的人数，远远超过纳粹和苏维埃受难者的总和。仅仅文化大革命就发生了无数个南京大屠杀。最终连成千上万的文革自杀者中，竟也没有发现因反对毛主席而自杀的。

可以说，“文革幸存者”就是毛泽东给习近平留下最好的政治工具。

毛泽东在他最后定格的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政治经验，反来复去地打倒了身边的政敌和盟友。毛泽东本人乃集这出戏的编剧、导演和主角于一身。他以领袖发动红卫兵革命的激情，借刀杀人夺了对手的权力，维护了以他为中心的政权。

文革之后至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爆发，可以说是中国人试图冲破毛泽东极权政治的最后冲刺，但是失败了。这种受挫感，开始在经济开放时期变异为新的经济互害模式，从道路桥梁建设到食品加工，从药品奶品到矿藏水源，人人都自我升级为新时代的受害者和被受害者。而全民道德缺席如给了经济腾飞一剂猛药，中国迅速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进入了市场经济繁荣，证实了抛弃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正确，也延长了一党专政的寿命。但是繁荣引来的贫富不均，再次暴露了文革已被碾平的个人政治伦理：尊严。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再次在富有的社会冒芽。现代社会与五十年前的文革冲突不可避免地成了习近平的政治难题。

作为从军队总司令至全国网络总监等全职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就是习近平了。他敢于抛弃邓小平之后所谓的集体领导的约束，很快就被众人贴上了红卫兵标签。而且他也没有能力面对文革政治迫害和厘清历史的责任，只能被塑成毛泽东化身。做为太子党加红卫兵，在他清理的贪官之中，除了薄熙来之外，红色家族几乎没有触及。

文革结束，老百姓便打破毛泽东思想禁锢，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从未间断。所以习近平一上台首先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因为习近平深受文革权力斗争的洗礼，明白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文革。並在他执政期间更要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和对党的忠诚。他也必须控制群众的激情，让他们变得更听话。在习近平眼中，人只有拥护党的和不拥护党两大类，镇压反对者就是一切政治。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以及成千上万被关进监狱的作家学者，一百四十多位自焚的藏人，对经历了血腥文革的习近平来说，也都无动于衷。习近平借鉴了文革的反面教训：把发动群众改为压制群众。

掩盖文革发生的国家之罪与人民的平庸之恶是习近平治国的第一步。但在一个谎言压制真相的社会，人们常常是仇恨讲实话的人。而这种怨恨如双刃剑也会使他提心吊胆。那么，深知仇恨源头的习近平，也就离还政于民的治国理念渐行渐远。

习近平也会模仿毛泽东统一人民的言论思想，并强化政治管治系统。他也有新意识形态提供给群众，如：中国梦，一带一路等。但他仅仅利用红二代的优势赢得了继承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那就只好再套上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衣钵。壮威壮胆，当一回二手皇帝。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国家之罪和人民的“平庸之恶”都没有反省和忏悔。就是说病症还潜伏在国家体内，红卫兵式的暴力幽灵就会随时危害整体社会，会升级成各种灾难互相伤害。当政权把各行各业都纳入监控之时，文化道德会退化，经济利益会冲突，政治风险便加大，那就是奴才转为“暴民”的时刻，也就是新版敢造反领导的“红卫兵”。当经济利益冲突爆发转为政治事件时，无论老式红卫兵还是不知道历史的青年一代，都会重演文革的各类角色，而且会目标一致：敢把穿着毛装的皇帝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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