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人物 》：青年王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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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统筹 许陈静 □ 本刊记者 田亮 李静涛 王肖潇 《 环球人物 》（2015年第12期）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不能成为村里的负担”
很多人知道王岐山先后从事了历史工作、经济工作和纪检工作。但鲜有人知道，高中时的王岐山喜欢读哲学著作。王岐山祖籍山西，据和他在一个大院长大的玩伴回忆，其父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抗战时期拒绝给占领青岛的日本人干活。1956年，8岁的王岐山从青岛转学到北京。在北京三十五中读高中时，老师讲到哲学家艾思奇（1910年—1966年）的观点，王岐山便找来他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这本书当时是一些大学哲学课的教材。王岐山曾回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
当时三十五中有高中的优秀学生给初中学生当辅导员的制度，王岐山是一个初中班级的辅导员。日后担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任志强就在他辅导的班里。王岐山读高一时，他辅导的班上有个同学颇为傲气，王岐山便用上述哲学观点和他谈心，结果话被传开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些观点给高中生王岐山带来了不小的风波。
任志强在《野心优雅》一书中回忆说：“辅导员对我们来说就像大哥哥，他们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导师，却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阅历帮助我们独立思考。满15岁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队了，岐山找我谈话，让我写申请，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我的注意力却被小学没有的篮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终和共青团擦肩而过。这件事让岐山至今耿耿于怀，数次见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这一步之差，对我的后来也影响深远。”
“文革”开始后，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作为“老三届”，王岐山的学业中断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报眼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天的头版头条的文章标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由此，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首都北京和革命圣地延安的对接起到了带头作用。据《延安市志》记载，“1968年12月2日，首批北京插队知识青年4500名到达延安，延安县每个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安置10名”。
“我们这批1969年1月7日从北京出发。知青专列开了一夜，8日中午到西安，晚上到铜川，在铜川住下。当时的柏油路只修到铜川，再往北就是石子路，颠簸得很。9日早上天不亮，每人发了几个烧饼，然后坐军用卡车奔向延安。9日晚上到达延安后，我们就住在中学的教室里。10日，我们被分给延安县的各公社。当天下午，各大队把分给自己的学生接走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前馆长吴永琪回忆，“王岐山跟我们是一批的，那会儿他不到21岁。我们被拉到甘谷驿公社时，他们三十五中的几名男生和十中的几名女生被拉到冯庄公社的康坪大队。”
据说，冯庄公社的刘文华副书记提前在北京和被分到冯庄的知青见了面，介绍了“美丽的冯庄”：“冯庄有青山，山上有苹果树和山泉水，可美了！”知青来了之后大呼上当：山上光秃秃的，根本没有苹果树。
王岐山等14名知青刚到康坪大队时，吃住在老乡家里。一名女知青很不适应：“到老乡家吃饭，窑洞里黑乎乎的。筷子是用柴火棍儿做的，屋子里还散发着怪味儿。”王岐山把知青们叫到一起开了个会，他说：“我去生产大队韩队长家吃派饭，全家人拣最好吃的给我。人家从心里把咱当尊贵客人看，我心里很愧疚。我们知青到了村里，不能成为村里的负担，首先要在生活上融入村里，要成为村里的一个社员。从明天起，我们吃了谁家的派饭，就要帮谁家干活。首先要学会和社员进行交流，主动跟社员们学说陕北话。”知青们按照他说的办法，很快就熟悉了大队的情况。
当时在康坪大队当支书的尹治海带《环球人物》记者去看知青们居住过的地方：“我们决定给他们打几孔窑洞。最初打了3孔，但都塌了，后来又选了两个地方，还是不行，第四次打的窑洞总算结实了。”当年，王岐山和另外5名知青挤在同一个土炕上睡觉，每个人只占大约半米宽、两米长的区域。如今，北京知青住过的3孔窑洞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各窑洞的木门和院子的大铁门都上了锁，平时不准外人进入。年近70岁的村民赫生来隔三差五来打扫一次，除了窑洞内部和院子，就连通往村口的小路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别给北京知青丢脸”
住处解决了，但吃饭问题不好办。据王岐山后来回忆：“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赫生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知青来康坪第一年，公社分配给他们每人30来斤粮食，都是玉米、高粱等粗粮，没有细粮。“学生只会煮玉米、烤玉米，不会别的做法。后来有人教他们把玉米做成馍吃。”
整个“文革”期间，全国有超过1000万知青上山下乡，走进延安的北京知青超过2.6万人。任志强也在冯庄公社的郭庄大队插队，他详细回忆过吃不饱的艰苦：没有炒菜的油，连酱油等调料都要到十几里外去买，想要吃肉更是奢望。
很快，春天来了，知青们要在地里一边施肥一边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粪到了田里，播种也是技术活。王岐山和知青们先用牛把地犁出一道道沟来，然后把粪从粪袋转移到粪斗里，把粪斗系在腰上，再把盛种子的容器系上，“一只手洒一把粪，另一只手点一下种子”。吴永琪说：“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谷子地卧下鸡，高粱地卧下牛。我就没掌握好播种技术。”
如果中午在山上吃饭，知青们有时连手都没法洗，在衣服上抹抹手就吃。播完种要浇地，但为了不影响村民白天劳动用水，王岐山总是和知青们晚上行动，扛上铁锹把山泉水引入田里。
村里来了知青后，办起养猪场，增加了收入，这要得益于知青冯如珍。有一次，她去附近村子赶集，买了一只猪仔回来养，韩志厚知道后不高兴地说：“人都吃不饱，还养猪？！”冯如珍说：“大队如果不养这头猪，知青来养。等猪下了猪仔后，就卖猪仔。”韩志厚只好同意。在知青住过的窑洞里，《环球人物》记者看到了一篇冯如珍写的回忆文章：“猪场是我们知青和村里的青年人利用休息时间从河滩上背石板修建起来的。没有饲料，只好用红薯藤做饲料。要从地里把红薯藤背回来，煮熟了才能喂……”第二年，母猪产仔，收入几十元钱，村民纷纷跟着学起了养猪。
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王岐山当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的生产大队长韩志厚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让给他出出主意。”尹治海说，“别的大队有知青捣蛋，就请王岐山过去调解。有个知青插队头一天就跑到东边的青化砭公社打架，瓦窑套大队也有冲队长嚷嚷的知青，都是王岐山过去跟他们讲道理：‘你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要闹，别给北京知青丢脸。’他总是能缓解矛盾。”
任志强曾回忆：有一次郭庄知青因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而跟其他村的同学、老乡发生了冲突，犯了“政治错误”，“王岐山只好再次出动，将我们村的几个同学‘发配’到了其他的知青点，以解后顾之忧”。
知青们一周休息1天，有些知青下棋打扑克，“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当桌子看书，看数理化方面的书”。村里的赤脚医生尹大才当时还不以为然地对王岐山说：“看这些书有用吗？”王岐山回答：“这个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尹治海记得，“王岐山还爱看《红旗》杂志和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队里还有人议论：“外国的书？是正确的书吗？”
忙活了一年，大队要按工分把收获的粮食分给大家。王岐山和几个男知青干一天农活能挣10工分，女知青一般挣8工分。任志强回忆说：“10个工分相当于2分钱，那时一盒火柴也是2分钱，因此我们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一盒火柴。八九分钱的一盒烟相当于好几天的工分。”知青们从此自给自足，第二年，公社不再给他们分配粮食和钱。“小米也有了，自己也种菜了，学生的生活好过点了。”赫生来说。
窑洞里至今摆放着当年知青用树枝编成的粮食囤，每个囤都有1米多高。为了防止宝贵的粮食粒从树枝间的狭小缝隙漏出去，王岐山带领知青们在囤的内壁涂上一层泥，等泥晾干之后，就可以往里存储粮食了，每个囤能装好几百斤。

大学时代：爱读书，有魄力
“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文革”期间，文博事业停滞不前，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关闭多年，直到1971年才重新开馆，决定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10名讲解员。“我们大队的知青都去面试了，口才好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尹治海说。
在甘谷驿公社插队的吴永琪也被招来。据吴永琪回忆：“1971年9月下旬，我们10个新讲解员先被安排在西安市西大街的省文化厅招待所，在那里住了近1个月。省博物馆把宿舍腾出来，我们才搬到馆里。我和王岐山住对门。”
知识丰富的王岐山时常给其他讲解员讲述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国际政治局势。 “很多内容别人都听不懂，就跟听天书似的。”吴永琪印象最深刻的是：1971年10月，他和王岐山等人到省博物馆下设的草堂寺农场秋收。“在这期间他就悄悄跟我说：‘永琪，北京出事了。’我问：‘什么事啊？’‘肯定出事了，大事。现在的部队枕戈待旦。’”吴永琪说，“‘枕戈待旦’这个词我是头一次听人使用，印象特别深刻。等我们从农场回来，博物馆就传达了林彪叛逃的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大事很敏感。”
讲解员归博物馆陈列部管，时任陈列部负责人卢桂兰回忆说：“他们刚来那会儿，博物馆正需要人，老讲解员年纪都大了，很多都转到别的岗位上，新讲解员要迅速上岗。培训过程中，我感觉到王岐山比别人成熟。博物馆有外宾来参观，谁业务熟谁就陪同讲解，有些人讲得比较生涩，但他讲得很顺畅。”
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但民间往来开始逐步回暖。1973年春，美国汉学家简慕善等人参观陕西省博物馆，由王岐山负责讲解。他不但顺利完成了任务，还给简慕善留下深刻印象。简慕善后来给卢桂兰写信，请卢桂兰“代问王岐山先生好”。
卢桂兰还推荐一些书给王岐山等人，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中国通史》等。据吴永琪回忆，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带有几分舌战群儒的气魄”
1972年，陕西省博物馆有两位老同志考入西北大学。王岐山听说后也打算去报考。那时，西北大学在陕西省博物馆每年只有两个入学名额。卢桂兰是西北大学历史系1962年的老毕业生，王岐山便经常找卢桂兰请教一些问题。
1973年9月1日，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全系一个考古专业班、一个历史专业班。历史班有近50人，主要课程有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哲学、英语、语文、政治经济学、考古等。
刘安琴和王岐山是班上的文体委员。刘安琴主要负责文艺活动，王岐山主要负责体育活动。“我们两个当时配合得挺默契的。”刘安琴说，“王岐山比我大6岁，就像一个老大哥，我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困难就向他请教。入学后不久，我问他：‘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学习？’他说：‘你应该给自己制定一个长远计划。’”当时只有19岁的刘安琴听了感到很茫然，接着问道：“什么样的长远计划？”王岐山说：“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你觉得自己更喜欢哪个，就朝着哪个方向努力。中国历史有很多方面，世界历史也有很多方面……”王岐山说了很多，刘安琴发现他对文史知识非常了解，是个有远大目标的人，“绝对不是来读死书的”。
王岐山是历史系学生会主席，历史系1974级考古班的赵丛苍是校学生会宣传部长，他回忆道：“作为师兄，王岐山很大气，经常主持晚会等集体活动，可以说是系里最活跃的一个。”有一次，王岐山主持历史系迎新会，在场的还有各位老师。进行到中间，王岐山对着台下喊道：“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梁继宗老师歌唱得好，我们请梁老师唱一首要不要？”同学们欢呼：“要！”梁继宗声音高亢，他唱完一首歌，王岐山又喊道：“梁老师唱得好不好？”“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梁老师于是再唱了一首。王岐山又用同样的方式，请世界历史老师高扬表演朗诵《沁园春·雪》。“那时候就觉得王岐山能把老师也调动起来，真是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魄力。用今天的话说，他身上充满正能量。”赵丛苍说。
王岐山非常敬重教哲学的张岂之老师，媒体曾多次报道他回到西北大学看望这位恩师。据赵丛苍回忆，当年的张岂之，头发和中山装打理得非常整齐，冬天必戴围巾，一派学者形象，与人交往十分亲切。“他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他学术思想的主心骨。”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大学时期的王岐山谈论起时事时，“带有几分舌战群儒的气魄”；而在生活中，他性格豪爽，“特别爱笑，笑起来声音很洪亮，嘴角还有酒窝”，很爱跟朋友开玩笑。
有一次，吴永琪到西北大学看望他。“他到食堂请我吃饭，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是个穷学生。不过，他没请我吃什么好的，买的馒头。”两人一边就着刷锅水一样的汤咽馒头，王岐山一边讲笑话：话说有穷哥俩去赶集，见弟弟饿了，哥哥给弟弟买了个萝卜，弟弟吃着吃着就哭了，哥哥安慰说吃吧吃吧，吃完再买，怎么也得吃饱。其实弟弟根本不是因为感动流泪，而是因为被萝卜味辣的。“是个带着心酸的笑话。”吴永琪说。

“岐山就堪当大任”
1976年，王岐山大学毕业。“当时对工农兵学员的政策是‘哪来哪去’，王岐山又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卢桂兰说。
同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有一次，袁仲一办讲座，讲述古代西域高昌国及其国王麴（音同曲）文泰。“讲了一会儿，台下有些人觉得自己挺行的，就开始插话，把会场气氛弄得乱七八糟。王岐山实在看不下去，就站起来维持秩序：‘咱们先安静，请袁先生讲完咱们再说行不行？’会场逐渐安静下来。”吴永琪对此事记忆深刻，“台下那些老职工我们都得叫老师，王岐山和我只是旁听的小字辈。他说的和我想的虽然一样，但我就没他那种魄力说出来。他能够把一个局面控制住。这件事也非常能体现他的责任感，我那时想，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呀。”
王岐山的行事风格和能力也得到其他同事的认可。馆里的考古专家韩伟就曾对吴永琪说：“永琪，你现在是跟着我干。什么时候你能领着人干，就成功了。你看，岐山就堪当大任。”
“现在或许有人认为王岐山厉行反腐，十分严肃，缺少人情味。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的人情味特别浓，很念旧。2011年他回博物馆，还主动给袁先生敬烟。”吴永琪说，“我得知他当中纪委书记时，觉得有点奇怪。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那么多成绩，如果到中纪委，他的武功岂不是废了？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在哪儿都能成事，就是韩先生当年讲的‘堪当大任’。”

研究生涯：爱思考，有担当
踏踏实实地坐“冷板凳”
在北京，纵横的胡同如同经纬，其中往往蕴含着改变历史走向的坐标。东城区有一条东西横贯王府井和东皇城根的胡同——东厂胡同，荣禄、黎元洪、胡适等人曾先后在此设立府邸，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安顿于此。在这里，王岐山度过了近3年时光。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时任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王岐山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在大学里学了3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回忆：“王岐山来的时候，所里的大楼还没有盖好，我们研究室就在大楼工地后面的3间平房里做研究，经费紧缺，我们俩连张桌子都没有，很多工作只能拿回家里或者宿舍里做。尽管条件艰苦，但王岐山却从没抱怨过，也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另谋高就’。相反，他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坐着学术研究的‘冷板凳’。”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
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任泽全说。
“我们觉得王岐山很活跃，工作能力强。”在张海鹏眼中，王岐山的嗓门不小，干事很利落，但处事并不高调。“这么多年过去，我们有时在电视上看到他，他还是跟当年一样，包括说话的神态，做人做事的态度。他为人没有变。”
从历史学跨界到经济学
王岐山在社科院工作时，正值“文革”结束、改革开始的历史转折时期，整个国家经历着政治的调整和思想的转变。那一代青年普遍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时常组织一些读书会，讨论国家大事和社会变革。“对全世界的青年来说，青年时期关注的大都是男欢女爱，如何尽情享受青春。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所有的青年都在忧国忧民，读书会上最热门的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位社科院的学者回忆。后来，有人把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黄江南介绍给王岐山。
黄江南当时正在做有关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分析。“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我的毕业论文，我在论文里分析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不过，论文只得了60分。我问导师原因时，导师说，你的论文很多评委没看懂。没看懂是客气话，其实是我的观点太新，很多评委不接受。”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但令他有些意外的是，王岐山一听就觉得这个分析很重要，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送中央领导。“王岐山非常聪明。他没在大学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教育，但对经济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非常快。现在回想起来，他可以说是我认识的同辈人中最善于学习的。”黄江南说。
后来，王岐山、黄江南等4个年轻人在一间宿舍里关了好几天，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预测1980年将要出现经济衰退，并分析了衰退原因和相关对策。这份报告后来转送至中央领导。“我们的报告是4个人一起签名的，学术圈里的人说我们是‘四签名’，但传着传着不知怎么就成了‘四君子’。”黄江南对《环球人物》记者笑言。
1980年底，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王岐山、黄江南等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一次“老青对话”。
“我们当时很年轻，很狂。谈完以后，我们还说，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判断，你们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我们会在前面等你们。”黄江南回忆起那段岁月，眼神中还依稀可以读到当年的意气风发。在这之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国家长久以来没有单纯的经济学，一直都是政治经济学。王岐山是学历史的，他能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深化我们的讨论。”黄江南说。自此，王岐山由历史学跨界进入经济研究领域，第一站就是农业问题研究。

九号院里的聪明人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国家农业委员会的院子里，来了张新面孔。他就是王岐山。之后，他从社科院调进国家农委工作，开始了自己在九号院的岁月。
回忆起王岐山调到国家农委的原因时，黄江南说：“当时，杜润生是国家农委的副主任，非常关注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我们4个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每次讨论完，杜老都会让我们汇报谈了哪些问题，王岐山也参加汇报。他对很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给杜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农委也希望一些年轻人来充实力量，就把王岐山调来了。”
初到九号院，王岐山在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其中有“黄江南的嘴”和“王岐山的腿”。乍看之下，这个顺口溜倒也适合在联络室工作的王岐山，但黄江南认为，王岐山的作用绝不只是跑腿：“岐山的确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跑，负责农研室和社会各界的联络协调，用他自己的话说，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但联络室更是农研室的主要研究部门。比如，农研室要立什么样的课题，找什么人来做，甚至和研究人员一起思考一个课题的具体思路。所以说，他动腿，更要动脑子。”曾在联络室和王岐山共事的魏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在联络室还负责两件事：一是和各省农业部门沟通，了解地方真正的需求；二是联系在农村工作过的退休老人，身体好而且有意愿继续研究的，要给资金支持。
从社科院近代史所跨界调到农研室，又要面对如此繁琐的工作，王岐山几乎没有花时间适应，就直接进入了角色。对此，原农研室办公厅主任高文斌印象深刻：“杜润生有句话，王岐山这个人特别聪明。杜老从来不轻易夸人，他能表扬年纪轻轻的王岐山，非常难得。”
在朋友们眼中，王岐山的聪明来源于勤奋以及善于和人沟通。
在九号院工作期间，王岐山总是抓住各种机会，努力地提高自己。曾担任杜润生秘书的刘伯庸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每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期有十几天，参会的人有来自各省的干部。王岐山每天晚上都和各地的干部探讨问题，一刻也不闲着。所以，他对全国农村的状况掌握得很清楚。”
王岐山和什么人都能三言两语拉近距离，很快就能谈正事。高文斌说：“在王岐山看来，最好的学习途径，一是看书，二是和人聊天。王岐山又很善于在听取别人观点之后，发现其中的精髓，并且经过思考形成自己的认识。因此，他接触的人越多，获取的知识量也就越大。”九号院流传着一个有趣的细节：到九号院的访客要在门岗登记，每个九号院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访客登记本，由于找王岐山的人太多，他的那个本子总是用得最快。

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
1983年之后，农村局面大为好转，农业取得了大丰收。农业改革的成功起步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条件下，王岐山和一批青年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进展相对缓慢的城市改革。当时，尽管从上到下已经达成了继续推进改革的共识，但如何在广大城市和工业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这批活跃在北京经济学界的年轻人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一来，研究改革初期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内容；二来，可以让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加入到讨论之中。
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有一定的风险。“当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官方主流的调子还是计划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显得比较保守。”学者柳红说。但是1984年6月，会议组织者还是在《经济日报》刊登了一则短讯，向全国征集经济改革的论文，以论文质量作为能否参会的唯一标准。短短两个多月，会议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并从中选出了参会代表。会议地点定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时间是1984年9月。这就是人们后来熟知的莫干山会议。
王岐山既是会议组织者，也是参会者。在黄江南等人看来，王岐山在会议中的作用远比表面上要大：“莫干山会议几乎可以说是自发组织的，不少人觉得有风险。我们邀请了一些中央机关的人参会，有人不敢来，还犯嘀咕说，这是个什么会啊？中央批准了吗？但是，王岐山来了，国务院领导的秘书也来了。他们是中央机关来的人，这让参会的人心里踏实多了。在会上，王岐山不仅认真听会，还把中央关心的问题带到会议上讨论，在会议方向的把握上起了很大作用。”
“莫干山会议是一次彻底的思想碰撞，所有人都畅所欲言，没有任何虚的东西。不仅在会场，路边的一条石凳就是年轻学者三五成群讨论问题的地方。”常年研究这段历史的莫干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刘建林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会议结束后留下了几个人写报告，其中主报告由王岐山点将当时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徐景安主笔。这份报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参加莫干山会议的经济学家华生回忆说，莫干山会议的报告上报之后，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
会议的其他几份报告还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股份经济、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改革初期的重要问题，为日后国家的决策提供了参考。在华生看来，莫干山会议抓住了改革的转折点，因此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莫干山会议对当今中国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很多年轻人脱颖而出，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莫干山会议为中国后来的发展贡献了一大批人才。”刘建林说，作为会议组织者，王岐山自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和别人争功”
从热闹的莫干山上下来，王岐山回到安静的九号院继续工作。1986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成立（以下简称发展所），负责农村改革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王岐山调任发展所所长，陈锡文和林毅夫都曾担任过发展所的副所长。
陈锡文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涉及亿万农民利益”，但各方对调整农村体制以及用什么具体措施来调动农民积极性“还有很大争论”。因此，发展所重任在肩。王岐山身为所长，直面农村改革，他的个人研究工作跟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经过多年努力，80年代的农业改革最终“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林毅夫回忆起农村改革的意义时也感慨道：“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了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的贫困。解决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贫困的一大半。”
在自己抓紧研究工作的同时，王岐山还爱给同事们开书单。据曾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回忆，王岐山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该书讲述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之后的历史，王岐山推荐这本书的目的是提醒大家避免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弯路。当时，发展所还有读书会，每隔一到两周就举行一次。王岐山在读书会上不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
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黄江南说，王岐山虽然经常参加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此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王岐山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变化。
有一次，陈锡文在美国纽约了解到，印度每年都可以从世界银行得到很多用于农业方面的贷款，中国当时却一分钱没有。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国获得了世界银行数亿美元的贷款，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农村改革。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怎么用成了问题。“那会儿，乡镇企业、农村个体户都开始发展了，农村金融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杜老就找王岐山商量，最终决定成立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农信），王岐山参与了具体筹办工作。”魏唯说。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农信总经理。严格来说，王岐山此时还算是九号院的人，但他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金融领域。
现任《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曾回忆过王岐山在中国股市建立过程中的作用。1988年7月，刚从美国回国的王波明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议，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就是发起人之一。散会后，王岐山做东，请大家到中农信吃饭，席间热议了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话题。没过多久，在王岐山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面世，这在日后被称为中国股市“白皮书”。
这一年，王岐山刚好40岁。

一身正气
王岐山在九号院度过了自己青年时代最后的时光，也正是在走出九号院后，他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并最终走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如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图景下，王岐山统率的中纪委备受瞩目。在昔日的朋友、同事眼中，王岐山今天在反腐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并不意外。
王岐山在九号院工作时，已经结婚，岳父是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但王岐山的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当时，王岐山岳父家离他的办公室没几步路。但几年间，同事们没看到他去岳父家吃过一顿午饭，他从来都是排很长的队，在食堂打饭。
王岐山夫妇对待物质生活也从来不讲究。“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岐山戴名表、穿名牌。年轻那会儿，他从来只穿最简单的棉布衣服。1980年，我去日本学习，回来时给他带了一条挺时髦的呢绒裤子，结果被他嘲笑了半天，说这裤子太时髦了，不穿。他的这种简朴不是刻意给谁看的，是年轻时就这样。”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84年前后，王岐山在河南出差，黄江南正在河南省任经贸委副主任，两人一起到某县考察。在县委接待他们的饭桌上，县里一个干部看中央机关的人来了，就跪在地上，头顶酒杯请王岐山喝，说按规矩，王岐山不喝这杯酒，自己就不起来。王岐山当即就说“我不喝”，现场气氛很尴尬。黄江南赶紧解围：“这杯酒我来喝。”王岐山一摆手：“江南，你别喝，他愿意跪就跪着吧。”说罢，王岐山继续跟其他人谈笑风生，最后这干部只好灰溜溜地起来了。“他就是这样的个性，看不惯的事，不论大小，绝不容忍。”黄江南感叹道。
1986年，王岐山已经是局级干部，有相应的医疗待遇。“有一次他去北京医院的干部门诊就诊，护士没看出他有局级干部的派头，直接说‘你是干嘛的？快出去！’”刘伯庸向《环球人物》记者提及这段往事时忍不住笑了。
“习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王岐山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在个人自律这一点上做得太好了。”魏唯说。黄江南则说：“岐山今天能做好反腐工作，和他这几十年来的积累密不可分。他年轻时候学历史出身，又深刻了解中国实际，历史的敏感性很强，总是能在历史关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当初我听说他要主持中纪委工作时，心想这个活不好干，吃力不讨好，还得罪人。但现在看看，反腐不正是眼下国家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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