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964年，我在北京一零一中上高中，买了很多本数学科普小册子，其中就有龚昇的《从刘徽割圆谈起》。这本书很薄，但涉及的内容很广，我很努力地认真看，看懂了大部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龚昇这个名字。
1965年考上了华罗庚任副校长、系主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这时知道了系副主任是龚昇，知道了他是华罗庚的得意门生。
上大学后，第一次坐在教室里是听龚昇给我们651（65年入学，数学系）学生作报告。他左右逢源，侃侃而谈，一刻不停，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但嗓音有点沙哑、有点尖。他谈的内容，现在只记得两点了，其一是651这30个同学的高考平均成绩，超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对应的系；其二是这班有两个干部子弟、一个烈士子弟。会后杨劲根马上打听，谁是干部子弟？谁是烈士子弟？曹光春说他是烈士子弟，我没有说我是干部子弟。因为我小学上十一小学，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上一零一中，都是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见的大干部的子弟多了去了，那些人才是响当当的干部子弟，龚昇说的干部子弟不一定是指我。后来知道，干部子弟是谢韦克和我，谢韦克也是烈士子弟，他每个月领8元抚恤金。估计1955年实行薪金制时，抚恤金就是8元，那时伙食费和其他费用加在一起，大概8元钱也够养活一个人了。但1965年，我们每个月光交伙食费就是15．5元，所以谢韦克对这8元抚恤金有点不满意。
光阴荏苒，一年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在山西大同装甲兵工程学院军训，仅一个星期后，大约1966年6月6号、7号，我们就返回了学校。在大同时，我们军训的领导是工程兵的营级干部，他是科大党委书记刘达的侄儿，他动员我们要造刘达的反。回校后系总支书记吕竞找我们班谈话，我感到他是一个很有政治水平的人，他说这次运动不同以往，很有来头，他也号召我们造刘达的反。这样，651全班都成了反对以刘达为首的校党委的造反派。
派工作组、撤工作组，红卫兵运动，大串连，复课闹革命，继续文化大革命，学校形成东方红公社、延安公社两派，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形势如风车般地变换着。但无论怎么变化，刘达总是一只死老虎，各派都喊打倒他，运动深入到去揪各系的头，东方红揪延安保的人，延安揪东方红保的人。
我们数学系龚昇也被揪了出来，好象刘达一样，两派都要打倒他。我都记不得批判他什么了，好象都是些现在来看比较小的事情，给他扣的帽子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忘记了。
有个中年教师陈**批龚昇最起劲，批判会上带头喊口号，不断地审问龚昇，让他交待。”批判会后，龚昇看我不象极左的样子，偷偷跟我说陈**的坏话，“你别看他表面上这么革命，找老婆他可是挑来挑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漂亮的，又发觉在灯光下不漂亮，又不要了。”意思是这个人是两面派，在下面他哪里有一点儿革命者的样子，骨子里全部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套。
批判龚昇的那些东西都是虚的，但有一件实的被我记往了，那就是他在科大数学系招降纳叛，招来了脱帽右派曾肯成、右派份子殷涌泉、落后份子石钟慈、右派边缘份子陈希孺，还有什么人现在忘了，反正是很多牛鬼蛇神。改革开放后才发现，当时贬低的这些人都是中国数学界的精英，曾肯成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石钟慈被评为院士，陈希孺被评为院士，殷涌泉和陈希孺一起开创科大概率统计专业方向，他们1981年获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资格。
龚昇还跟我讲过，当年由部队转地方的教师，是按供给制每月多少斤小米转换成工资的，再按工资转换成职称。所以有些人水平很低，职称却很高，数学系就有这样的教授，让他们教外系最低要求的数学都教不了。
61、62级毕业后，宿舍大调整，很多年青教师搬来和我们同住，龚昇也被安排和我们往在一起。他是被管制对象，有一段时间，工宣队让我看着龚昇。
龚昇在被专政的状况下，还是要讲话。他经常讲，数学研究可以类比体育比赛，打破世界纪彔，为国家争光，有什么不好？他还说，如果给他机会，他要创新、改进微积分的教学模式。大约是1968年五一，工人师傅让我告诉龚昇，放一天假让他回家。我向龚昇传达了工人师傅的话，还加了一句，买点猪肉，回家做些好吃的。龚昇很高兴，买了一大块猪肉回来给我看，那猪肉足有2、3斤重。
作者在学校的飞机旁（1966）
青年教师王松桂父亲来学校探亲，我给他们照像，效果怎样，我不知道。不过有可能还不错，因为这以后龚昇向我提出，让我给他、他爱人还有两个女儿照几张像，胶卷费他出。那时对龚昇的看管已不那么严厉，但绝对不能公开在校园里照像，我们商定，约好时间在中山公园门口碰头，分头从科大出发。我到中山公园时，龚昇全家已早到了。进公园照像，那是36张底片的135照像机，很可惜照到19张就卡壳了，万幸底片洗出来前面19张都在，后面都是空白的。我后来也忘记问龚昇，给他照得好不好。
1969年3月去房山东方红炼油厂旁边修战备铁路，那时阶级斗争的弦放得更松了，龚昇跟我们651住在一个大帐篷里。劳动之余有时打桥牌，龚昇也在旁边看，有的学生也让他上来打。有一次我坐龚昇后面看他打，他果然打得好，叫牌和打牌都很精确。他拿到了好牌，兴奋地喜形于色，叫得很高，竟然也打成了，水平明显地比我们学生高一截。
1969年11月去安徽安庆，然后去铜陵冶炼厂劳动。后期搞一打三反运动，斗争面铺得很大，有1/4的学生和教师挨整。在小组会上，一个青年教师揭发另一个青年教师，说对方说，看来将来系的领导还得是龚昇，我这时转脸去看龚昇，见他马上高兴起来。
1977年经中央批准，郭沫若任科大校长，华罗庚等人任副校长。1978年科大任命华罗庚为数学系主任，龚昇等人为副主任。
1978年我回科大进修，校园里碰到龚昇，他说他嗓子有毛病，很多年的老毛病了，中医说可以吃蛤蚧试试，他听说广西能买到，托我代买。恰逢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各省都有人去祝贺，我托安徽去广西的人带回一对晒干的蛤蚧给龚昇，8元钱一对。那时的蛤蚧是野生的，较难买到。那加工好的蛤蚧是用竹片撑成薄片的，样子有腊鸡、腊鸭那么大，龚昇看着很好笑。龚昇要付钱给我，我没有要。
2007年班主任冯玉瑜来广西，我又托他带一对蛤蚧给龚昇，这时的蛤蚧都是人工养的，比较容易买到了，20元一对。
有人问，你帮了龚昇了，那他帮你什么了？其实我也没怎么帮龚昇，不过我还真没求龚昇帮我什么。我后来搞科研，如果需要向龚昇请教，会找他的。但很惭愧，由于文革，我系统的数学基础知识学得少，后来搞的是离散数学、组合数学、图论方向，用计算机编程序的方法来研究，而龚昇他们研究的是连续数学，是不同的东西，龚昇搞的是数学的主流。
还有人问，文革中的龚昇是落水狗了，你为什么不落井下石？仔细想想，我内心深处好象还真是有个什么东西，找来找去，这个东西也许就是我高中时读过的龚昇写的小册子《从刘徽割圆谈起》，它使我在文革中绝不随波逐流去整龚昇。
龚昇的数学研究，有许多重要的成果。他在典型群的调和分析方面获得了系统的、完整的结果，这些成果领先国外同行10年；他的多复变数的奇异积分，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比贝尔巴赫猜想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他1984年任科大副校长，1987年任科大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此期间曾去上海的大学谈教学和科研的合作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合作很多都没有进行下去，这样可能得罪了一些上海物理学界的院士。
龚昇1999年最后一次申报院士，由于他的科研成果在数学领域是有很重份量的，很多内行人都认为他能获得院士。但数学界对院士的争斗是非常激烈的，再加上物理学界的院士这次很多也可能投了反对票，龚昇最终还是落选了。
我在广西参加过好几届向国家推举院士候选人的工作，两年一次，一次可以推举2名。如果让我投票选数学领域的院士（当然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会投龚昇、冯克勤、杨劲根、麦结华的票。
罗海鹏（651），201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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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6 03:3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