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红色公主的三张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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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推翻了军报三届社领导班子，27岁登上一把手宝座：50年前红色公主的三张大字报
原创 2017-07-16 尽知天下事 尽知天下事


五十年，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当年那些当事人，大多已经驾鹤西去，剩下的几个人，也多半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有的连儿女都相见不相识了。现在为生存而天天奋战的人，大约那时还没有出生。于是，这位偶而在电视和网上露面的貌似慈祥的老太太，深情地向我们讲述，父亲如何地严格要求她，她又如何刻苦学习\奋力向上的励志故事，让人们心中正能量满满。这情，这景，很难同那位飒爽英姿、指点江山、所向披靡的造反的姑娘联系起来。


李 讷







李讷陪毛接见红卫兵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1967年1月至8月间，毛与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以三张大字报，推翻军报唐平铸胡痴、张秋桥和赵易亚三任社领导班子，27岁即成为相当于正军职级的军报一把手。造反夺权及登上大位之后，制造了诸多冤假错案，给报社成员造成终身难以愈合的身心创伤。

先让我们看看肖力当年奋勇地声讨旧势力的檄文。
第一张大字报 先让我们看看肖力当年奋勇地声讨旧势力的檄文。
《解放军报》向何处去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起了先锋作用，受到军内外群众的普遍赞扬。但是，从六月下旬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在刘志坚的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就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
一、在宣传上，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放弃阶级斗争阵地，脱离文化大革命，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没有一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我军全年工作的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使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的部队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有的战士不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看到揭发刘少奇的传单，竟视为“大逆不道”。这种状态，难道和军报宣传没有关系吗这样的部队，能自觉地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吗？
二、这种宣传，在地面上已经起了极坏的作用。不少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红海洋”，脱离阶级斗争，去组织学习“老三篇”，开讲用会，提倡做好人好事，限制群众，压制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他们这些阴谋活动，却恰恰从“高举红旗”的《解放军报》找到了理论根据，岂非咄咄怪事！革命学生对此极为愤慨，许多人向外出采访的记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我们不爱看你们《解放军报》，我们爱看《红旗》。”林副主席指示，要热情地支持左派，狠狠地打击右派。而我们的宣传却起了这样的作用，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报社每个革命同志的深思吗？
三、目前，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刘邓路线在我军的代表人物刘志坚已被揪了出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种形势下，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也没有表达出全军同志对伟大领袖关怀的满腔热情。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四、几个月来，军报宣传的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派工作组到工厂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直到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革命的今天，社党委仍然以正确者的姿态出现，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这一段，报社党委在思想上贯彻了刘志坚的一套黑货，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冯征过去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的吹鼓手，也是罗梁反党集团的爪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文化革命中，上窜下跳，大捞政治资本，在群众强烈要求罢官的情况下，依然稍坐副总编的太师椅。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张秋桥，反对记者学毛主席著作，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采通处革命群众写了多揭发他的大许字报，他并不作检查交代，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吕梁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另外，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的包庇下，也没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怎么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如果断续这样下去，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
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的同志们，《解放军报》已经到了严重的时刻。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社的恶劣影响，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同时，我们强烈要求报社党委悬崖勒马，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群众一道，把《解放军报》办成一张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的报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革命造反突击队：肖 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 将、杨秉文、刘福山1967年1月13日六时半





［注释1］肖力是“小李”的谐音，即李讷。百度的人物条目这样说：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1940生于延安。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7年1月13日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批胡痴（时任解放军报代总编、新华社代社长、全军文革成员）等领导人，推翻了解放军报社领导班子。


［注释2］1966年，文革猛然兴起。秋，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对胡痴说，让李讷到军报学习锻炼。胡连连表示欢迎，受宠若惊。


［注释3］李讷进入军报，化名肖力，其真实身份仅胡痴等极少数人知晓。她被分配到军报当时出版的一份高机密刊物一一《快报》当记者。《快报》是直送中央文革的文件，高速反映各地造反和揪斗黑帮情况，每天少则一二期，多则五六期。每期只印六至八份，有时连朱德老总都无权看到。《快报》印出后，立即毁版。参与此项工作者，均为社内政治可靠、业务熟练的新老记者。《快报》组初在军报平安里大楼办公，旋即进入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公室、江青办公室，近在咫尺。


［注释4］军报领导派专人到军事博物馆，选调有军籍、年轻秀丽又有文化的解说员宋玉芬，陪同肖力工作和生活，但只暗示要“保护”肖力，并未明确告知肖力的真实身份。


［注释5］1967年1月，元旦刚过，全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揪出。军队负责文革领导工作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被揪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改组，江青进入，军报的胡痴、和谷岩（记者处长、报社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亦进入。这时，正在京西煤矿采访的肖力，首先提出与同来的记者一起，撰写造军报领导反的大字报。上下是否有关联？不敢妄议，有待史家考证。


［注释6］肖力主持下，数名记者草拟出大字报初稿，即送《快报》组众“叔叔”（肖力曾亲切地称呼众老记为“叔叔”）帮助修改。《快报》组负责人宋琼（原军报记者处副处长、时已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报纸上常有露面）说：“小李（肖力）他们几个人写了张大字报，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把关！”众老记本着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逐字逐句推敲，用语当否，分寸如何？均作反复思考。宋琼还提出，大字报应点胡痴的名，他是社班子主要负责人。怎样点？宋说，对胡不提不好，提重了也不好。于是，文中在批评军报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就有了“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这句话。轻重得当。这个战斗队该取个什么名字？宋琼略作沉思，说：“就叫‘革命造反突击队’吧！”原来战斗队的名字也是“宋叔叔”定的。


［注释7］肖力拿走大字报原稿，回到平安里办公室，找人用毛笔大字抄好，在办公室走廊显著位置贴出。时为1月13日晨。


［注释8］肖力前脚走，后边宋琼立即组织快报组人员，连忙草就热烈支持和拥护肖力（突击队）造反大字报。


意外出在一个小岔子上。这份拥护突击队造反的大字报，特请记者处一位书法好的老记者胡学方来抄写。胡不在快报组，无资格签名。但在抄写过程中，弄明白了，这次造反，善后诸事宜都作了妥善安排：原军报副总编唐平铸，已随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取代原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成为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已调任新华社代社长；宋琼已任中央文革办事组长，日益接近中央领导核心；正在主持社文革工作并且刚刚进入中央军委文革的记者处长和谷岩，勿庸置疑，是军报后续领导的最佳人选。胡学方不甘寂寞。抄完《快报》组一干人拥护肖力大字报后，兴之所至，自己以“金猴战斗队”名义，也草就了一张大字报，热烈拥护突击队造反大字报之外，还提出了“立即成立以和谷岩为首的新的军报革命领导班子！”


［注释9］三张大字报同时出现在办公室走廊上。人们看看突击队带头造反的大字报，再看看宋琼等人联名支持的大字报，又看看金猴的那张并不显著的大字报。金猴大字报的大标题“立即成立以和谷岩为首的新的军报革命领导班子！”这行大字有点扎眼。众老编也非个个都是脑残的书生。有人怀疑，这不都是胡痴安排好了的吗？这算什么“造反”！有人说，他们几个人捏咕一下，就什么都定了，把我们都当成阿斗了！有说得更直接：“胡夺胡权，糊弄咱们老百姓呢！”议论纷纷，一片混乱。有人去总政，当面向肖华主任告状。有人直奔钓鱼台，要向中央文革申诉。各种斥责、批判，呼声不断，有的人呼口号喊哑了嗓子。揭露这“一场有计划耍阴谋”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壁。办公室往日斯文气氛荡然无存。


［注释10］混乱之中，平地巨雷一声；在拥满会议室的吵杂人群中，肖力真身突现。只见她短发齐耳，面庞秀丽，皮带紧束着军衣的腰身，迈着女军人矫健有力的步伐，挤过人群，站在台前，郑重宣布：“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革命造反突击队，同宋琼联名的大字报，完全是两回事！”华丽的转身，阵线立即分明。肖力的突击队是革命的、造反的，而胡（痴）、和（谷岩）、宋（琼）是假造反，胡夺胡权，是阴谋！肖力还深情地说：“爸爸告诉我，你还是个娃娃，要好好向报社的叔叔们学习……这是最高指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知道，那时区分革命和反革命，说难也不难，如林彪所言，“就看你站在哪一边”。站在毛主席一边，自然铁定是革命的，紧跟肖力还会有错吗！伟大领袖也是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军报干革命的呀！


［注释11］当夜，江青对胡痴和宋琼说：“你们全部回报社参加运动。”即后来被称之为的他们被“撵出钓鱼台”。那份作为辉煌政治资本的《快报》，随之停刊。《快报》从8月25日第一期出版，共出了909期。他们一回到军报办公室，立即遭到报社众人怒斥、声讨，甚至有人还把铁网纸篓当作“高帽”扣到胡痴头上。随后，有关方面将胡痴、宋琼等若干人押至卫戍区禁闭看关。另一些人也陆续作了关押、批斗，以至最后作了遣返回乡劳动的处理。1月17日，林彪下达《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以及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林彪同志，这样答复好。”

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山等八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做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巨鹿，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负责，重要的社论和评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劝说学生和其他机关的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面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说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林 彪   
一月十七日


［注释12］军报“1·13”事件迅速发酵，引来大批军事院校造反战斗队人员冲向报社大楼，他们挥舞小红书，手持铜头皮带，横冲直闯，声言要接管军报。陈伯达两次下达通知，劝说学生离开，无效。1月20日晚，关锋（新任总政副主任）来报社与各校战斗队会谈，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劝他们离开，仍然无效。关锋令警卫战士将几个头头抓走。事件平息下来，但却埋下了后来的一个所谓“1·20事件”冤案的根由。


［注释13］至此，那个——
按照林彪理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勇担“笔杆子”重任的军报；
按照林彪指示：“不打仗，总政治部主要任务就是办好报纸”，因而地位提高，身价百倍的军报；
按照林彪指示，在报纸上刊登“毛主席语录”，大量宣传活学活用毛著，响亮提出“三忠于”“四无限”口号的军报；
在文革兴起前夕，就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有关论述政治与业务关系的社论，毫不留情地指责为“统统是谬论”的军报；
在转载上海《文汇报》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报按语都还当作学术讨论时，独树一帜，斩钉截铁，按语中一句话定性：“《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吓倒众人的军报；
文革兴起，高炬署名评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猛烈杀向黑帮的军报；
曾以整版整版篇幅，揭露《北京日报》的“燕山夜话”，以及“三家村札记”等所谓反党黑文的军报；
在陈伯达带领下，部分人员进驻《人民日报》，次日（6月1日），即撰写发表了名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引起红卫兵打砸抢高潮的那个军报；
特别是，文革开始前，很早就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提高〈解放军报〉的现实性理论性而奋斗》的长篇办报经验介绍，轰动了全囯，实际已成为报界领军者的军报；
……
军报，就是这样的一张军报，它的上通天下接地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领导班子，却出人意料地，被肖力的一张大字报，而且是一张经他们自己动手帮助精心修改过的大字报，如同一颗核弹，轰然一声，烟飞灰灭，彻底炸塌了！

第二张大字报


我们对临时党委的几点意见


为了坚决贯彻林副主席“六·六”指示，重整旗鼓，彻底斗倒胡痴阴谋小集团，提高人的思想觉悟，迅速改变报社面貌，把报社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响应临时党委号召，把我们对报社运动和报纸宣传工作等方面的意见提出来，供临时党委参考，与革命同志商榷。
临时党委成立以来，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临时党委精神面貌不够好，在领导报社运动和报纸宣传工作上，没有很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辜负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希望，辜负了全军同志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一）
当前，报社正在进行对胡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我们报社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战役。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的根本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一小撮坏家伙，把他们斗倒斗臭，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在对这一小撮坏家伙的斗争中，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实现思想革命化。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一小撮坏家伙在政治上、思想上批深批透，肃清他们的流毒，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报纸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三个月来，临时党委领导运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在斗争胡痴阴谋小集团的问题上，没有经过群众充分揭发、批判和斗争，领导就在群众大会上定了性。根据《十六条》和中央军委一系列指示精神，我们认为，对胡痴等人的斗争，是不能先定性后斗争的，是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的。胡痴等人是什么性质的，只有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起来大揭、大烧、大批判、大斗争，把他烧成什么就是什么，揭成什么就是什么。革命群众一定能够根据胡等的罪行做出正确结论的。可是临时党委不仅首先给胡痴的问题定了性，而且在斗争的过程中，在斗争的每一个步骤上，都把群众严格控制在他们所画定的小圈子里，这实际上是把群众当成了阿斗。
这几次大会小会上，临时党委和社文革，都是强调材料，说什么“调查材料大有油水”，“根据这些材料，给胡痴戴个什么帽子是不成问题的”，等等。根本不去做政治上的动员，阐明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组成最猛烈的火力，对一小撮坏家伙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临时党委在领导运动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材料上。每次斗争大会，领导不去引导大家分析批判胡痴的罪行，从政治上把胡痴阴谋小集团斗倒斗臭，而是热衷于挤材料，往往在一些具体事上纠缠不休，以致使斗争会开得涣散无力。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斗争会变成了挤材料会”。
斗争胡痴阴谋小集团是要材料的。但是我们认为，材料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大揭、大烧才能真正掌握。也只有在斗争中把群众发动起来，彻底揭露一小撮坏家伙的罪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斗争，才能认清他们的反动面目，使群众受到教育，提高觉悟，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透。否则，只看材料，看不到广大群众，就不可能彻底揭露他们的罪行，既不能教育群众，又不能打到一小撮坏家伙，那么这些材料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死的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但是现在使人感到，似乎材料就可以决定一切。这样做，运动是搞不好的。
另外，临时党委不是充分发动群众，让群众自觉地对胡痴阴谋集团进行揭发、批判、斗争，而是让群众按照自己布置的一套程序去干。如胡痴阴谋小集团刚被揪回的时候，临时党委和社文革就提前准备好了台词，分配了角色，甚至想用摁电铃的办法召集群众，没有看到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每次斗争会也控制得很严，谁发言，谁插话，讲什么，安排得满满当当，没有引导大家根据揭发的事实去分析批判。正像有的群众反映的：“忙了几个人，闲了一大片”。
我们认为，真正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对胡痴阴谋小集团的斗争，分几个阶段，每个战役怎么打，临时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见作出必要的部署，是应该的。但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基础上。革命群众是完全能够把报社的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像“一·二三”事件前后，群众对胡痴阴谋小集团的斗争，并没有什么人组织，都搞得轰轰烈烈，很有声势。这和经过领导严密安排部署的斗胡大会的冷冷清清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以上情况看出，临时党委在领导报社运动上，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因而使得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没有斗争气氛。我们报社是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编者注）的单位，但是近来情况怎么样呢？被毛主席称作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的大字报，几乎销声匿迹了。据不完全统计，从五月十九日以来，全社仅贴二十来张大字报，而华楠写的竟占了十张。同志们想一想，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有的群众是有看法的。他们说：“开斗争会有没有我们都可以，我们的任务只是喊喊口号，助助威”；“斗争胡痴和斗争华楠一样”；“胡痴越斗越不老实”，等等。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把胡痴揭透、揭深、斗倒、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广大群众又怎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运动中受到锻炼、提高觉悟、发挥积极性、增长才干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以前胡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报纸糟蹋了。临时党委成立以来，搞了这么长时间的运动，报纸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报纸的面貌，这究竟是没有处理好运动与生产的关系呢？还是运动有问题呢？我们希望临时党委考虑，也希望革命同志们考虑。
（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作为军委机关报的解放军报，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在伟大统帅毛主席交给我军“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编者注）的光荣任务以来，成百万部队投入了阶级斗争第一线，中央文革曾多次严肃地给我们指出，办好解放军报，对指导部队搞好“三支”“两军”，少犯错误，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军报理应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边，抓好两头，用毛泽东思想去提高部队，统一思想，指导部队在阶级斗争新形势下打胜仗、立新功。
但是，我们报纸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在两个阶级进行激烈决战的关键时刻，相反却“保守了，下降了，落后了”。广大指战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诚，无限热爱，他们在执行“三支”“两军”的崭新任务中，遇到了大量问题，迫切需要军报指导他们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但是，我们的报纸“打开一大片，说不到战士心坎上”，“文不对题，打不准要害”。有的记者下去采访回来反映，解放军报发到连队大家不是争着看，而是可看可不看。他们说，“解放军报这个不见面的指导员真的不见面了。”对这种状况，我们感到十分痛心。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首先，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关于部队“三支”“两军”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临时党委没有认真的领会和学习。对上头跟得不紧。因此，对这些极其重要的指示没有及时传达，更没有主动地、及时地、深入地在报纸的宣传上贯彻。如：毛主席关于贵州省军区识别左派的经验的批示，关于北师大以及延安中学军训的批示，等等，都是在中央文革一催再催的情况下，才派人采访，有的时隔两月之久才见报。毛主席这些对于“三支”“两军”的一系列极其英明的指示，对部队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有着伟大的深远的意义。在支左工作中，有些部队的同志糊里糊涂地犯了错误。这和我们报纸没有及时地宣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有直接关系的。临时党委为什么对宣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一拖再拖？为什么不为战斗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的百万部队着急呢？你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底怎么想的呢？
林副主席三月二十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指导部队搞好支左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指示要根据这个讲话写一系列的社论。可是，到现在时过两三个月，我们的报纸没有拿出东西来。三军联合出演（1967年5月13日，驻京部队两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举行演出的问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发生冲突。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死党李作鹏支持一派演出，有预谋地压制另一派。事后，林彪、江青等人通过观看演出支持单独演出的这一派。这一派也就成为“林副主席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另一派可想而知——编者注），从五月十三日以来，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的领导同志多次明确表了态，我们迟迟不宣传。最近，中央文革明确指示军报一定要宣传，阻力仍很大。甚至在林副主席看了演出以后，有的领导还不以为发表三军联合演出的文章是支左。像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少的。
由于临时党委没有深入实际，没有深入斗争，也没有深入群众，对参加“三支”“两军”的广大指战员很不了解，缺乏感情，因此也就不能急他们所急，痛他们所痛，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没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样怎么能指导他们搞好“三支”“两军”呢？
其次，报社领导自己不下去，还把编辑记者集中在家里。有的记者下去采访还没有搞完，就以斗胡痴为理由把他们调回来，回来以后多次要求汇报情况，临时党委对送上门的情况也不听，两耳不闻天下事，只管闭门办报纸。这样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斗争，怎么能反映出群众的呼声，怎么会有新的思想、新的语言？这样办报只能越办越死。
在报社内部，也不发动广大群众，调动每个人的积极因素，不交给他们上头的精神，少数人忙得团团转，多数人闲得没事干，很多人由于不了解上头精神和下头情况，有劲使不上，打糊涂仗，搞了不少无效劳动。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临时党委在报纸宣传上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三）
在林副主席亲自指导下，解放军报宣传“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是有成绩的。曾受到军内外读者好评。但是，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报社内部却不突出政治，思想工作无人过问。
报社内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流于形式，没有当做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更谈不上活学活用了。
报社各处的群众以及工人和家属，用于工作性质不同，情况不同，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具体思想、具体问题、具体困难、具体要求。这些都需要临时党委去关心过问，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抓好活思想，促进报社人员及工人、家属的思想革命化。但是，临时党委对这些不予过问，不做思想工作。有些思想工作送上了门，有的领导却采取回避态度。无论什么工作都不是思想先行，动员往往不是政治思想上先行，有时干脆就不动员了。斗胡没有从思想上动员，报纸重大宣传，如对“五·一六”通知的宣传，或对刘少奇黑《修养》的批判，都没有做活思想动员。因此，使这些重大的宣传不能和报社的思想革命化挂起钩来，社会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报社都引不起反应，报社几乎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隔离开来，像一潭死水。林副主席“六·六”指示是报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全军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可是，临时党委对这个指示缺乏应有的激情，把它当成一般的工作布置，措施也很不得力。
林副主席说，全国人民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临时党委却没有抓住这一最大、最根本的工作，不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有时抓一下，也往往流于形式，忙忙碌碌，成效不大。这种情况是应该引起临时党委严重注意的。
林副主席说：“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又说：“报社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好些，报纸就办得更有力些。”要贯彻林副主席这些重要指示，临时党委的成员就得有个高姿态，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定不移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诚恳地期望临时党委发扬成绩，修正错误，和报社革命群众一道，把胡痴阴谋小集团批深批透，把报社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把解放军报办成一张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报纸。
革命造反突击队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



［注释1］“1·13”事件后，按照当时到军报直接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央文革成员、总政副主任关锋的安排，立即成立“监督组”，由肖力主持，以保证军报工作正常运转。被临时指定负责日常工作的原副总编张秋桥，多年后写的回忆文章说，他们一班社领导者“瞬间，变成了被监督工作”。这个组，除了肖力这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不经任何正规组织手续直接从中央文革突击发展飞来的党员外，其他几个人，有的是“革命造反突击队”队员，有的是各编辑处推荐的联络员，有的以学毛著积极分子身份进入，有的甚至还不是党员（那时的记者编辑，党员是个起码的条件）。不说什么新闻业务水平，也别讲什么实际工作经验，说他们连汉字未必能认多少，也不是夸大之词。但是，就这样几个人却掌握了报社大权。张秋桥回忆文章说，他们“可以任意指责我和其他仍在工作的副总编，动不动就编造‘你们搞阴谋’的罪名，加以训斥”。对一般编辑，更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他们可以随便一个电话，把编辑叫来，稿子往桌上一摔，声色俱厉地说：“你编的这叫什么东西？拿回去重编！”编辑战战兢兢拿回稿子，不知错在哪里，也不敢问。有时，他们对一些老编辑无缘无故地找来戏弄一番，借以取乐。文化处编辑、著名诗人顾工（后来的著名朦胧诗人顾城之父），曾被叫去，让他当面朗诵他编发的诗稿，嘻笑着讽刺他是中国的“叶甫图申科”（当时被批为修正主义的苏联诗人）。




顾工


1967年3月3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总政干部大会，周总理讲话，明确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认为“总政治部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总政机关不能乱，只有总政保持稳定，部队才能保持稳定”。会后总政决定，由张秋桥负责，恢复军报党委工作。肖力主持的军报造反派联络站的联络员电话问张秋桥：恢复党委领导了，“监督组”怎么办？张秋桥请示总政肖华主任，并说明“监督组”原由关锋领导，宣传计划、稿件都送关锋审批。肖华思考后，确定将“监督组”改名为“版面组”，“继续发挥小将们的作用，对报纸进行政治技术检查，提高报纸质量”。


“监督组”也罢，“版面组”也罢，名称改变，并未改变肖力主持下凌驾于报社党委之上的状态。当然，也应当也应补上一句，最早被选入监督组和版面组的几位，后来，有的连自己都没弄清楚，怎么得罪了肖力，被赶出版面组，有的甚至还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而锒铛入狱。这是后话。


［注释2］军报组成临时党委，没有让肖力当上一把手。3月，按照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军队机关一律取消战斗队，恢复党委工作。据此，总政指定由张秋桥负责醖酿提出报社党委组成员名单。张秋桥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广泛征求各处意见，最后确定了一个九人名单。首位是邱岗，原军报年龄最长的副总编辑，当年范长江发现和召收的《大公报》记者，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大捷新闻的报道者，抗美援朝魏巍那篇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经他修改定稿发出的。只是近年体衰耳聋，少管业务，现在出山，当无问题。此外就是各编辑处仍在坚持工作的几位主编、副主编。还有一位，是新近调来的全国闻名的“学毛著标兵”廖初江。当然，名单中最重要的还有肖力。包括张秋桥本人，共计九名。张秋桥赴会前，还专门当面征求过肖力意见。肖力让张带给肖华主任一封信。会上讨论时，肖华读了肖力表示不愿意担任军报领导的信。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张秋桥任军报临时党委副书记（书记暂缺），肖力任委员。肖华说：“肖力还很年轻，现在可以当党委委员，管版面组，经过锻炼再担任社的行政领导职务。”3月20日，军报临时党委正式成立。


［画外音］总政肖华主任，当年的红小鬼，军队政治工作专家，此刻却失手，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张秋桥是张春桥胞弟，春桥时为中央文革要员，伟大领袖和江青身边大红人。有此背景，乃弟秋桥主持军报工作，当应稳妥。岂不知，老谋深算的春桥，早就看透了，现在军报已成为上面的“禁脔”，他要沾边岂非自找苦吃。因此，春桥不但成不了秋桥的后台，而且还要严格划清界限。后来秋桥被肖力的“红色政权”抓进牛棚，送河南农场劳改养猪，其夫人到春桥家求救，被断然拒见。至于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春桥已胜券在握，总理大位正虚席以待，头脑膨胀。据说暗地里已安排秋桥当总政主任。于是秋桥也就空前积极起来，四处组织部队批邓。不料“四人帮”一下子被粉碎了，可怜的秋桥赶上了个“末班车”，没尝到一点甜头，还差点进了班房。


肖华的另一个误区，是把肖力当成了刚出门的年轻人，需要锻炼一番。他还把肖力那封不想当社领导的信当了真。胡痴在文革结束后，曾对人说，我们觉悟太迟了，如果江青把她女儿送军报来“锻炼”，我们立即把她供奉到一把手的位置上，该省去了以后多少麻烦！什么资历浅呀，能力不够呀，全是旧框框。王洪文，一个小痞子，有什么能力？还不是一下子就当了党的副主席，排名还在周总理之前。想想这些，你就一通百通了！


［注释3］军报临时党委正式成立前后，张秋桥实际上扮演的是“维持会长”的角色，每天穷于应付。1966年7月，军报内部运动刚开始时，按照以往运动的常规，胡痴主持的社党委和总支的部署，先预定下了十四名批斗对象。首位就是刚从军报社长岗位上调任战士出版社长的华楠，罪名是罗瑞卿反党集团成员、走资派、为彭德怀翻案等。另外，还有文化处长章文龙，被批为周杨文化黑线在军报的代理人。总编室主任王熖，曾任过彭德怀的秘书，现在理所当然的是彭德怀的“走狗”。反右中被划为中右的编辑宋群、林剑，两人又因一起以“路知音”笔名写过散文，于是就按时下流行办法，不但冠以“漏网右派”，而且仿“三家村”，称之为“路知音黑店”。诗人顾工，被扣上“叶甫图申科修主义诗人”的帽子，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还有若干在旧社会干过一点事情的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几天之内，千余张大字报，贴满办公楼。不料这次运动脱离常规，主持运动的胡痴党委首先垮了，他领导下的文革办公室也垮了，他们事先操纵运动预定批斗对象的黑幕被揭示了出来。一些原来被批斗的人，贴出大字报申诉，“自己解放自己”，没有人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这些人就自行回去编稿去了。这算军报内部运动的第一阶段。


［注释4］在这种状况下，军报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注定从一开始就是糊弄群众的走过场。胡痴领导下的文革，批斗的头号对象是原社长华楠。在事先布置贴出一批揭发华楠是罗瑞卿黑线人物种种罪行的大字报之后，批斗会上你呼我喊，貌似群情激昂，其实都拿不出什么致华于死地的过硬材料。编辑们毕竟不是运动初期的红卫兵，上纲上线扣几顶帽子可以，让他们公然捏造事实，一时也还难以出口。批华楠在彭德怀专案组为彭德怀翻案，华楠一句话就回绝了：专案组我只是参加，我还远不够资格负责领导，我只是看材料整理材料，怎么替他翻案？是啊，下边参加批斗的众编辑又都没有参加专案组工作，你凭什么能再批斗下去！于是就喊口号：华楠！老实交代！不许华楠抵赖！


“1·13”之后，张秋桥接任领导社内文革运动，这实际上是社内运动的第二阶段。斗争情况与前期几乎没有什么大差别，只是把华楠换成了胡痴。斗的首要内容，当然是“胡夺胡权”的“阴谋”。但是斗来斗去，无论是他进入中央军委文革，还是当了军报代总编、新华社代社长，显然这也不是他伸手想干就能干的，有的还是伟大领袖亲批的。至于肖力那张大字报，谁写的，谁改的，字字句句，也都清清楚楚，再怎么“大揭，大烧，大批判，大斗争”，也批不出什么新东西。于是像批斗华楠一样，只剩下高喊“打倒胡痴阴谋小集团”的口号。这运动不“冷冷清清”又当如何！


［注释5］以张秋桥为副书记的军报临时党委正式成立没有几天，4月3日，先是将26军政治主任张志，调军报任副总编辑，又于4月14日任命赵易亚为军报总编辑和社党委书记，以加强军报的领导。赵易亚是陈伯达推荐并同肖华商定后上报中央任命的。赵易亚是军内著名老资格理论家。他1935年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加入中共，曾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65年初调总政筹办解放军报，正式出版时任副总编辑。1959年后，调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委副书记（书记是陈伯达）。这次重回军报，看到文革仅几个月，许多老同事老部属，在运动中遭受到种种折磨，十分痛心。他不管运动初期那些人被贴过什么大字报、受过什么批判，都先解除其思想负担，恢复其正常工作。6月19日，肖力等又以“革命造反突击队”名义，贴出了题为《我们对临时党委的几点意见》，完全忘记她本人就是这个党委成员之一，假借群众组织之名，居高临下地指责临时党委“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没有斗争气氛”，“把群众当成了阿斗”。大字报还特别批评说：“报社内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流于形式，没有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来抓。”


大字报一出，主要负责前一时期临时党委工作的副书记张秋桥，立即“靠边站”，以后又接受批斗，并被长期关押。“6·19”大字报，实际上是全盘否定了临时党委的前期工作，推翻了这一届社领导班子。


［注释6］赵易亚上任后，以他老政治工作者的丰富经验，深感要使全社同志从前一时期运动阴影中走出来，必须认真清理思想，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于是，决定临时党委从7月3日开始，每天以半天时间，进行“开门整风”，听取大家批评意见。对此，作为临时党委委员的肖力，并未提出异议，她也多次参加会议，听取大家的申诉。许多同志讲到运动开始以来，受到的种种错误批斗，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禁不住流泪痛哭。整风会历时45个半天，到8月18日为止，开了27次全社大会。


人们畅所欲言，讲出了心里的委屈。到后期，所谓与“1·13”阴谋小集团有牵连的人，也能得以重述事实过程，以及主观上希望把报纸办好的心情。报社的工作和运动的形势发展顺利，人人觉得运动以来，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新华社的一些编辑记者，听说军报开门整风情况，都羡慕地说：“我们为什么不也搞个开门整风呢！”







［注释1］1967年8月23日，星期三。住在西直门内大街军报宿舍的编辑们，像往日一样，吃过晚饭后，就散步一般地穿过新街口闹市，到平安里办公大楼上班。还没有走进大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大门内外，已经涌满了身着军服的军人。从门口到院内，直到办公大楼楼顶，到处插满了飘扬的红旗，旗子上的黄字，都是什么什么战斗队。办公楼门口，一群编辑，正围着赵易亚，声嘶力竭地吼着，斥责他在军报搞“复辟”。他只是低着头，嘴角无力地蠕动。再四处一望，周围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署名的有空军某某战斗队，海军某某战斗队，二炮某某战斗队，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而其中最显著的办公楼西墙位置上，就张贴着这张批判赵易亚复辟的大字报。


［画外音］党委“开门整风”，刚刚结束没有几天，大家正在轻装向前的时候，怎么忽然间，一场急风暴雨又从天而降了？而那张批赵易亚的主题大字报，署名已由原来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十来个人，变成了“新革命造反突击队”，队伍成员也只有肖力和另外两个人：李志高，金锋。他们造反的队伍，是精干了，还是强大了？众编辑迷惑不解，院内又是吵吵嚷嚷，一片混乱。


［注释2］人们在混乱中迎来了夜色。一辆辉煌的红旗轿车，缓缓地驶进平安里三号大门。人群立即闪出一道通路。车到办公大楼门口台阶前停下。车门一开，走下车的是——陈伯达！文革以来，他天天露面，人们早已熟悉他微微发福的身影。他走到台阶前早已安置好的一张桌后的椅子前，坐下，环视周围的人群，人群中响起一片掌声。“同志们，开会了！”一声呼喊，人们才注意到站在台阶上的“夏老二”在主持大会（夏老二，人们当时对他的“尊称”。因为肖力当时勿庸置疑的是“老大”。他是时事处的编辑，业务谈不上上乘，但出身极佳，山东农村人，小时随父母讨过饭，抗日后期入伍，现在被肖力看中，临时让他出来主持工作。当然，后来运动中的遭遇也不佳，只是最终没有被扣上反革命帽子，还算幸运）。人们还注意到，此刻的夏老二，“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军服整齐端庄。八月下旬，天气还较炎热，一般人都还穿着短袖衬衣。这说明夏老二主持大会是有准备的，不是即兴表演。“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陈伯达坐在那里，不太明亮的灯光下，看不清他是微笑还是严肃的面孔。他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对着话筒，大声地说：“赵易亚，是个小政客，是个狡猾的阶级敌人！我们老早就要解决他的问题了，但是……”他加重语气地说：“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小将们解决了！”他表示，坚决支持肖力为首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大字报，强调指出，赵易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报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破坏总政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危险的人物”，断言“现在解放军报社实际上已经复辟”。为此，他代表中央文革郑重宣布，军报原领导班子不复存在，任命肖力为军报临时总编小组组长，负责领导军报全盘工作。


肖力1966年10月化名进入军报，从一个从未做过新闻工作的刚出校门大学生挑起记者的担子后，经过不到一年的奋斗，推翻了军报三任领导班子，终于登上相当于正军职级的军报一把手的宝座。1940年出生的她，那时应该还不满27周岁。


［注释3］这次推翻社领导班子的战斗，与“1·13”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两次共同的表现，开始似乎都是“乱”。“1·13”，肖力那张大字报一贴，后边尽管都是“拥护”和“支持”，但是，各说各话，互相指责，一片混乱。直到肖力真身显现，阵线才立即分明，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这次，下午，陆海空三军各路造反战斗队，手挚红旗，浩浩荡荡，开进军报大院，有的开始在院内四边墙壁上刷大字报，大标语，有的到五层楼顶遍插彩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似乎也是乱；可是，几个小时之后，夏老二却服装整齐地开始主持会议，然后，陈伯达讲话，郑重宣布任命，不但有肖力为临时总编小组长的任命，而且还有各编辑处的临时负责人名单。更重要的是，还宣布了派驻报社的以海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鸿为首的“三军协作组”。协作组众人按照预定的分工，熟门熟路地走进各个编辑处，开始参与或者叫指挥原来的编辑们编稿。一切井然有序，丝毫不乱。所以，陈伯达最后说了一句：“祝你们明天出一张好报！”结束了他的训话。


赵易亚和他的妻子林静当晚即被抓走。赵易亚从此日开始，遭受了八年的牢狱之灾。粉碎四人帮后，赵易亚获平反，出任军报顾问。他的妻子林静，却不幸于1971年5月18日惨死于狱中。


［注释4］还是在“8·23”肖力军报夺权之前，7月25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声援武汉造反派，欢迎在武汉受到“百万雄师”围攻受伤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林彪发表讲话。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接见了肖力和军报“革命造反突击队”部分骨干。林彪对肖力说：“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肖力回社作了传达。人们一时弄不明白，3月3日，周恩来主持大会，曾明确表示，肖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现在为何又要打倒？肖力军报夺权后，以“新革命造反突击队”为核心，成立全社的群众组织“八二三公社”，集体参加了总政群众革命造反组织“长城兵团”，大家公推她为第一勤务员，与众造反派一起，开始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革命行动。在总政干部群众大会上，人们热烈欢呼声中，这位英姿勃发的小将，走上主席台。从此，肖力大名，不仅响在军报，响在总政，而且响在全军甚至全国。


［画外音］肖力军报“8·23”夺权大行动，事先的保密工作极好，确实有着谋略大家的风范。她天天同总编辑赵易亚同室办公，谈笑风生，还经常中午不到饭堂吃饭，而是在赵易亚平房宿舍门外，一张小饭桌边的小板凳上落座，嬉笑着谈天说地，吃着赵易亚一贯简单的饭食。甚至他们还谋划过一起写批判肖华的大字报。赵易亚心中怎样想的？是把她当成年轻的孩子，还是清醒地记住她强大的背景？想不到，一夜之间，赵易亚成了敌人。更令大家不解的是，“革命造反突击队”的第一批战友，此刻只剩下两个最年轻的人，其余的人都被排除在外，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至于一般编辑记者，更是坠入五里雾中，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多少年后，随着许多材料的揭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回忆文章的发表，人们才发现，肖力在中央文革和其母亲江青的支持下，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吴法宪的回忆文章曾说到，奉江青之命，组织陆海空军及二炮各群众组织，按规定口径写大字报批判赵易亚及军报复辟势力，按规定时间，组织人员，高举战斗队旗帜，到报社现场声援。同时，又从空军报、海军报等军兵种报社，抽调二十余名精干的记者编辑，以“协作组”名义，进驻军报编辑部……。部署之周密，绝不亚于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当然，这一切，军报的一般编辑记者是丝毫没有察觉的。战斗如期取得全面胜利。数日后，林彪在家中接见了肖力，赞扬她登上军报一把手的高位，并且亲切地说，你们干得好，我们像你们这个年纪，也打了许多仗了……。众所周知，林彪非重视“两杆子”之一的“笔杆子”，他对军报直接和具体的指示，可以说历届军委领导所未见。但是，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又说过一句话：“我就是要抓报纸，军报不行，我就抓空军报……。”林彪接见肖力，和他在不同场合关于报纸的谈话，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肖力红色政权在军报的'丰功伟绩'
1967年“8·23”肖力军报夺权，终于登上临时总编小组组长的一把手大位之后，“以肖力同志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便成了文革期间一个辉煌同时又令人望而生畏的名称。肖力的名字有着巨大的威力，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注释1］军委办事组吴法宪直接受命江青，用实际行动支持肖力。他公开宣布：“在军报，谁反对肖力，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是对那个文革中著名的“公安六条”的重要补充。肖力已经同伟大领袖、副统帅的待遇画了等号。


于是，我们就不断地从刷在墙上的标语中，从一篇又一篇的大字报上，从大会小会上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中，看到了和听到了这样的响亮口号：

肖力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唯一正确的代表！
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
肖力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反对肖力同志就是反对江青同志，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是反革命！就坚决镇压谁！
坚决保卫肖力同志，坚决保卫以肖力同志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
紧跟肖力同志，坚决横扫报社一切牛鬼蛇神！
坚决揭露和揪出一小撮反对肖力同志，反对军报红色政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毫不手软坚决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篡夺军报红色政权的疯狂破坏活动！……


这些标语口号，随着运动的发展，不断更新，中心当然是不离“拥护肖力”、“保卫肖力”。与当时各单位一样，办公室和部分宿舍的墙上，都悬挂着伟大领袖的彩色画像。不同的是，军报的彩色画像两边，又都挂着一幅对联：一边是“向肖力同志学习”，一边是“向肖力同志致敬”。此种装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有人形容肖力当时的无尚权威，固然没有借用林彪形容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但是说她“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则毫不为过。有人回顾当年肖力在军的权威是，“她打一个喷嚏，军报大楼就塌了！”有人则说：“这形容太过轻描淡写。她轻轻吹一口气，整个全军政治工作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就全垮了！”她是全总政造反组织“长城兵团”的响当当的第一勤务员。

［注释2］肖力登上军报大位，尽管一再声称，“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还一再地说：“你们（指众老编）不编稿子，大不了我们天天登毛主席语录！”当然她也还是指定几位尚在坚持工作的人员，编发了几篇学毛著典型稿子，也组织了若干大批判文章。特别是1967年10月1日，首次出现了以后延续将近十年的所谓“两报一刊”联署文章的形式。这就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一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此文经毛泽东两次审阅修改，并批示：“可用。应引用几段列宁的话，应多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两报一刊文章形式的出现，上面己有张春桥、姚文元把关，组织两报“笔杆子”撰写文章，当为肖力省却了多少麻烦，又提升了多少身价。



1967年10月1日'两报一刊'评论

肖力还在一次愤怒之余，无意间创造了古今中外新闻界从未有过的一朵奇葩。此事不应漏记。1968年1月1日，军报以一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伟大领袖的头像。不料事出意外，二版刊登的社论中，有一行字：“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好叠印在一版毛主席的头像上。自然，一、二版分开来看，两者毫无关系。可是那时偏偏有着高度阶级斗争觉悟者，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将报纸透过光亮一看，果然一版毛的头像上有了赫鲁晓夫和走资派的字样。这还了得，反动之极！肖力愤怒得难以抑制，大骂众编辑不负责任，没有在政治上把好关！肖力衰弱的病体斜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流着眼泪痛心地说：“我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主席……”在场版面组的众编辑，情不自禁地，纷纷跪倒在地，一片啜泣声：“是我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肖力同志……”



1968年1月1日解放军报一版及二版，红圈处为“中国赫鲁晓夫”


以后怎样避免类似的“反革命事件”呢？聪明的编辑和印刷厂的工人，终于研制出一种装有灯箱的桌面，报纸大样出来后，一版与二版，三版与四版，叠在一起，透过灯光反复看去，有无不妥之处便一目了然了。为了避免报上文章排印串行、出现“反标”，工人们还把类似“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等词汇铸成一体，打破每行每栏字数的常规，而不使这些字词拆开造成不良影响。


有人说，把尊贵的称谓铸在一起，算不得什么创造，过去朝中大臣给皇上奏折，遇到称颂圣上时，都要另行开头，以示尊敬。而灯箱看报的桌面设备，倒真是一个颇具历史特点的物件，对研究新闻史具有珍贵价值。可惜文革后，被工人们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注释3］对军报工作人员的残酷迫害。1968年4月，新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在谈到军报清理阶级队伍时说：“军报‘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有人事后评说，黄永胜这是“跟风”。两年前，军报在林彪直接指挥下，突出政治，颂扬领袖，向“黑帮”冲击，成为文革急先锋的时候，他绝不会说这个话。现在，肖力打垮了军报，并且说“军报是一潭死水，几朝元老都有，越老越黑。”这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也是“绝对真理”。于是，这些当年从各部队遴选来的富有经验的军队报人，不论是在敌后浴血奋战过的老八路，还是在解放战场上为新中国的创立而在堑壕里，采写过英雄人物的年轻记者，一下子全都陷入灾难之中。

［注释4］两个被臆造出来的冤案：

一件是所谓的“1·20”案件。1967年1月13日，肖力造反大字报贴出后，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战斗队大量人员涌入军报，也要夺权（见前文）。军报几位年轻的同志，主动出来应付局面，同造反派接谈，其中还有三位女同志。肖力根本不在现场。事后却臆造出了个军报内部人员，勾结造反派绑架肖力。谈及此事，江青声音哽咽，说：“如果绑架了去，那孩子就完了！”这事情虚构得完全不合逻辑，因为根本不存在动机。他们，尤其军报内部的人员，绑架肖力干什么？夺权又不是从肖力手中夺，更何况那时大多数人，还根本不知道肖力为何许人。这个案中蒙冤多达十余人（其中还包括那位专门从军博调来陪伴肖力的女军人的宋玉芬），遭到批斗和长期关押。有一位年轻的同志在关押释放后，精神失控，开枪自杀。

另一件是所谓的“3·24”案件。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大会堂干部会上作报告，讲述上层斗争，揪出了代总长杨成武，以及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是谓文革史上那个著名的“3·24杨余傅事件”，文革后已平反。在当时传达此事时，还有康生的一句话，说“他（指杨成武等）还把黑手伸到了军报”。军报在肖力夺权后，确实出现了一个由63军政治部主任张宗文为首的三人“军报组”，协助肖力工作（因为这时肖力已称病不来军报上班）。他们也确实是杨成武所辖的军委办事组所派。军报部分编辑写出大字报，怀疑和批判军报组是杨成武伸向军报的黑手，企图颠覆肖力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不料这几位自作多情的编辑，却被肖力解读为，他们写这样的大字报，才是要颠覆军报红色政权的“最危险的敌人”。这里面有第一任“革命造反突击队”队长方抚时等近十来个人。对这些人，肖力的“红色政权”都作了毫不手软的最严厉的处理，以“现行反革命罪”，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返回乡劳动。其中，抗战期间14岁就参加新四军的美术编辑洪炉，还被勒令离婚。夫妻到街道办事处流着泪办离婚手续时，工作人员都不忍心看他们这凄惨的一幕。

［注释5］运动中的运动，1968年4月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全社以各种罪名关押112人，占全社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这还不包括数十名不准回家集中睡在会议室里办学习班的人员）。被关押的人员从社长、副总编、处的主编、编辑记者，直到基层的炊事员、汽车司机，形形色色。罪名五花八门，“走资派”、“三反分子”、“漏网右派”、“历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乃至“变色龙”、“小爬虫”等，不一而足。最主要的是，这些帽子之上，都有着一顶共同的帽子，即“现行反革命”——“反对肖力同志”，“反对以肖力同志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一般罪犯，关押在原总编辑住过的一个破旧的平房小四合院内，一间屋内挤下十几人，在冰冷的水泥上搭地铺。原来的厕所马桶上也搭板睡人。十几位被判定要“推翻红色政”的“现行反革命骨干分子”，则被关在另一楼里，一人一个单间，门窗用报纸糊死，完全同外界隔绝。

［注释6］被关押人员的恶劣生活条件。被关押的“罪犯”，全部取消原有的工资待遇，每月只发给18元的生活费，用来购买窝头、馒头、咸菜和白菜根熬出的菜汤，维持最低生活需求。直到中共九大召开前夕，这些人被释放回家为止的近一年时间里，夏天不让洗澡，冬天不放暖气，自来水管结冰流不出水来，冰冷的房间里，墙上结着一层白霜。不少人手脚肿胀或皴裂，生了冻疮。此前，从卫戍区看守所押解回来的社长华楠，曾悄悄地对同屋的人说，这里的生活还不如看守所，那里至少还伙食与连队水平大体一致，而这里……那时，一般人，还不知道大西北有个夹边沟，北大荒有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的饿殍，荒野上的白骨。如果知道了，并与之对比，也许会感到庆幸，这拨人毕竟还生活在“天子脚下”，会感谢公主肖力的恩典，让我们维持了最低限度的温饱。

［注释7］对被关押者人格的污辱，和丧失人性的殴打。肖力在军报的第一代理人、“新革命造突击队”的骨干李志高，公然对年轻的造反派小将们说：“打人体现了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肖力同志！”肖力掌权后，陆续从各部队调来了三十多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其中还包括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廖初江，“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红九连”的指导员陈金元等，他们个个以最忠于毛主席的战士自居，是来对这些“越老越黑”的家伙们实行专政的，可以随时严厉斥责，举手便打。有一些新来的干部并不完全适应这一套，相当多数的人并不赞成；他们自己也从不打人（廖初江虽然有时态度傲慢，却是从未动手打过人）。而那些为了表忠诚者，则充分发挥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精神，他们不仅在审讯时，稍一不顺，便是几个耳光上手。有的已经变成了打人取乐。吃过夜宵，闲得无聊，从小院里揪出一个“黑帮分子”，弄到办公室，问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回答不上来便是一顿暴打。副总编吕梁，只是因为到院外打扫卫生，顺便捡回来一张刊有“最新指示”的报纸，想拿回来看看，被看守小院的战士发现了，一阵抽打，鼻青脸肿。有一位副主编，向家里要来《联共党史》，本想利用空隙时间学习一下。给他送书的看守小院的战士，问他“你向家里要这种书干什么？”回答说：“这书过去中央规定过，是干部必读的。”这回答可能令这位战士感到很没面子，于是几个耳光打去，说：“你臭显摆什么，你这么有学问，还抓到小院里来，你的毛著都学好了吗？”

这里要特别讲一下，1968年9月2日深夜，发生在关押“黑帮”的小院里和东楼单间囚室里的那次集体大殴打。《解放军报60年大事记1956——2015》中，有一小节极为简单的记述：“报社以‘新革命造反灾击队’为首的造反派，对关押在‘牛棚’中的人员进行大搜查。造反派随意谩骂殴打受审查对象，行为十分恶劣。临时总编小组成员陈金元、李志高甚至带头打人”。简单的一行字，包含多少惨痛的细节。多少年后，亲历此事的人回顾起来，依然不寒而栗。半夜12点，吃完了夜餐的造反派们，拿着棍棒、鞋底，呼啸着来到小院：“都滚起来，不准穿衣服，到院子里站好队，两行，两行！”九月初的凉风，吹在只穿着短裤和背心的囚徒们身上，不禁瑟瑟发抖。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一部分小将到屋掀翻所有人的简单被褥，在搜寻什么；一部分人就举起棍棒和鞋底，高呼着：“让你们这帮人篡权，中国就复辟了！”逐个打去。那位拄着木棍勉强站立着的副总编邱岗老人，是被那位以用毛著哺育战士成长的红九连指导员陈金元，首先用鞋底打去的。另一位造反派打的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失去左臂的管理处长李杰。这位处长甚至在被打的同时，还被质问，你的胳膊怎么弄掉的？抗日战争时这些年轻人还没有出生，他们真的不知道，同日本人作战，是会负伤的？“9·2”次日，小院里的囚徒，个个鼻青脸肿，勉强按规定，东倒西歪地排队领取早餐。那些关在单间里囚犯，更是被肆无忌惮地暴打。残酷的殴打使有的人身上留下了残疾，更多的人，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创伤，有的人精神失常，直到几十年后还时有发作。

关于残酷的殴打，这里单独注明一下，当年在军报有著名的“四大打手”，他们都是肖力夺权后从部队调来的年轻人，有的还没有入党，没有提干。他们都曾经认真地读过毛著，或者还写过几篇小稿。来到军报，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些老编辑老记者，都是跟着刘少奇搞复辟的，必须对之充满仇恨，打起来绝不能心慈手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作文章”。他们可以伸出巴掌左右开弓地打对方的脸，可以抄起木制的报夹子，狠命打到对方身上，直到报夹子打断。他们也可以把对方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坚硬皮鞋，猛踢对方……不是亲眼所见，难以想象这残暴打人的人，曾经都是善良的学毛著积极分子。


这“四大打手”，除了一人后来因为酗酒过度，心脏骤停病故外，据说，其他几人活得还不错，有一人竟然还佩戴上了少将军衔。

［画外音］现代版的“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这是个同《封神演义》有点连带关系的故事，但却不是神话，而是确凿的事实。经历过旧中国时代的人，可能还会记得，那时候修房盖屋，在上大梁时，一定要在梁上贴上一道符，上面就是这八个大字：“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据说姜太公不仅有着封神的大权，而且手持可驱鬼赶魔的神鞭。盖屋上梁时，往往会有神怪来捣乱，不是屋塌了，就是梁歪了。有了“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了，房屋就建得结实安全了。

肖力就有此“神力”。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1966年秋天至1967年“8·23”，肖力率领她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连续推翻了军报那三届看来十分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之后，在军报办公室坐了四个来月，到1968年元旦那天，她由一位战士扶着，带着病体来到了办公室。处理完当天那件报纸一二版叠看，“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字样透到一版毛主席头像上的事件之后，就再没有回到报社。先是说养病，当时的代总长杨成武还一再交代军报那几位造反骨干，不要轻易地去干扰肖力休息，减少给她送文件的数量。杨成武还专门邀请肖力手下的骨干李志高等人，“礼贤下士”地征求他们工作上的意见。后来，又传闻肖力留在了中央文革，当了办事组长。中共九大，毛主席否决了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让肖力担任总编辑的提议。再以后，又从报纸上看到肖力担任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尽管这么长的时间里有着这么多变化，似乎已同军报距离越来越远了。但是谁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她的光辉身影，好像一天也没有离开军报。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她同她在军报忠实的代理人李志高，还始终保持着一条电话热线。李志高的汇报，肖力的指示，都记录在李志高那个绝密的小本子上。也正是这个小本子，如同姜太公的符咒一样，令多少“诸神退位”。

肖力执政又离开军报办公室后，曾先后来过多位部队领导干部，帮助领导军报工作。像69军政委张宗文、炮兵师政委董立方、某守备区政治部主任施光华……等等，他们却都像徐志摩的诗里那样：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悄悄地，还算客气，没有被揪斗赶走就算幸运的了。为什么，这些曾血战沙场，并且有着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在军报办公室里，却败下阵来？就是因为有着肖力那个现代版的“太公在此”。这些领导干部，要办点什么事情，特别涉及到军报内部运动某些决策时，李志高会从兜里掏出那小本子，说：“肖力同志不会赞成……”领导干部们赶紧问：“那，肖力同志是怎样指示的？”李志高翻翻本子，斜看了两眼，又立即把本子合上，牢牢地装在内衣兜里，说：“肖力同志没有指示我传达她的指示……”于是，接下来，只剩下了“悄悄地”，什么也不要干了。

1968年，清华大学等单位发生武斗，毛主席一个指示，各单位都派驻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协调各派，组成稳定的领导班子，搞好日常工作和政治运动。按此指示，以北京北郊木材厂、丰台车辆厂等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和63军干部组成的军宣队，于当年10月12日进驻了军报。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在各地都具有极高的权威，各派发生了什么矛盾，他们都可以出面协调摆平。但是，在军报，他们却不灵了。那些老工人和军队干部，看到小院里关押了这么多老编辑老记者，自是心中有些不忍，谈话中偶然有些流露。这立即惹怒了造反派骨干李志高等人，当面斥责工宣队反肖力，“对肖力没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和真正的革命派不是一条心”，是“工贼”，并且勒令他们向毛主席请罪，向肖力请罪。

1971年3月，总政决定，从部队选调了三名军师干部来报社加强领导工作。他们是16军副政委华山、27军某师政委迟浩田、北京军区炮兵副政委林辰。他们到职后，迟浩田分工管社内政治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落实干部政策。而这就首先遇到了“1·20”和“3·24”两个假案错案。这两个案子，本来就不复杂，臆造和虚构的情节漏洞百出，用不着什么外国的福尔摩斯、现代华裔侦破专家李昌钰来费工夫，只要稍作分析，就可以一目了然。许多被害者一再申诉，都归无效。有的社领导也曾试图解决这两个假案，但是，李志高掏出那个记录“肖力指示”的本子一晃，只好“众神退位”了。现在，迟浩田来接手办这个案子，这位当年血战济南、冲进上海的华东著名的战斗英雄，来军报前还曾支左，在苏州市当过革委会的一把手，也颇见过点世面。他同军报的几位老领导一起，顶住了李志高晃动着的那本“肖力指示”，实事求是地为这两个案子写了平反报告，并经总政审查批复，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陆续从返乡劳动的地方，回到军报，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为这位勇敢战斗英雄“点赞”。但是，且慢，事后仅几个月，1974年春，四人帮江青等人又鼓捣出来一个“批林批孔”，到总政“放火烧荒”，抓“大军阀”（李德生）。于是，风向大变。时已调到北京军区担任副政委的迟浩田，被勒令回军报检查，其罪名是“还乡团”、“翻案大队长”。王洪文气势汹汹地说：“清队扩大化，小将们犯点错误（他竟然还承认‘有点错误’，真是难得），揪住不放，批三年，落实政策一风吹！”并且由此及彼，江青、张春桥，抓住这件那件所谓军报不批林不批孔的莫须有的罪名，发动连队来报社贴大字报，扰乱编辑部正常工作。并且，由张春桥宣布，从当年的3月12日起，军报编辑部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只用新华社的通稿，又创造了一个新闻史上的独特奇迹。变相停刊178天，至当年9月5日，才恢复编稿出报。

“肖力在此”，该有多大“神威”？让我们看看肖力在李志高的这个小本子上，究竟留下些什么“伟大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收缴了李志高的这个小本子。内容很多，这里只抄下几条，请欣赏：

·1968年1月4日，她刚刚离开军报三天，电话李志高：你要发挥大作用，要挑重担子，要头脑清醒，要争气，不要作坛（昙）花一现的人物，要兢兢业业。这段我不来，各种人要表演，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


·1968年2月24日：李志高在小本上写道，敬爱的江青同志接见了我和刘福山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从江青同志那里回来，肖力让我们向张宗文（注：军报组领导）传达她的两点指示：一、告诉张宗文，第一期学习班，不要写以她为领导，肖力同志说，她不贪别人之功为己功，更不贪别人之过为己过……


·1968年6月7日：揪坏人，光看历史，不搞透，这样不行。


·1968年6月30日：暗示富强和刘东升（注：造反小将），并要他们可以通过保密室给我反映情况。


·1968年7月16日：对武将要狠狠地斗，武将的问题上面已经点头了，上面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很大的领导，你知道吗（注：武将曾是第一张大字报的参与者，“革命造反突击队”队员。他善良的性格，忠诚于工作，曾认真协助赵易亚总编为报纸撰写文章，为此肖力把武将列为突击队的“叛徒”，后来被逮捕入狱，复员返乡劳动，迟浩田等领导主政时，帮助他落实政策平反）。


·1968年8月7日：我们要搞大动作，不搞小动作，大字报要有爆炸性效果，要软中有硬。……结合报社运动学习“八．五”社论，指出在我们报社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和无产阶级一个心眼，背着红色政权另搞一个班子，搞多中心，他们就是妄图夺权，推翻红色政权，这是办不到的。


·1968年8月9日：反对红色政权就是反革命，可以公开出面搞。


·1968年8月11日：对于他们（指已被关押的人）阴谋颠覆红色政权，散布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货色，要坚决彻底揭发批判。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同日：告诉×××，我对他的那些指示，要他整理出来，明天送给我，我审查后，通知他传达再传达，在没回话之前，不许告诉任何人，如违反，党纪处理。


·1968年8月13日：你们送来的报告我看了，同意你们的看法，前提是大揭大烧，狠揭狠批，他们要颠覆红色政权是严重问题，这是决不允许的。……当前这场斗争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不知你（注：指李志高）理解不理解。要注意芮××（注：一位女打字员），这个人很坏，她在大字报中还影射攻击我，她挑拨我们和三军的关系。


· 1968年8月15日：我们要掌权，各处我们的人也要把权掌起来。


· 1968年9月24日：宋琼是敌人，他交代的不可靠。


·1968年9月29日：你们要沉住气，叫大家不要慌，要懂得这点。他们想压我们，但我们不怕，他们想刮翻案风，要稳住，也不要降级，要顶住，突击组要暗暗加紧工作。总之，要沉住气，不要慌，让他们表演，不动声色地继续搞，总有一天他们没有好下场。……小院（即军报的“牛棚”）里的人，要看他们和外面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串连，如方抚时（注：写第一张大字报时的“革命造反突击队”队长，此刻已沦为“阶级敌人”）等人。……让他们暴露，不动声色，这个翻案可能和总政有联系，要不动声色，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1968年11月16日：我现在兼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报社我也管，两头都要管。这件事，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在全社传达。……报社很复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报社要特别树立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威望。我是他们代表！

让我们重复一句：“我——是——他们的——代表！”雷霆万钧！
……

下面再引述一段，读起来也许会使你忍俊难禁。可在当时，那又是多么残忍和苦涩的事实啊！

·1968年11月16日：对夏云成要宽大。他要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放了他还会表演的。如果他没有历史问题，我们先不动他，这个态我们要表。

夏云成，时任军报秘书处副处长，当时社内唯一的老红军，曾当过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四川人。批斗打字员芮××时，他按平时喊小芮的习惯，呼“打倒小芮”口号，与“打倒肖力”声音相近，于是被认为是喊“反动口号”，立时抓起来监禁，随后被作出“自觉反对肖力同志”的组织结论，发配到广西某部农场劳动。粉碎四人帮后，才落实政策，回到军报。

看了这些所谓的“指示”，荒唐、无知之外，一副志满意得指点江山的气势，活灵活现在人们面前。除了少数几个心腹之外，她满眼都是敌人，她要打天下，坐天下，舍我其谁！

姜太公当年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我们“敬爱的肖力同志”，你当年何以也有令“诸神退位”的强大威力？你手中的“神鞭”是什么，又是从哪里来的？你总不会全都忘记了吧。

［并非尾声］前些天，网上有一篇文章《我所接触过的李讷》，作者就是当年从军事博物馆调来陪伴肖力的女军人宋玉芬。半个世纪过去，她写出了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她的文章最后说：
我已经从年轻的姑娘变成了外婆，早已退休安度晚年。当年心灵所受的创伤已经平复，不愿再提那些往事。古语说“树欲靜而风不止”。我曾多次看到写肖力的文章，说她如何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同胡同老大妈一样排队买大白菜；写她如何给平暴部队捐献一千元；写她参加一个什么笔会，论古道今，显得知识渊博等等，这都没有什么，都可能是事实。令我惊奇的是，我看到一篇介绍“文革”初期肖力事迹的文章，对肖力在军报造反夺权、制造冤假错案等一字不提，反而捏造事实，大唱赞歌。……她视广大群众命如草芥，视老干部如仇敌，这是她突出的错误。别人可以用上帝允许年轻人犯错误，宽容某些年轻人，而某些年轻人用这种话来自我开脱，则是错上加错……



宋玉芬是含泪写下这篇文章的，她的心在流血。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调来陪伴肖力的。她是以亲密战友的热情来关怀和照料肖力的。然而，肖力却以手中的权力，假以反革命的罪名，剥夺了她宝贵的军人身份，在精神上给予她终生难以平复的创伤。

这就是那个真实的肖力，那个真实的李讷！

军报的老人，大部分故去，尚存的几位，每每看到肖力在荧屏上，以慈祥老大妈的形象出现，深情地在讲什么“爱”，心中就禁不住升起怒火，有的人著文呼喊：“李讷，你为什么不忏悔！”

有人讥讽地说，这位温馨慈祥的大妈，捧给年轻人励志的“心灵鸡汤”，也许只是“奈河桥”上的一碗“孟母汤”，她教人忘记前生前世。



李 讷


我们不愿意也不赞成怨冤相报。军报这一时期发生的种种，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李讷一人。她的身家背景，时代的浪潮，多种多样的因素，都不可忽视。但是，这一切，却又无法成为撇清自己的借口。我们知道，把大批犹太人推入焚烧炉的哪怕只是执行命令的纳粹基层士兵，也依然要被追究道义上甚至法律的责任。李讷并不是一个只知服从命令的基层士兵，人们也没有去追究她的法律责任，只是希望她不要那么淡淡地就忘记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难道人们熟知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这句名言，真的不作数了？！


（依据《解放军报60年大事记》、《黑字白纸》1~4辑及有关资料汇编。2017年7月，肖力军报夺权五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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