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日记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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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史料价值很高。其中1962年6月28日的日记记载：“下午约重庆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三时到六时半。”这段话看起来平淡，背后却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原来，重庆青年团二同志分别是廖伯康——共青团中央委员，重庆团市委书记兼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于克书——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他们在1962年6月到北京参加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向团中央候补书记曾德林谈起四川饥荒严重，下情难于上达，曾德林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反映。胡耀邦约谈了廖伯康以后，就又安排廖、于二人直接向中办主任杨尚昆汇报。
杨尚昆首先说：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死了一千万人。
杨尚昆又问，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
廖伯康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杨尚昆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廖伯康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
杨尚昆问，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1962年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收回去了。你当然就不可能看到这份简报了。
廖伯康最后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又说了一遍：“就是你这个数字！”
廖伯康晚年担任四川省政协主席，完成了长篇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详细记载了以上情况，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那天，廖伯康同杨尚昆告别时还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四川进一步深入了解。
7月2日邓小平主持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参加。杨尚昆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问题。邓小平说，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于是按照廖伯康的建议，派一批司局级川籍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为名到四川进行调查。因为部长一级的干部到四川要报告省委，司局级干部来不必上报，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当时中央派去了解情况的司局级干部十七人，其中十六人是四川籍，只有中央办公厅财贸组组长萧风不是四川人。行前，杨尚昆和田家英分别与他谈话，说四川农村情况严重，七千人大会时没有完全把问题揭开，会后有不少干部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因此中央要组织一些干部到四川了解情况。萧风到四川深入了解到大量情况。邓小平的弟弟邓垦还请他向中央建议，派胡耀邦来四川担任第一书记。萧风回北京向田家英作了汇报，还写了一份一万九千字的调查报告——《四川情况》。其他司局级干部也都分别写了调查报告。然而，这时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政治风向变了。这次纠左的努力胎死腹中，廖伯康等人此后也被当地领导打成反党集团，遭受了长期磨难，直到1982年才彻底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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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日记的背后
丁东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史料价值很高。其中1962年6月28日的日记记载：“下午约重庆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三时到六时半。”这段话看起来平淡无奇，背后却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原来，重庆青年团二同志分别是廖伯康——共青团中央委员，重庆团市委书记兼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于克书——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他们在１９６２年６月到北京参加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向团中央候补书记曾德林谈起四川饥荒严重，下情难于上达，曾德林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反映。胡耀邦约谈了廖伯康以后，就又安排廖、于二人直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
杨尚昆首先说：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死了一千万人。
杨尚昆又问，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
廖伯康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杨尚昆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廖伯康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
杨尚昆问，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1962年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收回去了。你当然就不可能看到这份简报了。
廖伯康最后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又说了一遍：“就是你这个数字！”
廖伯康晚年担任四川省政协主席，完成了长篇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详细记载了以上情况，并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那天，廖伯康同杨尚昆告别时还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四川进一步深入了解。
7月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参加。杨尚昆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问题。邓小平说，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于是按照廖伯康的建议，派一批司局级川籍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为名到四川进行调查。因为部长一级的干部到四川要报告省委，司局级干部来不必上报，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当时中央派去了解情况的司局级干部十七人，其中十六人是四川籍，只有中央办公厅财贸组组长萧风不是四川人。行前，杨尚昆和田家英分别与他谈话，说四川农村情况严重，七千人大会时没有完全把问题揭开，会后有不少干部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因此中央要组织一些干部到四川了解情况。萧风到四川深入了解到大量情况。邓小平的弟弟邓垦还请他向中央建议，派胡耀邦来四川担任第一书记。萧风回北京向田家英作了汇报，还写了一份一万九千字的调查报告——《四川情况》。其他司局级干部也都分别写了调查报告。然而，这时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政治风向变了。这次纠左的努力胎死腹中，廖伯康等人此后也被当地领导打成反党集团，遭受了长期磨难。直到1982年才彻底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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