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昆：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因素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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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昆：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因素概述（上）
发表于 2016 年 07 月 02 日 由 沉尽


1966年－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堪称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共产党政权的中国共产革命相比肩的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扭转了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轨迹。

文革作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社会运动，其涉及面之广，卷入的参与者之众，触及的各方社会层面之深重，对中国社会及国人的影响之刻骨铭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文革也是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在相当长的时期（几年）内脱离共产党铁腕控制的社会运动。在这样一场空前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中，各种利益群体、各色人群团体集合的政治热情都受到极大激发而作了充分的表演，都力图给文革打上自己的印记。于是文革也就表现为种种社会矛盾跌宕起伏、扑朔迷离、诡异多端、惊心动魄的矛盾演绎运动。

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运动，显然并非个人意志的结果，也绝非“骗子、疯子、傻子”互动的即兴滥觞。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必然具有其深刻的原因，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与时代背景等诸方面的原因。

本文将对造成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上述诸因素及其对于引发文革的必然性或偶然性影响加以分析阐述。

一. 意识形态因素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十九世纪中期，伴随工业化在西欧的实现，科学技术得到飞跃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根据科学理论预测而征服自然的能力。随着人类根据理性征服自然发展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自然不会安心于自己的命运再受那只看不见的手随意操弄，也必然会试图按照理性设计和安排社会发展的进程。于是，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勇敢挑战与人类不甘心于命运被操弄的雄心壮志。尽管在以后百多年的实践中逐渐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错误，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失为他那个时代杰出伟大的思想创新。

在奉行实证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被实践证明之前不会被多少人接受为真理，而仅是众多社会学理论中的一家之说。同时，由于西方经济较发达，工人也有一定的收入而对自身利益有较清楚的期待，不大会为了不确定的革命结果而牺牲可以预期的利益，加之资产阶级面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日渐愿意妥协以避免两败俱伤，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工人中缺乏号召力，终于无功而终。

东方的俄国与中国却都有崇尚理论的文化传统，容易被貌似真理的理论所倾倒，在中央集权的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一旦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所接受，必将聚合众多的仁人志士竞相为其折腰，无产阶级革命也就难以阻挡了。

在中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除了上述文化原因外，还由于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努力一直受到列强的挤压，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成就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不思改革、拒绝妥协，迫使被压迫的阶级别无选择，只有起而革命，成为共产党革命在中国成功的必要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朝的封建帝王统治后，由于中华文化“成王败寇”的对内最高政治准则而陷入了延绵不断的军阀割据与混战；同时由于外部列强的压迫与瓜分危机仍然持续增长，不仅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依旧发展空间逼仄而困难重重，民族危亡的紧迫性也不容等待中国的工业化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自然发展过程。于是，这些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外部国际环境构成了国人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而以苏俄之成功为包装的马列主义理论，显然也更符合崇尚“天理”（五四启蒙后，天理摇身变为“真理”）的中华文化对于真理的追求。而从马列主义为少数精英接受到演化成大规模的共产革命，实赖中国当时拥有绝对优势的统治阶级不断打压、赶杀共产党人之力。及至日寇大举入侵，民族危机，举国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得以深入敌后发展壮大。共产党高举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符合普世价值的大旗，并由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政府向国内外展示了廉洁、勤勉、民主、公正、为民的清明政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高估自己的硬实力优势（稍大于五比一），却完全忽略共产党的软实力优势，又一次拒绝让步、拒绝与愿意妥协的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不惜放弃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的主要战胜国所应得的胜利果实而执意发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放弃了改革政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后机会，使共产党及其革命有机会最终在中国胜利。

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更坚定了中共全面实践马列主义“真理”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本意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种种弊病，为人类设计了一条实现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追求的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这些普遍价值的必由之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达到社会成员在生产关系中完全平等，以计划经济消除自由竞争引起的经济失控及其造成的资源浪费。然而，由于马克思在创造其理论时错误地把剥削、社会主义这样的伦理概念引申为经济学概念，以至一概否定私有制而过分寄希望于公有制，结果在实际上其社会主义理论并不能尽如其愿。

首先，公有制其实并不公平。且不说无偿剥夺那些经由几代人的辛勤劳作而积累的资产在实际上打击了对发展生产力有贡献的人们，公有制下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仍不可能平等，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仍然不会平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公众所有，生产资料的实际操控权力仍然只掌握在少数权力拥有者手中。即便在公有制的经济单位可以不顾民主决策可能造成的经济活动呆滞，而实行充分的经济民主，但由于真正的明白人只能是少数，因此关键经济问题的民主决策结果很可能是错误的，却强迫曾有正确主张的人们承受损失。如果是国有资产的经济单位，决策是该单位当权者做的，获益则当权者受益获奖，受损则全国人民承受损失，因此公有制下存在着严重的责、权、利的不相适应，带来比私有制甚至更令人无法忍受的不公平。

其次，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作为国家行为必然反映国家的意志，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常常忽略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因此，在国家重视的行业获得强劲增长的同时，被国家认为位居次要地位的行业，则往往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而发展缓慢，造成产品紧缺而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甚至问题积累以至形成产品紧缺的危机。所以，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常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往往产品（特别是生活用品）匮乏以至发生经济危机。

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除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必然显现上述弊病外，在政治上也陷入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困境。

为了保证公有制下的公平，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与其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然而执政后的实践表明事情完全不同于理论，所谓人民的权力实质上仍然是以 “代表人民” 自诩的各级掌权者的权力，而且，由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缘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当局还掌控着社会经济活动与资源，其权力之大远远超出以往私有制社会的权力当局。这就引起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与所有的社会分工相同，负责社会管理与国家事务的社会权力机构或组织自有其内在的运作规律及其所追求的“经济性”优化目标，而这些未加改造的运作规律与优化目标，显然不会顾及被管理者的感受，甚至可能以损害被管理者的利益为代价实现最优化。这是产生官僚主义以致形成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也表明当权者从其分工的本质上讲，是天生排斥民主的。而公有制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权力当局，由于拥有空前强大的权力以及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社会主义权力当局不仅更倾向于排斥民主，而且也更有能力排除民主。
另一方面，由于公有制社会的所有经济单位或其它组织几乎都是权力当局的附庸，面对只有一个雇主的选择，人们显然不可能真正实行民主权力，而更倾向于放弃权力而履行假民主的表演程序。

因此，原本最需要也最应该发展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却最倾向于也最有能力排斥民主走向专制，这就使得官民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加激烈尖锐，甚至导致社会的崩溃。

事实上，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经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由于镇压被推翻阶级的反抗与颠覆而不得不实行专政，实施专政的成功，使权力当局因管理的最省力原则而倾向于把专政扩大应用于人民内部被当作心怀不满的异议分子身上，从而倾向于把专政的专制制度保持下去。

社会主义的专制倾向，还表现为强烈的思想专制倾向。这不仅由于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本来就需要统一的思想与其经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相适应，而且也可以在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苏俄与中国找到文化上的原因。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由于都存在崇尚理论、追捧真理的文化传统，一旦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追捧为真理之后，必然会“废除百家，独尊马列”，形成思想专制。

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出现思想专制的原因，除了上述政治文化的因素外，还有积弱百年的历史经验与复兴中华的强烈需求的因素。中国百年来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表象原因就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却表现为一盘散沙；而复兴中华的大业，必然是“一盘散沙不行，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更加促成了中共的思想专制。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上述这些固有理论缺陷虽然在各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不断有所呈现，然而在人们抱着理论自信、认准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真理的前提下，人们自然而然会首先想到，实践中出现的种种不如人意的问题应该是权力执行者的错误造成的，是权力执行者“思想不纯”的缘故，因为这确实是理论在实践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解决权力执行者的“思想纯洁性”就必然成为保障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选择。也就是说，在尊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为“真理”的前提下，该理论追求自我完成的内在逻辑必然会尝试通过改造权力执行者思想意识来解决该理论潜在的内在缺陷所造成的问题。

因此，当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革命在1949年获得胜利之后，不但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巨大惯性只有在社会实践中遭遇重大失败的阻遏才会出现转机；而且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这些由实践的失败引发的转机与奉为真理的理论相比，必然是微不足道的，而会从理论以外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实践理论的人那里寻找原因而解决失败的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地位及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自会构成导致文革必然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必要因素。

二. 政治因素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中国的经济则是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

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或称人民民主专政）原本是以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名义对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敌对势力（包括已经被打倒的和新生的）实行镇压，摧毁他们的反抗；同时也对人民大众进行适当的管理，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理顺各种人群间的关系，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保障和领导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正常运作。

然而，由于本文第一节中阐述的原因，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全面专制的政体必然倾向于对人民内部也施行某种程度不同的政治与思想专制。

在实践上，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意味着在政治上依靠一部分先进分子，团结教育大多数民众，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还意味着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澄清糊涂观念，批判错误的思想观念。由此，各级权力机构不仅按照政治表现、阶级出身和个人历史，也根据思想状况把民众区分为从依靠力量或先进分子到打击对象或落后分子的若干类别，以便于管理。这就在1949年被翻过来的阶级歧视之外，又增加了新的歧视 — 政治思想歧视。

共产党专制下这种对人群的政治思想分类划等管理，伴以公有制下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地位，使人们的一切利益直接与政治挂钩，而对经济利益淡泊，整个社会随之而成政治化的社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政治化社会中，民众极易为虚幻的政治利益所蛊惑而不遗余力地卷入社会政治斗争。

共产党领导下的专制倾向也必然扩散到执政党内部。党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认知分歧，本属人们不可避免的认知多样化之正常态，更不要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使人们在实践中遭遇种种挫败而形成截然相反的认知。然而，上述专制倾向不能容忍这种认知分歧，必欲除之而后快。既然无法以理服人，就只有压服，压服则不择手段，揭老底、翻旧账、围攻、批斗无所不用其极，认知分歧被上升为路线斗争。而在1954年处理高饶问题时，更由在苏俄吃过面包喝过牛奶的刘少奇把苏俄党内斗争打击反党集团的做法引进中国，首开极坏之先例，此后历次党内重大分歧皆以打击反党集团告终，以至党内斗争越演越烈，最终成为政治绞肉机。

很显然，专制的最高表现就是伴随个人崇拜的领袖专制。而在崇拜能人的中华文化背景下，这种领袖崇拜很容易发展成个人迷信。

上有政治绞肉机式的党内斗争，下有政治化的民众积极卷入政治斗争的巨大潜能，两者被中国社会一直未能解决的官民矛盾串连起来，外加高居于所有官民之上的领袖崇拜，就形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政治方面的必要因素。

三. 社会因素

抛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陈词滥调，共产党执政后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其实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在中国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共产党执政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自人类社会产生国家而出现政府或类似的社会管理机构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始存在官民矛盾。

在人类社会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政府、法制系统与军队等国家机器从属于强势的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国家机器的对内功能主要是镇压功能，因此官民矛盾不过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机器调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功能日益增加，以避免因阶级对抗而导致社会崩溃，国家机构组织在社会阶级矛盾中逐步趋向中立。与此同时，官民矛盾也就越来越摆脱从属于阶级矛盾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

官民矛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管理机构必然要遵行管理运作的规律，仍然力求实现其最优化目标，因而自然有其区别于人民大众利益诉求的自身追求。因而，就必然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也就是官民矛盾。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摆脱丛林状态，步入现代文明，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百多年时间内，通过宪政和民主，实现了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属于人民的政府，也通过政府运作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运作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官民矛盾。

中国则不同，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特别根深蒂固，在这种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机构和统治阶级特别强大，也就特别迷信其权力和镇压的能力而拒绝妥协，中国社会就仍然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阶段，官与民的矛盾也就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

中共建政后，原本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没有人民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因此社会主义的官民关系应该是最和谐的，官民矛盾最缓和。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机构组织仍然会产生官僚主义，官民矛盾仍然存在。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机构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并决定社会资源的调配，官民矛盾还直接表现成经济利益的矛盾，而不像私有制社会的权力机构一般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可以在社会的各种经济矛盾中保持某种中立。加之共产党自称是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民众的期望也就更高，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官员的损害也就更加失望、更多怨愤。

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导致民众与政府严重的经济利益矛盾。首先，公有制不公平，打击和压制了社会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先进人群；其次，计划经济强烈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而往往侵犯民众的利益，甚至造成灾难和生命损失的惨剧，比如，以1958年由薄一波提出的“以钢为纲”的经济发展方针主导的大炼钢铁、大跃进，最终导致了1959-1961年的经济大萧条和成千万人丧失生命的大饥荒惨剧。
2）公有制经济本身就增长乏力，加之领导经济活动的官员责、权、利严重不匹配，以致领导错误不断，经济建设损失巨大。而国家与政府向来都在经济收益中拿大头，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甚至出现十几年职工不长工资、农民不得温饱的现象。
3）政府掌控经济和资源的体制下，政治成为最高原则，官员行为必然在维护当局的政治利益的前提下，不择手段追求政绩最大化，而不惜损害民众利益。例如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吹嘘风，文革期间的煽动“三忠于”活动等。
4）权力缺乏制约，官员必然享受特权，腐败不可避免，文革前十几年民众生活的困顿与各地高官们的厅堂楼馆建设形成鲜明对照。
5）中共建政之初，为巩固新政权，用专政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反对新政权的旧势力，得到了甜头，也因此倾向于以专政的方法对待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把专政的方法延伸到处理任何官员的“眼中钉”，因而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6）中共向来实行阶级路线，1964年以后又以“不忘阶级斗争”为名进一步拧紧阶级路线的紧箍咒，增强了阶级歧视。
7）中共对民众的管理，向来使用把民众分等划类的办法，以便确定“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打击什么人”，所谓分清敌我友。1963年“四清”运动之后，更把在民众中分成从依靠力量到敌对分子的四类人等，更加重了政治歧视。

总的来说，官民矛盾就是官员脱离了人民群众。尽管毛泽东固执阶级斗争的思想，把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员错误地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时，确实抓住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


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历经多次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也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最终必然要诉诸于改造中华文化的文化革命予以解决。因此，官民矛盾就构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社会方面的必要因素。

四. 经济因素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失去了对自己土地的控制权，成了变相的“类农奴”。同时，中共当局在1956年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中国基本上全面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状况，加上当时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从此一概在权力部门的掌控之下，完全确立了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

这样的经济体制虽然具有集中调配资源办大事的优势，比如中国在1950年代初经济恢复之后，仅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1957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这种经济体制不仅缺乏活力并且效率低下，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就再难满足积弱百年的中国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而且这种经济体制往往是生活产品匮乏的经济，甚至发生产品匮乏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成员的无产状态以及失去了自身经济活动的主动权，人们缺乏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警觉而更关注政治利益带来的好处，导致社会政治化与经久不衰的政治斗争。

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这种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倾向于支撑专制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公有制所需要的民主政治体制。

在经济实践上，中国在1957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后，为满足百年积弱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人为地计划了经济大跃进，结果发生了计划经济的最坏危机，大跃进演变为造成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其后，经过几年调整，经济恢复增长，再次面临是因循苏俄的老路还是另创中国自己的高速发展之路，以及路在何方的问题。

以上各点表明，权力垄断的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满足积弱百年的中国高速发展经济的需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其总和构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经济方面的必要因素。

五. 文化因素

中国与西欧在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二者的社会发展过程大不相同。

环绕地中海的西欧各国各民族由于相互交流的需要，重视发展与完善有助于交流的机制与工具以便社会成员无需特别的技巧就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例如作为语言工具的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作为发展致力于思维的工具的哲学与逻辑学，作为帮助科学研究的学科分类，帮助解决数学问题的代数与几何分科等。久而久之，西欧文化中演进成一种重视工具与崇尚工具理性的文化特征，在艺术上就表现为重物的文化。

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华民族由于治水的经验与需要，延续了史前时代重视个人能力、尊崇部落领袖的传统，社会精英期望经个人修行得道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社会大众则企盼出现达到能够天人合一之境地的“圣明君主”或“天子”，甘愿俯首听命。从而在中华文化中演进成尊崇能人、重视人的技能而轻忽工具的文化特征，在艺术上就表现为重人的文化。

富有多样性而交流开放的西欧文化否认人可以修行得道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如神境界，因此最终创造出追求“真神”的宗教。西欧在整体上始终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制度却有很长一段政教合一的历史，其文化原因大凡可以归结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因子，西欧的社会管理与政治运作也必然像其他事物一样求助于具有“物”性的各色工具（用现代语言来说，软硬件都有），加之促进智力发展与思想交流创新的各种软硬件工具的助力，西欧社会在公元前5-4世纪就提出了以理性治理社会与依法治国以及公民社会的思想，并随之发展了共和、民主及晚些时候的人权等思想概念。因此，西欧文化是导致共和民主的文化，是有利于发展成现代社会的文化。

而富有历史传统、重视传承的封闭型中华文化（鉴于治水的历史经验）相信人必须遵行天道，因此崇拜“知天道”而“替天行道”的圣人、能人。另一方面则认为属于物的工具（包括程序、法规等软性工具）为人所造、为人所使，是从属于人的，人创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的能力的一种表现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崇拜能人轻忽工具的文化因子，中华社会存在呼唤专制领袖而轻忽社会管理工具理性的倾向，这样的中华文化特点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专制基因。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实行现中央集权制之后，中央集权制表现了有效管理落后的农业社会的优越性，因此，虽然秦王朝由于暴政仅历时14年即遭灭亡，秦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却延续至今。同时，与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相呼应，在思想上实行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以坑儒实现“不争论”，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争鸣大体上是争论而鲜有西欧思想交流的成分，独尊儒术仍然使中国思想界失去了最后一点“脱儒入新”的可能性。此后两千年，中国思想界除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儒术外，没有创生任何可以迎接工业化新时代的新思想，直至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

西欧虽然较早提出了理性治国的概念，但毕竟在人类智识发展的早期，理性竞争不过宗教，以至西欧经历了相当长久的黑暗、蒙昧的政教合一时期，直到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革命，欧洲才进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化追求天道、崇拜圣人与能人，从而在政治上排除了宗教的介入，中华主流社会没有发生过政教合一的黑暗时期。中国早期社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治理的概念，但是中国很早就实现了以社会精英的理性认识托天理之名治理社会，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比欧洲社会略胜一筹。中华文化的上述特点却导致领袖崇拜和个人迷信，也造成追求真理的执着，而中华文化的真理含义却是大不同于西欧文化的真理含义的。西方文化中的真理概念，其实是“真实”，或者是“许多人共同认可某种想法、主意或观念”，绝无接近“天理”或“普遍规律”之类的意义。而中华文化中的“真理”并非“真实”，而是天理的替代物，是“普遍规律”。因此，中华文化对真理的追求，包含着绝对信服的意义，具有百折不饶的意味。

中华文化崇拜领袖以至个人迷信以及执着信服“真理”的特点，则容易导致另一类蒙昧:崇拜、迷信能人的蒙昧和执着于“天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基本教义的蒙昧。这种蒙昧主义由于可以根据经验和某种理性不断改变迷信的对象，因而反倒是更难彻底消除的。中国的这种蒙昧主义，虽然历经1919年“五四”运动开启的第一次启蒙和五十年前由文革引发但至今未能完成的第二次启蒙，迄今为止仍未完全破除。

正是中华文化的能人崇拜以至于个人迷信，以及对貌似“真理”之理论的执着追求与实践，构成了导致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的文化方面的必要因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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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昆：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因素概述（中）
发表于 2016 年 07 月 03 日 由 沉尽
（接前文）

六. 文革发生的时代与国际环境背景

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全面胜利告终，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随后中国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斗争，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而老牌帝国如英法等受到二战的削弱，面对风起云涌的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不得不接受美国关于终止殖民主义政策的劝告，逐步退出殖民地。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绝大部分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成立了民族国家，其中很多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以及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天然盟友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达到其鼎盛状态。然而，物质匮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开始显露败象，三大问题困扰着社会主义：
（1）人民生活用品匮乏，生活水平改善缓慢；
（2）人民缺乏言论、出版、结社等诸多自由，人权常无保障；
（3）官僚特权阶层开始形成。

赫鲁晓夫从右的方面在苏联进行了改革，在农业上扩大垦荒和种植面积，推行小组承包制；在工业上推行“物质利益原则”，增加投入；在政治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对干部制度以及社会团体、群众监督等方面做了一些小打小闹的改变。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使工农业生产有所改进，但没有根本改变商品匮乏的局面，却引起了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弹，在1964年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勃烈日涅夫主政后，苏联的官僚权贵阶级的羽毛更形丰满。

自从1950年代末就与苏共发生分歧的中共领导人，鉴于赫鲁晓夫的失败以及勃烈日涅夫主政后苏联的现状，确认苏联通过修正主义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更坚定了中共原本就已选择的强化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方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即将公诸于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经受了非殖民主义化的冲击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中重新找到了自我，经济上开始引入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国有成分，政治上开始出现左派政党选胜执政，社会主义伦理观念逐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公认的伦理观念。西欧各国在二战后实行的福利政策，在两种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对抗与竞争下，获得了更强有力的动力，日趋完善成熟，最终成为福利国家。此时是西欧列强实现从丛林状态转化为理性状态的过渡时期。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民主这些人类长期追求的价值观，应该适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西方世界虽然早已在思想意识上否定了形形色色的歧视行为，但是各色歧视行为在社会实践中仍然不肯轻易退出。美国的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签署了人权法案，成为美国人权史上一件标志性大事，然而其后仍需经过十数年黑人及其它少数族裔与妇女及其它被歧视群体的斗争与努力，才出现了一个大体上摆脱了各种歧视的美国。

总而言之，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导致抗争与革命的年代。然而，革命的效果差强人意，在革命成功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旧有的阶级压迫与歧视被翻了个儿而仍然存在，又增添了更多的政治思想歧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社会主义伦理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旧有的阶级压迫或歧视经过逐步缓解而基本消失，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文化歧视以及其他各种违背人权的歧视则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因此，随之而来的七十年代则是转折的年代，是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转向稳定、发展与合作的过渡年代，是从抗争与革命转变为对话与妥协的过渡年代。是普世价值成为共识并逐步在实践中落实的年代，是人权逐步高涨的年代。

文革所处的时代也更凸显了以政治压制和歧视、以经济贫穷和和严苛的限制为特点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官民矛盾。文革所处时代，是人权开始高涨的时代，是西方世界开始消除各种歧视的时代，也是经济发展加速的时代，正与中国当时的现实相反。但由于在中共治下，中国社会已经政治化，加上公有制下民众没有资产而经济利益模糊不清，民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权益上。

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发生的。

然而，由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社会的巨大规模，中国社会在伴随世界时代潮流发生社会变动时，必然呈现巨大的社会惯性，仍然会顽固地力图维持阶级抗争与革命的方向，中国的社会转变需要转过一个大圈。

文革作为中国社会发生深刻转变时期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那些行将没落和被涤荡的、违背世界发展进步的旧事物，以及那些顺应世界发展进步、代表了先进与文明走向的新事物苗头，都必然在其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尽管前者因社会惯性的强大和面临末日的疯狂而往往压倒后者，但后者毕竟是代表了中国社会前进趋势的新生事物，必定会顽强地成长壮大，直至最后取代前者。

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以上所述思想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和中华文化等诸因素，以及躁动的时代与国际环境背景，都是导致文革在中发生的必要因素，使文革在中国的发生带有某种必然性。但还不足以构成文革在中国必然发生的充分条件（或称因素），尚缺少必要的一环将上述所有因素连接成完整的充分必要条件（因素）圈。那就是还需要一个非凡的领袖。

这个非凡的领袖，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和信仰，而且还得到他的同僚及下属敬若神明般的拥戴（即便利益受到损害，也不会想到或不敢反抗他们的领袖）。而且这一位被人崇拜的专制领袖还有绝对与众不同的一点，那就是，尽管近现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无一例外，都是依靠层级式的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统治的，这位专制领袖却不惧怕冲击甚至破坏自己借以实行统治的权力层级基础而敢于从下至上地整治官员群体。而中国恰恰出了这样一个“上千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

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总体来说，虽然绝对程度比以往有所缓和，但相对于当局自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所产生的预期而言，民众的不满却更强烈。

针对建政后中共官员脱离群众的问题，中共领导层自然会做出符合中华文化重人轻“物”的选择，那就是设法改造当权者，使他们自省自律，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使他们思想革命化。但由于轻“物”，并没有对权力运作的工具（程序、规则、制度等）下功夫，并没有通过必要且必须的“物”来改变人、训练人。先是依赖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解决问题，又扩展到开门整风，由于对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估计不足，党外的尖锐批评反而激起党内一片“狼来了”的反应，把个开门整风扭转成“反右派”运动，把集权专制的螺丝拧得更紧。然而却丝毫无助于避免官僚主义与解决官民矛盾，相反，每次大小运动之后官僚主义都变本加厉更加严重，官民矛盾更加尖锐，大概符合反弹定律，批评整治得越厉害，事后反弹就越凶。直至最终搞出不顾民众死活的“政绩工程”，造成千百万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惨剧。

终于，作为共产党人的异数的毛泽东省悟到，中国需要文化革命，使官员与人民都树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以解决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反而更容易发生官僚主义的悖论。毛泽东不顾自己统治基础的党和国家层级结构可能受到损害，决意通过由下及上的“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来整治脱离群众的各级官员。至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一历史的偶然性，终于结合以上各节所述的诸项必要因素以及背景因素，而构成了在中国导致文革的全部充分必要的条件。

以上各节所述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国际背景等诸因素的合力作用，恰恰得到了痴迷于平等之价值、执着于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又魄力超人之毛泽东的呼应，文革也就必然会在中国发生了，万事俱备，只欠一导火索了。

八. 中国的通向文革之路

在以上各节叙述的诸点导致文革的必然性因素与毛泽东个人特质的偶然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围绕着官民矛盾这一主线，中国从1949年到1966年走过了如下所述的通向文革之路。

如前面第三节所述，自从管理社会的国家权力组织出现之后，人类社会就开始出现官民矛盾，只不过在早期形态的私有制社会里，官民矛盾多为阶级矛盾所掩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下，国家权力机构就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不再与某个特定阶级存在利益依存关系，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民矛盾就与阶级矛盾互相剥离开来，成为有独立意义的社会矛盾之一。

在中国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里，社会生态一直停留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国家权力机构赤裸裸地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等有产者阶级的利益，因此，官民矛盾几乎完全表现为阶级矛盾。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建立了所谓人民政权，按照当时苏俄的斯大林理论，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与人民没有矛盾，然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很快通过1956年波匈事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认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尽管承认了矛盾的存在，但显然对矛盾的严重性还是估计不足。没有预料到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下可以发展到完全不顾人民利益而严重伤害人民的地步。因此，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比国民党时期有所改善，但相比中共的自诩与许诺所导致的预期而言，官民矛盾的相对严重性则超过以往。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中期实行了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党政权力机构的运作几乎覆盖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影响和触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民与作为权力机构的“官府”之间的矛盾增多，并且有越来越尖锐的趋向。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是由于权力机构工作人员错误的思想作风造成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因此共产党当局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的整风运动。这也很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重视人的思想品行与修为而轻视创设工具以规范人的行为。

但是，由于上面第三节中叙述的理由，产生官民矛盾的根源在于官与民在社会管理中处于不同地位，分工不同，官与民的关注重点以及追求的目标不同。因此，仅在权力运作者的思想作风上打主意，而不注重从权力运作过程的规范来保障权力运作的民意基础，只能在短期内发生效果，一旦恢复正常的权力运作，权力运作的执行人们还是要按照权力运作的自身规律追求最优化以及政绩效益，以致官僚主义照旧。于是就重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显然，重复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运动，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重复造成的疲劳效应以及自然滋生抵抗效应的增长，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运动在重复的过程中，效果必然是递减的。

因此，到了1957年，中共决定进行开门整风。然而中共各级当权者们完全没有料到民间积怨之深，批评火力之猛，以至于错误地判断成右派企图夺权，把一场共产党的开门整风搞成了阴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这不仅沉重打击了民间的参政欲望和参政热情，在全国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使中共各级当权机构获得了自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无干扰”“无牵挂”执政状态，并以成为右派的恐惧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现代迷信：每个党员都代表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只能服从，不可挑战。

积弱百年的中国要走的复兴之路，就算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被牺牲当作了铺路石，富有团体主义（或整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人为了美好的未来，宁可接受数以十万计的悲惨故事与不白之冤。

中国百年积弱，期望经济发展突破常规而以较高的增长率增长，人民希望早日实现民富国强、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既正常又正当。

毛泽东那一代中共领导人与人民的期望相呼应，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跃进。同时，对苏联的搞法颇不以为然的中共领导人，既出于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成功经验，又受到中华文化重视人的能动性的影响，提出经济建设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成就了经济建设的群众运动。

目前，很多学者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归咎于大跃进和群众运动搞经济。其实不然，经济大跃进是可以实现的，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经济腾飞时期，就实现了经济发展大跃进，连续十几年GDP的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中国改革之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也实现了连续十几年GDP的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无论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哪一个不是全民投入搞经济？岂不也是经济发展中的群众运动，只不过不是什么人特意领导与安排的，而是市场调动的罢了。

说到底，造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中国官场的特色。没有公有制，就不会发生1958年大跃进时那种拍脑袋似的资源调配而严重失衡，也不会发生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的情况，更不会让农民面临缺粮时产生“政府都搜去了，政府也就都会管”的幻想；没有计划经济，就不会发生资源调配忽略民生的严重失衡，也不会在粮食并不多的情况下减少粮食耕地面积并同时增加粮食出口，更不会把市场经济所固有的流动性剥夺殆尽而使社会失去最后一点自救能力；中国官场的特色在那场灾难中，集中表现为“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恶风，地方官员为了出政绩，迎合上级所好，浮夸粮食产量，争赶炼钢铁、办食堂、搞公社的风头，面对浮夸粮产导致的高征购恶果，不惜以反瞒产私分为名，强抢民粮、动私刑，以至直接致死人命（杨继绳学长的《墓碑》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导致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三年大饥荒，充分揭示了“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官员在为了党的目标而工作时、在对其上司负责时，可能在伤害民众利益的路上走得很远，甚至大量致死人命。

1958年初，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提出“以钢为纲”的经济建设方针，虽然薄的提法可能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为基础，但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国家要强大，首先要发展重工业，而钢铁是重中之重。薄的“以钢为纲”，直接导致了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了由于大量抽调农民炼钢铁而造成的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的令人痛心的结果，最终引致一连串的恶性结果。

鉴于1958年经济发展呈现严重失调，中共高层领导提出将经济计划安排由“重、轻、农”的次序改变为“农、轻、重”。然而，尽管最高层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发展应该首先考虑民生，但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是那些直接关系到国家力量的需求更紧迫更具体，而民生永远是可以任人挤压的皮球。因此，直到改革开放前，民生产品（衣食住等）一直匮乏，从未改善。充分说明“国家意志”总会顽强表现，不会以当权者的良好意愿为转移。

显而易见，三年大饥荒造成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无疑是中共执政以来权力机构对人民群众最严重的伤害。然而，共产党的专制权力系统比任何其它权力系统具有更强的危机管治能力。权力运作的黑箱作业与严格的信息管治，原本就把危机的影响范围减小到最小程度，共产党非凡的宣传能力与无孔不入的思想工作加上专政机器的保障，使官方叙事不容置疑。加之凡有人祸，中共的高层当局总能找到一些作风恶劣的官员予以惩治，于是再一次扮演救世主。危机得以渡过，但官民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在社会稳定的表象下日益积累，越趋深重。

中国三年大饥荒致死上千万非正常死亡的灾难，没有引起较具规模的社会动乱，除了由于中共超乎寻常的危机管治能力外，也由于中共执政十年来已经把中国社会改造成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人们误以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是政治利益，且由于没有个人资产而容易忽视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当几乎全社会都受到大饥荒造成的经济伤害时，人们倾向于宽容“好心”（搞大跃进）办了错事的政府。虽然政治化的社会对经济灾难的承受能力较强，但人们一旦认为政治利益受到损害，就会以“寸土不让”的态势进行维权，容易进入夺取权力的对抗，而经济维权通常是循序渐进的妥协过程。除非强势一方丝毫不肯退让，经济维权一般不会陷入对抗性的死结。中国社会的政治化表面上有利于权力系统管治社会的需要，实际上则为政治动荡蓄积能量。

大跃进遭致的经济失败再一次挑起了中共党内斗争。先是1959年庐山会议，原本是纠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左）的会议，由于彭德怀的一封信变成了反右倾。笔者认为，会议转向主要是由于彭德怀信中追究（中央一线）责任的含义，触动了毛泽东警惕中共分裂的神经，而采取了压彭保刘（少奇）的立场。反右倾的结果是左祸延长，导致三年大饥荒。随后，在1962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最高领导人中唯一没做自我批评的刘少奇在讲话时脱离讲稿，说了一番事先未向毛征求意见的话，对毛施压，似乎全然没有毛在庐山为其挡了彭一箭之事。刘的讲话也引起军队将领的不满，于是鼓动林彪出面讲了一番颂毛压刘的讲话。“军队党”与“白区党”再一次在党内显现出界限分明。毛泽东是否因此决定以林彪为接班人，不得而知。但毛因刘的讲话而感觉刘少奇的人品有问题，则应无疑问。此后，毛曾多次敲打刘，比如：在刘少奇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争执中支持江，多次提到刘的独裁，毛提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多项都是明显针对刘少奇的，讨论农村社教23条时两人更是发生了公开的正面冲突，直至文革。

在中共执政早期，官僚主义被认为只是官员的思想作风问题，而党内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只是认识问题，可以经由党内的批评自我批评与整风逐步消除，但事与愿违，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消减反而越演越烈，各级官员的特权也越来越多。加以苏联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级的现实警示，毛泽东可能开始认为官僚主义 ˗ 亦即共产党当权者脱离群众的问题 ˗ 应该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被推翻的资产阶级通过其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对抗无产阶级的反映。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与中共建政后多年形成的对党的决议“各取所需各为己用”的情况一样，“抓阶级斗争”也成了“各取所需各为己用”的绝妙机会。彭真、安子文掌管的清查工作，以清查高饶集团为名竟然瞄上了林彪，多次对高岗遗孀施压，要其交待高岗与林彪的来往。一时搞得林彪、叶群极为紧张。这背后与刘少奇有何关系，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应该不会满意。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社会贱民的地、富、反、坏、右与资本家，甚至他们的子女，再次成了“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不但再次加强了他们的贱民标记，而且把阶级路线的螺丝又拧紧了一圈：1964年的高等院校招生，首次公开宣布实行阶级路线，大批出生“成分高”的青年学生失去升学机会。中共自从土地革命时期就确立了依靠工人、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但在实际工作当中，对中农或富裕中农以及地富的子弟还是与工人、贫下中农一视同仁，以便调动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一次，却是在阶级消失的过程中强化阶级歧视。

1964年高考招生公开实行阶级路线的直接结果，除了上述强化阶级歧视外，就是触发了干部子弟进一步寻求特权的冲动。高级干部子弟当中本来就存在一种优越感和“革命接班舍我其谁”的想法，并认为其父母革命有功，工作又忙，学校有责任为他们的学习成长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多地照顾他们。高考招生实行阶级路线对干部子弟来说，也就表明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对学生实行阶级路线，例如发展党团员，任用学生干部等。一些中学的高干子弟甚至成立了类似贫协那样的组织，秘密开会，讨论学校领导执行阶级路线的问题，从学校实行阶级路线的情况出发，挑战学校党的领导机构。例如笔者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1964年秋季下半学期，学校党总支准备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校党总支原准备发展的第一位学生党员是一位知识分子家庭出生而品学皆优的女同学，我校的高干子弟们知道后，认为校党支部没有贯彻阶级路线，于是由几位高干子弟同学牵头组织了仅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以及工人与贫下中农子弟参加的秘密组织，号称“贫农团”，他们经常在确定的时间一起从教室里或操场上消失，秘密开会、质疑学校是否执行了阶级路线，并进而认为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刘超（文革中，刘少奇曾专门对批斗刘超做过指示与讲话。）有“走资派”之嫌。学校党总支很快就向“贫农团”低头，把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同学改为三名干部与工农子弟，以后又分批发展了多名高干子弟入党。但仍然无法缓和“贫农团”的攻势。甚至在北京团市委多次对他们做工作之后，非但没有平息“贫农团”的斗争，反而引起其中一些骨干分子对北京市委的怀疑（这应该是在彭真讲了“重在表现”之后的六五年春）。直到后来团中央领导人（大概是胡克实）直接与他们对话之后，才算平息下来。完全是后来文革初期北京各大中学校高干子弟造反的预演。

也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后，于1963年开始先在农村后扩大到厂矿及企事业单位，进行“四清”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开展阶级斗争。这当中，在1965年初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教23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中矛盾的性质问题发生激烈冲撞，毛泽东认为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并首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回避两条道路的矛盾，认为是多种矛盾的交叉，并且极力反对走资派的提法。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否定走资派的提法，却在他主持的四清运动中对基层干部实行残酷斗争、严厉打击；毛泽东力主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但却反对对基层干部的严厉打击与残酷斗争。

在这一段时间里，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已经从大跃进导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要不要放弃跃进式的高速经济发展？如果不放弃经济高速发展，又应该如何实现高速经济发展呢？

在政治方面，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日益积累的官民矛盾。虽然中国的权力系统具有效力强大的管制社会及民众的能力，但这个管制系统越来越多地侵犯民众的权利，比如剥夺了民众迁徙的权利，剥夺了民众自由择业的权利，剥夺了民众的言论自由与获得信息的自由，也在实际上剥夺了民众参政的权力，这个管制系统甚至赋予当权者利用专政工具对不听话的民众施以惩罚的权力。因此，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存在的官民矛盾，并没有因共产党革命的成功而完全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而社会主义制度显现的弊病，都与社会主义权力的官僚化有关。那么，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形成苏联已经产生的官僚主义者特权阶级（或称走资派阶级），消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权力机构的渗透与腐蚀，把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无论出于中华文化重视人（为官者）的思想品德与能力而轻忽作为“物”的施政工具的特点，还是出于社会问题一定要解决的革命逻辑 ，中国的官民矛盾问题都在呼唤一场文化革命。

作为共产党人中的异数，毛泽东放弃惯常的自上而下的整治，选择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揭露共产党权力当局的阴暗面，通过文化革命清除旧文化与思想意识的影响，通过“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防止当权者脱离群众。

随着中国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在那不安分的年代里不断累积，社会表面平静的下面萌生的躁动正蓄积着能量，作为共产党的异数的毛泽东对执政情况的不满，几乎达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尽管毛总是说“成绩是九个指头”。毛决定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正当毛泽东在水中摸索时，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给了毛过河的石头，成就了“伟大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突破了中共执政当局对聂元梓大字报这类事件的处理常规（不见报，不广播，内外有别等），公布了这张针对北大陆平的大字报，竟然引起北京以至全国那样强烈的反响，引起全国范围的官僚机构象多米诺骨牌那样的崩溃（足见官民矛盾积怨之深、累积之重）。文革爆发，并终致“全面内战”。

（未完待续）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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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昆：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因素概述（下）
发表于 2016 年 07 月 04 日 由 沉尽
（接前文）

九.多种社会力量角力文革

文革的动力出自两部分，一部分出自上面，就是毛要整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缓和官民矛盾。另一部分出自下面，群众不满官员的特权，要争取自身权利。但几乎所有的人对当时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都估计不足，都没有料到一旦群众被赋予批判官员的权力，竟会把怒火延烧到几乎所有的官员。

毛泽东批注发表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激活了中国社会原已酝酿着的躁动，以后历经工作组的管控与压制、批判工作组、八月红色暴力、接见红卫兵、大串连与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一系列的冲击与较量，终于把文革的冲击波传到了几乎每一个角落，把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都搅动起来了，形成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及至1967年，更发展成“全国大乱，全面内战”的地步。

既然“文革作为几乎涉及中国社会全社会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 ，各种社会力量必然要在文革中充分表现自己，力图以自己的面貌推进或阻止文革。因此，文革中发生的各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物或事件，有些可能是顺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有些则可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前者不应否定而应进一步予以推进，后者则应予以否定并找出其根源与后续，以便杜绝其今后继续危害”（见拙文《否定文革面面观》，载孙怒涛编著《良知的拷问》，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版，203页），不但不能以非黑即白的观点评价文革，甚至即使“两种文革”的观点，也不能揭示文革的复杂全貌。

下面笔者将按照文革时各种社会力量在文革中的出场顺序，对其文革作为做一简单评述。
（1）红二代大中学生
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开广播之后，北京和其它一些地方大中学校的许多红二代子弟首先登场，一般都是先由学校执行阶级路线不力发轫，北京的红二代则更多了一重追究校领导与“彭真集团”黑帮关系的攻击，由于彭真曾经在讨论社教23条时站在毛一边，并在1965年春节讲话重申阶级路线要“重在表现”，彭的倒台，显然解了他们的心头之恨，更激励他们要把阶级路线这颗螺丝拧得更紧，以获得更多特权。工作组进校后，他们成了当然的左派和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工作组受到毛泽东的否定并撤出学校后，他们作为工作组留下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执掌学校的权力。 随后于1966年8月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刘少奇，特别是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北京中学的红二代红卫兵发起制造了红八月的“红色暴力恐怖”，表现了令人发指的残忍与兽性。有理由认为，1966年北京的红色八月暴力是由少数了解中央内情的中南海红二代出于对批判工作组及其父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弹而发起，在文革的氛围下借助十七年对青少年的阶级仇恨毒化教育影响而泛滥成灾的（见拙文《否定文革面面观》，载孙怒涛编著的《良知的拷问》，194-197页）。北京的红色八月暴力的榜样作用更是流毒深远。这些人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高潮后，逐渐退出文革历史舞台，到1966年12月北京市民粉碎“联动”组织时相当数量的红二代被收进监狱而告终。
因此，上述红二代群体（这里应该声明，有许多红二代在文革中与上述红二代保持了距离，更多地显示了理性，不在本文所述之列），无论是文革乍起充当文革的先锋，还是批判工作组后在红色八月暴力中“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以便“断送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内为陆小宝校友1966年8月的一张大字报语），其目标都是进一步强化阶级歧视，捞取更多的特权利益，这完全是背离社会进步方向的，表现了没落的阶级对抗时代的最后疯狂。而他们在1966年暴力红八月不惜以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震慑群众以避免文革烈火烧向他们的父辈，更是有悖于人性，背离人权高涨的世界潮流的。
（2）当权派的主流
包括上自刘少奇、下至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的大多数当权派，一方面对毛泽东虚与委蛇，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赞同“516通知”与“十六条”等指导文革的文件；另一方面却继续十七年来矛头向下、整治群众那一套，或者把群众分类排队，从中抓右派、游鱼，或者把专家学者包括“十六条”明确规定应予以保护的有贡献的专家抛出来，组织群众围攻批判，甚至把自己的战友、同事抛出来以掩护自己过关。他们大多数在文革中终究难免被夺权、被批斗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后来落实干部政策以后陆续被启用，文革结束后则全部复出。无论何时，只要他们重掌大权，一有机会就会反攻倒算，包括对那些在文革中较早站在群众一边的领导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因此，上述当权派的主流（不包括少数开明的当权派）注重的是他们的权位，为了权位，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习惯于黑箱作业、高高在上，习惯于对群众分类划等、固化看待。虽然他们很清楚党的政策，但为了政治利益，他们可以突破任何政策底线。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平等公正的价值观，背离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发展方向，他们的人格也不值得崇敬，他们不是人权的守卫者，却往往侵犯人权。
（3）支持文革的当权派
这些人的大多数表面上支持文革，其实更主要的是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以便在党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实在骨子里是不赞成文革的，比如林彪及其军系人员，比如周恩来及其政府系统中未受冲击的干部。但林和周有所不同，林在文革中除了与自家系统利益有关的，一般采取冷眼观望的态度，只在表面上与毛保持一致；周则除了紧跟毛之外，也以自己的全面投入，一方面推动文革争取毛所预定的目标，另一方面则尽量减少按照常识可以预见的损害。他们与其它当权派一样，熟知共产党体制的特点，深谙应付毛之道。他们有能力在像是严格执行最高指示的表面下扭转方向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得到毛的认可。比如抓516，就是先由少数人渲染，得到毛的认可，然后他们全面投入，对造反学生实行全面的清算。比如所谓毛对蒯大富的抛弃，就是迟群、谢静宜等人先把蒯大富做成铁案，毛只有接受而别无他法，从而改变“不要再整蒯大富”的初衷。
因此，这些支持文革的当权派虽然有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一面，但这些多半出自紧跟毛泽东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制度、规则与程序的保障，因而是靠不住的。他们同样更注重政治利益，忽视人权（红八月暴力肆行时，他们也没有出面制止），他们维护的仍然是阶级专政的旧时代。
（4）保守派群众
在中国的“忍”文化熏陶下，中国社会总有大量安于现状的群众，特别是中共执政之后，绝大多数工农群众和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因此很容易接受共产党十七年来的宣传教育，认可权力当局管制群众的各种手法，包括阶级路线、政治思想上的分类排列等之类的固化歧视做法，他们也必然很注重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因而当造反群众挑战当权派时，他们或会自动、或被组织出面围攻造反的挑战者，往往成为当权派利用的工具。十七年来的阶级仇恨教育对他们影响颇大，他们在两派斗争时容易接受对方坏人多的偏见，甚至以为正义在手而大开杀戒，比如1966年8月红色暴力风潮中发生的北京大兴县灭门屠杀惨案，1967年夏秋之际发生的湖南道县屠杀事件，1968年广西发生的以剿灭“422”为名的大规模屠杀事件 ，都是在一些当权派挑唆组织下由一些工农基本群众实施的。
如果说，保守派群众反对“打倒一切”式的对当权派的冲击，是出于常识与社会稳定的正确之举，那么，他们在消灭阶级敌人的挑唆下施行“阶级清洗”，则是把社会拖向倒退的犯罪行为。
（5）造反派群众
真正称得上“造反派”的，只有那些在文革初期勇于挑战当权派的权威、批判当权者并因此受到当权者打击的少数先驱分子。本文为了避免把人群分得过细，使用“造反派群众”概念，把造反派与拥护、追随他们的一般群众包括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共同点是对现状的某种不满，有些人可能由于在当时的管制体制下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虽然自己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不认同当时的管制体制；有些人则不认同“党员或党的基层干部就代表党”的现代迷信；有些人则认为群众应该有参与权，有权考察当权者是否代表了群众的利益，有权对当权者提出疑问与批评。
因此，造反派群众挑战当权派的造反运动表现了他们维护和追求自身权力的欲望以及对民主的要求，是符合当时世界上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的。他们对当权派的造反行动突破了对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现代迷信，成为国人摆脱十七年来当局铸就的思想牢笼、重新找回独立思考与思想自由、实现二次启蒙的先声。
然而，由于十七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毒化作用，由于十七年的“废黜百家独尊马列”，他们不具备完整的人权思想，也不会产生突破性的新思想。因而，他们的行为方式难有突破创新而多为对前事的模仿。以至在批斗当权派和后来的两派斗争中，也常有违反人权的行为。1967年1月夺权后，造反派掌握了权力，也开始出现当权者脱离群众的通病，造反派内部由于观点分歧终至分裂。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人们往往把政治利益误认为最高利益而不肯退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的专制倾向，造反群众内部的两派分歧不能通过民主的程序加以解决，以至最终在组织上分裂成两派，甚至直至刀枪相见。
（6）工宣队、军宣队
在被誉为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 – 中登上上层建筑舞台的工宣队、军宣队，实则是在“伟大的战后抚慰” 时才被正名，成为“领导一切”的领导力量的。工宣队进校后，先是把学生老师等管起来，办学习班，斗私批修。然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组织学生和教师围攻那些所谓有或可能有历史问题的教职员工。接下来又组织毕业留校的学生与教师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1970年秋开始大抓“516”，对曾是文革骨干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又一轮清算，几乎所有文革中的活跃分子，或被抓回学校整肃，或在当地就地整肃，遭受非法关押或被限制人身自由，被迫反复接受批斗，造成文革中又一个逼死人命的高峰期。在8341部队领导的工宣队主政时期的清华、北大，作为执行政策的全国样板，在这一时期内逼死的人命（包括因工宣队送材料在外地整肃致死者）超过文革其它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总和。
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新思想，只能仿效曾经成功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由于自身遭遇，容易具有反智倾向。1968年曾经在全国泛滥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的例行仪式，“三忠于四无限”的效忠表态，“三敬三祝”的会议开场式，如痴如癫的“忠字舞”等等反智、落后愚昧的东西，就是经8341部队在北京针织总厂支工的领导首倡（见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页），迎合了各地各单位执政者在个人崇拜的政治氛围下追求政绩的需要，得到各级革委会以及驻学校的工宣队认可和提倡，几致把中国搞成一个邪教的大营地。
由此可见，工宣队、军宣队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把文革初期曾经推倒了的文革前十七年管制知识分子的那一套重新复辟回来，只不过换了一副面孔，让工人出面，以使知识人时刻谨记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的原罪。因此这一群体的所作所为，都是背离时代前进、背离社会进步的方向的。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各主要群体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背离时代前进、背离社会进步的方向的。造反派群众虽然在争取自身权益、要求民主方面符合时代前进与社会进步的方向，但由于他们的时代局限性，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当他们拥有权力，可以实行民主与维护人权时，他们却犯下了与他们的压迫者同样的错误。

这也说明，文革主流显现为一个即将终结的时代企图继续延续的尝试，由于这一尝试仍然依循原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也就注定不会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新的时代。因此，文革应该被否定。但是，文革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十. 毛泽东的文革猜想与中国必须的文化革命

既然文革主流表现为一个即将终结的时代企图继续延续的尝试，文革就注定要失败。文革的失败不在于以军事政变的形式结束了文革，而在于文革无力建立新型的官民关系，在于文革试图通过整治人们的思想意识来约束权力、解决官民矛盾。

上面第五节中对中华文化导致文革必然性的讨论中指出，中华文化中的重人轻物和追求天理或真理的特点，直接表现为崇拜领袖以至个人迷信和执着信服“真理”的特点，在政治上导致呼唤专制领袖而轻忽社会管理工具理性的倾向，在文化上则导致崇拜、迷信能人的蒙昧和执着于“天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基本教义的蒙昧主义。显然，中华文化因其专制基因导致的这些缺陷，是长期以来阻止中国社会进入以民主、法治与人权为特征的现代先进文明的终极原因。所以，中国社会若要步入人类当今的先进文明，中华文化的专制基因必须经过文化改革（或文化革命）加以改造。

毛泽东似乎猜测到了中国需要文化革命，然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设想仍然因循中华文化重人轻“物”的传统，仍然着眼于人的修炼，而没有借重于各种权力运作与监督工具以保障权力运作的过程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一目标在于人的、特别是当权的人的文化革命，在一个政治化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异化为政治革命，而其建立的新型政权徒有形式之新而不会有任何实质之新。因此，完全达不到本来应有的改革文化的目的。

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对于干部中走资本主义道路者，是否称“派”的分歧，亦即，刘采取类似斯大林的态度，否定脱离民众的当权者与民众的矛盾属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矛盾），却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置严厉、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也是也是斯大林那一套）；毛则执意要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意指“走资”并非各别个人之事，而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起来则从宽。相比之下，毛似乎注意到了人的因素之外的因素，因此个人的错责相对就轻了。

再者，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尊法批儒，及其一以贯之的崇法情节，且法家确实是中国古代百家思想中最接近工具理性的思想。那么，在毛泽东提出文化革命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意识到重人轻物的中华文化需要革命性的改变，移植接受西欧重物的文化基因呢？果如此，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虽然由于因循中华文化的重人轻物传统与政治化而失败了，但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文革归结为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革命性转变的猜测。而这是从中国最高当局到底层百姓都应该把毛的猜测变为行动，改革我们的文化，对中华文化进行崇尚工具理性与重“物”的转基因工程。

这里说的改革我们的文化，应是不折不扣地改革文化，绝不要有丝毫的政治化。一是继续并完成文革至今的第二次启蒙，破除任何领袖或能人迷信，破除对冒充真理的理论信仰；二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培养树立崇尚工具理性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提倡“从我做起”，坚持不懈。具体地讲，至少有以下诸点可以实施：

（1）改换单纯依靠思想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等着眼于人之修养的思路。强化权力运作程序、法规、制度等的建设完善，及其严格执行与监督；
（2）社会权力机构的运作程序、规章制度应予公开并严格遵照执行，各级当权干部及权力机构组织都应力争成为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秉持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的社会表率；
（3）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单位，如工厂企业、学校、医院、街道社区、政府机构等，都应以公民组织要求、建设之，都应尽到公民组织对社会的义务和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本组织成员进行公民教育，特别是结合本组织运作的各种法规、制度及程序培养组织成员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
（4）教育要从孩子开始，在中小学开展公民教育，特别注意从小培养学生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
（5）鼓励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秉持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的各种社会行为，反之则应受到批评，形成社会舆论。

如果我们从现在做起，伴随着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概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无须经过革命，中国专制传统的文化基因就会被转变，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也就会瓜熟蒂落，和平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社会就可以步入世界先进文明了。
结束语

文革结束近五十年了，但中国社会对文革的反思仍然远远不够，仍然为那个还乡团式的文革结论（或称“历史决议”）所羁绊，把文革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错误，认为文革只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认识、错误决策而发生的偶然性灾难。正是由于这个还乡团式文革结论的羁绊，国人没能从代价巨大的文革浩劫之后获得应有的收获，造成在中国发生文革的种种因素仍然存在,有些甚至还更加恶化了。

本文的分析表明，文革在中国的发生有其因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所造成的必然性，也有其时代和国际环境的印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尽管是导致中国发生文革的极其重要的必要因素，仍然只不过是导致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偶然因素，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有“X”泽东来弥补这一偶然的必要因素。

在上述导致中国必然发生文革的诸般必要因素中，中华文化中重人轻物与执着于“真理”的特点显然扮演者最关键的作用，其他各种因素诸如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等，在其他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都存在，但是没有一个发生了中国文革这样的社会运动，盖缘于这些因素只有在上述中华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才会发展至导致文革的程度。

毛泽东领导的文革之所以失败，固然与混淆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目标有关，更加根本的原因则是毛泽东的文革依然是因循中华文化重人轻物的传统，不但不可能对中华文化实行必要的改革而达到文革原本应有的目标，而且由于未能基于工具理性构建社会及其权力机构并以工具理性和程序正义训练新人，而依然仅从权力机构的人员组成以及当权者的思想修为着手构建“三结合”的新式政权，其结果必然是“新”政权徒新其名而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断语可谓正确），以至由文化革命“异化”成的政治革命也必然归于失败。

其实，上述文化因素也是致使中国至今未能完成启蒙运动而仍为落后的意识形态所累的原因，也是中国无法实现民主法治与尊重人权的先进政治体制之根本原因，更是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自1949年以来无从根本解决的主要原因。所以，改造中华文化中重人轻物与执着于“真理”的特点，而吸收相应的西方有益文化，一来必可从根本上断绝发生文革的可能，二来将可为实现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先进社会铸就文化基础，使中国社会早日步入人类先进文明。

因此，当下中国，既事半功倍又一举二得者，即是改革中华文化的传统专制基因，从小处着手，从社会的每一个基本元素做起，滴水石穿，经一代人的努力，中国社会必会赶上世界先进文明。

（全文完）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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