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替完结篇：那个疯狂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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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百替，祖籍四川，1948年生于北京，文革前，为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1967届高中生毕业生。他出生时，父亲正在南京坐牢，故为其起名李百替（英文Liberty谐音，意自由）。1949年之后，其父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他自幼年起，便与“西苑机关”（原中共中央调查部）结下不解之缘。文革初期，李百替较早写出了批判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后反对血统论的对联，终因其父亲曾坐牢等历史问题被打成反动学生，在“红八月”中受到红卫兵的迫害。他因此给周恩来、康生等人上书陈情，后受到接见，并指派他参与了首都中学红代会的筹备工作。之后，他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委员，并且担任过海淀区革委会常委、人大附中革委会副主任，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组织四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文革中的“四三精神”，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上山下乡后，他因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夺，被县革委会拘留了4个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使其震撼并开始对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反思，遂因为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5年。后又由于拒不认罪，再被加刑2年。刑满出狱时，却意外地被告知,此案为错案。李百替回到北京后，先后在海淀区人防和中国佛教协会的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由于家世的关系，他作为“西苑”子弟，又与“西苑机关”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


那个疯狂的年代


文革初期，在人大附中也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我在人大附中是高二（4）班，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宁志平。他是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父母原来都是农科院的，搞水稻研究的，那时候支援地方，他父亲主动要求到了天津静海，在一个水稻研究所工作。宁志平很好学，自己搞个收音机什么的，理工科学得相当好，脑子也很聪明。但是他不拘小节，生活上很邋遢。他思想也很活跃，好奇心比较强。可是他父亲在解放前，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因此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打成另类。到8.18前后，因为属于黑五类，宁志平也被打了，而且打得很惨。这把他逼急了，他公然在班里说：林彪不是好人，站在毛主席旁边贼眉鼠眼的，肯定是个定时炸弹。而且他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这样讲。所以，他一下子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候还没有《公安六条》，就是所谓的群众专政，红卫兵们就开始揍他，打他。


我那时在北京市还能有几个地方东跑西躲。他更可怜，在北京没有个落脚的地方，除了学校宿舍，就是去天津。可当时他爸那种处境，又不能随便回去。这样打来打去的，还被高中的红卫兵王X那帮人，把他的耳朵割下来了。当时好多人在旁边站着看，大家都作证，这耳朵是王X割的。当时他们也是下狠手，连打带骂带吊的，人也跑不了，也没人敢帮着说话。可他怎么会想到去割人家耳朵呢？可能是最后打得无聊了，就割耳朵取乐。结果，好多同学看不下去了，这还是红卫兵吗？！当时在场的张保庆等人于心不忍，在学校里怎么能割人家耳朵呢，当时就从现场把他搀到海淀医院。张宝庆也是红卫兵的，不过这人挺好，非常仗义。到了医院，医生就把宁志平的耳朵缝上了。缝上了以后，红卫兵还是把他押回来，又打他，把缝上的耳朵又给扇掉了。


之后，宁志平感到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晚上就从人大附中高中楼的二楼跳了下去。好在没摔死，但跳楼以后摔断了一条腿，现在还是个瘸子。后来据宁志平说，耳朵没有完全被打掉，还长着，但已经不全了。


后来我做了红代会的代表后，我们班的同学都说：你首先要向中央文革反映的，就是咱们班的这件事，太惨无人道了，光天化日之下就这么做！我后来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会上，每次让我发言，这个事免不了都是一个话题。江青对这事特别有感触，几次表态说：太残忍了，这事一定要严办。后来处理联动这事过后，江青也就不提这事了。


但是，后来宁志平对我就很有意见，可能认为我没有在中央文革那里卖力说这件事。几十年过去了，直到去年他在反思过程中，看了很多东西，慢慢才明白。当时整个势态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我李百替想说就能够办到的事。前不久，美国的王友琴到北京找我，我就把宁志平的电话告诉她了。她当着我的面给宁志平打电话，宁志平电话里把这个过程讲了。他具体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但是王友琴挂了电话后告诉我：宁说的过程，和你说的内容差不多。但是宁志平说，他的耳朵还是在的，后来没有打掉。他跟王友琴是这样讲的，所以王友琴说我这一点说得不准确。我说：那你以宁志平说的为准吧。不过，现在他的腿是瘸的，耳朵还是残缺的。这是事实，因为他后来插队跟我都在汾阳的一个公社，有时候能见到面，这些是可以看到的。但他为什么对王友琴这样说，我就不知道了。


宁志平原来总过不去这个坎，现在还好一点了。因为后来生活的状况好了些，他虽然残疾了，但他在社会上仍然还有地位，大家都承认他。但是这个心结，亲身经历的和旁观的还是不一样，无论如何我没有受到他那样程度的迫害。王友琴在去年写的文章里提到宁志平这件事了，我当下就给宁志平打电话。他觉得很奇怪，我多少年不跟他通电话，而且他对我也有怨气。我说：王友琴的文章写了你那件事了，这事还是要说的。他挺高兴的，要按他自己是不敢再想这事了。这次，我跟王友琴当面谈了这事，她马上跟宁志平通了电话，还刊登出来了文章。宁志平挺高兴的，至少他觉得还有人惦记他的这段悲惨遭遇。






文革中，人大附中还死了一个老师，杨俊。王友琴本来是为这件事找我的。我最近了解了一下，当时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实中学老师哪有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又有人说他家里有国民党的背景，也有人说没有。他当时教初三，可能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有人恨他吧。据同学们回忆，他不是被打死的，据说是被打得体无完肤，晚上自己上吊了。但是，死因还是因为被打得受不了了。


人大附中文革初期，还打死了一个从校外抓到的女流氓，据说是“九龙一凤”的那个“凤”。她就是在那次和我一起在操场跑圈的过程中被打死了。我记得她是被当场打死的，我当时在操场还继续跑呢，她已经被打死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了。我看见尸体了，就在我眼前。我觉得她有20岁左右，梳着辫子，个子挺高，是个长得挺漂亮的女孩。她是我们学校红卫兵在海淀镇，一个叫什么老虎洞的地方抓来的。那次打她打得很重，比打在我身上的棍子肯定要重多了。那时候学生们对流氓这种人是不能接受的。


结果，她就这么被乱棍打死了，打人的人也不一定都是红卫兵。我觉得可以跟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的那个事相比，就是你分不清是谁落下的棒棍了。这次在操场跑圈打人，肯定是红卫兵组织的。但非红五类的学生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打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向红五类表示，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打我的那些人中，有高中的，也有初中的，还有我们年级的同学。而且我记得很清楚，非红五类出身的有，甚至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也有。


在那个年代，这是比较真实的。王友琴可能把这个，完全归结到老红卫兵身上了，当然主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他们，但应当说不是全部。这种事没有办法细化，怎么细化？只能说个笼统、大概的趋势是什么。你要想细化，这个事是做不成的。你做细化，只能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西方的文化就是这样的，A就是A，B就是B。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这个。那些想投靠红卫兵的出身不好的学生，红卫兵不要他们。这些人有什么过错吗？没有。所以，他们心里纠结。我们挨打的人，心里也很纠结。反过来，如果换了我是他们，也可能是这样的，连享受做一个奴隶的权利都没有了。我觉得我们过来人对这种心结能理解，但是现在的人理解不了。你小子是黑五类，怎么也动手打人呢？说不过去啊！


当年和我对立的红卫兵和红旗的一些同学，包括前面提到的张保庆。文革以后，尤其是最近两年，跟我关系都很好，老是对我说：那时候批斗了你，对不起你。我说：算了，那还说得清楚吗？我早就原谅了。现在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一块玩一块玩。我向他们了解当时是怎么打死老师的，他们马上会给我回电话。当时自己在什么位置上，谁在场，谁可能还知道这事。忏悔之心、救赎之心人皆有之。时过境迁了，真正心里一点忏悔意识都没有的那种人，毕竟是少数，而且这些人也必将背负着心灵重负而无法自赎。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不给人台阶下的人，跟他们永世不来往了。相反，我们班的同学，也就是原来红卫兵的人，他们的聚会我都参加，反而倒是我们这派的人聚会不起来了。


本文摘选自《往事与尘埃》，米鹤都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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