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国：我的过去

yangharrylg

查建国


   ┌────────────────────────────┐│　1998年11月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成立时任副主席、　││　1999年７月30日被逮捕、8月2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　判刑９年的查建国先生，最近从狱中陆续通过他给女儿的信　││　件，送出一系列的《我的过去》的文稿。结尾部份被没收。　││　　　　　　　　　　　　　　　　　　　　　　　　　　　　││　我们给全文加列了小标题以方便阅读，并以他给女儿的一封　││　家书作为本文的楔子。希望大家在关怀、推动中国民主化的　││　同时，别忘了我们狱中还有不少象查建国这样的为民主坐牢　││　的志士。　　　　　　　　　　　　　　　──洪哲胜编按　│└────────────────────────────┘


   楔子：一封给女儿的狱中信


   亲爱的红儿：


   今天是12月8日，还未收到你的信。上月20日你在麦当劳写的信还放在我上衣兜里，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其实信也不在多，你每月给我一封即可。我经常拿出来看看也就象和你在一起了，心里就充满了温暖。



不知你出国事可有进展？行否？按古训：父母在不远游。但时代不同了，世界也是一个“地球村”了，在哪写信都方便。总之，不要多考虑我，多考虑小家，而应放眼未来。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学习是竞争中最大的手段与资本。你前途好。宋俭、我大家也都好。


   这月接见12月25日。如方便，请带一个塑料盆（比一般洗脸盆稍大）洗衣服用。这的陶瓷盆极易坏。经济类书籍也要带些了。药类：丹参和鼾立停先不用带了；带眼药、感冒药、治皮肤瘙痒药、EC复合剂等。我“呼吸间息症”（呼噜）经这段时间已大有好转。另有几本书请购：《行者无疆》余秋雨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权利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铎泽。上海人民出版社明年杂志订了吗？这月是最后期限了吧。


   昨天下雪，给我好心情。愿你一样。


   问宋全家好。


   父亲2001年12月8日


   父系与母系


   我的父母都是中共老干部，老革命了。


   从父系这条线上讲老家是江苏宜兴。宜兴是出紫沙壶的地方，也是地杰人灵，据说在全国是出“教授”最多的地方。爷爷在宜兴是大地主，但解放前就病逝了。爸爸跟着时代走，10几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四军，后又是北平市清华大学地下党委负责人。做为掩护，同时在清华大学英语系上学。所以爸爸是一个知识份子型的中共干部了。这是不是他一生坎坷的原因呢？爸爸61年反右倾被打成“右倾份子”，下放劳动，家也搬到沙滩那儿的一个大四合院里的里外一个小套间了。


   从母系这条线上讲老家是湖南的长沙。妈妈也是北平师范大学（现北师大）的学生，地下中共党员。外婆是湖南黄兴姐姐这条线下来的。前些年黄兴小女儿从美国回京，妈妈也要叫她外婆呢！91年我和继红去长沙，在小雨中登上岳麓山，在黄兴墓前，向前辈三鞠躬，以示追念吧。我有两个外公，一个是亲外公钟皿浪，一个是继外公黎锦熙。


   钟皿浪黄埔军校4期，大革命前的中共党员，北伐时任营长，后被派到安源煤矿组织矿工参加秋收暴动，为第1师特务营营长；秋收暴动失败，与组织失去联系，后在抗日初带部队起义，重回中共。离休前是北方交通大学副校长，现已99岁，仍健在。


   黎锦熙是九三学社领导人之一，北师大校长、系主任、著名教授、学者，历任新中国1至5届人大代表，直至去世。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毛进京后不忘师恩，数次接黎去中南海一晤。我小时候在黎锦熙的那个四合院里住过很多日子。在西单附近。我考初中作文题《我的家庭》就是写的黎锦熙，得100分，这是后话了。


   父母的离婚与我对家庭的心理障碍


   妈妈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父母离婚了。我51年生人。那时刚上小学，弟弟建一跟母亲，我由父亲抚养。这边有继母，那边有继父，对我来讲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幼少儿与父母的关系可能深远地影响他的性格形成和人生。两个家又各有弟弟妹妹，可能大人无意，小孩子却是多心的，我又是一个感情敏感的人。我从2岁开始住幼儿园直到17岁下乡，一直是过着周末回家、两个家轮流回的日子。家对我说没有溺爱，没有撒娇，没有久盼回归的温暖。不恋父母，不恋家，形成了我一生是“家庭”、“私人感情”的“流浪者”，形成到现在也对一个温暖的家有着不以为然、不习惯、没有信心的心理障碍。它与我后来两次婚姻失败“相辅相成”。它是我最终倾向于“独身主义”的一个很大成因吧。当然，也因此我最终也没有走进父母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中去，最终也是一个对父母没有任何帮助的不孝之子。


   外婆家与爸爸家


   对家的印象最深的还是西单成方街黎锦熙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正北房是一大客厅，东西套着两个小耳房，东耳房是黎爷爷的书房兼卧室，外婆住在西边；东西两间直接与正房客厅相通。


   黎爷爷著作等身，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信，每封信都用大剪刀认真地剪开看，不象我们随手撕开信封口。


   西厢房是小姨住。小姨后与母亲关系不太好，我已几十年未见了。我、建一弟弟和母亲住在南房一个内外套间里。我与建一在外间的两个单人床总是乱糟糟的，要外婆常来收拾并唠叨。


   东厢房是客房、佣人房、厕所、厨房。当时齐白石的小儿子齐金平也在外婆家帮忙（相当于“管家”吧）。他住在南边一间小屋里，里面另带有一小厕所和煤房。我管齐金平叫齐叔叔。齐叔叔有天晚上带我去外面玩，吃夜宵，至今难忘。


   我常回外婆家，多于回爸爸家，但总有林黛玉回贾府的感觉……


   外婆家、爸爸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书多。那时回家没有电视，我又不爱玩，不爱腻在父母身边，除了吃饭，最多时间就是看书了。知识份子的家庭背景、从小嗜好读书可能也是我一生有种知识份子的责任感、对生命不游戏、不苟且、认真、言行一致而又反潮流、反常规，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份子”（科塞语）的重要成因。



查建国


   幼儿园与小学生活


   因父母都是北京市委干部，53年我两岁时就进了北海幼儿园。北海幼儿园在北海公园后门东边的一个大红门内，是北京有名的幼儿园。当时园内市政府子女多，据说现在进去要很高的费用呢。


   我当时是住在园里，每周回一次家。记得我还和建一有天溜出大门，“逃”回家否，就记不清了。


   由于是重点幼儿园，从小是没吃过苦的，顺顺利利地在7周岁（58年）上了北京一所有名的重点小学──北京小学。



北京小学在宣武区市府大楼西面。我还是过着住校每周回一次家的生活。在学校，我的学习成绩一般。有一次小考算术，全班所有同学都是5分，所有卷子都贴在教室外的墙上。这说明我学习成绩一般也只是在这个整体水平较高的学校里的“一般”吧。学习成绩既然一般，学习兴趣就不会很高。我的兴趣转移到下棋上面。我得过全校象棋冠军，后又在围棋组活动，参加过市幼少组比赛，可惜没过两轮就下来了，但围棋还是成了我终生的唯一的体育或艺术方面能够实践的爱好。


   小学生活6年，但最深印象的却是一件小事：有次星期日下午回校，倾盆大雨，远近一片茫茫。我一个人强力撑着东倒西歪的伞，从成方街外婆家步行回校。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回校后心情的兴奋、愉快至今难忘。


   两年的初中生活


   64年我13周岁参加全市统一的初考。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不突出，老师建议我不要报“太好”的中学。但我还是第一志愿填了“人大附中”。没有想到考试的两门课程──算术、语文（含作文）──我都得了100分。双百分的成绩、人大附中美丽校园，一入校我即担任的班长职务──这些竟一下好象使我变了一个人，长大了，“开窍”了，爱学习了。


   我初二时就自修完了初三的功课，准备跳级参加中考。就这样还有过剩的精力，除了班长、校刊《东风报》编辑等业余活动外，我和几个同学还自愿组织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14、15岁时，开始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高深”的哲学思想并不觉甚难，反而体验到了其中无穷的味道。“毛著学习小组”后被校方以“减少课外活动”的理由取消了。


   一次是作文，题目记不清了，但总是“花前月下”之类，我索性不作，另写一题，是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对教育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内容记不清了，但是否也可算张铁生的“先驱”呢？！另一次是数学考试，我撇开必作题，只选作题，故最后也只得了选作题的20分。


   三位老师的印象


   到66年“文革”，停课。我中学生活实际才两年。在6年小学、两年中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有三位。


   一位是北京小学的冯英老师。她是一位瘦弱多病的年轻女老师，整整当了我们6年的班主任。她认真的形象、好看的板书，都影响了我。我启蒙的冯老师啊，您现在可好？


   再一位是我中学的女班主任杨得复老师。杨老师是市级模范教师，教我们语文。因我是班长，与杨老师接触多些，周末回校晚还去老师家吃饭。后来我在内蒙挨整时，县里派人找杨老师外调，杨老师还说了我很多好话。我回京后与同学们为老师祝寿，其乐融融。但没想到多病的杨老师终没有过完95年。在杨老师的追掉会上，同学们都哭了。再也看不见和蔼可亲的杨老师了，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一流再流。


   另一位是我们中学的英语关老师。这倒不是因为我英语受益于他。我语言能力差，英语虽蒙关老师教了两年，但至今已忘光。关老师解放前是法新社驻中国记者，后又是朝鲜板门店中、美谈判翻译，但因被打成右派，成了中学教员。关老师平常总是衣冠楚楚，很有风度。


   文革时，可以想象关老师处境的维艰。我终身难忘是因为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去他宿舍“审问”他。在一群“红卫兵”小将的拳打脚踢中，我也“义愤填膺”地上去给了他一耳光。过去好多年了，听说关老师已经去逝。我再也没有机会向他忏悔了。


   还有一个耳光也叫我终身难忘：这是对我的同学关汉游的。关汉游胖胖身体，与我小学、中学都是最好的同学，只因他是华侨子弟，文革中居然也成了“打击对象”。在一次教室的围攻中，我为了表现自己与他划清界限，竟然也抽了他一耳光。这个耳光把我们好朋友、好同学的关系打飞了。现在关汉游不知在何处？他可否能原谅无知懦弱的我？但我是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这两个耳光了。深深地厌恶这个过去，决心以我现在和未来的全部生命去为历史不再重演而努力是我现在的所想。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初中的学习


   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断了我初中的学习。后来有人问我学历，我经常脱口而出：“初中没毕业”。实际上也是，我只上完了初二，没有上初三。


   学习的突然中断，造成了我今后的两个特点：一是“童子功”，古文、外语、数、理、化都不成，知识结构严重失衡，再不可能走我原想走的──学者的──路了；二是我今后主要靠读书自学，终身再不喜欢“应试学习”了。



做了一个出色的红卫兵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时我才15岁，是人大附中的初二学生。但我和我的同学们仍是怀着莫名的、朦胧的兴奋心情关注着报刊上越来越多的争论文章。记得我是那样认真地读关于李秀成是假降、还是叛徒的长篇文章，是那样兴奋地看清华附中同学写的“造反有理”的文章。


   全国第一批红卫兵在北京，在几个附中。我参加了人大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当时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各中学。校园里出现了“红卫兵是右派学生组织”、“红卫兵必须解散”的标语。我们回不了宿舍，就在教室铺着大字报纸睡，一直到毛泽东回到北京。



8月18日那天，天安门广场有活动。我不知道是多么重要的活动，就去了军博看展览，回来后才知毛泽东那天在天安门城楼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我们“翻身吐气”了。北京校园从此大乱：不上课，学生当家作主，校领导、老师一律靠边站。


   可能是年轻人天生不喜欢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秩序，对文革中共产党领导在基层的一时失控，我们是那样地感到“自由”的兴奋，如鱼得水，适应得很快。我参加了几十所中学红卫兵冲进清华园撕毁大字报的行动，参加了学校揭发批判校领导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活动。


   和迟向东到社会中去，行万里路，不怕吃苦，是最令我们那代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事。就在我们万事具备、准备出发时，事情被上面知道了。北京市革委会出面阻止了我们的行动。


   这件事虽然失败了，但在筹备过程中却出现了对我个人来讲是很大的一件事。准备一块走的几个同学中有一个女生，叫郭铁虎，比我低一届，初一的，矮胖，但长得甜，斗争性强，这跟我倒合得来。感情不知哪天发生了。这就是初恋？朝思暮想，相处时异样的兴奋却不过线，没有功利的比较，没有今后长远生活的安排，只有情，纯洁的情，这就是初恋！


   我们两人好，不知怎么让郭铁虎家里知道了。她父母是外交部干部，住在建国门外外交部宿舍。她妈妈来学校找军训团的领导，阻止我们关系的发展。我当时想：我们俩人好，又没有影响别人，怎么就不对呢？年轻人的感情真是别人挡不住，只有自己起变化。


   一年后郭铁虎以自己有病为由毅然切断了我们的关系。现在她在西安工作。有的老同学知道她的地址，却对我说：不要再让已经平静的心再不平静吧。“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68年夏，海淀区召开“学毛著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人大附中有两个代表，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高我三届，高二的女生王彩霞。王彩霞是军队干部子弟，一身军装，很爱跟我聊。谁能想到，7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下乡插队去，“代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好！”


   68年秋，北京中学开始了下乡插队。我已经对学校的运动兴趣不大了。去农村广阔天地，了解农民，了解社会，为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献身，新的生活，远大的事业深深激荡着我。


   8月份的一天，王彩霞找我，说他们几个同学联系去内蒙河套地区下乡插队，问我去不去？“去！”。我没有犹豫。报名后，很快地学校贴出了下乡“光荣榜”。尔后我才对家里讲，做下乡的准备。


   从北京大城市到边疆穷苦农村去当农民，瞬间决定，一去不复返，这就是当时的我们！


   68年9月17日我们离京赴蒙。在北京火车站妈妈去送我，哭了。一大群同学去送我，哭成一片。但我心里没有悲伤。在火车缓缓开动时，很多同学跟着火车跑。我当即写了一个字条贴在火车门玻璃上。字条上写着“代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好！”毛主席是我心中的神啊！


   想想30多年后的今天，我对毛的基本评价已经是负面的。真是沧海桑田！


   复课后的斗争生涯


   68年初复课了，但我们的心却很难收回来。课没怎么上，还是尽忙着“文革”的事。


   在学校主要是“井冈山”、“红旗”、“红卫兵”三派的斗争。大家都自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红卫兵”近于消沉，活动不多。“红旗”自恃出身好。好象更“红”、更“保皇”一些。“井冈山”成份杂，对打倒“走资派”更易接受。


   但这些学生组织之间分歧能严重到势不两立，甚至武斗吗？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深知“派性”的危害。它就象毒品，一沾上，不由自主，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没有法制、没有现代民主意识、习惯的自由，同没有自由一样可怕。


   渐渐地，我对这些“派战”也厌倦了，和几个朋友筹划步行去西藏。同学去西安、成都、重庆大串联，有参观游览，但更多地还是和当地大学生一起参加当地的文革活动。那时的我是那样忙，不断地分析校园文革动态，时时关注着全国文革的进展，和同学们一起研究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精神、文革的理论（我当时写过打倒“走资派”的理论文章）。


   可能是我共产党高干血统低、平等思想较多吧，也可能是父母文革中均受冲击，我当时对红卫兵中的武斗和崇拜“对联”（作者注：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风气不满，竟发展到人大附中红卫兵组织公开贴出布告，把我开除出红卫兵组织。


   这样也好，一不作，二不休，我和李百替等人联合了若干小组织成立了人大附中井冈山组织。我们不象红卫兵只收出身好的。我们是兼收并容。这样一下子发展到了500多人，成了人大附中三大派（井冈山、红卫兵、红旗）中人数最多的。我是井冈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井冈山的大旗和印章后来我下乡时带去。若干年后，印着“井冈山”三个黄字的大红旗被我在贫困中做了褥子面。



成为红卫兵中的温和派


   红卫兵最讲究斗争性，但影响我最深，并使我终身成为激进中的“温和派”的一件事是：有天突然几个“井冈山”的战友跑来找我，让我赶快去学校食堂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说因为我们“井冈山”刚贴出的大字报盖住了“红旗”组织前天贴的大字报，双方吵起来了。待我到大字报栏前，双方已经聚了很多人，剑拔弩张，各讲各理，互不相让。随着争吵气氛生温，大有一场武斗要开始的架势。怎么办？我们人多，难道就开仗吗？我终于下决心，撕！自己撕掉我们的大字报。很多“井冈山”的女同学流出了“屈辱”的眼泪。可我心中却感到了胜利。这种感觉很好。


   到贫下中农中去接受“再教育”


   67年中央开始“收”，学校开始了“复课”，解放军的“军宣队”进驻了学校。由于我在“井冈山”组织的身分，我被结合到校革委会，成了校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校刊主编。20多年后，在人大附中50年校庆时我回校，回到了当年我们初中67级1班的教室。对着一大群教室里的学弟、学妹们，我指着墙上说，“当年我们在墙上通栏贴着大标语‘活着干，死了算’，竖着贴着4个大字，左边是‘肃静’，右边是‘禁烟’”。这都是我想的、我安排贴的。这些小学弟、小学妹怎么能想象，怎么能理解当年的我们呢？！



出北京西行20多小时，连过呼和浩特市，过包头市，在黄河河套平原上的一个叫“巴彦高勒”的小站放下了满满一火车的北京知青。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磴口县的县府所在地。磴口县西靠浩瀚无边的乌兰布和大沙漠，南傍滚滚东去的黄河，北边再过两个旗县就是与蒙古接壤的边境线。小县也就7、8万人口。县府所在的巴彦高勒镇有2、3万人。底矮杂乱的平房，是唯一一条有商业气息较繁华的小街。


   文革的进程有时间差。这里还在进行派战武斗。但对我们讲已经是昨日黄花了。我们急不可待地到农村去过新的生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贫下中农中去接受“再教育”。


   我们这些知青去了渡口公社永胜大队北七顶生产队


   我向县里要求去最苦最穷的生产队。后来知道，这里的生产队都差不多地穷苦。我分配到了县城东边的渡口公社永胜大队北七顶生产队。


   很多年以前，这里是蒙古人放牧的草场。可能是有七顶帐篷长聚于此，以后地名就叫七顶房了。现分南七顶、北七顶两个生产队。我所在的北七顶队里有4、50户人家，多是从内地搬迁来的外来户，种着几百亩地，产量很低，仅可温饱。


   我们这个知青小组共8人。


   ◆我是组长，但岁数最小，因为停课两年进行文革，我这个初二学生　也已17岁了。◆赵齐，19岁，高一，为人四海，极厚道，说话慢条斯理，办事沿着　诚信，和我是至今30多年来往最多的朋友。◆滦河，19岁，与赵齐同班，精明干练，现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　我被捕前还常去他家下棋。◆李晓原，19岁，高一学生，因其父是国民党军医，处境埋没天份，　听说现在外地一所大学教英语。◆王书鼎，20岁，高二学生，书生气重。前几年见他，是北京一中的　高三班主任。他是适合教书的。


   三个女生。


   ◆王丽莎，21岁，高三学生，生在英国，叫我们看，怎么也总有些洋　味。◆贾慧英，18岁，初三学生，父亲是北京市委的秘书长，可她本人倒　是很和人能相处的。王丽莎、贾慧英自从她们离开北七顶后就再没　见过，不知现在何方？◆严兆辉是从别的小队后调我们队的。她与王彩霞一个班，善良、正　直、有点倔。今年红儿结婚，她还去祝贺呢！


   王书鼎、王丽莎、贾慧英三人不是人大附中的，但和我们5个人大附中的在一起，也如一家。王彩霞和姜幼年、左太行、王阿莲等人大附中同学，分到与我们同一个大队的小永胜生产队，和北七顶队地挨地，中间隔着一条小渠。


   生活、工作在北七顶生产队


   队里用上面发给的“知青安置费”作我们第1年的口粮并盖了两间相连的土坯房。男、女生各一间。进门半间炕，炕头是即烧炕，又做饭的土灶。


   收了工，男同学捡树枝当柴，女生做饭。记得有一次，我们把煤油灯的煤油当成食油炒肉了，一股浓浓的煤油味。但吃顿肉不容易，大家还是慢慢地把肉吃了个差不多。


   初秋到队，冬天很快来临了，生个小铁炉取暖，但晚上封火很难。到了早上，墙上都是白霜，小铁炉上的水壶里的水已结成冰。


   生活虽苦，但我们仍是满腔热情，干活、学习、搞各种社会活动。


   我们这些大城市的干部子弟哪里干过这些农活？秋天挖大渠，摇摇晃晃担着两箩头湿泥往梁上走。当地年轻人喊：“把你们压回北京去！”冬天人拉小车往地里送沙送肥，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口号，顶着寒风一遍又一遍。活累，但人年轻，心气足，也就慢慢习惯了。收工之后，还要按计划看书学习。当年我写过一个《下乡插队一年总结》，上面写着，我们要学习马列毛原著……要学哲学……要学政治经济学……要学军事……。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我们给未上学的村里小孩办“耕读班”，教他们识字；自编自印普及哲学知识的教材给村里青年上政治课；自编节目，和社员一起组织文艺宣传队。我和贾慧英还一起演了一个小话剧；青年劳动突击队、民兵训练、团支部活动、外调内查批斗地富──也不知是谁再教育谁，反正以我们知青为骨干，为中心村里的政治、文化活动大大活跃了。


   在6年半的农民生活里，我们“而立”了


   孔子曰：“三十而立”。我理解是30岁时起码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应成熟了，稳定了，一辈子的方向确立了。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比较早熟。象我周围这些知青，大多有相同的经历：出身大城市干部知识份子家庭，10几岁刚开始思索人生时，就经历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政治大风暴──“文化大革命”──，而后又一下子到了社会最底层──边疆农村──当农民，而后再一步步地回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来。


   仿句保尔的名言：“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可以无愧地讲我都是以最积极进取的态度去参与生活的。”在68年9月至74年4月这6年半的农民生活里，在我17岁至24岁这一阶段里，我真正“而立”了。


   溶入农民


   下乡第2年，为了更好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民，我们北七顶队的知青独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美其名曰：与贫下中农一体化。我们不再集体生活，而是每一个人都到一户贫下中农家去，户口、工分、自留地都与这家人归在一起，完全是一家人同吃同住同分红了。


   我住在张栓其大爷家共5年多。大爷、大娘有4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大女儿比我大。其余都比我小。最小的是女儿，当时才2、3岁。5年多，他们全家对我象一家人的好，使我终生难忘。


   这么多年了，我也是坎坷贫穷，对他们竟毫无帮助。每每想起这个，总是心里愧疚难安。但唯一可慰的是，我真正溶于农民中去了。每遇一事，农民会怎么想，我自信心里有数。

编《通信录》，作社会调查


   为了更好地交流学习体会，由我负责我们自编的《通信录》，把各地知青朋友对社会的认识，用通信的方式编在一起，用我们带来的油印机、铁笔、钢板刻印若干份，寄到全国各地交流。才出2、3期，听说在北京竟把这份《通信录》当成“反动刊物”，就停编了。


   为了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69年秋我和赵齐两人去数省进行社会调查。


   我们背着油炒面等耐吃的东西到银川，再坐汽车到延安，到陕北宜川县我校知青插队点。我们白天与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开调查会，后又坐部队的小船过黄河，在黄河东岸的山西的大山里露宿。路费没有了，用全国粮票换点钱继续走，到山西汾阳杏花村我校知青点，到河南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找同学关德宝，到河南偃师县农村找返乡的同学李苏玉，后经江苏转回徐州、北京。



几年后因“黄土（土当）砖窑事件”（后述）批斗我，抄家抄出我写的这次调查报告，审查人员问：“进行全国社会调查是中央的事，你们为什么要搞？这是有政治野心！”真叫我啼笑皆非。


   非共产党员做了生产队第一把手


   艰苦的劳动，繁重的队里工作，都在磨练我的意志，锻炼我的能力。6年里，我担任了1年会计、3年队长。


   73年，做为全队的队长、当家人，我左思右想，终于在实践中认识到集体劳动的效率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开始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中进行包产到户的实验，并有全队土地包产到户的设想。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张大娘担心地对我说：这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在公社召开的队长大会上，我带头发言否认公社年年自封自吹的成绩，而重点查找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屡屡谔谔不驯的反潮流，使我入党的要求迟迟不得解决。


   做为生产队第一把手按惯例必须是共产党员担任。我不是，但插队后期队里已经形成队长非我莫属的局面。上面也就只好宣布：生产队领导班子由查建国负责组建。


   热衷政治，喜欢组织管理


   我热衷政治，喜欢组织管理，自认人生位置、目标已定，有两件事可见一斑。


   当时公社有一个电工的名额。当电工可挣工资、干活轻、到处受欢迎。上面照顾我，让我当了电工。可干了不到1个月，我坚决不干，跑了回来，仍当我的队长。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却觉得让我一辈子去干那些具体技术工作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另一件事是71年“9．13”事件，林彪身亡。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赶回北京去！我马上买了火车票回到北京，回到学校，到处了解政治局势。当然，一切“风平浪静”。我辈（红卫兵一代）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了。


   寻觅爱人


   69年，我和赵齐数省调查后回到北京，专门去了一趟郭铁虎家。已病退回京的她，视我如同陌路。这终于使我最后死了心。伤心的我不想在知青中找对象了。


   我开始注意村里一个姑娘，叫周金燕。她性情温和，长相在村里是最漂亮的。那是71年，我20岁，她18岁。有一天她爸爸来我住处。我对他讲：“周叔，我准备明年结婚。”他奇怪地问：“和谁结婚？”。我单刀直入：“和你女儿”。沉默了一下，他说：“我考虑考虑”。“行，1个月后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


   我知道周金燕最听她爸的话，所以这事从始至终我也没与她本人谈。两天后，我以副队长身分过黄河去伊盟安置我们队在牧区的一群羊。


   1个月后回来，我又找到了周金燕的爸爸。他对我讲：“你来我们队已经两年多了。你性格好，人也能干，但是你现在还是农村户口。这事等你有了城市户口再说吧。”


   几天后，我写信给正在呼和浩特市上大学的王彩霞，和她定下了未婚夫妻的关系。王彩霞曾来信说，如果她毕业后我还在农村，她仍愿意回到农村来找我。


   一个要有城市户口再谈，一个是已到了大城市还愿为我回农村，从中抉择不就很容易了吗？


   王彩霞心善，对我极好。在她临毕业时，她的一个同学、好朋友梁辉给我来信，批评我：“你能不能对王彩霞好一些。”实际上我们关系一直不坏。但从内心讲，我又一直没有产生强烈的热恋激情。理智大于感情，这到底是为什么？这难道为18年后的分手埋下了基础？


   要搞好一个生产队


   几年后，北七顶知青小组的另7个成员一个个或上大学、或工作、或返京，都走了，只剩我一人仍在坚持着。


   73年我去呼和浩特市开内蒙古先进知青代表大会，在《内蒙古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和部份知青代表共同写的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倡议书。搞好一个队，内因、外因很多，尤其是在集体劳动制度下谈何容易！但我不服气，仍在坚持着……。


   有好几次，我一个人赶着小毛驴车从县城回村里。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透过暮霭披洒在田野上，远边的大渠背上人影忽忽晃晃。在惊喜这田园美景之后，心中又充满了惆怅，想我一生凌云抱负，难道就永远地在这边陲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可我又不会、也不屑于去拉关系、走后门，脱离农村，更何况我还心不甘：我就不信搞不好一个生产队！


   就在这时，命运让我遇见了县里干部老余、老郭夫妇。县商业局干部老余先到我队协助工作。她走后，她丈夫县广播站站长老郭又来我队协助工作。我们成了挚友。74年春，老郭见我拼得很凶，身体却很弱，有时劳动收工，还要人扶着回来，就积极为我办了去县里当国家干部的手续。虽然在去了县银行工作后，我还给县委主要领导写信，希望再回北七顶队，但终于没有回去。6年半的农村生活划上了句号。



结婚在磴口县的一个办公室


   74年6月，我从北七顶生产队到磴口县银行（当时人、工、农各行未分家）工作，被分配到四坝公社营业所任农贷员。12个月后业务还未搞熟，就又调到中共县委宣传部写作组工作。


   写作组只有两人：组长王明清（后任《内蒙古日报》社社长）、组员我。当时县委县政府都大量抽人加强农业这个主要工作。


   我很快又被临时抽调到县农业学大寨指挥部工作。每天跟着县委书记、县长后面转，写些文件之类的材料。



王彩霞从呼市内蒙古农牧学院毕业后又回到磴口县，任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75年，我们在县城结婚，新房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一间办公室。那年代的结婚真是简单得很：老郭、老余帮我们做饭，请同事和北七顶老乡吃了一顿，每人送礼5角钱或1元。我高兴得不得了，能收几十元啊！


   要我领导亩产千斤


   由于在县学大寨指挥部与县领导们接触多，他们对我有了较多的了解。75年冬天，县委巴图书记一次去黄土（土当）大队检查工作，黄土（土当）大队是当时全县亩产最高的大队，因而要求他们：明年要亩产上千斤。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向县里第一把手“诉苦”：我们领导力量弱，怕完不成县里交给的任务。“行，就给你们派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来！”巴书记一锤定音，立马就把正在学大寨指挥部写文件的我调到了黄土（土当），任公社工作队副队长、大队工作组组长。


   我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自然是了解情况。这个大队紧靠县城，土地好，但单产也就是500来斤，想一年就过千斤，我这个当了多年生产队队长的人，深知此又是头脑发热了。


   大建砖窑的活动：右倾？


   因单一种粮，社员很穷，生产队积累很少。县里在我们这开现场会，连贴欢迎标语的钱，大队都拿不出来。


   当时内蒙古的农业政策极“左”，只准农民种地，外出搞副业、打工挣钱就是资本主义。“胶车上路，砖窖冒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表现。原来黄土（土当）就有砖窑，被批判停产了，砖窑也都塌了。可我决心还是要粮钱一起抓。


   我召开打发队党支部会（我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这后来自然也是整我的一条问题），大队下属3个小队的大小队干部联席会、全体社员分组讨论会等一系列会议，讨论新建砖窑，“黄土变成金”。我到处宣传：要抓钱，虽然上面不同意也要搞，出了事我负责。全大队干群经过充分的讨论，思想统一干劲高涨。


   76年夏天，我们开始了热热烈烈地大建砖窑的活动。我带头担土，鼓励社员们不要松劲。那时我年轻，干劲十足，天不怕地不怕，风头太健。县委书记在全县工作队队长会上号召向我学习。


   有人透风给我：县里准备向自治区给我报副县长的职务。刚易折，正易激，出头的椽子先烂。有人打小报告：查建国顶风上，在黄土（土当）建砖窑搞资本主义。在砖窑未建完时，县里就把我调走了，调到县水利专业团任办公室主任。


   没有多长时间，县委下了32号文件。文件讲：查建国到黄土（土当）大队工作后右倾，搞资本主义，黄土（土当）大队的砖窑没收上交县里。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份文件。当时我大怒：县里在下文件之前，为什么不找我这个当事人调查一下呢？文件的精神又是那么地荒谬。我马上给县委巴图书记、文革副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32号文件基本是错误的。现在全县的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是棍子、帽子压制了农民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信发出后没有反应。


   生了女儿


   76年这年真是中国的多事之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四人帮”被捕让我震惊，使我开始了对文革经历的深刻反思。


   这年，我做了爸爸。我女儿查慧怡来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人间。刚开始，我给她起名“查继红”，意思是望她继承我进行的红色事业，后又觉得政治毕竟难搞，不是女孩所为的，更何况我又会进行一个什么颜色的事业呢？就想给她改名“查慧医”，还是行医好，治病救人对己对人都好。她奶奶把“医”改成了近音“怡”，“继红”成了小名。


   后来王彩霞又怀孕。但那时她正是县计划生育局副局长，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堕胎了。查慧怡成了我们唯一的孩子。


   一封信引发的系列斗争


   76年12月，全县召开千人大会。全县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县各部门的四级主要领导都到会。


   开会前，我在县委大礼堂前碰见了县委张斌副书记。张书记对我说：“你的那封信巴书记很生气。这次会就不要提了。”我说：“这次大会县委不是要开门整风吗？要整风我就要提。”张书记生气地说：“你要提就让你上大会上讲，你敢讲？”“我讲！”“你敢讲？”“我讲！”“你敢讲？”“我讲！”我强硬地喊了三遍“我讲”。张书记生气地扭头走了。


   在大会农牧水组的讨论会上，我进行了长篇的发言，否定了县委32号文件，大讲办砖窑没有错。小组会后我又自己整理了一份“会议记要”，把我的发言整理出要点，上交大会秘书处。两天后，大会把这份“会议记要”加按语下发给大会全体代表。按语讲：查建国公然跳出来与县委作对，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要求全体代表对查建国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这套是上行下效，大有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作风。


   大会打断原定程序，专门用一天时间对我的问题进行辩论。在上百人的一个分组上，有人说：“查建国公然跳出来反对县委，反对巴盟盟委，反对内蒙古党委，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当时站起来，用手指着那个发言的人说：“什么叫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这就是活标本！”


   大会结束的最后一天宣布：查建国停止工作，留在县里继续辩论。


   但在会后紧接的我与县委常委及部份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辩论会上，我刚发言了一半，巴图书记宣布：“查建国停止发言，现在开始批判。”尔后我又在县礼堂的千人大会上被揪到前台进行批判，并宣布县委决定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此后抄了我两次家，大小会批判整整30次。


   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姓马的公社团委书记成了我批斗的陪伴者。他在全县四级干部会散会后回家对人讲：“县里对查建国进行围攻式的辩论，查建国舌战群儒，也有李玉和斗鸠山的架势。”有人连夜去县里告状。这位马书记就成了“查建国的吹鼓手”。一辆吉普拉着我和这位团委书记全县各公社转着接受批判。


   白天开会批判。晚上我就主动与带队的县里干部继续辩论。隔离审查两年，先把我关在县委大楼一间办公室里，后又在县一中，县工程队、工地公社、县原种场等地关押，两年不允许回家。不通过任何司法手续县党委就能决定关押一个公民两年，这在那年代也不奇怪啊！


   写作组的王明清把我写过的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交给了县里。文章受当时政治的影响有“走资派”等文革用语、文革思维。这一下，我又有了“四人邦吹鼓手”的罪名。其实，文章对新时代既得利益集团应如何分析概括尚在其外，但以言治罪的做法从这时起让我终身痛恶！


   隔离被解除了


   两年的隔离生活也过得快。我经常是开批判会前还在埋头学习马列（这时期我通过《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资本论》），会后一回到隔离室坐下就继续学。


   在县原种场，我白天赶着群毛驴和马去放，肩上背着书包，晚上给牲口添草，住在饲养员房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这样看了各类书100多本。当然，后来我也有偶尔跑出来的时候。一次跑出来与在公社当医生的北京知青郑宝青喝酒（郑现在还在巴盟，任巴盟公署秘书长）。两人一气喝了两瓶烈性白酒，以酒消愁吧。一次跑到县城大街上贴了一份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巴书记一贯极左，改也难，但我们还是要帮。”大字报轰动县城。那时，我真是全县传奇人物啊！


   78年12月，中共11届3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县委被迫解除对我的隔离，承认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把我分配到县城北边的四坝公社当公社干部。


https://blog.boxun.com/hero/cjg/13_1.shtml